这是今年最热的一天，启示录般的和弦回响在空荡的教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讲述着自己的“救世主情结”。这个赌赢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一天进账10亿美元的人，一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着他所谓的“救世主幻想”。“我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将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道，那粗糙的嗓音表明他的中欧血统。“以前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

然而，今天，他置身于一个迎合“特大号”自负的场所——Mosimann’s，这个休闲餐厅曾是长老会教堂。今天是员工培训日，这个地方空空荡荡。不过，既然花费150英镑预定了一间私人包房，我们仍可享受服务。当我们在吧台喝酒、俯瞰曾经是侧廊的地方时，一阵瓦格纳风格的渐强音在我们身后越来越响。这是那种可能让你想去侵略波兰的音乐。怪不得这个餐厅的公司客户觉得这里令人振奋。

超然到心不在焉

不过，索罗斯完全属于另一类。他是如此超然，以至于对自己最大的成就——1992年9月16日“黑色星期三” ——也心不在

焉。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索罗斯赌赢英镑贬值，打击了约翰•梅杰(John Major)政府，最终导致工党上台。不过，那一天赚到最多钱的人，却不那么在乎。

“那天是星期三吗？”他问道。“我觉得是星期四。”

“星期三，”我确认道。“肯定是星期三。”

“是吗？”他又问了一遍，仿佛要与从前的自己保持距离。

斥巨资反对布什政府

如今，75岁的他不再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他承认，曾在整个90年代让人敬畏的他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已不是重量级角色。不过，他的雄心现在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索罗斯

建立了一个横跨全球的慈善基金网，他为推动了导致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下台的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而自豪，同时还斥巨资反对布什政府。

他还写了9本书，大部分都是近10年写的，用来阐述他喜爱的“反射性”(reflexivity)理论。我刚读过他最新的书《易错时代》(The Age of Fallibility)，想晚些时候再跟他讨论抽象概念。

于是，在索罗斯啜饮他的堪培利开胃酒和苏打水时，我问到

1944年的情况。那一年，纳粹入侵了他的祖国匈牙利，杀死了他的数十万犹太同胞。索罗斯本人曾不得不投递驱逐通知。不过，他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年。

他在提到那个时代时表示：“这无疑是我形成世界观的一年。”当时他的父亲获得了伪造的身份证件，拯救了家人和其他许多人的性命。“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用活生生的现实把全部的智慧教给我，说明为了生存人必须做些什么。我后来在金融圈里的许多冒险行为，以及我的慈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他的影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常规准则也有不适用的时候”

“我当时学到，常规准则也有不适用的时候，”他表示。“我还认识到，有时候，消极被动可能更加危险，冒险的风险反而更小。”他向后靠了靠，天太热了。

索罗斯的性格中掺杂着专横、张扬和谦卑。他对用在他身上的一些夸张描述颇为得意，如“打败英国央行的人”，或是“没有国籍的政治家”。不过，当我问他是否仅仅是一位“客串”大思想家的亿万富翁时，他也会聆听、点头，并用一些不客气的形容词来描绘自己和自己的主张。他有时会建议用“傲慢的”这个词，也会主动提议用“令人讨厌的”。

我谈起他与他父亲之间的不同之处，他称父亲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世界大战经历对他们都有很大影响——他的父亲在俄国革命期间曾被关押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但此后，老索罗斯从来没有寻求过金钱或权力。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被经历给打垮了，”索罗斯提到他父亲时表示。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创办了全球首份、也是唯一一份世界语文学杂志，但最后在纽约科尼岛经营一个卖意大利浓咖啡的小摊。“他避免受人关注。”

我们背后发出一阵沙沙声，这时该店的主厨兼业主安东?莫西曼(Anton Mosimann)出现了，脸上挂着微笑，系着蝴蝶结领结，蓄着浓密的胡须。与索罗斯一样，他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他的网站上称，鸡肉的味道应该像鸡肉，而鱼也应该吃起来像鱼——他写的著作甚至比这位亿万富翁还要多。

“你们今天不开张吗？”索罗斯问道。

“我们已经为你们做了一些食物，”莫西曼向我们保证，并很快带着我们走向教堂的后部，我们沿着一扇扇防火门走下去，进入大卫杜夫房(Davidoff Room)，这是一间包房，故意设计得像雪茄烟盒内部。

在伦敦打工求学

这并非索罗斯第一次看到一家餐馆的后部。1947年他来到英国后（他父亲劝他不要去苏联），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期间曾打过形形色色的零工。他曾在当时伦敦一家时髦的餐馆Quaglino’s工作，靠空心甜饼充饥。他还做过小饰品的推销员，也在游泳池当过服务生。

但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习更具影响力，特别是与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短暂接触，波普推崇“开放社会”相对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极权主义的优点。

对索罗斯形成影响的是波普的洞察力：由于人类可能犯错，社会应接受新思想，而不应死守僵硬的教条。他自己则走得更远，主张人肯定会犯错。

人的错误观念会与现实发生互动

这就是他的“反射性”(reflexivity)理论的来源。其基本思想是，人的错误观念会与现实发生互动，无论是压低汇率，还是宣传一个主意，如美国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索罗斯断言，这一理论帮助他赚取了财富。

他笑道：“我对自己的富裕相当坦然。”（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表示，他让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挥霍，如在伦敦公寓保留永久员工，尽管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

1956年，他来到纽约，担任一家对冲基金的经理，同年其父也来到纽约。20年后，当他赚得自己的首桶金3000万美元后，他遭遇了中年危机。“我累坏了。我痛苦地思索，我要更多的钱是为了什么，”他说。他开始吃菊苣沙拉，“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决定成立开放社会基金(Open Society Fund)。”

索罗斯将他筹资建立的机构网络称为“基金会与运动的交叉点”。它曾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后支付部长级官员的薪水，在前苏联帮助多位科学家免遭饥饿，还致力于促进政府透明度、人权和传媒自由。它甚至曾支持过匈牙利齐特琴弹奏者协会。但赚钱是他最知名之处。有关金融家索罗斯的故事非常多——关于他如何在俄罗斯和日本损失巨额资金，以及他如何总是想要加大赌注。例如，他在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赚得10亿美元利润的原因是，他押注100亿美元。投资也给他带来了痛苦，因为他担心失去冒险投入的资金。尽管索罗斯谈到一大堆反射性理论，他承认，自己往往是由于背痛，才感觉到投资遇到了麻烦。他对风险的兴趣已经不再，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自己的基金会能够长期存在。这意味着，他在一天内用自己的全部财富豪赌的时代已经过去。

“不再依赖市场让我欣慰”

“不再依赖市场让我感到欣慰，”他表示，并补充称，他认为自己的主要遗产是著作和慈善事业。“金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投入行动的哲学。”他也没有放弃获得对其“概念框架”支持的努力，即使他在很久以前承认，他无法弄清楚自己的作品。

我一边把餐叉叉进我的鞑靼牛肉，看着蛋黄从中流出，一边问他的书是为谁而写。索罗斯静静地嚼着鲑鱼，他停下来从手指上弄走少量蛋黄酱。“学生们，”他回答，“那些正在形成世界观的人们。”学生们？《易错时代》最后50页是对43年前一篇课文的改写，连他的导师波普(Popper)对那些内容都没有太多兴趣。他表示：“我有一种感觉，我没有很好诠释自己的理念。”他表示，那本书是一次研究美国社会的尝试，他责备美国社会让布什连任，按照他的观点，这使世界处于更为危险的境地。

“写书是为了理顺自己的思路”“

我写这本书，主要是理顺自己的思路，”他补充说。“可以说最终的听众就是我。”

他也希望改变公众舆论，并在上届美国大选时进行了一次反布什巡回演讲——我提出，那也许是一个有钱人的荒唐事。

“既然我是个有钱人，我做的任何荒唐事，都是一个有钱人的荒唐事，”他一边笑着，一边仓促地说。

一位亿万富翁写一篇冗长的文章，来反对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企业寻求刺激需求的方式，这难道不奇怪么？

“谁比我更有资格批评全球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是成功的，”他回答。“谁比我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人更有资格批评全球化？”

这顿饭超过了原定的时间。我们快速喝下一杯浓咖啡，随后，他带我从一个空甜点推车旁走过，回到主楼。在大门口，莫西曼和他的员工排成一排说再见，索罗斯慢步走向有专人驾驶的低调的雪铁龙(Citroen)汽车。

几天后，账单还是没到。我不太清楚我们那顿饭花了英国《金融时报》多少钱。但我估计，这些钱远远少于索罗斯在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那天用十分之一秒钟挣的钱。那天或许叫黑色星期四，谁知道呢。

译者/何黎

我邀请世界最著名的收购企业Kohlberg Kravis Roberts(简称KKR)的两位创始人共进午餐，两人不愿意出去用餐，但倒不反对我请他们点印度菜外卖到KKR的香港办公室来吃。这两人就是亨利•克雷维斯(Henry Kravis)和他的表兄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总部位于纽约的私人股本集团KKR在全世界有14家分支，投资的企业雇员总数逾100万人，其中包括美国医院集团(HCA)，以及英国制药和医疗保健集团联合博姿(Alliance Boots)。

KKR香港办公室位于香港租金最高的办公楼之一的56层。前台领着我来到一间会议室，告诉我两位老板即刻就到。午餐菜肴已经摆好，不是像我以为的那样装在塑料餐盒里，而是已经移装到精美的Wedgwood瓷盘里。亚麻餐巾也已经摆好，餐巾上绣着KKR字样。

罗伯茨很快就到了，非常典型的银行家打扮——细条纹西装、粉色衬衫、紫红色丝绸领带。他说，紫红色已经是KKR的企业标志色了，并递给我一张新的名片，名片上的KKR标也是这个颜色。克雷维斯随后也到了，穿着白衬衫、打着格子领带，金领带夹引人注目。

克雷维斯67岁，罗伯茨68岁，两人都个子不高、行动敏捷。尽管才分开几个小时，两人一见面就亲切地互相问好。这两表兄弟真是亲（比如，克雷维斯为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捐了一条长椅，以表兄的名字命名）。因为两人亲近，尽管如今的KKR已是一家有近900名员工、管理着600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上市公司，他们还是称其为“家族式企业”。

克雷维斯边问我喝什么饮料，边自己动手给他自己倒了一杯，没有劳烦站在旁边侍餐的3名员工。我要了一杯汽水，克雷维斯郑重地给我倒了。罗伯茨要了杯健怡可乐(Diet Coke)，克雷维斯给他倒的时候就随意多了。

从我们所在的56层楼俯瞰香港，令人头晕目眩。这顿午饭的时间花了几个月才敲定，因为我要请的这两位很少同时待在一个地方。克雷维斯住在纽约，罗伯茨住在美国西海岸。两人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一起吃饭，带着各自的太太。他们喜欢悄悄造访一些本地餐馆，有时候还是些很不上档次的馆子。（在我们约定午餐时间的前两天，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两对夫妇。4个人都穿得很随意，正准备去一家不知名的四川饭馆。）克雷维斯说，我们的午餐是他选的，他和他太太都很喜欢印度和印度菜。“玛丽-约瑟(Marie-Josée)和我喜欢去印度过圣诞，不过今年我打算1月6号去那里过生日。我们会去一些印度当地人都没听说的神庙。”

克雷维斯和罗伯茨在1976年创立了KKR。公司名称中的第一个K(Kohlberg)代表另一位较年长的共同创始人杰尔姆•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他在1987年离开了公司，次年，KKR就因在RJR纳比斯科(RJR Nabisco)收购案中的大胆行为一举成名。1990年出版的畅销书《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讲的就是这个收购案，如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该书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华尔街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那时，传统的经营方式被KKR这样的新贵完全颠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

克雷维斯和罗伯茨都曾是科尔伯格的手下，在敢于打拼、积极进取的纽约投资集团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工作，罗伯茨离职去加州的时候，克雷维斯顶替了他。在贝尔斯登的时候，三人开创了一种杠杆收购，后来在KKR，他们正式确立了这种模式。与科尔伯格分道扬镳经历了痛苦的过程，直到如今仍有余痛。分道扬镳的部分原因是，两位年轻人强硬的经营风格与前导师的低调不合拍，还有部分原因是在钱的问题上起了分歧。

KKR的经营模式依赖大量举债来收购企业，并在收购结束后用获得的现金偿还债务。收购成功的话，获利丰厚；不成功的话，通常是债主赔钱。因为在这种方式中私人股本企业与债主地位不平等，以及私人股本企业能够借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进行收购（只用拿出很少的自有资金），这一行业长期以来形象不佳。KKR早期大胆收购了许多大企业，且成功率很高，其名称因而变成了进取型“野蛮人”策略的代名词。

外界对这对表兄弟的印象是铁腕、志在必得，而我在香港办公室看到的两人实际上风度翩翩、谦恭有礼，我认为，这种区别就是两人在私人股本世界中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当然，两人也在努力改变外界对公司的印象，让大家了解公司现在的状况。几年前，我去纽约KKR总部参观时，墙上画着英式打猎场景，还挂着一些昂贵的、镶金框的传统画作。后来，他们决定抛弃旧形象，如今，KKR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墙上都挂着现代画作，通常由办公室所在地当地画家所作。克雷维斯向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捐了很多钱和画，他的第三任太太、经济学家玛丽-约瑟是该馆信托基金会董事长。

罗伯茨比克雷维斯年长4个月，据说脾气也更为温和。我问他为什么要转变风格。罗伯茨答道：“我们换掉那些画，想改变整个KKR的思维方式。”他补充说，卖旧画还挣了点钱。

我们坐下开始吃饭，克雷维斯郑重地先为我取了一客芝士菠菜，然后又加了一些咖喱土豆。他说，领带夹是他兄弟送的，上面有一枚1864年的维多利亚硬币。

“你居然还没弄丢，真神奇。”罗伯茨温和地说道，边说边自己取了一些肉，熟练地用扁面包卷起来吃。

克雷维斯和我各自又往自己的餐盘里取了几勺咖喱。我注意到，旅行习惯更为保守的罗伯茨（喜欢美国西海岸的高尔夫球场胜过印度神庙）在饮食习惯上也更加保守，不那么辣的印度烧烤更符合他的口味。

约10年前，有一段时期，这对表兄弟似乎没有现在这么亲近，公司发展也有些迷失方向，金融圈人士都在猜测他们会如何解决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后来，两位创始人对业务进行了重整，办公室大变样也是图个新气象。2010年7月，KKR追随其竞争对手、私人股本集团黑石(Blackstone)的脚步，在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挂牌上市。

这些年来，KKR收购的企业包括Safeway超市、电池制造商金霸王(Duracell)，当然也包括食品和烟草联合体RJR纳比斯科。如今，KKR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繁荣期收购的大部分企业都挺过来了，不过，收购成交价最高的德克萨斯能源期货控股公司（Texas Energy Future Holdings，原名德克萨斯公共事业公司(TXU)）目前仍未脱离困境。

克雷维斯相信KKR和私人股本业会经受住经济风暴的考验。“如果投资者们能够忍受流动性吃紧、等待5至7年，他们仍将获得丰厚的回报，收益率将是其他投资所无法比拟的。”克雷维斯说，“我们所有基金的价值都超过了成本，并正在产生回报，即便是那些没有全额投资的基金也是如此。”

亚洲业务是KKR增长最快的业务，自KKR筹集40亿美元用于投资亚洲公司，并在后来筹集10亿美元投资于年轻的中国公司以来，5年间，原来的小建筑已容纳不下现在的业务规模，因此KKR不久前搬入现在的办公室。克雷维斯经常在亚洲出差，一部分是为了培养与这里的投资者的关系，它们包括这一地区最富经验的投资者，比如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也包括一些最新的投资者，比如韩国的国民年金计划(National Pension Scheme)。（KKR最近与后者合作投资美国Colonial Pipeline公司。）

这对表兄弟这周在香港，是为了助阵本地员工为一只新亚洲基金筹资60亿美元。KKR在亚洲市场的历史比凯雷(Carlyle)这样的竞争对手要短得多，但看起来前景很不错。凯雷的亚洲业务已经向投资者返还了80亿美元的利润。KKR已经对亚洲地区的许多公司进行了投资，包括一家马鞍山的牧业公司（“我们拥有11万头奶牛，”克雷维斯骄傲地说）、一家上海的金融公司、一家韩国的啤酒公司和一家印度的连锁咖啡屋。

主管亚洲业务的是乔•贝(Joe Bae)，美籍韩国人，于2005年年仅33岁时走马上任。“但当初，我们创建KKR时才32岁，”克雷维斯回忆道。“那时（35年前），我们是光杆司令，只有彼此。”罗伯茨说，那时的两人，就像现在的贝，“年轻，有干劲，但很谨慎”。同时，KKR中国业务负责人刘海峰(David Liu)，是这家大收购公司中国区高管中唯一真正居住在中国的。

克雷维斯和罗伯茨表示，他们最大的挑战是，一方面在KKR中抵制官僚作风，另一方面打消一些年轻同事的自大。KKR的一名高管曾坚持在他下榻的每间酒店房间里，都摆放一架平台式钢琴，不计成本。这种做法不会再得到容忍。“关键不在于显示你自己是房间里最聪明的人，”克雷维斯说。“自大是致命的。”

尽管KKR多年来引来了许多模仿者，但它本身的企业文化令我吃惊，它的形象更像“门口的野蛮人”，而不是精英资本家。公司创始人从公司初始就把利润拿出来分享。首次公开发行之后，公司70%为员工持股，30%为公众持股。

罗伯茨放下餐叉，但克雷维斯又吃了一点咖喱羊肉和米饭，其间向我讲述了KKR如何向所有员工——包括支持部门员工和秘书——解释，为什么长期持股更有利于获利，尽管回报可能要数年的时间才会实现。“他们会说：‘能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Bloomingdales)1000美元的礼券做替代吗？’”两人在没有科尔伯格参与的情况下达成的第一笔交易——对Storer Communications的一笔24亿美元的投资——使每名员工获利8万美元。

自两人策划RJR纳比斯科收购以来，收购行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给收购RJR纳比斯科筹集资金，两人曾满世界奔波，比如，他们曾试图说服一批日本投资者和银行，凑足他们所需190亿美元贷款中的60亿美元。

20多年后，KKR的对手黑石和凯雷规模大得多，但这家“家族企业”仍然生机勃勃：克雷维斯在福布斯(Forbes)2011年美国富豪榜上名列第86位，罗伯茨列第91位。两人的估计资产均超过30亿美元。

克雷维斯点了许多菜色，两小时之后，大堆的唐杜里烤肉(tandoori meats)和一碗碗咖喱菜肴仍未见少。克雷维斯喝了点咖啡，罗伯茨要了茶，而我除了汽水以外什么也不喝，这让克雷维斯很失望。

用餐完毕后，罗伯茨告诉我，他将在下午晚些时候飞走，“乘‘罗伯茨号’航班，”他边走边说，克雷维斯则说他要在深夜飞往纽约——也是乘私人飞机。

过去一个月，克雷维斯只在纽约待了一天半。这次出差他们开了61次会。“我从1978年起，就一直去亚洲，”克雷维斯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3年，与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同行。但玛丽-约瑟1971年就开始去中国了。”我记得，那是尼克松(Nixon)著名访华之旅的前一年。

两人一起送我到电梯，并表示期待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看到这篇采访。“最好把我们描写成偶像，而不是传奇，”罗伯茨一本正经地说。“死了才能被描写成传奇。”

汉妮•桑德尔是英国《金融时报》国际金融领域首席记者

众目睽睽之下的大卫•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很少不系领带，今天也不例外。虽说是星期天大清早，纽约仍还在努力从暴风雪中恢复元气，那场暴雪让全城的积雪厚达一英尺。鲁宾斯坦衣冠楚楚，身穿蓝色西装，系着考究的红色爱马仕(Hermès)领带，他是私募公司凯雷(Carlyle)的共同创始人，做事从不马虎随意。

他对待午餐的方式也是有板有眼。“我把吃饭看作补充燃料，”他边问候我边说。“我可不喜欢早午餐两顿一起吃。”

今年63岁的鲁宾斯坦有着亿万富翁的所有行头与派头——在科罗拉多与南塔克特岛(Nantucket)有自己的豪宅、价值6500万美元的湾流(Gulfstream)私人飞机、纽约四季酒店(the Four Seasons)的常客、经常光顾纽约私募大亨最流连忘返的酒吧。但从其它方面看，他又显得鹤立鸡群。他的科学筹资手法彻底改变了整个私募行业的筹资理念，尽管凯雷并非第一家公开上市的私募公司，但八年前，正是鲁宾斯坦第一个想透了上市的种种裨益；2010年，盖茨(Bill Gates)与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共同发起美国顶级富豪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赠出来的“捐赠誓约”(Giving Pledge)号召后，鲁宾斯坦也是首先公开响应——“尽管与他们这些富豪相比，本人只是个小脚色”，他立马指出。

鲁宾斯坦依然是整个私募行业最坚定的捍卫者。“大家过去总觉得私募本质上只是个补偿方案，但它远远不止让公司更富效率，”他快速说道，而后又补充说：“我的语速绝对远超你写字的速度。”于是他停了一会儿，此时的我正奋笔疾书。“私募就是让管理层与股东珠联璧合，并给股东带来收益。我一心一意让公司资产不断升值，这让整个美国经济都受益匪浅。”

然而，尽管他似乎并不沉湎于滚滚财富造就的奢华生活。他想方设法向我表示自己在意自己的净财富额（福布斯(Forbes)最新富豪榜公布其财富为30亿美元）的原因不是由于自己爱钱，而是因为他喜欢把它们捐赠出去。他说自己活到这个岁数，钱已经成为自己的工具，而非终极目标。他自称“爱国慈善家”，然后嘱咐我“千万不要给凯雷投资人造成如此印象，说自己没有全心全意为他们的权益服务”。

正是依照他的建议，我俩相约在纽约上东区(Upper East Side)麦迪逊大道上的凯雷酒店(Carlyle Hotel on Madison Avenue)会面，大道两旁云集了精品时装店与艺术画廊，两边的积雪堆放得整整齐齐，在阳光下的映照下十分耀眼。当然，凯雷也是同名私募公司的名字，它也由鲁宾斯坦于1987年共同创办，他当时与共同创始人丹涅洛(Dan D'Aniello)与比尔•康威(Bill Conway)选此公司名的原因是它听起来颇具英国特色，喻意兴旺发达，寄托了他们当时全部的憧憬。

25年后，凯雷投资集团管理下的资产额已高达1500亿美元，是最成功的另类投资公司，大量投资于地产与对冲基金，还私有化了多家公司，待经营状况改善后再把它们卖掉或是上市，从中大获其利——去年一年，鲁宾斯坦就因此赚了1.35亿美元。凯雷的股价也达到近几年来的新高，当业绩并未如分析师们预计得那么亮丽时，股价开始下行。“我不知道股价是否还能继续维持高位，”他说。

他当时的一位同事说，鲁宾斯坦刚入私募这行时，为人特别内向。“会谈时，眼睛常常盯着自己鞋子看，但如今的他盯着对方的鞋子看，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如今，他不再笨手笨脚，而是个八面玲珑的老江湖。他说起话来语调平和，但语速超快、语气谦卑，有点象伍迪•艾伦(Woody Allen)，但穿的西服更为考究。

谈了大约30分钟后，我已饥肠辘辘，但鲁宾斯坦似乎对吃饭不以为然。服务员最后给我们递上的菜单是65美元的固定套餐，这让他显得颇为痛苦。“吃了《金融时报》历史上最贵的午餐，我会为此终生纠结，”他说。

由于我俩谁也没点酒水，我一再强调这不合常理。于是他就点了龙虾浓汤、烟熏鲑鱼与开胃鳟鱼作为主菜，而我则点了浓汤与蔬菜配煎鸡蛋。我俩既没点肉，也没要香槟（尽管领班说香槟属免费赠送）。鲁宾斯坦也谢绝了我为他点一大份鱼与面包的美意。很快我俩点的汤就端上桌了。

我问他何时打定主意不仅要当资本家，还要当慈善家？他说大约在十年前，当时他读到一篇文章，说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是82岁，这意味着他自己一辈子已过三分之二，觉得来日无多。“我当时对自己拥有多少财富心知肚明，不禁扪心自问，‘难道自己就真希望带着富豪的头衔进坟墓吗？’”他这样回忆道。

鲁宾斯坦执意捐赠的原因正是感觉自己一直是幸运儿。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当地一位邮局局长，一辈子的年薪从未超过七、八千美元。当初他的祖父拖家带口离开俄罗斯，抵达英格兰后，自认为拥有了移民美国的途径。对于鲁宾斯坦来说，自己脑海中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家庭渊薮。曾有一次，他的私人飞机在灰雾蒙蒙的天气中离开莫斯科时，他转身对手下说，“我的先祖选择离开俄罗斯，这个决定无比英明。”

他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母亲17岁时与他老爸约会了一次就下嫁了，连中学都没上完。“18个月后，她生下了我，”鲁宾斯坦说。他说，整整65年，父母一天都没有分离过——这与他自己天马行空的生活构成了鲜明对比。据他自己估算，自己一年中有240天都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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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到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的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上大学，随后，违背其母亲要他当牙医的愿望，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法学院就读。“母亲觉得律师与医生一样有声望，但得耗费更多时间，”他说。他当时的目标不是赚大量的钱，而是进入政府工作。“蓝领考虑起问题来较为务实。”

1973年，他进入纽约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and Garrison)，在此工作了两年时间后，到华盛顿发展。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短暂任职一段时间后，最终第一个服务于卡特(Jimmy Carter) 197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随后就任职于白宫，当时他负责降服如同脱疆野马的通货膨胀。“我把通货膨胀率降至19%，”他淡淡地说道。

鲁宾斯坦说自己四年白宫(White House)生涯的心得之一就是：影响总统的最佳方式是待所有员工回家（凌晨2点）后，悄悄溜进总统办公室，然后把自己的备忘录放在桌子上那一大堆文件上头，因此就不会有人阻拦或破坏自己的观点。

民主党输掉1980年的总统大选后，鲁宾斯坦进入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但当他在报纸上读到美国前财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在1982年买下了吉布森贺卡公司(Gibson Greeting Cards)的相关文章后，情况就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收购史上一起成功预先布局的经典案例，西蒙最初100万美元的投资得到了8000万美元的回报。鲁宾斯坦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打电话给另一位前财长比尔•米勒(Bill Miller)，建议对方在华盛顿成立一家收购公司，自己则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但米勒对此却不愿意，相反他建议鲁宾斯坦自己成立收购公司。

这就是凯雷投资集团诞生之由来，它与众不同之处并非仅仅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首先是创始合伙人所持股份都相同。当时的惯常做法是设立大型基金，而鲁宾斯坦创建的是一家多种基金来源的多样化公司。当时，纽约业界轻蔑地把凯雷称呼为“收购界的麦当劳”——因为它是特许专营而非合伙关系。时至今日他对此仍耿耿于怀。“纽约那帮家伙说，‘我们才是正宗老大。’在纽约，大家都嘲笑我们。华尔街(Wall Street)也不愿为我们筹措资金。但在华盛顿，没人嘲笑我们，”他说。

尽管它所呈现的政治特性已经今非昔比，但与华盛顿政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是凯雷的最大特色。想当初，其顾问团中就包括了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Bush Sr)、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前防长弗兰克•卡路西(Frank Carlucci)、以及英国前首相梅杰(John Major)等重量级人物。“我觉得这些政界人物削弱了我们严肃投资者的形象，”鲁宾斯坦这样解释道。“总觉得它有损于我们的形象。我想让凯雷干干净净开展业务，我可不希望凯雷象凯撒(Caesar)的妻子（指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那样不清不白。”

鲁宾斯坦也是第一个全日制专业化运作资金筹措的私募经理。在他看来，其它私募公司实行的是总统竞选的思维模式，每隔几年资金用完后，就向投资商申请注资。鲁宾斯坦则让凯雷的筹资实现全天候，并负责资金的安全，会见腰缠万贯的投资者时，就系上自己的法式领带；商谈公共养老基金投资方时，则系着相对素雅的领带。

“我们的筹资全天候进行，”他回忆道。“其他人都不这么做。我可以不断进行交叉销售。”如今，凯雷60%的股东都会投资六支甚至更多基金——过去嘲笑我们的纽约公司如今也争相仿效我们的做法。

1987年以来，凯雷的私募基金投资了870亿美元资金于股市，在那几年的年均利润率达30%。鲁宾斯坦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但他否认自己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飞行途中发送电子邮件。虽然他经常去科罗拉多过圣诞节，但呆上一、二天后就会心生腻烦（他不滑雪，他解释道），于是他就返回华盛顿。他的手下对于在圣诞节收到这位不安分守己的老板的电子邮件已经习以为常，鲁宾斯坦老问“你们听到啥消息了吗？”或者“有啥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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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他向自己点的开胃鱼“发起攻击”，不到两分钟就把它“消灭殆尽”，似乎突然想起要想活到82岁，得吃东西才行。随后，他又想喝点薄荷茶，我俩就聊他最近痴迷捐赠的话题，他的定义不是捐赠，而是“关怀人类”，转而又把它定义为“对疯狂生活的洞察力”。

2007年，功成名就的他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他以2200万美元的价格从苏富比(Sotheby’s)竞得到《大宪章》(Magna Carta)原件，随后就把它捐给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他说自己没把这事告诉妻子艾丽丝及三个孩子，因为“他们只会说如此一来的话，留给他们的财产就会大幅缩水”。

从那以后，他又以200万美元买下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以及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 1863年签发生效的《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原件。他还经常顺道到国家档案馆，向参观的学生讲述这些文件的历史：“这只是我个人财富的一小部分，”他说。“也表明自己非常有爱心。”

作为史密森尼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董事会成员，他最近参与到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的事务中去，国家动物园受史密森尼历史博物馆监管。开董事会时，他得知中国实际上并未捐赠那两头镇园之宝的熊猫，而是以每年100万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动物园，鲁宾斯坦承诺今后五年的熊猫租借费由他负担。但随后简单向我讲述了繁育熊猫如何之艰难，以及无计可施的动物园如何委托制作熊猫交配的短片，并把它放给园中的熊猫看，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很明显，熊猫看不懂情色片。它们对交配心知肚明，但就是做不到位。”

鲁宾斯坦不想要甜食，但本人希望把午餐时间尽量拖长一些，于是趁他再次回到慈善话题时，又点了一份木莓。

鲁宾斯坦的理论是第一代富豪比继承遗产者更愿意行善。“我不知道是否这出于内疚、感恩、抑或是自我感觉下次还有捐款能力，”他说。“那些继承遗产者不知道自己迫于无奈捐款时，下次是否还有能力捐款。”

有些富豪批评他公开捐款的行为，他们更喜欢保持低调。鲁宾斯坦说自己如此高调行善的原因是因为想激励其他人效仿。就在过去几个月，他就向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故居佛蒙山庄(Mount Vernon)捐赠了1000万美元、给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捐赠了750万美元、向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捐赠了1000万美元、向白宫历史学会(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捐赠了1000万美元、又向国家档案馆捐赠了1300万美元。他粗粗估算自己的捐赠总额已达“几亿美元，但自己没有认真算过，无论如何，我打算捐出更多钱，自己还任重而道远。”

喝完薄荷茶后，我问他如果能（在82岁的基础上）再多活10年，自己是否愿意捐出所有财富。他点头称是。此外他又补充说，只要自己愿意，还能多挣个10亿美元。

我俩步出餐馆时，鲁宾斯坦作着鬼脸转身问我：“餐费超过200美元了吗？”连小费算在内都不到，我一再强调，即使加上餐馆领班与大厨另算的小费，整个餐费都不到200美元。

“我深恶痛绝领班与大厨小费另算的做法，”他说，一路小跑钻进自己的豪车，他的家人正在车里等着他。“但愿你没付两份小费。”

桑晓霓是《金融时报》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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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酒店餐厅位于纽约76大街东35号，邮编：NY 10021；

两份固定价格的早午餐（共130美元）包括：两份龙虾浓汤、烟熏鲑鱼与烟熏鳟鱼、炒鸡蛋与混合浆果，总计（含税）：141.54美元。

译者/常和

朱民(Zhu Mi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副总裁，他选择某中餐馆作为采访地，餐馆就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IMF办公大楼的拐角处。朱民下身穿卡其布裤子，内穿蓝格子衬衣与深蓝色夹克衫（当天是周六），国际外交官的派头十足。

因为61岁的朱民每年出访多达30多次，所以我花了几个月才最终敲定与他共进午餐的时间。我们会面二天后，他将飞赴巴西、吉尔吉斯斯坦、约旦以及巴黎。2011年，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IMF共有四位副总裁），使其成为在全球性机构任职级别最高的中国人。

朱民的生活与其北京同行大相径庭。他花在飞机上的时间要多于在华盛顿生活的时间，而中国政府对官员的出行有严格规定。他们每年只有两次出国机会，而且对出访国及出访时间有严格限制。这种限制“挺讨厌，”朱民说。“但你得理解，旨在对人对事一视同仁，这对因正事需出访的官员十分不利，这么规定的原因是没啥正事的地方政府官员都想出国旅游。”

对这种明显不公的政府规定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这在我俩的会谈中颇不寻常。总的说来，从中共对官员出国的规定到他自己的职责，朱民似乎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试图充当中共与国际双方之间的桥梁，而双方之间的沟通理解总是磕磕碰碰。

“我一直左右为难，”他叹口气说道。当他被任命为IMF副总裁的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即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朱民身肩国家重任履新IMF副总裁。”

朱民说自己毫无疑问是为IMF工作，反映的是IMF、而非中国央行的意志；他曾是中国央行副行长，而且央行一开始就支持他担任IMF副总裁。“我代表的是IMF，我为全世界服务，我代表的是70个国家，”他又补充道。“在IMF有代表中国政策意志的执行董事。”

我俩的谈话被服务员打断了，对方把两份塑封菜单重重甩到桌子上。点菜前，首先得定喝啥茶。我希望听听朱民的意见，我觉得他比我更在意。“我就想喝好茶，”他用汉语对服务员说道。“只要是好茶啥都行。”多数中国人都有自己中意的茶，但朱民征求服务员的意见，颇具外交风范。不一会儿，飘有新鲜芬芳茉莉花瓣的茶水就端了上来，旁边还另外放了一壶开水。

朱民为我倒茶，我俩都陶醉地嗅闻着茶香，而后朱民建议点一顿便餐——蒜茸荷兰豆、麻婆豆腐（特色川菜）以及用笋干、红辣椒及一种益心脏菌类作配料的清蒸鱼。对于中餐，我俩算是有共同语言。尽管我说的是汉语（想表明自己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但服务员仍然轻蔑地把刀叉撂到我面前。

“纽约的中餐比华盛顿好得多，”我俩探讨在华盛顿吃到新鲜鱼微乎其微的概率时，朱民坦承道。“因为纽约人比华盛顿人更在意餐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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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52年的朱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尽管青少年时代在上海经历了文革，受尽磨难。刚开始，朱与弟弟（比他小四岁）生活的家庭条件优越。父亲是政府官员，曾在精英荟萃的北大(Beijing University)学习经济，因此朱民小学教育质量一流。举个例子，学校当时要求掌握一种西方乐器（他自己选择了小提琴）与一种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但毛泽东(Chairman Mao)于1966年发动摧毁政府机构的10年动乱后，他的父母与其他政府机构官员一起遭受了巨大冲击，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工作、地位、亲友甚至生命。

朱民被迫从中学辍学（时至今日，他仍没有中学文凭）。接下来的10年，他在罐头厂上班，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卡车。但他非常幸运，因为组织上一直没让他离开上海。他弟弟则被“发配”至贫苦的安徽省，当了一位农民。

直至1977年，大学重启招生，他的人生才最终重归正常。

“我父母曾叮嘱我，必须辅导弟弟上大学，因为他的境况比你更糟，”朱民回忆道。“但我也想上大学， 10年‘文革’后大家争上大学，想想竞争该有多激烈！”

哥俩最终都被上海最好的大学复旦(Fudan University)录取。朱民一直很喜欢物理，但这把年纪再学这个颇具挑战性的专业，自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建议他改学经济专业（“10年动乱后，帮助重建中国”）时，朱民接受了。那是个奇怪的年代，与诸多同龄人一样，自己经历的风风雨雨与如今的功成名就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有时觉得人生有如梦境一般。他坦承。“整整10年，我一直从事体力活。而后大学恢复招生，我学习诗歌与书法……我又当过卡车司机，我的真实生活到底是啥样？”

就在复旦上大学时，他的父母先后去世，朱民说到这里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他们受尽了磨难，”他又补充道，并把眼镜摘下，轻轻擦拭了泪眼。“10年‘文革’，人才损失无法估量。”足足有一分多钟，他无法再说任何问题，他显得异常难受。

朱民与弟弟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而后又双双留学深造。朱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在此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他弟弟则去西北大学(Northwestern)留学。上世纪90年代初，朱民一边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深造，一边教授经济学，他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

据在中美两国呆过的有些教授说，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如复旦）要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提并论，可能得需要50年时间。共产党对大学的严控以及根据忠诚度而非实际成绩划拨经费，让中国很多顶尖人才（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选择出国留学。我问朱民为之感到忧虑吗？

“关键是如今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说。“现如今，中国大学生有很多选择。这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在复旦时，每周六小时，整整18个月学习《资本论》(Das Kapital)，而每周只有二小时时间（而且只有一个学期）学习西方经济学。如今呢，学生可能只有一小时学习《资本论》。”

朱民如今是普林斯顿大学校董会成员，也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usiness school)咨询委员会成员，这两所大学都与中国高校有往来。“如今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密集，”他说。

我们点的菜一下子都端了上来，朱民反客为主，把三道菜都端到我面前。我拿起塑料筷子时，服务员狐疑地看着我，我则狠狠地瞪着她看。

我10年前在北京结识朱民时，他还在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工作，这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他当时是中行副行长，负责中行的日常管理以及重组事务，2006年，中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任职中行时（与他随后任职的其它职务一样），朱民不得不在支持上市的人和把上市视作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之间努力维系微妙的平衡。朱民建议中行聘请国际会计事务所审核财务，此举引发了当局的极度恐慌。“怎么能让外国会计事务所了解我们的底细呢？”他回忆当初官员的质疑，暗示资产负债表乃国家机密。“这些官员问我，‘怎么能请外国董事呢？怎能失去100%的国有控股地位？’”

朱民坚持己见，聘请外国专家担任董事会成员（尽管党委仍负责所有关键决策）以及风险管理与信贷部门的关键职位。他还就最优方法聘请国外银行（包括汇丰(HSBC)、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级顾问举办各种培训班。在中行赴港上市那段时间，朱民不断会见有意向的投资者，他说的诸多条款外国投资者无法理解。（当时，某中国公司的招股意向书竟有这样的警告条款：高管层一经发现诈骗，就得判处死刑。）

“当时的国际惯例与中国的行事方法大相径庭，”朱民继续说道。“我们的国企还得是好公司，这非常重要。如果遵照国际标准，银行就得商业化经营。所以我们当时的领导人思想既开放、又很有远见。”

他停下来，然后又给我俩的盘子夹满菜。朱民如今仍坚信改革，尽管我问他过去10年、中国政府的改革动力是否逐渐减退时，他拒绝做出直接回答；当我问及中国监管高层近几个月的人事变动缘由时，他同样拒绝回答。但很明显，他并不像中国某些高级经济学家那样，是中国体制的积极鼓噪者。

2009年，任职中行10多年后，朱民调任央行(People’s Bank of China)工作，负责政策研究事务。在以往的工作中，他就显露出果敢干练与远见卓识的能力：2007年夏天，他在一次讲演中认为全球开始进入长期的去杠杆化进程，当时持此观点并不受待见（尤其是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200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Davos)上，朱民准确地预测中国经济将继续维持高增长率，但又认为由于此举越来越需借助国家力量，最终会导致改革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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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的关注焦点是由各国央行干预政策所引发的紧张态势——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与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它们的宽松货币政策让其它国家实现货币管理任务时更显得捉襟见肘。“我不断游说各国央行，”他解释道。“对方都说，‘货币增发是万全之策。’各国都有自己的授权及管辖权，但我提请各国要考虑全球范围的超溢效应。”

朱民最近发表的很多演讲，都是关于中国所处的矛盾处境：其制造业积极引领全球，而其金融业仍固步自封。他谈到中国需要发展，而且也谈到了“确保全民平等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的必要性。这些观点并不尖锐，但作为IMF副总裁，他不能充当煽风点火者。他的行事风格更多更好的是旁敲侧击提醒国人需不断深化改革。

随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三盘菜慢慢下肚，我俩转向其它话题。与许多中国人迥异的是，朱民特别喜欢印度，是印度精神的忠实拥趸，而很多中国人觉得印度是全世界最原始的国家，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寥寥可数。“每个人都有两面性，”他说。“既有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求索。最困难的是自己最终作出了多大贡献。”

对于他自己，朱民希望就修复IMF与亚洲之间的关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自1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本地区很多国家一直以怀疑的目光看待IMF。朱民觉得情况正逐渐好转。“亚洲与IMF之间的隔阂已修复很多，”他说。“2010年，我参加了在首尔(Seoul)举行的一场区域性会议，看到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韩国官员对我说，‘我们如今信任IMF了。’”

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朱民似乎在美国生活得顺心如意，只是间或用母国文化片断来充实装点自己的日常生活——不管是现在正享用的麻婆豆腐、还是他豪华办公室墙上张挂的中国传统水墨画。他喜欢周末光顾汉普顿斯(Hamptons)。他女儿在华尔街某精品咨询公司上班，尽管多数中国人喜欢炒着吃蔬菜（鉴于中国本土的蔬菜残留有杀虫剂，所以油炒不失为好方法），朱民则更喜欢新鲜沙拉。

我问朱民退休后的打算。是呆在美国、还是回中国？从某种程度说，我的问题不怀好意。在西方，声望意味着选择众多，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他的个人命运完全由党组织决定。“哦，当然要回中国去，”他毫不犹豫地说。“当初从国外留学归国后，大家都说，‘回来就好，祖国需要你。’我对他们说，‘我也需要祖国，我是中国人。’”

我俩坐在那儿快两个小时了。多数顾客已经离开餐馆，茶都搁凉了，可是服务员既不来添茶，也不来给茶壶换热水。

最后叫来了服务员（她一直未现身），对方把账单递给朱民。朱民转而把账单传给我（这是《金融时报》的规矩）时，服务员一副既得意又同情的神情。她拿走我的信用卡后，过一会儿回来时，手里端着两个盘子，放着几片柠檬与橙子，以及两块幸运饼干。

朱民拆开幸运饼干，打开小纸片读给我听，上面写着：“福星高照。”我的纸片上也写着这样的吉言。“这种事不可能发生，”他摇摇头说道。

“你福星高照的概率比我高，”我说道，我俩一起步出餐馆，外面阳光明媚。

桑晓霓是《金融时报》国际金融版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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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园(Chalin’s)位于首都华盛顿西北方向I 街1912号。

麻婆豆腐：9.95美元

糟溜鱼片：15.95美元

蒜茸荷兰豆：15.95美元

免费茉莉花茶、米饭以及幸运饼干

总计（包括小费）：46.04美元

译者/常和

今天是星期天，春光明媚，第二天就是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举办毕业典礼的日子，在众多回到母校的校友中，就包括了中国亿万富豪、金融家张磊(Zhang Lei)。今年41岁的张磊在耶鲁可谓家喻户晓。2010年，他宣布向耶鲁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捐赠寓意吉利的8888888美元，这是该商学院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捐赠款项。

但出了耶鲁大学，张磊则显得名不见经传。然而他却在中国掌管一家资产达130亿美元的基金————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主要投资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与初创公司。该基金的名字就来自纽黑文的一条大街，它距离耶鲁投资基金办公室原先所在地只有一街之隔。该办公室掌管着耶鲁大学总额达200亿美元的基金，正是在此实习时，张磊开启了自己的金融生涯。

我不由得把张磊与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家相对比，后者创办了KKR与黑石(Blackstone)等庞大的上市私人控股公司，然而张磊本人不愿与他们相提并论。张磊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成为首批支持中国大陆互联网创业者的私募基金公司，其中就包括了腾迅的创办者兼CEO马化腾(Pony Ma)。腾迅与马云(Jack Ma)创办的阿里巴巴，是中国两家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许把张磊与硅谷的风投资本家相提并论更为契合。

我俩约定在耶鲁大学旁边的杂货兼熟食店Nica’s Market外的露天餐桌上会面————这儿是星期天屈指可数的几家露天用餐的去处。张磊下穿深色牛仔裤，上身穿深色黑色镶边开领长袖衬衣，在人来人往的学生中并不显眼。

待我坐定后，他说自己访谈结束后会换成晚礼服，参加答谢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David Swensen)的宴会，自1985年以来，大卫•史文森一直掌管站耶鲁大学投资基金。1999年以来，史文森就一直是张磊的恩师，当时张磊曾在耶鲁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修过史文森的课，并且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机会。

对于张磊能接受采访，我感到既高兴又惊讶————我一直要求采访张磊，这是他本人首次以英文接受的重要采访。我问他为何不愿出头露面。他脱口而出中国的道家名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此来回答我提的问题，并且还把这行汉字写在我的采访本上。

我问他为何成为耶鲁的学生。1972年，张磊出生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市(Zhumadian)的一个村庄，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后以全省高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学习金融专业。

他曾想到国外攻读研究生，却苦于囊中羞涩。“我向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递交入学申请的理由很简单————我了解到它们是唯一能提供奖学金的研究生院。”他用略带美国口音的英文解释道。“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不幸的是，到了耶鲁后，我才得知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年期奖学金（整个研究生阶段为期三年）。我急需找到工作，最后我在耶鲁投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

史文森在这位真挚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蕴含的巨大潜质，于是教给他各种投资技巧。在耶鲁求学时，张磊就把史文森的著作《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2000)译成了中文，在此文中他开创性地将“fiduciary”和“endowment”这两个词翻成中文的“信托”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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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时，张磊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当我获悉企业年报是免费提供时，就向标普500 (S&P 500)的每家公司发文索要年报，”他说。“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年报竟然是免费的，从管理层讨论公司经营以及资本与股本投资回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受益匪浅，这是非常好的培训。”

他说自己曾一度对实习生工作感到了绝望，于是赶到波士顿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去面试。这场面试注定无果而终。由于囊中羞涩，张磊预先要求公司支付其来回路费，而不是事后再报销，要知道，事后报销乃是通行做法。“对方问了我某公司应在某一设定区域内建多少家加油站的典型实例。我则反问对方，‘消费者为何需要加油站？’”

“仔细想想，这并非愚蠢问题。加油站的作用是啥？能改作它用吗？比方说，这个地段是否更适合开杂物店？能转行吗？比方说由于电动汽车普及而不再需要加油站。但面试我的那位老兄同情地看着我说，‘您可能欠缺当咨询师的能力。’‘一回游’的面试我参加了真不少，但收到复试邀请的则廖廖无几。”

这段有趣的往事揭示了高瓴资本的投资理念。“我们一直专注于公司的长期表现，”张磊说。“我们只问最基本的问题，而这通常能让我们得到与众不同的洞察力。”

我俩一边聊，一边起身加入熟食店的长长等候队伍中，并从写于后墙上的各种三明治与沙拉中挑选午餐内容。张磊要了份硬面包夹辣味鸡肉三明治，又选了胡椒酸豆角沙拉（他说这让他想起自己最喜欢吃的一道家乡菜————豇豆卤面。我则要了份褐蘑菇(Portobello mushroom)、红辣椒与奶酪的帕尼尼三明治(Panini)以及辣味蘑菇沙拉。待我付账前，他又挑了一大瓶苏打水放在托盘中。

张磊在七岁时就展露出经营天分。他家的房子位于京广铁路（广州是中部南方的最大城市）的火车站旁边。放暑假时，张磊就在车站旁排上小椅子，把自己的连环画书租给候车旅客以及散步者看。

就在高中生张磊考入人民大学的那个暑假，他扩大了自己的租书生意。1990年，邓小平(Deng Xiaoping)仍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全民争先恐后地挣钱————各种新杂志都专门登载如何快速致富以及如何到深圳(Shenzhen)等飞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创业的故事，深圳在辟成经济特区前10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张磊大量购进此类杂志后再转手倒卖。“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腾飞之际，”我俩端着各自点的东西再次会合后，他这样对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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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暂时打断谈话：我俩进熟食店里取东西之际，张磊把自己的黑色夹克衫放在了椅子上，但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却没看到，于是占了我俩的这张桌子。张磊一声未吭，把餐盘端到了旁边没有遮阳伞的餐桌，随后又取走了自己的夹克衫。即便得到这样的餐桌我们都该庆幸，因为相邻的停车场已车满为患，而且每张餐桌都已有人。要知道，在星期天的纽黑文外出用餐，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再次坐定后，他继续说着自己的往事。“刚开始租书时，我曾遭遇库存问题，而且我发现自己挣的钱都花在给人买水喝上了。于是我决定只订少量杂志，然后看看哪些杂志好卖。并且我还开始卖矿泉水、方便面以及湖南腊肠。如果几样东西都买的话，我会相应打个折扣。”开学到北京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推销员已净挣了800元人民币（当时约合170美元）。

张磊说相对而言，自己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他的父母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但他1972年出生时，文革的动乱已接近尾声。他说，父母亲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总是乐观向上，对往事从不提及。“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好机会，”他说。时至今日，自己的生活仍很节俭，几乎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当我问是否能从冰淇淋或面包柜台给他点些甜点、而不是光喝苏打水时，他礼貌地拒绝了。看着烈日下手拿融化了的冰淇淋蛋卷从我们身旁经过的Nica Market店客人，我真是直咽口水。

如今，很多新近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就业。唯一例外就是“太子党”(princelings)————中国统治精英阶层的子女，他们除了回国之外，别无选择。移居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开始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祖国。他们看到了国内的环境污染、政治贪腐以及缺乏言论自由，担心回到国内后难以适应。

但张磊说自己一直清楚有朝一日会返回国内。“我于2005年回国，”他补充道。从耶鲁毕业后，他就职于华盛顿的一家新兴市场对冲基金。“我当时就知道中国即将雄起，整个国家焕发勃勃生机，每个人都能发大财。国内涌现了众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创业公司。“一回到国内，史文森就从耶鲁投资基金拨出2000万美元起动基金，帮助他创办高瓴资本公司，随后又追加了1000万美元。”

2005年，很多投资者还看不到中国大陆存在很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初创公司。“以前往往都是全世界向学习美国，”张磊说。刚开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只是盲目模仿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并无独创的商业模式以及原创技术。“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跨越式地赶超了美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尤为如此，”张磊说。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规模及发展速度独步天下。如今，中国大陆约有6亿网络用户，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张磊把一开始从耶鲁筹集的大部分基金投到了中国最大的网络服务与社交门户网站腾迅公司。这是他开天辟地第一笔投资，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资，尽管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看好腾迅公司的QQ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为了解腾迅公司的发展后劲，他实地调研了当地市场。“我当时认为：随着用户越来越见多识广，就会摈弃QQ，转而升级换代使用其它网络服务，”他说。“但在国内，虽说并非人手一部手机或传真，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QQ号。”时至今日，他仍继续保有腾迅股份，腾迅已在香港成功上市。

待到中国企业家互相进行往来业务后，张磊就通常成了“退居幕后”的“推波助澜者”。作为腾迅股份的长期持有者以及电子商务巨擘京东(JD.com)的首批投资者，他负责为两家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事宜出谋划策。京东最近成功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在这之前，张磊就是京东的第三大股东。“两者的合作意义非凡，”他说。“腾迅拥有电子商务平台，而京东的网络销售非常出色，而且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物流仓储渠道，京东则一下子获得了腾迅的庞大用户群。

“京东相当于亚马逊(Amazon)与美国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PS)的二合一，”他补充道，这个实例生动说明了中国如何在发轫于美国硅谷的商业模式方面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解释说中国国内并没有与UPS这样的公司，而中国的实体店零售效率远逊色美国。

五月底，京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达到260亿美元————高瓴资本再次大获其利。它2250万美元的原始投资到五月底一下子变成了39亿美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Richard Liu)如今是中国科技富豪榜的一分子，完全能比肩百度、腾迅以及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张磊经常邀请私营企业主参加高瓴资本的非正式聚会，对方很多属于科技类公司，是高瓴资本的咨询及投资对象，其中很多公司即将上市。“本人投资组合公司里的企业主们可相互取长补短，”张磊说，并指出自己曾鼓励京东与自己投资的某连锁超市举办研讨会。“线上与线下零售商相互了解学习对方的思维模式。”

他列举了线下与线上公司互相学习的一个实例：张磊曾投资液体洗涤剂生产厂家蓝月亮(Blue Moon)，并让其高管接洽京东。那场研讨会让蓝月亮重新设计自己的补充包，旨在让它们容易装进京东的投递箱。“现实生活中，大体量包装在吸引消费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线上销售则属劣势，”他说。

张磊如今把中国的投资模式推销至国外市场。“相比较台式电脑拉动的美国消费模式，靠移动端拉动的中国消费模式更适用于新兴市场，”他说。“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社会经济概貌更为接近。我们有能力帮助腾迅这类公司走出国门，快速促进其它新兴市场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其它新兴市场也可借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双赢策略，我们正在改变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n Trade)的发展格局。”

比方说在印尼，张磊撮合腾迅的微信(WeChat)移动通信平台与印尼最大的媒体、电视以及付费电视集团Global Mediacom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如今的印尼酷似几年前的中国，”他说。

张磊把自己视作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的投资理念可概况为史文森的学说与中国佛教道家圣人学说的综合。访谈临近结束时，张磊又背诵了一些道家的名言。他对我说了不要刻意追逐过多机会的重要性。“弱水三千，”他一边伸手取苏打水，一边吟咏道：“一瓢足矣。”

在旁观者看来，张磊酷似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买入并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高手。（这两位曾一起共进过午餐。）张磊引以为豪的是：高瓴资本的多数投资者是耶鲁与其它一些大学的捐赠基金。他本人是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理事以及母校人民大学校董会的理事兼副董事长。他表示自己将捐出大部分财富。

看到自己已经迟到了下一场会面，张磊婉拒了再喝咖啡或茶水。临走之前，最后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得有这样的能力————不要急着感恩，”他说。“得集中心智，头脑清醒。”

桑晓霓是《金融时报》国际金融首席记者

插图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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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a’s Market 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奥兰治街(Orange Street)603号。

蘑菇拌油沙拉：4.05美元

青豆辣椒沙拉：2.88美元

鸡肉三明治：5美元

褐蘑菇帕尼尼三明治：6美元

毕雷矿泉水(Perrier)：6美元

总计（包括税）：21.82美元

译者/常和

一开始，我似乎肯定不会有机会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共进午餐了。我第一次试着约他时，他告诉我得等一两个星期，以便他能从有关获奖的“庆祝活动中抽身”。我们另外约了时间，可后来他还是不得不爽约：“我得去瑞典大使馆和白宫，”他发电子邮件给我说道，“我知道我该先问问我太太……抱歉，我目前一团糟，一定把你弄糊涂了。”

最终，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吃饭，他家位于风景宜人的华盛顿特区市郊贝塞斯大(Bethesda)。“一定比去餐馆好，”他保证说。

年届84岁高龄

我到他家时，他太太艾丽丝(Alice)在门口迎接我。谢林站在她身后，脸上带着淡淡的、略带调皮的笑容。“再提醒我一下，你是哪家报纸的，”他说。他不是开玩笑，我是那天第二个采访他的人，而此时离他接到瑞典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谢林感到很意外，他不久前曾放弃这个奖项了。年届84岁高龄的谢林，是有史以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最年长的一位。

他请我在客厅入座并告诉我，他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不同，他不是一大早被吵醒的，而是早上7点才接到通知，几秒钟后，记者们的电话就来了。“有人说，我本该在早上5点接到电话，但他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禁想，瑞典的情报部门并不怎么样，我可是列在电话簿里的。”

谢林两年前才从马里兰大学退休，他是该校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本打算利用退休时间学习电脑编程，这样他就可以完成几十年前开始的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

但诺贝尔奖改变了他的计划：“现在我得了这个该死的诺贝尔奖，大学就不让我退休了。”他一直在克尽职守地帮助筹集资金：“学校对我很不错。”

谢林是因为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赢得了诺贝尔奖。他与从未共事过的数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分享了这一奖项。当他涉足这一领域时，该领域被数学家和优雅的理论所控制，与当时现实世界的紧要问题甚少瓜葛，比如怎样避免核战争。谢林对现实问题更感兴趣，比如种族隔离原因，以及人们如何可以控制毒瘾等。

几分钟后，艾丽丝出现了，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午餐有面包、奶酪，以及味道浓郁的鹅肝和希腊风味色拉。谢林开了我带来的红酒。“他下次还能来，”他说。艾丽斯示意我该让谢林坐上座，然后就离开去用电脑了。

有关核武器

谢林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海军军官，从他的平头和卡通人物般的方下巴，不难想象谢林穿制服的样子。虽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哈佛执教经济学，但他也为美国战争学院(War College)的年轻军官们讲过军事战略。肯尼迪(Kennedy)政府中就满是刚完成谢林研修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邦迪的副手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以及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得力顾问的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

通过这些人，谢林帮助制定了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曾辩称，这种武器与其它武器没什么区别，但谢林不这样认为，而肯尼迪政府同意他的观点。

美国1970年入侵柬埔寨以后，谢林不再为政府担任顾问。他带领了一个12名同事的小组，去见尼克松(Nixon)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们要从非正式顾问职位上集体辞职。“当时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今天人们对伊拉克的看法很像，”他说，“我们认为其中有诡计，滥用或篡改了情报。”

种族隔离问题

谢林继续有关核武器的写作，但之后也开始涉足其它问题，比如安乐死和有组织犯罪。1971年，他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证明个人决定的积累，可轻易导致严重的种族隔离，尽管每个人都确实愿意住在种族融合的社区。

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如何产生这个念头的。原来一切始于他在一次长途飞行中的乱涂乱写，他在纸上随意地画着加号和零，试图发现当一个人想避免种族隔离时会发生什么。“用铅笔和纸来做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你必须用橡皮擦。”

回到家后，他和他12岁的儿子、一个棋盘和儿子收藏的硬币坐了下来，并以硬币的“偏好”作为简单规则开始了游戏。例如，完全被铜硬币包围的锌硬币，将转移至与锌硬币相邻的空白方格。每一步都会引发下一步，直到棋盘完全被划分成一半铜硬币，一半锌硬币。

谢林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偏好——社区里不要有太多不像你的人，或甚至仅仅是因为偏好社区里要有些像你的人……都可能导致如此极端的平衡，结果看上去就非常像极端的隔离。”

谢林在解释这些时，还不时地吃几口面包和鹅肝。对于种族偏见，他没有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他自己似乎超然于这个问题之外，但他的工作把人类的弱点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去抨击或否认这些弱点。甚至他自己的个人缺点，比如他吸烟的嗜好，也是他研究的素材。

吸烟上瘾理论

1988年，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和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两位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吸烟的重大理论，在该理论中，他们描绘了一名上瘾产品的“理性消费者”，他有意识地让自己沉迷于香烟或海洛因，因为他认为快乐将超过痛苦。

谢林对上瘾的观点不一样。在他1980年的论文“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 Command)中，他试图这样理解一名吸烟者——“他自我厌恶，捏碎香烟丢进污物碾碎器，发誓这一次他绝不再冒患上肺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危险，但三个小时后，他又来到大街上寻找仍然营业的商店买香烟”。对谢林来说，这种上瘾既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丧失理性、不由自主。他在自我斗争时是理性的，他能部署策略帮助自己赢得这场斗争。

谢林认为，他具有贝克尔与墨菲所缺乏的东西：个人经历。他1955年戒烟，但1958年他在伦敦的一家餐馆买了一根雪茄后(“当时我以为自己有免疫力”)，又重新开始吸烟了，之后15年他都在努力戒烟。几十年后，贝克尔与墨菲提出了他们的假设，但谢林说“我当时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京都议定书》问题

后来我问及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他在卡特(Carter)总统的一个委员会担任主席时开始研究的内容。“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将在5到10年后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但谢林表示，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规定，让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个议定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国家会愿意处罚那些未能减少排放的国家。看看欧盟(EU)就知道了，他说。即使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的经济稳定与增长公约，欧盟也无法同意惩罚它们。“如果欧盟这样紧密的共同体，都无法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实施制裁，我无法想象一个温室气体议定书，可以对美国、墨西哥或任何国家实施制裁。”

他说，发达国家与较贫穷的国家不同，发达国家承担的气候变化代价极少，这一事实意味着，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将更加困难。(依赖农业而且在竭力应对疾病的发展中国家，将为全球变暖付出更高的代价。)

谢林认为，在如何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问题上，更多的取决于北约(Nato)而非《京都议定书》。他认为，不应让国家达到特定的目标，比如在某段时间里减排一定量的温室气体，而应该让各国承诺采取具体行动，比如花一定的钱，找出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方法，或对燃料效率立法。“在富国证明它们确实在严肃对待此事之前，不要理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我指出，这与正统的经济学说完全不同，正统的经济学提倡用税收或污染许可制度来设定目标，让市场决定如何达标。他的回答很简单：“好啊，那样不管用。”

艾丽丝来了，她充满爱意地责怪谢林忘了倒咖啡。更加困惑了？一项战略似乎是更合适的解释：“你可能想走了，”谢林说，“我唠唠叨叨这么长时间，你耳朵都起茧子了。”

译者/诸彦青

尽管天气寒冷，但在见到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之前，我还是在伦敦的肯辛顿公园里徘徊了许久。原因有二：第一，我到达午餐地点——肯辛顿的朗塞斯顿酒店(Launceston Place)——的时间比约定时间提前了30分钟；第二，希勒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而我尚未想出足够聪明的问题来向他发难。

5年前，这位耶鲁大学(Yale)教授曾在他所著的《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中准确预测了上一次的股市崩盘。现在，他预言地产业会暴跌。

散步时，我的思绪回到了6年前。当时，我正为得到我在《金融时报》的第一份工作而接受面试。一位高级编辑对我为地方报纸撰写的稿件百般挑剔。他用嘲讽的口吻问道：“你懂经济学吗？”当时年轻气盛、自尊心极强的我回答说，我曾在这一科目获得过“A”。“那你还写成这样！”

步入饭店的时候，我在想这位教授会不会也做出类似评价。

平实的教授

他已安座于饭店的一个角落。我伸出冰冷的手与他相握。

他看上去有点像美国沙滩男孩(Beach Boys)乐队里的布赖恩•威尔逊(Brian Wilson)，头发黄棕色，有着一副相对59岁的年纪而言仍很年轻的面孔。他穿了一件蓝色夹克，里头则是一件淡蓝色衬衫。

他手腕上戴了一块VibraLITE3 手表。他告诉我，这块表“有一个不产生噪音的振动闹铃”，这样就不会在早上吵醒他的妻子了。

希勒的书中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英语，而且尽量避免过分晦涩的经济学理论，因此，他的著作发行量可谓车载斗量。但他并不反感使用更为复杂精密的语言。

我问，他会如何描述这间居家风格但门庭冷落的朗塞斯顿酒店。（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它离希思罗机场较近，而希勒是在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前往日内瓦的途中抽空与我共进午餐的。）他想了一会说：“安逸(Gemutlich)”。

“这个词或许更符合德国饭店。”他说，“他们说，这个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英文译法……它指的是一种温暖……尽管在理想情况下，应该有更多人在此高歌畅饮。”

并非末日论者

但我（尤其是作为一个私宅业主）真正想知道的，乃是地产市场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崩盘。于是我向他请教。

尽管他的书面预测似乎总是那么准确，而且总是那么可怕，但他看上去不太情愿被看作一个习惯性的末日论者。他摆弄着手头的餐具，迟疑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价格会怎样走。”

但他不是预测美国住宅价格会暴跌吗？他澄清说，那只会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城市与州。

这位教授显然明白，在经济预测史上，在错误时机做出正确预测的人比比皆是。

早在希勒成为一名作家之前，他就已经备受尊敬了。事实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可能正是从他这里借用了“非理性繁荣”一词。1996年，他在与格林斯潘的一次会谈中使用了这一表述；两天后，后者就在一次演讲中极好地提出了这个著名说法，使得股市一度大跌。

然而，自从《非理性繁荣》一书于2000年出版后，希勒的生活发生了改变。现在，他每年要向全球各地的商界听众做十几次演讲，并频频在媒体上露面。

第一道菜上来了——他的是黑香肠，我的是花椰菜汤。我问他，所有这些外界关注是否影响了他的学术工作。在耶鲁大学远离外界喧嚣的世界里，学术同行们是否因为他用外行语言接触公众而轻视他呢？

“你问有没有人妒忌？肯定有。倒不是每个人都会那样，但的确存在社会压力，”他说道。“当人们觉得不真实的时候，他们不会仅仅皱皱眉头而已。”他甚至承认，他已感觉到，必须得向学生提出一些“真正有难度的”问题来证明他的睿智。

这时候，我们后面的两张桌子已经坐满，给餐厅增添了一些气氛。

温和的批评

在执掌美联储的漫长任期内，格林斯潘因其处理经济的手法而获得赞誉；特别是在上一次股市崩盘后，他当机立断降低利率，让美国经济保持了强劲发展。

但这也使房地产泡沫更趋严重。我打算就此问些尖锐的问题，让温和的希勒发表一点批评意见。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格老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能够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挽救美国经济？美联储是否已用尽其一招致胜的降息法宝？

“伯南克认为，房地产泡沫并不存在，”希勒表示。“白宫的网站上说，伯南克最近表示，基本面为房价波动提供了解释，一些投机市场除外。”这位美联储新任主席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希勒继续说，但他并未对行为经济学表现出任何兴趣。

这就是他低估房地产投机所致危险的原因。“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创新之一，就是将心理学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但他对此并不敏感。”

资产泡沫与行为心理学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希勒资产泡沫理论的关键内容：无论是郁金香、股市或者房地产，人们看到某类资产价格上涨，就会变得非常兴奋，于是他们购入更多此类资产，进一步将价格推高，直到市场价格难以维持。他表示：“泡沫由一个‘致富故事’、人们的兴奋和痴迷所导致。”然后，一旦市场失去这种推动力，将会出现反向趋势，即在情况进一步恶化前，人们争相抛售（此类资产）。

希勒的妻子是一位行为心理学家。他欣然承认，这并非巧合。

我倾向于同意他的分析，但我可不愿看上去跟他那些慵懒的学生一样。

我问道，首先，他是否低估了低利率对引发全球房地产泡沫的作用？房价可能看似高得离谱，但如果房贷成本很低，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希勒的回答似乎早有准备：就历史角度来看，目前的利率并非很低，而美国利率正在上升。对美国公众而言，数量空前的可变利率按揭贷款（两年内增长了一倍）则代表着危险。

我提出的第二个批评是，学者仅指出市场何时过热是不够的。知道市场过热而导致爆炸的时间，才是真正有用的。换言之，即时机问题。这一点他也承认。他戏言：“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那么我会成为非常富有的人。”

现在我们正在仔细挑选主菜。我们都点了鳕鱼饭。

我打断希勒，问他觉得食物如何。他说：“鱼的味道有点淡。”他说的对，那鱼吃起来像是味同嚼蜡的烩饭。

希勒对于贪婪的关注，是《非理性繁荣》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主题。他在书中写道，自1962年以来，美国博彩业增长了60倍。他指出，这种新发现的风险癖好已经蔓延到人们的投资方式上。

他认为，地产泡沫已经代替了上一次的股市泡沫，成为人们贪欲的焦点。我认为，这一说法似乎更像一种个人道德判断。他是个道德学家吗？他思索了一下，说道：“我可能有些清教徒色彩，我不赌博。”

他从未去过拉斯维加斯。他唯一去过一次的赌场在蒙特卡洛，是跟他的一个成年儿子一起去的，在那里，他不可避免的输掉了100欧元。

投资与建议

稍后，希勒吃了一份肉桂冰淇淋水煮梨，他认为很好吃。这时，我们谈到了他自己的投资方式。如果这位教授认为，地产和股票市场都发展过热，那么他如何投资呢？把钱放到床底下的纸箱里吗？

希勒的建议是将投资多元化，在银行多存些钱，或投资于“令人乏味”的通胀保值债券。

但他确实拥有两处地产：一处在纽黑文，另外一处在長島海湾(Long Island Sound)。后一处的房款来自他出售自己创建的一家研究公司得到的收益。那里没有电力供应，他通过望远镜看星星。

他可以说出肉眼能够看到的所有星星的名字，并且似乎对于多数人忽视夜空感到失望。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们生活在自己可以看到的银河系之中。他们说：‘天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呀？’人们的兴趣索然让我吃惊。”

几天后，希勒（“鲍勃”）给我发送了一份洋洋洒洒的电子邮件，澄清了一些他在饭桌上谈的一些事情（“无拘无束地谈话是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之一，但我认为糟糕的记忆和事实错误让这次谈话有了些瑕疵”）。

这封电子邮件的多数内容，都是在谈“安逸”以及它是否适合来描述朗塞斯顿酒店。他的用词显然准确。他写道：“这个词的意思，更多的是指社会的友善、传统，或诸如此类的整体氛围。”

此外，他还谈到了数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他轻视经济学的数学一面，对此他力图纠正人们的误解，称自己是经济学中数学特性的“狂热推崇者”。

用我的话来讲，人们之所以误解他，是因为那些纠缠于数字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事实上，要想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伟大成就，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位多面手，”他写道，“但当代生活没有给予我们足够的时间那样做。”

译者/何黎

美国总统属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通常在白宫办公桌边，或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围着就近的某个餐桌解决午餐。但今天，为与英国《金融时报》(FT)共进午餐，萨默斯的助手说服他来到楼下的用餐室——白宫厨房附近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虽然深色木质护墙板与航海主题的油画试图让人想起海军军官饭厅，但塑料餐具、纸质餐盘，再加上直接从塑料瓶中啜饮的饮料，不禁使这些雅致的装饰黯然失色。

萨默斯一边打开装着烤鸡肉凯撒色拉的塑料盒，拧开一瓶健怡可乐的瓶盖，一边侃侃而谈——他儿子在高尔夫球场上的精准挥杆，他本人的周末网球计划。但萨默斯并不以闲聊著称——20年前，我第一次遇到他，那时我还是大学生，拜访了他在哈佛(Harvard)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他给立陶宛领导人提供的经济建议，当时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

今天，他身着海军蓝西服、白色衬衫和蓝白相间的领带，日晒的棕色肌肤并未完全掩盖他蓝色双眸下的黑眼圈，54岁的人了，似乎格外专注于工作。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去年任命萨默斯为国家经济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决定让人意外。从1999年到2001年，萨默斯担任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财政部长，人们认为，他是克林顿的旧臣，如果他要在新政府中担任什么职位的话，也会是财长这一职务。

但相反的是，财长一职落入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囊中，自此以后，华尔街与美国政界一直对萨默斯与其前下属盖特纳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人之间及政府中的其他经济大腕间的力量均衡而喋喋不休。随着奥巴马团队磨合到位，负责给总统作每日经济简报的萨默斯，似乎已成为政府应对自大萧条以来最大危机的宏观经济战略策划者。

他的职务和经历赋予他独特的视角，可以审视奥巴马和克林顿之间的异同。萨默斯以直率闻名，但即使是他，也知道还是不要正面应对这个问题为妙。他代之以对现任总统的赞赏，他赞赏美国在去年大选白热化时，首次发现奥巴马“不搞噱头”的气质。萨默斯说，奥巴马这种“镇定、有分寸”的表现，其根源之一便是他决心运用总统的权力，对长期变革实施影响——不管当前的问题是如何紧迫。

“总统很早就给我们说清楚了两件事，”萨默斯回忆道。他回答我的问题时用完整的、充满创意的大段话语，当他沉浸到某个论点的思路时，就在座位上前后轻轻摇晃。“为解决银行体系的问题，为使经济走出他接手时的艰难境地，他会采取不得已的措施。但他竞选总统是为了做一些长期的，基础性的事情，如解决保健问题，如制定现实的能源政策，如改革教育。我们不会从这些事情上分心。”

奥巴马最重要的政治打算一直是下定决心同时在这些战线上全面推进——奥巴马政府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选择是否正确。

这是长期改革与眼下危机的结合，让我想起了上一次全球金融崩溃，当时还是财政部副部长的萨默斯帮助政府渡过了难关。那是1998年，是亚洲危机蔓延，俄罗斯金融违约和货币贬值的一年。那次崩盘的新兴市场老玩家们，正带着某种苦涩的快感指出，这一次，他们原来的拯救者和指手画脚者美国，目前处于世界危机的中心，而且还注意到，如今美国人自己成了病人，但似乎对自己的苦口良药明显不那么上心了。

“我认为我不大能接受这种描述，认为我们陷入了1998年俄罗斯所处的境地，”我进行这种比较时萨默斯表示。“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国际上应对的危机，几乎每一次都是以外资对某个国家缺乏信心而引发资金大批撤离的形式出现，使得恢复外国人的信心成为重中之重。这就是往往不得不提高利率的原因。美国这次的问题，至少在定性方面与日本的后泡沫经济问题更有共同点，日本的问题不是恢复外国人的信心，而是维持足够的国内需求以推动经济向前。”

不过他承认，当自家着火时，救火的感觉是不同的：“当然，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能比局外人在事发当时更好地理解某些危机国家官员的反应。一个住在千里之外人，总是比身处自己国家的人更容易赞成采取更激进的方案。”

在那次金融崩溃和当前危机之间，萨默斯经历了一次程度和本质上都有所不同的危机，对他个人的挑战甚至更大——他作为哈佛大学校长引起的轩然大波。我认为，对萨默斯来说，那段经历可能是他黄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出了问题。作为两位经济学家的儿子，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侄子，他年仅28岁就得奖，并成为哈佛经济学终身教授，之后，他转向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财政部担任要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竞选总统后，他获美国最负盛名大学的学术职位，于2001年成为哈佛校长。2006年，他最终以离职收场，面对教职员的批评，他迫于压力辞职。我问这段插曲给了他什么教训。

萨默斯轻轻做了个鬼脸——这个问题之前已被问及多次了，并给出了他标准的、基辛格式的注解：“哈佛和华盛顿都是官场，我不确定华盛顿是否更官场些。”此外他承认，他在哈佛得到的“负面”教训就是，必须“集中精力于要务，避免日程之外的、分散注意的论战”，这可能是指他有关女人和科学方面的评论，结果这些评论毁了他业已麻烦不断的终身教授职位。

萨默斯更乐于就他最近担任对冲基金DE Shaw兼职顾问时自己的想法受到的影响发表感想。今春，白宫发布的财务记录显示，萨默斯在该公司任职的最后两年中，其工资及其它补贴收入达到520万美元（合320万英镑），这份工作在政界造成了小小的骚动。

当前危机在知识界造成的重大伤亡是“有效市场”学派——该理论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等昔日放任自流主义大师一脉相承，认为市场参与者受理性预期支配，市场能够自我修正。作为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萨默斯对这种方式的缺点有所研究，但他表示，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市场的“自指”特征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市场关系到经济体的极端健全等，但同样甚至更多地关系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短期的可能判断如何。”

这种“更富质感的理解”是否可能令萨默斯重新思考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某些观点——这一时期，他和前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克林顿政府中领导了一个亲市场的派系，某些批评人士相信，当前的危机应部分归咎于这一派系？（比如他们称，萨默斯对1999废除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表示了支持。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必须分立经营。）

萨默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带有附加条件：“我认为，我总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的监管体系是保护单个的机构，但重要的问题常常是保护体系。20世纪90年代，我对掠夺性贷款、系统风险、房利美(Fannie)和房地美(Freddie)的稳定性忧心忡忡。但在当时，除了报告和警告，政界人士并没有提供机会让人更有所作为。今天情况不同了。正如凯恩斯的名言所说，‘当事实发生变化，我会改变我的想法。'”

随后，话题转入萨默斯今天面对的最严峻的经济挑战：经济衰退。此时，萨默斯变得忧郁起来：“我不认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很可能将失去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说GDP尚未触及低点，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真实的情况似乎是，人们对市场以及经济呈自由落体下滑的恐慌感已得到缓解，人们不再有几个月前那种情况失去控制的感觉。”

随着恐慌感的平复，新潮的经济话题成了“退出战略”——即从长远角度看，政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实现从激进切代价高昂的干预向可持续的支出与税收水平转换？

萨默斯否定了这个问题的前提。“我确实以为，对于长期赤字，用正确的方式处理正确的问题将同样增进信心，降低长期利率和资本成本，使抵押贷款变得更便宜，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从而直接对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因此我不赞同以下概念，即在促进增长的预算需要与其它预算需要之间存在某种冲突。”

到目前为止，非常正统。奥巴马团队经济远景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在热情期待，一旦危机解除，美国经济将与危机爆发前有所不同，且更完善，更健康。

萨默斯期待这一全新的美国经济将“更多以出口为导向”，“更少以消费为导向”，“更加以环境为导向”，“更少以能量生产为导向”，“更多以生物和软件及土木工程为导向，更少以金融工程为导向”，并且最后，“更多以中产阶级为导向”，“更少以收入增长不成比例向人口中的极小部分倾斜为导向”。萨默斯不像其他众多经济学家，他不认为增长减速是这一经济范式转变不可避免的代价。

萨默斯承认，这一美好景象除了仰仗白宫之外，取决于更多因素。外交政策观察人士倾向于关注本届政府面临的安全问题——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伊朗和朝鲜核野心的挑战。但奥巴马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任务可能是说服世界其它国家很好地适应美国的经济重塑。

正如萨默斯所说，“全球失衡的总和必须为零，因此，假如美国准备更少作为最后的消费进口者，那么其它国家也就需要有不同的定位。”萨默斯对这一可能性很乐观。“全球积累储备的热情非常之高，这一因子在下一个10年将变得比最近几年更小，”他预测。

萨默斯的色拉吃了一半，现在他在大嚼助手在我们用餐间隙拿来的一块蓝莓坚果曲奇。看来，现在是向他请教那个自他被任命为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以来困扰白宫观察人士的问题的好时机：他的职责究竟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确保总统在每件与经济沾边的事情上获得他能获得的最好的经济思路，”他忠心耿耿地说。“这意味着确保没有一个论据不经过仔细斟酌……而且还意味着，要帮助总统经济小组的每位成员制定最佳政策，不论他们偏好的是何种政策。”

人们将萨默斯看成一位知识分子侍女，“帮助”别人提炼观点，但这一看法与他是高度自信的“知识界推土机”声誉不一致。自他进入白宫以来，就有一些有关他不愿容忍不同意见的抱怨。这些抱怨多数是匿名的，但事实是，奥巴马召集的、由经济竞争对手组成的团队没有任何公开的不合。

萨默斯不是一个轻易被人诱惑的人，但当前工作的各项要求似乎令他很兴奋。“这的确难以置信，如同曾做过的每一件事那样充满智力挑战……令它如此富于挑战，如此令人兴奋，同时也让人精疲力竭的是问题对象的范围。”

即便如此，华盛顿有传言说，国家经济委员会不足以容纳萨默斯，他后悔没能领导财政部，并且渴望掌管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他是这样吗？

“总统要求我思考各种问题为他提供支持，其范围之广令我无暇旁骛。”

我再一次提出问题：“即使对于你，也足够了吗？”

“远远够了。”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

萨默斯专栏作家作品

2006年至2008年，拉里•萨默斯为英国《金融时报》定期撰写专栏，引用如下：

2007年6月25日：“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者的挑战——一个直到最近与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面临的截然不同的挑战——将是建立一种实施政策手段的授权，使它既能确保繁荣被更充分地分享，同时不对其根本构成威胁。”

2007年11月26日：“3个月前对于次贷危机将会成为重要的金融事件，但不会构成足以威胁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预期是合理的。这仍是一个可能的结果，但不再具有占优势的可能性。即使必要的政策改革已经实施，现在美国陷入衰退的几率在增大，这将明显减缓全球经济增长。在迄今为止的观察中，尚未出现更强硬的政策应对，此外，还存在这样的风险，即不利的影响将在这10年中乃至10年后都将感受到。”

2008年1月7日：“在就业报告十分糟糕，假期消费疲软迹象增加，油价进一步上涨，房产数据更加消沉，以及金融部门进一步资产减计之后，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增加已成定局。6周前，我在本报所作的判断是，衰退可能是极端的，如今这已是常规观点，许多人担心将出现严重的衰退……目前，总统和国会为美国经济推出一项可在未来几个月批准成为法律的财政刺激计划已是当务之急，理由充足。”

2008年1月28日：“好的政策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取决于市场心理，也取决于基本现实。”

2008年8月7日：“今天，当前经济危机的终点，似乎比2007年8月看到的更为遥远了。政策没有走在经济曲线之前。我曾根据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这一背景表示，我会从官方发言首次证明太过悲观这一现象中确定复苏日期。按这一标准衡量，复苏离我们还有距离。”

2008年10月26日：“据说，在所有总统选举年，下届总统的选择都是无比重要的。这次这个老生常谈又一次应验了。我们面临的严重情况与它提供的机会相匹配。”

译者/红岭

我走进Tosca意大利餐馆凉爽的室内，庆幸自己暂别又一个热气腾腾的夏日。这家餐馆位于华盛顿游说人士聚集的地带，从外面看并不起眼，窗帘完全遮蔽住室内，以一张空白面孔呈现给外部世界，但在其繁忙、俱乐部风格的内部，却充斥着权力的气息。这家餐馆拥有最高级别政治交易和权力经纪场所的声誉，它位置优越，坐落在国会山和白宫之间，而且邻近华盛顿最有实力的一些政治顾问公司。据说，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正是在这里在一次五个小时的晚餐中说服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竞选美国总统。这是极具华盛顿风格的地方。

“您好，主席先生”

我到达后不久，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推门进来。在近20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华盛顿乃至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对许多人而言他成了全球经济的象征。“您好，主席先生，”在餐馆前台，格林斯潘得到了优雅的问候——这家餐馆坚持一种下意识的华盛顿习惯：按职务称呼客人，哪怕他们已离职多年。

穿过热闹的餐厅，我们被带到一个相对僻静角落里的位置。84岁的格林斯潘衣着整齐而严肃，语调柔和而快速。他选择了健怡可乐——默认的华盛顿官方饮料。我很想叫一大杯威士忌以示与众不同，但我忍住了，转而要了一瓶含气矿泉水。

我谈起这家餐馆的知名度，他看起来很开心。“是我妻子建议的。”他的妻子安德莉亚•米切尔(Andrea Mitchell)是NBC电视台的首席外交事务记者，按照他的描述，她是一个外向而善交际的人，与他偏内向的性格形成了很好的互补。他的话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很乐于将很多此类事务的决定权“外包”给她。他问能否让他付账。我解释说，由英国《金融时报》买单是本次采访的游戏规则之一。他笑起来：“这么说还是有免费午餐的。”

这不是一种经常能从央行官员嘴里听到的说法。但对于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大部分任期而言，这看起来好像就是真实的一种现象（从1987年市场崩溃之前不久到2006年，他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经济增长，股市飙升，房价上涨，华尔街越来越富。然后，在格林斯潘向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交棒仅仅一年后，信贷紧缩开始，并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曾强力鼓吹的整个金融资本主义体系面临自我毁灭的威胁。

格林斯潘的批评者长期认为，他过分痴迷于自由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功能；危机发生后，这些人声称自己是正确的。一如既往的是，格林斯潘一直在深入思考这场危机的涵义，并将自己的想法提炼成观点。这是他长期养成的一个习惯：在进入美联储之前，他在纽约经营一家经济咨询公司长达30年，期间曾因担任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而短暂中断。在我们此次会面之前，他给我发来了一份他围绕此次危机撰写的46页论文。

……

当年与他长谈的记忆重现于我的脑海

“你要开始了吗？”他说。他指的是采访，而非午餐。在我们开始点菜之前，我们已经讨论到，预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相关的概率分布），还讨论了支持金融监管的假设、与1907年金融恐慌的比较，以及冷战结束对于全球储蓄率的影响等。在本世纪初格林斯潘还在担任主席时，我曾负责报道美联储，当年与他以这种专业风格长谈的记忆迅速重现于我的脑海。他亲自做研究，并精心组织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引用了那天早晨英国《金融时报》上我的一篇报道中的内容。

虽然他自称连句子也说不完整——他表示，这一点和他妻子不一样，她有本事在任何场合出口成章——并嘱咐我在引述他的话时梳理好句法，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他举止谨慎，措辞精确，富于学术风格，尽管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非常坚决，在阐述时会紧抓住桌子。“记住我的前提，”他不止一次重复这句话，然后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层层推进。

他承认，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自己“有30%的判断是错的”，特别是假定银行及金融机构会密切监察交易对手的信誉。但他目前防止全球金融危机重演的计划，仍显示出他对“和风细雨式监管”的偏好：让银行保持更多的资本金来支持其放贷；提高担保要求——如果金融交易出问题，可扣押担保品；保持更多现金以备紧急情况。

依然信奉市场

他说，在极端情况下，如果银行变得“太大而不能倒”，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崩溃威胁时，它们可能不得不依法进行分拆。但他明确指出，他认为这种干预是最后手段。他依然信奉市场，甚至不认为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输给更柔和、监管更严格的欧洲社会民主模式，更别提前苏联等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了。这是一个作出精确的技术官僚型调整的问题。

我提出，对于如此规模的经济灾难而言，他这种有限的解决方案是否是一种适当的反应？很多人，包括他在美联储的前任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都主张大幅收紧对银行的约束。“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蒙受惨重损失而自己并无过错的人来说，这是否是一种适当的情绪反应，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但就需要采取那些措施而言，解决方案可严密聚焦于以下方面：根据新的证据修正金融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并迫使银行采取相应行动。“我的立场有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一起非常罕见的事件，”他说。巨大债务泡沫的内爆，以及它几乎使整个金融体系失灵的严重性，不在金融监管机构的预期之内。

15分钟后，我们开始点菜。格林斯潘避开了蟹肉酱黑墨意大利面等较为考究的菜式，而点了更具苦行者风格的菜：烤箭鱼和烤有机蔬菜。考虑到一边大口吃意大利面一边采访的难度，我不情愿地拒绝了兔肉胡萝卜宽面条，也选了一个简单的菜：烤小章鱼配生菜沙拉。菜很快就上来，我们开始用餐，格林斯潘用叉将小块箭鱼蘸法国芥末，然后送入口中。

……

“希望对我的批评是准确的”

他的批评者——特别是民主党人——抓住不放的另一点是，他曾支持美国政府的两次减税行动。一次是2001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担任美国总统初期，另一次是在两年后。在我们此次会面一个星期前，针对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他对一名采访者表示，他支持逆转这些减税政策。他的批评者抓住这句话辩称，他当初支持减税本来就是不负责任的。针对这一指责，他也给出了认真准备好的回应：第一，布什政府和国会当时都预测将出现巨额财政盈余，因此减税是颇为明智的；第二，他在当时主张，第二轮减税应该以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发展状况为条件，而它们没有这样做；第三，他低估了自己的话被拿来为强行减税辩护的程度，而他已经在2007年的回忆录《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承认了这一错误。“做错事挨批评是完全应该的，这一点我没意见，”他说。“但我还是希望对我的批评是准确的。”

菜盘被收走，我们开始喝咖啡。他要了卡布奇诺，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工作方面的正式话题已经结束，我转向了较为个人化的问题。当他是美联储主席时，他拥有数十名全世界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为资源，他曾与优秀的同事和世界各地的同行展开过无数谈话。对他个人而言，彻底抛开这一切的痛苦有多大？

对拉里•萨默斯颇有好感

答案是：并不太大。他的确怀念与美联储官员经常进行的自由式会议，大家围坐在一起几个小时，讨论他那一天感兴趣的任何内容。他若有所思地说，他还怀念与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定期早餐会。萨默斯时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现为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很多同事认为萨默斯脾气粗暴，但听起来格林斯潘对他颇有好感。“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说。“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这家伙有时粗暴了些，但他很聪明。拉里真的很聪明。”

但是，除了偶尔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或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度假、打打高尔夫或网球外，格林斯潘有很多工作需要忙碌。在杰克逊霍尔，他会待在多年好友、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拥有的一个农场里。在加入美联储之前，格林斯潘经营着自己的经济咨询公司，在深奥的数据序列和统计方面积累了非凡的知识。即使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他仍然会将至少一半时间用于个人学习。现在，随着他在央行的职业生涯结束，他全身心投入了之前的工作，在少数雇员的帮助下运营一家研究机构。这一次，他依靠的是现代计算机和视频会议的威力——他在言语间对这些技术近乎奉若神明。

“人们认为，‘你怎么可能从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领导人物转回到案头工作呢？’”他说。“我的回答是，‘我热爱这种工作。’我要回到自己的根。”他的工作涉及最精确的数据挖掘。

他兴奋地讲起了构建一个数据序列的事情，该序列可以让他监测美国非金融企业每个月的盈利能力。“这是我做了几十年的事情，”他说。他所说的时间跨度并非夸张。

……

最近，在另一项研究中，格林斯潘研究了美国对飞机机翼的定义。为此，他查找了他本人在20多岁时针对朝鲜战争中的飞机需求所作的研究。他自豪地说，这些研究表明，他的思维风格和当初一样。“概念构思，统计细节，三段论，代数”。

谈起统计和研究方面的话题时，格林斯潘放松下来，变得近乎豪爽。我的感觉是，尽管他热爱美联储的工作，但更私人和内省的生活才更加适合他的个性。“我仍然很内向，”他说。“从心理学上讲，我更像一名助手，而非政策制定者。”他说，举个例子，在他早期短暂的专业爵士乐音乐家生涯中，“我是一个很好的所谓伴奏者，但我不喜欢独奏。”的确，虽然我作了尝试，但我仍很难想像上世纪40年代他在纽约老家烟雾缭绕的爵士乐俱乐部演奏单簧管的情形。更容易想象的是，他摒弃了爵士乐去上大学，继而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让别人去费心吧。我很忙”

而且，尽管他显然在意自己留下的遗产，但他的抗议似乎有一定道理：有些人对他的过往比他自己更在意，在这上面花费大量时间。“我全身心投入现在在做的事情，我不认为我有时间去操那份心，”他说。“让别人去费心吧。我很忙。”

在餐馆渐渐空下来之际，我们的话题转向时事，谈到不少有关中国的问题和他的信念：市场经济将在中国占上风，不论其吸引力目前看起来是多么微弱，也不论经济改革的进展是多么缓慢。他担心，相比他们的前任江泽民和朱镕基，目前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不太热衷于放松经济管制。但他并不太担心中国开倒车，重回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当我去中国时，我已经多年没有听到任何人支持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的主张及其概念框架了。”

他对一切事务的做法是相同的。考察数据，计算概率，作出冷静、校准的决策。在我们就要离开前，他哀叹称，有人认为“可怜的奥巴马”应该表现得更多关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事件。“当人们批评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情时，我表示了异议，”他说。“我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我希望看到不带感情、冷静、慎重的行动。感情用事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结了帐，然后我们走出在下午2点半已近乎空荡的餐馆。在这个城市，很少有人有时间或喜好去悠闲地吃午餐。我拒绝了顺搭一程的礼貌邀请。在这个闷热的下午，艾伦•格林斯潘启程返回他心爱的数据矿井的深处。

艾伦•贝蒂是英国《金融时报》的国际经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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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年表：美联储时代之前

1926年：3月6日出生在纽约的华盛顿高地地区，是身为股市分析师的父亲和音乐爱好者的母亲唯一的孩子。他5岁时父母离婚。

1935年：他的父亲赫伯特(Herbert)出版《复苏在即》(Recovery Ahead!)。这是一本关于罗斯福总统新政中支出计划的书。老格林斯潘在给儿子的题词中希望“在你长大后，你可以回顾一下，努力解读这些逻辑预测背后的推理，然后开始你自己的类似工作。”

1943年：从乔治华盛顿高中毕业，数学和音乐成绩优异。

1944年：作为一名出色的单簧管和萨克斯管演奏者，加入亨利•杰罗姆(Henry Jerome)的巡回演出大乐队。同时为乐队做帐。

1948年：从纽约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在他的回忆录《动荡年代》（2007年）中，他回忆说：“我那时更愿意专注于技术挑战，对宏观问题没有想法。”

1950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但后来辍学，接受了全美工业联合会(NICB)的工作。

1952年：与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结婚，但10个月后申请并获判婚姻无效。米切尔介绍他接触作家和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的作品。“遇到她之后我才聪明起来，”他后来写道。

1954年：与债券交易员威廉•汤森(William Townsend)合伙，成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这是一家从事经济预测的咨询企业。

1967年：在1968年总统选举前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担任顾问。拒绝了在尼克松政府正式就职的邀请，但在回忆录中称，克林顿和尼克松是“我曾与之合作的明显最聪明的总统”。

1974年：在杰拉尔德•福特政府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1976年：出席他50岁生日聚会的客人包括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布鲁克•艾斯特(Brooke Astor)、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87年：被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为美联储主席。1996年，他向拍拖了12年的NBC记者安德莉亚•米切尔求婚。因为工作将蜜月延后两个月：“我研究了自己的日程表，然后提议在瑞士的一场国际货币会议结束后增加一项蜜月安排。”

译者/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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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迟到了。我们约好在Roast餐厅见面，那是位于巴腊鲜货市场(Borough Market)的一个典型的英国餐厅，离英国《金融时报》伦敦办公室仅5分钟路程。中午12:30，我准时到达，而后被引到一个较为安静的位置上。10分钟后，我开始紧张起来。也许福山以为我们要在办公室见面？我给英国《金融时报》前台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没有在那里等我，才松了一口气，一边喝着水，一边等待。

20分钟后，福山来了。他纤弱、瘦小，穿着一件得体的灰西装，打着领带，口中连连道歉，说他的公关人员没有意识到来餐厅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位美国作家兼学者来伦敦，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本书讲述的是古往今来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这个话题太大了，福山分了两卷来讲，第一卷的时间范围是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福山现年58岁，我认识他有些年头了。2006年，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为他客串讲过一系列课程。那时，他是那里的国际政策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cy Economy)教授。去年，他去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我们就放弃葡萄酒和头盘达成了一致，他选了鸡肉培根派，而我已经点了当日特供——去骨全烤小羔羊肉。

我们的谈话从刚刚爆出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被捕的新闻开始。福山说：“这个故事真不可思议，不是吗？即便真如他本人回应所暗示的，是某种陷阱，只要还有那么一点点真实性，那就是不可想象的。”

菜上得很快，我埋头大吃我点的美味羔羊肉，而福山吃得很慢，边吃边思考怎么回答问题。（后来，我吃完很久以后，他面前还有食物，但当服务员过来想撤盘时，他挥挥手阻止了。）

福山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他在书中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治理现代国家的唯一方式。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他对民主的支持，有着比以往严苛得多的前提条件。

他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下一段时期哪种制度会运行得更好——是高质量的威权制度，还是一个陷入僵局的、瘫痪的、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民主制度，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有许多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更容易维持，这恰恰是因为制约与平衡允许（制度进行）调整。你可以摆脱一个不好的领袖。”

“然后，我又想到，引入规范的维度，是因为威权国家没有认可其公民的尊严。这让我厌恶这种制度，但更重要的是，这是这种制度的弱点——因为人民对于受到如此待遇的怒火，会在某个时点爆发。”

尽管如此，他继续说道：“在许多方面，亚洲的政府——不仅是中国，也包括新加坡、以及早期的日本和韩国，看上去更像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因为它们丝毫不需要向下负责。你不需要应付选民……你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一个国家，而我认为这在现阶段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话题转到中国，福山说：“中国威权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他们在毛泽东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绝不再允许任何个人对制度握有如此的主宰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了任期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决策都必须是集体决策。但是，最终，那种制度也会失去效率。”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他也并不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好。“只要看一看美国那些利益集团对哪怕程度最低的一点改革都予以否决的情形就知道了。我们允许贷款利息扣减，而不管房价已经多么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房地产业说：‘改变这个？想都不要想。’”

他在新书中提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是怎样产生的。福山用三个特征来定义现代国家：正式的官僚制度、法治和问责制。他忽略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古代时期，转而从中国官僚国家的产生说起？理由何在？

“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的切入点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一直在采用的范型——英国历史，是一段奇怪的经历。我认为它不应当被视为典型。”

那么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从何而来呢？“它不独特，”福山回答说。“每个国家都会逐渐到达这种现代官僚国家形式。但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官员选拔考试。”他们率先进入了现代国家。

快进一下。那过去两百年间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又如何解释呢？这是较近期历史的一个意外（如历史修正派的观点），还是反应了一些长远的优越性？福山支持更传统的后一个学派。“科学方法的发明、及其在大学的制度化、探索自然随后对结果进行商业化的制度的发明与发展。这都是思想与社会体制的一种交汇——于17、18世纪的某一段时期在欧洲逐渐成形。”

于是我问道，鉴于现在中国正在快速赶上，那么它对全球创新之库的贡献，是否也会同比例增长呢？

“这所涉及的思想领域远远超出了我书中所探讨的范围。但有一点一直让我印象深刻——中国的宗教和思想中没有高水平的抽象。存在像万有引力这样隐藏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这样的想法是非常西式的。中国的宗教是具象的。并且我认为，直到今天，如果你想一想，会发现高水平的理论仍然不是来自亚洲。”

他终于吃完了他的派。我们谢绝了布丁，但因为桌子很快空了，我又点了一杯双份意式浓缩咖啡，他点了一杯绿茶。

我指出，在看待学术权威方面，西方与传统中国的观点越来越相左。在很多问题上（例如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的意见比科学家的意见分量更重。权威几乎一文不值。

他表示赞同。“这实际上是西方公共管理中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认为，良好的治理是某种贵族现象。而且，我们不喜欢遵从专家的意见，我们也不喜欢赋予专家权威。因此，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规则圈住他们，限制他们的决定权——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们。这种病在美国为害最深。”他似乎认为，东方的民主太少，西方的民主太多，而世界受困于其中。

话题转换到了即将出版的第二卷。在第二卷中，福山将讨论当下的情况。“有几个问题是我想探讨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政府腐败的历史。如果你观察一下19世纪早期美国或英国的公共管理，就会发现和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一样糟糕，然而（前者）已经以某种方式演化出了更加非人格化的政府形式。所以，我想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发生的全部历史。”

我提出，另一个重大发展恐怕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论的对精英的逆反，这一点在美国极为明显。“的确如此，而且这种现象有不同的根源，但在美国肯定最根深蒂固。‘茶党’(Tea Party)运动就起源于这种传统，肇始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当选总统后，曾经说过，‘我们赢得了大选，为什么要让那些精英治理国家？’从莎拉•佩林(Sarah Palin)身上就能看到这种观念的现代版本。莎拉•佩林之所以受到欢迎，恰恰是因为她没有上过哈佛(Harvard)，却与一个上过哈佛的总统竞争。每一个欧洲国家，包括曾经纯洁无瑕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现在都存在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

“其中另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关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还关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第一卷结束之后的200年中，所有这些在西方充分发展的制度，都与传统制度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为什么非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区能够安然经受住这种碰撞，而且竟然状况良好，比如东亚；而另一些地区却体无完肤？理解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早期而言，日本是在与西方制度的碰撞中调适得最成功的国家。日本并没有简单地接纳西方制度，而是保留了很多自身的传统。

“如果你看一下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那里现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如果你透过看似民主的制度再向下挖掘一层，就会看到等级森严的宗族，由封建领主掌管，农奴们在他们的领地上劳作。他们靠庇荫网络治理国家。这就是民主在巴基斯坦从来没有正常运作过的原因，所以巴基斯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一个极为传统的国家，是一个庇荫网络和宗族势力决定政治的国家。”

我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大概也都是没有任何历史根基的国家。他回答说：“比那还糟。欧洲殖民者并没有像在香港和印度那样给它们建立有力的制度，而只是进行成本低廉的殖民。他们建立了间接统治体制，培植了许多本土强势人物，接着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以后就抽身而去。他们还给这些国家强加了不合理的边界。”

我又提到了当下的重大政治事件，阿拉伯世界的动荡。他对此持多么乐观的看法？我猜想不会特别乐观。

“首先，发生这样的事，我真的很欣喜，因为除非通过民众动员，否则你永远也无法实现民主。所有人都认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阿拉伯人做不到这一点，然而现在他们显示了自己能做到。不过我觉得把制度建立起来需要时间，现在这群最向往外部世界、崇尚民主、宽容、热爱自由的人们组织性很差。他们没有经验。公民社会受到压制，因此所有支撑强大民主制度的事物都不存在。”

然而中国正朝着现代经济体的方向快速前进，我问福山，经济繁荣会如何影响其政治秩序。

他说：“我认为它是民主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一点往往被只观察经济状况的人所忽视。如果你是个贫穷的农民，你考虑的事情就只有为家人挣到盘中餐而已。但在随着接受的教育更多，你就会考虑诸如‘我的政府是否允许我参与’之类的问题，你的世界观也会随之改变。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同样的事。”

我担心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但他让我放心，说时间到了公关人员会过来接他。他继续讲道：“我认为你是对的，如果一个国家有8亿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就不能以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治理国家。重要的问题是，这同一群人也可能受到民族主义的鼓动——动员人民的方式还有很多。”

他又用一种更晦暗的口气补充道：“可怕的是军方对20世纪有着完全不同的阐释，使他们自身被置于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身份认同的中心位置，而且他们似乎在日益掌控着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又转而开始讨论美国的情况，美国的确存在民粹主义政客。我指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一个理智、理性、低调的人，几乎符合人们一切美好的期望。不过我说，想象一个政治主张截然不同的人当选也并不是很难，尤其是如果经济复苏表现不佳的话，而这种可能性相当大。

“没错，”他说。“不过我确实认为奥巴马能够连任。”可惜谈到这里时间到了，我起身离开，他则去与公关人员会面。

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译者/何黎

我走进位于纽约哥伦布环岛时代华纳中心(Time Warner Center)的餐厅Landmarc，我约好在这里与2008年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经济和国际事务教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自由主义观点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起吃午餐。我对于这家小酒馆风格的餐厅一无所知，我的客人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他刚刚完成一次电视采访，来这里比较方便。这家餐厅冷冰冰的，而且这顿午餐时间稍晚（下午2点），餐厅里开始变得冷清了。

59岁的克鲁格曼，是美国最受憎恨、也最受敬佩的专栏作家，他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一副教授的模样，他坐在餐厅中间的一张小桌前，在笔记本电脑上工作。那天是周四，他在写他的专栏。我问他，这次写什么？“欧洲，”他回答，“部分原因是现在那里正值紧要关头，还有部分原因是我有点忙不过来，而这个话题是我有准备的。因此我打算写这个。”我理解忙不过来的感觉：克鲁格曼每周写两篇专栏，定期在博客上发帖，撰写畅销书，还要教书。

于是我问，这篇专栏的论点会不会是，对于欧元区而言，“一切都完了”？

“不。我不认为他们救得了希腊，但他们仍可以拯救其它国家——如果他们愿意提供无限度的融资和宏观经济扩张的话。”但这将意味着说服德国人改变他们的经济生活哲学。“嗯，被绞死的可能性会让人清醒；欧元崩溃的可能性或许会让他们清醒。”

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是如何应对自己身份转变的，即从基本上是一位学术型经济学家，转变为自由主义事业的领先发言人。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哦，很有趣，”他回答，“我当时为《Slate》写专栏，接着为《财富》(Fortune)写点东西，在杂志的最后几页，后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向我发出了邀请。那是在1999年。当时双方都认为，我会写一些关于互联网公司愚蠢行为之类的文章，结果证明，这是一份更为可怕和不吉祥的职责，与我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

“实际上，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第一个任期是一段困难时期，当时似乎整个世界都疯了，唯我独醒，或者正相反，现在轻松些了。

“然而，我不得不说，这场经济危机印证了我在大约15年前担心的一些事。确定要说些什么相当容易，容易得几乎令人震惊。但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根本不是我当初设想的人生道路。”

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谈话转向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危机。我提出，回过头去看，日本人似乎相当好地应对了危机的后果。

他同意这点。“我们曾经认为，日本是一个警示。到头来，日本几乎成了一个模范。他们从未经历我们所遭遇的那种严重滑坡。在我们所称的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多数时间，他们成功提高了人均收入。我常说的一个笑话是，我们这些在12年前曾对日本感到担忧的人，应该去一趟东京，向天皇道歉。我们的表现比他们最黑暗的时期还要糟糕。当人们问：我们会不会变成日本？我回答：我巴不得我们变成日本。”

这时，我们开始点菜了：克鲁格曼点了尼斯沙拉；我点了鹅肝酱；还有一瓶发泡矿泉水。这肯定赶不上某些FT采访午餐的美食标准。

我回到了我们的讨论。我问，他是不是对普林斯顿前同事、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有点不公平？毕竟，伯南克使美国避免陷入通缩。克鲁格曼的回答脱口而出：“我们担心通缩，并不是因为小负数（而非小正数）的通胀对世界意义重大。我们担心通缩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许没有陷入通缩，但我们仍面对一个持续低迷的经济。因此这有多大意义？”

我提出，但是，美联储通过迅速降息和避免通缩，难道没有带来负的实际利率吗？这促使克鲁格曼少见地表示赞许：“实际上，我对截至2009年某一时间点的货币政策没什么抱怨。我认为，本（伯南克）做出了激进且有力的回应，这是正确的。他推出了最初的定量宽松政策进行干预，稳定了经济。”

“问题是，当我们看上去变得越来越像日本时，他做了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告诉我们，你必须设法获得一些势头。财政政策或许不错。但如果您得不到财政政策的支持，美联储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我认为，这个逻辑一年比一年明显。遗憾的是，美联储基本上推卸了把我们拉出低迷的职责。”

“我希望有一天，本•伯南克和（美联储副主席）詹尼特•耶伦(Janet Yellen)会认为，我帮了他们一个忙。那些支持硬通货的人一直在冷言冷语，需要有人站出来说；‘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正现实地考虑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你们做得太少，而不是太多。’”

我问，如果是他负责的话，他会怎么做？他表示，他会购买更大范围的资产，包括更多私营部门债务，从而让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再扩大2万亿美元。“但最主要的是，”他继续说道，“你是在试图影响人们的预期。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你真正需要做的是发出信号表明，你会把脚踩在油门上。”

他相信，即便人们不确定美联储是否会说到做到，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他们相信，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那就够了。“因此，如果本•伯南克发表一份声明，或者美联储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正重新考虑我们对通胀目标的看法，即便我们没有得到可信的承诺，比如说他们将在5年期间实现3.7%的年度通胀率，这仍是一种帮助。”

在他的新书《马上结束这场萧条！》(End this Depression Now!)中，克鲁格曼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不以为然。他还批评了政策可信度很重要的说法。对于这一点，他表示：“可信性听上去不错，但表明反通胀可信度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很重要的证据基本为零。”

我们自然而然地转向眼下的头号话题。他会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错误吗？“是的，我认为，我们一直在问这场危机是谁的错？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从主条约签署那天起就是这样。现在，我想如果调高通胀目标的话，或许还有救，相对于财政联盟，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次优选择。但是，这个安排确实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行的。”

“有意思的是，欧元自己制造了不对称冲击，现在这些冲击正（通过其带来的资本流动）摧毁它。欧洲人不仅创造了某种无法应对冲击的东西，而且这种创造还带来了正在毁灭它的冲击。”

到这时，我早已吃完我的那份鹅肝酱。我总是吃得很快。但克鲁格曼的沙拉吃的非常慢，因为他要边说边吃。他不得不几次挥手示意服务员离开。餐厅现在真的相当冷清了。在盘子终于端走后，我点了双份意式浓缩咖啡，他点了一份普通的滤纸冲泡咖啡。

我们短暂讨论了宏观经济学的未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从事实证工作的较年轻经济学家身上。“一些年轻人正在做一些真正出色的研究。多数都很出色，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但真正推动前沿的是实证工作。”克鲁格曼指出，声望颇高、面向40岁以下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1991年获得该奖）的贝茨•克拉克奖(Bates Clark Medal)“绝大多数颁给了做实证工作的人。我认为，长期来说（如果有长期的话）这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救赎，因为现在情况非常糟”。

我们谈到了他对美国政治的看法。他对目前局势如何解读？

他回答，“有两点确实似乎在发生作用。一是金钱。有些智库其实没有做很多思考，却有大笔经费……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看他们所说的，你会发现很多说法好玩，他们曾把冰岛称为榜样，或者吹捧爱尔兰体制的奇迹，这些都很可笑。”

“还有就是硬通货、金本位之类的吸引力的问题，这一直是有吸引力的，但现在似乎吸引力更大。像我这样的人一直更接近于正确预测通胀和利率，我原本认为，这一事实将促使很多人认为，或许他们的成见是不对的。”但并非如此。

我问他，对于持他这种政治观点的人未能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是否感到沮丧？我指出，毕竟，在联邦税收比率处于极低水平、近年收入分配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之际，他肯定对人们愿意接受大幅削减权益支出（而非增税）的必要性感到失望。克鲁格曼是否认为，这一切都关乎金钱？

“这些事情总是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些关乎金钱。看吧，即便是一点点温和的批评，就让奥巴马丧失了华尔街的一个巨大资金来源。你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功之处：他们玩的是长期游戏。他们用4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种观念：‘政府是坏的’或者‘税收是坏的’。”

但他继续说道：“现在出现了一种有组织的观念进步的基础设施，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与另一方相比，它规模很小且资金不足，但实际上它更聪明。我个人确实认为，尽管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政策，但有人正在倾听我的声音，即使在两年前情况都不是这样的。”

那么克鲁格曼如何应对他招致的憎恨？“2002年至2004年是最糟糕的时期，主要与经济学无关，而是当时差不多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我们是在谎言的欺骗下开战的。但你确实需要变得厚脸皮。我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这种态度：如果我没有让很多人歇斯底里地反击的话，那么我这篇专栏或许就白写了。”

“我从事这行已经很长时间了，一开始确实让人震惊。但最后你就适应了。我想它吓跑了很多人。我认为，很多记者在第一次对右翼正统学说发表一些即便是温和的批评言论时，也会遭到这种炮轰，然后他们就再没写过。此后他们就怕了。但我早就过了那个阶段。”

我问起他那有力且挑衅性的风格。他是有意如此吗？“我为《Slate》撰稿时已经这样了，因此我学到了一些，但这里（为《纽约时报》写专栏）要求更高。抓住读者的注意力需要技巧，让那些本能地认为经济学枯燥的人真正阅读你的文章。”

我说，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管理自己的工作量的，尤其是他的博客的数量。显然，克鲁格曼比多数人手快，但他如何安排时间做其它事呢？

“我仍在教书。我很可能每周工作70小时，但不是一周100小时。但我确实很快。事实证明，在新闻业，我写稿的速度超过任何人，这很有意思。”

克鲁格曼以不愿接受针对高失业率的结构性解释而闻名。但他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即西方经济正危险地沉迷于金融和资产价格“泡沫”？他反问我，看没看过讽刺杂志《洋葱》(The Onion)？“早期他们曾想出一个绝对精彩的标题：‘受到衰退蹂躏的国家需要新的泡沫以便投资’。”

那么他的新书卖得如何？“还不错，很有趣。我们在美国排在畅销书之列。但在欧洲更为抢手。我们在西班牙已经第四次印刷，好像他们还将在马德里的公交车车身上打广告。”

这让我们的话题回到了欧元区危机。我说道，德国人现在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方面是对他们视为无赖的国家进行永久纾困，另一方面是让欧元区解体，引发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乱局。我为他们感到难过。

他回应说：“我记得，《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有一篇幽默专栏，大概是在1992年左右，内容是关于将布克奖(Booker Prize)授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称其为一部采用严格条约形式的后现代小说的决定。在整篇‘小说’中，人们会隐约感觉到动机不明的强大力量。这些力量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那是一篇绝好的讽刺。”

咖啡喝完了。我们走出空无一人的餐厅，克鲁格曼要返回普林斯顿大学和他的专栏，我要回到英国《金融时报》的纽约办公室。危机还在继续。他是一位被保守者憎恶、受自由派欢迎的评论者。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做成任何事。一位曾经赢得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学家，甚至可以变成该国最具争议的专栏作家。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译者/梁艳裳

中午12:20整，我踏进卢浮宫的庭院。矗立在我面前的是贝聿铭(IM Pei)设计的玻璃金字塔，这是通往大博物馆的入口，也是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时期的宏大工程之一。右侧是玛丽咖啡厅(Café Marly)，我和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约定于12:30在这里共进午餐。特里谢曾担任欧洲央行(ECB)行长，去年秋天才卸任，此前他还担任过法国财长和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行长。

这家餐厅沿着宫殿墙壁，面朝宽阔的庭院，摆放着长长一排桌子。有些桌子摆在露天，还有两排摆在玻璃后面。餐厅布局雅致。

我说，我和让-克洛德•特里谢先生有约。门口的女士看了看名单，但没有找到这个名字。我不禁想，我是不是在错误的日期乘坐了欧洲之星(Eurostar)列车。这可就出大洋相了。然后，特里谢突然就出现了，分秒不差。我对他说，这里似乎没有座位了。但是，当餐厅经理认出我的同伴是谁，我们马上就有了座位。

特里谢现年69岁，身形干练，衣着优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财政部，就在这座建筑里，那是20多年前。不过他变化不大：彬彬有礼、头脑清晰（他最喜爱的词汇）并且深思熟虑，讲着一口文雅但口音浓重的英语。

我们不愿坐在露天，因此选择了玻璃后面的座位，观望着来往游客。我们坐下后，他向我确认，这一餐是否由英国《金融时报》做东。我回答是，并补充道，这次他可以点这家餐厅最昂贵的葡萄酒，以此向这份报纸“报仇雪恨”。这没什么风险。因为我知道，他会和任何时候一样举止得体。

我提醒他，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他位于卢浮宫的宏伟办公室中。是的，他回答道：“那是一个位于科尔贝馆(Pavillon Colbert)中的华丽立方体空间：长宽高均为10米。”我回忆道，随后财政部被驱逐到了巴黎偏远东部的一座可怖的现代建筑里。他回答道：“此举很反常地得到了共和国总统、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总理、保守党人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支持，因为这可以帮助巴黎东部实现再平衡。财政部和财政部工作人员都对此极为不满。”

话题回到当前，我问，自2007年开始他便身处经济危机的中心，现在不用再继续掌管欧洲央行是否让他感到轻松。他的回答也很经典：“我得说，虽然人已不在其职，心还留在那里。”他如何评价自己的继任者？他和往常一样，打着外交辞令：“我认为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这引来了我的第一个严肃问题。他如何看待欧洲央行去年12月份推出的长期再融资操作？该措施为欧元区银行提供1万亿欧元的三年期资金。

他的回答很谨慎：“我认为这符合实施‘非标准’措施的条件。当然，我们很早就开始实行非标准措施，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开始时间是2007年8月9日24点整。”他指的是首次向欧洲信贷市场注入紧急流动性，以防止美国次贷危机蔓延。

我问他，七八年前能想象采取这类措施吗？他回答：“完全不能。我们现在正在涉入未知水域。

“按照我对形势的理解，我们正在经历危机的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07年年中开始的金融动荡，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前。第二阶段从雷曼兄弟倒闭开始。发达经济体的央行被迫采取非常大胆的非标准化措施，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干预。而且，当时这些国家的信誉还没有受到挑战。这避免了大萧条的出现。

“第三阶段是主权债务危机，震中就在欧洲大陆，在欧元区，而前两个阶段的震中在美国。2009年底我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精确地概括了形势，对我说：‘现在，让-特里谢，该你上场了!’于是，我们就走到了现在。”

他表示，他最担忧的是“全世界的投资者和储户都不再给予任何人的签名一丝一毫的另眼相看。这是全新的情况。”换句话说，现在发达国家的信誉岌岌可危。

我反对说，这不完全是事实：当然，有一个现象十分惹人注目，那就是在欧元区内部，资金纷纷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逃往安全的德国，甚至法国也出现较小程度的资金外逃。不过这时我们被餐厅经理打断了。我们决定只喝水：特里谢要了一瓶无气泡的依云(Evian)矿泉水，我要了一瓶Badoit气泡矿泉水。我点了一份小牛肝，特里谢点了鲈鱼片。上来的菜非常精美：味道极好，我点的小牛肝颜色粉嫩。

我们继续深入讨论欧元区。评论人士（主要是英语国家的）目睹眼前的形势后说：“我们早说过了”，欧元区一直是个愚蠢的想法。那么特里谢作为欧元区的极力支持者如何回应？

他首先表示，和更广泛的经济联盟相比，货币联盟本身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后他反问：“如果有人说：‘我告诉过你了，市场经济已经腐烂。整个金融体系有崩溃的危险。我们一直告诉你，这个体系不可行，容易走向灾难。’你如何回应？”

他接着说：仅仅因为2008年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就抛弃市场经济，这很荒谬。“我无法想象，没有单一市场、没有单一货币的欧洲如何联合起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各州均发行自己的货币，美国的单一市场意味着什么？

“我自己的工作设想是，欧洲正在汲取惨痛的教训：要维持单一货币，除了建立单一货币联盟以外，更要对经济联盟实施有效的治理。”

因此，我问道，对这一经济联盟负有责任的政策制定者在应对此次危机方面做得如何？他回答道：“什么都不容易。在我看来，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发达经济体共同的问题。因此我们都要做好准备：今天市场没有耍弄你，不意味着明天不会。

“欧元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必须大力实施增强的稳定和增长公约；我们必须对竞争力指标进行有效的监视；我们必须全面利用当前的危机管理工具，而这些工具在危机之初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了‘银行业联盟’的概念，这一点很重要：当前银行信誉和主权信誉之间的相关性达到99%，这是重大危机的源泉。”

他补充道：“历史尚未盖棺定论。我认为，我们必须往前走下去，建立起一个经济和财政联盟。”

他解释说，如果现在一个国家行为不当，给整个欧元区以及本国的稳定性带来威胁，那么就应该受到制裁，比如罚款。但罚款已被证明基本无效。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也就是他所说的“特殊情况下的经济和财政联盟”，“欧洲机构将直接向有关国家施加约束性措施，而不是罚款，而关于约束性措施的最终决策则由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通过民主投票做出。”这种想法无疑会在英国政治中引发争议。

那么此时此刻的情况如何呢？欧元区能否承受一个成员国的退出？特里谢的回答非常坚定：“这样的退出不是欧洲民主的立场。”

由此我们谈到针对当前紧缩政策的争议。于是我问他有没有替代选择。“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评价每一个经济体各自的优点，”他说，“显然，拥有施展空间的经济体必须也必将利用这种空间。比如说德国就没有紧缩政策，因为德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自发而合理地刺激国内需求。

“要知道，我担任了八年的欧洲央行行长。前五年期间，有人告诉我德国是欧洲‘病夫’。我的回答是，‘首先要看到，德国在恢复竞争力方面做得很好。’”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点了咖啡：我点了一杯双倍特浓咖啡，他点了一杯特浓咖啡，另外我们还点了非常可人的香草波旁(vanilla bourbon)布丁。

我说德国现在需要提振经济。特里谢回答说德国经济正在增长。我说增速不够快，并且非常依赖出口。他答道，尽管德国“依赖出口，但幸运的是德国是出口到亚洲，而这对欧元区繁荣是一种贡献”。

那么他认为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繁荣是多么地依赖伙伴国吗？“看上去有点矛盾，”他说，“德国文化或许是最能接受政治联盟这一长期目标的一种文化。在回答各种民调的时候，大部分民众也都表示：‘我们喜欢欧盟(EU)。’”

“与此同时，我认为主要的困难是，两德统一以来的13年，德国一直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工资和薪水的增长有限。这13年的节制使得德国普通民众很难理解，为何欧洲同伴的情况正好相反。”

法国现在必须恢复相对于德国的外部竞争力，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情况一样，那时特里谢负责实行“竞争性通胀减缓”(competitive disinflation)。那么在特里谢看来，法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坚持认为，法国必须采取必要行动，恢复其竞争力。

但如果大家都如此“节制”，欧元区是否会出现需求不足？他回答说，无论如何，欧元区与整个欧洲一样，都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相反，它是大型发达经济体中最开放的一个。

我反对说，欧元区占世界经济的四分之一。“是的，”他说，“欧元区不可忽视，但它也彻底融入了全球经济。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联盟。因此在我看来，缔造新型欧洲经济的秘诀就是实现最大的竞争力。”

于是我说，那么你就需要说服新兴经济体接受赤字。但这些国家对此非常担忧，因为它们认为赤字就意味着危机。

特里谢还是非常乐观：“目前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有大量的储备资产作保障。不管什么时候，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出现某种程度的经常账户盈余并输出资本都是很正常的。”显而易见的是，这可能会导致德国主导整个欧元区，这一点让我坐立不安。

我将话题转向对欧洲央行的批评：它拒绝进一步介入主权债务市场。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反对意见合乎法律，或者符合经济。他断言它是不合法的。“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债券。这样做是合法的。条约并不允许欧洲央行介入一级市场，但在二级市场它有权购买任何证券。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出于货币政策的原因这样做，因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负责整个欧元区的货币政策。

“但我们不能长期代替政府这样做。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早就期待着，就在我们交谈的此时此刻，我们能拥有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在市场眼中可靠的、并且依赖于政府本身的工具。”

我问他，考虑到潜在的威胁，计划中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是否足够？他的回答是间接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稳定基金应该能够有效介入二级市场，2011年7月已经在原则上确定了这点（当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债务开始面临压力）。”

我又提到欧洲央行坚持的观点：政府（尤其是爱尔兰）不应该允许银行向债权人违约。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特里谢说：“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彻底探讨。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局势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爱尔兰国内的蔓延风险已经很大，（允许爱尔兰的银行违约）会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我提到了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很多英国人都开始认为，如果欧元区存续下来了，它将成为一个更加统一的联盟。那么英国是否应接受，它在欧盟内部的地位将不保？

“当然这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确实认为，英国在非常深刻的层面上归属于欧洲，欧洲也需要英国。现在看来这有点矛盾，因为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曾说：‘我不需要英国。’现在整个欧洲都表示：‘我们需要英国。’而英国人却说：‘我们不清楚。’无论如何，英国在欧盟的未来只取决于英国自己，这一点值得深思。”

我该离开了，去赶回伦敦的欧洲之星：这是法国的高端技术。在离开之前我说，英国不是欧元区国家他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如果是的话，还真的无法管理。

本文作者马丁•沃尔夫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译者/倪卫国、王慧玲

这着实让我尴尬不已：刚坐定准备用餐，我的采访对象却说啥都不想吃。

诸位得明白，这根本就不是本人的过错。只是由于尤努斯(Muhammad Yunus)赴约《金融时报》采访时，已经吃过饭，而已有20年历史的“与FT共进午餐”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惯例就是共进午餐。尤努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位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在以创办小额信贷而名满天下。

尤努斯终其一生都在勇敢挑战势力强大的社会传统习俗，他坦承自己对《金融时报》这个惯例一无所知，从他的一言不发，可以看出他对吃饭毫无兴趣。他是个大忙人，常年在世界各地奔波，我怀疑可能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他的助手未能给他说清楚接受《金融时报》访谈的相关规矩。

他来纽约参加联大会议(UN General Assembly)，政客、政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元首们纷至沓来，参加没完没了的文山会海以及进行合纵连横。尤努斯是当今世界风云人物，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安排得太过紧凑，以至于原定下午2点在高档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Garden餐厅的采访，他甚至晚到了半个多小时，而此时餐厅已停止供应午餐。

由于他已吃过饭，而且助手们选曼哈顿中城（Midtown）这个会客地，似乎纯粹是出于交通便利，因此吃不吃饭无关紧要。酒店员工带我们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正放着悦耳的音乐，还供应各种快餐。

我问他这周行程安排如此紧凑，是否属于反常？“不，无论走到哪儿，这种情况都属家常便饭。”他说，大家都希望争分夺秒与他进行切磋交流，并说因此经常误了饭点，其他参会嘉宾享用美餐之际，他却还没谈完。今天很明显是个例外。

作为扶贫领域最知名的思想家及实践家，尤努斯显得镇定自若，超凡脱俗的魅力扑面而来，他一直专注于比午餐会崇高得多的人生目标。他满头银发、和蔼可亲、笑容可掬。他的衣服十分简朴：棕褐色短上衣、米色裤子以及蓝色格子无领品牌衬衣（由孟加拉国织工手工做成）。他调侃自己成了扶贫圈的时装模特。

尤努斯虽已73岁，却显出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及智力。他告诉我为何必须如此：自己今年60%的时间都在国外奔波，努力兜售自己的理念与计划。

从学术活动到自己设想的新型企业模式，他从事的工作包罗万象。比方说，他是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名誉校长，在纽约期间，又将参加喀里多尼亚大学曼哈顿时装分校的落成典礼。他设想的新型企业模式介于办慈善与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他称之为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

. . .

服务员挥舞着菜单走过来。尤努斯点了静水，我则选了苏打水。我想我们俩至少得有一人遵守“与FT共进午餐”的采访规矩吧，于是我扫视了一下菜单，要了一些简单快餐：一份多层鸡肉三明治，事后证明这是个糟糕透顶的选择。

尤努斯的出名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中叶，当时他是孟加拉国吉大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吉大(Chittagong)是个港口城市。他就出生于吉大城外——父亲是珠宝商，全家就住在店铺上边的二楼——在美国留学与任教六年后，他回到家乡。

为了弄清楚周边地区赤贫的原因，他实地造访吉大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座村庄，发现那儿的老百姓穷得连做小本买卖的本钱都没有。他们只得求助于放高利贷的经纪人。尤努斯大为震惊，于是自掏腰包，把27美元借给了42位贫困村民，以帮助他们摆脱高利贷盘剥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小额信贷革新运动的起源。从传统意义上讲，银行不给赤贫者放贷，因为他们无法提供贷款担保，往往有借无还。但随着雄心勃勃的小额放贷试验连续推行（起初尤努斯自己充当穷人银行贷款的担保人），尤努斯逐渐得出结论：许多赤贫者具有良好的偿债信用，他们明白贷款是自己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

由此催生了孟加拉国专向微型企业主提供小额贷款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与现在一样，很多申请贷款者是文盲，而且超过90%的申请贷款者是妇女——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孟加拉国，对妇女工作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所以这种做法本身就颇具创新意义。

乡村银行成为消除贫困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强有力手段，其模式在全球得到广泛“复制”。为表彰其突出贡献，尤努斯与他的乡村银行被授予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他在孟加拉国建立了一系列乡村银行以及基金会；其中很多是与人合伙成立的社会企业，它们完全独立于国有银行体系。他还把自己的理念向全球推行——甚至还在美国设立了微额信贷银行——美国乡村银行(Grameen America)。

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乏说三道四者，小额信贷运动成绩卓著。有些人认为尤努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而且局限于乡村银行模式，因而小额贷款理念不再与时俱进。尤努斯本人有时对大型开发银行以及过分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但相比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尤努斯愈发响亮的名声的围攻，上述批评就显得不值一提了。孟加拉国政府非但不把尤努斯敬为民族英雄（2007年，尤努斯的头像印到了孟加拉国的系列邮票上），而是变本加厉，进行了一场在许多人看来是恶意的迫害运动。2011年，尤努斯被迫辞去乡村银行行长职位，如今政府更威胁要把乡村银行国有化。最近，孟加拉国政府指控尤努斯逃税，对此他本人坚决否认。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内的很多西方政要都公开对他表示支持。

哈西娜总理的动因不得而知。有些分析人士暗示自2007以来，她把名望如日中天的尤努斯视作潜在政治对手，当时尤努斯曾一度表示过从政意愿；而其他分析人士则猜测哈西娜总理妒忌尤努斯的巨大名望，希望利用乡村银行之事来达到自己的选举目的。

尤努斯早先对我说过不希望谈及政治话题，理由是担心批评者指控自己在国外诋毁国家声誉。但在随后的会谈中，我问这些攻击是否让他心力交瘁。

“非常折磨人，”他动情地说道，“原因是自己受到的攻击从未间断。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就不敢打开报纸——担心报上刊登攻击他的文章……每时每刻都在忙于应付，避免受到伤害。回击对方必须准备相关凭证以及充足证据，而诋毁一个人则易如反掌。”

相反，他喜欢谈论更为积极的东西——他的社会企业理念以及向世界各国推行它而所做的不懈努力。

他解释道，社会企业就是企业老板愿意解决社会问题（通常是失业），而非只图自己挣钱。这不同于非赢利性慈善机构，尤努斯认为慈善机构存在天生缺陷——生存过分依赖于捐款。

他说，社会企业属于赢利性企业，只有这样方能长期维系下去。但它并不分红，赚取的所有收入都用来进行再投资。企业所有者可以撤走自己的原始投资额，但仅此而已。

“大家都说，‘哎，传统企业不也是如此吗？老板创办企业，按需雇佣员工。那么社会企业与常规企业到底有啥不同？’

“我这样答复，‘传统企业旨在赢利……为此，需雇佣一定数量员工。所以员工是你主要目的之副产品；而在社会企业中，为所有员工（比如5个）创造就业机会就是主要目的。’”

. . .

服务员给我拿来多层三明治时，他暂时中断了说话。三明治大得惊人，我俩都惊愕得瞪着又厚又大的椭圆形烤面包层、塞得满满的夹肉（还往外渗油脂），以及旁边的一小银杯金黄色炸土豆条。此时此刻谈论贫困问题时，点这种体现西方奢侈生活的三明治似乎荒诞不已。

我对他说这很尴尬。

“别这么认为，吃你的，”他说。“我并不关心这”——然后用孟加拉语与服务员聊起来，两人聊得很投缘、笑声不断。与酒店好几名员工一样，这位服务员也来自孟加拉国，很显然是尤努斯的拥趸。

但是，在全世界威名赫赫的扶贫专家（他只是喝水）注视之下，我实在没胃口把营养如此丰富的三明治吞咽下肚。既要费劲“消灭”掉这硕大无比的三明治，又要全神贯注于尤努斯语速快、口音重、逻辑缜密的话语，实在是勉为其难。所以自己只得把三明治搁在桌上，任由它凉却。

我俩又言归正传。过去七年，尤努斯一直在孟加拉国试验推行社会企业模式，尤其是与法国食品业巨头达能(Danone)合建工厂，生产高营养酸奶。度过初期的不稳后，如今的合资厂经营已然步入正轨，其目标是为当地社区创造约1600个工作岗位。尤努斯说自己如今忙于筹措3500万美元资金，为的是在另外七个国家创办企业，他希望这种模式可以得到广泛“复制”。“我们这是在播洒种子，”他说。

海地(Haiti)将是其中一个受益国，如今它仍在努力从2010年的地震中恢复元气。尤努斯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与巴西食品公司(Brasil Foods)合建家禽养殖厂，巴西食品公司是巴西特大型鸡肉加工厂。了解养殖厂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洞察尤努斯的创新思维、公关能力以及创业动力。

尤努斯说自己建厂的想法源于自己在海地参加的一次晚宴，他获悉当天所吃的全部食物都从国外进口（这事关国家尊严）。他告诉我随后发生的事，采用的叙述方式在这次采谈中多次运用，这种方式颇具个性：他说一段长长的话，多用第一人称“我”，然后把对方好好地启蒙一通。

“我问对方，‘为啥用进口食物招待我们？难道你们自己啥都不生产吗？’”“‘我们自己生产很少，甚至连盐都需要进口。’”

“我说，‘为何会如此？海地是岛国，四周遍地是盐……只需抽取海水晒干就能获得盐。我们孟加拉国也是用这种方法提取盐。’”

对方随后告诉他鸡蛋是从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进口。“我就说，‘多米尼加共和国与你们的国家生活在同一座岛上，对方如果能出产鸡蛋，你们为何不能？’”

他对我说，说到这里时，他突然记起巴西食品公司迫切希望与他合作之事，于是立刻萌生了合作建厂的想法。

社会企业似乎完美无缺，但我暗示他潜在缺点是企业若想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仰仗很多乐善好施的富有投资者（或公司）。愿意促成此事的投资者是否很多？

他长篇累牍地回答我，但似乎并未真正解决这个重要问题。他说，经济学理论把人类异化成一意孤行的“赚钱机器”。他希望“开启一扇大门”，以帮助人类展现出人性善的一面。

我问他资本主义制度好吗？他回答说：是的，但“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只靠一条腿走路——极不稳定，容易陷入困境，没有很好的回旋余地。”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添加人道主义的另一条腿。

. . .

我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从投资者那儿筹措来的资金多吗？他说已有数十亿美元注入基金会，基金会再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再去行善事，但并不象社会企业那样能循环利用资金。这构成了“巨额资源”。另一资金来源是企业合作伙伴，我建议它们只要定期捐赠少量钱，就能提升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

他说，媒体记者指控他与达能在孟加拉国合建工厂时，被对方利用了。他的答复是他自认为是利用了达能——因为在那之前，全世界都还没真正理解他社会企业的理念。“与达能合建工厂后，大家才真正了解！”

他瞧着我一口未吃的三明治。“你竟然没吃！”他说，然后大笑起来。

我转向另一敏感话题——学术界就小额信贷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争得不亦乐乎。虽说小额信贷仍有众多的拥趸，但最新研究——如大卫•鲁德曼(David Roodman)的著作《尽职调查：对小额信贷的苛刻调查》(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暗示几乎没啥证据可以证明小额信贷能有效减少贫困。

我本以为尤努斯会为此大发雷霆，但他的反应很有分寸。他说，没有人提出小额信贷“扼杀穷人”，因而应该叫停。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不断改进小额信贷的做法。“这就好比银行，就因为银行造成了金融危机，所以应该关掉它们？不能这样。同样，为穷人量身打造的乡村银行难道不应该继续开办下去吗？如何更具组织性、更为正规地管理小额信贷银行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俩定的采访时间即将结束。我问已过古稀之年的尤努斯，是否还能满世界奔波？他笑着答道，“我乐在其中，我所做的事很有意义。听众愿意围坐在我身旁，倾听我的观点，久久不愿离去，这就是明证。年轻人都激动踊跃——这就是我乐之不疲的原因所在。年轻人都积极投身这项事业。”

尤努斯似乎为了强调自己依然精力充沛，于是“转战”另一场约会——就在10英尺开外的那张桌子——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另一场愉快活泼的会谈中。

我手拿账单，服务员问我是否需要打包。我一方面惴惴不安于浪费大好的美食，另一方面又愤愤不平于拎着凉结成疙瘩的三明治离开四季酒店休息室。但最终还是自尊心战胜了社会责任，我并没有拎走三明治，恐怕尤努斯不会赞同我的做法。

四季酒店位于纽约州纽约市东第57大街57号，邮编：10022

多层鸡肉三明治：24美元

圣培露(San Pellegrino)苏打水：8美元

Voss静水：8美元

总计（包括税及小费）：53.55美元

译者/常和

时间还不到早上8点，但纽约翠贝卡区超级时髦的苏荷大酒店(Soho Grand Hotel)感觉已经像电影场景一般。恢弘的酒店大堂被混泥土立柱、金属雕像和巨大的皮质沙发所占据，懒散坐在沙发上的人儿美丽优雅，甚至有种不现实感。

在这里与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共进早餐有点奇怪。但话说回来，鲁里埃尔•鲁比尼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没错，直到3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分析经济形势、撰写相关书籍，包括1997年出版的《宏观经济》(Macroeconomy)和2005年出版的《新国际金融结构》（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合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以银行业弱点为主题的演讲，其极其阴郁的论调，为他赢得了“末日博士”的外号。

但2007年，这一切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改变。金融危机爆发，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世界意识到鲁比尼是少数几个真正预测到银行业即将大崩盘的经济学家之一。今天，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愿意放过他的每一句话；他的演讲会引得记者蜂拥而至，只为聆听他的最新预测。而客户为了获取他咨询公司——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Roubini Global Economics)——的分析报告而支付高额价钱。

他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商业界，甚至深入好莱坞：在《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一片中，他露了一会儿脸，扮演他自己。这是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为上世纪80年代自己同名电影拍摄的续集，当时那部电影对市场的疯狂失态大加嘲讽。鲁比尼还出现在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中，该片由马特-戴蒙(Matt Demon)旁白。他甚至成为了某种知识分子明星：他在Facebook主页上贴满了他参加明星汇集派对的照片，通常都在一群美女的簇拥下。（“她们爱的是我美丽的心灵……我长得难看，但她们被我们的头脑所吸引，”去年他向一位八卦专栏作家表示。）

8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51岁的鲁比尼现身酒店大堂，这位曾经的书呆子、今天的大众情人身穿黑色牛仔裤，浅黄色衬衫，领口敞开。这身打扮与酒店的装修风格完美融合。唯一的不和谐音符就是他那双棕色的皮鞋——磨损到了令人震惊、有点目中无人的程度。是因为他太睿智了，不会为给鞋子打蜡这样的小事儿操心吗？或者他只是自信到压根不关心鞋子难不难看？无论是哪一种解释，这双鞋子都让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家气质。

他有些笨拙地瘫坐到巨大的皮沙发里，并解释说这个时髦的场所离他家很近。“我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五分钟路程，”他耸了耸肩，看我的眼神有些警觉。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有点像西班牙猎犬。侍者拿来了早餐菜单，酒店提供的都是一些极简而流行的餐点。我点了菜肉馅煎蛋饼（只用蛋白）、意大利浓缩咖啡和大豆蛋白活力饮；鲁比尼点了格兰诺拉麦片、果汁、酸奶和一杯拿铁，尽管他看上去对食物丝毫没有兴趣。

“当名人是什么感觉？”我问道，想知道他是不是自鸣得意。他做了个鬼脸。“名人不过是噪音，”他小声嘟哝道。“人们谈论起我的时候就好像我是平白冒出来的一样，好像这么些年，我都孤身一人蹲在某处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完全默默无闻，接着却突然出了名。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当经济学家已经有二十年了！”

他愤愤不平地回顾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种种细节。这是不同寻常的一生。1959年鲁比尼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父母都是伊朗的犹太人。他早年在伊朗生活，后来搬到意大利，在那里读书上大学。之后又搬到美国，在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耶鲁和纽约都教过书。鲁比尼会说意大利语、希伯来语和波斯语。他说他最终感觉到自己到了美国“是在大约15年前，我开始用英文做梦”。这段时期内，他还先后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联储(Fed)、世界银行(World Bank)、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和美国财政部(Treasury)。最后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没错，以简历来看，鲁比尼可不是个无名小卒。但在2006年秋天时，鲁比尼还不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当时世界经济和信贷市场欣欣向荣，鲁比尼却在IMF发表了一场长篇演说，警告称“美国将有可能遭遇千年不遇的住房市场灾难、石油危机，导致消费者信心急剧下滑，最终陷入深度衰退”，同时“住房拥有者将无力偿付住房抵押贷款，全球范围内将有数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将不寒而栗，陷入停滞”。这是个大胆的预测；大胆到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觉得鲁比尼是不是有点疯癫了。

事实上，2007年1月，鲁比尼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时做出了类似的预测，当时他的警告被普遍忽视。我第一次遇见他也是在这个纯净的瑞士山间度假胜地。我记得非常清楚。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我也开始写一些关于复杂金融操作之危险的文章（尽管远不如鲁比尼的有文采和引人注目），而这几篇文章引起了聚集在达沃斯的一些乐观派的抨击，他们指责我“危言耸听”。尽管我们之前从未谋面——而且在那之后也没说过几次话——但在一家拥挤的瑞士酒店的阳光午餐会上，鲁比尼为我的文章极力辩护。我告诉他那次我很感激他；那时候敢于直言的灾难预言家寥寥无几。

“我记得，”鲁比尼笑道。他接着又愤愤地回忆起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刘易斯是广受赞誉的华尔街研究著作《骗术扑克》(Liar's Poker)的作者，最近又出版了《大空头》(The Big Short)一书。在那篇文章中，刘易斯给鲁比尼这样的灾难预言家贴上了“胆小鬼”和“笨蛋”的标签。“一些人改变了他们的看法，这是非常惊奇的事，”鲁比尼说道，又尖酸地补充说现在“有很多人在当事后诸葛亮”。

为什么银行体系会在2007年失控？鲁比尼与经济学史教授斯蒂芬•米姆(Stephen Mihm)合著了《危机经济学》(Crisis Economics)主题就是银行业的崩盘，这本书试图回答上面的这个问题，并就如何纠正这种局面提出建议。乍一看，这本书所覆盖领域，与经济学家大量生产出的其它“信贷紧缩启发”书籍很相似。不过，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和几乎其他所有经济学家不同——大概只有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和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除外——鲁比尼可以宣称自己在灾难爆发之前就猜对了。于是我问道，是什么让他如此肯定自己是正确的。这时候我们那不太丰盛的早餐被端到了皮沙发旁的矮桌上。唯一的亮色就是用来装饰我那杯大豆蛋白活力饮的一颗硕大的草莓。

“我花了十年研究新兴市场，我知道有些模式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他解释道，“泡沫就和火一样，要有氧气才能继续燃烧……当你发现已经没有氧气时，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说得更具体一点，到了2006年的夏天，鲁比尼已经看出住宅市场到顶了。他由此相信，整个体系即将崩盘，因为抵押贷款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金融危机之后，鲁比尼仍在继续警告世人。2009年初，他指出，银行业危机或许尚未结束。他还认为，有20%的可能性会出现双尾衰退，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将极度疲软。事实上，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超过了他的预期，而银行股价也出现回升。这一切让他的竞争对手感到幸灾乐祸，心想鲁比尼对于2006年的预测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但他反驳称，现在就判断全球经济真的已经步入复苏轨道仍然为时过早。而且，他最近的预测中至少有一条是正确的：过去几年，他一再就尾随主权债务的危险提出警告。他特别指出希腊的闹剧反映出西方世界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各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意愿去解决呈螺旋状增长的政府债务。

“眼下美国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现在出现的这种（政治）僵局，”他表示，并指出这种僵局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做出必要的艰难决定。“英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政府并没有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的真正意愿。”其结果是，“政府很可能会为了解决财政赤字而不断增印货币”，最终导致通胀。

为了抗击这些风险，鲁比尼希望政策制定者们能够摈弃政党分歧展开合作，并跳出古老的“左派”或“右派”的思维定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意大利长大，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连十几岁的青少年都投身政治。那时候我的立场要更加中间偏左一些，”他说道，一边搅拌着加了糖的拿铁，形成优雅的棕色和白色漩涡。如今，他在经济问题上是“中间派”，因为他认为在危机期间，政府应该拿出钱来支持金融体系，这种观点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想相一致的——但他也认为当危机结束后，政府应该恢复自由市场手段，而这让人想起了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正展开一场激烈辩论。但我务实而变通。关键问题完全在于时机。”

那么现在他会建议人们把资金投向何处呢？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他看上去有点忸怩作态。“这辈子我从未买过任何一只股票、债券或是货币。我自己那40.1万美元（养老金和储蓄）都投在一个被动基金中——百分百的股票投资，一半美国股票，一半美国之外的股票。过去几年里我其它所有的额外收入都是现金持有。在未来某个时刻我将把这些钱投入风险更高的资产，但不是现在。”我指出，这种谨慎的态度似乎是典型的末日博士做法。他没有认同。“末日博士作为一个外号很可爱，有段时间我也确实很喜欢这个外号，但现在我一直说自己是现实主义博士。”

换言之，鲁比尼现在希望被看作能够贡献建设性意见的智者，而不是灾难预言家。事实上，我们会面的当天，他刚刚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敦促欧洲允许希腊进行债务重组。而且他刚刚从华盛顿回来，在那里与一群西方国家的资深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进行了会面。“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当我写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人们会听我的。我将我的智慧提供给大家，无论他们是否认同。”

他把酸奶一股脑倒到麦片里的时候，我切入正题。这种高尚的经济“智慧”如何与他的新晋名人身份、为八卦专栏关注的状态共存呢？“名人身份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他叹了口气，“你被占用的时间更多了。人们认为飞来飞去很拉风。但不是这样的——即便你乘坐商务舱，住在顶级酒店，你还是离家十万八千里。”他估算自己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路上；毫无意外，这本新书的大部分就是在飞机上写就的。

我指出，他的一些对手可能很难对于他那种必须住在豪华酒店的“窘境”感到同情。事实上，许多人大概会有一丝嫉妒，他们看到的是金钱、名望和派对（最近鲁比尼在网上贴了一些在加勒比海参加派对的照片，派对是俄罗斯大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办的）。还有那些始终环绕在钻石王老五鲁比尼身边的迷人女性们，这又要怎么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是活人呀！为什么所有人会对这一点感到惊讶呢？”鲁比尼反驳道，“和许多纽约人一样，我的生活有很多面。我收藏艺术品——我热爱现代艺术、电影……事实上，不久之后我就要去参加戛纳电影节了，因为我在两部影片中都有露脸！”

我表达了惊讶之情；住在纽约这个街区的电影明星们可能觉得这根本就很“正常”。但对于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可不是这么回事。然而，鲁比尼解释道，两部影片——斯通的《华尔街》和纪录片《监守自盗》——都大力强调了他在预测信贷灾难中扮演的角色。

我突然回想起我也曾经因为那部纪录片接受过采访，谈论复杂的信贷工具，这么看来我也有出现在记录片中啊。我们的对话和对话的地点开始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特质；突然间金碧辉煌的苏荷大酒店看上去并不是一个谈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奇怪地方了。三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会有一天让好莱坞感兴趣。或是像鲁比尼这样的人会被当作先知来敬仰、或是去戛纳参加派对。

我结了账。鲁比尼一直在说话，几乎没有怎么动食物。他整理了一下衣服，我们慢慢穿过被混泥土、玻璃和钢铁环绕的大堂。“你一定要到戛纳来！我们俩可以组成一对，书呆子和女书呆子！”他说道，并为自己这种古怪的想法大笑起来。我也因为他这种富有感染力的热情而笑了起来。他离开后，我开始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我能从中挤出一周来去参加戛纳的首映式吗？我应该这么做吗？我从来没有觉得主权债务危机和债务抵押债券(CDO)会这么有意思。

“蛮荒”经济学教给我们什么？

2007年，特立独行的纽约经济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出版了一本广受关注的书《黑天鹅》(The Black Swan)，在书中，他敦促投资者为罕见事件的到来做好准备。这些事件罕见到在发生之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他预言，这些所谓的“黑天鹅”或许会让市场大吃一惊。

然而，对于鲁里埃尔•鲁比尼而言，“黑天鹅”的概念并无助于反思当前的信贷紧缩局面。他更喜欢把过去几年的戏剧性变化比喻为一组“白天鹅”，意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并不是那么罕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已经上演过多次。

这种说法大概会让西方的观察人士感到诧异，毕竟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没有经历过主权债务危机和金融崩盘。但鲁比尼认为，要了解当前这场危机，关键在于把目光放到西方世界之外，向新兴市场望去。新兴市场已经历过众多危机。现在到了学生给老师提供建议的时候了。更具体地说，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和英国）应该通过向经历过危机的地区学习——例如墨西哥、韩国和阿根廷——并分析应采取哪些行动。

鲁比尼并不是唯一希望反思“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关系的经济学家。过去一年里，一个令人震惊的变化就是，西方国家的债务负担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它们目前的财政基本状况看上去比许多非西方国家都要糟糕。举例来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分别是57%、6%、85%和22%。而日本、希腊和意大利的这个比率都超过了100%，就连美国和英国的比率都可能很快达到100%。

这彻底颠覆了过去的传统智慧，而且这种趋势貌似还将继续。西方国家现在债务堆积、增长停滞；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如今的增长速度都要超过西方国家，而且近年来在财政政策上也更加审慎。

译者/管婧

我坐在酒吧的凳子上，金属圆桌对面坐的是世界第二富比尔•盖茨，他一边喝着健怡可乐(Diet Coke)、拿手抓着薯条吃，一边向我介绍着脊髓灰质炎疫苗(polio vaccine)的来龙去脉。如果比尔•盖茨不再到处捐赠他的财富，他仍将是世界首富。在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主要资助卫生、扶贫和教育事业) 捐赠了280亿美元后，如今比尔•盖茨以个人财富540亿美元退居富豪榜次席。

尽管比尔•盖茨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仍显得很谦卑。我们在他位于西雅图郊区科克兰德(Kirkland)的办公室里碰头后，一起步行穿过马路来到了开在伍德马克酒店（Woodmark，当地一家漂亮的酒店）内的沙滩咖啡屋（Beach Café，音译）。这是个很惬意的地方，可以眺望华盛顿湖(Lake Washington)的风光，但我猜测盖茨选在此会谈主要是图方便而非纯粹享受美食。我俩坐在远离其他用餐者的酒吧区。盖茨穿着一件带拉链的亮白色运动衫上衣与淡绿色衬衫，下身穿卡其布裤子，50多岁的他仍显年轻，只是沙色的头发隐隐约约有几根白发。

服务员走过来后，盖茨点了蛤肉杂烩浓汤(clam chowder)、夹干酪与碎牛肉的三明治(cheeseburger)，我也要了一份同样的三明治，还点了份蟹糕(crab dip)，然后我俩就开始聊他在西雅图的生活，他告诉我仍然喜欢开车在西雅图市里兜风。盖茨不喜欢招摇过市，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我就问他有没有奢侈一点的爱好，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他的爱好就是打桥牌，况且“全部的‘行头’只需一副牌”。于是我就问盖茨他算不算个苦行僧呢？他立刻提出异议：“不不不……我有漂亮的办公室，还有漂亮的家……可见我本人并不排斥好东西，我只是恰巧没有奢侈的爱好。”但就在距我们几英里的地方，坐落着他那幢集先进科技于一身的豪宅，据称价值1.25亿美元，豪宅里还包括了一座图书馆，馆顶上就写着摘自《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的某句名言。

盖茨向我讲述了微软的创建经过，也基本上与钱无关。1975年，在从哈佛退学、全身心投入到运算后，他创建了微软公司。“我决定退学并创办微软公司，并非是因为这是个赚钱的行当。我与保罗•阿伦（Paul Allen，盖茨儿时的伙伴、微软公司的合伙创建人）只是痴迷于个人电脑，而且我们很惊讶当时并无他人涉足这个领域……我俩开始着手处理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招了一些特别棒的员工……我们就这样占得了先机。”正如盖茨所言，财富几乎属于歪打正着的副产品：“真的是这样，你如果开发出了好的软件，推销它就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复杂……软件推销很简单；你竭尽全力地去做，回报肯定比付出多。”

我想盖茨的诸多竞争对手在听到他如此轻描淡写地讲述微软帝国的创建过程后，脸上一定会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盖茨曾是出了名的“人见人打”的商人，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微软被指控存在反竞争行为，最终在美国和欧洲被罚了几十亿美元。

我向他求证当时流行的说法——上个世纪90年代，高效而又无情的微软公司四处“打压”它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即便苹果的铁杆粉丝仍坚信自家的产品设计得更棒。“我记不得它们被微软‘挤压’过，”盖茨哼着鼻子说。“我也不记得曾经发生过微软‘挤压’竞争对手这样的事。我们为它们设计相关软件，而且是在它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好好想想：到底是谁投资了苹果公司，让它们渡过难关？哼！那就是我们微软公司。”他轻蔑地笑着说。

上世纪90年代末，盖茨（当时他40来岁）开始把财富投入慈善事业，他的人生方向开始转轨，其咄咄逼人的形象也随之改变。“我记得有一年我捐了有160多亿美元。”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含含糊糊（这可不是盖茨的说话风格）地纠正说，“我觉得应该是2000年：捐款可能甚至有200亿美元。”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捐出个人财富，而且还全力说服其他一些富翁——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 of Oracle)，CNN的特德•特纳(Ted Turner)以及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把个人大部分财富捐出来做慈善。

盖茨若有所思地说：在如此年富力强的年龄就作出投身慈善的决定，有些人可能会接受不了。“他们会说出各种理由来推托，原因是：不管你是怎么赚来的钱，说明你曾经是赚钱的行家里手，对现在的行当也是轻车熟路……所以说转向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相当困难的，而且这有点逼迫自己赶紧考虑身后事的感觉。”

就盖茨而言，他的家庭本身就有很好的慈善传统。他已过世的母亲玛丽就曾是国际联合劝募协会西雅图分会(the Seattle branch of the United Way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是一家大型的慈善机构。他的父亲老比尔（如今已84岁高龄）也是一位热心肠的慈善家，目前正在华盛顿州四处奔走，呼吁向富人征收高税率。最重要的是：盖茨的妻子梅琳达（盖茨与她结识于微软公司，并于1994年缔结连理，他们共育有三个孩子）同样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如今基金会墙上悬挂的各式匾额明白无误地诠释了什么叫“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2008年，盖茨担任了微软非执行董事会主席(non-executive chairman)一职，如今他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基金会。但他说，“我如今花在基金会上的时间，与我‘转行’做慈善前的10年里一样多。”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当然我现在呆在基金会的时间比不上我20来岁、30出头那阵子，那时的我没有任何休假，晚上也基本不回家，真到了痴狂的地步。”那几年，当亿万富翁、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如今是盖茨的密友、桥牌搭档以及盖茨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人）想要拜会盖茨，刚开始微软的这位大忙人日程安排太紧，硬是没挤出时间来。“那时候我实在太忙了，会见巴菲特这样的事，我压根就没时间做。”于是我立刻暗示性地问他：你没有社交生活？盖茨纠正我说：“不，我记得曾有个周日晚上，我回家陪我父母，但我只是不去约见那些投资界的生面孔。”

盖茨可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是个工作狂，但很显然，他的全部注意力已被医学界的挑战（他的基金会正全力以赴）所吸引——尤其是努力研制治疗疟疾与艾滋病的新疫苗，以及通过接种疫苗根除脊髓灰质炎。看得出来，侃侃而谈疫苗研制的时候似乎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刻，他说话时，双臂交叉于胸前，坐在凳子上前后轻颠，一副得意的样子。但他的话又常常被自己突然间的开怀大笑所中断。当他讲述那位首先发现疟疾是由蚊子传播的大英帝国驻印度的军官时，禁不住咯咯直笑：“你知道吗？老伙计罗斯少校(Sir Ronald Ross)驻在印度，正坐在屋外，基本上无所事事，但他是大英帝国军队的一分子，突然间他豁然开朗，嗨嗨！原来传播（疟疾）这玩意儿的元凶不是沼泽地的瘴气，而是蚊子叮咬所致。”

对科技的激情曾让微软所向披靡，如今它正被用来寻求医学突破。我问盖茨开发软件与研发疫苗两者是否有相似之处。“当然有啰，”在啜了一口可乐后，他回答道。“相似之处就是全力支持绝顶聪明的人解决你所认为重要的问题。”他接着说，主要差别就在于需要不同的忍耐度。开发软件时，你知道它3、4年后是否还能适用……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更多的要以5至10年的时间为考量，如今正在研制中的疟疾疫苗就是个例子。”

对于正在进行的研制艾滋病与疟疾疫苗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工作，盖茨说得头头是道，意犹未尽，然而他未受过任何医学培训。在聊到最新的医学成果时，我问他是否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他向我投来一丝难以置信的眼神，并且说，“没有过，因为我拜读了各种相关材料，我也了解了想要了解的一切。此外，我专门还向该领域的专家请教，他们很透彻地作了讲解。所以我了解了很多免疫学的相关知识，这是个极其有趣的领域，”他神情得意地说，接着吃了一口三明治。

盖茨基金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援助重点已经走出了美国本土，尤其在非洲与印度。基金会有个专门针对美国教育改革的计划，但最多的援助资金是支持世界最贫穷地区的医疗和发展事业。盖茨一锤定音的决定用了堪比经商的效率。“每个人都想尽力发挥每块钱的作用来改善民生，相比那些基本状况好很多的地区，在贫穷国家做这些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该如何回应那些坚称对外援助资金使用效率低，盖茨这么做实际上是让钱打水漂的说客？虽然盖茨说话语气温和，但回答得斩钉截铁。“要我说：如果那些批评者真是发自肺腑，那他们应该做的是：从心底里认同援助，然后再分门别类予以具体甄别……没有人会把钱送给扎伊尔的独裁者蒙博托(Mobutu in Zaire)，担心他肆意挥霍，但那是一种冷战思维。”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对外援助成功的事例，它们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他如数家珍一一列举：“绿色革命、大规模减少饥饿、防止饥荒……接种疫苗的显著成就……从每年有2000万儿童死亡降至约8百万，免疫疫苗居功至伟。”至于如何预估有些人的反对意见——说此举只会导致人口增长失控，从而加剧贫困，盖茨说研究表明婴儿死亡率越低、身体越健康的家庭越不想多要孩子。因此他的疫苗接种与脱贫计划事实上是在帮助防止人口失控，而不是起反作用。

盖茨作出的决定和援助的项目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政治考量。但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不同的是，盖茨极力避免成为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

但是，当我俩谈到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与势头时，我只是依稀感觉他的政治立场，而当我暗示有些人可能视之为某种威胁时，盖茨顿时情绪激动：“如果你所关心的不是美国就是英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相对国力，那么中国的崛起无疑是个巨大威胁，”他略带讥讽地笑着说。“就拿美国来说吧，1945年它的实力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他又指出，其它欧洲和亚洲国家得以恢复，已变得更为繁荣。但盖茨又说，“即使我全盘否定中国的发展，我想我依然够不上是个合格的民族主义者。”相反，在谈到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能给世界带来的诸多好处时，盖茨变得激动不已。“我觉得，中国科学家研制治疗癌症的新药是件好事。想想看，如果我的孩子得了癌症，我才不会在意标签上写的是不是 ‘中国制造’呢！而且，我们有望聘请到中国科学家来研制相关疫苗以及研发能源技术。”

但盖茨还对环境状况忧心忡忡，所以我问他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否会加剧环境灾难。他的本能反应同样是借助技术解决：在不付诸于战争的前提下，上上策是能找到能源生产的革新办法。”他十分看好太阳能与核能，并且嘲讽起那些抱怨中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批评者——“我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的人均实际能耗(energy per capita)才是世界的平均水平，批评者凭什么这样胡说八道！现在的气候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美国人的人均能耗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英国人是2倍。但现在中国人才消耗了平均水平。”

他又是义愤填膺又是好笑地摇着头，平生第一次，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比尔•盖茨，一个精力旺盛、挑衅十足、幽默与睿智集一身的比尔•盖茨。但是，正当他准备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时，服务员端来了咖啡——盖茨刚才就没要，是我点的浓咖啡（espresso，毕竟这是在西雅图）。服务员离开后，盖茨又回到中美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但这时他的话速明显慢多了，说话也更谨慎了。

喝完浓咖啡后，我要求买单。取出信用卡时，盖茨看着我，显得有点逗。“你真想买单？”他说。“我带钱了。”

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按规矩应该由《金融时报》买单。这一次我们就不劳驾比尔•盖茨破费了，毕竟愿意接受他破费的大有人在。

（吉迪恩•拉赫曼是《金融时报》负责国际事务的首席专栏作家。）

比尔•盖茨：从程序员到慈善家

作者：亚历山德拉•科格伦(Alexandra Coghlan）

1955年，威廉•亨利•盖茨三世(William Henry Gates III)出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他的母亲是位教师，父亲是律师。在家里三个孩子中他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1968年，就读于私立湖滨中学(Lakeside School)。他的编程才能让他赢得了为学校编排课表的美差；在后来与人合著的《《拥抱未来》(The Road Ahead)一书中，盖茨坦承他曾修过改程序密码，以便他能到女孩最多的课堂听课。

1973年，在SAT（美国大学入学标准化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考试中取得1590分（满分是1600分）的高分，并被哈佛大学录取。

1975年，盖茨与儿时伙伴保罗•阿伦(Paul Allen)合开了一家公司，并向MITS公司（世界首台个人电脑生产商）兜售他俩共同编的程序设计语言(programming language)，并给公司取名“微型软件” (Micro-Soft)。MITS公司以3000美元（版税另计）的价格买下了他们编的程序。“微小软件”改名为“微软”( Microsoft)，销售额突破了百万美元。同年，盖茨从哈佛退学。

1980年，与IBM高管商谈转让所开发软件的相关合同，用于新推出的IBM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上。

1983年，盖茨为微软书写了正式的、也是最后的代码行(line of code for)，用于TRS-80 Model 100型笔记本电脑。

1986年，微软成为上市公司，股票首发价为21美元。

1987年，《福布斯》杂志(Forbes magazine)把盖茨评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自力更生型亿万富翁；这年他31岁，个人财富达12.5亿美元。同年，盖茨邂逅他未来的妻子梅琳达• 法兰奇(Melinda French)，当时她是微软的一位业务主管。

1994年，盖茨花费3080万美元巨资购入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手稿Codex Leicester，同年设立威廉•H•盖茨基金会(William H Gates Foundation)。

1995年，荣登《福布斯》富豪榜首富，并连续蝉联13年。

1995年，出版首部专著《拥抱未来》，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7周位列榜首。

1996年，盖茨与家人搬入耗资5400万美元、可直接眺望华盛顿湖的量身定制的豪宅。

1998年，出访比利时，被社会活动分子诺埃尔•戈丁(Noel Godin)用奶油馅饼击中脸部，戈丁说自己的行为是对“反对等级权力”的抗争。

1999年，盖茨的个人财富超过1000亿美元。威廉•H•盖茨基金会正式改名为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卫生项目。

2000年，从微软首席执行官位置上退休。

2004年，欧盟委员会指控微软存在反竞争行为，并开出了6.27亿美元的罚单。

2005年，英国册封盖茨荣誉爵士(honorary knighthood)称号，以表彰其对英国所作的贡献。昆虫学家把原产于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一种名叫“Eristalis gatesi”的花以他的名字命名。

2006年，宣布逐步退出微软的决定，专注于慈善事业。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宣布将在未来30年里捐出价值310亿美元的股票。

2007年，盖茨“最终”从哈佛毕业；哈佛授予其荣誉学位。

2008年，全世界使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预计达到10亿台。盖茨不再介入微软日常事务管理，但仍保留非执行董事会主席一职。在作出一系列捐赠后，个人财富估计为580亿美元，并从《福布斯》富豪榜上跌至第三位。

2009年，盖茨重登《福布斯》财富榜首富。

2010年，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ú)登上《福布斯》财富榜首富位置，盖茨屈居次席。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各种捐赠额总计已超过220亿美元。

金正恩(Kim Jong-eun)并非这个世界上从自己隐秘王国对美国进行言语诋毁的唯一反派，金德康(Kim Dotcom)也是如此，这位因特网大鳄受到美国司法部(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指控，理由是他怂恿大规模网络盗版行为。只有一点是例外，他的隐身地是摩多郡(Mordor-on-the-Shire)，即众所周知的新西兰。与北韩领导人不一样的是，在许多人看来，金德康更像是卡通英雄，而非卡通反派。

本人相约与他共进午餐，地点就在奥克兰(Auckland)郊外占地60公顷、年租金2400万美元的豪宅里。金德康有多种称谓——“黑客之王”、“邪恶小丑”。39岁的金德康去年保释出狱后一直避居于此，他是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创始人，Megaupload如今已经关闭。

金德康正在努力抗辩，以避免自己和六位下属被引渡到美国；他被美国政府通缉，罪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指控他因大肆网络盗版行为而非法获利超过1.75亿美元。他的指控包括侵犯版权、诈骗以及洗钱，最高刑期可判50年监禁。

鼎盛时期的Megaupload约占全部因特网流量的4%，每天用户多达5000万。根据检控方的说法，很多是非法下载的电影、音乐以及游戏。金德康的律师坚称服务供应商不能因第三方行为而受到起诉。

该案例成为当前一场如火如荼争论的焦点——如何划清网络自由与保护知识产权之间的界限。YouTube等网络服务供应商受到“避风港条款”(safe harbor” legislation)的保护，该条款规定网络供应商若不知晓侵权资料的存在，而且被告知侵权后迅速删除相关资料，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美国立法机构试图用《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来堵住相关法律漏洞，但在公众铺天盖地的反对相关声浪中撤销该法案。

就在《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胎死腹中的同一周，金德康遭到起诉。他发现自己与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及阿桑奇(Julian Assange)等人一样，成为最新卷入网络自由争论的网络名人。亚伦•斯沃茨是计算机编程师以及网络活跃分子，今年自杀身亡；而维基百科创始人阿桑奇同样面临引渡威胁。

于是，在清新四月的一天，我自己驱车30分钟，穿过一片满是蕨类植物与棕榈树的温带森林，前往奥克兰北部。我把车停在古色古香的石头门房外，上面标有“德康府邸”(Dotcom Mansion)的字样。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保安现身，打了个电话后按下了开门按钮。大门向两边缓缓打开。车沿着一条砾石小路而上，绕行于陡坡草坪，草坪用8英尺高的字母摆出“Mega”的字样，这是金德康新成立的企业。（2012年元月，Megaupload的一切活动遭冻结，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资产遭查没。）另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保安在豪宅外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把我引进屋内。

房屋的内墙刷成了白色，但多数家具为黑颜色，窗帘以及哥特式树形灯也是黑色。屋内摆放了一张扑克桌与一座16英尺长的鱼缸，到处是皮革与铬合金制品，甚至酒馆风格的足球桌的队员都镀上了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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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康大步走进屋，他人高马大，身高6英尺7英寸高，体重达165公斤。他浑身上下也是黑色行头：宽松的黑色马甲、黑色衬衣、松松垮垮的黑裤子、黑色卡骆驰鞋(Crocs)。“我喜欢简约型服饰，所以我有100件黑羊绒背心、100条黑裤子以及100件黑衬衣，”他以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道。“黑色效果好，自己不显得那么粗壮，”他补充道，并用手势示意自己硕大的体型。他说话声音柔和，甚至可以说是温文尔雅。心情愉快时，就会笑得很爽朗。

走在他身旁的是他的两个孩子（他共有五个孩子），和他比起来，他们显得异常瘦小。最大的孩子今年6岁。他的妻子面带灿烂笑容欢迎我们，她是一位菲律宾前模特，金得康于2007年在马尼拉一家夜总会结识对方。我们一起走到院子里，那儿已经摆了一张长条桌，桌上的餐巾整整齐齐地叠放着。颜色嘛，不用说，肯定也是黑色。

孩子们自己跑到豪宅里的某处迷宫玩耍去了。我问金德康去年元月警察突然搜查他家的情形，那事闹得可是满城风雨。他对我说，时间是清晨6:47分，两架警方的直升机突降他家草坪后，一场准军事行动开始了。参与行动的特警超过70人，甚至还包括新装最精锐反恐分队AOSR (Armed Offenders Squad)的特战队员，他们的行动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全程视频监控。即便如此，搜了足足10多分钟时间，他们愣是找不到搜捕对象，金德康躲到了壁橱后面的阁楼秘室内。

去年六月，新西兰高等法院(New Zealand High Court)的法官裁定搜捕授权非法。去年12月，该法官还发现新西兰谍报机构一直在非法窃听金德康。“突袭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时，美国投入了同样数量的直升机，只是特战队员稍少了些，”他轻蔑地说道。“整件事犹如一场大戏，把我宣传成策划犯罪活动的黑老大。”

这时来了一位女佣，在金德康面前放了一杯牛奶，又倒了两小瓶萨摩亚瓶装水(Samoa Water)。

金德康说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让他成为美国政府的目标。网上到处是他携枪、飚车以及揽着半裸美女的照片。警察突袭行动查没的财产包括15辆奔驰车、几辆摩托车、一台劳斯莱斯幻影敞蓬车(Rolls-Royce Phantom Drophead Coupé)、一辆1959款粉色凯迪拉克(Pink Cadillac)。“很容易把我这样的人宣传成恶棍，”他说。“原因就是我过分招摇。”

他妻子莫娜(Mona)与女佣再次现身，给我们端来了第一道菜。“我亲手做的，”莫娜羞涩地说，用手指着放着腌牛肉细丝的莴苣胡萝卜沙拉。我问这是否属于菲律宾菜。“不，我刚从谷歌上学来的，”她答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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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康在德国北部的基尔(Kiel)长大，他的原名叫金•施密茨(Kim Schmitz)，11 岁时爱上了游戏，不久之后又成了网络黑客（2005年他把名字改成了德康(Dotcom)）。他母亲出生于芬兰，6岁时母亲带着他离开了父亲，因为对方是个施虐狂酒鬼。“我母亲不得不同时干三份活。她给人洗衣做饭，为的就是填饱肚子、付给起房租，”他说。我后来问他父亲是否还在世。“我对此并不关心，”他答复道。

青少年时期，他就能熟练破解花旗(Citibank)、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五角大楼(Pentagon)等要害部门设置的防火墙。“那时候，这些机构并不设防，就象未锁门的宫殿一样，”他感伤地说道。“谁都能直接进去，随便翻看，可以为所欲为。”

他设计了一个骗局，通过给按分钟计费的在线聊天的假电话来获利，到1994年德国警方拘捕他时，他已经获利7.5万德国马克。他获得了缓刑。2002年，他再次遭逮捕，这一次的罪名是内幕交易，这在当时的德国法律文件中还是个空白。他逃往泰国，想以此避免遭起诉，但与德国警方联手的泰国当局把他抓进了监狱。他选择回到德国，并签署认罪辩诉协议(plea bargain)，从而获得20个月的缓刑，但他现在说自己当初的“有条件投降”是个大错误，因为他的敌人由此污蔑他是“职业罪犯”。

“你知道，本人这辈子从未上传与下载一部电影，”他说。“我都是出钱买网上相关资料。过去五年，光下载iTunes上的影视资料，我就花了2万多美元，本人不是盗版者。”但美国司法部（或称“小丑部”(Department of Clowns)，金德康在Twitter上这么挖苦对方）并不这样看待。在众多指控他的证据中，美国司法部列举了多封电子邮件，清楚表明金德康属于蓄意侵权犯罪，其中引述了Megaupload首席技术官的一封邮件，“我们并非盗版者，只是给盗版者提供运输服务而已：）。”金德康说美国司法部缺乏幽默感。

他说，这是好莱坞向硅谷所发起战争的一部分。突然他中断了说话。“房子里是否有只鸡？”一点没错，一只大白鸡正昂首阔步穿过客厅朝我们走过来。“那是个序曲。你可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俩刚开聊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时，一只鸡突然出现，”他说道，克里斯•多德是美国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CEO，美国电影协会是好莱坞的利益游说集团，金德康视其为自己遭起诉的主要幕后推手。

花絮过后言归正传，我问：如果网络公司收不到自己内容的使用费，如何实现赢利？这难道不是版权侵犯盗窃行为吗？“不，这并非盗窃行为，”他镇静自若地说道，似乎所有理性者都会赞同他的这个基本观点。“所有人有信息交换以及与别人共享自己所喜欢东西的强烈意愿。”

但这样一来内容供应商如何生存?“我同意你的观点，尤以出版业为甚，网络提出了挑战，但它是个新生事物。相应的盈利模式最终肯定会设计出来，总会有解决办法。”

金德康仍在一点点吃沙拉，我觉得沙拉味道既浓烈又好吃。女佣这次端来了鸡肉夹心烤面包，另外还有亮橙色皱式薯条。身居如此富丽堂皇的豪宅，生活费用支出实属寒酸。我知道金德康在财产查没后，不得不把家里员工的数量从50人减到8人。

金德康打赢了另一起官司。新西兰法庭于8月份做出裁决：他可以使用自己名下资金480万美元，但这笔钱不能聘请新西兰之外的律师。金德康说，有一次，自己曾对美国司法部说自愿在美国接受指控，条件是对方保证自己可以假释以及有权使用自己名下资金。

他补充说，自己正是需要钱打官司，才促使他创办新公司Mega。当初获得保释后，自己承诺不再重启Megaupload。他强调Mega是家完全不同性质的公司，它是一云存储网站，会自动给资料加密。一旦加密后，不仅可以保护300多万Mega用户的个人隐私，而且能有效防止将来可能遭人起诉。金德康自己都无法浏览相关内容，怎么可以让他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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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月举行的Mega午餐会，四周绿草如荫，到处是身穿超短裙的“安保人员”，他们还模拟了一场警察突袭行动。金德康满怀激情，大谈个人隐私问题。人类有“避难”的本能，有隐匿秘密、不让自己团队、甚至自己家人知晓的本能。“简而言之，我们不愿暴露无遗，”他对我说。“我们拉大便时，总要关上浴室门。这就是个人隐私，每个人总有一些秘密深藏不露。”

他如今把Mega定位为抵御国家侵犯的堡垒。“我的抱负（即我的使命）就是要把网络的半壁江山加密。我会推出一项完全加密的电子邮件服务，以及完全加密的Skype服务。”这样一来，不就让恐怖分子与恋童癖者更加肆无忌惮了吗？他回答道，这些人早就对一切都加密。

“政府希望每个人的一切都公开。但一旦公开政府自己的秘密后，它就随便逮捕人，并指控对方——阿桑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你知道，我得与美国这个‘邪恶敌人’(Epic Enemy)对着干，”他补充道，就像在说一款网络游戏。“9.11后，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和平的巨大威胁。他们严刑拷打、设立私密监狱、监控每个人的行为。”

我真要相信他这么做带有政治目的？他的生活方式难道不会招致更多不必要的关注吗？“我这辈子从未喝醉过酒，结识莫娜后，我就彻底变得中规中矩了，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我一心居家过日子——而且我发自内心地喜欢，我都快成全世界最无趣的人了。”

他这么说自己那几年放荡不羁的生活：“我内心还是个顽童，拥有这么多辆豪车的原因是自己喜欢有腔调的汽车牌照(vanity plates)。我有三辆跑车，其中一辆的车牌是GOOD，另一辆的车牌是AND，第三辆的车牌是EVIL。我们老把它们开到赛车跑道上，看到这三辆车排在一起，看着GOOD AND EVIL（意为‘善与恶’）的车牌，太酷了！”

我注意到他几乎未吃三明治，于是把话题转到与他体重相关的健康问题，其中包括膝盖不好以及慢性背痛。“我服药控制血压与血糖。我有孩子，希望能够陪伴他们，看着他们长大成人。”拘捕事件后，一年之中他的体重减了20公斤，但说自己还任重道远。“我是个懒人，不爱运动，要是多锻炼锻炼，我想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健康问题。”

难道就不能绕着家周围的美景散步锻炼吗？“但这实在太无聊。散上两回步可能还有点意思，”他不屑一顾地说道。“对我而言，更喜欢坐在Xbox游戏房玩上一把游戏，要不就在电脑上工作。我这个人做啥事都很容易腻烦，漫无目的地散步有啥意思？啥时候想呼吸新鲜空气，我就开上自己的高尔夫球车。”

他又吃了几口三明治后，我俩就坐上高尔夫球车沿他家的豪宅四处转，沿着起伏的草坪兜风，又经过池塘与喷泉，甚至还经过一座葡萄园。时间刚到下午，山坡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我俩又回到警察突袭他家的话题。警察最后找到他藏身的密室时，那里有一把短管霰弹枪(sawn-off shotgun)，但他说当时这杆枪的保险处于闭合状态，而且注册人是他的保镖。“本人身上没有暴力基因，警察突袭我这个温柔壮汉的房子时，手里可是拿着机关枪、牵着警犬。”

Mega如今已渐渐步入正轨，他的律师也对最终打赢官司把握十足，所以他的心情很不错。“现在我又浴火重生了，变得又生龙活虎，对前景非常乐观，”他说，并轰着高尔夫球车的油门一路冲下路堤。“我的律师相信那些对手最终会大败而归，不仅仅是美国司法部，而且还有美国电影协会。”

金德康已经可以品尝复仇的快感。他终将洗脱罪名，成功起诉他的敌人，重新定位自己；他不会再是盗版小丑，而是个人隐私的斗士。他也会重新成为富翁，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或许这一切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尽管在他的心目中，自己已经成为梦想成真。“实现这一切也许是漫漫征程，”他说。“但这就是我的期盼。”

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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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府邸位于新西兰阿尔巴尼市科茨维尔(Coatesville, Albany)

2份莴苣、胡萝卜以及牛肉沙拉

2份鸡肉夹心烤面包及皱式薯条

4瓶萨摩亚瓶装水

一杯牛奶

全部免费

译者/常和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声称自己是个“杂食动物”。他笑道：“我什么都吃，没有忌口。”然后他哈哈地大笑了起来。接下来开始点菜。他点了 比利时菊苣沙拉，配上苹果和核桃，主菜是烤鲈鱼。过了一会儿，他又要了布丁。没错，他当然不想错过布丁。

我们坐在Home House楼上的餐厅，就在伦敦波特曼广场(Portman Square)北侧。贝佐斯把这里作为他乘坐飞机旅行时的一个驻地。这里空间比较大，窗户也长，墙面装饰由于过于注重漆面效果而显得过于豪华。在蓝纹人造大理石的楼梯旁，你会感觉自己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

今年38岁的贝佐斯觉得这个地方挺有趣，四通八达，忽上忽下。很显然，虽然他外表看上去像个技术宅男(Geek)，但是却有一颗浪漫不羁的心。要不然，这个美国东海岸的大男孩为什么会在八年前辞去纽约收入丰厚的银行工作，只身来到来到西雅图，在车库里创办亚马逊？

“哦，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他的深棕色眼睛闪烁着。嗯，他看上去倒是蛮有银行家的潜质：中等身材、衣冠楚楚、秃顶。身着很平整的休闲裤、衬衫和夹克，干净利落。

但是他坦承，对于自己的这一段非凡经历，他和别人一样感到不可思议。在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把一个只有10名员工的小企业，做成一个8000人的大公司，产生了几十亿的收入，成为美国最为知名的企业家。

喝酒吗？“不要了，我还不想睡觉，这会儿是美国时间早上5点！”他头天才从美国飞到伦敦，晚上和他的欧洲管理团队在英国名厨戈登拉姆齐（Gordon Ramsay）的餐厅用餐。今天他会和媒体见面，推广亚马逊英国的四周年庆典活动。他现在应该很疲倦了，不过我还是非常满意他的状态。他有时尖锐，有时憨憨的，还时不时耍点贫嘴。他学历过硬，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理论物理、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但是他更善于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学问。

我问他为什么想要创建自己的企业？“哦，这只是一个理性的行动。”他喝了一口矿泉水。他在1994年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网站上说互联网用户群正在以2300%的速度增长。他就想，“太牛逼了，我也得干互联网”。然后他列出了最适合在线销售的十种产品，选中了书。最后他认定最容易招到软件人才的地方是西雅图，就把家什都打包装到车上，一路西进了。

听起来是挺符合逻辑的。那他的老板怎么说呢？“他说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但是比较适合那些还没找到好工作的人！哈哈哈！”他的笑声回荡在高高的屋顶。如果你在贝佐斯手下工作，你可不希望办公室是我们所处的这种开敞式平面布置的。

实际上，亚马逊位于西雅图的总部是由一家医院改造过来的，有很棒的山景，能容纳800名员工。他在中间的一层有一个小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样，都有一个门桌(door desk)。传说中的门桌？

“对呀，是用一扇4x4的旧门改出来的。我们都有。”

为什么？

“又大又牢靠，还省钱。”

对于一个CEO来说，这是不是太作秀了？

“不，这是一种姿态。姿态很重要，好的姿态不是作秀。”

说得好。

“过奖过奖，哈哈哈！”

稍后他告诉我，他在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工作的时候，最为痛恨的一件事就是就是办公家具成了地位的象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credenza，就是那种抽屉薄得只能放进一张纸的小书柜。如果公司给你配了那玩意儿，你就成了重要人物了。你懂的...”

所以他选择了现在的道路：一个符合逻辑的互联网创业计划，经历了高速的增长，熬过了互联网的寒冬，刚刚开始赚钱(200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亚马逊开始盈利)。他已经娶了老婆，生了两个男孩。他在湖畔的漂亮豪宅距离比尔盖茨的家只有1英里。他和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交情匪浅，上过奥普拉的节目，被称为“最喜欢的企业家”，也向她的慈善事业捐款。但是他还是在一扇“门桌”上工作，不为虚名所累。为什么是他成功了？

“我不知道”，他很有条理地拨弄着盘子里最后一块核桃，“但是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固执和变通的奇妙组合。成功的企业家同时具有两种特质。关键是要知道啥时候固执，啥时候变通。”

那他什么时候固执呢？有一个例子，就是跟他父亲的关系。他的父母在他一岁的时候就离婚了，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母亲再婚了。他现在称他的继父，一位生于古巴、在埃克森石油公司工作33年的石油工程师，为“真正的爸爸”。

没有兴趣见他的“生理意义上的”爸爸(他是这么叫的)？他笑道，没有，而且他没有为此花一分钱看心理医生。这就是固执。

贝佐斯吃东西挺讲究，他先在鲈鱼的一面挤上了柠檬汁，然后翻过来，在另一面也挤上。一般人都不会这样不厌其烦。

他把这归功于外公外婆的影响。他们在德州有一个牧场，他小的时候在那里过暑假。“他们住得离最近的城镇有好几英里，基本是自给自足。我外公自己做兽医，自己修推土机。”

那现在他适应了自己的大众偶像地位了吗？还有来自媒体的无休止的关注？

“没问题，我能适应”，他一边说一边咀嚼，“当然，没人希望重复一万次回答同一个问题，太没劲了。但是咱们这个访谈挺好玩的，你问了一些别人没问过的问题。”

那平时别人都问你什么呀？“比如，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盈利？我老妈把《新闻周刊》上一篇1996年的文章裱起来了，那上面说我们至少要五年才能盈利。我不知道老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记得，没听见还是根本不感兴趣。”

他母亲、继父、弟弟和妹妹都有亚马逊的股份。他弟弟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他妹妹最近也搬来西雅图。贝佐斯自己有接近三成股份。这样算的话，当亚马逊股价在113美元的高点时，他应该非常富有。就算现在股价跌到了20美元以下，他还是身价过10亿。他耸了耸肩。

“给我来点覆盆子口味的意式奶冻，再来一杯脱脂牛奶拿铁，”他对服务生笑道。下一步准备干什么？他谈到了可能为亚马逊带来好处的技术变革，但是没有做出具体的预测。他说只能适应一种未来的公司，肯定干不长。

“你必须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他舀起一勺意式奶冻，“矮马，味道不错！”

他的工作时间？“我每周工作60小时，比这少我就觉得无聊，时间太长又太累。哎，我说，工作时间短的人平时都干什么？他们怎么打发这些时间？”

家庭、爱好、电视。他皱眉，好像不大懂的样子。

他不看《欢乐一家亲》(Frasier，大概是美国版的《快乐大本营》)吗？这就是在西雅图拍的呀。

“不看，从来没看过。”

那书呢，这可是他的业务的基石啊？他太太麦肯锡(MacKenzie)会给他推荐一些书。她自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在写一部小说。他喜欢吗？“不，不大喜欢。”

那本小说是讲什么的？“心理小说，有点罗斯(Roth)的路子，更像厄普代克(Updike)的风格，类似《当天的遗体》(Remains of the Day)。”原来如此。

“我喜欢那幅画，”他指着对面的那副巨大的当代画作，画中是一个女人拿着一束百合，边上还睡着一个男的。他买艺术品吗？

“不，基本不买。”

度假呢？

“我想多出去度假。”他和她太太想要生四个孩子（计划生育？），如果家里老人肯帮忙带带孩子的话，也想抽空出去玩玩。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贝佐斯该下楼去回答媒体关于盈利、股价和互联网公司生存的问题了。现在回头看，他成功是靠能力还是运气？

“是啊，在车库里创业，做成一家跨国公司，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当然时机把握也很重要。”

实力加运气？他又笑了，“这么说吧。我就是傻人有傻福，不是吗？哈哈哈！”

我等的采访对象是当今世界女子网坛排名第一的卡洛琳•沃兹尼亚奇(Caroline Wozniacki)，也是今年温布尔登公开赛(Wimbledon)赛会一号种子，本人有点担心的是自己可能认不出她来——虽说前天我曾短暂见过她，当时她刚刚夺得e-Boks索尼爱立信公开赛(e-Boks Sony Ericsson Open)桂冠。她身材高挑、一头金发、长相俏丽。然而，在我们约定会面的哥本哈根诺顿咖啡屋(Café Norden in Copenhagen)周围却是美女如云，这叫我如何是好？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沃兹尼亚奇原先与我约好于12时在奢华的维克多咖啡屋(Café Victor)一起用午餐，但现在她却早午餐一起吃了。虽说她是当今世界网坛头号选手，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她若走在英国的大街上，几乎不会有人会留意她。虽说如今正是女子组赛事，诸位在一大堆姑娘中挑出塞尔维亚的扬科维奇(Jelena Jankovic)与俄罗斯的萨芬娜(Dinara Safina)有啥困难吗？在沃兹尼亚奇之前，都曾登上过世界第一的宝座。看到身材高挑的金发姑娘，就能确定是沃兹尼亚奇吗？我觉得肯定行不通。

哈！她来了。实际上，她的气质与众不同。她大步流星地径直朝我起来，来到我面前与我握手。近距离仔细一瞧，她的皮肤洁净无暇、亮白牙齿，下穿牛仔裤、上穿训练服、头戴莱卡(Lycra)伸缩帽。初看外表，她可算是本人见过的身体最棒的运动员。

我问沃兹尼亚奇这么快就升至世界第一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一年前她还是世界排名第四。她今年只有20岁，虽说获得的总奖金已经接近1000万美元，但还未夺得过大满贯冠军。她2009年曾闯进美网(US Open)决赛，但与冠军失之交臂。在澳网(Australian Open)，她给人的印象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冷淡呆板，还说记者们应该问些有意思的问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还自己采访起自己来——真是匪夷所思。虽说从头到尾一直面带微笑，但她的自问自答依然乏善可陈。也许她只是一部打网球的机器，在网球场上如鱼得水，但毫无自己的生活。也许她会与前世界第一伊凡诺维奇(Ana Ivanovic)一样昙花一现后就匆匆谢幕，也许她最终会成为真正伟大的网球选手。

沃兹尼亚奇是一个人来赴约的，身旁并没任何随从。她喜欢坐到咖啡屋外面，诺顿咖啡屋适合高消费群体，这在全欧洲比比皆是——咖啡屋店面不起眼，但宾客如云，都坐在屋外吃着稀奇古怪的三明治，喝着盛在高脚杯中的热巧克力。咖啡屋并不奢华，但气氛轻松、让人愉悦。行走在哥本哈根最主要商业步行街Strøget的行人一直盯着沃兹尼亚奇看，互相间还示意：“瞧，这是沃兹尼亚奇！”有些行人向她招手，嘴里还喊道：“祝你在温布尔登有好运！”很显然，她在哥本哈根家喻户晓。

我俩首先聊到了网球，她喜欢谈论网球，也爱聊自己争强好胜。前天，我观看了她在索尼爱立信公开赛决赛中以6:1与6:4直落两局击败萨法洛娃(Lucie Safarova)夺冠的那场比赛，她赢得并不轻松。32号种子萨法洛娃还破了她的发球局。“萨法洛娃很不好对付，”沃兹尼亚奇说。“一旦给了她找到比赛感觉的机会，她会一发而不可收。”但沃兹尼亚奇并未给对方机会，在观众喊声震天的加油声中，她把球打得满场飞。每次发球前，她总要舞动一天身子，再停下来看一下对方球员，然后在地上把球弹三下。

不知她是否愿意谈些网球之外的东西，她确实谈及了：对我说自己还未吃早餐。她平时吃饭严格按照膳食计划——按时定点吃专门的食物，今天算是个例外。她对吃的东西极为讲究。“我必须吃得多，但必须吃得合适，吃那些补充身体能量的东西。”整个访谈期间，她不止一次提到这。当然，她的身材看上去无可挑剔。

索尼爱立信公开赛赛后，我采访过她的对手萨法洛娃，对方告诉我沃兹尼亚奇最难对付的地方是：无论自己打出多漂亮的球，她总能回过来，并把你磨垮。“您说得没错，”沃兹尼亚奇说。“即便我的对手打出一记非常好的球，我也并不只想把它回过去，我想的是：球回过去后，对方很难再回过来，这样我就能主动控制球的落点。”

沃兹尼亚奇非常争强好胜，老说自己“是个不服输的人”。她说自己比赛时特别亢奋，一心想着打败对手。小时候，她排球、足球、跑步游泳样样玩过。如今她还打拳击，在体育馆里每天要练上好几个小时，进行好几组的肌肉训练。她的父母是波兰人，都是体育明星。爸爸彼得(Piotr)曾效力过丹麦某足球俱乐部，妈妈安娜(Anna)也曾是波兰国家排球队的队员。沃兹尼亚奇出生于丹麦，七岁开始打网球。她说，“与其他网球选手相比，我算是个大器晚成者”。但九岁时就赢了她老爸。几年后，她开始所向披靡。

她说，“有些时候，自己感觉状态特别棒，这时感觉球与球场都变大了，自我感觉就不可能输。但有些时候，自己感觉不是太在状态，但仍会想方设法找到赢的方法，这时就必须找到自己的强项并把它们发挥出来。”

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沃兹尼亚奇点了一份热巧克力，我则要了一杯双倍浓度的Espresso咖啡。但诺顿咖啡屋有个奇怪的规矩，点菜与付钱都得自己走到吧台去。沃兹尼亚奇想要一大份水果沙拉（里面有柠檬、草莓、蓝莓及菠萝），我则挤过人群绕到咖啡屋一边去排队。我看到她在窗口排了差不多五分钟的队，不时朝她招手，感觉挺别扭的。

在吧台，有一排赏心悦目的啤酒龙头与一台正儿八经的咖啡机。我点了一份夹着厚实火腿及奶酪的单片三明治以及一大盘沙拉。期间，沃兹尼亚奇在用手机发着短信。我于是问她给哪位发？是不是给足球运动员尼古拉•本特纳(Nicklas Bendtner)发？丹麦媒体一起盛传本特纳与沃兹尼亚奇是一对；本周的Seoghør杂志（满是名人的花边新闻）发现这位“金发美眉”与效力于英超阿森纳队(Arsenal)的丹麦前锋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亲密无间的下午(intim aften)，而且还配了二张照片：一张是沃兹尼亚奇身着黑色迷你裙与本特纳热烈相拥，另一张是她在摆弄自己那头金色长发，本特纳则在一旁调皮地看着她，眼神似乎在说“瞧你那头浓发！”此时，我立马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然而，我们先是谈了一会儿饮食——如何为她这台网球机器补充能量。在过去一周的赛事里，她必须保持充沛的精力。“我每天的早餐是燕麦，另外还有葡萄干与香蕉，以补充能量。午餐是意大利全麦鸡肉面，晚餐不是鸡肉与沙拉就是牛排与沙拉。”她说自己最喜欢吃里脊牛排。“我不喜欢吃牛排上的肥肉，”她说。又补充说：“自己特爱吃椰菜。”但从不吃海鲜，还有过两次食物中毒，每次各病了一周时间，如今她可不敢随随便便吃东西。

两餐之间吃的零食是坚果。比赛期间，补充身体能量的整个过程更为复杂。上场比赛前一个半小时，她定会吃点意大利面，时间很难控制，因为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前一场比赛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她会时刻关注场上比分，并做出最佳判断。赛后，她会吃一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一盘鸡肉，所以她一天要吃五顿饭，另外还有零食。

但今天算是个例外，我们点的饮料端上来了。沃兹尼亚奇的热巧克力黑稠黑稠，此外还有几片饼干与一碗乳酪。她没碰乳酪，巧克力也只喝了几小口，此外还咬了一丁点饼干，然后就把它们放到桌上。

要是由着她的话，她会没完没了地说网球，似乎问她其它的东西都显得不礼貌。我知道自己该问些什么，想问她是否因为网球而牺牲了个人生活，是否与阿加西(Andre Agassi)与麦肯罗(John McEnroe)一样，因登上世界第一后出现了难以承受的心理问题。但过了一会儿，话题又转向了她的训练计划。每天她要在场地上训练三小时的网球——共分为二次训练课，每次历时90分钟。二次训练间隙，每天不是6-8公里的耐力跑，就是在跑步机上训练速度。

在跑步机上训练强度很大，她说。“我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在体育馆训练强度很大，但就得自己设法挺过去。”她用实心球训练腹肌，还训练背部与腿部力量；在拳击台上聘请了退役拳击手，任由自己用力击打对方的手，然后做些身体伸展训练，接下来是按摩，之后是冲澡，完后是吃高蛋白的食物，最后是吃牛排。“我得吃上几大份，”她对我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点的东西，不时有人走过，微笑着对沃兹尼亚奇指指点点，还掏出手机来拍照，对此，沃兹尼亚奇显得特有涵养。然而，她实际上是住在摩纳哥(Monaco)，就是为了独处而不受干扰。照她的说法，摩纳哥事实上是那些喜欢隐居的名人与体育明星的聚居地，就好比是超级赛马的高档马厩。他们是明星，但同时又是囚徒。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是她在摩纳哥的邻居，她在那有一套两卧室与两个卫生间的公寓，有时父母也过去与她同住。

她要的水果沙拉放在长盘子上端了上来，量真大，但她吃得很慢。她最后喝了一小口粘稠的热巧克力（现在应该已经放凉了），而我点的双倍浓度Espresso咖啡早已下肚，眼前的厚实三明治里面塞满多种五颜六色的夹菜，调味汁都已渗出来；也许就不该点三明治，用手都拿不起来，于是就大口地啃着吃，结果吃得到处都是碎屑，甚是狼狈。

沃兹尼亚奇拿着叉子吃蓝果，并说自己并不太爱吃火腿与腊肠。她对所做的一切事情很有节制，对吃的东西十分谨慎。我吃了一大口火腿与抹着融化奶酪的面包，再伴以一大口抹着蛋黄酱的滑爽花瓣，自己不是太会吃这玩意，结果整得满脸都是，嘴角还粘有未曾吃尽的花瓣。

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自己不愿谈论此事。丹麦媒体老说她与好多人拍拖。“在短短五周时间里，它们讹传我有六位男友，第一个拳击手，接下来是位乒乓球手，然后是纳达尔(Rafael Nadal)……说得太多了，连我本人都没能记住。”但她并未提及本特纳。

然而，沃兹尼亚奇是个超级足球迷，她是英超利物浦队(Liverpool)的球迷，但她喜欢巴塞罗那队(Barcelona)的踢球风格；她对利物浦队的球员如数家珍，也与巴塞罗那队很多球员认识。我问她阿森纳队怎么样？“它的踢法很华丽，”她说。现在她总算提到了本特纳。“他人不错，爱开玩笑。”说到这些时，一直咯咯笑着，但不愿再往下展开说。

于是我就问她：成为世界第一是否很难掌控？成为头号种子，是否突然有种高处不胜寒的空虚感？“对我来说，这很容易应对。因为我年轻轻轻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知道自己想尽可能长得保持世界第一。我总给自己目标，每次步入赛场，就想赢下比赛。”此时压根就不会感到空虚。

那么，有没有觉得自己作出了巨大牺牲？“没有，”她回答道。“我并不信牺牲，我只相信选择。对我来说，在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奋斗道路上，我作了很多抉择，我对自己所作的选择感到很自豪。有时候，自己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是应该与朋友一起去参加派对直至凌晨4点回来，还是按时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擞投入训练？”她说自己的抉择并不总是对。“但多数时候，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她说自己在草地上球感很好——球的反弹与之前自己参加过的室内赛场地没啥差别。我问她最怕与谁过招。“我不怕任何对手，”她说。“我打得好，谁都别想赢我，对方如果打败了我，只能说明她那天是超水平发挥。”

沃兹尼亚奇现世界排名第一——但她至今仍未夺得过大满贯。在哥本哈根夺得索尼爱立信公开赛冠军之前的法网公开赛(French Open)，她止步于第三轮。对于自己的糟糕表现，她说：“有时需要几场刻骨铭心的失利来唤醒自己。”我们还谈到了费德勒(Roger Federer)与纳达尔，我说自己喜欢费德勒，但看得出她喜欢纳达尔，她是纳达尔的粉丝，喜欢对方的力量与韧性。她说，“费德勒的技术非常全面，但纳达尔韧劲十足。”

我问她是不是台打网球的机器？她说，不希望有任何东西阻碍自己打网球——也许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会看着她走向球场底线，做着发球前的身体舞动，然后再把球在地上拍上三下。她将来会夺得多少项大满贯？“我想先赢得一项，”她说。“然后以此为契机一鼓作气往前走。”

我希望她能梦想成真。

译者：常和

阿尔瓦利德(Alwaleed)王子想何时用午餐?下午6点半。在哪儿用餐呢？在他的乔治五世(George V.)酒店。他在巴黎时总住那儿吗？其实，那家酒店就是他的。

这位全球排名第五的富豪，身价估计为215亿美元，拥有各种资产。他持有花旗集团(Citigroup)和新闻集团(News Corp)大量股份，欧洲迪斯尼(EuroDisney)、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惠普(HP)、时代华纳(TimeWarner)等就更别提了。尽管他有一位祖父缔造了沙特阿拉伯，另一位则是黎巴嫩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但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Alwaleed bin Talal)王子实际上还是被看作白手起家的人。他甚至曾被称为沙特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主要原因是，他将从花旗集团收购的8亿美元股票，变成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股权。但这位王子不满足于拥有财富，他还深信，自己肩负着让“东西方”融合的神圣使命。我在乔治五世的大堂里等候时，王子正和他的好友——时代华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Parsons)和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威尔(Sandy Weill)呆在一块。然后他就去做祷告了。

当最终被带到他在大堂常去的一隅时，我才发现，与他共进午餐并非真正的两人私谈。我颇花了点时间才把他从一群助手中认出来，他留着八字胡，长着浓密的头发，身材极瘦。一个摄影师在我的领子上别了麦克风，我们的“午餐”将被录像。为了使这次多媒体经历完美，还有台电视在快速播放BBC世界新闻的录像带。

见我对人群感到吃惊的样子，王子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Mike Jensen)开玩笑说：“别担心，不用你买单！”

“只帮三个人买单，”王子纠正道。我说过《金融时报》要请王子一顿午餐，而王子准备将他的一位助手也算上。

“给我来我的沙拉，”他告诉服务生。那是一种菜单上没有的芝麻菜加番茄沙拉。

王子今年50岁，他正在进行斋月后自愿斋戒，为期6天。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因为他白天基本上很少进食。他曾在加州曼隆学院(Menlo College)呆过一段时间，因此他用多少掌握了一点的、语速很快的英语解释道：“过去我很胖，体重最高时，你想听磅还是公斤？有89公斤，后来减到了60公斤。不吃意大利面条，不吃面包，也没有黄油，没有肉，完全戒掉这些东西。我每天只吃一顿。”

这一饮食方式他已坚持15年，但“一天一餐”并不意味着，除了这一餐他就不吃了，他说，“就在一小时前”，他还破了斋戒，而今天的晚餐则安排在凌晨2点。

财富与使命

但阿尔瓦利德王子不仅想让你觉得他很瘦，他还想让你觉得他是个政治家。在向我解释自己联合全世界人民的使命时，他完全没有理会端上桌的沙拉。“上帝保佑，让我拥有那么多财富。‘9/11’以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西方和东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我相信，是上帝保佑我拥有财富，因此我的使命就是努力弥合这些分歧。”

第二天，他将与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签署协议，资助他们的某些伊斯兰研究。这是弥合分歧之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关注美国东海岸的原因，因为无论是西海岸、北海岸和南海岸，只有东海岸才是产生决策的地方。”

王子为弥合分歧的最著名的尝试并没有成功。“9/11”后，他向纽约市捐赠1000万美元，但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在巴勒斯坦事务上采取更平衡的立场。当时的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退回了支票，并指责他试图为恐怖袭击辩护。一份沙特报纸后来引述王子的话，王子谴责朱利安尼是迫于“犹太人的压力”而拒绝捐赠。

王子殿下是否为自己的巴勒斯坦声明感到后悔呢？“作为一个民族的朋友，任何时候都必须说真话。尽管如此，如果你问我‘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在‘9/11’前得到了解决，‘9/11’是否还会发生？’很可能还会发生，是的，我毫不怀疑。当着在座朋友的面：帕森斯先生，一位基督徒；桑迪•威尔，犹太人，来自以色列，来——来——来自美国。不管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我都不在乎。”事实上，用沙特的标准看，王子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希望他的叔叔——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走向民主吗？“你用‘民主’这个词，我会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程序’，因为民主有多种形式。例如，我相信人民参政。我相信地方自治选举已经举行。有迹象表明，总有一天，阿卜杜拉国王会想到在沙里亚(Shoura)，也就是我们的议会中引入选举制。”我斗胆说了句，沙特阿拉伯内部似乎存在不同政见。“对什么？”王子追问。我说，对君主政体。“你从哪里知道的？”报纸上。“坦率地说，我完全没发现有这样的事。事实上，沙特阿拉伯人民多数都支持政府。坦白说，要是看看沙特阿拉伯之外所谓的异议人士，则只有萨阿德•阿勒-法吉(Saad al-Fagih，在伦敦的不同政见者)。这好极了。沙特有1600万本地居民，还有600万人移居海外，却只有一个人公开反对。”

如果要提沙特另一个不同政见者似乎不明智，这就是著名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在美国投资

然而，王子也知道，并非每个人都对沙特阿拉伯有好印象。“9/11”事件中的19名劫机犯，有15名是沙特人，美国因此特别气愤。王子购入西方媒体公司的股权，部分原因是他可以借此帮助消除东西方的误解吧？他以一个标准的否定句开始回答：“我在美国的投资，其实不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但他接着补充说：“当我会见新闻集团的默多克(Murdoch)先生，或者会见帕森斯先生时，我不会介入这些公司的管理。新闻集团旗下有福克斯新闻频道(FoxNews)和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而帕森斯先生控制着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财富》(Fortune)、《人物》(People)、《时代》(Time)和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但我的确会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哪里做错了。他们会做出判断，并决定该做什么。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看到可能没看到的事情。”殿下能否举个例子？“有一次，CNN报道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所谓恐怖行动。我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报道另一边的情况，看看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做了些什么。’他们这样做了，却遭到了以色列人的批评和指责。我并不要求有权介入，但我必须尽量影响一些事件。”

工作最努力的亿万富翁

在新闻集团，王子正帮助默多克先生抵制投资者约翰•马龙(John Malone)的攻击。默多克的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刚刚出版了前CNN主持人康锐思(Riz Khan)撰写的圣徒传——《阿尔瓦利德：商人、亿万富翁和王子》(Alwaleed: Businessman,Billionaire, Prince)，这无疑仅仅出于文学原因。王子手边有这本书。“卡特(Carter)总统写的序，”他说。接着他又说：“是的，是卡特总统写的序，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写的。”“哇，”我终于回答道。“卡特总统，”他说。

康锐思如是描述王子：“他不仅雷厉风行，而且有条不紊，是中东和西方的独特混合体……可以说，他是地球上工作最努力的亿万富翁。”书中写道，王子的母亲和康锐思一同观看一段录像：蹒跚学步的王子追赶一只山羊，直到抓住为止。她告诉康锐思：“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我儿子的意志有多坚定。”王子对该书看法如何？“我认为，这反映了……事实。”这时，希拉克(Chirac)总统出现在了电视上，王子一边嘟哝着“哦，希拉克！”，一边调高了音量。我们倾听了希拉克对“尊重”、“正义”和“平等”的歌颂。王子认识希拉克。“我可以会见任何总统、任何国王、任何苏丹、任何公司总裁。这是个十分独特的位置。”拥有大量财富是否使您感到快乐？只在当你将财富赠与别人时才是这样，王子表示。“当海啸发生时，我是全世界捐赠最多的个人。当巴基斯坦发生灾难时，我是……全球捐赠最多的个人。我亲自去了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总理对我说：‘王子，您的来访比您给我们的捐赠更为重要。’”

我们点了咖啡。他的先上了，但他坚持先给我，尽管我点了双倍份量，而他要的是单份。他继续说道：“还有些其它事鼓励了我：当我涉足一些不成功的企业时，突然之间它们就会变好了。”他说，例如当他首次投资花旗集团时，它正处于“危急关头”。“猜猜现在怎么样了，它目前是头号全球性银行，是企业头牌。乔治五世酒店当初几乎就是垃圾。我收购的时候，如果你点意大利面，他们会说，‘我们没有意大利面，给您米饭吧。’看看发生了什么：收购、关闭，然后整顿。猜猜怎么样了：连续5年全球最佳酒店。”简而言之，阿尔瓦利德似乎是为利润以外的动机而投资，著名的投资者很少会这样做。尽管如此，他对一切还是了然于心。

当我起身感谢他抽空与我共进午餐时，他回答说：“我们现在该买单了。”然后他无论如何要买单。我拒绝了。幸好账单没有贵得离谱，这是节食的另一个好处。我动身去赶夜班火车，是二等车厢下铺。而阿尔瓦利德仍将继续联合东西方的努力，一直工作到黎明时分——他计划中的就寝时间。

译者/诸彦青

“你知道我一般不接受采访，所以如果你要写点什么，我宁愿不是写我。”我的东道主雅各布•罗斯柴尔德(Jacob Rothschild)一边让人失落地请求慎重，一边递给我一杯“都夏美伦堡2000”(Duhart-Milon)，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产的一种葡萄酒。他的地窖里藏有一万五千瓶葡萄酒，年份最早的是1870年。他强调说，有意思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我们在沃德斯登庄园(Waddesdon Manor)正在做的事情”。该庄园是英国国家名胜古迹信托(National Trust)的产业，存放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品。

年届73岁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素以活动能力极强、但坚持留在幕后著称。他是瘦高个儿，穿着斜纹软呢上衣，里面套着灰色高领毛衫，底下是黑色长裤。如果说站在我跟前的这人看上去很眼熟，那可不是因为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公众人物，而是因为他的面容与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在1989年为他画的肖像一模一样：长椭圆形的脸庞、高耸的前额、弯弯的像鹰一样的眼睛，还有那若有所思的神情。

20年后对肖像觉得满意

我对他说那幅画画得很像，他淡淡地回答道：“当初我们觉得他把我们画得很难看，显得非常老，20年过后，我们觉得很满意。”这幅画目前收藏在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人家收藏这幅画，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在沃德斯登庄园有这幅画的复制品，与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2003年为罗斯柴尔德勋爵和他女儿汉纳(Hannah)画的双人肖像画挂在一起。勋爵有四个子女，汉纳是最大的孩子。

这是一个星期天，罗斯柴尔德邀请我来白金汉郡Eythrope用午餐。我们坐在这座建于19世纪的茶阁里。这是他私人的家，紧邻他的沃德斯登庄园。他的妻子塞丽娜(Serena)正在瑞士滑雪。现在是他唯一的空闲时段，身为银行家、艺术慈善家、收藏家和乡村住宅业主，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他早先在家族银行NM Rothschild & Sons工作，后来辞职，1991年与马克•温伯格爵士(Mark Weinberg)合办了J Rothschild保险集团，该集团如今更名为St James's Place。他还是旗下投资信托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的董事长。他名下的企业还有Spencer House资本管理公司、小型商人银行Spencer House Partners等。

在慈善事业方面，他修复了伦敦的新古典主义明珠之一、公共所有的萨默塞特宫(Somerset House)，把它建成一个视觉艺术中心，并为考特奥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未来提供了保障。考特奥德艺术学院藏有一批无与伦比的印象派和早期现代派的杰作。另外，他个人买下了位于圣詹姆士的斯宾塞宫(Spencer House)，并斥资1600万英镑进行修建，恢复了它在18世纪的壮观景象。

在这些活动中，他展现了维系历史连贯性所需的个人天赋和创新才能。他说，他现在的“主要兴趣”是重振沃德斯登庄园。这座19世纪80年代由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Ferdinand de Rothschild)建造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刚刚进入2010年夏季开放季节，伴随着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变化：工人们正在安放杰夫•昆斯(Jeff Koons)设计的高6英尺6英寸、亮闪闪的蓝色高铬不锈钢“打碎的蛋”(Cracked Egg)。而且，从5月1日起，将布置由机智诙谐、玩世不恭的巴西兄弟设计师温贝托•坎帕纳和费纳多•坎帕纳(Humberto and Fernando Campana)设计的枝形吊灯和家具。

罗斯柴尔德家族“运营第一家欧洲企业”

罗斯柴尔德形容他的家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经运营第一家欧洲企业，而且在遗传上运气不错”。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为了避免引起世人对他们的惊人财富和奢华房地产的注意，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往往采取一种清醒、低调、隐秘的行事作风。

我们在Eythrope的一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的会客室闲谈。屋子里摆放着柔软深陷的米黄色沙发，长长的茶几上堆满美术书，放眼就是奇特恩斯山(Chilterns)美景。不过，最醒目的还是一只硕大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灰色枝形吊灯。这枚吊灯出自迭戈•贾柯梅蒂(Diego Giacometti)之手，名气更大的阿尔伯特•贾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就是他的兄弟。对此罗斯柴尔德解释说：“噢，我那时在巴黎的工作室里，迭戈正在为毕加索博物馆(Picasso Museum)制作枝形吊灯。他问我，‘你也想要这样的枝形吊灯吗？'屋子里所有的枝形吊灯都是他设计的。”

阿尔伯特•贾柯梅蒂雕塑的一只淘气的黑猫，从弗洛伊德的一幅花园版画下穿出。罗斯柴尔德勋爵说道：“我崇拜贾柯梅蒂。”他带着我经过这位雕塑家的另一部作品——一个站立的像蛇一般扭曲着身体的女人——走进一间墙壁上挂满18世纪洛可可绘画的餐室。一张古董餐具柜上已经摆好各式菜肴。我们自己拿了烤鸡、煎新土豆、球芽甘蓝（庄园出产的）以及用胡萝卜和大头菜做的蔬菜浓汤，都是地道的英国菜式，火候恰到好处。

铺着白色桌布的圆形餐桌上堆满银餐具、蜡烛、鲜花和成撂的书。罗斯柴尔德吃得很慢，而且很少。他说话慢条斯理，但难掩对沃德斯登庄园最新进展的兴奋。他解释说，“打碎的蛋”是亿万富翁保罗•盖蒂爵士(Paul Getty)之子马克•盖蒂(Mark Getty)的，马克是他的“挚友，也是邻居”。他是非长住居民，要把“打碎的蛋”带到英国就得交税。“于是我说，‘与其看不到它，不如让它呆在路的另一头——我们能借一下吗？'”除了“打碎的蛋”，还有其它当代艺术作品，包括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的超现实主义马车雕像“Perceval”，以及罗斯柴尔德勋爵委托富有创造力的德国灯光设计师英格•摩勒(Ingo Maurer)设计的一只由碎瓷制成的枝形吊灯。罗斯柴尔德表示，这枝吊灯“很有趣、很好玩，是屋里的一股新鲜气息，我们卖得最好的明信片就是它了”。摩勒的作品得到各博物馆的收藏，包括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没错，我们就想把自己的瓷器砸碎”

说到摩勒反叛传统的风格，我大笑了起来。“没错，我们就想把自己的瓷器砸碎，”罗斯柴尔德勋爵小声说。言外之意，是否沃德斯登庄园是个负担？“我享受这个负担，”他谨慎地说道。他承认：“在当今这个时代，要居住在庄园里是不可能的。”他以半独立的方式，为国家名胜古迹信托管理着沃德斯登庄园。他的堂兄詹姆士(James)在1957年把庄园，连同藏品和2000英亩土地遗赠给国家名胜古迹信托。罗斯柴尔德勋爵则拥有庄园的其余部分。

如今公私合营的模式在艺术品领域越来越成功。19世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各地兴建了40多所庄园，如今唯有沃德斯登庄园藏品保存完好并向公众开放。这座庄园每年游人近40万，是国家名胜古迹信托名下游人最多的一座建筑，体现了这栋英国乡村建筑把自身定位为由各种风格、媒介和扁平的审美等级体系构成的优雅及兼收并蓄的混合体，迎合年轻人的品味，也象征着21世纪的社会变迁。

倒不是说Eythrope不存在等级差别了。罗斯柴尔德勋爵又给我倒了一杯口感醇和、泛着暗红色光泽的波尔多葡萄酒，这时，一身细条纹制服、穿着背心和燕尾服的管家克莱夫(Clive)端来了饭后甜点——硕大的苹果和黑莓馅饼。“你想跟我分一块吗？”罗斯柴尔德勋爵问道。他把馅饼斜斜地切成两半，把大的那块递给我。

庄园的菜谱颇负盛名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鼎盛时期，沃德斯登庄园的菜谱颇负盛名，连女王都派人来跟罗斯柴尔德家的厨子学做菜。近代到访过的国家元首则包括里根、克林顿和密特朗等。罗斯柴尔德勋爵于1988年从堂兄詹姆士的遗孀桃乐茜(Dorothy)手上继承了庄园。“她不知道要把它留给谁。但我和她的关系很亲近。当时要说出口很尴尬，但我很敏锐地预感到会留给我。我的兴趣一向就在那方面（艺术）。”

这大概是无可避免的：他不但拥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收藏家基因，他母亲那边与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圈子也有渊源。他外祖母玛丽•哈奇逊(Mary Hutchinson)是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表姐妹。“所以我母亲有一半的斯特雷奇血统，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非常偏重于艺术方面。”相比之下，他父亲，也就是第三任罗斯柴尔德勋爵，则在1936年的一场引起轰动的拍卖会上，卖掉了他在皮卡迪利的镇屋和在Tring的乡村住宅的藏品。“他加入了工党，他认为经营财产不是他要干的事情。我父母离了婚，处在他们俩中间通常很尴尬，但我多数时候是跟我母亲在一起。她后来再婚，嫁给一个希腊画家尼可•基卡(Nico Ghika)，所以我们总是跟艺术家和文人在一块儿。”

他外祖母是马蒂斯(Matisse)的朋友——罗斯柴尔德勋爵念成Maahtisse，把第一个元音拉长了念。“那时，每年她过生日，马-蒂斯都会送给她里面画了画的海芋花。你能想象看着马-蒂斯的绘画在你眼前枯萎时，心里那种难受吗？”

马蒂斯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叫做西蒙•布希(Simon Bussy)的无名画家，娶了玛丽的表姐妹桃乐茜•斯特雷奇(Dorothy Strachey)。性情专横的桃乐茜看不起布希的画，说没有人会“看他的画或对他的画有一丁点兴趣”。但玛丽不然。在罗斯柴尔德11岁生日时，外祖母送给了他一幅布希画的鸟。“我非常喜欢这幅画，19岁时我开始收集他的作品。你想看看吗？”他给我看一些珍稀的动物和鸟类习作，还有一幅壁画大小的白绿两种颜色的图画，画的是两个喝茶的女孩。

倾向于喜欢自己发现的画

“我喜欢布希，”罗斯柴尔德勋爵表示，“我倾向于喜欢自己发现的画，而且越来越喜欢它们。我得了传染性激情病。”布希是“连接19世纪和现代性的一道桥梁”，是真正具有独立思维的鉴赏家应该关注的。对于一个所作所为结合了对历史的忠诚与对未来的精明展望的人来说，收藏布希的作品更是具有象征意义。勋爵把沃德斯登庄园视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纪念碑”。

午餐结束后，克莱夫鞠躬目送我们走出餐室。然后罗斯柴尔德勋爵开着一辆灰色梅赛德斯(Mercedes)，带着我在庄园里转悠。我们经过了可耕作的田地、牛奶场和马厩等处。“这里有点像一个小公国，”他说。这时离庄园开放还有一周的时间，可我们一路上碰见了许多来此作一日游的汽车——出自法国园林设计师艾莉•雷恩(Elie Lain)之手的台地花园和喷泉，以及新建成的一处儿童游乐园，本身就很吸引人。我们拐弯的时候，一座奇幻的看似法国卢瓦尔风格的城堡突然映入眼帘。“在白金汉郡乡下看到这样的建筑，很让人惊奇吧？”

这是一个“故地重游”的时刻：在淡季里，庄园主打开满室寂静的屋子，窗帘拉着，家具上罩着布，进行一趟匆匆而又秘密的游览。黑暗中的宁静，让人想起庄园创建者——失去妻子的悲伤男人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的性情。“作为慰藉”，他在1877-1883年期间建造了沃德斯登，并购置了各种体现罗斯柴尔德“品味”的18世纪的法国装饰品。这是一种品味，罗斯柴尔德勋爵郑重说道，“这种品味虽然不是我最喜爱的，但我非常敬佩，也试图培养这种品味。”

“法国家具、英国绘画”

“红色会客室”里铺着萨伏内里“太阳王”地毯，摆放着Reisener橱柜，两者都有皇室渊源，墙上挂着雷诺兹(Reynolds)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的肖像画，正体现了沃德斯登“法国家具、英国绘画”的风格。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拥有的最伟大的庚斯博罗画作却不在了。“我父亲把最好的杰作《清晨散步》(The Morning Walk)卖给了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让我非常生气。”

费迪南德在这座庄园里逝世，辞世前写下这样的字句：“尽管我住在金碧辉煌的大理石房子里，但我是个孤独、痛苦、有时十分乖戾的人。”眼下罗斯柴尔德勋爵正在打破他的祖先营造的浓烈华丽的风格。身为国家遗产纪念基金会(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前主席(1992-1998年)——“英国国家首席采购员”——他“必须什么都要考虑”；他那时监督着12亿英镑经费，他抱着一种乐天的折衷主义。

他为沃德斯登庄园购买的其它作品包括：安格斯•菲赫斯特(Angus Fairhurst)的一尊“有趣而忧伤”的青铜雕像：一只大猩猩胳膊底下挟着一条大鱼，名字叫做“思维与感觉的若干差异”；列昂•巴克斯特(Leon Bakst)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原型绘制的“睡美人”(Sleeping Beauty)；乔瓦尼•帕尼尼(Giovanni Panini)纪录1751年法国皇太子出生庆祝活动的两幅“不可抗拒”的油画。罗斯柴尔德勋爵盯上这些作品好几年后，“开出了一个公道的价格，竟被接受了，让我又惊又喜”。我后来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每件作品价格是1000万美元。

克莱夫正等着载我去火车站。罗斯柴尔德勋爵指给我看鸟舍——象征21世纪颓废风气的“打碎的蛋”就准备摆放在那里，这显得很滑稽。“打碎的蛋”正在安置之中。勋爵说，这件作品“好玩，有趣，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游客。现在的问题是，再来一个什么呢？”

沃德斯登庄园的网址：www.waddesdon.org.uk

雅姬•武尔施拉热(Jackie Wullschlager)是FT的视觉艺术评论员

译者/杨远

开着时速200公里的红色经典款458 Italia跑车，风驰电掣在法拉利测试赛道的终点直道，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像是去赴午宴。位于意大利中部博洛尼亚(Bologna)附近的费奥拉诺赛道(the Fiorano track)并不算长，约3公里。但是，有点想给坐我身旁的试车员露一手本人过快速弯道的本领，（车开得太快），以至于在其中的一个险弯处，我就感觉胃里面翻江倒海般难受。过了好一会儿情况还未见好转，又出现了初夏并不常见的浓雾，于是我就把车慢慢驶离了赛道，沿着亚平宁(Apennines)蜿蜒曲折的山路，驶向附近马拉内罗(Maranello)法拉利公司的总部。

车开进停车场、一直开到了浑身优雅贵族气息的法拉利公司主席卢卡•克劳德洛•迪•蒙特泽莫罗(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的身旁，此时我的肚子里还有点隐隐作痛。蒙特泽莫罗开着辆小型菲亚特车赶到，反倒显得有点不协调。他解释说他从罗马一路赶过来简直就是场恶梦：浓雾让他的直升机偏离了航道，迫使他先是坐火车，接着又开车赶过来——这就是眼下这辆菲亚特车的来历。然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精神抖擞。“我刚参加完在梵蒂冈举行的一场有关金融危机的会议。棒极了，”他解释道。“棒极了”是蒙氏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法拉利“棒极了”，意大利食物“棒极了”，他新成立的高铁公司NTV“棒极了”，我刚才开的458 Italia车也是“棒极了”。

在意大利， 62岁的蒙特泽莫罗个人声望如日中天。就在我们采访他的前几天，他从担任了6年之久的菲亚特公司（意大利最大的工业集团）董事长一职上退下来。但他目前仍是法拉利（菲亚特控股85％）的董事长，法拉利是意大利最知名的品牌，旗下的F1车队，也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法拉利车队(Scuderia)，是赛车界最成功的车队。的确，他在法拉利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对车队持之以恒地投入在意大利是家喻户晓（曾有一次，法拉利车队由于在最后一个弯道失误而丢掉了该年度的总冠军，他气得把电视机砸了），虽说他缺少从政经历，但大家都看好他将是未来意大利总理的人选。尽管他一再否认有从政的野心，但坊间的传闻一直不断，就在我们共进午餐那天，意大利的工业部长辞职下台。蒙特泽莫罗的新闻官就告诫我别对他提那档子事，因为他会极力回避回答这样的问题。

但不提这话题又很难做到。F1老板从政的想法在其它国家可能有点怪。但一涉及到政治和经商，意大利就与别的国家不太一样，这一点从现总理、媒体大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身上就可一目了然。贝氏最近不断褒扬蒙特泽莫罗，这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是拉拢对手的举动，这样的事当然逃不过说三道四媒体的关注。

蒙特泽莫罗开着车穿过厂区送我去法拉利的餐厅，一路上想的全是营销的事。他对这个厂区特别自豪，2007年《金融时报》将它评为全欧洲最佳的工作场所。他把车停到标示“董事长专用”的区域。走进他的私人宴会厅，看到墙上挂着全是法拉利车队一次次夺冠的照片，服务员过来，称呼他“Avvocato”（在意大利语中就是“律师”的意思），颇具传奇色彩的前菲亚特老板吉亚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也是被人如此称呼（两人均是学法律出身，但都未真正执业）。

意大利小烤面包片(bruschetta)刚一端上来，蒙特泽莫罗就大加赞赏“意大利最美妙的组成部分：意大利的美食小餐馆”。看得出，他吃得津津有味，嘴里还说着：“我不喜欢新式烹调，太小儿科了。我喜欢喝好酒，吃正宗的意大利面，还有西红柿。”问清楚我不喜欢吃鱼后，他给我俩点的是：两份开胃干酪(mozzarella)、西红柿和茄子拌的烤宽面条(lasagne)、之后还有专为我点的小牛肉和芦笋以及他为自己点的马沙拉(marsala)料酒炖小牛肉。

菜上来后，我俩就聊起了最近几站F1大奖赛。作为一名从不服输的斗士，可以看出蒙特泽莫罗对车队本赛季差得离谱的成绩大为不满（法拉利目前在车队积分排名第三，一号车手总成绩排名第五，被第一名远远甩在身后）。他说话手舞足蹈，说到摩纳哥出了名的狭窄赛道时神情激动，差一点把我的黑莓手机从桌上给扫下去。“摩纳哥举世无双。我心仪的是它旅游胜地的身份，而绝不是它的身兼两职（摩纳哥同时也是F1的一站），因为有时你无法实现超车，简直荒唐透顶。”我就说起自己曾经开着1.4升排量的大众高尔夫(Volkswagen Golf)柴油车，在被喻为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德国纽伦堡赛道上跑了一圈。当过拉力车手的蒙特泽莫罗同情地看着我，并向我讲述了在同一赛道参加过的一场历时三天的接力赛。它让我那一圈的赛道经历感觉有点羞于启齿。“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赛道，”他说，“不仅仅是出于它的传奇经历，而且是因为在这条赛道上比赛真得很艰难，极具挑战性。”

我抬起头来，注意到蒙特泽莫罗只用叉子，就已经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半盘烤面条。他还习惯性地看我身后的电视（我并未注意到），致使我们的谈话老被中断。“瞧，这是在希腊，”他说，手指着电视里街头骚乱者的画面。还没等我向他表达谈话思绪被打断的不满，他又接着刚才落下的话题继续往下说，咬了一小口粗面包卷，又美美地喝了一大口白葡萄酒。

我问他在菲亚特和法拉利工作有什么不同。2003年，菲亚特董事长吉亚尼•阿涅利离世，一年后，吉亚尼的弟弟昂贝托(Umberto)也撒手人寰，集团一下子群龙无首，他接掌了菲亚特的帅印。蒙特泽莫罗一直和阿涅利关系莫逆，就同意了家族的请求，出任公司董事长，直至阿涅利的孙子约翰•艾尔肯(John Elkann)能够顺利接班。公司的董事长由蒙特泽莫罗担任，但公司却是在快人快语的CEO塞尔吉奥•马尔基翁(Sergio Marchionne)执掌下摆脱了破产命运，并与步履艰难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Chrysler)组盟，进行着一场豪赌。蒙氏不习惯于久居幕后，也乐得把菲亚特的帅印交还给艾尔肯。

我问他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与在菲亚特相比，他更喜欢在法拉利工作。这时服务员过来取他的盘子，但盘子里还剩些东西，蒙特泽莫罗立刻把盘子里的东西叉起来吃掉，同时对我说：“法拉利，还有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全部。明年，我将庆祝自己担任法拉利董事长20周年，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家汽车生产商的董事长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呆这么长的时间。F1圈子内还没有人能像我一样赢得这么多的冠军头衔，这么多的赛段冠军。所以法拉利对我至关重要，根本不是‘重要’两字所能言尽。”

蒙特泽莫罗为这家赛车制造商前前后后效犬马之劳临近40年，但当初入这一行纯属偶然。当他还是个拉力赛选手时，他参加了一场电台的听众热线电话直播节目，与一位听众就是否应该允许赛车运动展开了激烈争论。恩佐•法拉利(Enzo Ferrari)刚好也在收听节目。“他对我印象深刻，”蒙特泽莫罗说。“所以他打电话过来问：‘那个胆量十足、回答问题如此强势的年轻人是谁？我想要见见他，想要了解了解他。’”两人的关系急速升温，上世纪70年代末，他接手了困境中的法拉利F1车队，带领车队三夺世界冠军。

1988年恩佐•法拉利去世，3年后蒙特泽莫罗接过法拉利董事长的帅印。在之后的岁月里，他重塑了赛车制造的辉煌，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德国车手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领衔的法拉利F1车队王者归来，一路凯歌高奏，连夺了5届车手总冠军。

我俩越聊越投机，他说法拉利的魅力好比是“漂亮女人：首先，你想要得到她。然后，你带着她抛头露面，但有时可能会挺失望，因为她可能脑子挺笨，或许她不象我期望的那样出色。说到法拉利车本身，就是一旦你发动了车，就期望会有更多惊喜。”

这种谈吐是典型的蒙氏风格。“他是个营销天才，” 几天后另一位意大利大企业家这样对我说。“他已经树立了自己的光辉形象。但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掌控他生活中的一切。”这么说虽说有失公允，毕竟他是法拉利重回辉煌的功臣，但勿庸置疑，蒙特泽莫罗自我推销的本领则意味着他几乎无法摆脱报刊杂志的纠缠。

他说如今他的空余时间何其多，原因是他不但放手了菲亚特，而且在2008年，又放弃了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Confindustria，为意国商业游说集团）会长的高位，这个职位几乎赋予了他天天批评政府的机会。（他行将结束在意大利第二大私立大学社会学国际大学(LUISS)的董事长任期）。对许多观察家来说，他辞去所有这些要职表明他加快了进军政界的步伐。

心里还记着新闻官不能直接提政治问题的忠告，于是我换了个提法问他：“难道你没准备干些别的什么？”就在此时，他的电话响了。接电话时，脸上略显不悦，说话也是简明扼要。挂断电话后，他告诉我：“是个记者打来的，说贝卢斯科尼刚说过我是工业部长的最佳人选。”我明白自己身处意大利这个政治阴谋层出不穷的国家，我都能感觉到是他本人导演了这一出。

吃完牛肉后，又上了我要的蔬菜色拉，他又说起了预计明年投入运营的高铁公司。他坚信自己经营的米兰至罗马这条黄金高铁线路商机无限，完全可以与国家垄断的国有铁路公司Trenitalia和航空公司相抗衡。“这就象是切尔西队对阵阿森纳队，切尔西的教练员是集教练和裁判于一身，”他解释说，举这个英国例子来说明问题明显是投我所好。“简直难以置信……典型的意大利做事风格，我会竭尽全力去反击垄断。”

他若从政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吗？他的回答是强调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很忙。尽管他也承认：“我是个名人，走在大街上，谁都认识我，都这么对我说：‘哦，你已经步入政坛了。’我想为将来做些正事。这并不是说我要当政党领袖。至少目前不是。”

我问他一旦贝卢斯科尼下台，他是否更有步入政坛的冲动。他挪了挪椅子，正面对着我。但他刚一开口，就停下来，手指着电视里刚以天价卖出的一幅毕加索油画。然后，未停一刻，又言归正传：“我们需要重大的改革；我们也需要一个法规清晰的国家，我们需要一个有道德担当的国家，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是菲亚特新董事长艾尔肯打来的。我猜测他们聊的是贝卢斯科尼发表的相关言论。打完电话，他笑着对我说“贝卢斯科尼要升我职。”事实上，艾尔肯只是确认蒙特泽莫罗本周晚些时候是否还在都灵，以便阿涅利家族能够就他对菲亚特所做的贡献私下里向他致谢。

蒙特泽莫罗完全有从政的背景。他1947年出生于博洛尼亚皮埃蒙特(Piedmontese，Bologna)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家族一直效力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统治着统一意大利王国的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他的正式称谓是Marchesi di Montezemolo。“我来自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如今在皮德蒙特还有个叫Montezemolo的美丽小镇，”他说。

去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智库——意大利未来 (Italia Futura)。蒙特泽莫罗说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种种丑闻已经损害到意大利国家形象的时代里，他把重塑国家形象看成是自己的公民职责。我感觉他内心的从政欲望很强；他最终能否问鼎权力顶峰不得而知，但在这个如此注重形象的国度，他至少在这方面相当出色。

我们动身正准备离开，餐厅角落的电话响了，蒙特泽莫罗立马又喜形于色。这就是蒙特泽莫罗。如果他想要显示他从菲亚特卸任之后依旧很忙，就猛然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觉：若一切都是他有意为之（就等贝卢斯科尼亲自给他打电话），那他导演的这出“三接电话”的戏做得实在是天衣无缝。在出厂的路上，他递给我一张白色的明信片。“这是我在法拉利时给所有新员工的东西，”他说。开着法拉利599回米兰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明信片，自我感觉是彻头彻尾的蒙特泽莫罗信条。上面写着：“成功的真正秘诀是热情。热情在，则万事成……做到此则功成名就，做不到则只能满世界找借口。”

译者：常和

是在威尼斯还是在巴黎谈？五年前，捉摸不定的亿万富翁兼艺术品藏家弗朗索瓦•皮诺(François Pinault) 首次接受我的采访，这次再次同意与我共进午餐，甚至还提供了会谈地点：威尼斯。在威尼斯的葛拉西宫(Palazzo Grassi)及海关大楼(Punta della Dogana)，他拥有欧洲最大的当代艺术私人收藏陈列室；他巴黎的家则位于市中心，不是特色艺术酒店就是奢华的独立洋房。

不可商量的一点是我们的会谈语言必须是法语，因此我选择了巴黎作为会谈地，然后给他办公室发了份电邮，对自己法语不够流利而致歉。很快对方就给了回复，而且用的是英语：“皮诺先生对这些事无所谓，放心吧，他会表现得很绅士。”

此事都需要解释，这一点就表明了他是何种人。作为白手起家的奢侈品巨头，皮诺在国际上以前卫艺术收藏而著称，个人藏品多达2000件，许多是直接从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以及杰夫•昆斯(Jeff Koons)这些艺术家本人手中购得。但在法国，他从未摆脱掉其不佳的名声——在政坛朋友的庇佑下，靠买下濒临破产的公司而暴富的骗子；他与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以及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关系非同一般。“法国人把皮诺看成是海盗，”《世界报》(Le Monde)记者哈里•贝雷特(Harry Bellet)如是告诉《福布斯》杂志(Forbes Magazine)，去年《福布斯》估计皮诺的个人财富为87亿美元——据称是法国第三大富豪。

当我赶到位于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ées)旁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索尔马尼(Michelin-starred Sormani)时，皮诺已经先到一步：他身材瘦削、满头银发，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脸部表情丰富，带着一幅审问及一丝挖苦的神情。他从一群服务员中快步走出来迎接我：特别彬彬有礼但又劲头十足，比他74岁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10岁，他穿得一本正经——灰色时髦西服与蓝色衬衣，系着暗紫色领带，马上抱歉得对我说得去参加一场葬礼，所以得早走。于是我们决定赶紧用餐，喝着免费依云矿泉水(Evian)以及一盘多汁摩泰台拉香肚(Mortadella)。

皮诺说他挑选索尔马尼餐厅缘于其意大利风味，因为即将迎来弗朗索瓦•皮诺基金会(François Pinault Foundation)在威尼斯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日。皮诺是这家餐厅的常客，领班(maître d’)知道他点菜不用菜单，所以建言其先点芦笋，然后再点鱼。皮诺点了清炒扇贝（coquilles Saint Jacques，用干贝炒），当我说不吃贝类海鲜时，他推荐了比目鱼(turbot)。我们两人都不想喝酒：“我只在晚上喝酒，白天喝了担心会误事，”这位拉图尔酒庄(Château Latour)的主人解释道。

他喜欢索尔马里餐厅，因为“它特别自命不凡”：这一点对于皮诺这样的人显得尤其重要，因为他的商业帝国就好比在绝世艺术品与时装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从古驰(Gucci)到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再到佳士德(Christie’s)——他是目空一切的非精英主义者。我想这就是为何他特青睐赫斯特与昆斯这些概念型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不菲，个人风格独特，但又强烈地反对中产阶级。皮诺说，与此相反，“法国公众觉得艺术仍停留于18世纪末的水平。哎，也许还有个把博物馆馆长往前推至19世纪，还有印象派画家(impressionist)。但随后就出现了停滞，对其后的艺术则不再评头论足了。”

在其巴黎寓所，他在现当代艺术与其妻子玛丽冯内(Maryvonne) 收藏的古代王室家居用品之间来了个折中。不成功的是：他雄心勃勃地计划在巴黎郊外塞甘岛(Ile de Seguin)上前雷诺汽车厂(Renault)的原址兴建一座永久性博物馆，但2005年该项目因官僚政治的阻碍而中途夭折。皮诺甩下“永恒的是艺术，而并非服务艺术的博物馆”的话后与巴黎分道扬镳，进而把钱投向了威尼斯，在那儿他被追捧为葛拉西宫的拯救者，随着前主人菲亚特公司老总吉亚尼•阿涅利(Gianni Agnelli of Fiat)的离世，葛拉西宫日渐破败。皮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大运河边的这座宫殿改造成了由安藤忠雄(Tadao Ando) 设计的现当代博物馆；在与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进行激烈角逐后，他还赢得了威尼斯前海关大楼(Punta della Dogana)的控制权。

“意大利特棒，”他说，并用手指了指索尔马里餐厅眼花缭乱的装饰：绘成红色的树形灯、仿古浮雕以及深红色天鹅绒墙。“意大利人生活惬意，他们无疑也有很多问题，这与其它国家大同小异，但意大利人穿着讲究，女士们也长得漂亮。意大利艺术家，尤其是鲁道夫•斯汀格尔(Rudolf Stingel)以及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作品在皮诺的个人收藏中占了很大比例；法国人则完全不是这样。“我才不在乎艺术家的国别，”他断言道。“我的使命不是抑制法国艺术。如果它们的艺术水准高，我就买；若是不上档次，就不会去买。”他评述道，法国人“不买艺术作品——这也许是受天主教影响，法国人不会花钱去买不必要的东西。”

唯一例外是比皮诺更有钱的另一位奢侈品巨子、他的商界对手伯纳德•阿尔诺(Bernard Arnault)，对方在巴黎开办当代博物馆的计划一路顺利：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路易•维登艺术创作基金会博物馆(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for Creation)将于明年开馆。国际艺术品经纪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最近在巴黎高调亮相，表明法国首都将会逐渐成为当代艺术品的中心。那么皮诺如今后悔当初在异国选址吗？

“我永远不会为此后悔，”他说。“我这个人对过去不留恋，只对明天的事感兴趣。”他的藏品今年秋天将巡回至首尔(Seoul)展出，2014年将到巴西展出；亚非拉的艺术正在影响西方的艺术家，反之亦然，他说。“我们正步入全球一体化，这是我喜欢的未来图景。威尼斯举世皆知，它是意大利城市，但同时又属于全世界，它向东方世界开放。而过去的艺术——如丁托列托(Tintoretto)以及提香(Titian)的作品留存至今——与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展出的现当代作品互相碰撞：我们看到艺术在不断传承。我们每个人都会死，但艺术生命永存。二战期间，日本社会危机四伏，但艺术仍在传递不熄的希望，从未让人绝望过。艺术家有参与社会发展（我们共同推动的结果）的能力。丁托列托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表明艺术不会凋零，它发展的趋势永不停息。”

服务员端上来两盘味美多汁的鲜绿芦笋。皮诺老练地切掉嫩芦笋的尖头，轻轻在芥茉碟中蘸了蘸，慢条斯理地吃着，并把吃剩的东西放一边。独立打拼的企业家经过努力能达到如此品位的吃相，也算有板有眼（虽然不乏诙谐）。皮诺“白手起家——创业伊始没资金、没资历，也没文凭”。

皮诺出生于布列塔尼(Brittany) 西部一个名叫Champs-Geraux的小村庄的农民家庭，在雷恩(Rennes)上学时，因自己的农村口音与衣服邋遢而遭同学嘲笑，他于15岁从学校缀学。“我在教堂了解过一点艺术，”但从未进过任何博物馆。然后到30岁那年，“布列塔尼一位业余画家朋友带我到雷恩去观看了那比派与阿凡桥派(Nabis and Pont-Aven school)的画展。没有高更(Gauguin)这一层次的作品，画得很一般，但色彩很鲜艳。我朋友说，‘快瞧！快瞧！’我啥都没看明白，但随后又去看了一回，让我朋友自己回家。坚持不懈：这就是布列塔尼人(Breton)的性格”。

正是这种韧性让他初涉商界就取得了成功——做的是木材生意。到了1980年，他在伦敦首次步入拍卖行。“我看到阿凡桥派画家保罗•塞吕西耶(Paul Sérusier)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布列塔尼的某农场的一位老妇人。我买下了画作，因为画中的老妇人很像我的奶奶。这是我第一次重要拍买。然后我到处观看、来回揣摩、囫囵吞枣地浏览二十世纪的艺术作品——毕加索(Picasso)与立体派，以及超现实主义。” 皮诺里程碑式的收藏是1990年他以880万美元拍得蒙德里安(Mondrian)的画作Tableau Losangique II，表明皮诺的艺术眼光达到了独到、犀利的程度。

当我问他角逐竞拍的乐趣时（他的控股公司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Artemis)），皮诺坦承道，“一开始，就想显摆自己能做到，”他说得挥舞着拳头，眼睛也来了神。“你先得顺大流，然后逐步培养自己的鉴赏能力，最后就无需亦步亦趋他人了。”

上世纪90年代，他意识到二战以来，“仍能淘到有价值的东西”。“先前时代的作品都已收至博物馆，个人藏家已经无法再搞到手了，”他说。“然后——这不是吗！——我意识到现当代作品的艺术价值。主要基于两大因素：首先，与我本人性格有关，我求知若渴；其二，能够买到潜力无限的艺术家的作品。”

皮诺是个令人生畏的收藏家。比方说在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他赶在有意向的博物馆长们出手之前，买下了意大利展厅中西格马•波尔克(Sigmar Polke)展品中的某装置，可谓“千钧一发”。然而，公众抱怨其在威尼斯的展览周期太长，吸引的观众人数甚至赶不上菲亚特集团管理时期。但是，不久前的新画展是对上述批评的某种回应；特别是该展览有截然不同的分工：葛拉西宫（用于短期艺术展）将在六月份展出《世界属于你》(The World belongs to You)画展；之前则在海关大楼，展出类似长期博物馆风格的艺术展《为置疑欢呼》(In Praise of Doubt)。展览的作品包括昆斯、苏伯德•古普塔(Subodh Gupta)、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卡特兰以及在展厅入口处重点展出的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作品。

我们点的主菜端上来时，皮诺突然说，“我自己特别喜欢极简派艺术风格(minimalism)——唐纳德•贾德、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的作品，画得都是很神秘的东西，那种大幅的白画。”他用叉子叉着干贝吃，把里面不爱吃的菠菜拨到一边。“但我不想一意孤行，只收藏局囿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一类作品。所以嘛，我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而且包容的心态让人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用嫩龙葵及春菜一起做的黄油炒比目鱼，一边问他是什么驱使他既想占有艺术作品，然后又愿意拿出来与世人一起分享。这是对尔虞我诈商战的真心忏悔，还是装出一幅有教养的面孔，抑或是圆滑世故的结果？

“从商的物质生活与艺术生活间，肯定会有某种平衡，”皮诺承认。“对于艺术信徒来说，对艺术痴迷到了近乎虔诚的程度。它能联系各种人，所传递的信息是人类共有的东西。艺术俨然已成为我的宗教——别人是到教堂去做礼拜。这老生常谈的事，但你并不能支配艺术，是艺术在支配你。这就好比是一见钟情。”

说这些时并无讥讽之意，而且可以通过过去发生的事来佐证：比如说，他的顾问菲利普•塞加洛(Philippe Ségalot)回忆曾有一次陪皮诺去看卡尔•安德尔(Carl Andre)的地板雕塑；皮诺一声不吭地观看了半个小时后说，“我真的难以抗拒”，并付了700万美元买下了该作品。与许多藏家一样，他总是对自己淘到的最新作品爱不释手——他提到了阿尔及利亚(Algerian)装置艺术家阿德尔•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emed)以及出生于利兹(Leeds)的雕塑家托马斯•豪斯雅戈（Thomas Houseago，长相酷似罗丹(Rodin)），他们的重量级作品均于海关大楼展出。

那么皮诺有过看走眼吗？“我可能会看走眼，但不会太严重。收藏家与艺术家一样，总有时间人不在状态，精神疲乏，自己觉得不得劲。”他有个“定则”：购入的每件作品都是亲自去看，多数是实地到画室去。我于是说，他影响力强得不可能出错：只要他对某位艺术家感兴趣，对方的名声就能一飞冲天。听到这，这位之前一直装低调的争强好胜者站起身来对我说。“没错，高古轩曾来看过我的画展，二周后，他直接找到相关艺术家，‘逼着’他们与他签合同！”皮诺笑着说，并补充道，“高古轩办事特果敢，我就欣赏他这种人！他精神十足，关注程度高，人又绝顶聪明。”

皮诺接着说，一个好的藏家，“需要有好眼力、激情以及鉴赏能力去感知作品所包含的艺术价值。生意场上可以冷酷残忍；不需要付出情感：消除情感因素对生意有效。但一切艺术都与激情有关。”

我引述马蒂斯(Matisse)作品的俄罗斯大收藏家谢尔盖•希丘金(Sergei Shchukin)的话说：“如果你在一件作品前感到心灵的震撼，就要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本人也是如此，”皮诺大声说，并回忆自己曾去看非洲裔美国艺术家大卫•哈曼(David Hammons)的画作。他离开时，被对方的作品深深震撼了，于是又折回去，买了两幅画作。“无需特别亲切的东西——那是诱惑。艺术欣赏不应该是诱惑，需要的是内心震撼——比方说吧，达明•赫斯特如今正经历煎熬，但那就是人生的体验。任何人的人生若不经历历练与苦难——就不会有啥大成就！”他轻蔑地耸耸肩，并再次为自己得赶去参加葬礼而致歉。账单递上来时，我从送的稀稀落落几块小蛋糕(petits fours)中，取了一块紫罗兰色的蛋糕尝了尝，此时这位奢侈品界的巨子快步离开桌子，并笑着说：“我这般生活，似乎生命可以永恒，但每天早上我都说，“生命随时可能终结。’”

《为置疑欢呼》画展威尼斯海关大楼于4月10日拉开帷幕。

译者：常和

赶到斯科特酒店(Scott’s)后，就在点菜前几分钟里，我听到了阿曼达•斯塔维利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消息（她的婚纱由萨拉•伯顿(Sarah Burton)设计，对方曾为剑桥公爵夫人(Duchess of Cambridge)设计了大婚用的婚纱），以及刚在迪拜(Dubai)撮合的几桩交易（她今天早上刚从那儿赶过来），最让人好奇的是，她同时还为也门反对派领导人鞍前马后地出谋划策。

没错是也门。这位前模特（当过一阵子）、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曾经的女友，如今能搞掂阿拉伯部落酋长各种交易的大能人正全力以赴支持阿拉伯之春运动，期望其大客户哈米德•阿赫马尔酋长（Sheikh Hamid al-Ahmar，也门数一数二的大商人）能在该地区这个最贫穷国家的难以避免的政治改朝换代中成为最终的胜者。

在海湾国家，斯塔维利被人熟知的名字是阿曼达，她今年38岁，身材高挑、一头金色短发、身穿一件朴素无华的黑色连衣裙，她的出身与时尚风格似乎与谈论海湾地区的因循守旧不太合拍，更遑论哈米德酋长这样的大客户了，众所周知，对方是一位伊斯兰温和派。毫无疑问，过去10年她在富产石油的海湾国家培养的诸多人脉让银行界（他们削尖脑袋，也想从这财富中分得一杯羹）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纳闷的是：这位英国的窈窕淑女是如何与该地区的王室扯上关系的，是如何搞掂成群结队的银行家与投行经理（近年来，他们蜂拥而至海湾地区）眼皮底下的那些交易的？

虽说斯塔维利与从地产到电信的一系列交易都有关系，但她的成名之作是在2008年秋天，当时她把阿布扎比(Abu Dhabi)的谢赫•曼苏尔•本•扎耶德•阿勒纳赫扬(Sheikh Mansour bin Zayed al-Nahyan)引入巴克莱银行(Barclays)，曼苏尔同意注资35亿英镑，从而成功避免了政府对巴克莱银行实施纾困。据称斯塔维利从中获利4000万美元——有些人觉得此数字太过离谱，而有人认为严重低估。她则对具体数字不置可否，摆了摆手，意指这个问题不予回答。巴克莱银行的交易就发生在曼城足球队（Manchester City football club，她当时是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的代理人）以2.1亿英镑卖给同一个家族之后，虽说另一桩交易——她一直不遗余力地撮合把利物浦队(Liverpool FC)卖给迪拜——最终以一败涂地而告终。

这两桩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鼎盛时期、轰动一时的海湾国家并购案让斯塔维利名声大噪，在某些方面招来了妒忌，而在有些方面也引发了争议。在阿布扎比这个购买外国资产的传统保守的买主内部，由斯塔维利充当掮客的此类并购（尤其是大举进军英国足球界），引发了不安，因为这与阿联酋这个国家的原有形象格格不入。

斯塔维利说话速度快，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有时甚至能在同一句话中转换话题。她有特别的能耐，能使别人产生与她已相识多年的感觉，这种快速热络的本领无疑让她在中东地区如鱼得水，在中东，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谈正事前，经常喝喝茶，多说些恭维话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我拿不准该点啥开胃菜，但希望她能随意，而她却担心我能否吃饱，所以彼此之间尴尬了一阵——“点这行吗？点那行吗？”——你来我往一番后，最终总算定下来，我要了蔬菜沙拉，她则要了番茄沙拉。我点的主菜是红鲻鱼，她则要了海鲈鱼。她表示自己不喝酒——“哎哟，要不然回头报纸上又要添油加醋地说斯塔维利本周一喝酒了，”她笑着说。她看上去有点犯困，毕竟连夜从迪拜（她如今定居于此）赶来，所以最终她要了健怡可乐(Diet Coke)。

很显然，她是斯科特酒店的常客，谈话当中，时不时提及自己最近刚与好友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与菲利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来过这儿。我问她十月份即将举行的婚礼的消息，坊间有板有眼地说她2003年曾拒绝了安德鲁王子的求婚。对此，她只说安德鲁王子是位“很体贴人的男朋友”，是她生活中“很不一般的男人”。

不久前，在她柏宁(Park Lane)的寓所内，我曾见过她的未婚夫迈赫达•德葛多西（Mehrdad Ghodoussi，这位英俊的伊朗人与她一起工作），对方对也门局势的热切关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性情比较暴燥，迈赫达则非常沉稳、性情柔和，对事从不斤斤计较，”她说，并告诉我她的那些客户非常呵护她，总是叮咛她对未来的老公要“严加看管”。

斯塔维利是约克郡农场主的女儿——她的家族财富可以追溯至16世纪，当时的红衣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把里彭(Ripon)附近的一块地拱手相送——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斯塔维利曾经当过一阵子模特，23岁那年，在纽马科特(Newmarket)开了家餐厅。我俩细细品味沙拉（我注意到自己吃得比她快）时，我问她是如何成功当上那些富有中东客户的金融顾问的？她告诉我是始于2000年的网络经济繁荣期，当时她在剑桥科学公园(Cambridge Science Park)成立了Q.ton高科技会议中心，这引起了阿布扎比官员（也包括海湾国家的有些王室）的注意。“他们当时对我们如何从剑桥大学开发并利用商业地产感兴趣，”她说。“我飞往阿联酋，放眼滚滚沙漠，当时油然而生的感觉就是……这个地区将是我的福地。”

在宽带和IT服务公司欧洲电信（EuroTelecom，它曾买下Q.Ton 49%的股份) 于2001年破产后，斯塔维利进军因特网的举动戛然而止。“这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我20多岁就当上了这家上市公司（欧洲电信）的董事……我当时非常年轻。”

然而到了2005 年，她在迪拜成立了私人股本公司PCP Capital Partners，公司行事低调，甚至没有自己的网址。她告诉我公司的开门生意是一位非阿拉伯的有钱主顾——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Itochu Corporation of Japan)，对方正寻求在英国购置资产。

从那以后，依靠阿联酋及卡塔尔客户的生意以及比其它投行更为敏捷的治理结构，PCP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她解释说自己能够作出更为快速的决定，皆缘于公司没有人浮于事，而且她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海湾国家，从不分心于其它地区。

PCP的业务范围是什么？客户要求的任何事，有时还免费提供服务。“我们提供一条龙解决方案，”斯塔维利说。“无论是基于财富管理、咨询、重组性交易、进行典型并购还是资产管理，我们都会兼顾政治问题。要知道，我们会进行游说、搞研发、管理网站、进行楼市投机、预订挑选各种家具等等。”

正如她说，愿意“竭诚为客户服务”，这反映出她希冀取得成功并实现赢利的强烈意愿。“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很早就离开了家，在男孩继承一切的家庭里，身为女孩的我实在有点不服气……我父母老对我说，哥哥会继承家里的一切，自己要做的就是嫁个好老公……这就好比孩子老希望听到父母表扬自己‘干得棒’”。当我指出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她在社交氛围保守的海湾地区得心应手时，她说实际上自己的家庭可能要比海湾地区的社会更为循规蹈矩。

虽说她谈及卡塔尔要比阿布扎比来多得多——她最近撮合的一桩交易就是把土地证券集团(Land Securities)位于伦敦西区的开发项目以2.5亿英镑卖给卡塔尔的巴瓦房地产公司”(Barwa Real Estate)——但她说，自己最感激不尽的贵人是曼苏尔酋长。

那么，她能告诉我曼苏尔酋长的相关情况吗？曼苏尔酋长是阿布扎比统治者的亲弟弟，出手比王室其他成员更快。她回答说没门，对他俩的关系以及撮合的其它交易，她表示无可奉告。

主菜上来后，话锋转向不太和谐的话题。在英国媒体界，斯塔维利或许因其撮合交易的巨大能量而著称，而在她的第二故乡阿联酋，我却听到了更多贬抑性的言辞。我向她求证以下事情的真伪：巴克莱交易案后，有报道称她与阿布扎比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有批评人士说她出力不多，但斩获过丰；2008年迪拜金融危机时，太过自信的酋长国领导人不愿出售旗下资产（而且最不愿意的就是向临近更为富裕的阿布扎比出售），当听到她正在谋求实施财政纾困的传闻时，顿时气得暴跳如雷。

听到这样的批评时，斯塔维利显得颇为吃惊，就好象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此事，她驳斥这些都是纯属扯淡。“因为巴克莱银行的交易案处理得异常顺利，所以就有很多人妒忌，当你做得顺风顺水时，总有很多人想方设法来诋毁你。”

在迪拜与阿布扎比，自己与过去一样受人欢迎，她继续说道，在金融危机中，自己想方设法想把迪拜拥有的股权卖给那些想帮助其渡过危机的海湾国家。“在海湾地区，你得表现得很强势，”她说。

服务员来回问我们要什么甜点，我们于是就点了咖啡，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回到阿拉伯地区的动荡。我暗示道：对极权主义以及贪腐彻底失去信心后的民意总爆发，肯定会对她的生意有所影响。

她回答道，由于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一下子烟消云散，许多银行家都感到十分恐慌。但她自我感觉很幸运，因为当初选对了客户群；她说个人只能顺应该地区的变局，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认识卡扎菲(Muammer Gaddafi)的儿子赛义夫•伊斯拉姆(Seif al-Islam)，对方负责的黎波里 (Tripoli)政权近几年的外汇资产买卖。但与其它西方银行不同的是，她从未与利比亚投资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合作过，随着利比亚投资局的海外资产遭到冻结，其众多糟糕的海外投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

那阿联酋与卡塔尔的情况如何呢？这两个国家都富得流油，不容易爆发革命，如今仍在寻求进行海外投资，但阿布扎比镇压了持不同政见者，一旦出现反对王族统治的迹象，卡塔尔当局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镇压。我的建议是：眼下海湾国家的策略是大举派发社会财富，并希冀国民能对现有政权保持满意。

斯塔维利出言谨慎，回答问题时避免有啥冒犯。“在我如今生活的阿联酋，自己所看到的国民既非特别受压迫，也非忍饥挨饿，”她说道，并补充说，“不管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君主专制国家的君主，所有的领导人都应该被问责，这是好事。”

虽然也门极端贫困，但也不乏富豪，其中一位就是她的大客户哈米德酋长，在这场阿拉伯世界的变局中，或许也门能给她提供最为丰厚的回报。

如果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从此不再回也门（自从6月份在总统府遇袭后，萨利赫如今正在沙特医院接受治疗，海湾以及西方国家的许多官员都希望他如此），那么萨利赫的劲敌哈米德酋长会是这场政治变局的最大受益人。“他非常非常地虔诚，”斯塔维利说。“他沉稳、深谋远虑、受过良好教育、为人谦逊。我今天读到一份也门报纸，说该国需要一位谦逊的领导人——就是他这样的人。”

我告诉斯塔维利：近来一直宿营也门首都萨那(Sana’a)街头，要求萨利赫政权下台的年轻示威者也把哈米德酋长以及他的阿赫马尔家族看成是贪腐的精英统治阶层（他们把整个国家搞得一团糟）的一员。她回应说，实质问题是萨利赫总统的支持者在抹黑她的这位客户（哈米德酋长）。

即便也门因为政治争锋而陷入瘫痪，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斯塔维利仍在寻求撮合也门电信运营公司Sabafon的并购交易，她的公司与Sabafon签有管理合同。生性喜欢冒险的斯塔维利时刻关注着伊拉克局势，如今伊拉克正努力摆脱多年宗教派系的争斗，但该国的电信业大有前途，“我对伊拉克非常感兴趣，对伊拉克情有独钟。”

鲁拉•哈拉夫是《金融时报》中东编辑

译者：常和

彼得•M•布兰特（Peter M. Brant）——63岁的实业家，房地产业的大佬，杂志的所有人，艺术品收藏者，马球玩家，一位超级名模的丈夫，九名子女的父亲（两任妻子所生）——多数人会把这样一个人归入1%之列。（译者注：2011年“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自称为99%的人，对应1%的富人。）他的财富净值据报道在5亿至14亿美元之间；他对构建帝国有特殊的爱好（他有四名成年子女在他的商业帝国里任职）；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拥有一块53英亩的地产；他酷爱“安德森与谢泼德店”(Anderson & Sheppard)缝制的衣服。来赴我们的午餐时，身穿灰法兰绒的双排纽扣套装、蓝白相间的细条纹衬衫，佩戴海军蓝的编织领带、白色的口袋手帕、金质打结的袖口链扣。如果你想描绘出一副标准的商界巨头形象，大致会很像这个样子。

但布兰特本人会不同意。事实上，在吃饭时他很明确地说：“我自认为属于那99%。”

这一声明让人有些犹豫。尤其是因为，布兰特选定的餐馆Sant Ambroeus，位于1%富人生活区的中心——曼哈顿的上东区，靠近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而且，我们吃这顿午餐的最初原因之一，就是要讨论布兰特作为对艺术的大资助者的角色——艺术资助通常也是一件1%的人做的事。

布兰特在格林威治有他自己的艺术基金会。他也和第二任妻子史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及四个子女住在格林威治（包括一名继子，系西摩与前夫、吉他手汤米•安德鲁（Tommy Andrews）所生）。该基金会名为“布兰特基金会艺术研究中心”（Brant Foundation Art Study Center），2008年创立，目前由他和第一任妻子生的女儿艾莉森（Allison）执掌，每年举办两次展览，同时也是研究机构。最近一次展览是去年11月举办的，主要展出的是大卫•阿尔特默德（David Altmejd）的作品。阿尔特默德是一位加拿大艺术家，曾代表加拿大参加2007年的“威尼斯双年展” （Venice Biennale），其著名作品是一些巨大的、常常令人不安的雕塑，将身体器官与其他有触感的物质（水晶、毛发、织物）混合在一起。恰巧，挑战性的艺术，又是一个通常会吸引1%的人的东西。

但布兰特还是说，“我不认为艺术品收藏是专属于那1%的，”这是在我们坐下，点了饮料之后（他点了冰茶，我是苏打水）。我们还回忆起，我们之前也曾一起吃过饭，那是在时装设计师阿瑟丁•阿拉亚（Azzedine Alaïa）主持的餐桌上。布兰特的妻子和阿拉亚关系很亲密。去年夏天，我到巴黎报道女装时，曾住在阿拉亚经营的简易酒店“三间房”（3 Rooms），当时布兰特的儿子哈里（Harry）也在那里，报道为布兰特家族拥有的《访谈》（Interview）杂志举办的一些展览。该杂志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1969年创办的。在布兰特家族的世界里，利益和私人关系常常交织在一起。例如，在和我共进午餐后，布兰特将前往迈阿密－巴塞尔（Miami Basel）艺术展（他每年都会去），共同主持一场宴会，庆祝《采访》俄罗斯版的创办。该杂志授权给俄罗斯亿万富翁弗拉德•多罗宁（Vlad Doronin），他恰好是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的男友，坎贝尔则是阿拉亚和西摩的又一位密友。

不仅如此，那场宴会还是为了庆祝法拉利的新车型“蜘蛛458”（Spider 458），法拉利董事长卢卡•克劳德洛•迪•蒙特泽莫罗（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也将作为嘉宾出席。我问布兰特，他是否认为蒙特泽莫罗会像大家广泛传言的那样，竞选意大利总理。“他把法拉利经营得很好，”他答道。“为什么不呢？”他觉得当今的政府已经“出卖”了实业家，并喜欢实业家出任政府首脑这个想法。这就又回到了99%的问题。

“我正在把我的注意力放到这方面去：努力通过图画和雕塑让人们认识到，世界上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布兰特说。“世界正需要更多这样的东西。要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你就必须理解艺术家。艺术就是自由——表达的自由，而它表达的信息千百年来一直在全社会共鸣。”

你是否接受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布兰特。他近来相对更受公众关注，这是因为他和西摩之间几乎闹到离婚的尖锐冲突。在2010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此事出现在全美的八卦专栏里，传得满城风雨。故事细节涉及毒品（他谈到她过去曾接受过戒毒治疗）、惩罚（她说他撤销了她的信用卡账户）和艺术品偷窃（双方都指责对方偷走了他们的一些藏品）。尽管当时的报道通常都把布兰特描绘为一名炙手可热的大亨——《人物》（People）杂志称他为“拥有《访谈》（Interview）、《古董》（Antiques）与《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杂志的马球玩家”——尽管各类报刊都回述了他1990年因逃税而入狱84天的往事，他首要的职务其实是白桦公司（White Birch）的董事长，白桦是北美最大的纸浆造纸公司之一。当前新闻用纸产业正面临艰难挑战，白桦已在2010年申请《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的破产保护。

确实，在我们吃两道菜的过程中（先是洋蓟沙拉、布兰特每次来Sant Ambroeus的必点菜，然后是金枪鱼塔塔），明显可以看出，布兰特把自己看作一个梅隆与洛克菲勒式的老派富豪，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正在新潮富豪所制造的混乱里挣扎前进。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n）（译者注：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译者注：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等商人是在概念化的金融工具组成的多变易逝的世界中工作，而布兰特则是在纸浆与纸组成的切实世界里工作。

因为布兰特这个人确实是在生产出具体的东西，比如新闻用纸，而且拥有具体的东西，如房产、马和艺术品。他的故事是经典的美国故事：一文不名的父亲在1939年从欧洲来到美国，辛勤工作，创立一家小型纸浆造纸企业，儿子也辛勤工作，发了大财。但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改变了。“20年前那个简单的产业现在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了”，他说。因此他需要创造出一些新东西。这就需要艺术出场了：布兰特已经准备给社会一些回报。

布兰特在纽约的皇后区长大，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译者注：美国房地产商，已宣布竞选总统）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他们在五岁时就成为朋友，一起在许多运动队比赛过，现在关系仍很密切；《纽约》杂志（New York）曾称布兰特为“有品位的特朗普”）。他从18岁开始收藏艺术品，这是受了他的保加利亚裔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收藏法国的洛可可式油画。彼得则集中在20世纪后期的作品。他购买的第一件作品是沃霍尔的一幅画，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沃霍尔作品收藏家之一。据报道，他总共拥有500多件艺术品，但当我问他具体是多少时，他说：“我无法给你一个近似准确的数字，但我发誓，说在200件以内是没错的。”这在我看来很意外，但他解释说，他是一个“双鱼座——我非常善于集中精力于大问题、大谈判，但不善于日常规划。我努力去跟着行动走，把这些日常事务留给管理层。”

他说，他和西摩总是会把他们藏品的“大约10%”放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每六个月左右轮换一些，其他藏品放在基金会，或者借给其他机构（他的基金会每年平均向12个其他展览借出藏品）。他喜欢让－米歇尔•巴斯基亚特（Jean-Michel Basquiat）。1996年，他的另一位艺术界的朋友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为巴斯基亚特拍了一部传记片，他是制片人。他拥有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杰夫•昆斯（Jeff Koons）、卡琳•基利姆尼克（Karen Kilimnik）（美国画家和装置艺术家，将是今年一场展览的主角）和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的作品。他这样描述他的购买标准：“任何给我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且我觉得不久后会很重要的作品。”他最近买的一件作品是纳特•洛曼（Nate Lowman）的，那是一位创作涂鸦和拼贴画的美国艺术家。当我问他是否凭内心直觉购买时，他哼了一声，摇着头，不过一开始很难判断，这是在回应我的问题，还是表示拒绝侍者送上的面包。

“任何告诉你他是在凭内心直觉购买的严肃收藏家都是在撒谎，”他一边说，一边戳着他开胃菜里的一些帕玛森乳酪和莴苣，这些食物的最终命运是进入他的胃肠（译者注：原文为gut,双关,既有内心直觉的意思，也有内脏的意思）。他说：“这就像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今天看上去美的东西，也许过几年就不被视为美。沃霍尔画的玛丽莲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在1960年代它被认为是俗艳的。艺术需要被社会化，你需要了解很多背景才能理解它，这不仅仅意味着读过几本艺术史书。”

当布兰特发现某个他感兴趣的艺术家时，他做两件事：想办法与他们见面，并研究他们。有时他也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就像和沃霍尔及乌尔斯•费舍尔。“当我第一次看到杰夫•昆斯的作品时，它真的让我很苦恼，”他说。“我当时觉得它是巴洛克式的、高度雕饰的、挑衅性的。他的第一次展览我去了六七次。”在那之后他就成为昆斯作品的热心收集者，拥有他的多件作品，包括昆斯的43英尺高的花卉雕塑“小狗”（Puppy），该雕塑位于基金会的草地上，每年春天都会重新枝栽。

与大多数人不同，布兰特与他的嗜好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例如，他不仅玩马球，而且在20年里他一直是世界最好的非职业马球手。他过去还饲养赛马，他的一匹马曾在1984年的肯塔基赛马会（Kentucky Derby）上获胜，还有一匹在几年后赢得了“育马者杯”（Breeder's Cup）。1995年他准备和首任妻子桑迪（Sandy）离婚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同时玩马球和赛马了，必须放弃一个。“我认定马球是两者中比较健康的那个。”他说。

一道份量相对较少的金枪鱼上来了，码在一个盘子里，上面缀着几枝绿叶菜。鉴于他涉猎的范围很广，我不禁好奇，他对基金会的参与度有多高。“就像人们在打扑克时说的，我‘全押’，”他答道。“我决定展出哪些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一起安排展览，单独或与别人一道管理展会。”

不过，他的基金会依然是一个流动性的企业，就像他的藏品也在不断变化一样。“长期而言，我可能会把藏品放在一个真正想展示它的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州或一个机构，”布兰特说。“但要为此获得一个好的报价，唯一的方法是收集一批好的藏品。”他经常卖出一些艺术品，用得来的钱购买另一些艺术品，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将钱投入他的纸浆造纸业务。

“如果我必须筹钱，我就会这么干，”他说。不过有些艺术品是他永不会放弃的。我问他，如果去一个荒岛，他会带上哪些作品，他说：“沃霍尔绘的一幅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小画像，它原本是属于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名为“甘草玛丽莲”（Licorice Marilyn），还有一副是我在1967年以5000美元买的、名为‘蓝底色的玛丽莲’（Blue Shot Marilyn）。这幅画的确被射了一枪，后来安迪就像补一个小疮疤一样，把那个弹洞掩饰过去了。我喜欢那幅画。”（译者注：shot既有拍摄的意思，也有开枪射击的意思。）

他补充说：“如果18岁以后我卖的那些艺术品现在还都在我手里，我将是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不骗你。但是，一切都在不断的流变之中，你干事情必须以此为前提。”

而且，对于布兰特来说，艺术如此，工作亦然。再生环保纸的市场已经移到了中国，而作为他主要客户的北美新闻产业，已经减速了。“40年前，当我踏入这个产业时，欧洲消费的新闻用纸只有北美的50%，”他说。“现在欧洲消费得更多。10年前，90%－95%的新闻用纸销往北美，现在则是65%离开北美。2000年，北美制造的新闻用纸有1600万吨，现在只有750万吨。10年前，有谁能猜到新闻纸业会是现在的情况呢？”他用挑战性的眼神看着我说。我扬了扬眉毛。然后我们都要了咖啡。

但他依然相信纸浆造纸业“将是一个可生存的产业，将会继续前进。不是一个增长型产业，但是可生存的。就像汽车产业一样，它正在经历一场重组，但它将恢复稳定。”还没等我开口问，他就补充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会很快，我觉得。”

侍者拿走了咖啡杯，餐桌看起来有点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玻璃水杯，但布兰特依然谈锋甚健。“我是这么看待世界的，”他说：“有的时候，有的资产能创造更多现金，其他资产则能带来更多产权收益，过一段时间就又会变化。你必须玩长远的游戏，而且努力不要在这个过程中把船给弄沉了。多元化投资是关键。”

这让我陷入了思考。在我们分手后，我走到街对面的惠特尼博物馆，它的正式名称是“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向那里的职员打听它的起源。我得知，这座博物馆是两个人创立的：亨利•惠特尼（Henry Whitney），一位石油产业的继承人；格特鲁德•惠特尼（Gertrude Whitney），靠铁路和航运生意发财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曾孙女。也就是说，它源于实业。

此时我切实地感到，我原本应该知道这些的。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FT的时尚编辑

据说所有外国企业家的梦想就是能卖给每个中国人一把牙刷，我请的这位午餐嘉宾则与众不同，她的梦想是把礼仪推销给中国人。

伊登•柯林沃斯计划在中国设立一所淑女培训学校。把举止、礼仪以及教养之精髓传授给雄心勃勃的新一代年轻人。她的新作《增加好感之道》(The Tao of Increasing Your Likability)不久后将正式推出，所提的第一步宏伟计划就是教会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做到如何喝汤时不出声，互相恭维以及“和而不同”。该书以中文出版——尽管本人获许一睹其译稿——其出版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很显然，来自昔日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的许多实力派商人被柯林沃斯本人的优雅风度所倾倒。就她本人而言，当然是希望能大赚一把；或引用共进午餐几天后她给本人所发邮件中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光教授礼仪，而是找寻商机。”

使人大跌眼镜的是，柯林沃斯竟成了进军新兴市场的先行者。她是杂志主编，一度还担任过赫斯特(Hearst)出版帝国的高管，前一阵子，她还在纽约过着社交名媛的生活，游刃有余地应酬于画廊开张与慈善晚宴之间。

她来中国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掌管纽约一家专门解决冲突的国际智库——东西方研究所(East West Institute)，整天忙着与政客、决策者以及积德行善的名人打交道，穿梭往来于纽约、布鲁塞尔以及莫斯科等城市，就军备控制与网络安全交流最新的心得。

到了58岁这年，她放弃从事的一切，只身来到中国打拼。一年多后的今天，柯林沃斯四处奔忙于北京（尽管她不会说汉语），在这儿她努力成为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式的人物，兜售规范的行为举止与礼仪。

匆忙赶往午餐地Caffè Caldesi的路上，我猛然想起柯林沃斯新作《增加好感之道》中有一大章节专门讨论守时的重要性。“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没想到我一开始就坏了规矩——约会迟到。Caffè Caldesi是伦敦牛津街(Oxford Street)北一家店面不大的意大利餐馆。

对我的歉意，柯林沃斯并不介意，甚至还表扬了我，因为本人曾提前通过邮件告知她可能会晚到。“就行为而言，您做得无可挑剔，”她给我吃了定心丸，我感到心花怒放，就象小孩子被大人拍脑袋表扬了似的。

柯林沃斯身材高挑、举止优雅，一头浓密的古铜色头发让人过目不忘。她的装扮，与其说像来自当今北京的某高管会议室的礼仪策划师，倒不如说就象上世纪20年代阿勒贡金酒店(Algonquin Hotel)沙龙中桃乐丝•帕克(Dorothy Parker)的那些“志同道合者”。

我希望省去那些细枝末节，于是单刀直入地问她：如何看待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当务之急是点菜。“对我来说，看菜单真是其乐无穷，” 我俩一起浏览着菜单时，她无精打采地说。“就是吃啥能自己说了算。”她在中国参加各种业务应酬时，吃啥可没有主动权。

这不仅意味着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吃满桌子的菜（显然，这对于身材瘦削的柯林沃斯而言苦不堪言），而且还迫使她陷于吃动物杂碎的尴尬境地，她想着都觉得恶心，更甭提吃了。一想起吃鸭舌，她仍犯怵，鸭舌“更象是以前上学时咬过的铅笔头上带的橡皮”。

这儿的菜单可没有这些让人发怵的东西。柯林沃斯点了檬鲽，我则要了小牛肉火腿(saltimbocca alla romana)。我俩还点了酒，虽说柯林沃斯自称一喝酒就觉得头重脚轻（她甚至说：“服用人参甚至能让我昏昏欲睡”。）她要了一杯灰比诺酒(Pinot Grigio)，我则要了杯黑稠醇美的萨兰托马瓦西亚葡萄酒(Malvasia Nera Salento)。

柯林沃斯的新作基本上是介绍现代西方商业礼仪的初级读本——最新的版本洋洋洒洒介绍了礼仪之渊薮，从卡斯堤略内(Castiglione)的《朝臣》(The Courtier)到凯拉韦(Lucy Kellaway)在《金融时报》开办的 “亲爱的露西”专栏，不一而足。书中还有专门介绍餐桌礼仪以及如何问候的章节（“男士之间的握手应短促、有力与热情，而且目光要直视对方。”）

虽说书中牵扯相当篇幅的高科技内容——接发电子邮件以及拨接电话时的礼仪——许多建议属于老生常谈。比方说，当女士伸手向男士致意时，柯林沃斯所给的建议是：女士的手臂与手指应保持松弛状态，“因为欧洲人的习惯是男士要抬升一点女士的手，然后略微鞠躬致意”。还有一章专门探讨各种粗俗的行为，如建议不能“在人行道上吐痰、在餐桌上打嗝以及不用手帕擤鼻涕”。其它所列的欠妥行为还包括“看不起售货员与服务员这类人”以及“不及时清理狗狗在人行道上拉的粪便”等等。

我暗自思量：中国人真会吃你这一套吗？毕竟，他们对狗狗随地大小便以及伤害下属的感情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那些讲究吃相及社交礼仪的人不是早已把自家孩子送至英国或者美国常青藤大学(Ivy League)这样的贵族学校了吗？在那儿孩子们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言传身教学到更多的西方礼仪。

柯林沃斯明确地告诉我这正是她所感兴趣的地方。她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到中国各地大学做问卷调查。“大学生都心知肚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与西方人的交往会越来越频繁，”她说。“他们肯定希望学习礼仪方面的知识。”

她说，良好的行为举止可以避免不理解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犯社交错误，反之亦然。柯林沃斯列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她曾费尽周折与中国某出版商确定业务洽谈事宜，原因是对方不想定下精准的时间（“在他看来，整个下午都行”），而她每次洽谈业务都是预先确定好时间的。由于这样的误解，该出版商感觉很是不爽，她也同样如此。

“把这种事弄正规，就是确保生意与增加利润的好方法，”她说。

我感兴趣的是：想知道与她打交道的中国人喜欢问哪些问题。“出人意料的问题，”柯林沃斯说。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同性恋婚姻。“对他们来说，这纯粹是个抽象问题，但他们想知道我的看法，”她说。我于是问她是如何作答的，她说，“谨慎应对”。

她的著作针对的对象并非企业高管，而是成百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无序扩张的中国新兴城市中长大——这是大规模城市化的第一代产品。柯林沃斯的理论是：从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快速过渡，结果在城市年轻人中造成了她所说的“社交断层”。这些年轻人所关心的就是最新的通信技术、手机、社交媒体等东西，却缺乏“互相交往的从容与自信，甚至在自己年龄段的群体内也是如此。”他们知道如何去做事，但不知道如何做人。

她认为：自己的著作能帮助这些年轻人除了处理好与西方人的关系外，还能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从根本上说，礼仪不是纯粹东西方的交往，正如她所指出的：“礼仪必须兼顾……我觉得自己似乎太过婆婆妈妈，但礼仪牵扯到友善、认可以及时刻对别人的相关背景保持敏感。”

当然，这一切很能打动人，但中国人非得要从一位不懂汉语的老外那里学习对别人的背景保持敏感的课程吗？“我并非高高在上地兜售西方文化的理念，”她坚持说。

这个理念源自她的儿子吉列姆(Gilliam)，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Lond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学习汉语时，曾到中国呆过两年时间，他目前仍在攻读学位。吉列姆给她介绍北京生活的相关情况，而且参加了她与中国出版商的每场洽谈会。这是个角色转变。“我完全依赖于他，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

她承认：放弃纽约安逸的生活、来现代化的北京发展心里是惴惴不安的。我问她：对永久居住于北京如何设想？她显得不寒而栗，“那会让我疯掉，”她说，并补充说北京似乎就象“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说与科幻影片银翼刺客(Blade Runner)所描绘的那样显得荒诞不经。每天早上，看到日出东方，但太阳却酷似月亮。”尘霾与污染甚至让她不得不放弃了每天的漫步。“空气中似乎放了各种小碎片似的，”她说。

柯林沃斯的父亲是来自美国南部的商人，母亲是出生在捷克的画家，柯林沃斯总是充满了自信。上世纪70年代，她的首份工作是担任某出版公司的前台，此后不断获得提升，到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成为Arbor House出版公司的掌门人，负责出版艾尔莫•伦纳德(Elmore Leonard)、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以及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等重量级人物的著作。

到了1990年，她离职西进，前往洛杉矶创办加州版的《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但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当时广告业在经济衰退中也是举步维艰。“当时我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法院没收了——就在此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人愿意出手相救，”她说。虽说杂志起死回生并吸引了员工加盟，但8年后还是停办了。

但是，当初的创业与现在的功成名就相比，似乎很是小儿科。柯林沃斯的策略是先通过著书确立其在礼仪方面的权威，然后再创办礼仪学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时刻存在的知识产权的侵权风险降至最低程度。“别人可以复制相关课程，但无法复制本人，”她说，灰绿色的双眼直盯着我。

本人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因此顺从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其看法。但她的客户（如来自湖南、思想传统的零配件生产商）也许想知道学习礼仪对其有何裨益，柯林沃斯希望打动这些客户，以使自己的生意蒸蒸日上、一发而不可收。她深信会客户盈门，因为她提供的课程（能与西方客户实现更好的沟通）能让他们生意蒸蒸日上。她相信此举能帮助中国公司找到更具创意性的经营办法，而这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即移情。“中国人若要真正自主创新，就得抛弃孔夫子提倡的那种机械学习方法，”她说。

柯林沃斯仍在一点一点地吃着所点的鱼，而服务员就在附近来回盘桓。我这才明白点的点心不够。我敢断言中国的大老板看到这种情景，定会再来个双份的提拉米苏点心(tiramisu)，但嘿嘿，本人是西方人，实在无此“胆量”。

我们随后把话题转向在华经商牵扯的政治敏感问题。柯林沃斯向我解释自己的著作如何遭“新闻办”审验的过程。本人吃惊的是：审核官员竟然还能从中找出什么不当之处。还真有，新闻官员提到了两处。其中一处是“穆斯林”这个词，它能立即让人如临大敌。“这就好似您进入了非理性焦虑的禁飞区，”她说。另一处是封底某社会名人的点评，她过去曾支持过民主思潮。“因此我对该名人说起了此事，对方对我说：‘真没想到新闻办官员会如此纠结，但若是惹麻烦的话，就直接把我的点评删掉。’”

对她的服软，我颇感惊讶。“这种事我很陌生，但我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她轻描淡写地解释道。“在中国，我若想与中国的出版商合作（出版专门针对中国大陆读者的书籍），不按照他们的行规做就显得不喑世事。要知道，这还是一本介绍礼仪的书。”

我俩谈到了薄熙来(Bo Xilai)事件与外国人在华经商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她怀疑神秘死于重庆某酒店客房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很明显，他做事太欠考虑，”她说。于是我问她，在中国，自己如何能知道何时考虑欠妥当？“我觉得当别人开始败坏你的名声时，你就应该明白了。”

午餐已接近尾声。柯林沃斯用餐巾纸轻轻擦了擦嘴唇，此时服务员拿来了账单。她客气地表示了感谢，然后起身离开，一脸着急的样子，生怕误了下一场约会。当服务员走到跟前取走她的餐盘时，我才如梦初醒：她假装用餐装得何其逼真——她实际上啥都没吃、啥都没喝。

乔纳森•福特是《金融时报》商界领袖撰稿人

译者：常和

霍华德•斯金格爵士(Sir Howard Stringer)站起身来欢迎我，身体略显僵硬，看来他仍未从椎间盘突出的手术中痊愈，病因就是他太过密集的出行安排，每月，这位索尼公司(Sony)前CEO 都要频繁穿梭于世界各地。

与众多全球商界领袖一样，奥运期间，斯金格也在伦敦观看奥运会。我们安排采访他，地点就在位于公园路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Park Lane)的西奥•兰德尔(Theo Randall)意大利餐馆（斯金格曾担任过洲际酒店集团董事，他很喜欢酒店市中心的地段）。奥委会高官与贵客们在大厅里人头攒动，但这家获过奖的意式餐馆则是顾客稀少。“务必要品尝这儿做的热西葫芦，”他对我说，并把我引至餐馆后边一张不引人注意的餐桌，“味道没得说。”

我们的谈话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斯金格在索尼公司那段不平静的任职生涯——今年4月，他被免去CEO，但仍担任公司董事长。这就是他为何略显焦躁不安的原因，我也有些紧张。10年前，我俩初次相识，当时我是《金融时报》美国站总编辑，我俩最爱的消遣方式就是在纽约下东区(Lower East Side)脏不拉几的酒吧里观看足球与橄榄球比赛。最难忘的一件事是观看英格兰队夺得2003年澳大利亚橄榄球世界杯(2003 Rugby World Cup)的赛后录像。斯金格是威尔士人，陪我看完比赛，对于自己早已知晓比赛结果的事，他至始至终未曾透露。如此仗义之举，进一步巩固了我俩的情谊。

但此时不是叙旧寒暄的时候，今年70岁的斯金格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媒体人，曾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与娱乐节目长达10年。我扎了一块鲜嫩的西葫芦送入口，然后再次就其繁忙的行程安排问他：过去七年，他乘坐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的行程超过了200万英里，频繁穿梭于纽约、伦敦、东京以及洛杉矶（索尼在好莱坞(Hollywood)拥有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我问他为何要如此拼命透支自己的身体？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希望自己作为索尼这家日本最负盛名的公司首位外国掌门人而名垂青史？

“你要明白，我压根没想到会出任索尼CEO，”他说。“我根本不是找上门去。（得到任命后），我几乎没有考虑时间。我与家里人商量并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能经常与你们团聚，你们若不想让我接受这份工作的话……’我女儿对我说，‘听着，老爸，我们爱你，但我们也喜欢索尼的产品……’是否出于使用索尼的DVD与PlayStation视频游戏机的快乐，我不得而知，但大家都不知道我出任索尼CEO追求的是什么。”

这时服务员拿来了水与菜单。斯金格身披海军蓝运动夹克，里面则是淡格子衬衣与领带，他点了水牛芝士(buffalo mozzarella)，随后又点了搭配多塞特蓝色龙虾(Dorset blue lobster)的意式扁面。我则点了什锦色拉，随后又要了菜饭。我俩都没要酒，虽然斯金格说不管是在纽约还是伦敦郊外的寓所，自己喜欢与妻子詹妮弗（Jennifer，一位皮肤科医生）畅饮一番。

我问执掌索尼是否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这样说，索尼的重重困难始于的上世纪90年代中叶，远远早于他入主之前。本来索尼凭借其庞大的音乐目录优势以及在电子科技方面的雄厚实力（包括引领上世纪80年代的随身听单放机(Walkman)），完全可能（而且应该）先于苹果公司(Apple)研发出iPod（苹果于2001年向市场推出）。但公司内部破坏性极大的勾心斗角以及缺少发展重点让索尼一败涂地。

执掌索尼这家陷入水深火热的电子消费公司的斯金格曾是娱乐圈老手，对软件一无所知，最要命的是，他不懂日文。最后他依赖几位忠心耿耿的女秘书充当自己在索尼的“耳目”。他对我说，语气中还显得有些恋恋不舍：“我最后离开东京时，这几位秘书安排与我照了一张合影。真得很感人。”

在两个半小时的午餐期间，斯金格好几次坚称自己对翻陈年旧帐不感兴趣（“日本媒体若是看到我大吐苦水，定会不待见我”）。他极力维护自己的继任者平井一夫(Kazuo Hirai)，对方原先是索尼消费类产品、游戏以及网络服务等业务的负责人，关键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日语。但是，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极力为自己担任索尼CEO的工作辩护。

在2005-2008年担任索尼CEO的三年时间里，斯金格把成本过高的生产线从日本移至海外，出售相关业务部门以及研发新产品。虽说索尼仍大大落后于劲敌苹果与三星(Samsung)，但其营业利润逐渐上升。但随后爆发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事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西方经济突然陷入衰退，日元对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大幅飚升，对日本的出口造成了灭顶之灾。

2011年，厄运接踵而至，情况变得雪上加霜。除了福岛(Fukushima)核事故外，索尼与其它日本大公司的视频网络在线游戏遭到了黑客攻击，大量机密资料外泄，有可能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泰国发生的洪灾把索尼的生产厂彻底摧毁，让圣诞节前的销售旺季付之东流。另一背运是伦敦发生的骚乱事件，当时破坏分子纵火烧掉了索尼的配送中心。BBC电视台还播放了某熊熊燃烧的大楼顶上、索尼标识被烧毁的画面。

“媒体记者都不会用此画面来落井下石，但真实展现了我们这几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斯金格说。“我觉得没有哪家大公司象索尼这样厄运不断，这就是我一上任所面临的窘境，灾祸接二连三。”

这时，服务员端来第一道菜，我觉得这稍有些言过其实。无疑，斯金格曾经功成名就，尤其是他在纽约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以及随后担任索尼公司影视与娱乐公司总裁的那段时间。但是，他如何来到美国并成功立足的经过，却是异常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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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格的父亲哈里(Harry)在孤儿院长大，16岁加入了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斯金格出生于加的夫(Cardiff)，长到13岁时，全家已搬了六次家。他妈妈玛乔丽(Marjorie)是位善于交际的威尔士妇女，对儿子的期望值很高。斯金格长到4岁时，被送去接受英语演说方面的训练。他坦承，上学后，老是自作聪明，结果被同学欺负得很惨。“我当时个头特低，”斯金格说，如今他身高超过6英尺（约1米83）。“我班所有同学要都大我2岁，我长着一头卷发，是老师的宠儿。和你一样，我小时候长得甭提有多好看……那时我在学校老受委屈，于是我学习拳击，就是为了狠揍欺负我的那位同学。”

揪住对方鼻子狠揍一顿后，斯金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在奥多中学(Oundle School)，他得到了奖学金，从而到牛津大学(Oxford)学习现代史。在牛津，他与一帮美国同学打得火热，其中就有好多罗得(Rhodes)奖学金获得者。“肯尼迪(Kennedy)执政时，一切都是那么意气风发……自己满脑子是乐善好施的思想，渴望让世界旧貌换新颜。理想主义风靡一时，这就是我为何从英国去美国的原因，刚开始没想长呆下去。”

1965年，到美国不到三个月，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到了一份职员工作，他应征入美军，准备上越南前线。一开始，他就觉得越战是个错误，于是他给心中仰慕的英雄罗伯特•肯尼迪(Bobby Kennedy)写信。随后，他想尽办法希望脱离部队。“去理发时，我对理发师说，‘不用理短，因为我不会长呆部队，’没想到，与其他战友一样，全被剃了光头。”

斯金格本可以开溜回英国，也不会有人注意。但即便站在驶离奥克兰(Oakland)、前往越南的运兵船上，他依然念念不忘 “心中的美国梦以及个人的雄心抱负”。然而到了越南后，他很快谋到一份文书工作，负责账目记录与保管军功章。“也许我愿意去当兵，但不愿意因此丢掉性命。”

一年后，他（身穿军装）荣归美国，并再次申请到以前那份职员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战给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个人生际遇。越战激战正酣之际，他陪同传奇主持人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对约翰逊总统(President Johnson)进行了系列采访，地点就在总统本人位于德克萨斯州的私人农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度过了碌碌无为的五年后，他被提拔为“副制片人助理”（您瞧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官僚体制！），公司要求他制作一部有关洛克菲勒家族(the Rockefellers)、时长2小时的记录片。他以前从未独立制作过任何作品，但幸运的是，洛克菲勒家族极看重他的牛津大学学位。该节目获得了艾美奖(Emmy)，他成功站稳了脚跟。

斯金格说自己总能精准把握跳槽时机。当记录片的长度与播放次数被删减后，他转而从事网络新闻工作。1997年，当自己主持的晚新闻收视率下降后，他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转投索尼门下。“我老跳槽，因为未来老向我召唤。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某种程度说，我在索尼的经历也是如此。”

这时，我们点的主菜端上来了，我也还想听听斯金格对于索尼公司及现代日本社会的真知灼见。他再次对继任者平井一夫表达了敬意。随后，他向我提及了独立调查委员会关于福岛核事故的报告，报告专门指出了日本文化四大致命缺点：相互服从、不愿质疑权威、死板遵守规程以及等级森严。

我暗示，这些缺点同样适用于索尼。当斯金格被任命为公司CEO时，董事会同时任命一位名叫中钵良治(Ryoji Chubachi)的工程师担任总裁。全面负责电子部门工作的中钵良治也行使同等权力。“事实上，我接手工作时，索尼公司并未把实情告知我，”斯金格说。“他们当时说我就是CEO。这是第一个文化反差，在美国，CEO全权负责一切工作。”

我问他是否认可某亚洲强敌对索尼公司所下的非公开结论：说索尼最致命的缺点是“自己仍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索尼曾经引领全球电子消费产品几十年，如今却被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引发的数字革命远远甩在后面。索尼这样概括日本科技中“硬件文化”与“软件文化”的冲突。“硬件文化”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生产“完美无缺”的产品，而“软件文化”则强调产品快速市场化。

斯金格也认为：亚马逊(Amazon)、苹果以及微软(Microsoft)等美国公司在中国低成本生产硬件，然后再安装自己研发的一流软件。他指出：iPod的制作水准不如随身听，但问题的关键是它推出的速度很快，而且价格便宜。“日本无法实现廉价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原因是它的劳动力规模大、需要支付的薪水又高，而且不能随便开除员工，”他说。但又补充说，“我现在越来越紧张，不是由于难以处理得当，而是我不想觉得末日就在眼前。我不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强调说索尼依然紧跟数字革命，比其它日本公司都要做得好。的确，甚至数字革命的教父——苹果公司的乔布斯(Steve Jobs)还于21世纪初期时常造访索尼，学习索尼制造水准以及先进技术。

我对他说，乔布斯实际上还动过苹果与索尼合并的念头。“没错，但不是与整个索尼公司，”斯金格说，随后身子朝后坐了坐。“你说得没错，我认为他曾有此念头，但他未曾对我说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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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格只吃了一半的扁面，而我则把美味的菜饭一扫而光。他说，自己给索尼公司留下了充足的人才储备，无需长时间再为挑选合适高管人选而大伤脑筋。除了51岁的平井一夫外，很多50多岁甚至更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管理骨干如今已在影视、音乐录制、电视制作以及音乐出版等方面挑起大梁。高管层如今还有一位牛津毕业生、爱尔兰人安德鲁•豪斯（Andy House，能说一口流利日语）。

离开索尼后，斯金格如今过着快乐的生活。他对我说，自己是多家公司董事，但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为慈善事业筹措资金，将来也许会专心致志做好一家。他目前是“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以及“美国戏剧协会”（American Theatre Wing，颁发托尼奖(Tony Awards)）董事，担任美国电影协会理事会(American Film Institute)主席也将步入第11个年头。总之，他希望自己花更多的时间在纽约生活。

“在索尼，最受不了的是没时间去旅游；它与我以前的纽约生活彻底‘一刀两断’了。过去我会尽可能去旅游，同时又与朋友保持密切联系，在索尼工作，让我失去了归属感。”

最近，自己的密友、作家诺拉•依弗朗(Nora Ephron)撒手人寰，对他打击很大。斯金格多数朋友是上世纪60年代那一代媒体人，如今他们正渐渐老去。“生命无法抗拒，如今自己突然醒过来后，就会经常读到老友故去的讣告。我也是去日无多，这谁也逃脱不了，这就是生命的轮回。”

我俩一起步出餐馆时，我注意到斯金格走路还是那么小心翼翼，他伸出手对我说，“多保重。”

莱昂内尔•巴贝尔是《金融时报》总编辑

译者/常和

“这是有史以来本人吃得最早的午餐！”格雷格•戴克大声说道。我刚听到他只言片语的欢快伦敦腔，就看见他大踏步走进苏荷区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 in Soho)的餐厅，此时正值12:07，餐厅几乎空无一人。他抓住我的胳膊以致问候。这位英足总(English Football Association)及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主席、BBC前总裁（只是他担任的众多头衔中的三个）对于挑选这个时间段颇感自责。

午餐为何要定这么早?“因为本人还是大使剧院集团(Ambassador Theatre Group)主席，我们今早8点举行了‘赞助机会’（sponsorship opportunity，即筹资）活动。”

是否觉得头衔有些太多了？“这非常适合本人的智商。我从不擅长在一件事上专注过长时间。”但拥有这么多头衔，生活不显得太疯狂了吗？戴克看似细想了一下，然后回答道：“不，忙碌比无聊更有意义。”尽管如此，自己难道不愿意过——“退休生活？”还没等我说出口，他就打断了我。戴克今年已66岁。“不是这个意思，”我赶忙补充道，“但你知道，没想过到法国南部安享晚年？”

“我觉得自己退休后也不会甘心种种菜，那样我成了废物一个，会心生腻烦无聊。”

午餐期间，我还有很多话题要采访他，然而不到三分钟，真相就已暴露无遗。本希望打探出这位学习成绩糟糕的中下层孩子如何成长为BBC这家政府机构真正的总裁；希望了解这位前BBC总裁为何会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因与布莱尔政府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告发生激烈争执被迫辞职后，愤懑不满的BBC员工打出横幅标语要求其留任？简言之，我希望了解戴克事业成功的秘笈，而他已把一切显露无遗。

必须承认，我是一周后重听午餐采访录音以及仔细回想整个采访过程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抓住我的胳膊致以问候——这种亲昵的身体接触动作在英国不熟悉的人之间几乎闻所未闻。戴克已过花甲之年，谢顶、身材不高，但他巧妙地把它们转变成了优势——这让他显得毫无威胁性。他还对我提的空洞问题作苦思冥想状。随后他不断进行自我贬低（用英国人的标准来衡量，有点过了头）：精力无法集中、已过“花甲之年”以及糟糕透顶的园艺水平。说这一切时，语言直白，语调嘶哑又故意压低，担任高层30年始终未变的口音。这位BBC前总裁显得和蔼可亲、中规中矩。

世纪俱乐部位于沙福兹贝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大门不显山露水。难道这就是戴克最喜欢的俱乐部？“非也，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的地盘，我去那儿仅仅由于英国电影协会就在隔壁紧挨着。没关系，这儿挺不错的，无需循规蹈矩。”一份安排满满当当的今日日程打印表就巧妙地隐匿在他身旁的盘子底下。他从桌上的大浅盘中抓起面包就啃。然而，订起餐来却是异常沉稳：先是点了豌豆火腿汤，而后是世纪俱乐部的特色沙拉。遵照现代伦敦午餐习俗，他没点酒水；我则点了血肠以及意式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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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从小在伦敦西边不远的海耶斯(Hayes)长大，他是三个儿子中的老幺，爸爸是保险推销员。“我15岁才第一次进餐馆吃饭，”他回忆道。“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位于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的Swan & Bottle牛排吧。老爸一直觉得：下馆子吃饭荒谬绝伦。他是个穷光蛋，但我们若要出去，他总这样说，‘你妈做的家常饭要好吃多了。’当然老妈愿意下馆子，这样她就不必再做饭了。我记得25岁那年有人带我去赴宴，这差不多是我的第一顿商务午餐——我觉得那已是自己人生的极致。我被那个场面吓着了吗？没错，我们这帮去赴宴的人都被吓傻了。要知道，这是首次到萨沃依(Savoy)这种高档酒店……富丽堂皇，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戴克追溯自己早年支持工党(Labour party)的部分原因就是对升中学甄别考试(11-plus exam)深恶痛绝。他哥哥未能通过该考试。“这真是家庭悲剧，我父母都抓狂了”，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他本人则通过了升中学甄别考试，但只有一门课程优秀，因而以E级（相当于及格）水平从海耶斯语法学校(Hayes Grammar School)毕业。而后成为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的培训部经理，但很快就被炒了鱿鱼；他后来开玩笑说所有人都应该从玛莎百货干起，因为从那以后的境况就会逐步好转。他下一个工作是担任《赫林顿镜报》(Hillingdon Mirror)记者，并对政治萌生了兴趣；当了几年新闻记者后，1971年他以成人学生身份进入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深造（一切自然而然，他如今为约克大学校长）。

毕业后，戴克一度是个失败者。他作为工党候选人参与竞选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但惨遭失利，自己还曾一度失业。他说，自己是坐在旺兹沃斯公园(Wandsworth Common)一根圆木上在沉思中度过自己的30岁生日，“我到底怎么啦？”1977年，朋友为他在伦敦周末电视台(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 LWT)谋得了一份研究员职位。

戴克逐步成为电视界的传奇人物。担任濒临倒闭的TV-am电视台总编后，通过滑稽木偶罗兰鼠(Roland Rat)成功提升了收视率；同时获得了“媚俗”的名声，但1991年，他成功出任LWT台长。

“担任LWT台长第一天，诸事不顺利，”他说。“但我勇敢地走出办公室，向每位员工致以问候。这占了我一天时间，但如果放下架子与员工交流，他们就很可能转而支持我。1989年，我受电视台委派去哈佛大学进修了三个月。真正勾起我兴趣的是一位名叫约翰•科特(John Kotter)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在教授领导学这门课程，但他是本人所见过的、第一位以学术方式讲授管理与领导的差异的教授。”

管理与领导的差异究竟是什么？“也正是会计师只能成为优秀经理、而无法成为优秀领导的原因所在。尤其在创造性行业，员工必须觉得你与他们彼此理念相通。对方若觉得你在意的只是业绩，那么公司的麻烦便会接踵而至。”

尽管如此，LWT的业绩不断攀升。1994年，当格兰纳达广播公司(Granada)吞并LWT时，戴克获利700万英镑后离职而去，但他对失去公司异常伤心。

我俩都没太在意开胃菜，部分原因是我俩已经开始聊起足球来了。在戴克之前，几乎没有电视台台长对转播足球赛事感兴趣。在上世纪80年代执掌LWT体育节目时，他每年付给足球俱乐部主席1200万英镑，从而获得全年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这些俱乐部主席都睁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愉快地回忆道。当时诺丁汉森林队(Nottingham Forest)的总经理布赖恩•克拉夫(Brian Clough)对他说：“戴克先生，我想与您握手表达敬意，因为您是赋予足球应有尊贵地位的第一人：每年拿出1200万英镑赞助。”如今，20家足球俱乐部组成的英超联赛(Premier League)每年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大约是16亿英镑。

1990年，五家足球俱乐部决定发起成立英超联赛，而那次发起会晚宴的东道主正是戴克本人。但他否认自己创建了英超联赛。“大卫•戴恩（David Dein，当时是阿森纳队副主席）是我所遇见的、最具足球革新理念的家伙。是大卫•戴恩创建了英超联赛，主意是他出的。2007年戴恩离开阿森纳队队后，该队再未恢复元气，”他说。

戴克本以为LWT会得到英超联赛转播权，但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天空电视台(BSkyB)抢先一步。您失算了，我提示他。“我们误判了，”戴克愉快地认同我的说法。“但我们终会失算，因为从付费电视获取的潜在收入要远远多于广告赞助。”

离开LWT后，戴克担任曼联队(Manchester United)董事，同时经营皮尔森电视台，当时电视台还属于《金融时报》母公司培生集团(Pearson)。1999年，他出任BBC总裁。“入主BBC前，我的年收入是100万英镑，但BBC总裁的年薪是30万英镑。我从来不为钱工作。我是个怪人，只要心情舒畅，到头来总能挣得盆满钵满；再说谁会拒绝担任BBC总裁这种要职？”

戴克是BBC首位既没上过著名私立学校、又不是从剑桥牛津毕业的总裁。批评人士指责其“节目媚俗”，尤其是在他把新闻从晚9点移至晚10点后。但他推出了公共广播数字电视服务节目Freeview，并使BBC一台节目收视率首次超过了LWT。“有人问我，‘你不觉得这是个难活？’我回答道，‘似乎不太难。要知道政府每年给我35亿英镑经费，我则负责把它们全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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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分道扬镳始于2003年5月29日，当时BBC记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在电台节目中说唐宁街（Downing Street，首相府）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刻意渲染”以及“添油加醋”。首相府对此十分震怒。2004年，赫顿勋爵(Lord Hutton)的调查报告为政府开脱了罪名，并批评了吉利根的报道与BBC管理层。“调查结论荒谬可笑，”戴克气不打一处来。然而，BBC董事会革去了他的总裁职务。戴克说：“从历史维度看，BBC董事会已在重大事务上丧失了傲骨。”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查无踪影，“添油加醋的文件”成为全英国的精神创伤，成为英国版的水门丑闻(Watergate)。许多英国人得出结论：政府有意误导国民参加伊战。戴克的精神创伤则只是属于个人。布莱尔(Tony Blair)想方设法希望弥补缺失。“他邀我喝茶，”戴克回忆道。“但我拒绝了他的邀请。我与布莱尔的关系（压根不算什么）彻底破裂。我觉得布莱尔现在非常可悲，尽管腰缠万贯，但他背叛了工党的根本理念。我觉得他为人不地道，一天到晚周旋于一堆不可靠的中东国家之间，靠为他们出谋划策赚取大把银两，你觉得此等人是何货色？每当有人与我谈高管薪酬、说谁都不能挣得比首相多时，我就乐了。我总是这样说，‘且慢，您说的是首相大人担任首相期间的薪水还是指他未来20年所挣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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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如何看待自己的去职？要知道，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担任的最显赫职务。“我记得自己生了好几年的闷气。直到有一天我女儿对我说，‘为啥就忘不了呢？’我想了想觉得，‘对呀，言之有理。’”

他从BBC获得45.6万英镑补偿款，其中包括一笔8.1万英镑的奖金。BBC如今因解雇员工支付过多的补偿款而麻烦不断。我问戴克是否获得了过度补偿？他说自己把奖金之外的补偿款悉数捐给了约克大学。并指着我说：“主要原因是我不想回答你提的那个问题。但记住，本人并不差钱，因此这些钱对我来说压根不值一提。约克大学真有个叫格雷格•戴克、教影视学的教授。有一天，我解释捐钱的原因是自己觉得这钱来路不干净。那个家伙这样对我说：‘我就是教如何挣脏钱的教授！’”

BBC给的解职补偿款是否太高了呢？“BBC的问题是高管薪酬定得太高。因此，他们的解职补偿款就必然很高。”

我俩要的主菜已经下肚，却没太注意它到底是什么。戴克要了“小份牛奶咖啡”。我说他注重很健康饮食。在英国，这算是某种指责。“这是因为我起太早、早餐吃太多的缘故，”戴克为自己这样辩解。

离开BBC后，他担任了更多主席头衔：在自己心爱球队布伦福德队（Brentford football club，董事们有时“不得不举行慈善募捐以支付球员的薪水”）以及英国电影学会。“接受采访时我曾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这压根不是英国电影协会，而俨然成了伦敦电影协会(London Film Institute)。’”为了扭转这一状况，英国电影协会建起了专门的网络视频播放器BFI Player，这个点播平台给全体国民提供本国经典影片（多数为免费）。

在英足总，戴克掌管英国足球以及长期战绩不佳的国家队。我俩午餐会没过几天，英格兰队就夺得了2014年世界杯出线权，但整个国家队的情绪依然悲观低落。“温格(Arsène Wenger)曾对我说，”——戴克模仿起阿森纳队主帅的法式口音——“您为何要执掌英足总？要知道，得花上10年才能让英国足球真正见效，球迷很快就会忘记你。”

但戴克想干这份活。19岁时，他观看了1966年世界杯的大部分比赛，这是英格兰唯一一次夺得世界杯。“我当时在西伦敦工作，完全能在比赛前一天驾车去温布利球场(Wembley)买票。”

他列举了自己最喜欢的球星：贝斯特(George Best)以及吉格斯(Ryan Giggs)。很显然，这两位都不是英格兰人。戴克在上月的一次演讲中坦承：“英格兰队没有辉煌的战绩史。”当时他为英格兰定的目标是夺取2022年世界杯冠军。他曾抱怨英超联赛的赛场拥有太多外籍球星，英格兰本土球员很难取得突破。

我说这也许是英格兰球员还不太优秀吧。“情况可能是这样，”戴克回答道。“抑或说可能没给他们创造成功的阶梯。英超联赛也有大量名不符实的外国水货球员。”

我俩约定的午餐时间到了，戴克也是诸多重任在肩，但两个大男人侃起足球来就出了名地难说再见，于是又多聊了25分钟，争论的焦点是为何英格兰队老是壮志未酬。

戴克一直在兜售这样的观念。“布伦德福德队的老板是马修•贝纳姆(Matthew Benham)吧？他统计了英格兰队的所有数据，他说英格兰队战绩不佳的最大一个原因是运气不好。他说可以通过罚点球而不是抽签来决出胜负。英格兰队已有四五次因罚点球而惨遭淘汰（这就是英格兰队的结局）时，他说如果运气稍好点的话，英格兰队就能赢上一、二回了。”

我们本可以无休止地聊下去，但戴克必须赶去与某政客汇报足球事宜。我问他会以何种方式被后人铭记。“我在BBC工作时，有人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您希望员工如何评价您？’我回答说，‘本人离任时，希望员工能说，‘我来BBC之前，这儿就是个特别温馨的家。’我想说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了，希望这一代孩子比我们更体贴家长。我29岁时，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车坏了而给父母打电话，但我自己的孩子会这样做，好像我啥都能搞定似的。但我的孩子也经常打电话找我闲聊，我们那时从没这么做过。”

回答无懈可击，避免了太过自负以及道貌岸然的自谦。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可能没教过学生这样的管理学秘笈：待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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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俱乐部位于伦敦沙福兹贝里大街6163号，邮编号：W1D 6LQ。

豌豆火腿汤：6英镑

血肠：9英镑

世纪俱乐部特色沙拉：10英镑

意式饺子：12英镑

2份矿泉水：7英镑

浓咖啡：2.5英镑

牛奶咖啡：3英镑

总计（包括小费）：55.69英镑

译者/常和

可怜的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每次她外出就餐时，这位美国家政女神（或独裁者，看你所持观点而定）面前总是会堆满厨师为表示敬意而额外赠送的各种菜式。“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烦恼之处”，她说，“目前我正在节食，但却收到了14份附赠的甜点。”

我想这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我们原本约定在玛莎的试验厨房中碰面，她在那里尝试了自己所有的菜谱（例如在以玛莎个人品牌冠名的书籍、杂志以及TV秀中介绍的那些），并常在那里给自己做午餐。但在超级飓风桑迪袭击纽约期间，她在曼哈顿办公楼的地下室被淹，烹饪用的火炉停止工作，并进一步影响到了为其输送燃料的天然气管道。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的实际办公区位于大楼的第九至第十层，总体而言基本未受飓风影响。她在东汉普顿(East Hampton)以及纽约贝德福德(Bedford)的家也未遭飓风破坏，仅损失了几棵老树。但由于她自有厨房的烹饪条件受飓风影响打了折扣，我们转而选择第二方案，即奔赴ABC厨房(ABC Kitchen)用餐。

法国大厨让•乔治(Jean-Georges Vongerichten)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这家餐厅似乎是仅次于玛莎厨房的一个好地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玛莎的厨房更好，因为我对在她面前暴露自己的蹩脚厨艺感到有些紧张）。这是这位法国名厨打理的“集市”餐厅之一，以用料新鲜应季著称——这一点非常符合玛莎的风格，因为她也以使用直接来自贝德福德自家花园的原料闻名。此外，ABC厨房还比邻风格甜美的家具商场ABC Carpet and Home，玛莎希望参观那里的圣诞节陈设以“获取灵感”。

“斯图尔特女士您好”，当我们走进餐厅时领班小姐如此问候道。当她落座时，餐厅所有者之一菲尔•苏亚雷斯(Phil Suarez)则送上了法式贴面礼。斯图尔特身穿一件袖子部分为皮质的Vince牌棕色羊毛无领大衣，Vince牌皮裤以及中跟皮鞋，整体风格略偏商务。她的金发一如往常地梳成标志性的波波头，耳朵上的方形水晶耳环闪闪发亮。在我反应过来以前，厨师丹•克鲁格也出现了。他身穿绣有自己名字的白色厨师服，和其他人一样向玛莎问好，并希望和她聊聊菜单。我想斯图尔特受到这种礼遇完全应在意料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玛莎•斯图尔特这个品牌，即使他们并不认识她这个人——不过这一品牌和玛莎本人密不可分。

斯图尔特成功地将家居艺术商业化，她把对完美家居的追求在1997年变成一个商业帝国，并带领该企业在1999年发行上市。2005年，斯图尔特跻身福布斯(Forbes)亿万富翁榜（目前她仍是该上市公司持股权重最大的股东）。在从事家居事业之前，她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

斯图尔特早就懂得，媒体和商业很快就将融为一体。斯图尔特开办属于自己的杂志以及各家杂志开办自有门店，这比在线奢侈品零售商Net-A-Porter早了几十年。2003年斯图尔特遭遇了一桩公众丑闻，她被指控就一笔股票交易提供虚假证词以及妨碍司法公正——陪审团判她有罪，她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的一所监狱里度过了五个月。当斯图尔特再次露面时，她的发色更加金黄，态度更加强硬，而且至少在商业领域的触角比以往更加无处不在——8500多种冠以“玛莎•斯图尔特”品牌的商品在梅西百货(Macy’s)、家得宝(Home Depot)、PetSmart以及史泰博(Staples)等卖场都有出售。

如今，斯图尔特在Twitter上的粉丝人数已经高达260万，但她的商业帝国仍会受到市场的严格审视。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2012年第三季度亏了5070万美元（同期收入为4350万美元），该公司还宣布将裁减约70名员工，并在旗下新增一份名为《每日饮食》(Everyday Food)的杂志。

不过虽然历经起伏，她的知名度依然很高，以至于有一部正在筹备中的新电视剧即名为《玛莎之道》。该剧以简•兰卡斯特(Jen Lancaster)的同名小说为蓝本，书中描写了一位派对女孩努力成为职业楷模的故事。不过目前看来并不明朗的是，斯图尔特是否仍将是对完美生活不懈追求的象征，或者褪色为努力生存的符号。

“我们该吃些什么？”斯图尔特冲俯身的大厨眨眼一笑。厨师推荐了当天供应的鲽鱼以及迷你美生菜沙拉。斯图尔特和我都不知道迷你美生菜是什么（一种产于法国的小株生菜），不过正当我还在忙于震惊时（居然有一种斯图尔特不知道的有机食品！），她已经决定尝试迷你美生菜沙拉、鲽鱼以及北极鲑。我则点了金枪鱼生鱼片以及脆虾沙拉。克鲁格一转身回到厨房，斯图尔特就说：“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让•乔治的餐厅吃饭，因为他和这些出色的年轻厨师们一起工作，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好的学习经历。”

斯图尔特的批评者们指责她的罪名之一是，没有培养足够多的年轻多元化人才。与常放在一起比较的另一位品牌化个人欧普拉(Oprah)不同的是，斯图尔特没有在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里安插很多年轻新秀；公司事务仍主要由她本人亲自打理。而她今年已经71岁了。但另一方面，她每天都练习瑜伽，早晨5点起床写作，或者是写专栏，或者为她种类繁多的手工/烹饪/休闲/园艺类书籍写前言（至少有77种）。当我问她是否曾考虑退休时，她看起来像是吃了一惊，说：“那我能做些什么？我母亲从未退休。她是一名教师，直到九十多岁时还在帮人看孩子。”

斯图尔特（婚前姓科斯蒂拉(Kostyra)）在新泽西州长大，是家中的6个孩子之一。最初她在华尔街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在公共家居领域的创业冒险。当时她和前夫、出版家安迪•斯图尔特(Andy Stewart)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在此之前她已经按照茱莉亚•蔡尔德(Julia Child)所著的《掌握法式烹饪艺术》(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一书自学了烹饪——她成立了一家供餐服务公司。公司的业务迅速扩大，因为他们在围绕“斯图尔特”品牌拓展业务方面颇有一套。

服务生意外地将一盘意大利烤面包片端上桌来说，“厨师向您致以敬意”，他还介绍称烤面包上撒的是香腌南瓜和山羊奶酪。“啊，这实在是太好了，”斯图尔特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了一片放在自己的面包盘里，并切下了小小的一块。当你面前总是堆满食物时，你需要懂得控制自己。或者就像斯图尔特所说的那样：“你只需保持前进，一步接一步地走下去。”

当她讲这句话时，她所指的其实是人生而不是食物。斯图尔特信奉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观点，即在美式生活中不存在再次重来的机会，不过斯图尔特持此看法是因为她不相信真有终点存在。她说：“没有什么事情会真的结束，即使你离了婚，一段婚姻也不会就此终结”。

或许她说此话是有感而发：她于1990年与安迪•斯图尔特离婚，他们育有一个女儿亚历克西丝(Alexis)。亚历克西丝目前已有两个孩子，并通过和自己著名的母亲做对干出了一番事业（她在电视和电台上有一档名为《随便你，玛莎！》(Whatever, Martha!)的节目）。我问斯图尔特她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心想她的回答会与司法问题有关。她先答道，“我犯过许许多多错误”，继而态度肯定地表示，“但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没有多要几个孩子。”

而另一方面，斯图尔特将自己的牢狱之灾描述为“我掉进了一个坑里，幸运的是这个坑并不太深。”她还表示，这段经历并没有教给她太多东西，除了“要小心，这个世界是一个难以掌控的所在，每一个拐角处都有危险潜伏。”“当然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她说道，“事实上，我唯一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911事件之后，当时我发现自己开始抬头仰望天空……”

当我们抬起头时，服务生已经为我们端来了开胃菜。“这实在是太漂亮了！”斯图尔特说，指着自己那份精致的白色小鲽鱼鱼片。突然她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放在装鱼片的盘子旁边。“你准备做什么？”我问道。

“我准备发条推文”，她答道。斯图尔特热爱发推。她表示自己很早就开始玩推特(Twitter)了，不过并不在上面耗太多时间——“每天大约五分钟”。她表示，推特是非常好的信息收集方式。“你知道一群海龟叫做什么吗？”她问道。我摇了摇头。

她告诉我说，自己不久前曾在弗罗里达做过一次野外远足，途中她发现了一群海龟，并将海龟的照片发到了推特上。“我连发了大约七张图片并提出了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有人回推道，一群海龟可以称为‘a bale’（美式英语中一群龟的说法）。我喜欢挑战在140字以内描述一件事情。现在我对此已经非常在行了。我的推文常常刚好140字。我甚至曾用140个字编写菜谱。我可以用推特编一整本烹饪书。”

不过就在她大赞推特的同时，她也对推特提出了批评。斯图尔特说：“互联网对于人们目前的短视心态负有责任。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用自己的拇指而非大脑思考。这是非常有害的。当互联网刚开始发展时，我认为它是一种超凡的节省时间的工具，而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因为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创造新东西以及植树等活动。但现在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对网络的热情挤占了其他所有事情的时间。”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问道，此时服务生走上前来准备收走开胃菜的餐盘。斯图尔特尚未品尝她的那份沙拉，所以她做出了一个保护的手势以示阻止。她答道：“你必须施加限制。我用打电话的方式与人沟通。如果我的助理给相邻隔间的人发邮件，我会感到非常生气并告诉她直接隔墙喊话。”

她还回避像Pinterest这样的社交网站（不过令人困惑的是，通过斯图尔特的网站，你可以在Pinterest上关注她）。她表示：“我不贴图，也拒绝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一项有缺陷的业务。我有非常好的图像记忆力。我不用通过把图片放在电脑上的方式来记住它。”我没有追问她为什么，因为当时服务生已把主菜端了上来，并又额外送上了一份“来自厨师的致敬”——烤球芽甘蓝。对此斯图尔特掏出手机又拍了一张照片。我的印象是，斯图尔特并没有太大兴趣探究自己的矛盾之处，她更愿意让别人来接受她。

我问她是否听说过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书《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书中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将成为自己的制造商。“我完全同意！”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品尝自己的那份鱼，并尝了一块球芽甘蓝。斯图尔特称：“我最大的体会是人们总是喜欢制作物品。人类有一种通过手工制作、缝纫、编制以及完成一个简单任务等活动来实现一个梦想的基本愿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创建像苹果(Apple)或者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制作一块美丽的桌布就足以给人带来很强的满足感。我在三岁时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近期斯图尔特出现在家庭购物电视网(Home Shopping Network)上推销她的新工具“圆形夹”(circle punch)。这种工具可以在方形的纸张上冲压出完美的圆形，用于制作餐具垫或者桌布等物。她说：“这款工具好用极了！你再也不用在铅笔上绑根绳子或者借助圆规画圆了。我们在一期节目的时间里就售出了价值300万美元的商品。”

斯图尔特总是充满新想法，比如关于一款应用，或是一款能替代大家使用的笔记本电脑、类似于但又不同于iPad的移动终端。“iPad太重，而且自身不能保持平衡，如果我晚上想用iPad看部电影，我需要把它支撑在一个枕头上。我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这款产品大概应该是什么样，但我不认为它已被生产出来了。”她近期和连锁百货公司彭尼百货(JC Penney)签署了一项协议，将以“庆祝”为主体为其设计的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Martha Stewart for JC Penney，该系列预计将于明年上市发售。她还希望开设一个玛莎•斯图尔特百货商店。不过鉴于她在经营领域面临的问题，她明白“目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但当我请求她就此问题多讲几句时，她表示“这不是一个适合在午餐时讨论的话题”。

她说，自己得到过的最好建议是：“如果一个想法让你感到激情澎湃，那就放手去做，不要理会其他人怎么想。”但当我问道如果其他人嘘声不断，如何找到追求某个信念的自信时，她回答道：“很少有人会告诉我说我的想法不好。”她对于假期的最大建议是：“在你认为必须开始之前就着手制定计划。现在我已经为自己的圣诞节开放日设计好了请帖，开始修订去年的宾客名单，并且聘请了助手。”

餐厅的服务生帮助我们撤下了餐盘，并给我们递上了甜点菜单。“我们点一份甜点一起吃如何？”斯图尔特问道。“那我们就一人来一小勺冰淇淋吧。”通常我以为送上来的会是装在一个小碗中的三小勺冰淇淋，但递到我们面前的却是两个小碗和一个盘子：一个碗中盛的是三块雪芭沙冰，另一个碗中盛的是三块冰淇淋，盘子里则装满了饼干——这无疑又是“来自厨师的敬意”。

“我的司机会非常开心的，我总是给他带饼干”，斯图尔特一边说一边将饼干用她的餐巾包裹起来，仅留下了一块她尝过的碎巧克力饼干。和我一样，她把每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都尝了一小口，但在经历了前面那么多道致敬菜式以后这也只能是尝尝而已。最终，剩下的冰淇淋在碗中化成了水。

在与我共进午餐以后，斯图尔特先要参加一系列会议，随后是一个鸡尾酒派对、一个酒品拍卖会和一个私人晚宴，在所有这些完成以后她才会回到贝德福德过夜——但在这一长串饭后活动之前她想要先去ABC家具商场看看。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与餐厅领班道别并就附赠的饼干向甜点厨师致谢。当我们走过玻璃柜时，她指着其中展示的一个大蛋糕说：“餐厅没有送块这种蛋糕给我们尝尝。”我很确定她是在开玩笑，但鉴于斯图尔特对绝大多数人认为“有趣”的事情无比认真，我又感到很难分辨。

ABC Carpet and Home商场的一楼大厅就好像是一个挂满水晶枝形吊灯以及装饰品的阿拉丁藏宝洞。斯图尔特径直奔向陈列圣诞树的区域。“小树苗是今年的主题”，她若有所思地说，仔细审视各种各样涂成白色或者用金属丝编制而成并挂满装饰品的圣诞树。

她凑近细看一件陈列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把一根白色的嫩枝倒转过来以仔细观察其底部。随后她呵呵笑道：“原来这是一棵已经枯萎了的树经过涂料喷涂加工后的顶端部分。现在我知道可以用我那些针叶都已掉落的枞树做些什么了。“

她之前就曾说过：“没有什么事情会真正结束”。但是我们的午餐是个例外。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尚编辑

译者/马拉

当你离开孟买那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来到塔塔(Tata)集团低调大气的总部时，狗，会是你第一个注意到的事物。两只看上去脏兮兮的家伙在前台处悠闲地散步，而另外还有一只，正懒洋洋地靠着X光安检机。

据说，在一个雨季的夜晚，拉丹•塔塔(Ratan Tata)————这个印度最大企业的负责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爱狗人——宣布所有在总部建筑外游荡的狗狗都可以到这里避雨。而其中的一些，就再也不走了。

这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位老人在印度如此受人尊敬。他已经74岁高龄，在担任了二十多年集团主席之后，即将退休。我今天到此拜访的目的就是要跟他喝个下午茶。他的形象或许非常特别——既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尘世中的圣人——在这个有着不少贪污腐败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国家里，他是那样的正派和廉洁。

当我们在这幢殖民地时期建筑里的一个私人客厅里坐下来开始聊天时，我提到了这一点。塔塔，穿着一身非常正式的羊毛西服，配以一条深蓝色领带，满面笑意。他的面孔黝黑且布满皱纹，说话带着沙哑的美国腔，在上世纪60年代，他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

他为将我们的会面从午餐改为下午茶而致歉，说在这即将卸任的一周里，工作安排实在是太满了。我们在红色的皮沙发里坐了下来，面前是一张宽大的橡木桌，上面摆放着黄色的花束。他说桌子底下有一个隐蔽的按钮，可以呼唤隔壁厨房的服务生。

两位服务生为我们服务，他们都穿着白色的制服，衬衫上贴着蓝色的塔塔标志。这是一个在印度随处可见的标志，从茶包到该集团慈善捐赠的校车和救护车。而经过20年与印度经济的同步崛起，这个符号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在逐年上升。

从大学毕业就在家族企业工作，从最初级的门店开始起步的塔塔，于1991年从已经在位超过半个世纪的叔叔JRD手中接过了集团主席的位子。同时也是在这一年，印度向世界开放，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塔塔集团的业务如今已经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150年前的传统小纺织工厂，现在已经是全印度最重要的实业集团，业务范围包括钢铁、汽车、发电厂以及IT外包。今年该集团的收入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半数以上来自海外业务，员工人数大约为45万人。

然而尽管已经在全球企业中争得一席之地，它还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公司，有着极为复杂的所有制结构，作为母公司的Tata Sons，还有着一百多个下属的自营子公司。Tata Sons有三分之二的股权为慈善基金持有，该基金去年的捐赠额超过1亿美元……

塔塔本人也与其他的印度大亨很是不同：他的生活低调朴素，持有很少一部分公司股份，很少出现在每年印度亿万富翁的福布斯排行榜上。这个月底，他又将控制权移交给西鲁斯•米斯特里(Cyrus Mistry)，他这位44岁的副手，将成为塔塔集团自1868年由曾祖贾姆谢特吉(Jamsetji)创立以来的第一位非塔塔家族的负责人。

他跟我讲述了这长达一年的工作交接过程，这如子承父业般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的或许只是在那儿就行，不要过多干涉，让西鲁斯在会议上多看但少言，直到我认为他已经能够站稳脚跟，再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这么说道。

回忆起他在位的最初十年——在那个阶段，他经历了一系列内部斗争才将集团权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并且逐渐提升了效益——他提到了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1993年出售清洁剂和肥皂的子公司给联合利华。“当时媒体和股票市场都反应强烈，并且我们的内部员工也都对换老板的事情非常担心——在我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层时期，塔塔集团的员工都是终身聘用的。”他告诉我：“在那之后，我对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非常谨慎。”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十年显然充满了全球扩张的冒险，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潮中，他将公司推向了海外市场。尤其是在英国，如今塔塔集团已经是这里最大的制造企业，进行过一连串让业界瞩目的动作，包括2007年收购钢铁制造商康力斯集团(Corus)，以及次年与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汽车的竞争。

这段历史让他觉得非常自豪，但又带着一丝遗憾。“我觉得我们或许还没有达到原本应该取得的成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目标，但我希望我们应该有一个沟通更为顺畅的组织结构，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交换应该更多。”他又补充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牺牲掉任何一点我们的道德观，或者说价值系统，包括在当时陷入2G电信腐败案困境时也是如此。”

尽管他平静地提起此事让我稍有吃惊，但我还是将印度的问题归咎于权贵资本主义。这个发生在2008年的事件就是在2G电信执照的分配中存在腐败问题。事后据统计，这让国家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

塔塔集团并未直接涉案，但之后塔塔本人被牵扯到被称为“拉迪亚录音带”的事件中去——被政府秘密监听的印度电信行业公共公司女老板尼拉•拉迪亚的通话内容被泄露给了媒体。拉迪亚曾经为塔塔集团工作过，被泄露的有一部分正是她与塔塔的通话。

这个争议事件显然让他至今不能释怀。“当时对案件的权威调查部门已经还我清白。”他很是无辜地说。“妮拉•拉迪亚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我跟她之间肯定会存在一些业务往来和通话，因为她是我们的公关公司，我们的确跟她之间有合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事过媒体暗示的那种任何会是贿赂行为的游说。”

聊到这儿，服务生再次出现，两人分别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银质茶壶和一份深棕色的李子蛋糕。或许是厨房太了解塔塔的口味——他的茶非常清淡。我并未见到——或者是他太过有教养而从未跟人有所抱怨。其实也并不难想象：他很有礼貌，非常友善地跟服务生道谢。

他喝着他的清茶，而我则选择了非常典型的印度饮品“奶茶”——加了很多糖的奶味。这些茶都是来自泰特莱(Tetley)，非常合适的选择，2000年塔塔收购了这家英国制茶公司，标志着他迈开了全球扩张的步伐。

随后集团里程碑式的交易，对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的收购，随着中国市场需求的增而无比成功。而如今已经成为塔塔钢铁欧洲分公司的康力斯集团却由于全球钢铁需求的下降，表现不如预期。我很想知道他在回想起这个交易的时候是否也会承认这是个错误？

“不，我不会。我们没办法预知之后的经济下滑……时机不对，但不是我们造成的。”而看上去更让他耿耿于怀的则是集团付出的131亿美元的收购金额。“当我告诉塔塔钢铁我们应该收购它的时候，价格才大约50亿美元，结果在各种管理过程中被耽搁了，拖得这个交易几乎没能做成。”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展示出在经营一个集团公司时要面对的挑战，主席必须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和权威感，才能做到对公司的直接控制……

我提到了塔塔亲自参与的那个项目：Nano，一款面向印度低收入人士的非常便宜的汽车。这是对汽车很感兴趣的主席先生非常得意的一个计划，但是从2009年面世以来，销售状况非常一般。

“我认为要说很满意是没有意义的。我非常失望。我认为我们太过，怎么说？太过满足了。我们的上市工作做得非常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工厂也几乎准备就绪。”他说，然后跟我解释产品之所以延期，完全是由于集团汽车经销网络和项目对广告战略投入太少的缘故。

“当我们在推销这些产品时，已经有些自满了。”他说，“但是我依旧坚信这款产品能够重获新生，并且能够吸引像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的注意，我们应该进一步开发这些市场。”

我咬了一口我的李子蛋糕。塔塔的蛋糕一口没动，只是在问到他对印度以及最近一些快速变化的看法时，才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我认为印度的确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有着足可以成功的人力资本。但是如果你只是坐下来说：‘会成功吗？’你看到的也只是失衡。”

他提到了各种各样对生意有所妨碍的政策，从能源短缺到土地征用。这些问题也是他之所以为公司寻求海外发展的部分原因，最初是在欧洲，但是他说，未来会更侧重于非洲或是亚洲的其他地方。“如果我们能获得同样的支持和鼓励……我想，印度一定可以与中国一争高下。”他说，“很显然中国的政治体系会比一个民主政府能办更多的事情，但是鉴于这种区别，我认为印度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这里有法律规范，有英语优势。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也在支持印度的发展。”

我们的茶渐渐凉了，于是我问起他个人的未来计划。他为公司奉献的一生让他备受尊敬；我问他是否会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而感到遗憾。“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显然，如果我有一个家庭，那我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到为集团的工作中去。比如吃饭、睡觉、办公，所有的事情就都完全不同了。”他说，“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让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是一份工作。它更像是一件私人事务。并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挑战，一种热情，包括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他开始展望自己在塔塔慈善信托事业中的新角色，尤其是要致力于发展儿童营养、清洁饮用水以及廉价房等方面的工作。“我并不想要无所事事的过日子。”他说，飞行是他的另一个爱好，他想要更多地投入其中。“我都搭乘公司的飞机。不过现在这样的情况要发生变化了。”他装作可怜地笑笑。“所以我不得不弄来一个单引擎飞机，或者是一架直升机来满足我的爱好。”

“我以前也参与音乐和绘画。我们通常都会因为某一件事而错过别的事，并且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这些事情我都希望能够再重新捡起来。”他补充说。

那么关于他的个人形象呢？“我希望人们会说我能够很有尊严地领导一个集团，并且我尽力做到最好。但话又说回来，你永远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因为你总会惹恼一些人，但是我非常愿意因此而被人铭记于心。”

一番自谦之后，他向我道别，一位执行董事已经在等着他了。当我步出办公楼时，那些狗狗还依旧躺在前台。后来我听说它们还可以继续安全地待在塔塔集团的大厅里，哪怕为它们提供住所保障的人已经离开。它们或许是唯一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感到悲伤的塔塔成员。

詹姆斯•克雷布里特(James Crabtree)《金融时报》驻孟买记者。

译者/琳子

众所周知、但又心照不宣的事实是：即便在最奢华的正宴上，彬彬有礼交谈的两位男士最终仍会想方设法从高雅文化与正事的话题上叉开，最终转到始乱终迷的体育话题上来，而且通常就是侃足球，往往是把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详尽之极。

一年前，我与家具设计师、英王室家族成员以及英国佳士得(Christie’s UK)拍卖行主席大卫•林利(David Linley)的谈话就是如此。当时我们就在他公司的会议室用便餐，最后还是体育话题喧宾夺主、主宰了我俩之间的谈话。他说自己支持雄心勃勃的切尔西队(Chelsea)，而我则说自己支持同在西伦敦的女王公园巡游者队(Queens Park Rangers)。本人支持的球队战绩一直差强人意，接下来遇到的对手就是切尔西队，结果定是凶多吉少。接下来的那场比赛让我忧心忡忡，林利好象颇为同情我的境况。

“这样吧，”他说。“如果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能击败切尔西队，我请你吃午餐。”行，那就多谢了，我赶紧答复他。我俩谁也没有圈定具体日子，因为这种结果不太可能发生。但这事真的发生了。女王公园巡游者队以1:0击败了切尔西队。不仅如此，而且切尔西队有两名球员被罚出场，球队队长特里(John Terry)涉嫌在球场争执中对巡游者队某球员进行了种族主义言论攻击，各大媒体随后铺天盖地报道此事，足足折腾了很长时间。

对特里来说，这是漫漫煎熬的开始：他先是被剥夺了英格兰队队长的袖标，理由是法院指控其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攻击对方球员，随后法院又取消了该项指控，尽管如此，英足总(Football Association)还是做出了对其禁赛四场的处罚。到目前为止，这事把大家折腾得够呛。所以我只能偷着享受这场压根不可能的胜果，并憧憬着林利答应的午餐。他最终还是兑现了诺言，并邀请我到他佳士得的办公室用餐。这完全与《金融时报》采访的午餐会惯例（一般由《金融时报》付账）背道而驰，但我实在难拒其盛情。

我赶到那儿时，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美食——各色奶酪、冷盘肉、橄榄、果酱与沙拉。我对他得意地对他说，我敢说您肯定没料到比赛会是这个结果，因为就两个冤家球队进行的任何谈话往往是火药味十足。“真好笑，”他说。“多亏那场胜局，你们的球队才成功保级，得以继续留在英超联赛(Premier League)。”我对他说，你说得没错，围绕特里的言论轮番进行炒作，实在卑鄙龌龊！“哦，那件事啊。”这位女王陛下的外甥、王位第十五顺位继承者并不显得太过惊讶，显然他不想把自己卷到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话题中去。

“我不算铁杆球迷，但我一直支持切尔西队，因为我就在那儿住。我们一起经历了球队的最低迷时期，”他说，略有自我辩护之意。“我的确看了1970年切尔西与利兹联队(Leeds)那场足总杯决赛，随后的那场重赛我也看了。我与妈妈去观看了首场决赛，又与我爸爸一起观看了重赛。”玛格丽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与斯诺顿伯爵（Earl of Snowdon，林利的父母）难道不是狂热球迷？“他们压根就不是，我记得观看重赛时，我爸爸眼瞧着球场灯光，大雨倾盆而下，心里就盘算着如何拍好此种场景画面，我觉得当时他就压根没撇球赛一眼。”

我俩暂时撇下足球话题，开始大快朵颐起来。“我努力想让它看上去就象静物一般，”他指的是我俩面前的漂亮油画。“但办公室员工对啥都吹毛求疵。”我可没有责备它们的意思：熟食妙不可言。办公室的布置也是品味十足：办公室到处搁着名画，它们是精挑细选而出、为即将举行的拍卖会所准备的。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一副更显隽永的人物特写画——玛格丽特公主一副1957年的肖像画，它由皮埃特罗•阿尼戈尼(Pietro Annigoni)所画，人物细节生动传神、栩栩如生。

此处就是接待潜在买家与客户的地方（“我们称其为藏家，”林利纠正我的说法，“这样更显亲切”），让他们先一睹为快，以决定是否愿意花几千万英镑去买自己钟情的某幅艺术作品。“这就是拍卖圈温情的一面，我们双方可以在这儿畅所欲言，”林利说。“本人三生有幸，一直生活在这些旷世作品周围。记得有一天我打开门，直钩钩地看着我的就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画像，我一直把这称作为静坐于艺术的长河边。”

林利今年51岁，2006年12月，正值艺术品市场行情飚升之际，被任命为英国佳士得拍卖行的主席。2008年后，虽说艺术品市场行情出现了些许波动，但整体走势继续强劲，让观望人士大跌眼镜。不久前，佳士得纽约拍卖会成交的印象派与现代艺术作品价值超过了2.44亿美元，随后，关于战后与当代艺术作品拍卖会的成交额更是喜人，达到了4.12亿美元，创下了这个类别拍卖成交额的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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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林利喜欢与这些客户面对面会谈，所涉金额往往又是天价，那么这些藏家都属于何种类型——孤傲冷漠、深思熟虑还是热情奔放？“各种类型的都有。我认识很多藏家，做生意时心平气和，但一触及收藏，就立马急不可耐，‘我一定得买下那副画！’此时理性早已踪迹全无，很多藏家都对我这样说：自己所作的各种投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收藏艺术品。”

他说自己崇尚折衷主义以及注重身边各路专家的意见。“我父母就有这类特殊朋友，我爸爸每天都给名人摄影——艺术圈名人、政治家、音乐家以及运动员。这就是为何我喜欢在佳士得工作的原因，每天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艺术领域，从战后与当代前卫艺术家到早期绘画大师(Old Masters)，简直是美妙绝伦。”

我对他说，超辣味的口利左香肠也是如此。“我敢保证，它的味道妙不可言，所有配料都是有机食品。”他又给我倒了一杯口感超好的普罗旺斯(Provençal)白葡萄酒。我问他是如何迷上艺术的。“我小时候很幸运，父母有意培养我，我的奶奶与外婆也是如此。他们艺术素养很高，记得有一次我奶奶走进我房间，直截了当要看我的藏品。我当时收藏了一些漂亮的瓷器，她对我说，‘这些瓷器非常不错，你要再接再厉、持之以恒。’

“我外婆总是教导我和妹妹要善于观察，而且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我爸爸给人摄影，到头来家里老是名人云集。“我很幸运，这是非常有效的艺术熏陶。

“我妈妈过去常带我去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让我欣赏维梅尔(Vermeer)的作品。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说，‘我们现在去哪儿？’妈妈说，‘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你若还想观赏其它作品，就得自己回家。’我也用这招来培养我的两个孩子（13岁的查尔斯与10岁的玛格丽塔(Margarita)），他们由我妻子塞丽娜（Serena，他俩于1993年结婚）领去各大美术馆，这样可以给他们打下良好的艺术基础，他们自己也觉得艺术展不是花一个星期六下午就能彻底搞掂的。”

我问他，你这样不觉得烦吗？“一点都不烦。只是有时会觉得超出了正常的接受范围。我爸爸老是不打招呼，直接把车开到别人家门前的车道上，原因就是他看到了什么漂亮房子。时至今日，我和妹妹一听到车碾石子路面的声音就异常紧张。造访桑德拉•罗德斯(Zandra Rhodes)这类名人家时，她的满头黄发以及家里的全部东西都让我难以接受。但能去罗德斯家，我仍然感到很高兴。”林利父亲的妹妹莎拉•阿姆斯特朗-琼斯(Sarah Armstrong-Jones)是一位静物画家。

家里应有尽有，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每次一提到林利的童年，就老听他唠叨自我感觉如何如何幸运——小时候的林利发现自己迷上了汽车、摩托车以及手表这些小男孩喜欢的“机械类东西”。他迷上了爸爸那辆故障不断的车。“爸爸的车经常坏，那是辆阿斯顿马丁DB5型(Aston Martin)汽车。”我问他，是否就是007电影《金手指》(Goldfinger)中亮相的那辆配备特别弹射座椅的车？“没错，当时油品不如现在好，车的化油器老堵塞，所以我们老是拆化油器。”

经常拆缷，自然而然就痴迷上了组装东西。林利从贝德尔斯中学(Bedales School)毕业后，就学做木工活，20岁那年直接进了家具行业。他的同名公司（如今简称林利公司）创建于1985年。“我只干了这行，但我很喜欢做，而且很高兴自己当时直接干了这行。这个行当纷繁复杂，自己得一样不落地学画样、生产、销售、促销及财务。但本人对此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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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林利是家高端型公司显得有些轻描淡写：公司的专长包括为全球豪宅设计与制造家具、游艇以及私人飞机。公司类客户包括瑞信(Credit Suisse)及宝丽金(PolyGram)等大公司，私人客户中有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以及邓永铿(David Tang)等名流。公司今年推出的饰件是限量版的“Britannia”珠宝盒与雪茄盒，每款定价为3900英镑，饰纹是英国国旗，目的就是庆祝林利姨妈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登基60周年以及伦敦奥运会(London Olympics)的举办。

“这是我们设计的第一款纪念品，”林利不好意思地说道。“它们供不应求，尤其是网上的销售业绩。感触最深的是收到那些之前闻所未闻客户的订单。在我们这种行当（必须全面了解客户、知道他家宠物狗的名字），得因时而略作变动，但这种供不应求的趋势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

“您觉得这东西如何？”

他用手指着一瓶葡萄酒。我说，很容易卖。聊到葡萄酒这个话题，我问他：作为佳士得主席，如何解释中国人想买下当今市面上每一瓶名贵的波尔多美酒(Bordeaux)？“对你所提的问题，本人没有十足把握回答。我们不久前在香港举办了促销会，所供货被一扫而光，购买原因五花八门。但中国大陆收藏奢侈品的热潮依然高涨，因为它是身份与投资的完美结合。这瓶酒十有八九会升值，但如若不是，你不妨喝了它。”

他谈到了享用珍藏款美酒（酒龄与自己的年龄一样）的愉悦之情。我对他说，这一点都不奇怪——他出生于1961年，那一年是酿制美酒的绝佳年份。我问他，您肯定品尝过不少吧。“是的，我们举办过一些美酒佳宴，最近一次晚宴是享用1961年年份酒，16个人围坐一席，总共喝掉了16瓶美酒。它们异常醇美，但拉图尔葡萄酒(Latour)竟然还未存够时间！酒欠醇，味又冲。”他提及另一次难忘的品酒晚宴，“我们有幸品味到了拥有150年历史的伊甘美酒(Château d’Yquem)。”

谁有幸参加了这些盛宴？“各色人都有，完全不是您所设想的那样。”他并没有说出这些嘉宾的名字。“我们通常在傍晚享用美酒，真是酒醉人更醉。”我说，定期享用一次美酒，肯定是妙不可言。林利若有所思了一会儿。“我的一位亲戚有次对我说：‘年轻人，听着，你老后，就可以显摆自己曾见过谁谁谁，她的舞伴就是那位在滑铁卢大战(Battle of Waterloo)前的舞会上曾与某贵妇跳过舞的大人物。那种感觉甭提有多爽！”这一次，他还是没能说出对方的名字。

他说自己很高兴看到一波又一波的藏家对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感兴趣。我说，这一点都不奇怪，原因是与当代艺术作品的离谱成交价相比，这些大师被严重低估。“我可没这么说，”他赶忙回答道。

我进一步怂恿他——如果艺术品收藏的部分乐趣是缘于其稀缺性，那么为何藏家都争着买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现场画作？“你自己今天不也是穿着达明•赫斯特的衬衣吗？”他回击我。我纠正他，我穿的是圆点花纹衬衫，它在时间上要先于达明•赫斯特的衬衫。

“没错，但那也是源于其天才设计理念。他有这样的能力：能保证自己出现在每个谈话场合。”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概括达明•赫斯特性格特点的最精辟论述。

林利对我说，咱俩该吃芒果了。这个阿方索芒果(alphonso)是今天早上刚从印度运来的，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每年都会给他寄一些。“摸摸这种芒果，感觉与众不同，”他对我说，他说的没错。这种熟透了的芒果超甜。“我就喜欢吃这种每年一季的水果，它们只能保存很短时间。谁会喜欢在12月份吃芦笋呢？”

我问他自己是否收藏艺术品。“本人对艺术品收藏方面的投入不多，当然，我在佳士得工作，按规矩不能参与竞拍，这的确很让人扫兴。”我问他，那你能去其它拍卖行竞拍吗？“也不行，”他笑着说。“这方面我可是中规中矩之人。”

彼得•阿斯普登是《金融时报》报道艺术方面的记者

译者/常和

有幸能与泽维尔•尼埃勒(Xavier Niel)共进午餐者屈指可数。这位法国电信富豪这样解释道，“每周，我会想方设法与自己孩子在一起吃三顿饭，跟员工吃一顿工作午餐，以及与自己哥们儿共进一次午餐。”

尼埃勒时常被誉为“法国的乔布斯”(the French Steve Jobs)，目前的个人资产约60亿欧元，他还是《世界报》(Le Monde)的共同拥有人。但他一步入巴黎米其林二星赛德伦斯餐厅(Senderens)时，能看出他并非正宗法国精英——身体略微有些超重、并未修脸、也未系领带，穿着一件皱皱的白衬衣、长长的黑发向后梳理。他进来后，没有立马被大献殷勤的员工所簇拥。没错，整顿午餐期间，从服务员的表现来看，感觉他们之前未曾见过他似的，尽管这20年来他是这儿的常客。

在巴黎城里人看来，尼埃勒是个妄自尊大的圈外人：一个来自巴黎普通郊区的“白手起家者”（法国人这么评价他）。上世纪80年代，还是青少年的他通过建立色情聊天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而且他的学历仅止于中学。法国在国际上威名赫赫，而尼埃勒在如此低的起点横空出世，其成功代表了迥异的国家形象。他能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法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且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解决。

他端坐下来，直盯着我眼睛，笑容满面，似乎见到我是发自内心地高兴。我问他为何选这家餐馆。“因为它距离我的办公室只有50米，所以完全是因为懒惰，”他咯咯笑着说。“以前到这儿用餐，必须得穿正装，如今不必了，随意多了。”他点了健怡可乐(Diet Coke)，我则先喝了点矿泉水，但真心想美美喝一下，也顺势让他吐露心声。刚开始，尼埃勒拒绝了我的午餐邀请，推托自己的英语难以启齿，但一听到我用法语采访后，就变得通情达理起来。“我说英语时，法语口音实在太重，”他笑着说，很快又转成了英语。

这时服务员端着类似小胡瓜伴红薯的免费菜走了过来，但尼埃勒似乎没注意到，而是继续说个没完，法语的语速超快。“法国没给我设置啥障碍，但也没给我出过啥力，”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发迹。今年45岁的尼埃勒从小在巴黎东边的克雷泰伊(Créteil)长大，母亲是会计，而他父亲则花了15年时间，把从法律到医学的很多专业都学了个遍。尼埃勒14岁时，他父亲送给他一件玩具——ZX81，这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这是由克里夫•辛克莱尔(Clive Sinclair)开发的一台英国电脑。“是大名鼎鼎的辛克莱尔先生！是辛克莱尔爵士！”尼埃勒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台电脑实在神奇：能让我心想事成。我觉得这肯定与我父亲痴迷计算及电子学有关，或许弗洛伊德(Freud)能解释清楚这一切。”

最关键的是，尼埃勒实属幸运之极（事后证明尼埃勒本人是天才的电脑程序员）。上世纪80年代，法国的工程师们开发出了因特网的雏形——Minitel电脑网络。用电话线连接的Minitel电脑终端能让用户做些简单事，比如彼此之间发送短信。

“这就是我如何起家的经过，”尼埃勒说。“刚开始，我为使用Minitel网络的法国大公司设计软件，后来我自己创业。”青少年时期，他直奔当时财源滚滚的行当——被称为“Minitel玫瑰”或是“粉色Minitel”的色情聊天网。中学毕业后，他还买了一家实体性用品店。尼埃勒一再强调自己编程的渊源——他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及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共通之处。“听好了，他们也是自己生产，并不寻求代工，所以不仅仅是市场营销员，”他又补充说，“我觉得自己不如他们聪明：我是个轻量级的法国企业家。我曾说，‘乔布斯是美国的尼埃勒，’但那只是幽默一把而已。”

几个服务员一直盘桓在我们周围。我问尼埃勒爱吃啥？“啥都行，我啥都喜欢吃！”他提议吃精品套餐。“那样一来，我想咱俩得下午5点才能离开这儿，”尼埃勒说。“套餐太丰盛了。你希望我长胖吗？”于是，我俩都决定先吃野蘑菇炖肉丁，随后尼埃勒又点了份烤海鲈（味道超赞），我则要了香草味的敞口龙虾馄饨。“想喝点酒吗？”服务员问道，但尼埃勒说：“不喝。”我只好降低期望值，要了一杯朗格多克(Languedoc)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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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些法国人觉得Minitel是未来的希望；尼埃勒的眼光则更为敏锐。1993年，他创建了法国首家因特网服务供应商WorldNet。九年后，他的公司Iliad推出“Freebox”，这个设计精巧的机顶盒把网络、电视与电话集于一体；包月费用只需29.99欧元，把竞争对手打得落花流水。2004年公司业务陷入低谷，原因是尼埃尔旗下某公司在受到历时四年的司法调查后，他自己坐了一阵子牢；他最终被判缓刑二年以及罚款25万欧元，原因是从自己共同拥有的几家性用品店挪用资金20万欧元。（“我干了蠢事，实属罪有应得，”他说。）

然而，多数时间，他说英语时的法语口音让我听得云里雾里。去年，Iliad旗下子公司Free成为法国第四大移动运营商。尼埃尔召开了一次类似苹果公司(Apple)的新闻发布会，声称其竞争对手“敲诈勒索”，并承诺“手机资费减半”。Free公司目前每月的基本移动套餐费用只需19.99欧元。法国第三大移动网络公司、Free竞争对手布伊格电信(Bouygues Telecom)掌门人马丁•布伊格(Martin Bouygues)对此则嗤之以鼻，“我可无意邀请吉普赛人到自己的私人城堡做客”，而尼埃尔这位颇具乔布斯风格的市场营销大师则专门开了辆宣传车到布伊格公司总部，车上贴着以下标语，“我们并非吉普赛人。”

Free的竞争对手对此牢骚满腹：尼埃尔通过大幅削减利润，迫使他们裁减职位。尼埃尔对此则不屑一顾：“如果某面包店在伦敦某大街开张后，街对面的面包师会对媒体说，‘我的妈呀，我得裁减员工了’？”他嚼着野蘑菇炖肉丁，又补充道：“本人最引以为豪的是，去年我的公司赠送全体法国人20亿欧元的购买力。通过本人的努力，平均赠送每个法国人40欧元。”

Iliad公司的市值已经较2004年上涨了10倍多，达到100亿欧元。（尼埃尔个人拥有约60%股份。）我问他，如果其策略在法国行之有效，为何不向全世界推广？尼埃尔解释道：“电信是国家垄断经营，不可能有统一的欧洲市场。意大利电信集团(Telecom Italia)就不可能在法国经营。瞧瞧我们在法国获取手机经营牌照的种种困难就一清二楚了。我们如果不是法国公司，就压根不可能获取电信经营牌照。”

因此尼埃尔“蚕食”了法国精英阶层的势力范围。我问他如何辨别精英阶层？尼埃尔设法描述这些人的共性思维：“大家上同样的学校，家长们也彼此相熟。在各个方面，属于同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彼此不想得罪对方。如果相互之间相安无事，就不会去打破手机资费方面达成的默契。谁愿意自降利润空间？就是不希望窝里斗。”

他如此把脉精英阶层中存在的“任人唯亲”。他说，多数法国商界领袖属于“家族继承，他们老是出入相同的社交圈，要不其职位就是直接或间接由政治势力所赐予，而后就大肆中饱私囊。这些人通常没啥大成就。看看法国的股票市场就一清二楚了：在CAC40指数（法国40家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只有金雅拓（Gemalto，制造智能卡）一家公司的创建历史不到30年。全世界有这种情况的国家屈指可数。”

上个月，法国精英阶层遭受重创，法国预算部长卡于萨克(Jerôme Cahuzac)被曝拥有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他们自认为制订规则时，自己可以游离于规划之外，”尼埃尔这样评价上述丑闻。

那么到目前为止，尼埃尔本人是否与乔布斯及扎克伯格一样，已经成功入围精英圈？对此说法，他极力否认：“本人不属于任何圈子。我的朋友都是‘正经’人，引述别人的说法——我喜欢和朋友在巴黎低调行事，比如探险洞穴。”我肯定面露诧异，因为他说：“在你看来，持股《世界报》和与哥们儿一起去探险古墓风马牛不相及，对吧？”

近日，惹恼了法国精英阶层的尼埃尔又惹怒了全世界的精英阶层。今年元月，有好几天，Free公司改变了默认设置数值，以阻止网络广告刊登。该做法的主要目标是YouTube，尼埃尔说原因就是YouTube拒绝为所产生的网络流量支付费用。法国数码经济部长佩勒林(Fleur Pellerin)命令Free公司立刻取消上述做法。当我提及此事时，尼埃尔这样回击：“你觉得部长大人让我们罢手，咱们就得乖乖照办吗？”我问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会继续做下去。时不时把广告删除掉，将来我们会把网络广告彻底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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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俩开始吃主菜（顺便说一下，味道妙不可言），但尼埃尔似乎对自己眼前的美食无动于衷，这完全不是法国人的做派。他说法国人并非不喜欢商人，而是对家族继承深恶痛绝。他声称自己的口碑很好。“无论是在大街、还是在报刊上，我本人从未受到过任何冒犯。”这么说他外出不带保镖？他笑了。“我到这儿安然无恙，”他说道，并揶揄我：“您觉得有危险吗？您带保镖了吗？”

三年前，尼埃尔与实业家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以及银行家马修•皮加斯(Mathieu Pigasse)一起，共同买下了最后的精英报纸——《世界报》。前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极力反对他们收购。开秘密会议时，萨科奇直接把尼埃尔形容成“偷窥秀的家伙”。

尼埃尔认为萨科奇的算计十分滑稽。“萨科奇支持的是左派杂志《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老板叫什么来着？右翼的萨科奇支持佩德里埃(Claude Perdriel)——没错，就叫佩德里埃！——他是萨科奇的密友。我们最终成功收购《世界报》，就因为萨科奇反对我们！”尼埃尔笑着说。《世界报》的员工对萨科奇提出的候选方案心存狐疑，于是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尼埃尔的竞标。

如今尼埃尔肯定能影响《世界报》？“我们救了《世界报》！我太喜欢用这个短语了。”他用英语重复说了好几遍：“我们救了《世界报》！（他把英语的‘the World’发成了‘ze World’）！我们从不干预其事务。《世界报》总部，本人只去过一回，就是当时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Erik Izraelewicz)过世。”《世界报》内部人的说法则是尼埃尔对报纸内容不加干预，但他的成本削减管理模式却让员工心烦意乱。可资证明的是：2010年，他在《世界报》的“特命大臣”(Michaël Boukobza)被员工们讥讽为“反坦克火箭筒”(Bazooka)。

尼埃尔既是乔布斯式的人物，也是法国版的公民凯恩(French Citizen Kane)。他还支持调查性新闻网站Mediapart，因为对方曝光了卡于扎克的丑事。我问他为何资助媒体？“我喜欢言论自由。”我开始说，“一个商人收购了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就是因为相信……”但尼埃尔打断了我说话：“我左右派媒体都赞助。”

他说自己每周还投资两家新成立的公司。“这比买六合彩更赚钱，而且其乐无穷。”他解释道，不管怎样，自己想捐出财富。“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穷光蛋，死的时候，财富于我用处不大。为何要把这么重大的责任留给孩子去承担？为何要剥夺他们独立生活的意愿？他们的钱已经绰绰有余，完全可以生活无忧。我希望把剩余的钱重新分配。”并附带说：“自己感觉乔布斯没有很强的财产捐赠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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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当亿万富豪肯定妙不可言？“听着，”尼埃尔回复道，“本人不讲究穿，不太喜欢豪车，只有一座豪宅，此外还晕船。要知道，你一天也只能吃三餐，每晚只能睡一回。我的一生很成功，自己也非常快乐。”我问他：难道当初在克雷泰伊时不曾做过发财梦？“当然做过，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可能就是要功成名就、发大财等等。但如今自己已如愿以偿，夫复何求？”

他解释说：自己不可能把全部财富捐赠出去，因为根据法国法律，他必须把四分之三的财富传给自己的三个孩子，他目前最大的孩子13岁。“这是以前的法律规定。如果向法国当政者提及此事，他们会这样说，‘法国人喜欢子承父产，所以我们不能作丝毫更改。’”

但至少他成功捐了7000万欧元、在巴黎创办了自己名下培养编程员的学校，他称之为“42”学校。（在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作品《银河系漫游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人生、宇宙以及万物等终极问题的答案是42。）该学校将于今秋正式开学，免费提供编程课程培训。尼埃尔尤其希望能吸纳寒门学子，他坦承自己的学校并无学位授予资格，但他并不以为然。如今已有5万名候选人申请学校的1000个名额。“我觉得10%-15%的学生将来能自己创业，那是个很了不起的结果。当然，1%的学生最终能功成名就，但已经很不错了。”

他说，这对国家大有裨益。“法国政府昏招迭出，如设定75%的超级边际税率计划，这不会影响任何人，只会引起全世界说闲话。”我问尼埃尔：对收入超过一百万欧元进行征税肯定也会影响到他吗？他答复道：“不会，因为本人的薪酬不高。”

这么说，他并不像其他法国人那样对国家心生绝望？“法国人总是牢骚满腹，那是老毛病了：总是抱怨个没完。”我问法国人为何会这样。“从原则上说，早在1789年，法国人就得到了法律授权，他们决定延续这个光荣传统。这个国家十分可爱，社会保障全面、税制也并非糟糕透顶。这是个十分宜居的国家，尽管它不是全球管理最棒的国度，但我打心底里喜欢它。”

尼埃尔不想要甜食与咖啡，他说自己从不喝咖啡。如此有节制力的法国人，本人还从未见过。然而，我享用咖啡时，他还是那么耐心地端坐着，让我实在感觉不好意思，于是含糊其辞地说自己耽搁了他的宝贵时间，让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采访。“没关系，”他回复道，“你咋会这么想？我每周要接受三次访谈，我会想方设法把它们都安排在周一。”

这位大富豪在日理万机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无怨无悔地坐了快两个小时接受我的采访，最后竟然还提出他来买单。我对他说，按规矩该《金融时报》掏钱。“但我希望也能支持一把盎格鲁-萨克森人（Anglo-Saxon，即英国人）的报纸，”他咯咯笑着说。不知怎的，我的信用卡在餐厅刷不了——与亿万富翁共进午餐，老出现这种情况——他再三表示由他买单，但经过一番“推搡”，最终还是我把单买了。

我问他是否爱吃这儿的饭。“这家餐厅很有档次，”尼埃尔说，很明显是平生第一次在回味刚才吃过的美味佳肴。“我在这儿一直吃得很爽，但我在麦当劳同样吃得很爽。”

我问他是否是乐天派。“本人心满意足，”他哈哈大笑地回答我。“我还抱怨谁？我啥都不缺，已经别无所求。”站在你眼前的就是法国人中凤毛麟角的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一个快乐的巴黎人。

西蒙•库柏是《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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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伦斯餐厅位于巴黎玛德莲广场(Place de la Madeleine)9号

2份野生蘑菇炖肉丁：86欧元

烤海鲈：48欧元

龙虾馄饨：53欧元

一杯杜尔比酒庄(Domaine de la Dourbie)2006年份葡萄酒：10欧元

瓶装依云矿泉水：7欧元

健怡可乐：8欧元

咖啡：6欧元

总计（小费计入）：218欧元

译者/常和

从肯辛顿高街地铁站(High Street Kensington Tube station)到Chez Patrick餐馆，一路小跑加冲刺只需五分钟。我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前后历经三年设法说服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CEO史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接受本人共进午餐的邀请后，我却发现自己深陷尴尬境地——无法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餐馆，即便我使出浑身解数，一路猛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汗，结果仍比约定时间（中午12:30）迟到了10分钟。

“别着急，赫斯特先生还没来呢，”一个身影对我说，由于恰逢伦敦难得的五月艳阳天，我看不清对方的模样。我很快搞清楚说话者是帕特里克•塔库(Patrick Tako)，他是这家小区餐馆的老板，也是赫斯特的朋友，赫斯特本人就住在不远的街道拐角处。“今天的客人应该不会多，” 他一边把我迎进门，一边补充解释道，似乎既想说明自己对本人的底细一清二楚，也知道今天没有其他客人莅临。

餐馆位于排屋中的前房，布置得典雅迷人，后厨是一伙清一色法国员工，聊得很high。即便又与餐馆老板塔库闲聊了10分钟，仍然未见其他顾客登门。不由得让我觉得提前预订餐桌的赫斯特今天可能是包了场。

也就急性子的金融城银行家常干这类事，因为这样一来既保护了个人隐私，又能趁机炫耀一把；而且这十分契合赫斯特的公众形象——全英国行事最张扬的银行家，又是英国最为爱恨交加银行的CEO，正是RBS，2007年和2009年让英国纳税人掏出450亿英镑纾困资金；正是RBS，不愿向身陷困境的英国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自己却大派红利；而丢人现眼的是，RBS目前仍是政府控股82%的国有银行。

今年52岁的赫斯特也是RBS的合适人选，与其他同行迥异的是，他浑身透出一副银行富豪与地主的派头：一张圆脸红光满面，在媒体面前常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情，似乎就是有钱有势大资本家的化身。

但除此之外，他并非如此。没错，他是苏格兰皇家银行CEO，薪水高得离奇，而且常夸耀自己的三座“府第”（完全是预料之中，第一座位于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第二座位于牛津郡、面积350英亩的布劳顿庄园(Broughton Grange)；第三座则是位于瑞士滑雪胜地韦尔比耶(Verbier)的梦幻小屋）。尽管有些前同事说他有时飞扬跋扈，据传有些政客与政府官员也曾恼羞成怒于他的倔强，而其密友说他的公众形象与真实面目大相径庭。在密友们看来，他是一位讲原则的高管、充满爱心的丈夫以及慈爱的父亲。“他为人特别亲切，”塔库递给我一杯香槟酒时，低声说道。

我之前采访过赫斯特，但访谈内容往往都是些严格限定、正儿八经的东西。这一次采访，对他而言，这是罕有地抛开拘谨银行话题的机会；对我而言，则是罕有地了解赫斯特真实面目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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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特走进来时，硕壮的身躯（因经常跑步与滑雪而越发健壮）立马在餐厅里显得咄咄逼人。他不想喝香槟，于是就搁到了我跟前（加上第一杯，现在我面前放了两杯）。我心里盘算是继续喝香槟、还是与赫斯特一起喝他点的Badoit矿泉水。最后我折衷了一下，香槟与矿泉水都喝。

我俩会面的前一天，RBS刚从监管当局那儿得到了少有的好消息——即它不会如坊间传闻的那样大举筹措新资金，以冲销放贷所造成的损失。我问赫斯特：四年半前RBS濒临破产边缘、危及英国整个金融体系，他临危受命接替罢黜的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担任CEO，并成功扭转乾坤，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成绩？赫斯特之前执掌英国土地集团(British Land)，在他的努力下，使这家英国地产公司成功实现结构重组。如今他喜欢说，“RBS正一步步成为一家正常银行”。

菜单拿过来时，看到有几位客人进来，总算缓解了这里员工人数超过食客的窘境。我问他还会在CEO职位上呆多久？事实上这个问题自他担任苏格兰皇家银行CEO以来，已是一再被问及，尽管他130万英镑的年薪再加上六倍于薪水的奖金在英国工商界引发了最大争论，也被视作最为冷血无情之举。

通常情况下，赫斯特会用一些固定答复来闪躲此话题。他常用冠冕堂皇的套话描述自己五年工作的重点是“拆除RBS资产平衡表这个定时炸弹的引信”——他指的是在呆坏账“最终引爆”并把RBS所有资金消耗殆尽前，自己想方设法寻求重组或是出售资产。另一标准的缺省说法是自己希望“工作善始善终”，这通常意味着他希望未来几年引领RBS实现私人化，但整顿午餐期间，他说得口直心快。

他说如果自己说话的语气“华而不实”，希望我能原谅，并说自己把接任苏格兰皇家银行CEO作为“某种使命，我本可以在英国地产集团躲过这一切风头浪尖，但本人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既来之，自当鞠躬尽瘁。” 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让RBS重回持续赢利轨道以及实现私人化。“我不喜欢失败，我憎恨失败，”他略带激情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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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库过来取我们点的菜单。赫斯特去掉了第一道主菜，转而点了蔬菜沙拉及金枪鱼排（四分熟），因为他既是现代紧缩经济政策的信徒，又是减肥的践行者。我是素食主义者，于是选了双份芦笋小吃作为自己的主菜，又点了新土豆用来填饱肚子。赫斯特似乎不希望给人留下苦行僧的形象，他趁机对我说自己十分喜欢烹饪。“我昨晚亲自为儿子做了一顿饭，”他自豪地说道——尽管我问他都做了些啥时，他显得有些沮丧，并坦承自己迫于儿子的纠缠，“只是做了培根吐司豆子。”

赫斯特不愿把自己归类为信奉弱肉强食理念的老派银行家，理由就是透露平时（尤其在周末时）自己吃的食物就是牛津郡庄园(Oxfordshire)栽种的各种蔬菜。“我喜欢从自家的蔬菜地里摘取全部食物。这个时节，芦笋开始茁壮成长，让人感觉春回大地，开始觉得万物生机勃勃。”

对绿色蔬菜的钟爱，源于他从小生长于约克郡(Yorkshire)的缘故。赫斯特出生于该郡一个小村庄，他希望我不要在文章中透露该村的名字，为的就是保护他父母的隐私（老俩口目前仍生活于此）。尽管他自我感觉是约克郡人，但听他讲话根本感觉不出来。在国际金融界浸淫30年（尤其是在瑞信(Credit Suisse)纽约分行以及后来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后，约克郡口音的所有蛛丝马迹都不复存在，他说话声音柔和、口齿清楚，压根听不出是何方口音。

我原本担心因订餐以及闲聊食物而引出的这段插曲或许会让赫斯特谈及自己如何执掌RBS时所展露的坦诚大打折扣。但如今明显看出他心情放松，他那固定程式的试探性微笑也踪影全无，转而成了时不时的爽朗大笑。有些人常把他试探性的笑容诠释成为讥笑。

因此我们点的菜端上来时，我就他不服输的话题继续“穷追猛打”。他一向如此吗？他坦承：“16岁前，我一直是随波逐流，学习及各类竞赛，自己总是第三名，但我从没意识到获胜的意义……但就在我得过且过之时，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想要出类拔萃，于是我把目标定到了上牛津大学(Oxford)。”

想上牛津，基于他功成名就的父母的影响——他母亲是位心理医生，父亲则是化学教授——但他上的是当地的综合学校，那里之前从未有学生上牛津与剑桥。赫斯特玩弄沙拉时，说自己对教育环境的落差的感受是多么强烈：以前所有朋友都是农场主的儿子，自己所有假期都是在农场里打零工，而在牛津接触的都是精英分子。

他在牛津玛格莉特夫人学堂(Lady Margaret Hall)攻读的是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如今的英国外相黑格(William Hague)当时也就读于此。大四时，他巧妙地免费参加了瑞信在某豪华餐厅举办的一场晚宴。这是校园招聘会(milk-round interview)的一部分，尽管他并未申请瑞信的研究生计划，但他偷偷摸摸地溜了进去，算是找了个享受美食之地，而这些美食通常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范围。尽管他后来回忆说自己被摆放五道主食大餐的餐具搞得晕头转向——“我压根就不知道如何吃鳄梨大虾”——很显然，他吃完后全身而退，没想到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他就服务于这家银行。

那么，与瑞信偶遇开始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在金融城、而不是在农庄或是学界工作？他解释说自己头脑敏锐（他毕业时获得一等学位）与向往奢华生活（他不但喜欢美食，而且痴爱滑雪）让高就银行业成为必然选择。“我并非追求高收入，”他说，尽管他承认自己25岁时，已经挣得比他老爸还多，“去银行业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它群英荟萃。”他又回到自己竭尽所能做事以及成绩卓著的主题——这正是他在瑞信不断高升以及自己2002年从瑞信跳槽至阿比国民银行(Abbey National)担任财务主管之不竭动力所在。2004年，他又转投英国土地集团担任CEO，并于2008年最终跳槽至RBS担任其CEO。

通过巧妙地腾挪闪躲，赫斯特足足耗了90分钟，而此时金枪鱼排还没吃掉一半。布丁很显然并非赫斯特中意的东西，当塔库再次过来取我们点的菜单时，我点了薄荷茶，赫斯特则点了双份浓咖啡。我们的会谈转向当天报刊杂志几个重大话题——如英国在欧洲的地位问题（他说谈论英国是否退出欧盟“风险较大”）、累进税制的重要性（他觉得税法从严“合法合理”，因为这有利于重新分配公司及包括银行家在内的个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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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皇家银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回应各种指控（不管是关于他自己获得的奖金数、还是RBS旗下投资银行与海外业务的规模和范围），抵制政客与监管当局一再要求改革的压力。但去年，他更多地把自己打造成言听计从的公仆形象。首先，在经历难堪的计算机系统崩溃、使得储户无法提取自己资金后，赫斯特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奖金，而后他又同意出售RBS美国分行资产以及缩减旗下投资银行的规模。

面对种种压力以及负面的公众形象，他如今不因选择RBS而落得这般境况而深感后悔吗？接受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使命”，他难道不心生抱怨吗？难道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我的话题触及了敏感地带。三年前，赫斯特与发妻芭芭拉（Barbara，加拿大人，也是瑞信前银行经理）19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当时也是政界围绕RBS及赫斯特高奖金福利争吵得最不可开交之际。或许只是由于今天艳阳高照，但赫斯特突然间脱掉夹克，显然觉得热不可耐。此时似乎一切暂时停顿下来。他坚定地说道，执掌RBS的千斤重担压根不是自己离婚的原因——不幸的是，完全是另有诱因。他继续说道，心情也显得开朗多了：“我能够坚持下来的唯一方法是自己拥有异常强大的掌控能力，就像双控开关一样。”

他每周设法把自己出席的晚会控制在两场之内，力求每晚7点钟下班，周末绝对不加班。同样，其它日常事务他也力求做到井然有序——每天早晨6点钟在霍兰德公园(Holland Park)跑步，过去是孤身一人；最近则常由现任妻子苏茜(Suzy)陪着跑，她是JO Hambro基金公司财富经理。

他的空闲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他有个17岁大的儿子与一个15岁大的女儿）以及与自己学生时代就结交的一帮行事低调的铁哥们一起玩。当然还有他心爱的布劳顿庄园，赫斯特每隔一个周末就会来此度假，它的花园部分由切尔西花展金牌获得者汤姆•斯图尔特-史密斯(Tom Stuart-Smith)设计。“对我来说，花园里的各种植物就犹如美妙音乐之于音乐发烧友，”他说，并兴奋地补充说自己刚为妻子苏茜选定生日礼物——一棵雪松与一棵日本连香树。此时赫斯特万般柔情的一面惊鸿一瞥地展现出来——它展现了RBS日理万机的银行家显为人知的一面。说到自己的家人时，赫斯特两眼放光。再次感受美满婚姻“真是妙不可言”，他说。

如果说个人生活历经过去几年艰难时光、如今蒸蒸日上的话，那么关于RBS的好消息或许最终也同样可期——假设议会某重要委员会原定下周公布的报告并不建议分拆苏格兰皇家银行。如此一来，他是否就可以堂而皇之说满意目前CEO的工作，并且希望一直做下去？整个用餐期间，我以不同方式多次问过赫斯特这个问题，但他的回答都是闪烁其辞。很显然，他并不喜欢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工作——从公司裁员到政治势力的干涉，不一而足——尽管他不愿一一明说。“追求短期狭隘目标，既容易陶醉，又很容易实现，”他说。“回顾往事，我想自己肯定会不断总结，我也很满意自己所取得的成绩。”

我买完单后，与他一起步入午后炽热的户外、互相告别，此时一缕阳光正好照在赫斯特没喝的那杯香槟酒上，它依然放在靠窗的那张餐桌上，滴酒未动。看来举杯欢庆的时候还未到。

（编者注：苏格兰皇家银行已于6月12日发布声明，宣布赫斯特将于今年底离职。此次访谈完成于声明宣布的前一月。）

帕特里克•詹金斯是《金融时报》银行专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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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z Patrick餐馆位于伦敦W8斯特拉特德福路(Stratford Road)7号

金枪鱼排与蔬菜沙拉：17.80英镑

芦笋：14.70英镑

新土豆：2.90英镑

2瓶装Badoit矿泉水：8.20英镑

薄荷茶：2.10英镑

双份浓咖啡：3.00英镑

2杯香槟免费

总计（包括小费）：56.00英镑

译者/常和

11:30，柳井正(Tadashi Yanai)准时步入房间，主动与我握手。这位日本首富（福布斯(Forbes)最新公布其财富高达155亿美元）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而结实，灰白头发剪成了寸头，似乎是为出家做准备。这位优衣库(Uniqlo)连锁店创始人身高不超过5.4英尺。然而他显得很壮实，酷似拳击手。尽管他已64岁，仍是当今日本最具创新意识的企业家。

他旗下的控股公司迅销(Fast Retailing)专心致志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抑或说至少一心一意赶超自己的三大强劲竞争对手——拥有Zara的Inditex、H&M以及 Gap。优衣库是迅销旗下最知名品牌。迅销在14个国家开设了1000多家门店，全年销售额超过100亿美元。仅优衣库每周就会新开一家门店，明年开春就会在德国的柏林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开设新门店。

我俩就在Azure 45餐馆的私人包间用餐，这是东京几十家高档法餐馆中的一家，饭菜档次无与伦比。Azure 45餐馆位于丽思卡尔顿高层酒店(Ritz Carlton)第45层，在此可以饱览东京塔(Tokyo Tower)的丰姿及整个东京城的美景。大小不等的玻璃串珠悬挂于餐桌上方，恍如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档迪斯科舞房。柳井正每天早上7点开始工作，下午4点下班回家陪伴妻子以及练习打高尔夫球，因此全公司只得顺势把日程安排提前。即使以日本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俩约定的11:30会面时间都有些早，日本人约定俗成的午餐时间是中午12点。

“一看脸相，就知道您是英国人，”我俩在长条餐桌前一坐下，柳井正说。“你浑身上下透出英国人的气质。”他说这话的时候，身子几乎悄无声息地后靠椅子，嘴巴幅度很小，十足像个口技演员。他神情严肃，尽管隐约显出逗趣的一面。他放声大笑时，不时咬自己的牙齿。

我问他我身上有啥英国人气质？“浑身上下，你身上英国人的气质一目了然，”他说，“他们注重细节与传统，但也崇尚反主流文化，年轻一代与父辈存在代际矛盾等等。但所有一切浑然天成，已经内化成常识。”

这并非本人希望的开场白，但在日本，这是相当典型的谈话方式，所谓国民性格依然是观察世界的重要媒介。看到已步入正题，我于是问他是否日本人也是如此。经常听到东京“的哥”堂而皇之地发表类似言论：英国和日本一样，都是偏安广袤大陆一隅的岛国。柳井正则更关心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差异。“恐怕日本人往往陷入集体歇斯底里症，”他说道。

对此说法我不能轻易放过，于是问他何谓“集体歇斯底里？“以史为鉴，”他回答道，并讲述日本经历闭关锁国300年后，如何突然在19世纪末融入世界，并首先于1895年打败大清帝国，而后于1905年打败俄国。“日本人于是有了这样的直觉：‘我们有能力做到一切，能够扭转乾坤，甚至可以说无所不能。’”他指的是日本曾经的狂妄自大，正是这让日本发动了对整个亚洲的侵略战争，给亚洲造成了深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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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三位服务员在我们周围盘桓，他们都身穿蓝色西装，打着淡蓝色领带。他们给我俩倒完苏打水后就开始上菜（酒杯已被悄然拿走）。在日本，正式用餐按惯例得预订，柳井正的手下对用餐地点肯定是精挑细选。第一道菜是亮橙色的北海道海胆，它放在锯齿状大盘中，底下铺着白色茴香与海藻酱，活脱一顶倒置白色牛仔帽。海胆味道鲜美，但酱味稍微有些重，盖过了原味。

正当柳井正以日本人的吃法啧啧享用起海胆（据说这种吃法能增味不少）时——我赶忙说且慢，然后掏出iPhone抓拍他的吃相。通过镜头，我再次注意到他一板一眼的寸头和突出的双眼。“这就好比烹调，”他自贬起自己的长相，“如果原料不好，就长不出帅哥模样来。”

我希望继续谈论挥之不去的日本侵略的历史遗留问题。尽管优衣库等日本公司如今越发仰仗中国员工及消费者，但柳井正三下五去二就已把第一道菜消灭了，我觉得应该趁热打铁。蘑菇冻汤端上桌后，我转而问他的童年时代。柳井正1949年出生于山口县(Yamaguchi)的煤炭城市宇部(Ube)，他的父母在此经营一家西式服装店。柳井正把宇部与约翰•福特《青山翠谷》(John Ford’s How Green Was My Valley)中坚忍不拔的威尔士煤矿山村相提并论，这部影片讲述了对环境与社会的过度掠夺。“想当初，日本仍是个被美国占领的国家，国贫民穷，我父母在一楼开了店铺，全家则住在二楼。”他还清楚记得当时巧克力与咖啡的味道让他“魂牵梦萦”。

他接着说，只要有煤矿倒闭，他的同学就会随全家远走他乡。“我从小就知道企业都有‘大限’，一切终有尽头。”我问他是否想逃避？“当时我就知道父亲对我有所期待。”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终有一天要接掌衣钵。但他也希望当“工薪阶层”——衣冠楚楚地去日本大公司高就。

他考上东京久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与政治学，他说大学期间，自己把大量时间耗在了打麻将与玩弹球盘上，弹球盘容易上瘾，面无表情的赌徒把金属球塞入嘈杂的机器中。他说，自己当时聆听爵士乐，“沉醉于美国文化”。正是上世纪60年代末学生因越战以及日本对美国惟命是从而举行抗议活动，从而导致早稻田大学停课了18个月。柳井正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游历，最后一站是英国。他惊讶地发现每个人说的都不像英语，抑或说至少没人用自己理解的美式英语说话。“伦敦英语，我一个词都听不懂，”他说。他一想起这段往事，就不由得哈哈大笑。

1971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某连锁超市打了一段时间工，然后回到宇部父亲的老店铺。1984年，他担任业务繁忙的家族企业社长，并在广岛(Hiroshima)的背街小巷开设了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仓储服装店（优衣库原先的名字）首家分店，销售的并非父亲主打的男士现成西服，而是廉价休闲装，类似于佐丹奴(Giordano)当时在香港的销售模式。

优衣库（公司起初名字的缩写）开始发展壮大，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共开设了100多家门店。柳井正随后开设了首家东京门店。不久后，它开始量产经典款主打产品——售价20美元的羊毛夹克，据说每四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购买过它。它开始与日本技术最先进的厂家合作，试验冬日保暖、炎热夏天透气性好的新型面料。他说，优衣库后来把门店从东京开到伦敦、纽约、上海、莫斯科等大城市，但与这些相比，当初把门店从宇部开到东京的意义更为重大。“全球的大都市大同小异，”他说。

尽管如此，仍不乏出师不利的例子。2001年，优衣库在伦敦开设了几家门店，没想到多数因经营惨淡而关门了事。柳井正说失败的原因是门店相关标准的制定差强人意。在日本，尽管优衣库产品低廉，但消费者仍贵为上帝，员工必须彬彬有礼，门店必须布置得干净整洁。柳井正说这正恰恰是伦敦门店开张之日糟糕透顶的地方。“我当时很生气：地板肮脏不堪，货物胡乱堆放，”他一边说，一边津津有味地享用着刚端上来的、精心烹制的白鱼。“当时我都快气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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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那次“出师不利”后，优衣库在纽约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等黄金地段开设了国际旗舰店，并开始大肆宣传品牌，随后的“攻城略地”就变得一帆风顺。柳井正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20年，年销售额基本上要翻5番，达到500亿美元。我问他是否在重蹈日本企业的典型覆辙——重视规模甚于利润？“规模大小本身没啥意义，”他立马回击道。“但如若没有规模，就无法生存下去或是保持竞争力；如若没有规模，就很容易被吞并或是破产。请记住，本人已亲眼目睹很多企业如此败亡，”他说道，不言而喻指他家的宇部小店铺。

服务员端来了和牛里脊，点的菜量恰到好处，因此上的一道道菜刚好能吃完。端上来的牛里脊泡在红葡萄酒汁中，并用一些时蔬点缀，与其说是一道菜，倒不如说更像先锋派艺术展示。

我问柳井正制衣业的模式是否能持续下去。毕竟，它如今依赖的是中国不再廉价的劳动力（大多数优衣库服装在中国生产），以及孟加拉国等制造业后起之秀的崛起。今年4月，孟加拉国一家服装厂发生惨剧，1100位工人因厂房倒塌而被压死。西方消费者会不会因此下定决心减少购买次数，并选择在更人性化工作环境生产出来的高档服装？“大家都说全球化有消极方面，但我认为全球化并无弊端，”他说，此时叉子上正叉着牛肉。“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批评全球化，如果设身处地从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就会有无限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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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依不饶：孟加拉国的惨剧还造成了大量工人伤亡。尽管倒塌的拉纳大厦(Rana Plaza)中，并没有生产优衣库服装的厂家，但不管怎么说，迅销公司事后有所行动——加入欧洲人改善工厂生产环境的倡议。“有些欧洲人总是觉得这些工人遭受残酷剥削，人权遭践踏，因此他们需要组建强有力的工会，”他说，对于那些想当然的搅局者，他深不以为然。“但在我看来，除非每个工人以及所有的孟加拉国人能够自食其力，否则他们就没啥前途。”

即便在日本，优衣库时常被称为“黑工厂”。因为按照日本人的标准，它的员工流失率过高——不到三年，新招募的全部员工就有一半挂职而去。此外，优衣库也因在日本无处不在而反受其害。有个俚语叫unibare，意为被警方抓住的坏人都穿着优衣库服装。柳井正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目标就是把旗下产品拥有的良好国际声誉“出口转内销”至国内。

在日本国内，柳井正因其巨额财富而出名，但这并非总是褒奖，因为在日本，财富的来路往往存疑。在柳井正东京市中心豪宅的花园里，修建了一座迷你型高尔夫练习场。我上次采访他时，他说自己对财富并无兴趣，尽管他坦承很享受日本首富的虚名。那么这两者该如何自圆其说？“本人自认为是凡人一个，”他说，“我并无特殊能力，自认为天生不是个挣大钱的料。早就认为公平公正以及为社会做贡献最重要。”我故意激将他：您家里肯定收藏有一二幅梵高(Van Gogh)的画作吧。他的回应是亮出手腕，证明自己只是戴着一块瑞士普通计时表。“这就是我每天戴的表，”他说。我之前也见过这块表，这是亿万富翁型的惯用伎俩——急于证明自己尽管腰缠万贯，依然未改朴实本性。

我们点的冰淇淋与咖啡端了上来，咖啡就盛放在精美的骨瓷杯中。我说：一年前采访您时，您对日本经济以及短视的商业文化特别悲观绝望，认为日本经济深陷于债务的汪洋大海难以自拔。他揶揄道，每个日本人都心存幻觉，觉得自己是中产阶层，但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一贫如洗。“日本国民的全部储蓄都被政客以及官僚主导下的社会福利体制挥霍殆尽。”

从那以后，新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实施大胆的经济复苏计划（有些人说不计后果），中心议题是让日本摆脱长达15之久的经济滞胀。坊间还传有更激进的改革计划，即大幅开放农业及医疗等领域，以实现充分竞争。自从9个月前推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后，日本公司重拾信心，股市也大幅飚升，大大增加了柳井正的账面财富。日本的年经济增长率超过3%，远超多数发达经济体。他对前景应该更乐观了吧？

“到目前为止，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他坦承。“但仅此一项并不够，除非进行更切实的结构性改革。”他说，日本必须放宽限制与放松管制，向外国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并列举了英国实施的撒切尔式改革为证。“如果日本继续实施孤立政策、保护国内市场，”他一锤定音地总结道，“那么就会成为第二个希腊、第三个葡萄牙。”

柳井正起身与我告别并向外走去。这位工作繁忙的富豪给了我90分钟采访时间，算是给足了我面子。我扫视了一下餐馆，只见衣冠楚楚的食客人头攒动，他们一边享用着法式大餐，一边眉飞色舞地聊着天。我不知道他们中有谁会幡然醒悟，与柳井正相比，自己只是个穷光蛋；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人手一件优衣库羊毛夹克？

戴维•皮林是《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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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re 45位于东京市中心丽思卡尔顿酒店第45层

2份套餐：共计20000日元

北海道海胆

冰凉蘑菇汤、粉红色虾泥、龙虾汤

金泽(Kanazawa)时令鱼

和牛里脊

金万利甜糕点(Grand Marnier baba)、巧克力冰淇淋、巧克力奶油泡芙

2份咖啡

3瓶毕雷矿泉水(Perrier)：1590日元

总计（包括小费）：24396日元（约152英镑）

译者/常和

当一个中国富商就要进门时，我的“雷达”通常会提前发现——下属们在走廊中快步走着给老板清场的声音，正是目标暴露的原因。

不过，在郭广昌到达午餐地点前，并没有出现快步跑动和俯首恭维之声。郭广昌的集团总部位于上海外滩比较老气的一端，本次午餐就安排在总部的管理层餐厅。他突然驾到，身材瘦削，带着眼镜，形象介乎于图书管理员和农民工之间。若非建立了一个资产达80亿美元的综合企业，他可能真的会成为农民工。

郭广昌不是中国首富；也不是最高调的，用他的话说，更不是最聪明的。然而，在47年的人生中，他从一名贫穷的农民蜕变为一个拥有太多财富的人，以至于成为有钱人不再是支撑其每天起床的动力。

1992年，郭广昌和三个大学好友一起创建了复星集团(Fosun)，如今的复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综合企业。在我家孩子注射流感疫苗的上海医院，孩子们订生日蛋糕的面包房，放假时热衷的度假村，复星都持有大量股权。甚至我们脚下走过的很多土地（通过其旗下控股的庞大地产所有），都属于复星。

此外，复星最近尝试（未能成行）收购《福布斯》(Forbes)，正试图（很可能成功）收购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并已收购葡萄牙最大的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今年到目前为止，复星完成了12笔海外收购，并且很有可能马上进入欧洲，伺机收购一家你所熟知的公司。所以，现在正是弄清郭广昌之所以然的理想时刻。

据郭广昌所言，这是佛教、道家、儒家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混合作用使然。他称，自己在中国古代圣人（还有一个是“奥马哈的先知”）的智慧中找到做投资决定的灵感。此外，他还是太极拳的追随者，尽可能地经常练习这种亚洲武术。不过，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却是食物，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共进午餐。

1967年，郭广昌出生在中国东部的省份浙江，当时，吃是个大问题。在那不久前，中国刚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并遭受着席卷全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他回忆称，他家虽不至于忍饥挨饿，但吃的也不是山珍海味（基本食物按照每个家庭对生产队的贡献来配给）。“一定可以让你吃饱的，但肯定吃的很差，”郭广昌回忆起他母亲称，“我妈妈会偷偷种些红薯让我们吃饱。”

尽管如此，跟许多同龄人一样，较之苛责，郭广昌对中国近段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光更为怀念。他对那时母亲的招牌菜——梅干菜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梅干菜跟猪油搭配最香。

“那时很穷的。蒸的米饭，如果上面铺一层梅干菜，那个猪油就化开了，很香的。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他说道，“梅干菜就是我们的乡愁。”

梅干菜之于郭广昌，就像“小玛德莱娜的点心”之于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Proust)。此外，这种晒制的咸菜还是他在寄宿学校的日常口粮：在中国，包括像郭广昌家一样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在内，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想上学，就只能去离家最近的县城寄宿。他母亲总会尽可能的省下猪肉和猪油，放在一罐梅干菜里，让他带去上学，足够过一个星期。

我们的午饭安排在复星全素食管理层餐厅的一个包间内。当我问到午饭是否会吃梅干菜时，他高兴地大叫起来。不过，我们似乎吃不上，不是这道地方菜不够档次，而是因为它不是全素的。在郭广昌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面，并咬了一大口红薯时，我问他是否是素食主义者。他说自己不是，不过在他母亲去世后戒了一个月的肉食，以此悼念身为虔诚佛教徒的母亲。如果条件允许，他也会每天午餐时在食堂吃一顿素餐。

今天的午餐包括甜玉米，冬菇炒冬瓜，秋葵，菠菜和豇豆炒土豆。中国多数商务午餐都会配有白酒，但今天没有。这就是郭广昌对待生活和财富的方式，无论是食物、饮品还是市场投机，他都不喜欢极端主义。他继续说道，太极就是保持阴阳两级的平衡。

我问道，这些跟收购葡萄牙的保险集团有关系吗？

“太极不是讲究先发制人的，而是后发制人，在体会某种变化之后反应比别人快，”他说道，“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比市场快很多，因为人的智力和眼界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在看到这种变化的时候，感受比别人快一点，敢于在变化时作决定。”

尽管任何一个称职的太极大师会告诉你，想要理解太极的第一宗旨需要数年时间，但我确实能体会到一点关于“感受变化”的说法，虽然我只是理解了郭广昌所说的一小部分。最近在练习过太极后，我体会到，仅仅是把手指伸向大腿外侧，我也能改变我的平衡点，以至于太极导师用全力也无法将我击倒。

郭广昌称，以前他几乎每天都会练习太极，哪怕现在他太忙，一周只练两天，他“也会通过坐来练习太极”，似乎连吃饭时也不例外。“你看，我很少这样坐，”他特意做成懒散的样子。“现在我一般都这么坐，”他边解释边笔直地坐在椅子边缘，“这样的话，你的气是很流畅的。”他补充道，这样会让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有点不舒服时练太极也能很快恢复。”

我对中国“气”的概念或者说“精气神”的理解跟对太极的体会一样差。不过，为了帮助我理解，郭广昌甚至难得地说起了英语，“如果你每天能坚持这些动作哪怕五到十分钟，对你的身体也蛮好的。包括有时在召开电话会议时，我会边听边做些太极动作。”员工称，在进行艰难的并购交易谈判时，他也会在会议间歇不由自主地打起太极。

……

东方思想对他投资策略的影响不止如此。 郭广昌解释道，佛教最重要的是教给你“一切从心出发，去体会别人的心。其实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感觉做生意就是修行，不要只是想赚钱，而是从为别人去想的角度，把事情做好了，赚钱只是最后自然的一个结果。”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他补充道，“把一个企业做好，你提供就业，你对员工好，其实是最大的修行和慈善。”

曾有人说，郭广昌认为智商不是财富的关键。相反，关键在于心力。很多不同领域的能言巧辩之士都试图把这个词翻译出来；郭广昌如此解释称，“有些人做了错误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智力不行，而是因为他们抵挡不住心里的诱惑，心魔。”

例如，“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前，很多人买了次级债务，其实他们心里知道其中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如果不买，当年的奖金就少了。他们做这个决定是为了短期利益服务的，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这其中有危险。”这些人没有心力。郭广昌称，当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你有没有勇气去改变，哪怕你是领导，哪怕你觉得自己应该总是对的，这也是一种心力。他提到《阿甘正传》，“他不聪明，却很成功。”

郭广昌还引用了巴菲特的例子，后者正是他制定建立综合企业、利用保险基金投资多种行业的策略时的模仿对象。他说道，“我觉得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他补充称，巴菲特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投资的纪律性、对市场的敏感性和长远的眼光。看起来，那些也是心力。

除了佛教和巴菲特，郭广昌认为还有另一个贤者造就了他的成功：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通过广泛的经济改革改变中国的领袖。邓小平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致富光荣”（很可能是他人杜撰的）。郭广昌称，“如果不是邓小平分发田地给农民，我们就吃不饱。因为地很少，浙江很多地方是吃不饱的。”他表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他就上不了大学，“就不可能有复星”。

郭广昌的公司名，反映的是其视为珍宝的大学教育：复星的意思是“复旦大学之星”，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是他的母校，也是上海久负盛名的学术机构。不过，郭广昌在复旦不止拿到了哲学专业的文凭：每晚11点，他卖面包给下晚自习后饥肠辘辘的同学，以此磨练了做生意的能力。那时郭广昌每天晚上赚5块钱，看起来十分微不足道，但他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30块钱。

1989年毕业后，郭广昌原本计划出国留学，但却拿着学费与三名同学创办了复星（现在三人仍在复星）。如今，复星已走过22个年头，投资范围包括从钢铁到采矿业、从旅游到制药业。

在现代中国，这种“浙江暴富”的故事并非个例：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浙江人，同样是太极的爱好者。郭广昌常被人以马云作比，不过他自称不如马云聪明（连太极也不如他好）。“没有人像马云一样聪明，”郭广昌大笑着说，“他是，我们说，外星人。我只是个普通人。”——尽管福布斯华人富豪榜数据显示，他是个净资产达到43亿美元的普通人。

话题转向最近的动向。复星为取得法国度假连锁集团“地中海俱乐部”主要控制权已经打了一年多的攻坚战，最近还斥资7.2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纽约的Chase Manhattan Plaza。然而，复星近期最重要的一步战略性举措，是斥资10亿欧元收购了Caixa Seguros保险集团。中国财富日益增长，很多海外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进行发展，地中海俱乐部也是如此。在郭广昌收购这类海外企业时，Caixa Seguros可为其提供资金，无需增加负债，特别是在评级机构已认定复星举债过高的情况下。

“拥有这家保险公司，意味着我们拥有了130亿欧元的保险资产可用来做投资，”他补充道，包括对阿里巴巴最近在美国上市时投资的1亿美元。不过，我提出，你不能只把葡萄牙保险公司当作资金源，还必须向葡萄牙人卖保险（而该国的保险规则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难道不会有点困难吗？郭回答道：“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投资保险。我们是能够看得懂保险的。”这句话颇有些不祥的色彩，但他的信心不会动摇。巴菲特利用保险推动投资，郭广昌也决心如此。

采访就要结束了，但郭广昌几乎没动碗里的面条，我依然想知道：一个成长于农村家庭的男孩，究竟怎么看待这个“经济准霸主”的现状？学者们对贪婪、浮夸之风以及人心不古咬牙切齿。郭广昌是否担心中国会坍塌在自己利欲的重压下？

他稍稍面露责备之色。“一方面我说，你要理解，因为我们穷了太长时间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对好的生活、对金钱的渴望，希望你要理解。不用过于急苛或批判它。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他补充道：“我相信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道家和儒家，是很平衡的。它会引导大家回到内心，回到真实所需要的东西。当大家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希望会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想富，想显露他的富，这是正常的。但逐渐，他觉得那个很无聊，他觉得内心的平衡和幸福更重要，他会转向去选择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过程。”

秉持着这种信念，这位富有哲学思想的企业家扬帆启程，很可能把手伸向另一个你近在咫尺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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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商务大厦

上海复兴东路2号，200010

菠菜

秋葵

蘑菇炒冬瓜

土豆炒豇豆

蔬菜面条汤

红薯

甜玉米

总计：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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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帝国的崛起

1992年，郭广昌与复旦大学的同学，出资3.8万元人民币，一起创办了一家市场调研机构——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4年，扩大投资领域至房地产和制药业。

2004年，复星国际(Fosun International)在香港创办，并于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10年，出资收购了地中海俱乐部7.1%的股权，这是中国上市企业首次直接控股法国上市公司。

2012年，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合资创办复星保德信人寿。此外，对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进行投资。

2014年，以10亿欧元的竞标价购得葡萄牙最大的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 80%的股权。其他的投资项目包括马来西亚连锁餐厅——食之秘(Secret Recipe)以及美国电影制作公司Studio 8。对地中海俱乐部提出新一轮收购报价。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张嫣补充报道

插图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译者/马柯斯

“您要鸡肉还是牛肉？”

在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浏览菜单之余，维珍航空(Virgin Atlantic)送餐空乘人员的口头禅不禁脱出而出。这位集慈善、企业家与冒险家于一身的名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径直告诉我自己九个月前就已不吃牛肉，原因是他拜读了养牛业对热带雨林造成危害的相关文章。“我发现不吃它丝毫没影响，”他这样答复道。

Locanda Verde餐厅肉食为主的菜单倒没有这种忧虑，但我放弃了点鞑靼牛扒的想法，转而寻找既能满足本人胃口又能满足对方良心的菜。这家向阳餐厅由大厨安德鲁•卡梅里尼(Andrew Carmellini)在罗伯特•德尼罗(RobertDe Niro)名下的格林尼治酒店(Greenwich Hotel)内开设，属于纽约翠贝卡区(Tribeca)砖裸露型建筑风格，开张五年后依然很具时尚感。布兰森走向餐桌时，还与名模及电视时尚秀评委海迪•克卢姆(Heidi Klum)搭讪了几句。

布兰森此前从未在此用过餐——选在哪儿用餐他完全听之任之——对于这位以奢侈享乐型大腕来说，美食带给他的乐趣似乎微不足道。“我很幸运娶了位好老婆，她是很棒的厨师，”他平静说道，“但我对吃从不挑剔。”

服务员来到我们身边后，布兰森点了拌有菜花、葡萄干以及意大利乳清干酪的管状面条casarecce，主菜则点了蒜味鸡（还点了菠菜及烤土豆）。一想起养牛业危及热带雨林的事，本人就点了腌甜菜沙拉作为自己的头道菜，而后眼睛一下子瞄上了大比目鱼。2011年，布兰森加入Ocean Elders后，把拯救海洋加进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中。Ocean Elders这家对话组织名人荟萃，其中包括了约旦王后努尔(Noor)及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我问他大海中大比目鱼的数量如今是否属可持续循环状态。

“我觉得大比目鱼实现了良性循环，”他的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他没点葡萄酒，相反，只要求在纯净水中加点橘子汁。我则点了苏打水，丝毫没有通盘考虑瓶装水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我们的午餐会恰巧在布兰森一周典型行程之中——他先到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参加维珍联合基金(Virgin Unite)的会议；而后转场多伦多、参加维珍移动公司(Virgin Mobile)为加拿大无家可归者创办的培训班；如今则身处纽约，举办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的新闻发布会。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包括了九名前世界领袖，支持毒品使用非入刑化。

接下来他将赶赴华盛顿，参加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早餐会，然后直奔费城附近的“离心机吊舱”休整，为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期待已久的亚轨道太空飞行之旅养精蓄锐，他把它誉为“全球首条商业太空游线路”。在这些公开活动期间，他还将挤出时间打理自己五花八门的业务——航空公司、铁路运营公司、体育馆、移动公司业务、电台、音乐节以及银行，福布斯(Forbes)预计它们总共给他带来约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在私底下，布兰森这个爱出风头者却显得腼腆。他满头银金色头发，访谈期间，几乎不抬头与我进行眼神交流。他身穿黑色运动夹克，并解开了两粒衬衣纽扣，手腕袖口的扣子也没系上，介绍自己的下一场冒险活动时，手中不时摆弄着钢笔。

他在热气球、高速快艇等惊险运动中算是出尽了风头。但今年64岁的他知道太空之行会让身体承受完全不同的压力。“速度从零飚升至每小时3500英里，只需8秒时间，”他说。达到4.5倍重力时，“身体就能明显感觉到。”

他亲身体验宇航员所言“从太空俯瞰地球”的梦想已推迟了近七年时间，如今他最乐观的估计是明年三月实现梦想，届时他与自己29岁的儿子山姆将从新墨西哥州的“太空船发射场”升空。

布兰森正和自己的富豪朋友、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创始人马一龙(Elon Musk)及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展开太空游竞赛。（布兰森在维尔京群岛内克岛的别墅为佩奇主持了婚礼，而马一龙如今与他比邻而居。）自从1969年观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壮举后，他一直梦想能造出火箭，但他坚持认为彼此之间的太空行竞争根本不是富豪们干的无厘头事。

“太空游公司将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公司，”他对我说。“因为我们是全球唯一开发太空游的私企，接下来的几个月，它显然会对维珍旗下每家公司产生所谓的光环效应(halo effect)。”

他公司的经营范围从热气球旅行、净水器到脐带血银行，可谓一应俱全。服务员端来一小瓶橘子汁以及两片佛卡夏面包(focaccia)时，我问布兰森（他的热情似乎源源不断）他对啥行当拒之门外。

他承认自己不擅长说“不”。“我有时把这归因于自己从未上过大学。我们正在试水铁路经营、手机业务以及太空业务，”他说，“还要大肆进军非赢利行业。”

他只否决以下想法：如果它“不能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做起来毫无乐趣、或是做起来别扭难受，”他一边轻咬佛卡夏面包，一边解释道。比方说，自己将来不会生产大麻卷烟(Virgin spliffs)，尽管他的一项任务就是敦促政府终结50年的禁毒运动（他认为该项运动完全失败）。“作为生意人，如果我的一家公司已失败经营了50年，那么我49年前就会把它关停掉，”他用夸张的手势说道。

. . .

这时候，我俩点的头道菜都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一盘意大利面端到了布兰森面前，而放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碗切成紫色及黄色条纹截面的鲜亮甜菜，但味道却实在不敢恭维。他用叉子叉了块菜花，直说好吃。

他果断放弃经营独立唱片公司，转而叫板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但维珍的最新计划还是进军自己懵懂的行业，但他自认为能更上一层楼。

他正在建造两艘巨型游船，以“验证是否能够吸引像本人一样从未坐过游船的乘客”。对于进军自己知之甚少的行业，他显得无所谓，他说：“经营公司的关键是善于倾听。”

他认为游船业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这与他上世纪80年代时进军航空业时的状况如出一辙。我说自己清晰记得首次乘坐维珍航空航班的情况，当时票价便宜、空姐逗趣以及冰淇淋免费。我就是在其中一趟维珍航班上邂逅了自己的妻子。但是，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乘客禁带塑料刀登机和运营费用高企，维珍航空是否失去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经营特色？

“我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他坚持认为：自维珍航空从一架飞机起家以来，给乘客的服务水准始终没有下降，但他也坦承“其它航空公司也在努力迎头赶上”。他说，维珍航空一直等待新机群的交付已有五年时间，而迄今只有一架波音787梦幻客机(787 Dreamliner)交付运营。“全部机组运营后，航空经营理念将为之大变。”

维珍航空从来不是布兰森集团最为赢利的下属公司（自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发明飞机以来，全行业的财务记录一直骄人，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去年，维珍航空的亏损额下降了一半，降至5100万英镑，而高管们说今年将成功扭亏为赢。但维珍集团旗下节税型股份公司的确切数目一直是个谜，但布兰森本人宣称集团实力属“史上最为雄厚阶段”——“现金充裕”、无任何外债。

集团还有引以为傲的商业模式——把现金更为审慎地到处投向需要的行业，而不是打造自己的品牌。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如今拥有维珍航空49%的股权，布兰森已把自己在维珍媒体(Virgin Media)的少量股权变现，他的很多公司都由其他投资者控股，维珍坐收品牌授权费用。

这种模式让布兰森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能实现异乎寻常的多样化经营。因此，尽管两艘游船的造价高达20亿美元，“但集团会引进其他投资伙伴，”他说。维珍集团预计2012年公司“全球品牌授权收入”高达150亿美元，但到底有多少份额真正回流维珍集团却不得而知。

未来几个月，维珍集团旗下将有两家分公司上市，届时集团的财务状况有望大为改善。总部位于英国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理财(Virgin Money)计划在伦敦上市，有望筹措1.5亿英镑资金；而总部位于美国的低票价航空公司维珍美国(Virgin America)也已向纽交所递交IPO申请书。维珍美国的总估值为10亿美元，布兰森拥有其22%的股权。但布兰森这次学精了，不愿就此发表任何评论。

尽管布兰森在推销带有维珍品牌的公司时频现身影，但他花在自己生意上的时间远少于慈善事业以及个人追求。他把吃了一半的头道菜推到一边后，再次把笔握于手中，然后说自己的行事诀窍与选用餐地点一样，就是做甩手掌柜。

“我20出头时，就学会了此道，这让我能够尽情享受生活，”他说道。布兰森的生活——在加勒比海岛上建寓所、玩风筝冲浪、时不时试图打破世界纪录（他目前保有四项世界纪录，其中包括了驾冲浪风筝横越英吉利海峡的最年长者纪录）——也是他逍遥自在性格的重要内容。

今年九月，他对员工说可以休随意时间的年假，但同时又告诫他们：首先应该“100%自信自身及团队在每个项目上都已做到最好”。布兰森说自己这几年里一直延长休假时间，每天只花2、3小时于工作，但把权力下放，“以便有更多时间栽培孩子”。

他刚在内克岛上为自己儿子（山姆和霍利）建好了新别墅，而这两个儿子也都即将为人父（霍利即将出生的孩子是双胞胎），而且他们越来越成为布兰森慈善事业、冒险以及公司经营的左膀右臂。

“他们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对我说，并提及了霍利的学医经历以及山姆的电影出品公司，但两者都曾公开说将来要“承继父业”。

“我觉得公司会因新人而获得长远发展——尤其是家庭型企业——而且山姆和霍利都比我更年轻有为，”他说。从他17岁创业到现在，从他最初创办面向年轻人的《学生》杂志(Student)，时光迄今已流转了46年。

“这都是老黄历的事了，但显而易见，我希望20年后……”他声音渐渐变小，暗示衣钵会一代代传下去。他希望维珍能和苹果(Apple)一样，成为“受人尊重的国际知名品牌，希望能长久存在下去”。

他没有答复的问题是：儿子们是否能够成功维系维珍这种多样化经营的集团、而它的创始人已在所有业务上都已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且似乎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各种不同业务成功组合？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请求离席——“本人得去趟厕所！”——他走后，其中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提醒我采访时间还剩10分钟，他还得赴下场访谈。

我俩已聊了有一小时，但我们点的主菜还未见踪影。我焦急地叫来服务员，催要所点主菜及买单。服务员脸色煞白，一溜烟跑向厨房。

. . .

布兰森也许是英国知名度最高的生意人，但他回席时，我就媒体头版头条痛批他搬至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定居一事发问。去年，他卖掉了自己在牛津郡(Oxfordshire)的寓所，转而定居维尔京群岛。他辩称这纯属私人决定。“如果诸位造访我在内克岛的别墅，就会明白那是个相当宜居之处，”他这样说道。“政府机构若觉得应该修改相关规定，应主动去做。”

采访时间已经倒计时，我俩的主菜总算来了——端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盘油光澄亮的黄色大比目鱼，而他的则是一大盘脆皮鸡肉。他抱怨道：“我就是反感美国人的超大菜量。”

正当我品尝上面洒有茴香细末的奶油土豆泥，突然意识到布兰森这位完美的品牌宣传者不知何故未曾提及自己的新书，而它正是我俩这次访谈的由头。我问他为何写《维珍之路》(The Virgin Way)，这是他写的第七本书。

“如果生活得美满幸福，我就真心觉得把心得传给后人很重要，”他说。患阅读困难症的布兰森也坦承自己很少读管理类书籍。“我至今仍觉得最佳方法是甩开膀子实干、而不是博览群书，”他这样解释道，呵呵，这样的回答可不太利于他的图书销售。

维珍出版社(Virgin Books)是维珍集团网站上列出的50多家下属公司中的一家。我不知道他的书的有些章节是否像他的林林总总的下属公司一样需要清理。“把进展不顺利的业务裁减掉，我很不擅长，”他坦承道，他的回答等于否定了他先前对自己的评价——把禁毒运动消除在萌芽状态。

他列举了维珍音乐大卖场(Virgin Megastores)的例子，这是他这么多年来仍执着坚持的行当。但他又推出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维珍品牌（从维珍婚礼(Virgin Brides)到维珍可乐(Virgin Cola)），但有些出师不利后，便悄然偃旗息鼓了。上个月，他关闭了在英国境内运营的短途航空公司“小红线”(Little Red)。

布兰林把这次失败称之为“真正创业者”的奋斗内容，并说“只要舍得花钱”，就不会影响到维珍的品牌信誉。但创业近半个世纪后，他已没有重头再来的雄心。因此，甚至表面看似大手笔的投资都会引进外部资金，此举可确保他永不把公司办成豪赌类型。比方说，维珍集团在维珍银河项目上投资了约5亿美元，但30%的资金来自于阿布扎比(Abu Dhabi)。

我已把鱼一扫而光，但超大量鸡肉让布兰森“甘拜下风”。“我不想浪费它，”他问服务员是否能把剩余鸡肉打包走。

尽管采访时间超了大约半个小时，但他似乎也不急于离开，我问他要茶还是咖啡时，他选了英式早餐茶（这是服务员免费赠送，因为我已买过单）。“我不喜欢自己喝太多咖啡后的模样，”他这样解释道。

但很快，他的两位手下就不时在我们附近盘桓，他们认为因为还得赴下场访谈，所以不能再逗留了。他递给他们午饭，但对方得在布兰森离开后，才能抽时间吃饭。于是布兰森连茶都没喝就站起身，手拎剩饭，脸上堆笑和我挥手告别。

安德鲁•埃奇克利夫-约翰逊是《金融时报》美国站新闻主编

照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Locanda Verde 餐厅位于纽约格林尼治街(Greenwich Street) 377号

橘子汁：6美元

瓶装苏打水：8美元

甜菜沙拉：16美元

管状面条：23美元

大比目鱼：32美元

蒜味鸡：28美元

菠菜：9美元

烤土豆：8美元

总计（包括小费及税）：164.54 美元

译者/常和

当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走进Matsuri St James's日式餐厅的时候，他谨慎地环顾四周。这家忙碌的日式餐厅就位于《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社伦敦办公室的马路对面。埃莫特在这家杂志社当了13年的主编，但就在最近，他突然宣布辞职，准备改行写书。他不希望在这家餐厅看到手下的员工坐满桌前，吃着寿司低声议论谁将接替他的位置。（该杂志董事会希望在本月底之前任命一位继任者。）

幸运的是，这儿似乎没有任何他认识的人。当我们在日式铁板烧烤架前落座时，他说：“嗬，有点儿怪啊。”

已有163年历史的《经济学家》一直坚称自己是一份报纸，但却在新闻周刊领域占据独特地位。当它的很多竞争者面临销量急转直下的局面、迫于压力而沉默的时候，该杂志的财政状况仍然非常健康，坚持对全球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尖锐分析，同时，始终忠于其创始人、苏格兰制帽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提倡的国际主义、自由贸易理想。它的读者群包括一些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而它的作者却总是隐身于其出色的匿名文章背后，其中包括英国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和英国前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H. Asquith)。

当然，该杂志也不乏批评者。一些人表示，它的文章过于自信，太自以为是了。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份杂志的全球性观点令其更加肤浅，并导致影响力下降，特别是在英国本土。但在埃莫特的领导下，杂志的全球发行量已经从他开始做主编时的约50万，提高到重要的心理大关100万，其中在英国以外的发行量约占五分之四。要延续这一趋势，任何一个接替他的人都任务艰巨，这未免让人怀疑他离开的原因。

我们要了一些啤酒。埃莫特说道，杂志社里的人至少3年前就开始猜测他离开的问题。他说，10年通常被认为是离开的好时间，但当他正式宣布辞职的时候，员工们还是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有给出任何要走的迹象。他表示：“这绝对预见得到，却完全是个意外。”

由于发行人大卫•汉格(David Hanger)去年宣布退休，埃莫特宣布离开的时机变得复杂了。埃莫特称，为了避免两人同时辞职给公司带来不稳定，他得选择比汉格早一年或晚一年退休。他说：“我没想在他之前离开，因为感觉太早了。因此，我在他走后又呆了一年，同时也可以帮助汉格的继任者。这样，才没有发生同时‘大换血’的情况。”

有人猜测他是被迫让位，原因是传言中的继任者之一、美国籍编辑约翰•米克勒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接到《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邀请，聘请其担任后者的主编一职。对此，埃莫特矢口否认。他说：“我是圣诞期间决定今年春天离开的。这真的是计划好的。”

铁板烧架子开始烧得咝咝作响。曾担任《经济学家》杂志驻布鲁塞尔和日本记者的埃莫特细心地将我的采访录音机朝自己移近了一些。接着，让我颇为尴尬的是，他看见我速记水平欠佳，扬了扬眉毛，将录音机移得更近了。

英国培生(Pearson)传媒集团持有《经济学家》50%的股份。该集团也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东家。埃莫特的《经济学家》从业生涯并不平坦。当年，他即将从牛津摩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毕业时，曾得到一个面试机会，但最终没有被录用。另外就只有一家财经杂志Investors Chronicle给了他面试的机会。当时，他与后来担任《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主编的威尔•赫顿(Will Hutton)都进入了最后一批候选人名单。不过他们两人都未应聘成功。

于是，留有列宁式胡须的埃莫特准备攻读有关法国共产党方面的博士学位。他说那是颇为巧妙的计划，可以将读学位与自由撰稿结合起来。就在他行将前往巴黎的1980年，《经济学家》给他打电话说可以提供给他一份工作——他在摩德林学院的导师为他做了推荐。然后，他在那一年进入该杂志社工作。到1993年，当他36岁时，他当上了主编。

我对他说，他宣布退休的那一周，《经济学家》的封面故事是关于如何应对劳动力老化问题的，这可颇为讽刺。他笑道：“我之前一周就离开了，所以那并不是我负责的封面。” 50岁之前退休并不那么奇怪，他说，他的两位前任鲁珀特•潘内特-雷(Rupert Pennant-Rea)和安德鲁•奈特(Andrew Knight)都是在35岁左右时被任命为主编，而且也都是在将近50岁的时候退休的。

我问他是否曾为一篇封面文章或者一个报道后悔过。埃莫特停顿了一下，然后笑笑说：“我倾向于忘记那些东西。”但他认为在1997年支持约翰•梅杰(John Major)而没有支持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是一个错误。他说：“我写了那些社论，但我那时的主张是错误的。” 埃莫特曾经辩称，英国工党(Labour party)没有拿出有力证据，表明他们将继续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改革。 “但那篇用词诚挚的《梅杰》已经丧失了可信性，无法鼓励人们支持保守党。”

埃莫特说，他曾采取的最具争议的立场，就是支持英美入侵伊拉克，这也使得该杂志的编辑记者和读者分化为两大阵营。“我们非常快地转向反对伊战，”他说，“但我们仍然低估了布什政府发动战争的能力。”

据埃莫特称，令他最感尴尬的封面文章之一，是1999年3月关于石油价格的文章——这本该是《经济学家》最简单的领域。那篇文章源自与一家石油公司高管的午餐。那时所有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石油处在10美元的时候，如果跌到5美元，会发生什么？于是，一篇声称世界浸泡在石油中、并讨论油价下跌可能性的封面文章就应运而生了。但在那年年底到来之前，油价就已经上涨了一倍多。

他坦言：“那是最令人尴尬的事情了。”埃莫特补充说，该杂志当年对巴尔干战争的反应过慢。“我们在相关报道中落后得太多。事后看来，那是我们的失误。”

埃莫特说，他在该杂志所负责的主要工作就是“吸引读者，并且牢牢抓住他们。”埃莫特称，他在该杂志期间所做过的最棒的决定之一，就是在互联网热潮期间反对推出定期的电子商务增刊。“那次，来自经营部门的压力非常大。他们很少给我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我主张开办一些可以长久的东西。最后，我们办了一份科技季刊。”而当他们为这份季刊发布“讣告”的时候，也曾受到经营部门的反对，因为“那是关于死人的”。

埃莫特表示，这个主编职位至少有5位内部候选人。（据传闻，候选人包括米克勒斯维特、副主编艾玛•邓肯(Emma Duncan)和商业事务编辑埃德•卡尔(Ed Carr)）。按照惯例，《经济学家》会邀请自己的记者秘密致函董事长，发表对候选人的看法。他估计，这次也会采取这种做法。

该杂志还有一些传统也可能不会因他的离职而改变，其中包括周一早上的新闻例会，届时该杂志45位驻伦敦记者都会挤在主编办公室里。他表示，该杂志作者署名一栏仍将空缺，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这种做法帮助《经济学家》保持了连贯与独特的声音，这一点十分关键：“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放弃自己的个性标志将是一种冒险的做法。”

他的继任者将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推出这本杂志的网络版。尽管多数读者还是更愿意阅读印刷版的《经济学家》周刊，但最终的网络化将影响其风格、方式和论调。他表示，对于未来的主编而言，这点可能“颇为棘手”。

不过，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要坚持突出分析性文章。他表示，网络业务的诱惑之处，在于进军新闻和数据业务，这可能无异于自杀。“互联网正在将新闻商品化，这让我们更有价值，我们应该为此庆幸。”

我大声问他，《经济学家》未来的光明前景是否会让他愿意多干些时间。每位即将离职的主编，都会撰写一篇告别社评，他的社评将刊载在4月1日出版的《经济学家》上。他笑道：“到时候我可能会说，这整个就是开了一个大玩笑。”

埃莫特目前已接到几份工作邀请，但他表示，自己可能会从事兼职工作，以便（有时间）著书。

埃莫特在日本的知名度可能比其它地方高，因为20世纪80年代期间，他曾在那里呆了3年。他的《太阳也西沉》(The Sun Also Sets)一书正确地预言了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股票和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而当时，美国的评论人士还在担心日本的国力不断增强。今年晚些时候，他将出版另一本有关日本市场的书，其素材来自于他为一份佛教报纸撰写的专栏文章。

他能够熟练地用筷子，并在吃饭的时候端起自己的饭碗——与日本人一样。他也不会作出把酱倒在米饭上这种外国人常见的失礼行为。

我们点了咖啡，聊起了板球——这是他最喜爱的运动。他表示：“我酷爱板球。”并补充道，在去年与《旁观者》杂志的板球队比赛时，他是《经济学家》板球队的队长。他说道：“没错（我们是赢了），否则我就不会提这事。”他惯于守门，但由于膝盖有伤，被迫将自己彻底改造成一名旋转球投手。

当我们起身准备离开餐馆时，埃莫特再次环顾四周，解释了餐馆里为何没有《经济学家》的记者：“可能他们出去闲聊了。”

译者/何黎

“你害死那个家伙了，害惨他了。他会辞职吗？”当玛丽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走进圣彼得餐馆(SanPietro)时，正在靠近大门的桌子上用午餐的一位大亨朝她喊道。

此人是家得宝(Home Depot)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肯•兰贡(Ken Langone)。被巴蒂罗姆“害惨”的那个人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新任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现在，巴蒂罗姆成了纽约街谈巷议的热门人物，甚至比以往更为热门。

“出卖”伯南克

就在数日之前，在她主持的CNBC电视节目上，巴蒂罗姆报道了伯南克在华盛顿与她共进晚餐时对她讲的一席话，震撼了金融市场。据巴蒂罗姆称，伯南克表示，针对他最近就Fed利率政策所作的国会证词，市场的反应是错误的。

她的话音未落，金融市场便急剧下挫，道琼斯指数(Dow Jones index)在几分钟之内就下滑了70点。相比之下，这对伯南克声望的损害可能更为持久——此时此刻，他正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称职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继任者。这条爆炸性新闻唯独提高了巴蒂罗姆的声誉，而她，或许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商业记者。

在向兰贡哈哈一笑之后，巴蒂罗姆被带到餐厅内位置最好的一张餐桌之前。尽管预定者众多，但这个座位仍不可思议地留给了她。玛丽亚•巴蒂罗姆被誉为财经新闻界的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能够与她同在圣彼得餐馆靠近角落的一张桌子用餐，让我成了整个华尔街的嫉妒对象。这家餐馆是华尔街上一个重要聚集地，而我在席间觉察到了一些疑惑的眼神。我瞎想，或许他们在说：“与玛丽亚在一起的是谁？不认识啊。或许是哪个搞对冲基金的新家伙。”

在侍应生给了我们一个冗长的特色菜单之后，我竭力要求巴蒂罗姆谈谈伯南克的事。她指出，伯南克的话不只是她听到了，还有高盛(Goldman Sachs)的副董事长鲍勃•霍马兹(Bob Hormats)和另外一位记者。她暗示，这表明他们俩可能没有透露信息，或者没有留意伯南克的话。她补充道，伯南克谨慎地避开了霍马兹的一些“尖锐问题”。

她说：“当他表示市场理解错了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但她承认，市场对她的报道所作出的反应让她感到非常惊讶。她拒绝就伯南克的动机做出猜测，但她表示，他显然担心市场认为他在利率政策方面比较软弱。“我想，今天的市场已经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

努力、幸运、自我

她要了一份鳎鱼，我要了一份牛肉小方饺。点完菜之后，我们谈到，作为首个在纽约证交所(NYSE)内进行实况转播的记者，她是如何成名的。10年来，为了每天她在CNBC的节目，她在这家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的缤纷嘈杂中大声播报着市场新闻、上涨股和下跌股、分析师的买进和卖出评级（当然主要是买进评级），也经常遭到场内交易员的推撞（有时是故意的）。

“我第一次到那里时，工作很难做。以前没人这么干过。而且许多人不希望我在那儿。他们会嘀咕：‘这个人是谁？带着个摄像机，还是个女的，还挡我的路。’”

但巴蒂罗姆没有退却，有时候她会把交易员们挤回去。观众和许多交易员都喜欢看她这样。“我想，大家都在支持我。”

电视直播特别直观，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许多观众感到与她有私人交情的原因。“镜头非常透明。无论你是否喜欢我，你看到的就是我。”

有一段时期，她要在早晨做一档节目，在下午做一档节目，在晚上9点做一档节目。“他们和我一同起床，一起入睡。我喜欢这样。”

巴蒂罗姆因其在台前幕后的努力工作而闻名。她还为《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撰写专栏，而且刚刚开始在广播上做了几档个人财经节目。“但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爱这一行。我喜欢商业新闻。而且我喜欢与睿智、成功的商业人士交谈。”

她承认，她要十分拼命才能完成巨大的工作量，但同时表示，她很幸运，因为她的丈夫乔纳森•施泰贝格(Jonathan Steinberg)非常支持她——乔纳森是金融家索尔•施泰贝格之子，以前是个杂志出版商，现在推出了一系列场内交易基金(ETF)。

巴蒂罗姆现年38岁，是布鲁克林一个饭店老板的女儿。在加盟CNN商业新闻(CNN Business News)之前，她在纽约大学(NewYork University)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之后，她于1993年进入CNBC；到了90年代末，被一些小报冠以“财经甜姐儿”(Money Honey)的她，已成为蓬勃股市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随后，有批评称，她和其他CNBC记者一起促成了股市泡沫的“非理性繁荣”。“新闻界原本能做的更好，他们可以提出质疑。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听。”

她否认CNBC那段日子的报道是在“鼓励人们买进和卖出个股”，并且坚定地表示：“我并不推崇短线交易。”

我问到她对Mad Money节目的看法。这是CNBC电视频道一档很火爆的股票投资建议节目，其主持人吉姆•克莱默(JimCramer) 曾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她表示：“节目中给出的股票评级很准确。这档节目的火爆，暗示在市场中存在一个短线交易群体。”她就说了这么多。

乔伊•雷蒙：关于市场的友谊

在纽约证交所内进行现场报道的最初岁月中，巴蒂罗姆得到了女性观众的大力支持，同样支持她的还有该交易所内为数不多的女性。

不过，事实上，她最忠实的拥护者多为男性。但很少有人能像纽约朋客乐队“雷蒙斯”(Ramones)主唱乔伊•雷蒙(Joey Ramone)那么投入，或者像他那样敢于公开表达一片赤诚。1998年，巴蒂罗姆开始收到一位自称“乔伊•雷蒙”的人的电子邮件。很自然，她一开始怀疑这位“乔伊•雷蒙”是否是那位“乔伊•雷蒙”。那些邮件经常是这些内容：“玛丽亚，今天我在CNBC上看见你了，当时你正在谈论英特尔(Intel)。我持有英特尔的股票，但我觉得他们正被 AMD夺走市场份额。给我打电话。乔伊•雷蒙。”这真的是拥有“Sheena is a Punk Rocker”、“Teenage Lobotomy”和“Now I Wanna Sniff Some Glue”等经典作品的那个人吗？

“我最终给他回了邮件，的确就是他，于是我们开始了这段关于市场的伟大友谊。他非常见多识广，且洞悉市场。他真的是个很出色的投资者。”

不过，对雷蒙而言，这段友谊显然还包含更多市场以外的意义，因为在他2001年因癌症而病故之后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中，有一首名叫《玛丽亚•巴蒂罗姆》的情歌。歌中用淡淡抒情的韵律唱道：“每天都在电视上看你/你的眼神让一切顺利起来/我每天看到她/我每晚看到她/她如影随形伴我左右。”

“在他去世后，他的很多乐队成员和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乔伊爱你’。”

巴蒂罗姆承认，比起乔伊•雷蒙，她个人的音乐口味更偏向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而她丈夫责怪她过于情绪化。“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乔伊•雷蒙写了一首关于我的歌。但无论听了多少遍雪莉•贝西(Shirley Bassey)的歌，我都很冷静。”

巴蒂罗姆的眼睛和她的独家新闻一样，经常被人提起，而她并不否认漂亮外表帮助她取得了现有地位。“但在这个行业中，一个人光凭外貌肯定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归根结底，你必须有真才实学。你无法愚弄观众。他们是这颗行星上最聪明机智、最有见识的人。 ”另一方面，她也喜欢散发女性魅力。“我是‘女人中的女人’。我喜欢时尚。我喜欢做发型。”此时，她正身穿古姿(Gucci)套装、脚蹬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高跟鞋、手提宝格丽(Bulgari)手包，看上去非常迷人，一派商务风格。

大人物的重视

华尔街许多高层人物都很重视她。高盛(Goldman Sachs)前总裁、纽约证交所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John Thain)表示，他翻开《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时，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她的专栏。

她曾采访过美国商界几乎所有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人还接受过数次采访。她表示，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部分是因为她在采访中不会刻意给他们设置陷阱：“我所需要的，是关于当下热点问题的明确答案。”

在她主持的大量精彩访谈中，她特别提到了对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前董事长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的数次采访。其中有一次采访，是在AIG董事会刚刚迫于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的压力而解除他的职务之后进行的。

巴蒂罗姆与很多遭受斯皮策调查的人关系密切——其中包括纽约证交所前首席执行官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与我们在同一家餐厅进餐的肯•兰贡以及其他一些指责这位总检察长滥用权力的人。“在汉克•格林伯格一案中，很多人指责（斯皮策）既充当法官，又充当陪审团和行刑者，”她表示，“权力可能会被滥用。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完成了一个壮举。他确实让事情规矩起来了。”

斯皮策是巴蒂罗姆有意再次采访的对象之一，此外还有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遗憾的是，默多克忠于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的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及其首席执行官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我曾邀请他再度上我的节目，但他说：‘不行啊。罗杰•艾尔斯会疯掉的。’”

福克斯计划于今年晚期启动一个与CNBC抗衡的商业频道，有人猜测，巴蒂罗姆可能会跳槽。但当被问及是否与福克斯洽谈过，她只是表示她与CNBC的合约将延续到2008年。她还质疑，是否还有市场空间容纳另外一个商业频道。

根据她目前的合同，CNBC有责任协助她成立她自己的制作公司，而她希望该公司能够制作一些记录片。从更长远来看，她想做一档分析当日重大事件的访谈节目（无论是什么事件），同时不会失去她对商业的特殊兴趣。

我们等了至少15分钟，咖啡还没端上来。巴蒂罗姆非常抱歉地表示，她真的要走了。“我3点钟要上节目。”在出门的路上，她再次与兰贡交流了几句，而后者则恳请她不要像对待伯南克一样对待他。

作为与玛丽亚•巴蒂罗姆共进午餐的男士，我被留下来付账，并最后品尝一下这种荣耀。

戴维•怀顿是英国《金融时报》

纽约分社社长

译者/梁鸥 牛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