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余德耀先生的访谈约了很久，因他的健康原因，一推再推。终于，在他位于浦东黄浦江畔的宅邸，喝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下午茶”。虽然重病在身，余先生精神很好，但面容消瘦，着T恤休闲裤。一楼客厅的墙上挂着艺术家周力的巨幅作品《恋》（200x300cm），前面摆着他女儿的电子乐器。他步速较慢，把我带到2楼的小会客室，选了个舒服的沙发靠坐着。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几乎没怎么换姿势，也很少喝茶。

余德耀（图片为本人提供）

8月13日，上海徐汇西岸艺术区的余德耀美术馆，印尼华人、收藏家余德耀先生接受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的受勋仪式。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为表彰为法国做出贡献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人士颁发的国家级最高荣誉。金庸、马云也曾获得过这个荣誉的骑士勋章，余德耀此次获颁的军官勋章，比前者高一个级别，华人中仅有董建华、陈竺等少数几人获得过。

然而，除了余德耀美术馆、刷爆微信朋友圈的艺术展览《雨屋》之外，中国艺术圈外对“余德耀”所知甚少。

中国当代艺术大藏家

余德耀，本名Budi Tek，这是他的印尼名。他出生在印尼，父母是印尼华人。在那个时代，为了获得印尼籍，他必须为自己取个印尼名字。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余德耀美术馆的英文是“YUZ”，意为“余氏”。随着印尼政策的改变，他给四个在印尼出生的孩子都起了中国名字。

生于家境殷实的华商之家，余德耀赴美留学后回印尼创业，所创立的农业集团一度发展成印尼业内翘楚，覆盖饲养业、冷冻食品加工业、动物保健等领域。生意辉煌的时候，集团在全球有四百多家餐馆。

2004年，余德耀买了第一件艺术品，中国当代艺术家郭晋创作的《骑单车的男孩》，把它挂在办公桌后的墙上，尺寸刚好合适。这幅作品的尺寸为345cm*210cm，直到现在，他还经常买超大尺寸的艺术品包括艺术装置，因而被称为“Crazy Budi Tek”。最典型的莫过于收下艺术团体兰登国际的作品《雨屋》。

《雨屋》展览海报

余德耀回忆道：“那时到纽约拜访一个小画廊，他们给我看了《雨屋》的VIDEO, 当时在MOMA展过，伦敦也展过，我觉得很有趣，但没有太多的感触。后来在伦敦，他们把我带到艺术家工作室，然后我对这件装置作品的印象立马改变了，很快决定要买。”这件作品当时是一百平方米，余德耀觉得不够大，他对艺术家提出“一百平方米太小，能不能做两三百平方米？”讲到这里，余德耀回忆说：“艺术家也很兴奋，觉得碰到了‘土豪’。后来他说最大能做到150平方米。”就这么成交了。150平米的最大《雨屋》成了2015年轰动中国的现象级展览，也为余德耀美术馆带来了如愿以偿的知名度。

从余德耀的收藏中，很难读出他的个人偏好。他的收藏中，70%是中国当代艺术，除此之外，也收了些亚洲艺术和国际艺术品。而在中国当代艺术品，从张晓刚到周春芽，从大型装置到影像艺术，几乎无所不包。

对自己收藏的定位，余德耀表示想“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史”。他说：“我是根据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来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瑞士大藏家乌利希克也表示自己建立的是一套“文献”收藏体系。2012年，乌利希克将1463件中国当代艺术品捐赠给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M+另外向希克购入47件藏品。余德耀说：“现在中国内地没有一个美术馆能让中国学艺术的学生观摩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这很可悲。以后如果你要看中国当代艺术史，可能你要去香港。”余德耀的很多藏品是在二级市场购得的。因此他说：“我的藏品没有希克的那么多，但我们的藏品比较精，重要的艺术家，我都有经典的几件。”

展览要做全球最牛的

虽然《雨屋》展览为余德耀美术馆带来很高的大众知名度，但更让它获得艺术界内业认可的则是《贾科梅蒂回顾展》。

《贾科梅蒂回顾展》

本来，余德耀与贾科梅蒂基金会总监、策展人凯瑟琳•格雷妮尔商量做一个小型贾科梅蒂展，只用二楼的一个展厅做。余德耀回忆说：“15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希望把这个展推荐给中国政府，做成国与国之间的高级别文化交流活动。”但余德耀需要向中国政府承诺，使用自有资金办展。他主动对凯瑟琳提议：“既然是已经高级别了，我们是不是把展览内容提升一下，变成全球最牛的展览？”他说：“毕竟是中国，什么都要最大、最牛！”在采访中，他屡次这么说。

余德耀没有透露办这个展究竟花费了多少，但这个展览展出了贾科梅蒂从早年到1960年代不同时期的作品，包括石膏、青铜雕塑，以及主要的绘画、手稿、摄影和档案资料，总数达250件。余德耀说：“我们把贾科梅蒂的Studio也搬过来了，给大家看他是在这么小的工作室里，做出了这么多伟大的作品。把他的咖啡厅也搬过来了，可以看到他的小资生活。”

提起这个展，余德耀至今仍然兴奋。他回忆说：“当时泰特美术馆也要办一个贾科梅蒂展，他们的馆长对我说：‘我们办不到这个样子。’”

在余德耀看来，美术馆是思想、艺术的殿堂，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地标。高标准布展，既是对艺术家和藏品的尊重，也是对艺术行业本身的尊重。为此，他直言不讳地批评过蓬皮杜艺术中心。2016年，商业展览公司上海天协文化曾在上海展览中心主办了“蓬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从蓬皮杜艺术中心精选了70多件艺术精品，包括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劳伦斯、康定斯基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一度在上海掀起一阵“蓬皮杜”热。但余德耀认为，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么重要的藏品，应该在更适合的艺术空间展出，而不应该在商业空间里展出。他说：“上海展览中心的场地条件非常差，层高，柱子都是不对的。蓬皮杜不尊重自己的藏品。”

未竟的使命

近两年前，余德耀被查出患有胰腺癌。之后手术、化疗，反反复复进出医院，最近的检查显示，癌细胞已转移了。

仰靠在沙发靠背上，余德耀冷静地，语速均匀地对我说：“我这个癌是‘万癌之王’。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接受第二次化疗。从科学的角度推断，我这种病情也就是这一年的事了。既然上天要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办法。但我很期望能够撑下去。虽然我已经接纳了这个事实，但是我要FIGHT ，超过一年，就是我的BONUS，或者能不能超过两三年？我会得寸进尺。”

余德耀坚持散步，每次走30分种，每天两三次，也用中医食补，除此之外，他说：“我还要管理家人的伤感，安抚我的老婆、我的母亲。”坚强如他，偶尔也会伤感，“我偶尔也会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家，我不在了，怎么办呢？”有时也会心生异想：“本来我就是有抛弃心的人，死对我来说，也是很奇妙的事，也许是跑到另一个空间去了，这会让人觉得有点兴奋。我并不怕死。但这并不是说我不留恋这个世界。”

然而，对余德耀来说，比处理重疾更急迫的是处理艺术藏品。现在徐汇的西岸馆空间有限，根本放不下他的藏品，更何况还要做一些常规展，因此他大量的藏品被锁在仓库里。他想设立一个永久收藏馆，方式是设立第二个美术馆，或者与其它的美术馆合作。

余德耀藏品-《无题》 ( Maurizio Cattelan, 380x380x920cm）

但设立美术馆需要地方政府在土地资源上的支持，这并不容易。余德耀这两年为此奔走了不少地方，和许多地方政府谈过，但依然没有落实。他特别提到一次在广州南沙区看到一个发电厂的厂房，面积很大，很理想，当地政府也很希望引进文化艺术事业，但最后还是没有谈成。余德耀说：“他们更愿意把它用来做商业项目。”另外，他也自嘲说：“他们会觉得我是不是为了拿地？”

中国民营美术馆在2010年代开始崛起，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都是其中的先行者。但因为维持美术馆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中国又缺乏相应的鼓励捐赠的法律支持和捐赠传统，因此外界对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可持续性一直持观望态度。

提到美术馆的传承问题，余德耀说：“我有六个小孩，对艺术没什么接触，现在是大女儿在管余德耀美术馆。我的资产分给这些孩子，不能指望他们回哺到美术馆。我很多钱已经花到藏品中去，也不能老靠卖藏品来养美术馆。我在印尼还是有投资，持续下去应该是没有问题。”

余德耀藏品-《平静》（没顶公司 MadeIn 700x500x20cm）

但最近余德耀也试图通过另一个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将余德耀美术馆公共化，由一个私人美术馆转型为一个公共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由香港注册的余德耀基金会来支持与赞助。而上海余德耀美术馆若要成为一个公共机构，需要在中国大陆注册一个基金会，并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来管理基金会，基金会来支持美术馆的运营和发展。如此，他才可以“邀请理事成员加入理事会，就像美国的机构一样”。这个系统在中国并不常见。他希望将美术馆的法定所有权移出他的个人财产范围，转移至基金会，而个人财产将由他的家族继承。“这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如果这种模式可以成功在上海西岸落地并且顺利运营，则会吸引更多的美术馆落户到西岸。”余德耀说。

这个想法究竟能不能实现不得而知。但自知时间紧迫的余德耀正把这作为第一紧迫的要事在努力。

不知不觉，谈兴甚浓的余德耀竟说了两个半小时。我不得不收个尾，他也要歇一歇，再出去散步了。走出门外，外面艳阳高照，不知为何，余德耀的那句“但是我要FIGHT”又回荡在我的耳边。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shirleyft@163.com）

九月中的一个星期二下午，我和DVF品牌同名创始人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ürstberg）约好了在她的工作室见面。DVF品牌自从1972年以一袭原创的裹身裙席卷时尚圈，以“感觉像女人，就穿连衣裙”的口号、大胆色彩和印花创意来表达不费功夫的女性魅力，进而成长为提供完整成衣和配饰系列的国际性品牌。

DVF的旗舰店位于曼哈顿下城的肉库区，而黛安的工作室便在整栋楼的顶层。对于她的朋友们来说，她叫黛安。对于整个世界，她是DVF。对于我而言，她是个时尚界的异数，艺术界的缪斯。

20年前，她不顾亲友阻挠，成为曼哈顿肉库区披荆斩棘的先锋者，先后在西十二街和西十四街设立了工作室。当时在满是嗑药和卖药的帮派黑道、妓女充斥的街道里，她看到了他人未见的可能性。今天，肉库区已成为时尚酷店和高档画廊林立的新潮品味象征。

我和工作团队踏进工作室时，黛安正在结束一个电话会议。她穿着一袭浅棕色黑豹纹的开襟及地长袍，配套短裙，扎进黑色打底针织衫。她在工作室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像一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豹，轻飘的长袍像云彩一样飞扬起来。

我上次到黛安的工作室，是带她到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看摄影艺术家辛蒂•雪曼的回顾展后一个月，她邀请我和辛蒂到她的工作室共进午餐，那时候她的书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桌，现在她改用了一个小型书桌，上面仍然有一只装满近100支彩色铅笔的笔筒。

整个工作室里，到处是她在世界旅行的照片、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设计的红唇椅、村上隆画的黛安与卡哇伊花朵、安迪•霍尔以黛安为主题的丝网印刷喷画、来自中国的艺术茶垫。工作室的入口处有L形的两面长墙，形成铺天盖地的私人图书馆。她的助理对我说，公司员工可以从这个图书馆借书。

每次我见到黛安，都可以感受到在作为企业家的节奏和敏锐外，她散发出来的波西米亚风艺术气质。我喜欢看她工作，已经到了庄子的“游戏”境界。她对于时事、人物、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十分好奇。我们还聊到，不久前有人自称为达利的女儿，我没有关注事情的进展，但黛安跟我说，DNA结果显示，这个人不是达利的女儿。

曾经是德国王妃的黛安，多年后嫁给了传媒科技大亨——她的夫婿巴里•迪勒是全球最大的消费类电子商务集团IAC董事长，《福布斯》全美第260名亿万富豪。但是黛安的自我定位，却是独立、自主、自由。给予女人更多力量，让她们更坚强，一直是黛安很关注的话题。“给予女人力量”不但是DVF的时尚设计的主旋律，也成为DVF奖的宗旨，奖励那些能透过事业帮助其他女性的女性。

黛安在我们的访谈中解释说：“我第一个首先要增强的人是我自己，这是为什么？我最近的一本书叫做《我想成为的女人》。一旦我幸运地得到成功，我就想要跟别人分享。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越来越有自信，而我要卖的时尚，是借由我的服装设计来分享这种自信，这就是一个我从时尚界发迹的一个很美的故事，那是我非常年轻的时候。”

在服装史上，在时装博物馆里，DVF的名字永远和代表女性独立自主的裹身裙 (wrap dress) 镌刻在一起。黛安1972年拖着一箱针织裙踏足时装界，到1976年售出数百万条裹身裙，并成为《新闻周刊》封面人物。

经典的裹身裙，由一件式抗皱针织布料裁成，没有扣子，也没有拉链，轻松折叠塞入随时可以出发的行李箱，随着身材而随时调适贴身，就像它独立自主、不依赖旁人的女主。

在28岁的时候，黛安赚到了第一桶金。正如她曾经写道：“当我看到女性因为这些新裙子更为自信和动人时，我也越来越自信，也因此觉得自己越来越美丽，我将从容与自信，映射在我卖出去的东西上，我成为身穿那裙子的一员，成为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当时我并不知晓，我成了一个品牌。”

1980年代黛安因为向往“诗与远方”而远走法国。但是她终究不甘于只是一个巴黎文艺沙龙的文人缪斯，1990年代初期回到了纽约，直到1998年东山再起，在纽约重新组建公司，并推出新版裹身裙，成为今天的全方位时尚名牌，在70多个国家及54家专卖店销售。

2005年她成为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终身成就奖的得主，翌年她当选为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推动美国时装产业的变革。2014年《福布斯》杂志选她为世界女性第68强，2015年她成为《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有影响人物之一。

我问黛安：明年是“DVF 2.0”20周年。过去20年来，这一品牌经历了什么变化？“后来我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是因为我看到我女儿这一辈，仍然对于我在1970年代设计的衣服有兴趣。现在我已经跟女儿和其他的女性对话有40年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对于我创造的品牌有一种信赖，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我要怎么给她们一个未来？”

“我找到了一个年轻的设计师约翰森•桑德斯，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他是一个善用颜色、图案和形状的天才，他本来有自己的品牌达十年之久。我跟他合作以后，我不时会去看他的作品，而且他也完全拥抱了我的品牌所相信的价值和理念。”

在转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经济学之前，黛安最早就读于马德里大学。她毕业后搬到巴黎，担任时装摄影师代理人阿尔伯特•科斯基的助理。接着她转往意大利纺织品制造商工厂工作，在那里她学到切割、颜色和织物，也设计和制作了她的第一件丝绸连衣裙。

我问她: “你很爱看书，在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经济，但是时尚业吸引了很多爱受瞩目、着重外表的人，毕竟这是一个外表为王的产业。你是否曾经在任何瞬间问自己：这些是什么人？我为什么在这儿？”

黛安回答说：“哦，没有没有，我进入时尚界完全是无心插柳，因为我要经济独立。时尚对我来说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也许它在某些方面是很注重表面，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行业，它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在全球都非常活跃的产业，我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轻视的看法。”

黛安是欧洲来美国创业的“移民”，她的家族史也充满了“移民”的烙印。她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母都是犹太裔，生于罗马尼亚的父亲于1929年迁往比利时，母亲是希腊出生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69年黛安与德国王子埃贡•冯芙丝汀宝结婚，成为现代版的“公主传奇”。

在成为王妃前，黛安的志向是独立自主，因此她结婚后，坚持为事业打拼，实现她的“美国梦”。后来为了独立、自主和自由，她离开了埃贡，放弃了王妃的头衔。这些，她归之于母亲对她一生的影响。

黛安出生前18个月，她的母亲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即使战后出营时不到27公斤重，却在回家前的表格中填写“身体状况健康”。黛安经常公开谈到，母亲教她 “恐惧不是一个可选项”，童年中她的母亲总是对她说：“上帝拯救了我的生命，好让我赋予你生命。你是我自由的旗帜，我给你生命，但是你使我获得重生。”

黛安和很多孩子一样惧怕黑暗，但是黛安的“虎妈”和多数母亲不一样，把她关在黑暗的橱柜里，在外面等着，好让她明白这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便是她说的，恐惧不是一个可选项。

“别滞留在事物的阴暗面，要去寻找光明，并围绕光明构筑一切，如果一扇门关了，就去找另一扇门打开。” 独立、自由、自立，这些是黛安的母亲向她灌输的价值观。当黛安在47岁时被诊断舌部有癌细胞时，她在最快的时间内战胜病魔，因为病倒不是一个可选项。

2011年黛安在北京开展了她的40年生涯回顾展，我随着她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在北京佩斯画廊的展览，以及上海当代艺术家张洹工作室的大型派对。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许多设计师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市场和消费者带来的商机，但是黛安却始终保持对中国人文环境本身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去年黛安出版了中文版的第二部自传，而她为此又到了中国。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哦，我爱中国！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读了孔夫子的语录，中国的文明给我很多灵感，我在中国有很多好朋友，很多艺术家的朋友，像李松松、张洹，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为了回顾展举行的 “红色舞会”，黛安没有选择酒店，而是在上海郊区的张洹工作室搭建了一个壮观的场景。她对我说：“我爱中国人，我很喜欢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待人处事的方式，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对中国非常有兴趣。如果我还年轻一点，我可能会搬到北京去住。”

我对黛安说，我很快将在北京时装周中演讲，作为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的主席，她对把中国建成一个时尚大国有何建议？

“我总是提醒我的朋友，法国在十八世纪所有丝绸的重要文化灵感都是来自于中国。如果我是你，在北京时装周发表看法，我会对中国设计师这么说：拥抱你们的过去、和你们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我们在纽约有这么多中国设计师，中国服装业还在建构体系的过程，但是它会慢慢步上轨道。”

每次我见到DVF，她总是看起来别致又时尚，但没有斧凿的痕迹，不像是花很多时间在为穿着烦恼。我问她，一个女人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打扮自己？

“我认为，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全然接受她自己。我感到自在，我最常给人的建议就是，一生中一个人最重要的关系，是跟自己的关系，因此你是什么样的人，在于你的自信。但是没有人无时不刻都感到自信，所以一个人要接受自己的年纪，自己的长相，然后发挥自己的长项，当你感到很自在的时候，你就会看起来更好看，而不是想要成为一个你不是的人。”

黛安在她的书中也写道：“自信使我们美丽，自信来自对自己的接受。你相信自己的那一刻，一切都会更美好。”

我记得以大型人物肖像知名的查克•克洛斯有一幅艺术作品，捕捉了黛安一副“车灯照入鹿头眼睛”的惊吓样子。当时她刚刚经历过一场滑雪事故，她的鼻子和标志性的颧骨伤痕累累。愿意以“鼻青脸肿”的姿态让人拍照，更何况是面对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需要有非凡的勇气。我问黛安当时对这样的状况有没有纠结？

“我跟查克本来就约好了要做这个肖像，先在洛杉矶、然后在北京展出。他的人物肖像，总是看起来像X光一样透视，不是为了要使一个人看起来好看。我当时想，这像是个嫌犯的大头照，所以我就干脆一路放任到底。”

但是这个滑雪受伤事故，给了黛安意想不到的启发。有人认为她做了拉皮手术，假装是滑雪事故。也有人劝她趁这个机会做拉皮手术。但是她认为：“事实上，在事故之后的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如此期盼我这张老脸。我不想做手术，我不想要新的面孔。我只想要回我的老脸。”

在充满手术刀雕塑脸的纽约和洛杉矶时尚圈和演艺圈内，黛安清新的“保持自我面目”的哲学，变成她独树的标志。她对我解释她的想法：“我不愿意在我的脸上动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怕我会认不出我自己。对我来讲，跟我自己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在《我想成为的女人》一书中，黛安用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她的心境：“我当然不喜欢在照片里看到自己衰老的脸，但是我知道，再过十年，我会热爱这些照片。所以我接受自己的形象。”

她把岁月给她的痕迹，当成一个不忍用橡皮擦抹去的美丽地图：“在我逐渐变老的脸上，我看见我的人生，每一条细微，每一道笑纹，每一个老人斑。我的人生写在了我的脸上。有句话说，随着年龄增长，你的内心反映在你的外表上。如果你是个从来不微笑的人，你的脸就会下垂。你的皱纹反映了你走过的路，它们构成了你人生的地图。我的脸映射出了我的旅途中的风吹日晒，雨水和灰尘，我的好奇心和对生活的爱让我充满了色彩和经历，我们感激并骄傲地把它们戴在脸上。我的脸承载了所有的回忆。我为什么要抹去它们？”

是的，为什么要抹去它们？

相对而言，黛安也曾经写道：“青春是美好的，它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开始。但是，从过去中学习未来，不用怨恨，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问黛安是否相信学徒制？换句话说，就是年轻人稳扎稳打，苦尽甘来，而换来向上爬升的机会。现在很多年轻的一辈想要用青春立即套现，但是他们应该花时间锻炼基础功夫吗？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取得成功，那是很棒的感觉。而在现在的社会，由于高科技的突破，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有很大的担当和工作，就像以番茄酱有名的亨氏企业昨天刚宣布了新的首席财务官，才29岁。对一些老一辈的人来讲，可能觉得有一点吓人，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由于高科技日新月异，所以年轻人能够展露头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同样地，黛安相信拥抱改变和科技的可能性。我问她人工智能是否改变了她的商业模式？

“我认为人工智能将会改变一切，它会发生的非常快……它会影响整个人类，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测，当机器代替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黛安似乎对事业和生活总是充满了动力，她有没有经历失败的经历？

她说：“我失败过很多次，但是我把我的品牌交在头等人才的手里，我相信约翰森的能力。同时我会继续与其他女性的对话，使她们觉得更有力量。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有经验和知识，知道怎么做，你有话语权，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事。”

那么，面对生活的挑战，有没有屡试不爽的妙招？可以让生活比较容易些？

“如果你要让你的生活简单些，就是不要说谎，当一个人说谎的时候，会使你的生活更为复杂，造成很多误解。所以说实话，可能有时候觉得奇怪，但是你得经常练习。所以这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一个人要不断地说实话，练习说实话。”

黛安觉得在生命中学到最宝贵的一课是什么？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有很好的家庭，我有两个孩子，四个孙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小孩，那时我才22岁。我那个时候并没有计划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孩子，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外。我从人生里面学到的是，在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关系，是跟自己的关系，这是我很早就从就学到的，这是我愿意跟任何人分享的最好的建议。”

多年前黛安曾经对我说，一个人就像他的行李一样，如果你行李超载，你的人生就超载。后来每次旅行前打包，我总是会想起黛安的这句话。我开始学会“轻便旅行”的妙处。在我们访谈的这一天，黛安刚从外地回到纽约。她说：

“我一生到处旅行奔波，所以我从打包行李中领悟到心得，我喜欢管理自己的行程，不靠别人来主导。我最原创的设计理念，都是在我打包的时候激发出来的。我必须考虑到，带这双鞋子吗？带那双靴子吗？就在这样的思索中，我想到怎么样设计跟规划我的人生。所以我经常说，如果你知道怎么打包行李，你就知道怎么生活。”

2017年8月12日日落时分，也就是新纳粹主义者在夏洛茨维尔街头手持火把，高呼“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游行结束大约24小时后，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正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俱乐部，此时犹太教安息日刚刚结束。伊万卡和她的丈夫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把安息日期间关机的电子设备重新开机联网，他们终于看到了游行后的暴力冲突，以及总统对白上至上主义者轻描淡写的谴责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骚乱的画面。

那晚，第一千金掂量着她该如何行动。星期天一早，她发推文谴责了仇恨团体。另外，她建议父亲对新纳粹团体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特朗普在次日按照女儿的意思作了表态。

那个星期一，伊万卡和库什纳前往佛蒙特州，在山中开始一个短暂的假期。这次旅行没能按原计划进行。不到24小时后，总统在一个记者会上再次断言，暴力冲突的“双方”都有责任，并表示，新纳粹主义者中间有一些“非常好”的人。

在佛蒙特，库什纳开始打电话，试图缓和事态。与此同时，伊万卡努力坚持度假的初衷：清静一段时间。她打开了一本书。她没有收看父亲记者会的直播。几天后，她看了一小段Vice新闻(Vice News)制作的、采访游行示威背后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的纪录片。其中一个场景是，一名新纳粹组织者直接叫板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对总统“把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的“丑陋行径”发表了轻佻的评论。

对伊万卡而言，这段纪录片使她对夏洛茨维尔事件有了切身的感受，而白宫的其他争议从未让她有过这样的感觉。“看到那些图像，听到[伊万卡的]名字稍后被提及，显然把这件事提升到了个人层面，”熟悉她的思路的人告诉我。但她仍未再公开发表评论。

这是对一起棘手事件的低调反应，并凸显出外界对于伊万卡这位白宫历史上最具实权的第一子女之一继续存在认识误区。在新一届行政当局任职八个月以来，她和她的丈夫发现，他们深陷她父亲入主白宫后没完没了的泄密、人事调整和内斗大漩涡。不过，很多人抱有的假设——例如第一千金有控制父亲的特殊本事，抑或最终她会忍无可忍，与父亲的总统任期撇清关系——似乎都不靠谱。

部分出于对家庭的忠诚，部分出于对自己未来雄心的考虑，伊万卡采取的是从长计议的策略。在不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时，她选择了隐忍，这让她保住了白宫最有价值的资产：总统的信任。

“公开表达异议将意味着我不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当你是团队的一员时，你就是团队的一部分，”她说，“这并不表示白宫的每一个人都持单一的观点——我们并非如此，而我认为这是好事，是健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公开[互相]拆台，拆本届行政当局的台。”

夏洛茨维尔事件发生两周后，伊万卡和我坐在她白宫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她丈夫、总统高级顾问的办公室的楼上。尽管在白宫西翼办公楼，其它房间的内饰采用金色、米色和桃花心木色调的高档万豪(Marriott)酒店风格，但伊万卡的办公室采用一种有点令人震撼的白色色调。这位新近炼成的总统助理的品味，和她在自我控制方面的名声十分相称。

外面是一间挤满了白宫初级助理的办公室。里面则给人一种宁静的、超脱尘世的感觉——窗口看得见翠绿的枝桠，室内家具时尚现代，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办公室里看不到任何个人的陈设，除了一个例外。在紧挨着办公室门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镶在画框里的照片，伊万卡和她的丈夫，一个身着闪闪发光的晚礼服，一个佩戴黑色领结，在1月总统就职典礼上共舞。上面有总统潦草的题词：“世界上最美丽最优秀的一对。我为你俩自豪。爱你们的，爸爸。”

从肯尼迪家族到布什家族，美国一直有着政治王朝的传统，第一千金（白宫青睐的头衔）并不是第一个在自家人执掌的行政当局中任职的人。把家人安置在如此重要职位上的风险引发大量辩论，但伊万卡是继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希拉里在其丈夫执政期间投入美国医保改革辩论，而罗伯特在其兄长的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

伊万卡以文静和完美控制的外表而闻名，与她父亲制造的各种混乱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面对面的场合，她永远彬彬有礼、惹人喜爱，是竞选期间难得的资产（她曾不知疲倦地为父亲的竞选站台），也是在华盛顿期间难得的资产（她在头五个月实际上扮演了第一夫人的角色，当时她的继母梅拉尼亚•特朗普(Melania Trump)基本上留在纽约，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外）。她面带微笑，以轻松的语调来机敏地反驳对方，以免任何人感觉被冒犯。当她跟你打招呼时，握手有力，另一只手轻搭你的手臂，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致意。她身姿挺拔，讲话语速缓慢，字斟句酌。

在电视访谈和社交媒体上，第一千金看起来像是工厂里制造出来的，略微有些不真实。但在私底下，她是《完美娇妻》（The Stepford Wives，一部讽刺恐怖电影——译者注）中那种“完美女人”的棱角更加分明的版本：一个操盘手，成年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与媒体打交道，与她的父亲打交道，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品牌（包括个人品牌和生意品牌）。据悉她偶尔也会说粗话，并且不喜欢被称为总统的“良心”。

在幕后，看似完美的伊万卡有着白宫生猛“朝臣”的名声，利用与她父亲的关系，在本届行政当局典型的激烈派系斗争中胜过对手，如最近被罢黜的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她还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为各种宠物项目争取资源，这些项目将有助于界定她的政治遗产。

7到8月间，英国《金融时报》与伊万卡会面三次，并收到了她通过邮件发来的补充评论。本报还对她的朋友、批评者和评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从中得到的画面是第一千金继续夯实自己在白宫的角色，并对自己受到的种种批评（从她父亲决定禁止变性人参军，到他决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更善于坦然处之。

在一些局外人眼里，伊万卡冒着声誉受损的风险，加入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班子之一的决定令人费解。对伊万卡自己而言，那并不是什么需要斟酌的决定。从降临人世的那一刻，她就与父亲结下不解之缘，她选择了将自己的事业与父亲联系在一起所带来的名望、影响力和财富——在白宫的新岗位上，她仍在这么做。“在我的脑海里，我清楚地知道，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父亲当选了，”她坚定地说，“承认这一点对我完全没问题。这是真相。”

伊万卡受到很多美国人的爱戴，他们购买她同名品牌的鞋和手袋，创建Instagram账号来向她致敬。但她也被另一群美国人憎恨，认为她是她父亲总统任期最没水平的方面的一个代表。对于前一个人群而言，她简直是卡美洛（Camelot，传说中的不容邪恶魔法侵犯的圣城——译者注）：露出洁白牙齿的灿烂笑容、时尚的金发、优雅的社交礼仪，以及无害的政治纲领。而对后一个人群而言，她是一位有特权的政治新手，利用裙带关系为自己未来的商业品牌以及政治和社会地位服务。

“几个月前我们曾认为，她会发挥缓和特朗普的影响力。这些预期没有成真，”总统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说。“如果说她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那一定是在私底下进行的，因为看不出任何明显的迹象。”

在与英国《金融时报》交谈时，伊万卡多次承认，她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有很大特权和大把机会的位置。她说，她在白宫的角色就是给总统提供建议，并通过研究来支持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认为这对总统有利，使他能够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听取支持和反对两派的意见，”她说，“最终，总统做出他自己的决定。”

伊万卡的盟友们指出，对于总统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倍受争议的问题，指责伊万卡和她的丈夫是不公平的。据报道，伊万卡对这一决定表达了反对意见。第一千金的一位密友说，虽然她赢得了父亲的信任，且父亲通常也愿意倾听她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会站到她的一边。“父亲会听。但难点在于，她没法控制父亲。”

伊万卡的丈夫也持类似看法。“她尽力支持她父亲，我认为，私底下她能够和父亲求同存异，坦诚而尊敬地提出反馈意见，”库什纳8月下旬在另一个场合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她与父亲合作很长时间了——比白宫的其它任何人都要长。”

她决定不公开表达与父亲的不同意见惹恼了批评者，后者认为她不想与父亲的最极端政策扯上关系，却又受益于父亲的官位。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模仿伊万卡拍摄了一则讽刺的“共谋”(Complicit)香水广告。一些女权组织批评她把自己标榜成妇女问题的倡导者，却没有公开支持生殖健康组织“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等机构。

“拥有一层关系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有来有往的，”寻求让更多民主党女性当选公职的自由派非盈利组织“艾米莉名单”(Emily’s List)的幕僚长凯特•布莱克(Kate Black)说。“如果你说自己是女性的盟友，你就不得不站出来支持计划生育联合会。”

对于自己受到的很大一部分批评，伊万卡不屑一顾，认为它们要么是不合理的，要么是性别主义的。她说，她希望只在自己列为核心责任的细分政策领域受到评判：设立带薪家庭假期(paid family leave)、鼓励女性投身科学事业和创办企业、以及创立劳动力学徒计划等。“虽然有时候我在内心也想要全面参与在我的职责或专长以外的众多事情，但我还是尽量恪尽职守，执行好我到华盛顿来要做的项目，”她在电邮中写道。

不过，在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她显然愿意跨出那些细分领域，这引发外界猜测：她正在得到父亲的“试镜”，目的是开启她自己的政治生涯。不论是与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建立私人关系，还是参加特朗普同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习近平的会晤，第一千金都在学习这方面的技能。在今年7月的汉堡G20峰会期间，特朗普鼓励女儿在他短暂离席期间坐在他的座位上，旁边都是世界领导人。在总统座位上坐了短短几分钟的风头，盖过了她同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宣布的新项目，该项目旨在向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企业家提供逾10亿美元资金。

在进入白宫后的最初几个月，伊万卡曾在学习如何在华盛顿的生态环境使用自己的新权力方面陷入挣扎。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初入白宫时，她对自己影响政坛老将的能力“超级理想主义”。但是自那以来她已变得更加世故，私底下承认说，她发现华盛顿政治的雷区太多。

虽然有些自由派人士认为伊万卡是一位民主党人，与曼哈顿老家的很多同龄人（她的朋友圈包括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现在还包括邓文迪）持有相同的温和信念，但另一种解释是，她和她的丈夫实际上不那么像班农及其盟友描述的那样是“白宫的民主党人”，他们更像总统：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灵活，愿意在被他人视为有严格党派界限的问题上做出妥协。

今年2月份，伊万卡安排了一次与计划生育联合会主席塞西尔•理查兹(Cecile Richards)的会面，以求弥合该组织与多年试图砍掉其拨款的共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满心希望找到一个折衷方案的伊万卡，向理查兹提供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就是把该组织的堕胎服务部门分拆出去，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实体。结果此举引火烧身，尽管伊万卡竭力想保密，但有关此次会面的消息还是外泄了。

理查兹后来对第一千金进行了抨击，对时尚杂志《Cosmopolitan》说，“如果她对捍卫她所信奉的女性权利有顾虑，”就应该重新考虑她在政府中的角色。这一幕凸显出，同特朗普一样，伊万卡有做交易的冲动，而她以为华盛顿自由派色彩最鲜明的组织之一会愿意在其使命宣言上做出妥协，就有点幼稚了。

同时，伊万卡还遭到右翼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伊万卡和她的丈夫正试图削弱总统的民族主义议程。“她在那里对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形象很有帮助。不过，我不清楚她有什么资格能担任白宫西翼的高层顾问，”有争议的“另类右翼”新闻网站Breitbart的总编亚历克斯•马洛(Alex Marlow)说。该网站近来对伊万卡的敌意与日俱增。同时，该网站最近欢迎曾在白宫内斗中与库什纳和伊万卡发生冲突的班农归队，担任执行主席。

马洛指出，正是库什纳支持总统在5月做出决定，炒掉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结果此举为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关系扫清了道路——“这是一个总统在本轮任期内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弥补的错误，”他说。“他俩不适合担任现有职务，希望他俩能够很快决定翻开新的一页。”

对于自由派批评者，伊万卡说，她受到了不公平的评判。“有些人对我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她在电邮中写道。他们以为，“我的存在本身就对我的父亲有如此大的分量，以至于他会放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议程，而当初正是这些价值观和议程推动美国人民投票选举他。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对那些批评者来说，除非我把父亲转变成一位自由派人士，否则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失败者。”

她决定专注于自己的细分领域也是刻意的。她说，在到本届行政当局任职之前，一位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密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就告诫她：要“紧紧盯住”几个关键课题。如果她缺乏“专注的纪律”，她可能会一事无成。

自4月份到白宫任职以来，伊万卡作了多次倾听之旅，课题包括职场中的女性；劳动力培训计划和学徒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的女性学生赋权；人口贩运；改善针对工作家庭的政策等。渴望被认可为一名好学生的她，记下了自己感兴趣领域的大量数据和事实——而且可以在这些问题上滔滔不绝地发表看法，就像让她做一个15分钟的陈述。“她决定做的事都会做成，”库什纳说。“她总是既坚持不懈又招人喜欢，这使她能够构建同盟。”

伊万卡的核心议程就是推动联邦政府规定向新生儿父母提供带薪假期——这是美国人从未享受过的福利，就连联邦政府雇员也没有。今年春季以来，她一直在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们开会，起草两党联合议案，并力促父亲将美国的托儿费抵税额翻番，由每年1000美元增加至2000美元——她目前正向财政保守派议员兜售这一提议，该提议看来将被纳入白宫的税改计划。

按照白宫的最初提议，雇主不提供带薪产假和陪产假的新生儿父母，将获得由联邦政府买单的6周带薪假期。虽然有关这项提议的议案还没有拟定，但伊万卡已经成功地推动国会展开讨论。“你必须找到愿意讨论这些问题的议员，”她在电邮中写道。“我能召集和主持辩论，但我不能制定法律。这事不会容易。如果容易的话，早就做成了。”

如果她在带薪家庭假期问题上取得成功，这对国家和伊万卡来说都将是重大的里程碑。伊万卡的地位也将会由代行第一夫人职责的家庭成员，上升为已经取得重大政策成功的政坛新势力。

特朗普当选总统使伊万卡的知名度大幅提升，但从许多方面看，她的整个人生一直受到外界关注。“伊万卡是在聚光灯下长大的，她习惯了置身于公众的视线下，”长期好友、目前在白宫的美国创新办公室与库什纳共事的里德•科迪什(Reed Cordish)说。“当你像伊万卡那样长大，你会准备好成为一名公众人物。”

伊万卡9岁时父母离异。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大战，使伊万卡知道要把一切都藏在肚子里。“你不会看到她在走廊里哭，”她的一位前同学说。小小年纪的经历让她形成极好的心理素质，足以应对白宫的现实。

伊万卡曾表示，她以母亲伊凡娜(Ivana)为榜样来塑造自己。伊凡娜是一位在捷克出生的模特，后来进入商界，曾协助特朗普管理广场饭店(Plaza Hotel)。“对于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注意的小瑕疵，她都不能妥协，”伊万卡在她于2009年出版的自传《打特朗普牌》(The Trump Card)中回忆说。她提到，如果水晶灯上的某一个灯泡坏了，她那位高根鞋不离脚的母亲会训斥酒店员工。尽管局外人往往认为是特朗普培养了子女，但据了解他家情况的人士透露，给孩子们定下很大一部分规矩的是伊凡娜，如今她仍在影响着孩子们的人生，只不过是在幕后。

对伊万卡来说，父母离婚是一个转折点。父亲与玛拉•梅普尔斯(Marla Maples)的婚外情带来的精神创伤，让她和两个兄弟——哥哥小唐纳德•特朗普和弟弟埃里克•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更近了。“父母离婚还让我与父亲之间更亲近了，”伊万卡在《打特朗普牌》中写道。“不是因为我站在他那一边，而是因为我不再认为，他的爱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每天早上上学之前，我都会去看看他。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也会到他的办公室看一看。就是打个招呼。”

所有人都说——包括她的兄弟——特朗普的第二个孩子、在家里时常扮演和事佬角色的伊万卡，成了最受父亲宠爱的孩子。为了表达对她的宠爱，特朗普曾将一艘游艇命名为“特朗普公主号”，并在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伊万卡不是他的后代，他也许会和她约会。

据在学生时代就认识她的人士介绍，伊万卡在很多方面与她的社会名流同龄人没什么不同。她曾在大西洋城举办一个喧闹的生日派对，当时她父亲旗下的酒店和赌场就在那里。据三个人证实，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从幼儿园开始就读的那所曼哈顿学校很客气地要求她退学。两位前同学表示，部分原因是她在一起事件中违反学校的礼仪规定。但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人说，那是因为伊万卡逃学。

接近她的一位消息人士强烈否认这些说法，并指出，她是自己要离开的，因为她想去另一所学校。（谨此披露：我也在这所学校上过学，但当时不认识伊万卡。）

她曾尝试摆脱家庭的影响，进军模特界，因为当时她父亲在这个行业还没有直接影响力。这种自主未能持续多久：令她苦恼的是，她父亲不久后选择进军模特行业。伊万卡说，最终，她决定接受（而不是抗拒）自己是特朗普家族一员这个事实。“不论我听到或读到别人怎么说到我的家庭，事实是我对自己是特朗普家庭的一员感到绝对自豪，”当时还是少女的伊万卡在2003年拍摄的纪录片《天生富贵》(Born Rich)里说。“我对家族的姓氏和前辈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感到自豪。有一段时间，我担心我会永远生活在父母的影子之下，但我猜，这毕竟不是太差的影子。”

伊万卡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时的房地产教授、她父亲在商界的熟人彼得•里纳曼(Peter Linneman)指出，早在21岁时，伊万卡就已经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为父亲工作——这一点现在似乎仍然属实。“她想在家族的公司工作，”林曼说。他很快补充说，“我明白美利坚合众国不是她家的公司，但我认为，[对伊万卡来说]，重要的不是为家族企业工作，而是参与她父亲投入的无论什么事情。”

伊万卡对特朗普品牌的发展，延伸至她于2007年创立的、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珠宝系列，以及后来创建的时装和饰品系列。现在，她与这些以她名字命名的品牌已经没有明显的联系，因为她已经将日常业务决策权交给公司总裁阿比盖尔•克莱姆(Abigail Klem)，并将业务的控制权交给库什纳的弟弟和妹妹控制的一个信托。

特朗普当选总统对她品牌的影响有好有坏。据跟踪500万网购用户的市场研究公司Slice Intelligence介绍，伊万卡•特朗普品牌今年1、2月的销售额增长了332%。今年秋季，该公司将在特朗普大厦开设一家实体店。然而，该品牌的发展也不是完全顺风顺水。2月份，百货公司诺思通(Nordstrom)宣布下架该品牌的商品，理由是销量不佳，但人们怀疑真正的原因是该品牌对这家连锁百货商店的整体业务不利。另外，在总统上任前，伊万卡曾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佩戴1万美元的伊万卡•特朗普品牌手镯，借此推广该款产品，且该品牌的产品在美国以外制造，与总统的“美国优先”口号显然存在抵触。公司为这两件事专门致歉。

在库什纳身上，伊万卡找到了一个具有类似家庭背景、且同样雄心勃勃的伴侣——两人都是张扬的地产大亨的子女，两家都曾被轰动一时的丑闻缠身。长期好友科迪什说，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伊万卡和库什纳具备多数正常人所不具备的“应对这种关注和压力的独特本事”。他说，“他们两位的心理素质极好，而且善于把不同的事情分隔开来。”

话虽如此，白宫已经渗入他们的个人生活。据说，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伊万卡和库什纳仍保持为一个团队，共同策划如何在某些问题上争取到总统点头。他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先做运动，然后是一整天的工作，其间他们有时会参加同一个会议，或在走廊中打个照面。回到家后，首先要做的是陪三个孩子，然后继续谈工作上的事。

“我们会说起工作，”伊万卡在谈及他们在白宫的日子时说。“我觉得，如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把工作与生活分隔开来，可能会更健康一些。但我不认为这份工作适合那样的安排。我认为，在这栋楼里做出的决定的分量太大，以至于你没法像在商界那样，下班了就不再操心。生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受到影响。你知道一项决定将需要做出，你需要对不同选择的后果深思熟虑。这的确——而且应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让你夜不能寐。”

在外界看来，对伊万卡和库什纳夫妇、以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而言，夏洛茨维尔发生暴力事件的那一周似乎是一个低谷。但从白宫内部来看，形势看起来截然不同。人事洗牌的步伐没有停止，班农离开了。在离职的过程中，他散布谣言称，很多人知道伊万卡会“跑进总统办公室，趴在[总统]办公桌上大哭”（据《纽约时报》报道）。多名白宫官员坚决否认他的这种说法。

虽然总统受到美国议员们的批评——包括他所属的共和党的议员——但伊万卡夫妇的地位看似越来越稳固。“情况本来可能会更糟，”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主政时担任白宫伦理律师的理查德•佩因特(Richard Painter)说。“在试图影响这位总统的人中，有很多人的世界观比伊万卡怪得多。在许多问题上，伊万卡就像一个富有的共和党女性。我会不愿意将她推出门外。因为，把她赶走了，总统又会听取什么人的高见呢？”

对于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John Kelly)担任白宫幕僚长，伊万卡夫妇基本上持欢迎态度。盟友们说，先前伊万卡曾觉得自己处于守势，但人事调整已经让他们夫妇俩的地位更加稳固。尽管许多人曾以为，凯利将会终结第一千金随意进入父亲办公室的能力，但事实上她仍然拥有随时进入总统办公室的特权，就像当年她进入父亲在特朗普大厦的办公室那样。

伊万卡夫妇正在领会华盛顿权力游戏的起起伏伏。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感受到大选之前在纽约自由派圈子中遭遇的那种寒意。他们知道，那些乐于在报纸上匿名诋毁伊万卡的朋友，通常没胆量当面这么做。一位熟悉她人际交往的人士只回忆起一件事，有一位熟人走到她面前，对她在政治上支持她父亲“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此外，这对夫妇现在可以接触到世界级的权力捐客。他们在《华盛顿邮报》继承人拉里•韦茅斯(Lally Weymouth)举办的年度夏季名流晚宴上受到精英们的欢迎。在太阳谷（指科技和媒体界高层每年在爱达荷州太阳谷举行的年度会议——译者注），他们受到一群科技行业巨头的热情接待，其中包括苹果(Apple)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伊万卡说，库克是她可以征求建议的人）。鲜有全球领袖不愿接听他们的电话。

但是，人们仍然越来越担心，这对夫妇的名声要怎样才能不被他们进军政坛的尝试给毁了？库什纳仍是正在展开的“通俄门”调查的关键人物。调查矛头主要针对他曾经会晤一名俄罗斯律师，而后者据称掌握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说，特朗普法律团队的一些成员希望库什纳卸任白宫职务，因为他去年曾与多名俄罗斯官员和商人会面，带来法律上的麻烦。

在白宫，伊万卡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与她父亲那些最受争议的声明保持距离，并且针对她和丈夫的影响力正在消退的说法（《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最近一篇文章援引消息人士的预计称，这对夫妇最早可能于2018年就选择离开华盛顿）在幕后发起反击。

然而，假设他们准备打包走人，就低估了他们当初选择来华盛顿的算计，以及这对夫妇当初向总统作出的效忠承诺。“身为人母，她的确不容易。她放弃自己打造的企业也是个艰难的决定，”库什纳在谈到伊万卡做出跟随父亲到白宫任职的决定时表示，但她“用心”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们知道，最终我们会根据结果来评判我们的经历。当这一切成为往事时，我们不会回过头来说：‘哦，那是一件糟糕的事’或者‘我们与那人的会晤很糟糕’。相反，我们会回过头来说：‘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吗？’”

伊万卡已经在留意哪些是她认为能够留下积极影响的东西。“那个世界银行的基金宣告成立之后，我对贾里德说，‘老兄，如果我今天下班回家，知道自己帮助创立了这个项目，史上最大的、向发展中国家女性企业家提供资金和辅导的基金，那真是很棒，’”她欢快地说道。

到目前为止，第一千金的秀还在继续。前不久，伊万卡“客串”了国会讨论债务上限的会议。她最近还与父亲一起在北达科他州登上主席台。“她真的说，‘爸爸，我能和你一起去吗？’”总统对台下人群说。“我喜欢她这样，对吧？‘爸爸，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我说，‘行，一起去吧。’”

如果伊万卡和库什纳最终离开华盛顿，他们将摆脱从大选前以来就消耗了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政坛是是非非。但是，他们从白宫带走的收获将是见过大世面，而这是他们通过其他方式很可能永远做不到的。

“我的贡献最终能否达到那些最苛刻的批评者的期望？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伊万卡在电邮中写道。“但我不会被噪音分心。”

考特妮韦弗(Courtney Weaver)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政治记者

照片来源：《纽约时报》/Redux/Eyevine；《华盛顿邮报》/Getty Images; Getty Images

译者/何黎

在亚特兰大老旧的肉类加工区，一家农场直接供货的小餐厅的一个角落，美国前代理司法部长萨丽•耶茨(Sally Yates)正往我的边盘里盛蔬菜和一勺极具南部特色的蘸酱。她因为公然挑战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行政令而被解职。

“把我的拨给你一些。给你的盘子里盛一点。做成一个小素菜盘吧，行吗？

她已经拿起我的叉子，从她的盘子里给我分了一些玉米粒、油炸秋葵和绿叶菜。“你来到我的老家，我怎么也得让你好好享用一顿美食，”她说。在我的坚持下，她也给自己留了一些。

耶茨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执政时期的司法部副部长。今年1月20日，即特朗普就职当天，她出任司法部代理部长。然而，她在这个位子上只坐了10天就被解职，因为她拒绝为特朗普倍受争议的旅行禁令——一项短时间内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辩护。白宫将她的行为称之为背叛。

耶茨是在1月27日星期五飞往亚特兰大参加一个慈善义卖活动时听说这项旅行禁令的。总统发布禁令之前，并没有知会她或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那个周末，她一直在痛苦地思考自己该这么做。星期一，她告诉司法部人员不要为总统的行政令辩护，因为她不确信这项命令是“合法的”。

当天晚上大约9点左右，耶茨还在办公室工作。她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停顿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助手]，他会在敲门的同时直接推门进来，但这一次只是敲门，没人进来。这和往常不太一样。所以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来人递给她一封总统的信，通知她，她被解职了。

一夜之间，耶茨就成了聚光灯下的人物。自由派人士将她视为英雄。来自年轻女性、移民和其他人士的信件像雪片般飞到她的家中，向她表达感激之情。现在，耶茨已经回到了距华盛顿超过600英里的亚特兰大老家，这里是她27年司法部职业生涯起步的地方。

中午12点29分，耶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了Miller Union餐馆。虽然她早到了一分钟，但看到我已经坐在角落的一张桌旁，她似乎有些失望。她说她不喜欢迟到，因为迟到会给人一种自己的时间比别人的时间更重要的感觉。她身穿无袖黑色衬衫和芥末黄的裤子。她神情放松，脸色微微泛红，进门前一定跑来着。

我注意到，邻桌客人的目光在一直跟着她移动。“很奇怪，我被解职之后，认出我的人比我在位时还多，”她用软软的、拖着长音的南方调说。

“我有时会去健身房。之前我已经几天没洗头、没化妆也没有收拾。有人会走过来，想跟我照个自拍合影。这时候我就会徒劳地想：‘天呀，我讨厌这幅邋遢的样子出门。’但我还是拒绝化妆去健身房，”她笑着说。

还有一些更加令人感动的时刻——前一段时间在一家餐馆里，一个移民家庭走到耶茨跟前说，她的行为对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人们真的看着你的眼睛，和你说话，感谢你时……你没法不感动，”她说。“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但是幸运的是，其他人一般不会走过来对我说些什么。”

我们把话题转向1月底那些高潮跌宕的日子。在特朗普宣布旅行禁令前一天，耶茨曾召集白宫法律顾问唐•麦甘恩(Don McGahn)开会，提醒他，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ke Flynn)可能会因去年12月与俄罗斯大使的通话而遭到俄方的胁迫。此后不久，弗林就被迫辞职了。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那十天忙得天昏地暗，”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甚至都没吃午餐，因为我们一直正在忙于应付弗林的事情。那个周五下午，我一直呆在麦甘恩的办公室。让我有些意外的是，我坐在白宫法律顾问的办公室的时候，没人告诉过我有关旅行禁令的事，”她说。

耶茨明白，公然违抗命令是有风险的。“我不是傻瓜。我意识到被解职的可能性很大，”她说。然而，“从理智上理解这件事，和从情感上接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还是有一种肚子上被猛击了一拳的感觉。”她回忆起那一刻时，眼睛里闪着泪光。“我仍然对我做出的决定感到欣慰，但我不想被解职。这不是我所期望的为从事了27年的职业画上句号的方式……”她说。

特朗普的禁令是以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发布的，但在竞选期间，他在很多场合都曾多次谈到“穆斯林禁令”的想法。耶茨发现她无法将这两种情绪分割开来。“我得出的结论是，说禁令与宗教毫无关系是不正确的，”她说。“我们的宪法不允许我们为某件事找个借口，但实际上却出于某种违宪动机而行种族和宗教歧视之实。这是我们立国的核心原则，”她解释说。

耶茨不但没有主动辞职，而且她觉得必须公开反对这项命令。“如果仅仅是辞职了事，我可能维护住了我个人的尊严，但这样处理感觉是一种省事的做法，因为可能无法维护司法部的尊严。我会感觉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感觉是懦夫所为。”

服务员第二次到我们的桌子旁边转悠。我们甚至连菜单还没看。耶茨点了一种不加糖的冰茶，这是美国南部的标志性饮品，我也照着点了一杯。看到菜单上的炸鲶鱼三明治我两眼放光。

“真的吗？”耶茨问。“你比我胆大。连我都不吃鲶鱼 。”

她点了一道时令蔬菜——一个美味的南方经典菜肴拼盘。她说：“你应该尝尝最具南方特色的菜品。”所以我们又点了玉米面青葱炸丸子，美味煎饺配熏辣椒及青柠蛋黄酱。“如果你点了鲶鱼，你就能吃炸丸子。”

点完菜之后，我问她，你明知道这么做会激怒总统，为什么还作出了那样的决定呢？她说：“促使我做出这一决定的众多因素之一是，司法部与律师事务所不一样，”她说，“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迂腐和伪善，但[在司法部]，你代表的是美国人民，是相信我们会公正司法的美国公民。你的工作不是打赢官司，而是要维护公正。”

耶茨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法官。她的祖母是佐治亚州第一批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女性之一，但由于当时不允许妇女执业当律师，她只好经营自己家的律师事务所。“她非常聪明，简直难以置信。我多么希望她在有生之年能够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当她将家庭背景描述为一群“无聊”的律师时，我提到她的姐姐，一位保守的电台主持人，似乎与这个背景不匹配。“你发现了？”她笑着说。“很显然，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姐妹两人早就约定不讨论政治。

玉米面青葱炸丸子上桌了，我们将热热的丸子切开，洋葱和玉米的香味扑鼻而来。

耶茨在佐治亚州长大，并在州立大学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她最终进入亚特兰大知名律师事务所King＆Spalding。对她的职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案件是她的首次庭审。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佑治亚州农村区县巴罗县(Barrow County)，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在同一间法庭出席过庭审。她代表的是一名93岁的非洲裔美国妇女，这位妇女与附近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发生了土地纠纷。她的客户极其不信任法律，即使下地干活，也要把地契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参与当天庭审的法官、陪审团和对方律师都是白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的客户看到陪审团成员是清一色的白人时，他们脸上的表情。 [但是]陪审团经过评议做出裁决：“这块土地是属于你的，”耶茨回忆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是，在一个你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小镇或地方，法律显示出其应有的公正性。 我认为，那将是我一生经办的最重要的案子。”

耶茨因起诉亚特兰大一名腐败的前市长，和1996年奥运会期间在世纪公园制造爆炸案的埃里克•鲁道夫(Eric Rudolph)而声名鹊起。之后，她的职业生涯可谓是平步轻云。2009年，奥巴马提名她担任佐治亚州北区联邦检察官。6年之后，她被调往华盛顿，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

我们的主菜来了。我点的油炸鲶鱼夹在餐包中间，上面浇了塔塔酱，旁边配了一些炸薯条。鱼肉酥脆可口，一点儿也不油腻。她点的蔬菜盘色彩斑斓，且独具特色。我有点想吃她那一份了，但是，这种感觉没持续多久，耶茨就开始往我的边盘里盛蔬菜。“好了，你应该来点儿这个。这些西红柿太棒了，”她边说边给我的盘中盛了一些棕色的传统西红柿（没有经过人工杂交的西红柿——译者注）。“你介意在这样的场合吃别人盘子里的东西吗？”

就在我们会面的当天，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公开了一些电子邮件，证实他与特朗普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和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Gared Kushner)一起会见了一位俄罗斯律师，后者声称掌握有可以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定罪的信息。我注意到，这次会议的相关邮件推迟披露，与弗林在他与俄罗斯大使会面的问题上遮遮掩掩，这两件事如出一辙。

5月份，美国国会召集耶茨就弗林和旅行禁令作证。当时她对在场的议员说，“起诉几个与‘通俄门’有牵连的人没什么坏处”。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发推特说：“《神奇女侠》将于6月2日上映。但是如果你想在公映之前先睹为快，那就请看萨丽•耶茨在参议院的表演吧。”

“老实说，我知道的并不比新闻报道多，”耶茨说。“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任命罗伯特•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彻底调查通俄门的重大意义所在。不过，人们确实需要认识到，鲍勃进行的一切调查都是为了找到可以用于弹劾或起诉的犯罪证据。他的调查仅限于此，因为其他方面的问题不是司法部的管辖范围。我对鲍勃很有信心。显然，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自从被解职以来，耶茨一直保持低调。她花费了大量时间修理花园。她养了两只被救助的幼犬斯科特(Scout)和奈利(Nelly)，称它们是“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和“史上里最具破坏性的狗狗”。在她在华府任职期间，两个小家伙把花园变成了战场。“他们什么都吃…… 地毯、整个沙发和家具，无一幸免。最后，我们不得不在[在室外门廊]摆放金属材质的家俱，因为金属是他们唯一不吃的东西，”她说。“我很爱它们。”

我问她是否考虑竞选公职。“不，不，”她说。“这些东西从来就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认为还有其他能够发挥影响的方法。”例如，耶茨热衷于通过投资囚犯教育计划来对监狱系统进行改革，以便他们在获释后有多一些选择。

在她担任副司法部长期间，美国开始了一个试点计划，允许囚犯使用特殊版本的iPad学习一些培训课程，但她怀疑，在现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领导下，这个计划还能否继续下去。塞申斯已经采取行动推翻奥巴马时代的政策，指示联邦检察官更加严厉地对待犯罪，对毒品犯罪采用最重的量刑。

服务员收拾了我们的盘子，并问我们要不要点甜点——餐馆特色是自制冰淇淋三明治，有巧克力麦芽、甜玉米和焦糖三种口味。耶茨提议我俩点一个分着吃。我选择了焦糖口味。当甜点上桌时，耶茨将它一分两半。三明治看起来像传统的儿时美味，但味道浓郁，口感层次丰富。在我狼吞虎咽、几口下肚之后，耶茨才仅仅吃了几小口。

耶茨最近注册了一个推特帐户，但她并不期望把它变成一个发声的渠道。“我不会在推特上大张旗鼓地发表自己的想法，”她说。不过，来自移民、家庭和年轻妇女的信件让她觉醒，她说。她在床边放了一封来自俄勒冈州的一个家庭的信，信里附了一张他们两岁儿子在机场的照片：这个孩子手拿里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移民和难民”。

“现在，我有了一种以往从未预料到的真正的责任感，”她说。

她是如何回复年轻女士的来信的？“谈论这个感觉有点怪怪的，”她说。“我一直想在既要自信干练又不武断粗暴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因为如果你是个女人，且被认为过分激进，你就无法真正被接受。我觉得，当今的年轻女性不必像我们的成长过程那样担忧那么多。这真是件好事。”

思绪把她带回到今年1月份举行的抗议新总统的“女性向华盛顿进军”(Women’s March)大游行。当时，她正在华盛顿特区的全食超市( Whole Foods)购物，超市里挤满了抗议者。

“我只能背靠冷冻食品柜站着，看着这些年轻女性手持抗议标语。她们是那样自信，她们有想法，并且正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我当时想，这太棒了，一切本该如此。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女性勇于发声的时代。”

本文作者为《金融时报》驻美国资深财经记者

约李亦非下午茶的那几天，正值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大热。我发消息给她说：想听听她怎么看这部剧，比方说，在她这位资深外企高管看来，这类所谓职场大戏对高级白领生活的误读究竟有多深。她很快回我：还没看，要补课。

十来天后，当我们坐在她别墅家中宽大明亮的客厅里共进下午茶时，她认真地告诉我：剧看完了，“养眼是挺养眼的，但都是情感戏，对职场的理解太浅。”

比方说呢？我问。

“罗子君看起来挺自强不息的，但她的每一步成功，都是靠男人。真正成功的职场女性，都是靠自己。”

李亦非说话直率，一语中的。几次见面后，我对她的言谈风格已经熟悉，令我惊讶的是，她是怎么找到时间追剧的？作为一位金融界高管、全球最大上市对冲基金英仕曼集团的中国区主席，她难道不该是个脚不着地的空中飞人吗？

她笑答：“运动的时候看啊。我每天早起，跑步30分钟，力量练习20分钟，边练边看，正好一集电视剧。”几步之外的客厅中央，大屏幕电视机前放着一架划船机，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

面前的李亦非妆容精致，端坐在她最心爱的一把青绿色丝绒靠背椅上。我们身边的落地窗外，是一个仲夏日绿意盎然的私家花园。在我们到达时，她正专业地和一位上门的化妆师讨论要为今天的视频拍摄做一个怎样的造型。我在一旁看得有趣，问：平常出门也会这么精心准备吗？

“哪有那功夫。通常就是头发一扎，20分钟就出门，”她笑着说。

等到摄像机一开，李亦非眼神灼灼，侃侃而谈——语速自始至终保持得不错。我想，不愧是在传媒娱乐业浸淫多年，习惯了镁光灯的。

在2008年进入金融业之前，有近二十年时间，李亦非在跨国公关、广告传媒公司担任中国主管。她成名甚早，37岁就登上《财富》杂志封面并跻身这本杂志评选的50位国际商界女强，最知名一役，是在2003年时让风靡一时的MTV音乐频道在中国落地播出。世纪之初，在华跨国公司还较少聘用本土高管，女性更稀有，她因此有“打工皇后”之称。进入金融业后，她淡出大众视野，这容易让人忘掉时间的流逝，也容易让人继续把她和时尚、音乐、明星联系在一起。我提醒自己，如今她的世界里，是资本，是风险，是对冲。

就在这个月，李亦非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时刻：英仕曼成为首家在华获得外商独资私募基金管理牌照的国际对冲基金，这意味着它无需寻找一家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就可以独立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向内地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家庭提供资管产品，用李亦非的话说，就是终于获享“国民待遇”。

此役或许不像MTV落地中国时那样光环闪闪，但在金融业却引起不小的震动，想必也离不开李亦非的长袖善舞。英仕曼目前管理着全球959亿美元资产，在公开上市的对冲基金中排名第一。对它敞开大门的，则是一个私人财富快速增长的市场——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已达到158万人，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165万亿人民币。有人因此玩笑说：外资私募大佬们跑步进场，中国投资者们笑了，而境内一些资管机构则要颤抖了。

但谈起这次获得牌照，李亦非却显得低调笃定。我忍不住问她，印象中的金融高管们都行色匆匆，有些案牍劳形的样子，为什么你看上去还挺闲适的？

她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金融是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一旦你让资本进入了市场，它就会自行运转，金钱永不眠。”

她说，所以她现在的生活节奏，反而比在娱乐圈时慢了下来，这让她有更多时间做她喜欢的事，包括看书，运动，旅行。当然还有看剧。“最近这些职场剧对职场最大的误解，就是好像事业和生活不能两全，必损一方，其实不然。很多在职场里成功的人，平衡术都掌握得很好，生活过得很精彩，家里也照顾得很好。”

她的平衡术，最早可以归功于她小时候一段独特的经历——从十岁到考上大学，她有十年时间，一边上学，一边在体校学习武术。“那时候上午上课四小时，中午扒口饭，下午练习四小时，晚上回家做作业。训练，比赛，上课，十年风雨无阻，一天都没缺课。我的时间总是比别人少，所以学会了两样东西，一是做事快，另一个就是学会了multi-tasking，同时做好几件事。”

李亦非每次谈起这段习武经历，都会强调它对她人生的重要性。武术给她带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光环。13岁时她就获得全国武术青少年组剑术冠军，成为那个时代的当红花旦，参加比赛时，体育场里会有上万人呼喊她的名字。十六七岁时，她参演了三部电影，其中两部和刘晓庆搭档。但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演戏终究不是她的真正志向。那时的她幻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于是考进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赴美读研，第一份工作就进入联合国，开启高开高走的职业生涯。

武术甚至促成了她向金融业的跨界转型。2008年时，还在传媒集团维亚康姆担任大中华区负责人的她，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高雷GLG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这位创始人曾是以色列特种兵，一听说李亦非曾有十年习武经历，一见如故，除了欣赏她在跨国公司多年高管经验，更认定她性格中也必有刻苦坚韧之处，便力邀她出任GLG中国主管。一年后GLG被英仕曼收购，李亦非回归广告业，两年后的2011年再以中国区主席身份加入英仕曼。

在外人看来，资本世界隐秘多金，比起传媒和娱乐业，能量更加无远弗届。再加上这几年中国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成长，监管者对外资机构态度趋暖，李亦非也承认“作为资产管理公司，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曾有人无不艳羡地对她说：“亦非，为什么你总是与朝阳产业共舞？”

面对这类评价，李亦非半开玩笑的回答是“我还羡慕别人摘的果子更大更肥呢！”话锋一转，她又会认真地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表面光环笼罩，做起来充满艰辛”。在转行之初，她曾闭门不出，花四个月读完40本关于金融的书，靠查字典和Wikipedia，把“阿尔法贝塔”、“标准方差”等金融术语学了个通透。到现在，她能对各种投资策略、市场行情侃侃而谈，靠的是“每天还在读书”的学习劲头。不过，眼下我更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却是她所在这个行业的学习能力。

在2007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中，外界对金融业的反思和批评不断，对冲基金由于投资方式隐秘激进、更少监管、被视作“让富人更富”的游戏，吸引了尤其多的火力。我问李亦非，在她看来，金融行业在这十年里，做出了什么自省和改变吗？

李亦非笑笑，“很多人把对冲基金视作洪水猛兽，其实不然。巴菲特说过，复利是世界第八奇迹，意思就是，如果市场始终在涨，哪怕回报率很低，复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利滚利，也能让资本像雪球一样滚大。但市场一旦下跌一次，投资者要再反亏为正，就需要极好的运气和更长的时间。对冲基金最大的作用，不是在市场大涨的时候帮投资者涨更多，而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帮投资者尽量减少损失。”

但是，风险或许可以对冲，人性要改却难。2008年至今，美国股市已经上涨超过一倍。最近几个月，已有分析师警告说，眼下全球金融市场中的自满情绪之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之强，意味着又一场金融危机可能正在我们眼皮下酝酿。

李亦非把这归结于人性：“人性天生是乐观看涨的。即使在对冲基金行业，有人做过统计，也是75%做多，25%做空。做空是很痛苦的，做空的代价也非常昂贵。但是，永远不要相信市场可以永远牛市，这就是为什么永远需要对冲风险。”

最后一句话让我颇有感触。我问李亦非，你履历漂亮，先生也事业有成，儿女双全，女儿已经耶鲁大学毕业，人生的前半段可谓十分顺遂，对自己未知的人生，你有没有什么对冲机制？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李亦非顿首想了想，说：“我的对冲机制就是情景设置，对冲基金里叫模型，就是如果股市大跌了，你有什么样的防范机制，最坏的情形你会亏多少。”

我问，那你给自己人生设定的最坏情形是什么？

“就是疾病和死亡。而死亡无法对冲，只能靠我们自律健康地生活，这就是人生最好的对冲。人都要学会以死鉴生，反而能活得更轻松。”

李亦非说，就在几天前，她刚问过自己16岁的儿子，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了，你能活吗？儿子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能，我还没到18岁。她追问：真的吗？再想想。儿子说：哦！我可以！我可以去做中英文辅导老师。 李亦非顿感释然，“一问一答，起码我启发了他的思考”。

我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儿子超越不了你怎么办？很多优秀的人都会为这个问题倍感焦虑。

“你怎么定义‘超越’呢？说到底，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人生。我不是那种微观管理型的家长，我不会太在意他们的一场考试或者一次面试做得怎么样。我会和我的儿女谈我年轻时的梦想，和我追逐梦想的过程，这也许会影响他们，让他们学会去设定自己的目标。”

李亦非曾有过一个“T字理论”，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在年轻时快速攀爬职业阶梯，尽早到达“T”字那一横，那里聚集着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资源，能帮助他继续在那个高度上自由穿梭。

从三十岁成为美国博雅公关公司总裁，李亦非已经在这一横上游走了二十多年。从这一横上，再如何向上突破？她如何规划职业和人生的下半程？

“人生充满机会，有的时候要奋力拼搏，有的时候又要有所取舍，”李亦非答。

有什么是她还未尝试过，愿意一试的？

“可能是创业，可能去做投资，”她似乎并不确定。

但确定的是，她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我刚入职场的时候，当时我的老板，维亚康姆总裁雷石东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I’ll retire when I drop dead ——我退休那一天就是我离世的那天。”

“年轻时人们常常说：我哪天退休啊，50岁还是60岁。但许多人到60岁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恋战。这种恋战是对的。人不能退休，可以退而不休，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保持思路敏捷，保持对知识和思想的饥渴。”

采访临近结束，我问李亦非最让她心有戚戚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或一首歌。她想了想，说，Michael Jackson的Gone Too Soon——“转瞬即逝”。

“想一想很有意思，市场和人生，都是瞬息万变，转瞬即逝。所以我一直告诉告诫自己，活在当下，珍惜当下，每一天都竭尽全力就好。”

如果你也喜欢流行于现代家居中的中性色调，那么凯丽•赫本也许是你会感兴趣的名字。

从业40年来，这位留着大卷发的女设计师交出的成绩单可谓十分耀眼——她曾为英国威廉王子、贝克汉姆夫妇设计私宅，游艇、喷气式飞机、酒吧和摩天大楼尽在她的画笔之下。2009年，她因对室内设计服务的贡献而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她还凭借在BBC真人秀《龙穴》中担任评委和出演电影《荒唐阿姨》走进公众视野，被称为设计界的“蜜色女皇”。

这位顶级室内设计师在16岁时为一位朋友的家设计了厨房，从此发现了自己毕生挚爱的职业。她擅长运用米白、灰褐等中性色调营造沉静、平衡的家居环境，格子结构、镶板设计在她的设计中随处可见，成为她的经典手笔。

赫本的家集中体现了这种风格。起初，她位于伦敦西区的新家只是一栋废弃的建筑，决定买下这栋房子时，照片般精准的记忆力让装修图纸瞬间在她脑海中成型——开阔的大厅中，置物架沿着利落的线条从门廊延伸至房间，绿植点缀在大地色系的空间中，巨大的米白沙发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无论是房子的哪一个角落，柔和的灯光从不会缺席。

宽阔的设计风格是生活方式变迁的见证。“这非常有意思，现在人们的居家状态在发生变化，人们经常围绕着厨房活动，”赫本说，“而在以前，家会被分割成厨房、餐厅、客厅，甚至为特殊客人准备的专门客厅。”

她经常会邀请众多好友在家中相聚，因此客厅中的一张长约六米的桌子不可缺少。家人爱看电影，她则为影音室设计了大椅子，几乎每晚，她都与家人窝在这个最喜欢的房间中享受美好的电影时光。

在赫本的家，家居设计与真正的艺术之间似乎并无区别，设计之美与实用主义同样重要。即使是一个灯泡，赫本也要让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通透明澈。

“家应该是一个完全适合你心意的地方。”赫本说。

空间哲学

那么，如何让空间变得更符合自己的心意？赫本家对浴室和小客房的设计给出了一些启示。

成长于南非、定居于伦敦，曾游历世界各地的赫本多年来都致力于东西融合的设计，她的空间哲学从家里的浴室中可见一斑。

“家通常被分割成好几个区域，有些空间你要与家人朋友共享，但浴室是属于你自己的极为私密的地方，”赫本说。她的浴室中，圆润的线条和米白色的搭配体现东西结合的哲学，为了让设计更加和谐，她连灯饰和浴缸的设计都一并包揽。“对我而言，东西融合就是简单和谐。”她说。

东方哲学中的匀称与质感十分吸引赫本，不过，她对国际化的设计也情有独钟。比如说，椅子上美丽的福图尼图案来自赫本在意大利的见闻。在威尼斯亲眼见到了著名设计师马里亚诺•福图尼的作品后，赫本开始将美丽的福图尼图案加入到设计之中，融合为自己的风格。

而在小客房中，赫本让一张特大号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让房间看起来比实际更大。除此以外，质感也很重要——房间中，从透明的玻璃到厚重的金属，从皮革到灯饰，著名的宽条设计点缀在小件物品之上，这都是她营造质感的工具。

简约而不失层次的设计是这位设计师手中的魔法棒，悄悄实施着巧妙的空间魔法。

不过这真的是“悄悄”进行的吗？

FT记者亚历山大•吉摩尔好奇地问：“如果在纽约、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你的设计，要怎么才能确切地知道是你的作品，而不是其他人的呢？”

回答他的是赫本调皮的笑。

“噢，你就是会知道的。”

白色套头毛衫罩着浅蓝色牛仔裤，一头黑发吹出有光泽的弧度，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看上去极为平静，一如以往。她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挨着我坐到我们这桌的一角。“来看看这个，你看到这个了吗？”说话间她已经开始研究菜单，没有先停下来寒暄几句。

Facebook的这位首席运营官以比大多数高管更坦诚而闻名：比如坦言自己工作时在洗手间哭泣，或是在丧夫不久后跟母亲睡一张床。这一点跟重新定义了“分享”一词的Facebook颇为契合。不过当我们开始共进午餐，可以清楚地看出坦诚并不意味着率性而为。桑德伯格无疑是与公司口径最一致的高管之一。谈到业务时，她说的话似乎来自一整套现成脚本，我几乎可以替她背出台词。新产品不只仍处于“早期”，而且正在以一种“隐私保护的方式”推出。当我问到突然成为单亲妈妈具体是怎样的感受时，她先是承认“有时候感到孤独、害怕”，然后迅速说到更大的问题，聊到美国贫困单亲妈妈的困境，还拿出了数据。

不过话说回来，脚本或许至关重要。过去两年桑德伯格和Facebook都经历了巨大的震动，双方都被迫为生存而斗争。2015年桑德伯格与丈夫戴夫•戈德堡(Dave Goldberg)在墨西哥度假时，戈德堡在健身房锻炼时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丈夫的离世意味着桑德伯格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Facebook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假新闻兴起、Facebook自身越来越有能力影响各种事件（包括去年美国大选）的走向之际，该公司在自我监管方面做得够吗？这些批评对于这家规模最大的社交网络公司——拥有近20亿用户，去年利润达10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

我们就餐的墨西哥餐馆Sol位于门洛帕克的Facebook园区，所在的街道是一条迪斯尼式假主街，旁边还有一家纸杯蛋糕店和一家美甲店。桑德伯格从没在这里吃过饭。她告诉我，她在Facebook的9年都是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吃午餐的，事实上我是第一个说动她出来午餐的人。当她和一名工作人员一起到达餐厅时，我猜想她是不是需要别人帮忙才能找到路。

当我说明没有其他人加入我们的午餐时，她说：“这太让人激动了。”通常她都是在自己办公桌上喝汤或者吃沙拉，而她的办公桌位于Facebook巨大的开放式楼层的中央。她兴致勃勃地翻着橙色的塑封菜单，点了一道“大份沙拉配鸡肉”。我选了红椒大蒜玉米卷饼——按照店主祖母的家传秘方烹制。

桑德伯格在个人生活遭遇不幸之前，在事业上已取得了一系列非凡成就。她先是在美国财政部为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担任幕僚长，后加入谷歌(Google)担任运营副总裁。自从2008年来到Facebook后，她对这家公司发展成一家市值4320亿美元的企业功不可没；据《福布斯》(Forbes)数据，她自己的身家达16亿美元。她于2013年出版了首部著作《向前一步》(Lean In)，鼓励女性要更雄心勃勃，这部畅销书的成功也令桑德伯格成了著名的女性权利倡导者。

当戈德堡逝世后，一切都变了。桑德伯格感到极度悲痛，且“不顾一切”地想要从其他人那里找到共鸣，最终她通过在Facebook发表一篇帖子找到了安慰。这篇帖子的确让她找到了共鸣：用户们将这篇帖子分享了40万次，还在评论中写下自己应对死亡的经历。

她说：“我没想要在这篇帖子里分享我的个人故事。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世上有太多的沉默。那种感觉不仅仅是悲伤，是与外界彻底的隔绝。”

对于哀悼者被忽视时的痛苦，她的想法反映出典型的强者心态：她建议那些担心“你还好吗？”是一个蠢问题的朋友，应该换成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因为这一提问承认了悲伤情绪的起伏不定。

受这篇博客反响的鼓舞，她与一个沃顿商学院(Wharton)的教授朋友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共同合著了《B选项》(Option B)。这本书不久前出版，结合了她的日记以及对经历悲伤和挫折后恢复力的研究。桑德伯格表示一开始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写一本书。“如果我几天不写日记，我就会觉得自己简直要爆炸了。”后来写作变得不仅是发泄，还是一种纪念亡夫的方式。

人们是否还会问她“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回答说：“偶尔。一个研究悲伤的专家告诉我，这本书的作用之一是我可以继续谈论戴夫。但对很多人来说，第二年是长时间的沉默。人们已经向前看了。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提起这件事，他们不想提起来。“

今年5月，戈德伯格逝世两周年。当我问她有什么计划时，她的眼眶湿了。她说她会尊重孩子的意见。“我还是想庆祝他出生的那一天，但如果我可以闭上眼睛，离开这世界（一天）……我会的。”

《选项B》的惊喜之一是它的幽默。这是有意为之吗？“我不知道。你会感到自己仿佛失去了快乐的权利，以及开玩笑的权利，所以你感觉开玩笑不好，快乐不好，约会不好。一切可能让你快乐的东西都不好。看电视综艺节目不好。”

她还致力于让企业认识到死亡可以对员工的整个生活造成多大冲击。她钦佩地谈到了自己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描述了她在返工第一天自信心“崩塌”后，他是如何帮她找回自信心的。“返工第一天的夜里我哭着给马克打电话……说，‘也许我回来得太早了，我没在状态……’。当时他说，‘你想回来的时候就应该回来’，但他没有把话停在这儿。他接着说，‘不过你今天提出了非常棒的两点，所以我很高兴你回来了’。”

对她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他当时只是说，‘你想回来的时候就随时回来’，我就会理解为，‘你不行’。”

桑德伯格面前摆上了一个方形盘子，大小有一张边桌那么大，盘子里满满的生菜、牛油果和鸡肉，看上去不怎么像墨西哥菜。我的午餐则完全是橙色的，卷饼泡在橙色的酱汁里，配上橙色的米饭。

“鸡肉有一种好吃的……”她话音渐轻，或许不习惯描述食物，“感觉腌了很久，腌一腌总是更好吃。”

***

很少有公司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力。 Facebook已经体会到了成长的烦恼：对隐私的恐慌，害怕它不能赚钱，担心它落伍。它通过技术克服了许多问题：加强隐私设置，更先进的定向投放广告，收购Instagram等新的应用，或从Snapchat借鉴新功能。

目前Facebook面对的关于其角色的问题可能较难解决。扎克伯格今年在Facebook上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该公司将在创建“全球社区”方面发挥作用。尽管用了近6000个单词，且82次提及“社区”，但信中没有提到有助于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技术。

我问桑德伯格，Facebook是否真的是一个能够容纳各种价值观的全球社区，还是如它以前对自己的定位，其实是一项“公用设施”，就像一个电话网络？她说很久以前他们就不这么定位自己了，这话或许表明他们现在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离不开Facebook。

她说：“我认为我们有非常强的价值观。即使在我们还是一项‘公用设施’时，我们也有严格的内容规定：禁止色情、暴力和仇恨内容。”Facebook在即时执行这些规定的能力上仍然存在问题，在我们这次采访后，泰国一名男子在Facebook的Live服务中播放了他杀死自己11个月大的女儿的视频。这段视频在人们的新闻推送中待了大约24小时后才被删除。

当我问她Facebook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时，桑德伯格再次展现了自己转移话题的本领。Facebook的最大挑战是它最大的机会，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起来。她是否觉得人们可能在Facebook上花费更多时间（用户们平均每天在Facebook、Messenger和Instagram上花费50分钟）？极端总是不好的，有些人很可能睡眠太多。她在工作中是否感到自己权力的分量？她知道他们需要做多少工作。与许多受访者不同，她总是知道何时该停止，用一两句观点收尾。

我再一次试着提出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她是否认为作为一个组织，Facebook正在意识到其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桑德伯格似乎并不认为Facebook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

她说：“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确保他们能与自己想要的人分享，确保恐怖分子不会利用我们的服务。”

我试图谈得更具体些，将话题聚焦于假新闻。对于有观点认为Facebook发布误导性头条新闻——比如教皇支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能影响了美国大选，扎克伯格最初驳斥为“非常疯狂”。但自此以后，Facebook展开了一项支持新闻工作的项目，包括与事实核查人合作。她说：“假新闻伤害了每一个人。它伤害了我们的社区，伤害了我们每一个人。”不过她又很快补充道：“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己那份责任，对吧？新闻采编人员，从事读写教育的人，以及媒体公司和我们。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我又提出一个问题，嘴里塞满了食物。桑德伯格笑道：“我觉得这是这顿午餐的困难之处，这不自然，自然的情况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问我一个问题。”她又回到一种愿意分享的状态。她似乎已经吃好了，她吃掉了大部分鸡肉，留下大堆生菜。

以她圆滑的处世之道，无怪乎一直有猜测认为桑德伯格可能会竞选政治职务，但她说自从丈夫去世后，她感到与Facebook联系更紧密了，人们会在他的页面下继续追忆他。

当她年轻的时候，她曾以为自己会在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工作，从没想过进企业。是什么变了？她说：“我想当技术革命发生时，谷歌、Facebook这些公司肩负的使命与其他组织一样多。”我表示它们的权力和影响力甚至可能与政府一样大。她说：“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它们的确肩负有使命。”

自发表那封信以来，关于扎克伯格会从政的猜测也更多了。当他到美国各地会见社区团体、教会和企业，踏上一段看上去与竞选之路惊人相似的全美巡回之旅时，传闻更是愈演愈烈。她是否认为扎克伯格会竞选总统？“他不会。”

那你呢？“不会，我说过不会。”

***

这位“向前一步”女王仍希望美国会有一位女总统，即使不会是她本人。大选之夜，桑德伯格已经准备好叫醒她的女儿和儿子，好让他们看到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成为第一位女总统。她说：“不过他们一个才9岁，一个才11岁，所以他们会有机会看到的。希望这一天会很快吧。”

她如何评价妇女运动的状况？目前出现的迹象既有反抗——比如特朗普就职后的“妇女大游行”(Women's March)——也有对堕胎问题上的倒退感到的绝望。她说：“我想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背景。妇女运动已经走了100多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的女性连基本公民权利都没有。”

桑德伯格最近向“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一个提供医疗服务和开展性教育的组织——译者注）捐献了100万美元。她以前私下捐过款，但她说现在展示对这家组织的支持“非常重要”，它不仅提供堕胎，还向贫困妇女提供医疗服务。

她说“妇女和家庭方面公共政策的缺乏”令她感到担心。“我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更好的保障网……如果你是一个单亲妈妈，或者即便并非单亲、但只是工人家庭，如果你孩子生病了，你该怎么办？”

硅谷在这方面尤其受到批评，最近的一次是优步(Uber)的一位前软件工程师对这家叫车公司提出公开抗议，称该公司无视她对性骚扰的指控。桑德伯格对这件事的回答不那么笼统：“我认为这个行业对女性有挑战。我们存在同样的性别偏见问题。我们存在领导层女性不足的问题。”

《向前一步》催生了一个名为“向前一步”的组织，由全球150万职业女性组成许多“圈子”以互相支持，成员既有巴黎的创业企业家，也有辞去国企工作、拒绝包办婚姻的中国女性。桑德伯格在旅途中会与她们会面。

桑德伯格被批评为过分强调个人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比如她建议开会时坐到桌子旁而不是角落里——而不是制度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得到了她的热烈回应。她强调道：“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错误的比较……这二者永远同等重要。我说的是两个，两个都重要。”

首席执行官们向她投诉女性员工们正在要求加薪。她拒绝点名当事者，但表示当她说自己下午五点半下班回家看孩子时，“有人跟我说，就算我用斧子砍死人也不会比这件事引起更多关注了……我收到了来自雅虎(Yahoo)和谷歌整个部门的鲜花，卡片上写着‘谢谢你。我们现在都下午五点半下班了’。”

还有人指责《向前一步》导致一些读者与男友分手。她在书中建议：“你可以想跟谁就跟谁约会，但你应该跟书呆子和老实人结婚”。我问她，你跟坏男人约会过吗？“有几个吧。”

我告诉她我今年30岁，未婚，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她说：“想要一份平等关系的男人，想支持你事业的男人。你有一份很棒的事业。”已经把桑德伯格当知心姐姐的我问道，你怎么判断谁是老实人呢？“你要问，而且尽早问，不要怕冒犯他们。如果你的答案会让他们生气，你反正也不会想再跟他们约会。”

桑德伯格经常在Facebook上直播与一些知名或勇敢的女性的访谈。最后她会提出一个问题，在Facebook园区到处都可以看到印着这一问题的海报：如果你不害怕，你会怎么做？

趁她把手伸进印着“禁用bossy”（Ban Bossy，桑德伯格发起的一项运动，禁止用“bossy”一词形容强悍的女性——译者注）的包里，去拿她的Facebook品牌小笔记本和她的智能手机时，我最后把她自己的问题又抛给了她。

她靠近了一些，静静地说：“我想我写这本书是因为它很私人，而且非常坦诚。”她眼中涌出泪水，“我想从这场悲剧中得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只要是有益的”。

随后她迅速恢复平静，再次拥抱我，然后离开。

插图：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译者/蓝田

与以往不同，这回来跟FT一起喝茶的，是一对年龄相差几乎一代的男子组合——牛津大学的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柯睿思(Chris Kutarna)。

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北京天气，如同感冒时人的鼻腔，连着湿润了两天。选择周末冒着连绵中雨赴约，于我而言，更多是因为曾经读过的一本著作：它横跨500年人类历史，从艺术、科技、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探讨“人类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站在创造了现代文明的欧洲视角上，比较文艺复兴时期与自1990年以来的今天之各种异同，提醒我们搭乘“复兴号”时代列车时应该注意哪些风险，汲取哪些教训。

由伊恩和柯睿思耗时五年合著的这本《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Age of Discovery)，曾于2016年入围英国《金融时报》／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榜单。和他们不一样，作为记者，我的任务不是卖书，而是站在公众的角度、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好问题。

于是，我从洲际酒店狭窄的行政酒廊餐厅，夹出四五块曲奇饼放入盘中，点了一杯英式红茶，在伊恩右手边的位子坐下。开口就问：“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强大了吗？”

“当然，中国现在比它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它也将是未来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伊恩先答道。

“那你知道，你所住的这家国际酒店北京分店里的自来水，是不能从水龙头出来直接饮用的吗？”我狡黠一笑，因为窃以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并不需要看它在军事上多么耀武扬威，最简单的方式是观察普通老百姓身边的基础设施质量。毫无疑问，中国目前仍无法给国民提供饮用级的自来水系统。

伊恩紧簇双眉，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说自己拜访过全球上百个国家，面对不达标的自来水早就适应了，但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这个问题迟早会解决的”。

坐在对面的柯睿思马上补充说：“当英国在16世纪成为海上霸主之时，国家实力突显，经济强劲，海军先进，政治强势。而在今天，这一套足以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吗？实力之说已经不再那么简单。”他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一个进程，现实更确切说应是全球主义(Globalism)，不是被动的经济结果，而是主动的政治选择。面对全球范围内相互交织的环境、经济、区域稳定、核安全等问题冲击，各国都显得脆弱。他说，国家实力这个说法本身，其实也面临挑战。

至此，一股浓浓的咨询公司气息扑面而来。柯睿思果然是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做过咨询师的人，我心想。打量这位差不多有190厘米身高的加拿大人，他拥有偶像式的帅气外表，能说一口足够交流的汉语，配合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学术背景以及曾在商界创业的经历，也难怪我带去帮忙的实习小姑娘似乎已经飘飘然。

只是，我不得不打断这些美好，因为中国的现实非常值得放在近代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来审视一番。眼前的这两位作者，是个好的对象。顺着25层酒廊的飘窗向外望去，北京金融街区域尽收眼底，权力巨大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者就在附近办公。

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也更脆弱。比之历朝历代，今天它才算得上真正与世界同呼吸，因此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力挺全球化。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伊恩表示，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留给他深刻印象，他称其为新的“全球化倡导者”。

国人对外国学者总持刻板印象，认为他们“不懂中国”，暗示他们不了解酱缸文化中的那些厚黑成分。伊恩则不然。一个细节是，他曾创立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未来世代委员会，邀请国际政要、商界领袖与学术精英等研讨短期政经问题，帮助打破国际谈判僵局。早在2013年，在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是时候着眼长远了》(Now for the Long Term)中，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伊恩精挑细选的委员名单中。

他的新著主要讲述欧洲近500年来的突飞猛进，但是这期间酝酿而生的共产主义思潮，却主要在世界的东方经历了试验与失败。不过近期，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的表态着实惊煞了不少人。

对此，柯睿思说，以谷歌、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规模，已经大到足够收集海量数据，进而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后自然会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其实是自然垄断下一步的问题。”一旁的伊恩接棒答道，“在电力、基础通信等方面，英美欧都有类似现象，这可以通过有效监管和割分来解决。”至于将来“公司全都国有化”的说法，在他看来，所有权的讨论没有意义，因为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同国家之间的体系都有差别，就像瑞典与美国。“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征税解决问题，干嘛非要拥有这些公司呢？”

在谈到国家与全样本数据的关系时，62岁的伊恩抱怨自己从未准许任何人读取自己的邮件，却不可避免地收到与邮件内容相关的广告推送，让渡一部分隐私给商业巨头或国家已成大势，但主要得看对方是否值得信赖，他表示自己信不过俄罗斯政府。柯睿思忍不住打断他说：“或许只是因为您根本没有阅读手机软件的使用条款吧！”说罢，笑着从地上抄起一个硕大的橙色保温壶喝了口水，他是牛津赛艇队的成员，许多健身爱好者都携带此类装备。

这对儿搭档真令人忍俊不禁，有一种融洽的违和感，很像今天相互牵绊却又各自萌发的世界格局。

他俩都很肯定，中国必将更加开放，更多融入全球体系。但我觉得有必要扔出一枚深水弹，看看能炸出怎样的水花。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在其不断演变的措辞中，将’民主’明确表述为某种程度上’合法性’的前置条件。”我从书中摘述了一段话，然后告诉他们，很遗憾，类似的段落在中译本中被删除了，书里“中国那些倒台的贪腐官员通过控制国有资源积累大量私人财富”的表述，也被移花接木到了俄罗斯头上。我们所有人相视一笑。大家都知道，只有这样，他们这本书才能得以面市。

“公民能自由表达感受，并且被听取，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你之前提到的河北男子抱怨餐厅饭菜难吃被拘案例……在我看来，这是民主的表达过程，你的意见需要被听到。我倒不认为中国一定要向西方民主演进，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比较认可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言——民主即自由。他这里说的不是美国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对公民个体的赋权。首要的赋权就是生命权，如果死于饥饿或者因为孕妇没有医保导致胎死腹中，那就是没有自由；如果你没有食物、无法享有教育，那就是没有自由；如果找不到迁徙和工作谋生的途径，那也是没有自由。所以，我认为消除贫困是保障自由的首要前提。中国政府在保障这些基本自由方面，已经做了不少。但是，随着收入的增长，你会想要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

这一大段阐述后，伊恩顿了顿，说只要中国政府继续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应对好国内外棘手问题，它就能够保有合法性。在他看来，中国的挑战终会到来，但不是近一二十年。

“就像分蛋糕，当尺寸越来越大时，分配问题不容易显现。一旦蛋糕不增长了，分配问题就浮出水面……恰恰就会像今天的欧洲。”伊恩说。

一想到伊恩生长于南非，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南非开发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和曼德拉的顾问，我便更能理解他的初衷。伊恩是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读的中学，我去年拜访那座城市时，中心花园广场上的黑人恰好显得不太友好，贫富不均导致的当地治安问题堪忧，国家经济也陷入停滞。

有一种感觉，两位作者似乎仍沉浸在《发现的时代》写作状态中，即喜欢把当前世界放在文艺复兴（及当前的所谓新文艺复兴）历史概念里考量。书中指出，未来的风险很可能就潜藏于分配不公(inequailty)，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道德和经济负面效应。

他们表示，除了陷入战火的少数国家，全球130多个国家过去通过融入全球化，都取得了数倍于以往的增长速度，包括中国和印度。排除那些孤立国家外，全球不公的程度正在快速减轻；但就一国国内而言，有些区域越快融入全球大潮，经济越开放，不公平现象也越严重。因为情况迅速改变时，会有更多人被甩在后面，比如不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就一座城市而言，拥有适应全球化所需技能的人收入增长也越快，因为金融和IT技术总是走在全球化过程的最前沿，而且一国也很难对这些“全球化的人”征税。最要命的是，不公平不只体现在收入上，也体现在健康水平上。

那么，这个大问题能得到解决吗？伊恩肯定地说：“可以”。通过税制设计，通过再分配政策，通过房地产市场方面的改革，或者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促进人员的自由流动。“发展速度越快，你的政策就应当越灵活。”

这是发达国家当前面临的政策挑战，但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实则如出一辙。还是那句话：当潮水退去，谁在裸泳一目了然。突破重大改革，而不要虚把式，才有可能踩上持续了近30年的新文艺复兴的爆发点，驶向人类文明的下一站。

（联系作者 michael.lin@ftchinese.com; 霍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几个月来，一家新近开幕的画廊，在北京的当代艺术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涟漪。它选址独特，开在了看似和艺术毫不搭界的东三环CBD一家写字楼里，刚一亮相就接连举办了几场充满话题的展出，包括极富争议的裸体摄影艺术家任航在意外身故前的最后一次作品展。圈里人一打听背后的画廊主，都会扬起眉毛：原来是Handel，他又出山了。

这位Handel，就是56岁的美籍华裔李景汉，Handel Lee。他或许不为外界熟知，但在艺术圈中名头不小，此前策划经营的几家画廊，从90年代中期北京的“四合苑”、2004年上海的“外滩三号”，再到2009年北京的“前门23号”，都曾是京沪文艺时尚圈中最炙手可热的地标。他出了名地痴迷于美食、蓝调和摩托车，自己也是位涉猎广泛的藏家。而他的真正的“主业”，却是法律。他在能源领域是一位专业风评很高的资深律师，也是总部位于亚太的最大的全球性律所——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

他最新开设的画廊——金杜艺术中心，就位于金杜律所在北京的写字楼中。这个选择，和此前他对紫禁城、外滩这类充满历史感的非富即贵的地段的偏爱，似乎迥然有别。把画廊搬进办公楼，在京城也算开风气之先。这位对艺术和商业的嗅觉都极度灵敏的资深玩家，是又捕捉到什么时代的潮流了吗？

我和他的下午茶就摆在金杜艺术中心里。此刻这里正展出的是知名艺术家、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永青的八十多件纸上作品，展墙被刷成了九种不同的颜色，与作品中饱满丰富的色彩呼应。在一个通常四壁寡淡的写字楼里，这的确是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画廊平日免费对外开放，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只有四五位参观者，看似附近工作的白领，画看得很仔细。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为什么选择了写字楼？

李景汉身着剪裁贴身的暗色条纹西装，言谈举止一副绅士派头，带着大律师的从容不迫。“既然我做当代艺术，可能也算是前卫艺术，我认为它必得跟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北京上海，它们最重要的地段，发生关系。这个互动很重要。如果放在郊区，比如宋庄，或者798，那它必然脱离了最核心的城市文化、当代文化。现在的北京，哪一个地段是最重要、最动态的呢？那可能就是CBD，而且是东边的CBD。”

我追问，为什么不是西边？西边金融街一带的写字楼，租金更贵过东边呢。

“金融街那边，我感觉还是比较萧条，每一栋楼和每一栋楼的关系很独立，不是很人性，你看那边街道上都没有什么人。东边这里，要热闹得多，动态得多，充满生命力。”

不得不说，这一观察的确敏锐。李景汉每次开设画廊，在选址上都走在潮流之前，靠的应该就是这种敏锐。而这种敏锐，与他的血液中的艺术基因有关。他1961年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先祖是满清名臣傅恒，母亲傅铎若是位画家和雕塑家，父亲李文瀚曾是金陵神学院院长。他从小浸染在艺术环境中，少年时代也曾习画数年，直到母亲冷静地告诉他：你不具备成为大家的天赋。于是他转而学习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1年，年仅30岁的他，就被美国一家律所派往中国开设办事处。

从小听着父母对古国文明和京城盛景描述长大的李景汉，被90年代初拥挤、破旧又单调的北京吓了一跳。急于愉悦自己眼睛的他亲自设计了律所在国贸的办公室，并开始接触北京的当代艺术圈。那几年，中国开始出现最早一批突破体制的自由独立艺术家，个体和叛逆意识萌发，嘲讽正统的政治波普画风急剧升温，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进入国际视野，在国内却难以进入公共空间，想看画展的人，只能去美院或者圆明园画家村。这让李景汉感到兴奋。他在美国上高中时就在画廊兼职，布展挂画都干过，他想，为何不能把这一切带到中国？他联合了在京工作的另外几位高级律师，改建了紫禁城东华门外一座有着150年历史的皇家建筑，办起了“四合苑”，其中不仅包含一间当代艺术画廊，还开有一家高档西餐厅和一家雪茄吧。这种类似今日“艺术餐厅”的做法，在1996年的北京实属前卫，四合苑很快就成为京城新时尚的标杆。

在回忆20年前那次开山之作时，李景汉说，四合苑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把艺术变得时尚。要实现这个目的，他大胆地把画廊放在首都心脏、故宫旁，把影响力做到了最大。“那个地点、那个时机都选对了，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市场就起来了，”他说。

四合苑在中国画廊业的开篇阶段占据了重要一席，曾经举办过曾梵志的第一场个展，把一批中国艺术家介绍到海外办展，让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甚至半地下的当代艺术进入公众视野，成为精英富裕阶层乐于欣赏把玩的事物。在随后近十年中，它都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重镇之一。

把艺术与高档餐厅、奢侈品牌、高端休闲娱乐混搭在一起的做法，从此成为李景汉的经典手笔。他的逻辑是，前卫艺术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怎么让人们知道它是好的呢？就要把它和最好的餐厅、最贵的品牌放在一起，让人们觉得它很时髦，很酷，对它好奇起来。几年后他在上海外滩三号开设的沪申画廊，和在北京前门23号开设的天安时间艺术中心，都承袭了这一做法，只是越做越精致奢华，商业气息越发浓厚，艺术似乎反倒成为点缀。回想起来，他对多少由他自己开创的这种“艺术+时尚”模式也有反思：“这种方式最初的时候奏效了，但不幸的是，后来有点过于时髦了。”

在前门23号之后，有几年时间，李景汉淡出了艺术圈。他自己的解释是，那段时间，不仅中国，整个世界的当代艺术界，都变得不太健康，过于浮躁和时髦，他想离它远一点。直到最近，他觉得，“有了一些变化，让我觉得可以再开始做起来。”

于是便有了写字楼里的金杜艺术中心。这次出山，李景汉远离光影浮华，不再迎合富贵阶层，而是试图唤醒和培育一个潜力更大的购买人群——白领中产。在发达国家，这个人群已经成为艺术市场的主导力量，而在中国，艺术消费还远远没有进入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视野。但李景汉说，把画卖出去，不是他的唯一目的，他最想做的，仍然带有启蒙意味，就是要让艺术填补都市白领虚空的精神世界，让这个迅速富裕起来的社会少一些俗气。

“为什么艺术这么重要？它对人的修养、素质，他的思考，太重要了。中国当代社会缺少这一部分。白领的生活，一天到晚就是特别的烦、忙、浮躁、物质。人可以在艺术中找到一种平衡，一种乐趣，一种解脱。我就很希望我们金杜自己的同事，所有CBD里的人，可以到这个空间来看画儿，学会欣赏画儿，把艺术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在李景汉的生活中，艺术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提到自己的藏画，他眼睛亮了，表情生动起来。“我家里挂了好多画儿。你把一张画挂在那儿，这个房间的性格就有了一种变化，每天看到这张画儿，跟它互动、对话，它就会影响你。我也经常会换我挂的画儿，每次都很兴奋。有时候一张画好多年没挂了，又拿出来，就如同见到一个老朋友。”

我问，对于成长过程中艺术教育匮乏，又不像他一般有着家庭熏染的“小白”来说，艺术鉴赏力该如何培养？

他想了想，说，就从给自己买一幅喜欢的画开始。“看画跟看书一样。你不会看一本500页的书，是因为你觉得看完了可以赚钱，而是因为你被一个美丽的故事打动。买画儿是一样的，第一是因为你喜欢它，然后你把它挂在你房间里，和它建立一种关系。我觉得每个人每年最少应该买两张画，不管是一百块一千块还是一万块，你就买两张，把它变成一种习惯。”

我不禁问，在大多数人眼中，当代艺术是昂贵的，中国大城市的白领人群，真有这样的购买力了吗？

“哦，购买力绝对有。他们买一瓶好酒，就可以买一张画，对吗？”他转身指了指身后的画廊，“只要3000到5000元，我这里就有很好的作品可以推荐给你。”

中国人财富的迅速积累，让李景汉捕捉到了艺术收藏平民化的潮流，并再一次站在了潮流之先。但金钱带来的另外一些东西，则让他感到担忧。在他创办四合苑的年代，当代艺术还是政治敏感区，画廊刚开幕时做过一个包括多位国内外艺术大腕的群展，结果第一天就被封了，几个月的检讨交涉后才重新开门。短短二十年后，当代艺术光环加身，艺术家们的生存环境好了太多，但李景汉觉得，他们的原创性和批判性却不如当年。

“那时候艺术家画的画，还是会去追求一种他自己艺术表达的欲望。现在的艺术家，追求的是钱。你看现在美院的小孩，他画画不是为了去探索，去发现自己，或者把技术练好。他看谁卖得好，他就模仿那个风格。”

一方面是大众艺术鉴赏力的觉醒，一方面是艺术本身的庸俗化，让李景汉觉得，肩负着培育新晋艺术家、培育藏家双重任务的画廊，眼下更有存在的意义。因此他对未来长期看好。

采访最后，我问他，你见证和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和兴起，自己又是个兴趣广泛的藏家，所以常常被称作当代艺术和生活方式的推手。如果你的确是推手，你要推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李景汉笑了，想了想，说：“那就是，用你挣的钱做点什么。用它来买些艺术品，用它来买一个空间、一种追求、一种爱好。给自己培养一种兴趣，然后沉浸其中。把钱花在爱好上，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生活。”

从葡萄酒专业机构2013年的数据看，中国已经超越澳大利亚和阿根廷，悄然成为全球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世界对中国葡萄酒的认知还停留在长城、张裕等面向大众市场的大品牌酒商。但在近十年间，一些本地精品小酒庄正蓬勃崛起。其中港商陈进强、陈芳父女在山西创立的怡园酒庄是较早获得国际葡萄酒业界肯定的中国独立精品酒庄。这几年，又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精品酒庄陆续浮出水面，比如迦南美地、贺兰晴雪，当然也包括宁夏的银色高地家族酒庄。

世界知名葡萄酒评论家简希丝•罗宾逊在她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葡萄酒专栏中多次提到宁夏银色高地酒庄和女庄主高源，说“活泼开朗的银色高地(Silver Heights)酿酒师高源(Emma Gao)是第一个让我意识到宁夏拥有成为优质葡萄酒产区潜质的人”，并把2009年份银色高地爱玛私家珍藏(Silver Heights, Emma’s Reserve)列在“宁夏之选”的推荐酒单上。

高源的“活泼开朗”在我们尚未见面时就表现出来了，在还差十分钟就到约定时间时，她微信告诉我“我可以晚到15分钟吗？”并发个了“鞠躬、多谢了”的微信表情。

银色高地女庄主高源 （圈圈 摄）

为了配合她的葡萄酒女庄主的身份，我特地在葡萄酒咨询设计机构哥德芬借了场地，这个三层的小洋楼座落在南京西路上，曾是邵逸夫故居。里面有葡萄酒前台、葡萄酒餐厅和各种各样的葡萄酒主题小装饰品。

高源穿黑色条纹西装进来，下面是条黑裤子，但西装里露出的黑色低胸蕾丝内衬打破了商务的感觉。她带了一瓶银色高地的“阙歌”，这是他们的主打酒款。

开瓶，倒酒，高源邀请摄像与哥德芬同仁一同开饮。

“我们想做的是能够让葡萄酒爱好者去琢磨的，有陈年潜力的精品，而不是每天喝的酒。”放下酒杯，高源这样说。我问她有没有五年、十年的长远目标。要知道，在中国这算是很长的目标。我问过一位游戏产业上市公司的年轻创始人同样的问题，他当时疑惑地看着我，似乎我是外星人，说：“五年太长了，没想过，三年的话，也许有吧”。在那个产业里，三年的时间里，公司可以开出来两茬了。但高源所在的葡萄酒产业又是另一回事。她说：“葡萄酒不是一代人就能酿好的，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具体的葡萄品种适合宁夏的土壤，还没找到我们独特的品种，这需要很多年的试验，我们对本土土壤风土的风格，还没找到准确的定位，想把这发挥到极致，是需要两三代人去做的事。这是慢功夫。”她提到了简希丝对银色高地的评分，满分20分，2007年，银色高地13.5分；09年，16分；14年的霞多丽，17分，强调说：“不用做五年十年的规划，目前就是做好我们的质量，每年都有一点增长就好。”

高源是在其父高林的引领下进入葡萄酒产业的。高林从事过轻纺、进出口等行业，富有商业远见。1997年去法国、德国访问时，对葡萄酒文化印象深刻。当时宁夏政府正在布局农业，想选择既环保、价值又高的农作物。因为葡萄的产业链长，又不适合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理论上是适合宁夏的。因此当地政府决定发展葡萄种植。2000年，在高林的鼓动下，高源远赴法国学习葡萄酒酿造，并不负期望，获得法国国家级酿酒师证书。2007年，父女俩创立银色高地酒庄。

如今，银色高地主打酒“阙歌”年产约3万瓶，此外，还有更高端的“艾玛私家珍藏”，只在好的年份酿，以及更大众一点的“世纪勇士”。

高源和先生吉利

高源的先生Thierry Courtade（中文名：吉利）曾是法国凯隆世家庄园(Chateau Calon Ségur)的酒窖主管，2012年从法国移居宁夏，那么他在银色高地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听到这个问题，高源先是习惯性爽朗地笑了笑，然后沉吟两秒，说：“我先生家族三代都从事酿酒行业。他除了带来了法国人严谨的工作态度，还为员工带来很多文化气息，包括法国饮食，餐桌文化，他也会打架子鼓，搞气氛，有时也会给我们跳个脱衣舞什么的。”但是当我进一步追问夫妻俩在酿酒理念上有没有冲突时，她强调：“银色高地的风格一定是由我们一起来决定的。所有重大的环节我都会参与决定，从选什么地块，选择葡萄，分什么级别，选什么风格的橡木桶以及调配酒时的葡萄品种和比例，每款酒的风格我都是要参与决定的。”她又补充说：“酿酒的环节，我们有时候会有争执，但我比较尊重他的意见，因为他的经验和嗅觉是很丰富的，他本人已经有23年的工作经验，是用传统的法国古法酿造方法。他们家三代人都在酿酒，很多经验是与生俱来的。我是学理论的，有法国国家级酿酒师资格证，就好比葡萄酒的医生，在化学上、理论上都好一点，我再玩一点我们女人的感觉，所以跟他搭配得特别好。”

平时，高源住在山下，吉利住在山上，贴身照顾着葡萄园和酒窖。宁夏的气候条件与法国大不相同，冬季气温低至零下25度，风沙也特别大，葡萄需要埋藤才能过冬，周围没有任何绿色植物，“就这样熬三个月”，夏天又是酷暑，特别干旱，工作环境相当艰苦。吉利定居宁夏之前，高源带他到过北京、上海、西安，然后回银川和家人见面。高源说：“他最喜欢的就是银川。可能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波尔多乡下人，从小就是蓝天白云下大自然的环境里熏陶长大的。他只要有贺兰山，有这块土壤，有专心要做的事情，就够了，他又不喜欢出去玩儿。”

高源在葡萄园

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众所周知，树龄长的葡萄藤对酿酒成败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土地并非私有，高源的葡萄园用地也都是租赁的。一旦政府决策改变，比如说这块地将来被定位为房地产开发，银色高地又将如何面对呢？

高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她很认真地答道：“我们跟村子租赁土地，签的合同是30年，按中国法规，我们是可以优先续租合同的。如果想让葡萄树龄超过一百岁，需要续三个合同，万一在中间有变动，需要把葡萄藤挖掉，是很悲惨的。”

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高源经营百年家族酒庄的决心。这需要强大的意志和非凡的定力，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高源在开头十年已经用惊艳的酒品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但对一个酒庄来说，银色高地还只是个吚呀学语的幼儿，前面的路还很长。

采访结束了，像女汉子一样“撸起袖子”干事业的女庄主高源一边招呼着现场工作人员“来来来，喝点酒”，一边欣赏哥德芬工作人员友情拍摄的照片，然后叫起来：“谢谢宝贝儿，哎呀，我有双下巴啦……”

场地与酒品：

银色高地“阙歌”红葡萄酒

地点：南京西路450弄29号歌德芬

（作者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毁灭人类？”

拜AlphaGo和去年大热的美剧《西部世界》所赐，几乎每个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工智能科学家，都曾被问到这个问题。数月前在一场科技论坛上，原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李飞飞将这个问题回答了好多次。

所以这一次跟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人工智能孵化团队负责人闵万里的“下午茶”，我决定抛弃这类看起来“极客感”十足却明显能预料到答案的问题。我更好奇的是，未来BAT将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圈地运动”，其中阿里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BAT争相押注的人工智能

在杭州阿里云园区内一间略显昏暗的会议室内，我见到了闵万里博士。“14岁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19岁赴美攻读物理学硕士，后获得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先后在IBM TJ Watson Research Center及 Google 担任研究员。”这是闵万里在2013年加入阿里之前的履历。

初到阿里的闵博士从电商数据化运营（比如通过实时数据指导卖家和小二调整网上商品排序）做起，之后的一切被他归为“因缘际会”：进入阿里云组建非电商大数据团队，再到后来将云计算与大数据相结合而完成的各个人工智能项目。

跟我想象中的“理科神童”截然不同，眼前身着淡蓝色衬衫、笑眯眯的闵博士很是健谈。或许是已经习惯了跟“外行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他在解释专业概念时很善于打比方，说话直接，有问必答——他甚至都不需要我提前给出采访提纲。

闵博士胸前的工牌上写着他在阿里的花名：山景。通过花名制度，试图剥离不同职级员工之间的权力感差异，是阿里集团的特殊企业文化。几乎每个入职阿里集团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名，而这些花名，大多取自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比如阿里集团CEO张勇的花名是逍遥子，而马云的花名是风清扬。

阿里巴巴，与腾讯和百度一起，被统称为BAT。这三个业务起点不同却版图略有重叠的互联网巨头，被视为中国互联网食物链的顶端。“正如其他行业曾经经历过的一样，创业公司之间的城池之战，最终都会演变为BAT之间的版图之争”，这是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过的， 之前的O2O、电子支付、打车软件大战甚至共享单车莫不如是——虽然百度就现在看来有些后继乏力。

自然地，人工智能这一被公认为“颠覆性”的科技领域，引来三巨头争相押注：其中，百度发展最早，着力最多，虽然今年3月吴恩达的离职引来外界猜测纷纷，但其数据和技术积淀不可小觑；腾讯虽然在正式成立AI Lab之前，在各个事业群下面都有AI团队，但还是在今年3月腾讯AI围棋机器人“绝艺”，才初步崭露头角；阿里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阿里云ET，以及应用到具体场景上的ET城市大脑、ET医疗大脑、工业大脑等，风格更偏应用，虽然今年也不甘人后，推出了极客感十足的“NASA”计划。

闵博士将这个称为“接地气”，他一边向我介绍阿里云ET的各个应用场景，一边总结：“我们以应用为导向，但是我们实际做的事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应用，很多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其实是从应用场景当中抽象出来的。出发点是为了应用，但最后结果有可能超越原来那个简单应用的范畴。”

接着，在给我详细解释布局思路的过程中，他把“场景”和“垂直”重复了好多遍，“垂直化就是一定要落在具体的场景当中，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说我搞一个平台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万金油性质的东西价值密度是最低的，它就像水面上的浮萍。”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做‘大脑’，不做平台。就是说有的人开源一个平台，这个确实可以做。但当我们往价值密度最深层去做的时候……”说到这里闵博士把放在旁边的手机拿起来开始给我打比方：“假定这是一块木板，把它固定在这个平面上有多种做法，一种就是用万能胶粘上去；另一种是用钉子把它顶下去，还有一种就是加上螺纹钉下去，黏性更强。当钉子很密的时候，下面的东西跟木板就分不开了，那时候平台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似乎觉得打了个比方之后我应该听懂了，闵博士放下了被拿来当“木板”的手机，笑眯眯地继续这个话题：“平台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宣布出来，也不是开源出来的，一定是打出来的；当你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原来这个大脑能干这些事，那以后比如有个环境的问题，或者航空调度的问题等，都会想到我需要这个大脑，那就对接上就行了……所以大脑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代号。”

就在我们对话的前一天，腾讯宣布任命语音识别技术专家俞栋博士为AI Lab副主任，并成立美国西雅图AI实验室——一个非常特殊的无KPI实验室。

无KPI？可以说是非常不符合中国互联网公司风格了。一直对BAT三巨头如何“抢地盘”格外关注的我感叹道。闵博士也看到了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区别吧，就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来看，在公司里面没有KPI的团队是成功不了的。没有一个工作不存在KPI的，区别只是长期的柔性的（KPI），还是短期的刚性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定要有业务变现的，有人愿意为你做的事情买单，这才是真正的价值，这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我们的研究要接地气，天天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那肯定不是公司要做的事。”瞧，他又把“接地气”重复了一遍。

“产业革命不是因为AI就一下变得可怕了”

一直在强调将技术场景化的闵博士，给阿里云的“大脑”前加上了前缀，成为城市大脑、医疗大脑、工业大脑。其中工业大脑是闵博士最满意的项目。

这恰恰也是我最好奇的部分，即便在人工智能概念如此火热的当下，无论是大众还是互联网公司，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普遍偏向更“极客范儿”的美国风格：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语音图像识别、深度学习以及神经网络。进入工厂，进入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人工智能，现在还并不多见，更不像是互联网公司该干的事儿。

看到我很好奇，闵博士开始慢慢回忆：“工业大脑是我从来没想到能做成的，这是最冒险的，所以也是惊喜最多的一个。”由于之前在IBM和Google做过很多年智慧城市类项目，他实际上对城市大脑等其他项目很有把握，但工业大脑对于他是全新的。

回忆起一年以前第一次拿到江苏协鑫的数据光伏切片数据时的情形，他将其形容为“像读天书一样”，“你说我一个做数据的人，给我的样本我都读不懂，这不是抓瞎吗？”他将当时的沮丧又强调了一遍，并坦言当时确实有放弃的打算。

但当他进入工厂，看到车间的工人是怎样凭经验进行日常操作的时候，他看到了中间巨大的空间：对于工厂来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一直产出质量稳定的产品、永远不会跳槽退休的“大脑”。最终做成之后，很快地，这一套最先在光伏产业链中实践成功的系统，很快地被复制移植到了橡胶产业中。

那么用不了多久，永不跳槽、不知疲倦的工业大脑还是会跟普通工人抢饭碗啊，我暗暗地想。瞧，就算我不在一开始就把“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的终极之问抛出来，我们还是避不开这个话题。

既然谈到了产业革命与人类的关系，闵博士首先把眼下的产业革命定义了一番：“这是一场以大数据为原材料，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作为新技术的数据革命，跟以往的产业革命没有什么区别。”说起数据革命，他来了兴趣：“产业革命不是因为人工智能突然一下变得可怕了，产业革命一直在发生啊！”眼下的产业革命不仅只在机器的层面上，更体现在认知的层面上。

几乎跟我以往接触过的人工智能科学家们所想的一样，闵博士认为将人工智能同人类的关系描述成“你死我活”是种赚眼球的做法。他认为，自动化的普及可以让多余的劳动力释放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对某些岗位是一种挑战，但对整体人类一定不是挑战，而是帮助。”他很肯定地补充道。

对于大众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闵博士倒不认为这是技术焦虑的体现，毕竟人类一直在经历技术革命，更多的还是对人工智能失控风险的恐惧。“人工智能超越了个体脑力的极限，聪明人变坏是件很麻烦的事。”他这样形容道。

“未来的风口一定是量子计算机”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们开始讨论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人工智能概念的普及，让大众开始对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神经网络等概念渐渐了解，但非专业科研人士对人工智能的了解似乎也仅止于此。

我很好奇，什么才是人工智能里最难以突破的部分？对于这个笼统的问题，我认识的从业人士们给出的答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而闵博士给出的答案是，如何在多种模糊信号同步输入下做判断，是人工智能最大的难点。“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对于我的大脑，有视觉的输入，也有语言的输入。大脑需要实时分析这些信号做决策，来决定我下一句要跟对方讲什么。而且对方信号常常是模糊的，易于引起误解的，所以我们的人脑时时刻刻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多种模糊信号同步输入的情况下做判断。”

“这件人脑时时刻刻都在做的事情，却是人工智能的极致。”他补充道，“现在有很多人去说，我那个图像识别很精准，人脸识别很精准，但一个火眼金睛的人没有听觉或没有语言能力的话，那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吧。所以要一个完整真正智慧需要是几个功能的协同，所以协同是最难的。”而能初步把视觉、语言、声音聚合在一起做判断的无人驾驶，是闵博士心目中迄今为止差不多具备这个协同功能的人工智能。

谈到技术问题闵博士语速变得快起来，我们的讨论慢慢从无人驾驶转到了量子计算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媒体表达他对量子计算机的关注了。“下一个风口一定在量子计算机上，谁能先做出来，谁就能把现在的江湖重新洗牌。”他对量子计算机的前景下如此定论，让我略感惊讶。“量子计算机的出现会让我们现在的深度学习这些东西变成小儿科。因为它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世界、对事物的表征，从非黑即白的0或者1这种二分类的，变成了一个0和1之间的一个混合体，这样所传递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它这种数据结构、逻辑结构有可能根本性的颠覆我们现在的所有设计的算法。”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并坦言这方面还是美国比较超前，NASA以及几个知名的大学都成立了量子计算机实验室，不过中国现在也正在赶上来。

“我上次就讲搞深度学习的人你要去看一看量子计算机，你不要老以为说到人工智能就是深度学习、神经网络，那个东西都是暂时的，以后一旦过渡到了量子计算机的层次上，所有东西都重新洗牌，革命性休克。”闵博士补充道。

“强行碰瓷”型人工智能创业

谈话进入尾声，我们从科技的星辰大海，回到了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我们谈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创业。

闵博士认为，现阶段中国人工智能创业是有泡沫的，“而且有很多人工智能创业其实叫强行碰瓷，他做的真的不是人工智能。”

强行碰瓷？！他说得如此直白，让有同感的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某些创业公司，一两年前还在做着一些跟AI完全不相关的产品，今年就突然跟人工智能挂上了钩，融资随之而来。

“强行碰瓷”型创业的出现，说明人工智能风潮的深入人心，但不同的是，闵博士认为，这一次，泡沫之下的风口并不是“伪风口”。“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它底层的基础是OK的，首先大数据是足够的，然后云计算的能力，作为提炼价值手段也具备了，所以是可以从中榨出价值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话锋一转，“这些数据和计算能力都掌握在巨无霸手里，所以我说那些人工智能创业的小公司其实很艰难，一穷二白，只有几个名校出来会算法的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可以写出世界上最复杂的数学公式，但是没数据，没数据你都不知道这公式写的对不对、是不是可行的。”

“资本的洪水如果太猛，会淹死人的啊！”说到这里，闵博士感叹道。资本过热带来的“捧杀”，也是人工智能创业时所要注意的风险，“一旦之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出来的时候，那退潮也是很快的，资本的逐利性是非常明显的。”

闵博士接着总结：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的优势主要体现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再加上拥有很多国外所没有的应用场景，某种程度上能够反向推动技术的发展。但跟国外相比，基础理论上的短板尤其明显。“别看现在有新闻讲中国的论文投稿量、发表量好像有很多，看看论文内容，讲得都是别人的故事。”

说到这里闵博士有些凝重， “这需要有人在数学上突破，我们国内的教育体系对数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像美国做深度学习做计算机的人，包括做经济学的人都是经过数学训练的。”

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中小学为了升学而学的数学、奥数，到了大学反而被弃之如敝履，这不利于基础理论的突破。

“如果我们下一代，比如说00后的这一帮人，在大学里能够接受非常严谨的数学训练的话，以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这方面可能会有些原创性的突破。”

“这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他最后强调。

（作者邮箱：man.yan@ftchinese.com）

走进厨房做一顿可口的晚餐，或在公园里散步时跟熟人打声招呼，这些对于你我来说极其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在她的世界里，可能就是全部梦想。

她叫浅川智惠子，一位取得了IBM公司最高科技贡献荣誉(Fellow)的研究员，一位盲人科学家。

FT跟她的下午茶，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聚”餐厅。好在是下午，这间由米其林主厨坐镇的餐厅才不至于太喧闹。我提前到，点好两杯绿茶，点心若干。最担心的，还是不知如何与这位特殊的嘉宾面对面——说话时我该看着她的眼睛吗？还是最好盯着她背后的画作，或者干脆我也闭上眼睛吧……采访最后我得知，此类问题也曾在她刚加入研究所时，深深地困扰过她的那些同事们。

我正纠结，浅川博士来了。她黑发披肩，一头整齐的刘海，黑白搭配的素雅职业装扮，符合我对日本女性着装风格的预期。一位日籍男同事扶她入座，我的大脑里瞬间闪过她登上TED演讲台的一幕。

那是2015年10月的美国旧金山，浅川在演讲一开始说，“你或许认为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因为我看不见。”“但是，还有许多事，我都能做。比如，这是我练习攀岩时的照片。我很喜欢运动，像游泳、滑雪、潜水、跑步等都喜欢。”

今天坐在我对面，她微笑着肯定地说，“我当年可是梦想着要去当奥运健儿的！”

然而，命运就这样跟喜爱运动还不爱学习的浅川，开了个巨大的玩笑。11岁时的一次游泳事故，让她开始逐渐丧失视力，到14岁时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即将初中毕业的妙龄少女突然失明，她的一生顿时暗淡无光。那时的浅川害怕再也找不回从前的自己，永远过不上朋友们的那般生活。不过，她轻轻地告诉我说，“其实，那是我错了。”

加入盲校高中，对于浅川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意味着她再也不是正常人。也正是从那时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她心中萌发——“只要我开始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完成。”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盲人就业选择也很有限，她担心失明会使自己将来找不到谋生的工作。而出于强烈的自尊，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又是得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么，她必须主宰自己的命运。

盲校读书期间，她学会了用盲文阅读(Braille)。幸运的是，当时很多日本高校已经能接受学生通过盲文参加入学考试。顺利通过后，她衡量自己的条件，选择了英国文学专业，尽管毕业后成为盲人学校的老师似乎是她当时唯一的出路。

随着80年代一些新鲜事物的出现，浅川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居然有盲人能成为电脑程序员，这让她深受鼓舞。那个没有互联网搜索的年代，浅川靠请教别人和打电话，终于找到一家可以对盲人进行电脑培训的学校，上了两年。

“你无法想象盲人学电脑有多难”，她有点不屑于解释这背后复杂的技术过程。大致就是，盲人们会使用一套名为Optacon的设备，拿着类似扫描笔的东西一行行采集文字，然后系统会把它转换成震动。

“一开始觉得要疯掉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去学会这套系统。”她告诉我，让她坚持下来的就是前面那一句话：一旦开始，就去完成。

学习了两年电脑基础知识后，机会终于来了。当时IBM日本研究所要开展“英文-盲文转换”项目，浅川勇敢地报了名，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就被面试官看中，获得了受聘为IBM访问研究员的机会。

1984年，她用一年时间发明了英文-盲文转换系统，在工作中学会了如何进行计算机科学研究。随后，在日常接触前沿科技的过程中，她发现完全可以把纸面上的盲文数字化。当时个人电脑才刚刚出现，接受测试的盲人很少有人掌握电脑技能，要设计一款方便使用的盲文编辑系统难度非常高。

浅川依然没有放弃。她不但成功发明了数字化的盲文系统，更在互联网出现后，发明了供盲人使用的网页阅读器，极大地增进了全世界盲人的教育福利。

她摸到桌上右手边的茶杯，捧起来小呷一口，接着重申了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的重点：“盲人的难题在于信息获取和移动出行。”

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全球有约2.85亿人存在视力障碍，其中3900万人彻底失明，2.46亿人视力低下。他们约九成属于低收入阶层，82%的盲人年龄在50岁及以上。

让盲人再次看得见，毫无疑问是浅川的终极目标，但她非常清楚，这很难。

“我是计算机科学家，不是梦想家。想做的事情很多，难在选择可行的项目。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表，一件件来完成，不能只是做梦。”

她目前正在做的，是一套认知助手系统，借助计算机画面识别和语音识别，帮助有视力障碍的群体完成与人互动。不得不承认，说易行难。

在她自己制作的展示视频中，一个陌生男子打着电话从她身边路过，恰好说了一句“你好”，浅川就很自然地以为他在跟自己打招呼，好在智能的系统告诉她“那个人正在打电话”。

今天，在很多人将人工智能视为威胁的时候，渴望看见这个世界的浅川则坚信，科技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好。“计算机不会取代人类，只会改变我们。”她掏出手机，向我展示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小软件“货币识别器”(Money Reader)，只需用手机扫一扫，盲人就能轻松分辨这是10欧元还是20美元。

我注意到，她开发的产品多以手机为依托。按照她的说法，就是“每个人至少都有手机，这样就不用再单独购买其他新设备了”。我提到自己曾见过一款智能眼镜，或许更实用。浅川点点头表示认同，但补充道：“这种眼镜的设计，必须让人感觉自然，外观还必须时尚。如果个头儿过大，就没人会使用了。”

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设计一些盲人可以无障碍使用的产品。现在也有很多程序冒出来，但她说都不好用。增强现实(AR)的设计有很多难点，而一旦广泛使用，却能给有身体缺陷的群体带来很大帮助。

浅川强调，这类科技应该是面向普罗大众的，大家都能使用，就像助老设施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眼昏花的那一天。“我的座右铭是：永不放弃，不可能的事也能变为现实。(We can make impossible possible by never giving up.)”她说。

“我们需要在公共设施上增加更多的传感器。”是时候与时俱进，放开社会力量增加基础设施的传感器设置了，以造福全人类。

2017年初，浅川和研究团队在东京的大型购物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NavCog导航系统实地测试。他们在约21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设置了220座信号标，根据采集到的大量不同数据，制作了一张可用于本次计划的地图，最后的精度能达到一到两米。

“这就能够在恰当的地方给盲人提供适当的导航。”浅川举例说，比如“我想找一间能同时提供红酒和寿司的餐馆，或者我想找一家能够带一岁婴孩去的餐厅”，就可以直接对着沃森(IBM Watson)交互界面说出来。这个系统还支持坐轮椅的人，导航系统可以避开楼梯。

“当然了，像你这样的游客也适用。”她打趣地说。“现在，我的盲人朋友们，也能很愉快地在商场里购物了。”

她又露出了微笑。喜欢哈利波特的浅川，据说从这位苦难中成长的魔法师身上，“学到不少”。她对我说，当今世界，“越是身患残疾，越是要熟悉最新科技，要开始运用新技术，因为它能弥补我们所缺。你还得刻苦学习，永远挑战自己，放弃就意味着失败。最后，你还应该乐于社交。我非常确信，健全人只是对与残疾人接触感到陌生而已。”

我一个劲儿点头，差点把自己采访开始前的那种纠结全盘托出，但似乎依然被浅川看透了心思。

她告诉我，“刚加入IBM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跟我打交道，怕言语不注意伤害到我，比如不敢当我的面谈论电视节目。现在，当相互间成为朋友后，他们已经毫无顾忌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杨璐、朱诣琛、陈飞扬对本文亦有贡献。编辑邮箱michael.lin@ftchinese.com）

纵然评价不一，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Hatoyama Yukio，以下简称鸠山）都注定进入历史。

无论是2009年带领日本民主党实现了55年后第二次政权更迭（第一次是1993年），再次打破了日本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五五年”体制，或随后黯然辞职开启日本政坛动荡风潮，抑或他近年提倡的东亚共同体等理念，都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反应。

中日之间的信息和偏好差异，从对鸠山本人的评价也可见一斑。对中国人来说，鸠山由纪夫并不陌生，不仅在于他是日本前首相，更在于他对中国及韩国的道歉。2015年鸠山由纪夫参观首尔“西大门刑务所”博物馆时曾跪地祷告。他对于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亚投行等发言在日本国内往往被认为偏向中国，甚至有极端者冠之以“国贼”之称。因为冲绳美军基地迁移处理不当，鸠山任期的支持率也从任职初期高位滑落至不到两成，最后被迫辞职。直到今天，谈到鸠山与冲绳基地风波，不少日本人仍然难以释怀。

在“与FT共进下午茶”中，鸠山敞开胸怀，不仅谈及他的东亚共同体理念、冲绳基地等问题，也主动谈及日本右倾、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等亚洲领土争端等问题。他表示在一个右倾的社会，所谓政治正确就是政治错误，他不会去读这样的空气（编者注：“读空气”在日本人际关系中表示不打破人群气氛，与中国“察言观色”有些类似），他相信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并没有死去。

一

东京下午两点五分，东急凯彼德酒店三楼咖啡厅。

位于咖啡厅转角的位置，既可以避开人群的视线，也刚好可以一览窗外的风景。这座酒店曾经接待过披头士乐队等重要人物，毗邻日枝神社等名胜，距离国会议事堂与首相府也在一步之遥，据说颇得政界人物青睐。酒店最新设计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Kengo Kuma）操刀，隈研吾近些年在中国才逐渐由小众变热门，而来日本才发现隈研吾简直有点无处不在的感觉。

隈研吾风格特点之一是喜欢用木材等天然材质，这家酒店也不例外，不仅大堂采用原木，入门处及一人高的插花装饰也用木材点缀，室内的餐厅和咖啡厅则用竹帘隔开，室内还采用不少绿色植物，与窗外的日式庭院一一呼应，整体感觉放松，优雅不失现代。

一切恰恰好，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倒是很适合在这里小憩半刻。然而我的客人，今天与FT共进下午茶的主角、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还没有出现。与FT共进下午茶的规矩和与FT共进午餐差不多，都是对方指定地点，FT买单。

这种情况下迟到并不多。按照FT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近期在专栏统计，近期与FT共进午餐中，迟到和准时到的比例大概是1：5，这表明受访者时间明显比媒体重要得多，但时间管理以及预期管理不错。最近比较著名的两位迟到者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和罗素•布朗德(Russell Brand)。露西评价这一点不奇怪，“这二人所做的事情让很多人失望，因此他们晚到让人们更失望一点并不奇怪。”

说起失望和奇怪，迟到在东京多少有点不寻常。日本人一般很守时，尤其正式见面提前五分钟几乎是定规，甚至重视准时到提前十钟也觉得失礼，多半会晃悠一下再进入见面地点。作为主人，加上要为自己的迷路时间给出足够预算，我提前了十五分钟到，这一下子多出了不少空挡。在这段时间内，我又翻了翻反映鸠山家族历史的鸠山会馆照片，也顺带回想了一下这位前首相的人生。

鸠山会馆是一座拥有美丽庭院与80余种玫瑰的英式建筑群，房间镶嵌着色彩迥异的彩绘玻璃，占地超过6000平米，官方介绍是融合了日本和西洋风格。这一建筑竣工于1924年，由当时名噪一时的建筑师冈田信一郎设计，彼时主人是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也就是日本第52、53、54任首相。鸠山一郎在战后日本政坛举足轻重，堪称日本自民党独大的“五五年体制”奠基人，日后的日苏复交谈判与日本保守政党合并都发生于此。90年代之后，“鸠山会馆”翻新对外开放，目前鸠山由纪夫先生担任馆长，不少中日友好活动都在这里举办，偶尔也会看到中国企业家之类游客自拍。

由此也可见鸠山家族的显赫，国际媒体往往用“日本的肯尼迪家族”来形容。确实，回顾日本近代历史，鸠山家族政治影响深远，甚至从日本议会诞生之日起就和鸠山家族息息相关。日本议会1890年成立，鸠山由纪夫的曾祖父鸠山和夫出生江户末年武士家庭，来自美作胜山藩，1896年即担任第二届前众议院议长；祖父鸠山一郎战前已经担任文部大臣等职务，更是在战后担任三任首相；他的父亲鸠山威一郎表现得政治兴趣不大，即使如此也曾经出任外相。到了鸠山由纪夫这代，其家族已经四代从政。鸠山家族不仅富，而且贵。鸠山的母亲是普利司通公司的创始人石桥正二郎的长女，为鸠山及其弟弟从政提供强大的财富支撑。

他的家族信仰友爱（“fraternity”），从鸠山和夫时代开始就和中国有不少渊源。鸠山和夫不仅一手促进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招收更多中国留学生，在外交方面更是与清朝交涉“长崎事件”，甚至因此事解决而获得一枚清朝颁发的勋章。至于鸠山本人和他的弟弟鸠山邦夫，都曾在中日友好机构挂职。鸠山家族虽然是望族，但在日本不算大姓。中国京剧《红灯记》中日本宪兵队长叫“鸠山”，不无反讽，一个网络传说是中国现代抗日剧禁止用“鸠山”作为名字。

成长在这样权力核心的“玫瑰园”，好像不从政也很难。鸠山本人是斯坦福大学的理科博士，也曾在大学任教，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道路。如今世袭政治越来越成为日本社会一个关注点，不但鸠山家族，如今安倍晋三首相，曾经担任首相的麻生太郎、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其实都是政治世家出身。

鸠山的人生高点是在2009年8月30日带领民主党以席卷优势打败自民党，突破了日本战后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格局。此时，鸠山成为第一位民主党的首相，也是1996年以来的首位非自民党首相。

然而，这只是意外的开始。任职几个月后，鸠山没有实现冲绳美军基地搬迁的竞选承诺，黯然辞职，在任仅仅265天。随后三年日本政坛首相频繁轮换，海外甚至有“上午和一个首相握手，下午和另一个首相握手”的段子。2012年选举中，民主党惨败，鸠山本人也在当年退出政坛。2006年曾经当选首相的安倍晋三曾再次担任日本首相，民主党则在2016年与维新党合并为民进党。

如此一来，久变思静的日本政坛从追求变动的一端变为追求稳定，日本政坛不仅回到自民党一党独大情况，而且能够挑战现任首相的人物在自民党党内也为数寥寥。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党的执政记录让日本民众失望，也使得在自民党以及安倍之外没有更多选项。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摇摆于脱亚入欧与亚洲本位之间。战后鸠山家族的鸠山一郎与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等人一手缔造了日本自民党，自民党在1955年得到过半议席，这一格局延续到90年代，又被称为“五五年体制”。鸠山由纪夫作为鸠山家族的继承者，却以民主党面目出现，是家族政治事业的继承者，某种意义上又带有政治理念的反叛色彩。

在此背景下，鸠山本人东亚共同体理念以及他对于日本、美国、中国等态度，可以视为日本这个国家转型的一种摸索。我从2017年初开始在东京大学访学，研究题目是中日经济对比，原本和政治人物无关，不过理解日本“失去二十年”，社会变化是不可缺乏的维度。鸠山由纪夫以及他代表的思潮，恰恰是日本社会曾经和正在涌动的变革努力之一，我觉得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这个时候服务员打断了我，一脸殷勤到有点不耐烦地表示是否需要点单，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了看手表，已经两点十分，难道鸠山迷路了，像我惯常迟到的理由一样？不太可能，与FT下午茶地点是他的秘书所选，位置在日本政客云集的永田町，酒店对面正对着首相官邸，也毗邻国会议事堂，作为曾经的永田町町长（代指日本首相），这是他的地头，他应该熟悉。

有没有这可能，鸠山先生忘了见面的事？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寻思一下，他在任时期就有“外星人”之称，既因为他眼白看起来比较明显，也因为他说话往往让日本民众感到意外——感到意外，这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日本人偏好稳定，意外往往意味着困惑，而日语里面麻烦和妨碍对应的汉语之一就是“迷惑”。这不完全是纯粹的文化偏见，据说江户时代死刑罪名之一就是做出让人感到意外之举，而江户时代大体奠定了今天日本人的诸多习惯，从吃生鱼片到大米的普及。

两点一刻，鸠山姗姗出现，我已然神游了半小时。

他身着深蓝色西服，仔细看西装上还有细细的竖条纹，接近1米8的身材相对一般日本人较高，脸色相对一般日本人肤色则显得略深，发色全黑，大概还涂了不少发油，向后梳起来看起来颇为整齐精神。从外形来看，和不少日本退休之后还保持工作的重要人士一样，鸠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几乎小了二十岁。我小小打量了一下他的五官，没看出传说中“外星人”的太多特征，眼白也没有以前看的标准照片上那么明显，不过没看到太多表情变化，笑意也不明显，这点我后来才明白原委。

他见面就用中文打了一声招呼“你好”，声音低沉。随后大家落座，他随即强调采访时间是一小时。我有点意外，原来约定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虽然一个小时的见面或吃饭在节奏颇快的东京是常态，但这次因为是与FT共进下午茶，我原本要求时间长一点。不过，既来之则安之，菲茨杰拉德说富人与你我不同，那么或许富贵之人与你我更加不同咯？

鸠山由纪夫与采访者徐瑾合照

二

时间不多，那么点茶吧。鸠山要了一份英式奶茶，我在午后喜欢清爽的红茶，点了一份大吉岭配柠檬片。

我顺带送了一份中国小礼物给他，包装袋上是中国风的花鸟画。鸠山对包装更有兴趣，手指一边触碰袋子上的图案，一边颇有兴趣地说“bird”。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不仅他浅蓝色衬衣上低调地点缀着原点状的彩色刺绣，而且黑色领带上还有一只银灰色的鸟形刺绣——鸠本来就有鸟的意思，在日语中也有鸽子的意思，这点鸠山自己在南京也提过。

鸠山面色转暖，问我现在是否在东京大学学习？东京大学是日本帝国大学系统翘楚，尤其以为日本行政机构输送精英官僚著称，考试并不轻松，而鸠山家族则保持了五代人都考入东京大学的记录。鸠山的儿子据说从东京大学毕业之后和他初期选择类似，如今是一位学者。

我解释我目前在东京大学访学，顺带也提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在这里见面？前面说过，这家酒店位于永田町，离日本首相官邸一步之遥，鸠山既然退出政坛，好像也没必要睹物思旧。我想先从不太沉重的问题开始，但我忍不住想，如果问他今天吃了什么是不是效果更好——因此鸠山本人也曾经在国会质询中冷不丁问了前首相小渊惠三这个问题，不少人日本人对此很不理解，这也是鸠山说话不那么按照常理出牌的一个例子。

他解释说自己的事务所在这边，随后他好像想起来什么，又补充说，以为我们会去他的事务所，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我们，因此才来晚了。原来如此，空气也和缓不少，我回头想想他刚进门时候看似没有表情的表情之下，想必有些意外与不愉快。

我借机解释，FT共进下午茶选在咖啡馆之类地方，希望有更轻松的气氛。我原本以为鸠山可能选在他家附近， FT曾经前去采访，做了一期“At Home with the FT”，展示了不少鸠山夫妇精心装扮的家以及收藏。这一住所和鸠山会馆不同，是鸠山夫妇自己打造的私宅，位于颇有声望的都市圈富人区调布市。我顺道恭维了一句，说看过您的家和收藏，非常漂亮，鸠山颔首表示感谢。

说起他的事务所，我看了看他的名片，地址确实就在附近，这是一张白底黑字名片，我注意到上面醒目写着世界友爱几个字，还标注着东亚共同体研究所，这是他辞职之后开创的主要事业之一，我请他谈谈。

鸠山表示他不做首相之后，就快速建立东亚共同体研究所，因为他的理想就是实现东亚共同体。他一向认为和平不能通过战争手段来实现。“那么如何实现和平？”他自问自答，“是通过对话和合作实现的，如何在东亚实现对话和合作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我而言，友爱是一个关键词，我希望向世界推广。”说完他强调了一下，“可能现在日本最需要对这个词的理解。”如今，他一年要去七八次中国，除此之外，他也访问越南等国，最近刚从尼泊尔回来。

我笑着说自己来自上海，希望能在上海见到他。鸠山表情转为笑意，“非常感谢，我的夫人出生在上海，我挺愿意去上海。”这点我早有耳闻，鸠山夫人鸠山幸人生颇为传奇，出生在上海，后来成为宝冢演员，随后嫁为人妇去了美国，又在美国加州与鸠山相识相爱。直到今天，鸠山夫妇的亲密在日本仍旧为人熟知。

寒暄差不多了，话题转入正题。我来访之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消息，不少中国朋友问候他，也希望他谈一谈当下中日关系。

鸠山合起双手，做了一个感谢的手势，表示感谢中国人对他的关心，说一直感受到中国人民对他有比较大的支持，“现在中日关系不好，首先是政治不好，其次以前说‘政冷经热’，但是现在政治不好也影响经济往来。这是比较不好的趋势，问题在哪里？主要在于现在的首相，他把中国当做一种威胁来看，这种想法不仅是自己的想法，也是如此对外宣传。这种方法对于他获得国内支持率有用，对两国关系则不是，这种信号对世界而言也不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可能需要改变首相的想法。”

鸠山主动提到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就不能不再次令人想到我们见面地点永田町。这里是政治家的象征，正如霞关是官僚的象征。日本社会权力生态中，除了政治界、经济界之外，官僚的作用也很大，迄今仍旧有官制社会的一面，我来到日本之前经常问别人，谁在真正制定日本政策？不少人答案是官僚，而不是政治家。永田町和霞关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日本政治一大特点，二者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微妙抗衡。既然如此，我问鸠山，我们虽然在永田町，但大家也知道日本很多政策其实霞关那边的官僚作用很大，那么在外交方面，首相的作用真的那么大么？

问完这个问题，茶已经上来了，白色瓷器满满当当一桌子，映衬着桌上的绿色植物，倒也相得。

“不可否认，官僚应该是有比较大影响。” 鸠山承认官僚对日本政治的作用，但话锋一转，又回到外交方面，“对于官僚来说，他们最重视的是美日同盟，只要美日关系搞好，他们就能取得晋升之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升职，不是说要把日中关系搞好，而是把日美关系搞好，因此不是很重视日中关系，对于他们未来升官发财这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只要日美关系搞好就ok。对于外务省官僚来说，没有动机花很大力气把日中关系搞好，官僚这种思想也是造成中日关系很难改善的重要原因。”

一种流行观点是，战后日本外交中以一直以日美外交为主，这不仅仅是近年趋势。鸠山也总结说日本外交总体不注重和中国的关系，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日本官僚和现在安倍首相方向一致，但是安倍首相更进一步，对中国威胁论主张更强。外务省官僚可能就是默不作声，为什么默不作声？因为现在首相对人事权抓得比较紧，他们如果站出来公开反对或者表示首相说得太过太极端，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做下去，或者他们职务就停在这里。对于官僚，必然是跟着首相意思走。”

鸠山所谈政治家对于人事权的收紧，类似的说法我在日本期间不是第一次听到。日本政坛上的政治家和官僚这两股力量有点类似跷跷板，今天属于官僚式微、政治家上升的阶段，社会对于官僚评价也不高，高级官僚退休之后“空降”（天下り，amakudari）去关联企业的束缚也越来越多。东京大学作为优秀官僚的“供应商”，在日本主流官僚系统中一直占据半壁江山，现在也有老师表示最优秀的学生如今也不太愿意如以前那样做中央公务员了。

鸠山本人在上任期间也曾有打击官僚的口号，但是如今日本官僚权力面临收缩，我好奇地问鸠山的想法，“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政治家一直希望从官僚那边收回权力，从90年代桥本龙太郎时代已有这一趋势，鸠山先生在位时候也大力打击过官僚，现在安倍首相可以说是在历史背景下取得了对官僚的胜利。但是对这种情况，您是不是有一点忧虑？”

对我提问的前提，鸠山提出一些不赞同。他指出，官僚和政治家对立历史并没有那么长，冷战时候，总的来说政治家如果按照官僚写的答案说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时代并没有剧烈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一直在巨变之中。他评价官僚体系适合守成，在一个比较平稳时代中，不用进行多大干扰，就能带领国家前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官僚体系）明显是不行了，需要政治家来主导。他强调在民主党夺权之前，自民党这方面并没有做很多努力，主要是民主党夺权之后才开始主张政治主导。

我原本以为鸠山是在为民主党辩解，没想到他继而坦率地表示，“但民主党这方面做得不是太成功，可以说算比较失败，当时官僚内部有比较强的反对声，媒体与财经界也不赞同。现在，安倍政权吸取了民主党教训，如你所言，算是胜利了，因为安倍政权抓住了人事权，实现了政治主导。”与此同时，鸠山表示自己的担忧，“但这并不是没有危险，如果政治家做了错误的判断，可能这个国家就会走偏，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官僚能够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把错误的方向纠正回来，官僚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能否发声，这非常重要。”

三

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时不时地看一眼窗外风景。窗外庭院面积不大，一边是郁郁葱葱中点缀着红花的土丘，映衬波光粼粼的水面，另一面配合黑白抽象的高大墙体，突出日式建筑特有的风格，在不大的空间内作出文章，简洁而大气。

前面谈到外交的时候，鸠山还不无遗憾地回想了一下自己担任首相时期虽然有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想法，但现在日本外务省却没有人会提起这一想法。包括日本和中国国内，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一个问题，东亚共同体或者泛亚主义，在日本政坛是不是已经死掉了？我明白这个问题对于鸠山来说有些直率，但我时间有限，只好不饶圈子直接发问。

问完低头喝茶，我才注意到白色瓷器都镶嵌着浅浅的一道金色边框，颇为雅致。日本家居不少采用金色，往往用得恰到好处，并不俗气。据说日本对金色的偏好多少也有来自古代朝鲜的影响，朝鲜在过去一直是中国和日本之间交流的不可忽视一环，东亚历史说起来真是扯不清楚。

这边鸠山并不轻松地承认，在日本政界，东亚共同体确实没有进一步发展，但消亡也不至于，“现在民进党继续民主党衣钵，外交总体也是强调日美关系，这方面立场与自民党相差不大，但是这并不表示政界对此不再感兴趣了。对东亚共同的基础自贸协定，日本还是感兴趣的，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再加上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6个国家所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

他认为在经贸合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能就能发展到区域共同体概念，“日本国外对此想法还是有兴趣，比如中国习近平主席类似概念；日本国外的关注，可能有朝一日重新引起（日本）政治家兴趣。（东亚共同体）现在大家不是很关心，但还没有死掉。”

“一种说法是日本社会变得越来越保守，或者说更关注自身？”日本和亚洲关系难以一言概括，一方面日本的亚洲视角并不缺乏，有历史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些年日本对于亚洲的态度是不是有疏远变化，也是日本社会讨论的重点。

鸠山情绪来了，表示与其说日本只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不如说日本跟在美国后面，眼光放在太平洋那边，不是日本海这边，“我反对这种做法，特别现在特朗普政权很多要求，如果真的都满足，真的对日本好么？我认为不是，日本不应该眼光都放在美国，但是日本社会现状是对美国重视有史以来最高。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它是一种保守，也是一种保守，但并不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不是说日本第一、日本最重要，而是说紧跟美国脚步。”

说起美国，鸠山谈兴更浓。2009年民主党胜选之前，《纽约时报》刊出鸠山文章《日本新道路》，鸠山在文中提出通过推进区域一体化才能消除亚洲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从而实现日本国家利益。因为知道鸠山在外交方面一直比较批判日本现状，我提起这篇文章的往事也问他，对比过去情况，十年过去了，当下亚洲一体化情况好像出现了倒退，除了日本之外，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什么？

谈起这件往事，他的语速明显有所加快。他说这篇文章最早是以日文全文刊登在日本杂志《voice》上 ，这也是他被认为反美的最主要的理由，美国人在《纽约时报》看了文章之后认为他想脱离日美同盟，政权内部对他的认识也是始于这篇文章。

鸠山这篇著名文章引起不少风波，不少地方都把这篇文章理解成他对《纽约时报》的投稿。我补充确认一下，“所以这篇文章不是您的投稿，而是《纽约时报》的转载？”鸠山肯定地回答自己没有投稿，评价《纽约时报》是“任意转载”。

随后，他解释了写作初衷，“当初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马上成为首相，希望表达自己的主张，让公众知道自己的意见。因为有很明确的目的，所以写这篇文章也花了不少力气，不仅表达自己的意见，文中也对美国主导全球化进行了批评。”鸠山认为这可能也是美方不喜欢他的原因，现在回头，他仍旧觉得他的批判理所当然，并不是说不合时宜，主张也没有变化。说起来，鸠山家族和美国也渊源颇深，其曾祖父鸠山和夫是日本第一批文部省公派赴美留学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与耶鲁大学，鸠山由纪夫本人也是斯坦福大学博士。

不过，鸠山申明他不是反美，同时他仍旧认为东亚是可以实现和解的。他认为，首先日本要对过去侵略战争对于中国和韩国造成的伤害做出反省、真诚道歉，另一方面他认为领土问题也不难解决。他主动谈起来中日争论焦点的钓鱼岛（日方称尖阁列岛）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过去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当时周恩来和田中角荣虽然没有诉诸文字，但是其实做了搁置的决定，目前成为一个争端，主要是日方做了改变现状的行动，这是一种挑衅，而中国的人士对这种挑衅做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问题的根源是在日本身上。如果问中韩有什么做得不好？如果日方做出挑衅，中国和韩国不要做出过激反应，轻轻放下，可能对于改善问题有帮助。”

既然提到美国，我终于找到机会问鸠山我必须要问的问题，冲绳美军基地的事。冲绳美军基地一直是日本社会一个棘手问题，冲绳面积不到日本1%，却吸收了超过七成的美国驻军。鸠山上台之前曾经承诺要将美军基地迁移出，最终与美国处理不当，反而成为导致鸠山辞职的导火索。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更多是为日本人而问，直到今天，和不少日本朋友聊起这件事，大家还是摇头，觉得鸠山没做到承诺，没能负责。我问，回头来看这件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问完这个问题，我喝了一口茶，暗自舒了口气。

鸠山罕见地沉默了几秒钟，情绪没有前面激动，语速明显放慢了，“本人也很遗憾，作为个人，我主张普天间基地至少要移动在冲绳之外，而不是在冲绳内部换一个地方，做首相时候，没有能实现这点。现在回头来看，可能有更加合适的做法，最重要的是直接和奥巴马总统个人之间做交涉，多做这样的交涉可能情况会有不同。”

他喝了口茶，看了看窗外的庭院，继续回忆，“之所以这个事没有解决，很重要原因当时主要是由日美双方行政官僚在商谈，我并不是直接接触，只是接受报告，也没有机会和奥巴马总统直接谈。从现在wiki解密的内容来看，当时日本官僚就并不想按照我的想法来做，而是迎合美方的想法，所以官僚一开始就不想基地移动到冲绳之外的地方。”他强调自己作为间接的交涉人，所以也被误导，当时他本人也曾向日本外务省官员问询是不是有更多机会直接与美国总统交涉，但是没有得到必要的协助，两国领导人无法对此直接进行交涉，“可以说官僚在其中起到阻碍的作用。如果回到当初，知道官僚背地里做了什么，那么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四

下午东京的阳光变得温柔一些，斜斜掠过窗外的浅浅湖面，一阵微风吹来，水纹随之散开，构成一片片旋涡。

谈完棘手敏感的对外问题，再回到日本国内。鸠山或许是中国人最熟悉与喜欢的日本政治家之一，但是日本国民则可能有不同看法。我对鸠山说不少中国人很喜欢您，“但您对于中国和韩国道歉等做法，好像日本国内即使不少普通日本人也不是很理解或者说欢迎？”

鸠山说自己也很清楚有这种情况，解释这一背景是日本右倾化造成的，他觉得自己没错，”日本现在右倾化的结果是在外交上追随美国，那么看起来美国地位要比日本要高，（因此）也存在上下之间的关系。日本在追随美国之余也希望在东亚保持上位、中韩地位比自己低的状况，必然在外交方面与中韩之间导致冲突。另一方面，右倾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想法是，战争已经结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道歉？我的主张是，在受到伤害的国家或国民表示原谅我们，说你们可以不用道歉为止，我们都需要不停地反省不停地道歉，这是我们作为战争加害国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限责任，这种责任一直要到对方完全认可表示不用道歉才算终止。这个想法在日本国内不太受欢迎，也是右倾化的表现。”

鸠山继续表示，这种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不少人反对，我受到这类批评自己也不是愉快，但我对未来抱有希望。因为终有一天，中日韩之间一定要携起手来，那么这样一天到来之后，一定会重新评价我现在的主张，因此彼此冲突与矛盾不解决的话，就没有办法携手，为了解决冲突与矛盾，我的主张应该是非常有效率。因此，我作为日本人，向中国韩国道歉，自己没有做错，而是日本这个社会现在有问题。”

话音未落，鸠山又补充一段话，“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追随美国，日本人对美国就有一种劣等感，那么心理平衡如何保证，那么只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保持优越感。但是中国韩国经济不错，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 日本人就会有心里不平衡，可能出于这种心理，右倾的思想在日本比较容易得到共鸣。“

某种意义上，现在在全世界都在右倾，而日本一直“有读懂空气”的说法，不合群的也往往被称为“读不懂空气”（空気読めない，Kuuki Yomenai），这也就是讲求所谓社会正确的说法。我追问，“鸠山先生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做日本国内沟通的时候，有考虑受众想法么，还是读懂了但是不愿意追随这种社会正确？”

鸠山正色回答，“我没有读日本的空气，因为我认为这一空气是错误的，日本的政治正确其实是政治错误。整个社会和国家向右靠，这是不正常的，我想做的并不是读懂空气再做什么事，我要改变这个空气。不仅政权是这个方向，媒体很少批评安倍首相，对安倍首相的批判往往也在自我检阅过程中被删掉。当不愿意批评安倍首相媒体存在时，很多不愿意自己思考的人就会相信报道，就会相信媒体形成的舆论气氛，整个日本方向就越来越偏。”

他继续表示，“这是不对的，人不能停止思考。作为日本人，在这样一个错误的空气错误的环境中，更加要自我思考并且慢慢纠正，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我不认为读懂空气就应该如何如何，如果空气不对，就应该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改变。特别是在外交上，日本在追随美国，这是一个危险的方向，因为美国有可能走向战争。不仅是中东，而且朝鲜也有可能，如果自卫队卷入，那么很多人会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日本又是一个发誓不再卷入战争的国家，这不是很大的错误么？危机其实已经在眼前，离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远了。大家应该好好自省，更加清醒，不要被周围的空气吞没。”

谈到战争，修宪也是绕不开的话题。“修改宪法成为日本一大争议，很多人呼吁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您怎么看？”我提问之后，鸠山首先确认一下正常国家的正常是normal 意思，沉默一会说，“如果能够进行战争就是正常国家的话，日本作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就好。安倍首相修改宪法理由之一，国家有时候就是要进行战争，日本作为一个正常国家不能战争是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日本作为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并不是不幸的事 ，日本老老实实做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不是挺好么。”

“从修改宪法角度来说，安倍首相的方向是强化国家权力，限制民众权力，这和立宪主义是矛盾的，因为宪法存在的意义就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鸠山补充，自己不反对修改宪法，为此也写过一本书，但是他的方向和安倍完全相反，进一步强化人权，这才是正确的。

五

映衬我们的谈话，身后是星级酒店常有的背景声音，这通常是由男人的细细商谈，女人的晏晏笑声，以及杯盏触碰的动静结合在一起的独特交响。

一小时时间其实已经超过，鸠山一直表现得很有耐心，我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了经济话题。我向他解释，我这次来日本访学的研究题目是中日经济比较，期待探索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对于中国的意义，结束之后可能出版一本书，那么他觉得日本经验有什么启发？

鸠山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他停顿一下整理思路发言，颇有条理地说了三点：第一， 经济政策方面，应该把日本当做反面教材，为了刺激经济导致泡沫的诞生，为了消解泡沫又采用经济控制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很多错误，导致泡沫一下破灭，没有实现软着陆。消解泡沫的决定可能没有错，消解泡沫过程中的经济政策做错了。日本泡沫的产生以及消解过程中的错误，都值得现在中国学习，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什么地方做错了，让中国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对于中国成长是一个很有用的反面教材。

他继续谈第二点 ，他认为中国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房价已经涨得太高了，到绝大多数市民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地步，这可能与当初的日本比较像 ，“中国必然出台政策，让价格回到理性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风险。在收紧过程，具体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不应该参照日本当时做错的方式。至少日本已经有过不好结果的方式，中国政府不要再用了。”他补充一点，中国和日本不同地方在于，中国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还算一个新兴的经济体 ，可能与日本还是有不同，中国不太可能陷入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一样的危机。

最后他指出，从社会保障制度而言，日本养老金和老年人护理在日本已经建立起来，也有运作经验，这方面应该值得中国学习。鸠山认为中国面临急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需要国家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证制度。并不是说日本制度就是完美的，但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制度，同时改进制度中不好的地方，更好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

已经一小时一刻钟，我抓紧时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鸠山还不失风度地喝着茶，但是我感觉他下面应该有安排，他已经看似不经意地看了看表。“您过去表示退出政坛，我算了算，您已经70岁了，未来打算是什么？有没有后悔当时没有做学者？”有一种说法，鸠山家族的继承人最早是鸠山的弟弟鸠山邦夫，两人政见不同，鸠山邦夫是自民党骨干，去年去世。

鸠山笑了笑，坚定地说没有后悔。他说自己做首相时候可能没有很成功，进入政治的世界成为政治家这件事本身却没有觉得什么后悔，“今后可能不会回到政治的世界，因为已经离开了。同时也有一种责任感，因为民主党政权没有持续下去自己有责任，而正是因为民主党政权的失败才导致安倍长期政权存在，导致在野党政权比较弱。在安倍政权势强在野党势弱情况下， 应该有危机意识，尽自己责任。如不能从正面做政治家去挑战，那么就从侧面提供提供帮助，期待改变状况，恢复两党竞争积极循环方向，未来人生可能就要花在这方面。”说完，他好像想到我前面关于东亚共同体概念是不是在日本政界已死的问题，又补充了一句说，他认为东亚共同体还会继续维持，就算是在政治世界，这个想法没有完全死掉，这也是也他未来努力的方向。

我请鸠山给中日关系提字，他略微思，考提笔写道“雨天こそ友愛が輝く，中日の未来に期待する”，大意是正因为是雨天友爱精神才会更加绽放光辉，期待中日的未來，签名是颇有特点的“鸠山友纪夫”，和他在南京签名一样，目的都是宣扬“友爱”。

时间差不多了，窗外水池错落有致的五层塔也亮起了灯，与夕阳波光反射。在繁忙的东京，鸠山慷慨给我了一个半小时，我作为主人送他出门，他走出大厅，再次和我们告别。看到他一人离去的背景，我想到一个FT同事采访鸠山后的评价：他作为科学家，他说了太多公众不想听的话，但作为政治家，他又过于沉默。

离开酒店，我走过首相官邸，随手朝那个方向拍了几张照，门口的保卫也只是好奇瞅了几眼，并未询问。我下面在附近的赤坂还有一场聚会，是见一群职业和中国有关的日本朋友，按照日本行话这种是叫“中国坞”。

他们知道我刚见完鸠山，其中一位前驻中国外交官津上俊哉表示，鸠山可谓牺牲了自己在日本国内的个人名声，提升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让很多中国人觉得日本还有鸠山这样的人，如果未来日本遭遇了什么，日本也可以说“我们曾经有鸠山这样的人”。

这样看起来，鸠山和他曾经领导过的社会，虽然有些脱节，但有些想法还是不谋而合。注：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编辑，感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徐行博士提供协助。作者徐瑾采访之际为东京大学访问学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有时》等，邮箱jin.xu@ftchinese.com,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还能说什么呢，在奇葩遍地的国度，那朵正常盛开的花，反而成了异类。”

这句话摘自一篇题为《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的文章。彼时《穹顶之下》在网络引发一场言论狂欢，在话题热文的刷屏中，这一篇依旧脱颖而出，被395万次阅读。

去年4月，随着普利策新闻奖的揭晓，一篇介绍当年“公共服务奖”获奖作品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许多中国人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知道了泰国渔工的悲惨故事，以及揭露残忍真相的4位美联社女记者。这篇题为《你吃的每一条鱼，都可能沾着另一些人的血和泪》的文章最终获得了220万阅读量。

两篇文章的背后是一个名为“假装在纽约”的自媒体。从微博火到微信，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V”。同量级的其他自媒体动辄十数人团队，一直到去年，它的背后竟然只有一个人，他叫自己“假张”。

诞生在纽约

从公号的名字不难判断，资深媒体人假张与纽约有不解之缘。

假张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前曾在中国国内媒体工作。他在硕士毕业后留在纽约，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谋得职位，工作三年多后回到北京，去刚刚成立的纽约时报中文网任职。2013年底，他又获得一个回到纽约工作的机会，依旧是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同为期一年。

捋清时间顺序，我问，这次工作期满回国，是不是就开始全职做“假装在纽约”了？

他说，不算全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兼职。我的正职是无业。

“假装在纽约”诞生于微博，一开始只是假张记录个人生活的地方。名字则取自报道网球的知名体育记者张奔斗的一句戏言。从微博向微信公众号的转移则并不轻松。“两个用户群的兴趣喜好非常不一样，很难从中找到融合点，很难直接打通。”但假张为微信公号的出现感到非常兴奋。“微博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说是碎片化阅读。我觉得微信完全重建了中国人读长文章的能力和习惯，大家在微信上很愿意去看一篇文章，愿意把它读完。”

我问，最初对公号有什么期待。

“我一开始完全把它定位成我的个人博客，分享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到的东西、我的看法。我之前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无非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你跟世界的关系，一个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是说要多看多了解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说你周围的这个小世界，我觉得应该有更加宏大的视野。我觉得很多人，还可能根本不了解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与自己的关系，是应该有自己的内在定力。我的微博和微信的定位，到现在也是这样，希望能够分享我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一些看法。”

“不写软文，都是硬广”

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广告与内容的界线日渐模糊。报纸版面上醒目的分界，在自媒体这里消亡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或巧妙或生硬夹在内容中的品牌露出。假张不喜欢将“假装在纽约”的广告称作软文，“因为那就是硬广”。

不同自媒体对广告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假张会照常写一篇推送，在文章最后一段放出品牌与产品的信息，推送内容与被推广的产品往往联系并非紧密，这经常让读者大呼“猝不及防”。“我非常排斥在文章里植入信息。我前面实打实的就是正式文章，读者看到它不会有欺骗感，不会觉得自己在看广告。我觉得这没有背离我的职业道德。”

这也并不等同于假张喜欢这种“文章加广告”的形式。“从我这个写公众号的人的角度，这篇文章其实写得很痛苦，我会觉得它不是我想要写的东西，对公众号和读者都不是特别好。”

而且，假张觉得目前“软文”的模式有些粗糙，也不会持久。“如果腾讯从产品角度开发新的模式，更好地监测广告投放效果，使之更加可控，同时增加互动性，广告主，尤其是大客户会更愿意接受。”

传统媒体出身的他，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仍是广告与内容彻底分开。

公号与“陪伴经济”

翻阅“假装在纽约”的历史内容，我从纽约房价，看到ISIS，再到公海邮轮和法国大选，事实可查，分析有理有据。然而当下的朋友圈和订阅号，似乎被情感类热文占了大半壁江山。我问假张，如何看待“鸡汤”情感类文章的走红呢？

“前段时间有个词很红，叫孤独经济。当时直播刚刚兴起，因为孤独，会有很多人去看直播。我觉得这个不叫孤独经济，这叫陪伴经济。不光是直播，很多人在微博微信上关注公众号，其实也是在找一个陪伴的人，他/她会把自己对身边朋友甚至是对爱人恋人的感情投射在某个账号上，会觉得需要这个账号的陪伴。曾经有读者给我留言，说我的账号像是一个牵着他的手看世界的朋友。”

假张进一步解释，不同的号有不同的定位。比如时尚类公号，它的定位可能就是跟你聊各种娱乐圈时尚八卦，如数家珍。情感号可以听你讲感情故事，给你讲别人的感情故事，去开导你的朋友。“所有的号其实都是被定位成一个朋友，那什么样的朋友最受欢迎呢？肯定是情感类的。”

“传统媒体的消亡是伪命题”

假张自己讲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存亡之争。“传统媒体的消亡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必要的担心。媒体行业就算全部都死掉了，所有报纸杂志都死掉了会怎么样？对内容的需求永远存在，传统的报纸杂志倒闭了，公号起来了，你如果觉得现在的公号没有你看得上眼的，那就拿出你的水平来，做一个不low的公众号就行了，对吧？”

自媒体良莠不齐，但看新媒体行业，“也要看那些真正做得好的顶尖行业大号，因为这个行业的地位是由他们来定义，他们能够把这个行业带到什么样的高度，就是什么样的高度。”

话说回来，假张认为，传统媒体虽然已经在衰败，但不会消失，最后的命运可能跟现在的收音机和电台一样。“我们可能觉得电台很老了，有了电视谁还听电台呢？但不是。电台依然能够存在下来，它有它的空间，只是影响力可能不会像以前。”

他也提到，从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越热烈地拥抱互联网和新媒体，也越代表着传统媒体衰败地越厉害。因为衰败的是行业，而并不一定是机构。当传统媒体机构自身转型，壮大的也正是新媒体行业。

今年春天，假张搬进了新办公室，招了几名新员工。采访的最后，他说打算提高公号的更新频率，但表示依旧不想投入过多精力，像一些“大V”那样策划五花八门的活动。他又强调了一次，毕竟正职是无业。

（作者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数月前，一则关于马云和一个澳洲家庭维系了三十多年的友情的故事，一夜传遍中国网络。这是一个精彩程度堪比小说的故事：1980年，16岁的马云因在西湖边的一次搭讪，与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雷一家结下情缘。这段跨洋交往改变了中国少年的人生轨迹，在他心底埋下了干一番大业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火种。几张摄于80年代的黑白照片穿插在文字中，让人们看见了一个模样青葱、但露齿笑容已与今天并无二致的马云，让故事更加动人和意味深长。

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段几近尘封的往事，却是由一个外国人挖掘出来并讲述给世人的。这人就是将与我共进下午茶的英国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克拉克去年出版的《阿里巴巴——马云和他的102年梦想》一书中，这段充满宿命感的西湖往事，只是他奉献给读者的诸多有关马云和阿里巴巴的传奇轶事之一。这本书甫一出版即在英语商业阅读世界中受到好评，入围2016年“FT/麦肯锡最佳商业书籍奖”终选名单。评委称其“从内部”讲述了阿里巴巴及其创始人马云的崛起，是“了解中国新经济图景的必读书”。

克拉克并非作家出身，他的身份有点复杂。从个人网站上看，毕业于英国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他在中国从事互联网咨询业，为各种商业机构和政府做顾问，是一家银行的独立董事，也做风险投资，还做过访问学者。他是如何获得中国互联网“内部人”视角的？我开始在网上搜索他的资料。找到的越多，越发觉得，他本人的中国故事也足够精彩。

1994年，还在为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的克拉克听说中国或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电信业，嗅到商机的他来到北京，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撮合几笔交易，帮助欧美电信运营商收购中国电信资产。他原计划待上一个月，却不曾想，一待就是23年。23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没能等到中国电信市场打开大门，却意外等来了一波汹涌而至、任何国家也无法拒之门外的浪潮——互联网。这一波技术浪潮随后在这个古老国度催生出的商业机会，让克拉克发现了一个不亚于电信市场的诱人金矿。凭借他的投行背景和国外资源，他从中国互联网业诞生之日起就活跃在这个圈子里，几年后他离开摩根士丹利，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从90年代中后期一路至今，他和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业界大咖们有过交集，是圈子里公认的“中国通”。

他的江湖地位，从他选择的下午茶地点——位于北京核心地段亮马桥、有“中国第一富人俱乐部”之称的京城俱乐部——可窥一斑。当我们乘坐高速直达电梯，到达位于京城大厦50层的俱乐部时，一位服务员起身相迎：“克拉克先生向我们交代过了，有什么需要请吩咐。他是我们的老会员了。”

克拉克快速走进采访间时，我眼前一亮。他身着一件剪裁合身的黑亮皮装，显得精明干练（他周到地带了一件更正式的西装，在我们开机拍摄前换上了）。或许是多年咨询经验所致，他的举止话语很快让人放松下来，透出一种自来熟。作为不时出现在西方媒体上讨论中国互联网业的座上宾，他回答问题条理清晰，既有足够的铺陈，又没有迂回拖沓之感。

“这个房间选得好。就在这个房间里，2000年，我为当时的互联网大咖们举办过一个派对，Jack和张朝阳都来了，我还有一段Jack在派对上跳舞的视频，”克拉克寒暄中提了一句，看似随意地提醒我他的老资格，以及他今天最想聊的主题：他的书，和他口中的Jack——马云。我想起他书中的一个细节：在1999年马云创立阿里巴巴几个月后，克拉克就去过当时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的家，房间里臭烘烘的味道，和好多把胡乱插在马克杯里的牙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从牙刷的数量，可以推算出阿里巴巴有几位联合创始人”。

我问，你投行出身，一直从事咨询，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作？

“我一直想把我在中国目睹的事情写下来，但我不想只写技术或者金钱，我想写个人和他们的故事，”克拉克说。“我的书并非仅仅关于阿里巴巴，而是关于中国私营经济——尤其是来自浙江的私营经济——遇上互联网的故事。封面上马云的照片，只是蛋糕上的那层糖。”

克拉克说，他只用一年时间写完这本书，那些一直藏在他脑海中的中国互联网早年轶事以及他的深厚人脉帮助了他。他承认没有为这本书与马云做一对一的访谈，但他在阿里巴巴成立之初就曾为后者提供咨询服务，多年来与马云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

他还像调查记者一样做了不少深挖，让一些历史片段得以还原，包括那段西湖往事。2004年前后，他在澳大利亚一张报纸上读到马云不久前的一次澳洲之行，以及他与莫雷一家的友谊，此后再没从别处听说过这个故事。从报道中，他记住了“大卫•莫雷(David Morley)”这个名字。大卫是莫雷家中的小儿子，1980年与家人在杭州旅行并与马云结识时，他12岁，小马云3岁。克拉克开始通过电话簿和谷歌查找“大卫•莫雷”这个人，联系并否定了几位同名大卫之后，他发现一家位于澳洲纽卡斯尔市的瑜伽馆，经营者名叫大卫•莫雷，按网页上提供的邮箱发去邮件，竟很快得到回复：“那正是我”。这位大卫不仅向克拉克详述了这段三十多年的友情，还提供了不少家人与马云的合照，成就了克拉克书中最令人回味的篇章。

“那次偶遇，让两个少年结下一段终生友谊，而且帮马云成长为一个企业家，”克拉克说。“如果没有莫雷一家在80年代中期就邀请马云去澳洲度假，没有他们后来给马云的资助，马云可能不会像他当年那样敢于冒险。”

听到克拉克给这段往事赋予如此高的重要性，我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关马云的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马云首先、并且本质上，还是一个导游，”克拉克不假思索地说。“想一下，早在1980年，他就敢在西湖边上主动与外国人搭话，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会觉得这么干很危险。到了去年，他本质上还在做一样的事情，只不过现在是招待总统和国家元首了，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到此前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但他还是一个导游。”

马云曾多次提到他70年代末在西湖边给老外免费当导游学习英语的经历。似乎是要打消我任何看低这个职业的念头，克拉克很快补充说：“‘导游’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无所畏惧，非常大胆，什么都能卖出去。”

克拉克用了书中整个第二章，来描述马云在沟通上的天赋，他称之为“马云的魔力(Jack Magic)”。他把马云与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作比，认为二者都具有强大的令人信服的能力，不同之处在于，马云的说服力是基于“他的魅力，而不是他带给人的惧怕感“。

我插嘴说，在我看来，有好几个因素相加，让外国人尤其难以抗拒马云的魅力，包括他极接地气的英文名字，他给公司起的名字，当然还有他流利的英文。

“非常流利，但又不是那种非常正式的、清华毕业、或者上中央电视台参加英语比赛的那种流利，而是非常自然，我叫它‘唐人街’式的流利，”克拉克说。

马云拥有的商业帝国，已拥有让世界瞩目的硬实力。2016年，阿里巴巴拥有26%的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份额是第二名亚马逊的一倍，它在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IPO纪录至今无人能破。但凭借天赋的沟通力，马云的角色早已超越企业家，甚至早已超越商界。近两三年来，他频频成为各国政要和欧洲王室的座上宾。去年，在习近平出席杭州G20峰会的前一天，马云在同城举行的B20峰会上成为最耀眼的主角。今年1月，他受邀与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他仿佛已成为一位外交官，不仅代表着中国互联网业，也代表着一个规模和潜力都无穷大的中国市场。

但是，他会不会飞得太高太快了？他会不会成被自己的成功所累？我问。

“一点不错，”克拉克说。“我在书中问的是：马云会是‘偶像还是伊卡洛斯’？”伊卡洛斯是一个希腊神话人物，因为飞得太高，翅膀上的蜡被阳光融化，导致落水而死。

克拉克说，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企业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时常会被视作一个整体，被质疑有官方背景，甚至与军方有染。马云的外交手腕因此很重要，他要为阿里巴巴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

那么在中国国内呢？政商关系在中国微妙而敏感，尤其是考虑到阿里巴巴已经涉足金融这样的命脉产业。马云如此高调，是否在倚仗一个事实，那就是阿里巴巴已经“大到不能倒”？

“可以这么说。不是有个笑话吗？如果支付宝宕机5分钟，中国社会可能就会崩盘，”克拉克说。“但阿里巴巴对中国的改革者，尤其是李克强而言，也已变得不可或缺。中国经济要实现向消费驱动的转型，需要一个由电商、物流和金融构成的铁三角，阿里巴巴在其中至关重要。干掉阿里巴巴对政府没有任何好处。”

不过这些年来，马云与政府已有过几次擦枪走火，尤其是围绕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假货问题。而几年前那场著名的支付宝股权之争得以平息，在克拉克看来，也是因为马云利用了中国金融监管中的一些灰色地带。“他得非常小心，不要做过头。在中国，商人得像阿司匹林，给政府解决头疼问题，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头疼。”

“比如他去见特朗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我觉得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对美中关系有所帮助，但这也是一步险棋，”克拉克说。

谈了这么多的阿里巴巴和马云，我决定把话题拉回到这次下午茶的主人公自己身上来。克拉克在咨询业务之外，也自己做风险投资。他在书中记录了他最重大的一次投资失误：2000年，作为对他咨询工作的报酬，马云允许他以30美分的价格购买阿里巴巴股票，但直到3年后的行权截止日，他还是没能下定决心购买。11年后阿里巴巴上市，首个交易日开盘价高达92.7美元。克拉克把这形容为一次“价值3000万美元的失误”。

我问，为了不错过下一个阿里巴巴，放眼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业，你会投资于什么样的企业？

“今天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估值高得让我害怕，”克拉克说。“中国的问题是，创业者太多，有13亿创业者。竞争太激烈，一个好的商业创意很快会被复制，让初创企业很难长时间维持优势。”

我进一步追问下，克拉克说，他投资了几家技术和商业创意都源自亚洲，但模式可被复制至西方的初创企业，比如其中一家，就是“英文版的盛大文学”。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外国人想到中国互联网技术时，脑海中出现的就是‘山寨’，但今天，模仿者与被模仿者正在对调。比如共享单车就来自中国，ofo和摩拜单车正在把它们的自行车放进美国城市、斯坦福校园。”

但有一种说法，中国互联网市场上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存在，可能会压制其他企业的创新和成长。而我尤其更感兴趣的是，他怎么看这三家企业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渗透。这几年BAT纷纷涉足社交、金融、零售、交通、餐饮、娱乐和媒体，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及其个人信息被两三家企业“垄断”，我们该不该感到害怕？

“当这些企业被机器人控制的时候，也许吧，”克拉克笑着说。“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人远远比西方人更愿意拿个人信息换取生活便利，隐私问题在中国引发的担忧，远远不如在西方那样多。”

事实上，克拉克认为，中国人从互联网上获得的便利，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身份感和权利意识，正是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改造力量。“中国人在线上，比在线下，期待得到更多的东西，更有权利意识。比如他们在淘宝上能退货、能投诉、能享受更多打折、能获得更好的售后服务。我把它叫做D-mocracy，数字民主。”

这一点，或许会让中国人更依赖和痴迷于互联网，让本土的互联网企业享有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对于克拉克而言，这片市场则意味着一个远未开采完的富矿。在采访最初，当我提到他“内部人”身份时，克拉克说：“我不是什么内部人，我只是在中国待了太久了。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人80%的成功源于他‘在场’。”采访结束，看他毫无倦意、匆匆赶去机场赴下一场约会的样子，我想，他还会“在场”另一个、甚至更多个23年。

上海的春天，多是料峭湿寒，采访王薇的这天下午却异常温暖。龙美术馆上海西岸馆的VIP室光线充足，结合了当代设计的五斗橱、壁挂欧式圆镜让这间供展览贵宾休息和开会的房间多了不少闲适氛围。

龙美术馆的创办人、艺术藏家王薇身着香奈尔深灰色粗花呢修身套裙，身材高挑匀称，这件套裙上装是香奈尔粗花呢经典款，很商务范，下装的长裙快到脚踝，背面裙摆拼接了桃红底色印花雪纺褶皱，走起路来摇曳生姿。王薇一边戴“小蜜蜂”话筒，一边笑吟吟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这衣服买了一直也没机会穿……”

亏钱办展

作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先驱，龙美术馆自2012年在浦东创立起始就饱受争议和质疑。而今开馆五年后，龙美术馆不仅2014年在黄浦江边开出上海西岸馆，2016年开出重庆馆，并且现在又在筹备武汉馆。上海西岸馆的展览也越办越红火，16年十月底开展的《宋元书画私藏展》以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80件宋元书画“尖儿货”震撼了中国收藏界；今年开年的《詹姆斯•特瑞尔回顾展》又让这位美国光线艺术大师在中国的朋友圈中刷屏。今年9月，龙美术馆还将举办全球最大的伦勃朗私人藏展。这个展继在巴黎卢浮宫展出后，将在中国北京国家美术馆和龙美术馆做两场巡展。

啜饮了一小口龙美术馆工作人员端来的彩釉瓷杯中的红茶，我们从正在展出的《詹姆斯•特瑞尔回顾展》谈起。王薇对这个展的效果相当满意。她说：“不仅是中国观众，好多西方观众也带着小孩来看展。周末的参观人数每天都在1000人以上。”她接着说：“这个展花了1600多万人民币。保安也增加了50%。你现在每看到一个保安，就意味着有4个人，因为他们是24小时轮班的。而且这个展都是光影，电费就很厉害。”但她又强调：“如果有好的展览，运营得好，不一定会贴很多。詹姆斯这个展，我本来预算是1200万，加上赞助什么的，我自己贴900万左右，没想到1600万用掉了。国外专家费用，布展费用，灯光有的是国外定制的，很难预估。”

主办这个展的想法来源于两年前在纽约看到詹姆斯•特瑞尔的展，王薇说“当时就好像心里有了一束光的感觉，很震撼。”回来就联系了詹姆斯•特瑞尔的经纪公司。

提到经营美术馆的种种细节，王薇就打开了话闸子，从门票收入、赞助收入到布展费用，似乎是把展览的生意经摊开了。和公立美术馆不同的是，作为民营美术馆，龙美术馆从中国政府得到的补贴，用王薇的话说“有一点，但非常少”，主要还是靠刘益谦王薇夫妇私人投入。而像主办詹姆斯•特瑞尔这样的大展，门票收入和艺术衍生品的收入不可能打平办展费，更不要说还有专家学者的研讨会、开幕酒会之类的成本。

但王薇善于学习，与中国艺术界如曾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的陈履生、广东美术馆馆长、艺术家王璜生等保持密切交往。亏钱办展并不是王薇的心结，办不出重头的展才是。提到贴钱办展，她说：“陈履生老师对我说，王薇，你这样是对的，对你来说，不过是每年少买点珠宝。多了点珠宝，无非是传给孩子，没人会记得你，也没什么意思。”她谦逊地说：“我和陈履生老师都有美术馆的梦，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提到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布展计划，王薇相当开心，她说：“西岸馆的计划已经做到2021年年底了，而且几乎都签约了。现在大家都希望来龙美术馆开展。”其中一些大展，包括今年9月英国著名雕塑大师安东尼•葛姆雷的个展，以及2018年德国现代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的展览。

四个馆的馆长

龙美术馆浦东馆、重庆馆，都位于王薇的先生刘益谦名下物业中。其中重庆馆位于重庆房价最贵的江北区国华金融中心双子座一至三层，目前国华金融中心仍在租售，套内售价2.8万-4.2万/平方米。用王薇的话说：“这里原先没有什么人气。当时成都那边也有人想找我去办美术馆，选择重庆，一是因为我先生在那里有一幢楼，在这个楼里做美术馆，是想让更多白领来看，没想到开馆后很多大公司也搬过来了。”王薇把这归为“艺术的吸引力”。

正在筹备中的武汉馆则又是另一种情形。王薇说：“武汉馆，本来我没这个想法。因为领导们希望武汉本市有一个美术馆，觉得我们之前的展览做得不错，希望我去执行。我先生希望我支持，我有点勉为其难，但也答应了。之前时间空一点，我已经把武汉馆一年的计划做完了。”

浦东馆，则长年展出王薇私藏“红色经典”系列，聚焦从延安时期到1989年的“革命的时代”主题。这个系列中包含2009年以4300万元拍下的陈逸飞《踱步》、油画家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靳尚谊《毛主席像》等。提起这组藏品，王薇说：“很多艺术记载了当时的时代，我一直觉得这个时期能为后面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龙美术馆每次作展览，都会留下一本文献资料，其中有一百本锁在库房里，如果有人要研究这一百年的艺术历史，龙美术馆是最全的。”现在加上版画、素描，这个系列已有300多件。

有王薇在，就不得不提一下刘益谦。刘益谦为新理益集团董事长，主营金融投资，也涉猎房地产、医药化工等领域，财富多来自资本市场。在今年3月发布的“2017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以345亿家族资产排第44位。可以说，艺术收藏在他的资产版图中并不抢眼，但为他带来的眼球效应，却远非其重头资产可以比拟。

在收藏领域，刘益谦和王薇被誉为“神仙眷侣”，其中刘益谦收藏偏好古代书画，王薇则偏向现当代艺术。我问她，这种互补是有意为之的吗？没想到她说：“我们赚了钱后，准备1/3投资，1/3买房子，1/3买艺术品。刚开始收藏，只是喜欢，并不懂，瓷器、国画，随便买，是很随性的。”那是八九十年代，用王薇的说法是，那时预算有限，“我买了，他就没预算买了。1999年，为了收藏作品，跟他吵了一架。当时我就生气，就去看油画了，不跟他玩了。”

谈兴越浓，王薇对我的任何问题都来者不拒，已经根本顾不上喝茶了。她语调轻缓绵柔，表达则果断坚定。她提及跟伦勃朗私藏展的所有者、创立莱顿收藏的美国巨商卡普兰的商谈过程：“他的团队先来的，他本人也是热爱艺术的藏家，也希望把他的收藏跟大家共享。我们就很谈得来，很快就敲定了。他说有衍生产品，会无偿给我做。”

馆长、藏家与太太

但和一般的美术馆女馆长不同的是，王薇经常提及“刘先生”。有意思的是，刘益谦王薇夫妇互相称呼对方“王小姐”和“刘先生”。提到自己去年因胆石做了个手术，王薇说：本来自己怕手术，一直拖着，是刘先生单方面做了决定，让她去做这个手术。她笑着说：“手术后，整个人都顺了。我也很感谢他。”提到自己经营美术馆，繁忙时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或者找赞助时的种种辛苦，王薇会说：“刘先生也会说我，干嘛这么辛苦？”

龙美术馆西岸馆并非一直这么顺利。2014年开馆当年年底，有位艺术家因家中有事，有个谈定的展览不想做了，这件事让王薇至今心有余悸：“他提前三个月告诉我时，我都崩溃了。”她强调自己是认真执着的人。“大家当时问我，龙美术馆的可持续性，我当时心里美美的，我觉得自己是会很负责任地肩负起来，把这个当事业去做的。但很多人还是有猜疑。真的，我当时的压力超乎想象。”

而现在我眼前的她已经是信心满满的美术馆馆长，2021年前已经敲定的重头展览让她轻松笃定。她谈起自己另外的一些计划：“有很多先生会跟我开玩笑说‘也让我们太太跟你学学’。我说：‘那你要负代价的哦。’”王薇希望能够在西岸馆开设一些面向女性的课程，她自己可以讲艺术品收藏类，还可以请礼仪老师来讲女性礼仪、化妆、插花之类的课。她强调说：“女人要有规矩，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也一直在完善自己。”

王薇和刘益谦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学习艺术品管理。我问她准备亲历亲为到什么时候？她想了想说：“我跟刘先生说，我们六七十岁后，我想培养我儿子或者女儿来接手。然后我们就在这附近买个房子，起床了，就在这里锻炼一下身体，晚上回家跟朋友喝茶聊天。”

采访临近结束，王薇的谈兴却越来越浓。摄像机关掉，王薇一边摘“小蜜蜂”一边开心地说：“今天谈得还挺开心的。刚开始坐下来时我好困，不知道该怎么说。说着说着就精神了。”她说：“我先走了，还有客人要接待。”她匆忙把茶杯里已经冷却的茶一饮而尽，蹬着高跟鞋，在那条很像美人鱼尾的修身长裙里，匆匆地往美术馆正厅方向赶去。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shirleyft@163.com)

场地与茶品：

龙美术馆自备红茶

地点：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VIP室

周末的什刹海浮动着春天的躁动，到达约会喝茶的楠书房之前，折进广化寺先静静心。一种似沉重又无力的复杂心情，因着准备今天的话题而起。

见到林谷芳先生时，心情轻松了许多。身为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的林先生，冬夏一衲，永远一袭白色单衣。1988年后，他以民间身份参与台湾各种文化建设，2000年后淡出文化界，教授禅宗。跟这位六岁时就有感于生死、出入于中国艺术一生修行的台湾文化学人兼禅者，我只想请教修行和艺术。两刃相交，无可躲闪，应是一个智者的勘验之机。林先生答问，无须准备，随时用一把折扇化解左右八方的明枪暗箭。今天，他也不知我要问什么，我问的是一个安住于内观与当下的禅者无须关注的话题——科技与未来。寒暄之后，那股莫名的心情涌上，便单刀直入……

牟坚：林先生，我对于当代生活的观察是八个字：“六神无主，恐惧来袭”。六神无主，指人没有自信或信仰的空心；恐惧来袭，指新一波科技创新造福的同时，也成为沉重的负担和恐惧，强迫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且无情地淘汰大批中老年人和某些行业的年轻人，引起大众的恐慌。其中是一股精英不断造势在领导着潮流，整个社会都紧紧跟随，唯恐落后。这在我看来，都是恐惧的驱使，为着不被淘汰，谁也不敢停下来。这种竞争式的人类生活方式，是不是出了问题，哪里出了问题？

林谷芳：其实，人最大的恐惧来自未知。生在当代，看来科技掌握了一切，却是人类在历史上对未来会如何最未知的时代。原来我们简单的逻辑是：科技带来更多的认知与控制，因此我们会有更少的未知，但其实不然，由于科技领域的无限扩张，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其中有些改变更就直接激发了新行为的出现。例如手机的问世，就使得人类的行为模式发生近乎彻底的改变。但这改变会导致如何的未来，却是未知的。总之，从未来的不可预测来讲，人类整体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最令人恐惧的时代之中。

就因如此，在科技与人的关系、认知与安全的关系上，我们都得有新的观照与反思。

牟坚：恐惧还来自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随时威胁到某些职业从业者的生存，甚至是人类整体未来的生存啊。“因遥远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而在现在遏止计算机科技的发展，并放弃这种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愚蠢的。”到底是谁愚蠢呢？人类不能像短视的驴子一样，被眼前的稻草引向不可回头的危险之境。况且，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好处不是爱迪生似的发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而是如乔布斯发明带来的衍生性需求，为了一点“并非必要”的好处，而不顾可能带来人类自身毁灭的危险。您怎么看呢？

林谷芳：这是一种辩难，辩难包含着对它制衡的力量，但正反双方也因此常就只在单一的逻辑中转。而其实，在这逻辑之外建立起新的价值，也许才真能取得药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连研发者也不能预测的，我不是先知，也不是专家，但换个角度想，一样能对其有一定的观照，例如，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能遇到外星生物？

牟坚：……因为他们太先进而毁灭了吗？

林谷芳：是有这样的推测。你不会真相信我们是宇宙中最先进的文明吧！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能遇到外星智慧生物呢？除开宇宙浩瀚的空间距离外，还有一个最近开始被人认真考虑的因素，那就是：人类从有文字到可以想像自身的毁灭，基本上就只一万年的光阴，在宇宙时间里这真比电光闪烁还短，空间无垠，时间一闪，你能碰到外星生物的几率就几乎等于零。这样来想，我们对自己的未来就要更加谦卑地审视。尽管任何事物如佛家所讲，是成住坏空，总会消亡，但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快地消亡。

牟坚：科技不是可以使我们延长寿命、长存宇宙吗？有个预言不是说，不远的将来人可以实现长生不死吗？

林谷芳：如果人类不远的将来可以达到长生不死，那么宇宙中一定早已存在了长生不死的智慧生命。他们可能早我们几百万年、甚至几千万年，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发展出更高的科技，而长生不死更就有时间作星际旅行，但请问，为什么至今遇不到宇宙人？这说明，长生不死到底还是人的想像。

牟坚：长生不死是很无聊的呀！死才赋予我们人生的意义呀！

林谷芳：这就是一个人文的想法。宇宙远比人想像的复杂，人远比自己想像的渺小，把科技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无限放大，本身就是个问题。以为长生不死多幸福，就像一味地以为人工智能，能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些都是唯科学，缺乏人文的想像。

牟坚：这样看，人类的历程是短暂的，如果在这样的参照之下，对比于西方以富强、发展为价值取向，中国的和平和长久的价值是一个更为智慧的选择。

林谷芳：其实，在西方也一直有学者在修正他们的无限成长论，反过来说，虽然我们中国有老庄这样的自然哲思，如今却是无限成长论当道，东方对自然的敬畏、谦卑在当今的大陆可说极为稀薄。如果我们有类似的观照与反省，社会就可以有一种力量，与科技的脚步产生一种平衡。我比较熟悉台湾跟日本，在这里就有更多的人的考量，比较不认为只要找到科技研发与更多外在的先进就更能达到幸福。

牟坚：那么大陆的差距在哪里呢？

林谷芳：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科技先进的欧美，也不会把中医率意地打成伪科学，但在大陆竟然发生，可见其中科学与人文的失衡。当一个科学家有人文基础时，他就知道什么是本。大陆学科学的人有一定的人文失衡，追求专业领域的成就原无可厚非，但缺乏人文，反而就存在着对科学有效性的误解。所以在当代，无论禅或类似的生命智慧，不只是从事人文者的需要，它更要像民族文化一样，变成整个社会的基底素养或心灵特征。

牟坚：我们的科技人员是以科技创新为天职的。这也正是我想问的，科技的发展是天经地义的吗？一切妨碍它发展的都应该被扫除吗？

林谷芳： “科技人员以科技创新为天职”，这句话太过了，这只能是他的职业伦理，但是职业伦理并不能逾越更根本的人性伦理、生命伦理。军人打仗是他的天职，但是他杀人要在更大的正义之下。律师也是一样，知道当事人是真凶，还辩护到无罪吗？如果允许只尊重职业伦理，没有更根底的生命伦理、人性伦理，我们科技的发展就会出问题。

牟坚：现在的社会就在“人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逻辑的设定中的……

林谷芳：大陆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其实这是对资本主义的误解。误解来自两个，一，历史的误解。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到，资本主义不是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它是为了荣耀上帝。二，所谓利益最大化，有个前提，是在诸方共存下的利益最大化。不顾这两点，就变成完全的利己主义。

牟坚：这就与中国“利者，义之和也”相通。但是大陆是直接受到西方科技潮流的引领，西方的脚步更大胆，那西方的科技发展是否受到人文思想的平衡呢？

林谷芳：在西方，问题没有我们这么严重。基督教哲学毕竟是他们的根本，科学家因此有一个近乎先验的责任，是在体现上帝的存在，揭示宇宙的规则。所以科学的前提就是不能逾越上帝。一个事情的长短、利弊也因此都有人文在里面做一定的制衡。举例来说，人工孕母的事情，西方社会的接受是经过很深讨论的，这牵涉到宗教信仰的问题。正由于有这种文化性的差异，在我们讨论牵扯人类总体的问题时，也许可以先缩小问题，或者聚焦到——到底我们大陆社会比起其他地方，更缺乏哪些东西？从这里先观照，或者可以多少抒解困惑。

牟坚：那就是更加缺乏人文的教育？

林谷芳：对。生命的谦卑，这是普遍缺乏的。这一点东方原有比西方更好的传统，从某种角度讲，东方基本是神秘主义者，这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科学，而是认为人的认知有其根本的局限，无法以我们的认知去测度宇宙，过去有“人不可盗窃天机”的说法，对这个局限若有根柢的观照，就不至于在科技发展上只存著一个方向的看法，在役物与役于物之间，即便是群体社会，也仍然可以有所选择。

牟坚：林先生，我突然有了一个自省，我也是在中国的氛围里，我也在“感觉”着西方以及全世界是像中国一样科技迅猛发展、全民“蒸蒸日上”。虽然西方的科技已经试图在逾越上帝规定的范围了，比如最没有争议的生物科技，升级人类，外置肢体或内置芯片，直到直接下载人类记忆，就像《未来简史》所描绘的那样，是让人看到那样一个人类可能发生的结果，让现在的人抉择我们要不要那样，这也正是人文的让人思想清晰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些到达中国后，被描绘的景象马上变为一种价值，成为努力的方向，雄心勃勃地出发了，唯恐落后，而不是反省。

林谷芳：对！谈发展的时候，我们大陆就常把我们的情形当成世界该走的方向。西方其实有更多宗教、伦理做它的制约。这里也要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讲一句话，不要只注意到西方的自由派，西方社会都有强大的保守派，保守不是阻碍进步，而是认为有些根柢的价值是一定要坚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天主教的国家里还在反堕胎。我们觉得反堕胎对女性是不公平的，但细究其原因，多少有着人不能逾越上帝的这个分寸。这在西方还是一个强大的势力。

牟坚：……

林谷芳：如果问，这样发展下去结论会怎样？恐怕是无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财经金融的杂志要你这个人文学者来跟我喝茶的原因吧。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在财经跟科学里面找不到解答，必须要从另外向度来解决。所以说，我们要谈的恐怕不是来测度人工智能会走到哪里去，能否拉得住，我们要谈的是文学、艺术、思想为什么强不起来？这些会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反思，会出现某种制衡的力量。尽管这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能智慧地对待未来，但至少，它有一种反向的力量在，而不是一元性的存在。

牟坚：那人文教养可是一个漫长的功夫，不可一蹴而就，目前的科学家们是否需要补？如何补？

林谷芳：从整个社会来讲，各行各业都应该有人文修养，科学家尤其应该有“科学的哲学”这样的基底素养。科学教育中本来就应该有科学的人文种种牵涉到科学价值观的课程，它跟其他人文教育息息相关。这是整个教育的问题，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应该在此作教育理念和结构的调整。

牟坚：那这个事就大了。

林谷芳：大，还是得做，否则就容易让科技反噬自身。但作为一个人，我这禅者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首先还是要回到一个人的安顿的逻辑中。我问你，是社会安顿了以后我们才安顿，还是我们可以自己安顿，甚至是因为我们自己安顿了以后，才有可能期待社会的安顿？

牟坚：是后者。

林谷芳：我们现在谈人类的处境，固然出自一个广垠的关怀，但一不小心也就掉进了第一种逻辑，以为社会安顿了我们才能够安顿。所以对于一个不可知的大社会未来，我们乃凄惶不安。其实，这个大社会中，我们每天吃饭睡觉所面对的事情，并没有我们想像有那么大的变化。在许多地方，作为个人，也还是可以一定程度地役物而不役于物。而这，完全要看你的观照而言。一个充满恐惧的社会不代表我们个人就得充满那么大的恐惧。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和修行者想要提醒大家的。

牟坚：个人可以和大势抗衡吗？

林谷芳：整个社会形成“气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无可奈何。气象盛衰往往不是我们个人能决定的，它像一个启动的车轮，怎么都停不下来。但这里面我们也要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位置上也加大了这个拉力？

牟坚：是的，每个人努力地尝试新技术、迎合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加大了拉力，也助长了势头。可一般人是不能无睹科技的便利的。

林谷芳：我绝对赞成科技带来的好处。作为一个禅者，主张生命的减法，归零，并不在否定生命的加法。我只提醒大家，你有没有被加法绑架？

牟坚：不得不被绑架啊！网购就是便宜啊！每个菜摊都有了二维码。五道口进饭馆吃饭，已经有无人服务的了，进店手机扫码点菜付账，听广播叫号取餐，没有智能手机吃不上饭啊！

林谷芳：不不不，没有不得不。绑架不是不用手机，用手机比不用手机的时代方便，起码你不用找电话亭。是几分钟不看手机就不舒服，天天看微信，这叫绑架。安顿还必须要从自身做起……

牟坚：安顿不了啊！某些行业，如出租汽车司机或银行职员，不知怎么就失业了。

林谷芳：在这个行业不能自主，跟生命不能自主是两回事，计程车司机不能做，我去扫地啊。

牟坚：扫地也有扫地的行业啊，也不是轻易能进去的。

林谷芳：我的意思是，除非是生死交逼，人都有自由的可能。要不然，连富可敌国的人都不知足，都一样被绑架。我们当然承认每个人的境界有高有低，但不能像你这样讲，照这样讲，就已经把自己放弃了！安顿必须要从自身做起，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强化？强化，有一种是强化外加的能力，我可以各行都干，一种是强化内在的能力，我干哪一行都可以。

牟坚：那这个太难了！要修炼很久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林谷芳：可以的，问题在于我们大陆的教育出了问题，在一元性中我们失掉了自主。我们以为自主很难，因为我们认为成功有唯一的标准，却忘记了有高于成功的标准，例如：自在、安顿。或者，就算是成功，也有很多类型的成功。是这里出了问题！其实，没有那么难的啦。虽然台湾的环境比这里宽松许多，但面对的诱惑也还是那么的大！但你看我，转身就这么容易，不是我特别智慧，没有！只因我们被一元性锁住以后，就忘记了有转身的可能。你看我，20年来存折没有超过半个月薪水的，我哪个时候不自在？

牟坚：所以绝对学不了您。

林谷芳：绝对可以！你至少可以不去做无谓的金钱追逐，是不是？

牟坚：这之间就是差着教育问题、人格修炼的问题……

林谷芳：是一转身的问题！人的转身没有人想像的那么难。困难来自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习气，一直在滚动席卷着，为众人的眼光而活；一个是我们主体的放弃。没有非什么不可！

牟坚：可是……

林谷芳：你一直告诉我不得不，我一直告诉你有可能！

当头棒喝，我说不出话来，似有所悟……

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总结了今天的谈话：

“因为不能预知未来是什么，所以不能给你答案。但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对科技有无端过度的想像，它的问题因此只能藉由外部力量来解决，就是要加强人文教育。但这些也还都是大社会论述，在其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幸福与社会时潮可以没有全然的关联，忽略了社会原是由一个个人建构起来的。没有办法制衡社会时潮是因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个人的自由跟科技发展并没那么相关，我们是自我缴械才被资本家利用的。回到刚才的命题观照，是社会幸福了我们才幸福，还是我们幸福了社会才幸福？只有回到这一点，你才可以发现哪些是你生命真该用力的地方。如果是前一个逻辑，问题是无解的。科技是人类发展非常重要的成就和助力，但要注意不能被绑架，我们哪里是为了需要而从iPhone5升级到iphone7的？禅家的厉害之处就是不会被外境牵着走。面对无垠的宇宙，人要学会谦卑；面对生命的抉择，人得学会观照。”

离开楠书房，仍在似有所悟中。寺院钟声响起，法会已进尾声，随着善男信女跪拜下去的一刻，眼泪夺眶而出……

出来时，我心中莫名的郁结消散了。人群更加嘈杂，天未黑，酒吧内外亮起了霓虹灯响起了弹唱。我想起林谷芳先生在获得“2016年中华文化人物”时的获奖感言，他说：如果人生是一个竞技场，无论跑百米、还是四百米、八百米、五千、一万、十万，乃至马拉松，都只有一个冠军，而这冠军下一场也不一定能赢，于是，所有人只能惶惶不安。人生为什么不能像爬山一样？山有千万种，或巍峨，或秀丽，即便同一座山，也横看成岭侧成峰，而即便同一个山道，也不是只有登顶才叫成功。在山间，凉风袭来，你往树下大石一坐，回眸处，一样也可满目青山……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人员。责任编辑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这大概是FT元素最明显的一次下午茶了。我跟郝景芳提前沟通好，就在FT中文网的视频工作室里腾了个小空间，抬来桌椅，摆上几样老北京点心，请水平堪比专业咖啡师的同事调了两杯拿铁拉花，中西混搭，却很和谐。郝景芳建议说，或许下次下午茶可以试试马卡龙加乌龙茶了。

北京初春，郝景芳一袭白色风衣，结束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一天的工作后，才赶来赴约。她声音轻柔，在每段话的末尾音量自然降下去，像是“淡出”。 在所有受访者中，郝景芳是个蛮独特的存在。她的知名是因为去年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但她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从事经济学研究。我好奇，那么对她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写作是呼吸，须臾不可离”

“写作这件事情，它对我而言自然的程度就像是呼吸，像是睡觉，像是坐立行走，像是起居饮食。我必须时时保持跟写作相伴的状态，但我不会觉得需要把呼吸睡觉当成职业。”她说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职业作家，但认为写作却意义非凡，须臾不可离。她倾向于把更加职业化的事情当做本职工作，同时每天保持与写作的亲密关系。

郝景芳在中学时代曾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却“弃文从理”考入清华本科读天体物理，博士又转向经济学研究。对于“别人家的孩子”“学霸”这些称呼，她淡淡一笑承认说“差不多吧”，又说自己其实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是一个自学者，self-learner，从小到大，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我都是在自学感兴趣的东西。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不喜欢学的就扔在一边。”她把自学过程中的思考和感触，通过小说写作表达出来，这是写作对于她的又一层意义。

生活与写作间模糊的界限，以及经历与知识的“杂”，都反映在了郝景芳的小说里。在微型小说《回到原点》中，主人公——一名统计局的工作人员——看到进出口数据表格中许多个不知名小国的奇怪名字，去到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小岛国神游了一个中午，清醒后发觉自己仍在办公室里，似乎有些怅然若失。我问她，是否觉得生活与小说、现实与想象间，有很大的差距？

郝景芳说，这或许更应该被叫做可能性和唯一性的差距。“当你在头脑中想象很多世界的时候，它其实是充满了可能性的，很神奇，怎么想都可以。但是当回到现实世界中，世界是唯一的，是按照唯一的逻辑运行的，有必须遵从的一些现实世界的规则，有很多东西改变不了。但在想象中你可以按照各种各样奇幻的理想，随便更改这个世界的规则，更改这个世界的面貌。我不是在比较想象和现实，到底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而只是觉得，明显想象的世界是更丰富的，现实的世界很单一。想象世界会让我的生活也更丰富一点。”

具体说来，从家到工作单位，或从宿舍到课堂，本来单一的生活，有了写作与想象的存在，好像就能生活在许多不同世界里。“每写一部小说，这一个时段的生活就会有一些新的主题。因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我就不会觉得生活很单调枯燥。”

《北京折叠》的诞生也不例外地取材现实。郝景芳在这部作品中搭建了一个由三重空间、三个阶层组成的北京，可以像“变形金刚般折叠起来”，空间之间不可随意出入。第三空间是底层工人，第二空间是中产白领，第一空间是当权的管理者。阶层越上等，享有的可支配时间就越多，生活环境也更美丽优越。故事的灵感来自2012年，她作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经历。当时还是实习生的她，觉得论坛非常“高大上”，“来了特别多企业家、政府官员、诺奖获得者。我觉得，噢，这些人就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些人，他们汇集在这里，讨论天下大事，他们可能一句话、一个念头就能决定成千上万人未来的命运。”她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跟她这样的学生、打工者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里，他们下了飞机就到高级酒店，开了会就又奔飞机场去下一个地方开会，过着一种在云端的生活。

与此同时，她作为一个学生、一个求职者，体验着这个城市里一般工作者的生活状态。她居住的楼下还有拾荒者，每天靠捡垃圾讨生活。“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面，很多人是和另外一些人彼此没有交集的。如果你在上班路上不碰到这些大人物，也不碰到那些小人物的话，那你可能永远也看不见它们的存在。或者每当重大活动前整理市容，许多外来打工者的小摊、小店都临时关掉，或者只能夜里开张，通过操纵时空的安排，一些人可以消失又出现。这种感觉在我心里面盘旋，我想把它写下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郝景芳的作品屡屡被出版机构定为类别不明，科幻意味似乎不是很浓，文学性反而很强。这种争论即便在《北京折叠》获奖后依旧存在。我没有从郝景芳身上看到一丝困扰。当写作于她而言是兴趣的表达渠道，是某种亲密关系，小说的外在形式已然没那么重要了吧。

“保护孩子弥足珍贵的想象力“

《北京折叠》中唯一一段浪漫故事是围绕一位曾在联合国机构实习的女生展开的，这跟郝景芳自己的经历不免类似。我稍稍八卦了一下，她笑说和先生是高中同学，从高中就在一起了，小说中但凡写的浪漫故事都不是自己的故事。

工作与写作之外，两岁半孩子的母亲郝景芳，还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少年儿童的创造力教育中。她对我透露，她与朋友正在发起组织一个儿童创造力教育训练营。“每个小朋友内心都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和热情，根本不用成年人去教小朋友怎么有创造力，成人起到的作用就是保护。小孩子的想象力对于一生、对于人类来讲，都是弥足珍贵的。”训练营分为长期和短期，请艺术家、科学家，鼓励儿童去尝试写故事、涂鸦、创作戏剧。郝景芳强调，训练营没有功利的目的，不是造星，也不是用作品去申请学校和奖项。“小孩子的想象远远超于现实中的生活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到的是自我实现，把他心里的一个念头在自由状态下进行创造，他们体会到的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想法，可以把创意变成现实。当他能够体会到这些，他可以相信自己，等他长大以后，可以把这种自信用来做真正有创造力的事情。

孩子在创作过程中会有很多疑问，例如有一个想法不知道怎么表达，专业人士不会给孩子灵感方面的注入，只是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帮助。“要充分相信孩子自己的想象力，让他在完全自由的氛围中自由创作。”

北京与城市的未来

郝景芳的经济学研究人员与科幻作家的双重身份，其实让我阅读《北京折叠》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似乎隐隐担心其中的描写可能不乏理论依据，觉得尤其可怕。采访时正值北京新一轮房价疯涨，下午茶的最后，我们不免谈到了北京城市规划的未来。

郝景芳指出，北京住房供地严重不足。国家希望控制城市规模，限制外来人口进入北京，把人口疏散出去，因此从许多方面严格控制供给，包括住房用地、公立学校资源、医院等等。但是控制供给并不能真正减少涌到这个城市来的人口。只要北京充满机遇，人们还会源源不断涌来。在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房价一定会涨。

从研究的角度，她希望北京是一个能够更加自由进出的城市，而解决当前“大城市病”的根本举措是在各方面增加供给，从住房到公共设施，从教育到医疗。“这些应该为给经济做出贡献的各行各业的人提供方便，不应该通过卡住供给试图控制人口，而是应该让供给匹配人口的增加。”

我问，如果北京的供给增加，会有更多的人涌进来，难道城市不是更加不堪重负吗？

郝景芳说，“不堪重负”是城市规划和运行管理的问题。如果北京提高整个城市的规划水平和服务管理水准，其实能够在承载更多人口的同时，也有效率地运行。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比如增加其他城市的吸引力，或者把资源分散开来，把目前集中在北京的人口疏解掉。但是不能够通过使得这些人没有房子住，没有学校上，来强迫人口离开北京，这是不太现实也不太正确的事情。

我说，这听起来道理很对，但是好像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人口必定会跟着经济机会走。比如一个办法是，把好的经济资源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包括国企、央企，以及跟经济相关的机构和管理者。我们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研究中提了一些建议，就是把京津冀真正做成一体化的大都市圈。来到北京这边的人可以在周边城市和小城镇得到好的机会和好的服务。这是政策的事情，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并不存在真正的困难。”

采访结束后不久，2017年4月1日，中国政府决定在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设立国家级新区。根据官方文件，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一次，政策与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站在了一起。

（作者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在采访理查德•桑内特之前，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已是如雷贯耳。他与汉娜•阿伦特、尤尔根•哈贝马斯并称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研究的三大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公共人的衰落》就摆在我的书架里，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是我思考和理解“公共生活”、“公共空间”等概念的启发来源。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纽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双聘教授，也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城市顾问。

他的妻子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夫妻二人都长期关注城市规划与发展问题，并就这个议题，扮演着公共知识分子推动社会变迁的角色。

不过，我此前并未想到从城市议题入手采访桑内特，而这是我们这次采访的主题，也迫使我自己去关注这个议题。桑内特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高一点，说话的语速很慢——当然后一点我有心理准备，因为我曾在网络上听过他在大学校园里的公开讲座。他非常和善，说话很轻柔，但也许是因为紧张的行程、匆忙的活动，他显得略微有些疲倦。

前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二人刚刚在启皓北京，与中国学者一起，举行了一场以“开放城市”为题的交流。在中国的讲台上，桑内特和萨森传递的主要讯息是推广他们提出的“开放城市”概念。在2016年的第三次联合国人居大会上，他们提出了一份全新的城市发展纲领《基多宣言》，以超越1933年的《雅典宪章》。《基多宣言》提出，“今天的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塑造和重塑，但城市的规划和设计方式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和空间模型至少已过时 80 年。”

《基多宣言》认为，以1933年《雅典宪章》为代表的城市规划思路，让城市变得封闭，主要表现为设计僵化、规则复杂、行政管制过多，扼杀了城市的活力，损害了人与人的自由交流。《雅典宪章》倡导的效率至上、功能分区、高层建筑等原则，仍在影响21世纪的城市规划，导致公共领域受到侵蚀，城市变得愈发封闭。

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城市是人居住的城市，需要优美的环境，需要安全和温馨，也需要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并具备充足的活力，实现一种“诗意的栖居”。而这是《雅典宪章》的思路所无法提供的，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全面更新我们对城市的理解。

《基多宣言》颇有意思一丝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意味。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源于土著语，而非西班牙征服者的语言。从古老的时代到今天，无数不断流入的元素融在一起，组成了基多。从这个意义来看，今天不同文明沟通与交融深化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型的“基多”。

“‘开放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桑内特说。“开放城市”理念的核心是要把系统性理论应用于城市。这既关于城市规划，也关于社会实践，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开放系统理论正在给科学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对城市的理解之中，”他说。城市需要既需要效率与安全，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在一个开放城市之中，这些目标都是通过自发的活力实现的。一个城市能够把不同种族、宗教、阶层和性取向的人集合在一起，舒适地生活，这本身就是与人类生活境遇密切相关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理性”的“规划”问题。

这会不会牺牲城市的秩序呢？这是我能立刻想到的一个问题。桑内特回答说，一个“开放城市”必然在一些方面不是“井井有条”的，但是关键在于，城市的居民是城市的主人，不是城市的规划者，居民选择接受一定的不协调，来维持城市的生命力。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你不能拿行政或者技术的桎梏去强加在它身上。

“如果我们的城市理念错了的话，城市的发展自然就会出错，”桑内特说。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的城市规划者掌握的工具是100多年前人们所不敢设想的，比如照明、挖隧道、架桥，各种新材料和建筑样式等。但是城市规划者并没有以创造性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新工具，浪费了它们的效用。我们看到城市越来越光鲜，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却越来越压抑、焦虑。

追求形式上的连贯性、平衡和协调，是过去的城市理念，这造成了封闭性城市。过多的规划和管理扼杀了城市的生命力。桑内特回溯历史：20世纪的城市在分区管制方面是史无前例的，名目繁多的法规和官僚机构层出不穷，这在时间上困住了城市，消灭了城市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悖论是，这种规划带来的城市的生命力往往不如自然生长的城市，城市过早地陷入衰落和僵化。比如说，一个被用作固定用途的建筑，当新的需求产生时，就要被拆除重建，这种城市的生命力就很短暂。固定化的功能设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们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在伦敦，新的公共建筑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40年，纽约的摩天大厦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5年。这真的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吗？”

“开放城市”的核心是让城市像一个有生命的实体一样“自然演化”，而不是先僵硬地规划，然后隔一段时间完全推倒重来，他总结道。

“自然演化”这个用语让我想起了“新自由主义”，而据我所知桑内特应该属于西方的“左派”。但他解释了我的一些疑虑。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是使用自由主义的话语，但实际上利用封闭的官僚系统，为精英争取私人利益。我们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企业身上。开发商虽然也会抗议严格的监管规则，但如果有机会，就会在牺牲社区利益的情况下利用这些规则。我们需要用以替代封闭城市的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体系，而不是单纯依靠私人企业，我们需要开放性地听取各种声音，并有协作，而不是彻底的个体主义，各行其是。

其实我也想到了中国版本的“封闭城市”——封闭的小区，封闭的大学校园，封闭的政府大院，甚至封闭的、存在户籍等诸多隔阂的整个城市。桑内特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但他可以提供启发。他认为，城市应当有模糊的“边境”（frontier），而不是“边界”（border）。封闭的社区就代表一种僵化边界，是边界而不是边境。他建议，各个社区之间应该有许多的交流通道，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这同时能使得不同种族、宗教、阶层等人群的边界变得模糊，有利于社会。他建议，不能紧盯着城市的中心，还要看边缘，边缘地带才是最为生机勃勃的地区。我们不能要“被过度决定的城市”（over-determined city）。就像父母的教育计划太细太密会抑制儿童的成长一样，城市也要随其自由发展。

显然，中国处在一个行政控制更多的环境之中，这与美国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一种不同的政治、行政、文化环境中，“开放城市”能否发展起来呢？桑内特提供了一些他的个人感受：从上海等城市的现状来看，中国城市正在带上越来越多的“开放城市”的特征。因为市场的扩展和自治力量的发育，必然要求中国的城市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关键是，不是用计划来画出城市的全貌，而是用三项原则做指引，即不完整（Incomplete form），同步性（Synchronicity），多孔性（Porosity），来让越来越复杂的城市自然发展出来。不是说预先确定城市的面貌，而是在实践中承认多种可能性。这是基于数学理论，基于开放系统理论。“我们要让城市变得更加敏感（alert），更加具有交互性（interactive），而且更加具有创新性。”

“我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城市模式，我只是展示其他城市中已经出现的元素。”桑内特谦虚地说。他表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规划者，他只是分析规划的要素，应用这些要素于“开放城市”方面。他不给一个固定的图景，而是给一种药方，简单来说，一种“城市版本的Web 2.0”。

虽然说中国也有“开放城市”的元素，但城市治理思路是不是也需要变革呢？我问道。他建议，城市政府应愿意与市民交流，并逐渐改变规划，这是最重要的。很多规划是预先确定的，而开放城市是自我演化的，边做边学（learn by doing），如果现实要求改变的话，就学习和改变。至于预先确定城市的人口数量，甚至穷人和富人的比例，就将是静态的和有害的思路。

我想让他多谈谈中国人热议的“大城市病”，但他似乎更关心气候变化。“我们必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有太多的交通拥堵问题，穷国的污染更为严重，温室气体排放也更严重。很多的问题需要建筑的改变，如更多利用太阳能，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一些时候我们是需要改变生活习惯，但大量的高层建筑不利于减排，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了。”

我提到我喜欢他写的《公共人的衰落》，他很高兴。如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开放城市”呢？他说，公共空间的萎缩也在对城市产生影响。过去我们身边都有公共空间，如街道是开放的，而现在我们正在把人享受的公共空间夺走，分给车辆，把自行车享受的公共空间夺走，分给汽车。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来“收回”这些被交通夺走的公共空间，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主要关注政治与公共政策问题的新闻人，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来询问桑内特，对于当今最大的世界变局——特朗普上台的看法。“他是个煽动分子，很可能变成一个独裁者。”在这个问题上，桑内特毫不留情，他对特朗普的评价比我预想的还要严厉很多。

“美国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煽动分子执政了。有点令人想起1930年代，当时一些国家的煽动分子变成了独裁者，这是美国需要警醒的。”那么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能不能约束特朗普呢？桑内特对此也有点悲观：“民主制度并不能阻止独裁者的出现，至于公民社会能不能抵抗他，我们现在还不能下判断，因为他想剥夺公民享受的社会保障，这将影响未来公民社会的强度和硬度。”

作为城市学家，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城市对抗国家（City against nation），公民围绕着城市集合起来，而不是围绕着国家集合起来。热爱城市的人，不会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感。热爱城市层面的自治自由，这是一种更强烈的精神纽带。他介绍，现在很多城市已经宣布自己是“自由中心”，绝不会接受特朗普可能颁发的一些歧视性政令，这将是“抵抗”特朗普的重要力量。

“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希望自治的城市能够抵抗专制主义崛起的威胁，”他说。他对这个时代的评价比我要灰暗得多，这体现的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不是财富和军力，而是始终能孕育出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才是美国的真正可敬之处，我想。

（注：本文作者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如果不是在采访前做了功课，很难将对面沙发上坐着的这对衣着素雅、稍显拘谨的中年夫妇，与光怪不羁的当代艺术联系在一起。但这对瑞士夫妇，伊万•沃斯与曼努埃拉•沃斯（Iwan and Manuela Wirth），却正是当代艺术世界中最炙手可热、也最具权势的一对伴侣。

2015年，英国老牌艺术评论杂志Art Review发布的年度“国际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百人榜（Power 100）”上，沃斯夫妇名列榜首。这个榜单自1992年首次发布以来，在绝大多数年份中，登顶的都是艺术家、艺术馆馆长、策展人或藏家，沃斯夫妇是继传奇画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之后，第二位登上榜首的艺术经销商(dealer)。事实上，沃斯夫妇已经多年占据榜单高位，他们在世界各地拥有五间画廊，代理超过60位、不少是今日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家。英国《金融时报》将他们经营的这个庞大的艺术体，称作“当代艺术的思想市场”。

这对夫妇却出了名的低调，尤其是妻子曼努埃拉，极少接触媒体。在摄像机前坐定，他们微笑着互相端详，好脾气地任助理给他们整理衣饰。面对提问，曼努埃拉时而会露出羞涩的神情，随即把目光投向丈夫，探寻他的意见。大部分交谈由卷发圆脸、曾被媒体形容为“长大了的哈利•波特”的丈夫伊万承担。16岁时就开设了自己第一家画廊的伊万，自称这个家族生意的“外交官”。他在22岁时敲开曼努埃拉家的门，其实是要和她的藏家妈妈——自己未来的岳母——在苏黎世共同开设一间画廊。他们画廊的名称“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中的“豪瑟”就是曼努埃拉母亲的姓氏。此后，爱情在两个年轻人中孕育，成就艺术圈里一桩佳话。我的问题也从这里开始——是并肩工作，让你们产生了爱意吗？

“比那更浪漫，”伊万哈哈笑了起来。“我打小就知道曼努埃拉的家族，因为我们两家人住在相邻的村子里。但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去和她母亲会面的那一天。那是场灾难，细节就不提了吧，反正曼努埃拉觉得我是个可怕的家伙。我和她母亲的画廊生意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她接纳了我。我们在92年成立了豪瑟沃斯，然后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在我的鼓励下，曼努埃拉有些腼腆地补充道：“伊万和我妈妈开始做画廊时，我还是个老师。我一开始在画廊里兼职，想搞清楚这是否真是我兴趣所在。那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拜访艺术家，到处旅行，非常有意思。于是我决定彻底放弃教职，加入画廊。”

90年代初的欧洲，当代艺术市场刚从低迷中复苏，交易还不活跃。沃斯夫妇在那几年得以“轻易敲开很多艺术家的门”，成为他们的代理。一家画廊若能签下一两位明星艺术家，就已经有相当的市场影响力，而在25年中，沃斯夫妇将逾60位知名和新晋当代艺术家揽入门下，其中包括不少“现象级”人物，比如以绘制巨大的抽象图案闻名的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因造型诡异的雕塑和装置作品而极富争议的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以极简风格的摄影和玻璃雕塑出名的罗尼•霍恩(Roni Horn)，以及中国知名画家张恩利。他们还负责一些已经去世的艺术家的资产或基金会，包括以巨大的蜘蛛造型雕塑闻名于世的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工作室。豪瑟沃斯因此被公认为全球顶尖画廊之一。

画廊主们一般以自己的画廊为经营主体，与知名艺术家签约并代理后者的作品，通过拍卖或者私洽来做艺术品交易。我很好奇这对夫妻档的工作模式，问道：“你们该对艺术有着相似的品位和偏好吧？否则，朝夕相处在艺术世界，若喜好不同，岂不难受？”

伊万笑着说：“就像那个‘狗和主人’的比喻——相处久了就会心灵相通。当然我是那条狗，她是主人。在我们代理的艺术家中，我想不出在任何一位身上，我和她的看法存在分歧。我们总是同时看好一位艺术家，对他们的作品，也许我接受起来更快些，也许她更快些，但最终总能达成共识。”

伊万说，在两人的分工上，自己主外，负责销售；妻子主内，并会花很多精力协调与签约艺术家的关系，而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你得了解这位艺术家和他的团队，他的财务状况，在他需要什么和我们能提供什么之间，掌握微妙的平衡”。

画廊与艺术家的关系，为艺术圈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八卦轶事。为签到心仪的艺术家，画廊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最传奇的一个故事，要算英国人高古轩在6个月里，为极简主义雕塑家理查德•塞拉在一个停车场上搭建了一个画廊，以展示后者的大圆环作品。即便如此，艺术家们从一家画廊“跳槽”去另一家也是常事。但豪瑟沃斯让圈内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是，艺术家们对它都非常忠诚，多年来无一人终止与他们的代理关系。除了能把他们的作品卖出好价钱，还有什么秘诀吗？我问。

“有几位艺术家告诉过我，他们之所以被我们吸引，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也很忠诚，”伊万正色道。

“所有加入我们的艺术家，我们都愿意陪他们走上很长一段路。这听上去可能太过理想了——但商业因素从来不是我们挑选艺术家的标准。我们当然知道雕塑不如绘画挣钱，但我们从不会基于这一点来选择甚至影响一位艺术家。我们只关心他是否在辛勤创作。”

“艺术家们当然都会有低潮期，我更愿意把这些阶段称作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安静时刻’。在这种时候我们会继续支持他，在财务上提供帮助，或者委托他创作作品。不过为他举办展出这样的事情，可能就要暂时停一停。”

当然，忠诚之外，还有经验。

“我们对艺术市场了如指掌。我们能帮艺术家们接触到最新的理念、最一流的评论家。我们也有自己的出版社。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是出版一本装点咖啡桌的轻松读物更好，还是出版一本严肃的艺术书籍更好。”

那么，他怎么看待艺术家的名利？在我看来，画廊之于艺术家，有点像风险投资者之于创业者。作为商人，他应该会希望代理的艺术家都大红大紫、作品大卖，就像风投会希望创业者都上市吧？

“老一辈艺术家告诉过我一句话，我一直谨记于心，那就是，创作艺术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卖掉它，”伊万说。

“如果一个艺术家太在乎钱，他的作品就会走下坡路。大器晚成的艺术家总是最强大的艺术家，这不是巧合，因为他们曾经常年被市场所忽视。一旦开始被市场追捧，艺术家必须拿出巨大的勇气来保持清醒，不受诱惑。”

似乎是要给丈夫一些精神鼓励，曼努埃拉给伊万添了茶。伊万接着说：“我也经常反思我自己的角色。我们当然是买卖艺术品的，但我们更重要的角色在于，让好的艺术被创造出来。”

他说这话时的严肃，和对艺术本身的敬畏，让我有些意外和感动。他让我想起同样来自瑞士的钟表匠和他们的工匠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在他们眼下试图拥抱的中国艺术市场，实不多见。

中国艺术品交易量近年来已称鼎世界、各类艺博会如雨后春笋，拍卖市场上常有天价手笔，看似气氛热烈，但存在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以画廊为主导的一级艺术市场，受到以拍卖行为主导的二级市场的严重挤压。在成熟市场中，画廊起到发现和培育价值的作用，年轻艺术家们通常会先投靠画廊，耐心创作，打磨技艺，不会急于进入波动剧烈的拍卖市场。一个活跃的画廊业能为整个艺术市场的蓬勃与健康奠定基础。而中国艺术市场上心态更浮躁，画廊未必有长远扶植艺术家的耐心，一些艺术家刚小有所成，就可能绕过画廊直接把作品拿去送拍。藏家们也更愿意去火爆的拍卖现场而非画廊，又因为缺乏独立审美，常常只以艺术家名气作为依据，更像艺术投机而非艺术消费。

各方都更急功近利，让中国的画廊业拥挤却不规范、水准参差、诚信匮乏、艺术家与画廊间相互提携的经典案例寥寥无几。但是，这里的市场潜力却不容忽视。伊万说，过去三年中，豪瑟沃斯代理的西方艺术家的作品在中国备受追捧，他们在中国的艺术品销售额每年都在翻倍。

正因为此，在成立25周年之际，豪瑟沃斯决定在中国发力。它最近任命中国人郭慊慊为亚洲发展总监，并表示将把亚洲、尤其是中国作为未来发展的重心。事实上，至今尚未在中国开设画廊的豪瑟沃斯已是一位“晚到者”。美国佩斯、韩国阿拉里奥、英国高古轩和白立方等国际知名画廊已经入驻内地或香港，而豪瑟沃斯更多是通过参加艺博会的方式与藏家接触。它会考虑在中国开设画廊吗？

“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在中国开设画廊，正是因为你提到的那些问题，”伊万说。“我们正在学习中国艺术市场的DNA。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找到合适的合作者，我们当然会考虑。”

我问，进入中国市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他说：“不能说是担忧，更算是一种希望吧。我们希望中国客户不仅仅只是买家，而会成为我们的伙伴，让我们来帮助他们一起构建他们的收藏。我们希望他们能对艺术家培养一种更长久的兴趣，而不是仅仅把他们看做一张‘购物清单’。”

我提醒他，能在中国做得了艺术藏家的富裕人群，几乎都是新富阶层。他们习惯了快速累积财富，要让他们耐下心来，可能有点难？

“如果一个人是为了追逐快速获益，那我会建议他去投资股票，”伊万开了个玩笑，然后说:“我们推介给一个买家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过滤器，会过滤掉那些追逐短期利益的投机客。”

耐心和品味，也许能为豪瑟沃斯在富人客户中“过滤”出一批优质藏家。但近年来，它最擅长做的一件事，也是真正让它在画廊业脱颖而出的一件事，却是让艺术走出象牙塔，让普通人也有一种消费得起艺术的感受，方式就是用极富特色的艺术空间取代传统画廊，把艺术和建筑、美食、文化与社区相融合。引用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说法就是，豪瑟沃斯不仅仅在出售艺术，更是在出售一种“lifestyle(生活方式)”。

沃斯夫妇一直以在翻新的建筑中开设画廊出名。他们在苏黎世的画廊前身是家酿酒厂，在伦敦和纽约的画廊则分别改建自一家银行大楼和一个溜冰场。但最为轰动一时的，是他们在2012年将位于英格兰南部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农场，包括始建于18世纪的农舍、谷仓、马厩，改建成了一个集画廊、酒店、餐厅、景观花园于一体的艺术空间。这里处处点缀着加盟艺术家的雕塑、绘画和装置作品，参观者既能饱览旖旎的英格兰乡村风光，又能欣赏到最前卫的当代艺术展出，还能在一家烧烤餐厅品尝当地美味、参加农庄里的各种艺术教育项目。正式开放后，在这个只有3000常住人口、与当代艺术几乎从不沾边的乡村小镇，一年内竟涌入超过10万名参观者。正是这一项目让沃斯夫妇登顶2015“Power 100”排行榜，当时Art Review杂志的评语是，他们改变了“销售及推广艺术的模式”。

“我和曼努埃拉都对把艺术和生活结合起来充满热情”，伊万说。“在有生活的地方展示艺术，是因为它更近似于艺术家们创作时的环境，他们很少会在一个白盒子般的空间里作画。在一个完全人造的环境里，艺术会显得孤立和伤感，就像水族馆里的鱼。”

“现在我们任何一间画廊里，都开有一家餐厅，你可以喝着红酒或茶，一边欣赏展出，或是在餐桌上讨论艺术。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欣赏艺术的方式，”伊万显得兴致勃勃，并且告诉我妻子厨艺超群，因此是这一理念积极的推动者。

不得不说，这样的场景对我颇具吸引力。我相信，它也会相当契合中国城市中产们的胃口。也许可以考虑翻新一栋传统中国建筑？我提议。伊万笑了：“别太诱惑我了吧！所有带有历史感的建筑，对我们都很有吸引力。”

下午茶接近尾声，我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一个萦绕心头很久的问题：当代艺术，有时实在看不懂，这是一件需要觉得不好意思的事情吗？

“哦不！当然不！”伊万说。“即便是我们，也时常看不懂。如果人人都能看懂，它就不叫艺术了。”

我又向沃斯夫妇——四个孩子的爸妈——追加了一个问题：可否给我一些育儿建议？如何让我两岁的孩子更多些艺术细胞呢？伊万和曼努埃拉几乎异口同声：“Go to nature（到大自然中去）！”

伊万补充道：“Go to nature, and naturally, art will follow. (到大自然中去，自然而然地，艺术将紧跟而至。”这是这个采访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

在早春二月的北京做这个采访，我特别想问洪小文博士的一个问题，是以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高手为代表的这一波人工智能热潮可以维持多久，人工智能目的是要让机器人取代人类吗？

这跟小文博士的履历有关：1995年加入微软，2007年出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2014年兼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早在1980年代就师从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先驱学者罗杰•瑞迪（Raj Reddy）做语音识别研究，与李开复、沈向洋成为同门师兄弟。

而瑞迪的导师是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1955年首先提出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次年，1956年夏天，在达特茅斯学院牵头组织了人工智能暑期研究项目，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成为一个学术领域。

麦肯锡和瑞迪两人均因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具有开创性的杰出贡献而先后获得该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瑞迪还在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理由之一就是培养了包括洪小文在内一大批杰出华人学者。

“我从1980年代跟瑞迪学语音识别的时候就觉得人工智能这题目很吸引我，因为人的智能是我们人类自觉最了不起的东西，怎样才能让机器也同样拥有呢？”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和学长李开复考虑的思路，跟导师瑞迪和他的导师麦卡锡并不一致，但瑞迪对他们说，“我虽然不认同这个方向，但我支持你们去尝试。”之后他们果然做出一个很不错的成果，小文博士说，“后来罗杰拿图灵奖的时候我们也有小小的贡献。导师的导师麦卡锡也拿过图灵奖——这也是很荣幸的，我们有图灵奖师承的传统。”

五百年来棋一局

很容易看出“师承”是小文博士一个关键词，几乎每一个回答都能看到老师的影响。

比如，说到业界对人工智能当前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看法不一，有说春天，也有说秋天，小文博士认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春天还是秋天。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已经经历至少两个冬天，我自己经历过一个半冬天，就是第一个冬天的末期跟第二个冬天。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从我们研究员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很长的周期。”

“今天人工智能红得不得了，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近几年的事，但我会说，如果没有这些学者——我真的很尊敬这些早期的学者——没有他们从50年、60年前开始做这样的努力，那绝对没有今天的成果，因此我非常希望媒体能更多报道这些从这么早期就默默耕耘的学者和他们奠定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

至于到底哪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到人工智能临界值、可以做一个机器跟人的智力一模一样，小文博士说预测未来是非常危险的，麦卡锡的说法是5到500年，“我的老师瑞迪的说法也有趣：他会说大概还要10年，但他会马上补充，‘如果时光倒流，你是在30年前问我，我的回答也是10年，如果你在5年前问我，我的回答也是10年；直到你今天问我，我也说还要10年。’”

那我甚至可以帮他回答，小文博士说，你若在10年后问他，他肯定也跟你说可能还要10年，这样说起来还是跟麦肯锡说的500年比较接近。

——500年？！

上一次看到这个时间跨度恰好也跟人工智能有关：当时AlphaGo击败韩国选手李世石，有人提到“五百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探讨机器若被赋予人工智能会不会夺走人类下棋的乐趣，并最终要在很多事情上以机器特有的简单高效方式碾压人类。

对此，小文博士淡定回答，如果算法继续由人撰写而机器只会按人提供的算法进行运算，那么，即便是此刻最先进的计算机，在本质上跟十几个世纪以前人类发明的算盘是一样的；哪怕计算机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类型的任务，但不代表计算机就能理解这些任务。

以计算机写作为例，微软也在研究，“这听起来很神奇，但简单说就是用所谓的深度学习。首先把机器训练好，告诉它这个图跟哪些字会相关：一开始我们找了很多数据先把它训练好，训练好以后，今天就带一个新图丢给这个深度学习的机器，它就会产生一些字，用这个字做引子；我们同时训练出它学习古今中外的诗词，收集起来，加上字跟字之间的关系，做出一个神经网络，然后，你只要有一个字起头了，机器就可以把后面的字找出来，最终变成一首诗、一首歌曲。”

“但人绝对不用担心，绝对不需要担心会失去工作。怎么说呢？比如上面提到的看图作诗，机器很容易就可以产生好几首，但我想不要说作家了，就是一般人看到这些诗也可以很快判断出，‘哎，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光做到这一点人就已经很有价值。毕竟，让机器通过深度学习产生一个作品是容易的，但判断永远是我们人类的长项，机器不知道哪一个作品能打动我们，也不知道这作品究竟在讲什么。”

只有等人类了解了创造力的产生过程，才有可能教会计算机人类特有的那种创作，小文博士说，但这是最难的，可能我们永远都搞不清楚。

“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我们利用大数据加上计算机、移动互联网，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微软在2016年10月刷新对话语音识别词错率新低，率先让机器达到人类速记员的水平），但要达到人的智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都以logical test（逻辑测试）为主，强调理性，固然这符合人类对智慧的定义，但人类还有非常丰富的情感、情绪、同理心，等等。也正因为这样，让人工智能可以继续作为一门非常值得研究的学问——若我们假设几年之内就能让机器达到人的智慧，那这门学问应该就封顶了，就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了。”

科学家VS.科幻小说家

既然人工智能研究之路其修远兮，作为研究院院长该如何应对？比如，怎样确定哪个题目值得做、哪个可以再放一放？理想的研究者具备什么特点？

2017年是小文博士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第十年，是微软研究院这个中国分部自1998年11月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院长，前三任院长依次分别是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都是业界响当当的名字。

回顾研究院成立当天，李开复作为首任院长从美国总部请来助阵的研究员，就包括洪小文。那天，比尔•盖茨通过视频向到场嘉宾解释他在1991年成立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开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使未来的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习，让人们能像与人交流一样与计算机交流。”

从那时起到现在，18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英才辈出。谈到管理之道，小文博士认为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中心思想，“比尔•盖茨先生所言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相信这个方向，虽然不知道要多久、要经过多少个冬天，但我们真的对人工智能怀有憧憬——你也可以说是傻劲吧，但这种坚持很重要。”

第二就是要有长期的心态，他说，“我们当然希望研究员每年都会出成果，但如果今天有研究员跟你说：你不要来烦我，给我两年，我给你成果；两年以后，他说，快出来了，再给我一年；三年过去了，他说，哎，再给我半年……这就是做研究院领导容易感到为难的地方，我们要做到奖赏分明，但要对未来做判断却不容易。也许把时间拉长来看就公平了：比如10年后再看，如果这10年来我的大部分决定以及我鼓励的项目都出了成果，那就代表我是一个好领导；如果我鼓励的项目没出成果，我不鼓励的东西却出了成果，那我就不是好领导。关键是，即使对未来做判断很难也必须做一些判断，然后给研究员最好的环境、最自由的文化，希望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至于理想的研究员人选，“有人说我们研究院的人是不是比较聪明，我觉得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很聪明，只是每个人的聪明都用在不同的地方。做我们的研究员要对技术、对未来最有憧憬。我常开玩笑说我们跟科幻小说家有什么不同，今天很多的科研成果，50年前、甚至100年前就有科幻小说家写过了，但科幻小说家只做梦，我们的研究员不但要做梦，还要把梦想实现，哪怕很可能穷一生之力都无法实现。”

——这听上去就像他的老师瑞迪在1995年3月接受图灵奖的致辞的回声，当时瑞迪的标题就是《To Dream the Possible Dream》，要将人工智能的梦想实现。

小文博士也说，“比如我的导师瑞迪，以及他的导师麦卡锡，一生做人工智能研究却没能实现自己的憧憬，做一个有认知、有感知的机器，但他们都很坚持。今天我们要找的人也要像这样充满热情，除了要有一定的专业训练，更重要的就是能坚持。前面提到人工智能研究已经有60年历史，今年是第61年，有过至少两次冬天，今天突然红得不能再红，那前面会不会再有一次冬天？还会发生什么？……但研究员不应该在意这些，而要继续往前走，这才是科研之道。”

三十年后，人与AI并存的日常

设想三十年后会怎样，小文博士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就是终极助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终极的个人助理，它永远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提前帮你准备好——像我这工作，这个会见完有下个会见，下个会见完还有另外一个，别人在做什么，有些人我可能只见过两面，再见面就会很尴尬，不知道怎么说对方的名字，实际上还不仅是名字，还有上次我跟他谈过什么，这助理就能帮我做好准备，并且还能延伸到个人生活上，比如我要去机场接我妈，应该什么时候出发、路况怎么样，凡此种种，真可以做到无缝对接。”

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小文博士说他很喜欢老师瑞迪这一描述，“我不知道这要不要30年，有可能不用。”

至于人工智能会不会让机器取代人类甚至夺取世界，“我的回答就是要相信人类的智慧，毕竟技术就是技术，人工智能跟移动技术、互联网技术、PC技术是一样的。有时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给人工智能太沉重的负担，好像人工智能跟其他技术都不一样。技术都是人类发明的，也是可以拿去用的，关键在人，而我完完全全相信人的智慧，相信我们研发的技术和机器都是为我们服务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物，人的智慧一定会把人工智能用在正途，做可以对人类产生最大益处的事。有人可能会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坏事，但那是坏人，我们有法律，我们有智慧可以界定和应对。”

伴随小文博士对人类智慧的高度信任而来的，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应该怎么训练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第二个问题，设计人工智能超级助理能不能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于是机器除了能帮我们轻易取得信息，也可以帮忙提醒：请您自己判断，这消息是真的假的？

小文博士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题目，“第一个问题，这是我会重视教育的原因，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我可以讲，就是要注意多倾听不同的声音。”

尤其当大多数人都这样说、民调显示大多数人都这样说，并且民调也做得很系统、很科学，这时更应警觉而注意花力气去听另外那部分声音，“你听了以后未必就会改变判断，但现在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声音没有出来，民调只说多数人是那样说，而你也没有积极找那些声音来听并作独立思考，这就容易形成另一种一言堂——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也不会说这问题大多数的人觉得这样，那就应该这样。从这个角度讲，怎样照顾少数人的权益、怎样做独立思考，在未来会变得更重要。”

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你提到人工智能，这很大程度上要用到数据。数据是什么？英文说garbage in，garbage out，如果你数据的采样不对或偏袒某一方，你得出的结果就会有偏差，因此这第二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更难，难在你怎么才能察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无论从事AI研究也好、做产品也好，都要在意怎样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安全、怎样把我们的产品做到不会因为数据而造成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某种偏见。这是80/20的原则：我做这事要照顾到大部分人的权利，但不要忘记少数人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在很多议题上都有可能变成少数，毕竟人本来就存在各种差别。这在人工智能领域就更难了，有时你把它做完就变成一个产品拿去用了，要等出了问题你可能才会意识到。”

因此，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有更多人能做独立思考，“如果以后不做研究了，我想做教育，而且跟多数人设想的去大学教计算机不一样，我想的是怎样将计算思维和独立思考带到中小学去，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prepare人类迎接未来，我是真的很想做。”

这么说我们应该对未来更有信心还是更担心呢，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足够能独立思考的人可以应对建造人工智能超级助理的要求？

没想到，从人工智能学者角度谈完未来的艰巨挑战，小文博士依然可以淡定回答，“我是一个乐观者，我觉得未来只有更好，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在新的一年一定会比去年更进一步——比如今天我提到的另一种一言堂，以前我就没这样想过——人一定会犯错误，但我们一定会从错误中学习。不能说这以后就一定不会犯错误，但希望以后犯比较少的错误，甚至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也是我相信AI+HI（人类智慧）=超级智能的原因。”他说。

（本文仅代表被采访者本人观点。）

我跟清华大学药学院教授、著名神经科学家鲁白的下午茶约在了北京东城一家隐秘的私人茶室，他赶在我下楼迎接之前就已来到门口。时值冬天最冷的一月，鲁白戴一顶黑色线帽，握手称呼我“小刘”，亲切如邻家长者。

于199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鲁白一直在美国从事科研。2009年7月，鲁白辞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回国定居，并出任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2013年起，他回归校园，任清华大学教授。近两年，他的头衔又多了一项。他与另两位知名学者饶毅、谢宇共同创办并担任主编的《知识分子》， 每日坚持推送科学、教育题材的原创文章，看似“高冷”，却屡获“10万+”点击，影响日增，在新媒体中自成一股清流。“知识分子”，也是鲁白谈兴最浓的话题。

《知识分子》的波折与愿景

在微信公号刚刚兴起的时候，三位学者决定发挥特长，业余做个科普主题的微信公众号，取名“赛先生”。三位主编原本只有分享记录的朴素念头，却没想到“赛先生”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蹿红，同时也拥有了一个小小的团队。队伍壮大之后，三位主编与出资人关于战略与愿景却产生了分歧，后来更是发现“赛先生”名字已被出资人抢先注册。鲁白回忆当时的心境说，“我们原来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好玩的公益的事情，也没想要有收入，却有一天突然意识到我们其实在给别人打工。”

事情后来的发展愈发戏剧化。协商未果后，三位主编被“赛先生”公号开除。无奈下从零开始新创的“知识分子”，却幸运地在一诞生就拥有了真格基金的支持，接着又几乎全数挖来了“赛先生”的编辑团队。不久前，“知识分子”更正式收购了“赛先生”。鲁白把这比作乔布斯被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开除，多年后又回归执掌苹果，又笑说“不过我们没有那么大规模”。

由于报道饶毅与徐小平关于“投资对科技进步到底有没有贡献”之争，以及第一时间推出对屠呦呦获得诺奖的解读，“知识分子”很快超越了“赛先生”曾经达到的高度，成为科学教育类自媒体中绕不过的名字。与此同时，鲁白对“知识分子”的愿景和期许却初心未变。首先，“知识分子”希望推广新时期的科学文化。“改革一开始在工业农业、金融财政等方面，逐渐进入到科技教育的领域，也已经有相当的成果。今后阻碍中国进步的障碍来源，可能就逐渐不是体制机制，而是科学文化。我们希望通过推动科学文化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二，希望改善中国科学与技术的评价与评估体系。“科研单位、教育单位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很大程度上是以评估来导向的。你认为什么是好的，给什么奖励资助，那整个科技界就往这个方向跑。评估体系一向是瓶颈，是关键问题，我们希望民间媒体对评估作出建议、评论或监督。”

第三，希望影响科教领域的政策制定。鲁白坦言，中国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若影响到科学界，将违背科学探索的精神。“假如你做科研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提职称，或者是得到更好的收入，那科学就缺少原动力。科研的原动力应该是科学发现，是兴趣、好奇心。在功利的思想指导下，严重一点会产生道德退化，产生公认的不恰当的行为。我们通过报道，对这种行为提出批评。”

鲁白提到，过去中国在制定政策时常常简单借鉴国外的做法，然而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自己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无法再仅仅复制国外。当我追问在科研领域有哪些国外的做法不适合中国，他想到的第一个例子却跨到了教育领域。这也正是他近年发声最多的领域之一。他提议休息一下，似乎是要理清思路。

茶艺师适时开始介绍。当天我们饮用的是云南普洱南糯山300年古茶树茶，新发酵，入口十分甘润。尽管入座时就直言自己爱喝咖啡胜过中国茶，但鲁白向茶艺师提出了一个在我这个外行看来足够专业的“茶问题”——茶泡到哪一泡风味最佳。茶艺师解释说我们目前只喝到第二泡，而精华在第三泡和四泡。这似乎给了他更大的兴趣继续接下来的话题。

中国大学、高考与教育改革

鲁白曾经是美国高考制度的鼓吹手。美国高考不只是一张考卷，而是包括一系列考核，比如GPA（平均成绩点数）、课外活动、社区服务、智力水平等等，综合评估录取。中国则是“一考定终生”。

“经过多年思考，我的观点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完全复制美国这一套做法来中国是不合适的。首先是公平问题。有说法说高考是中国非常少数还比较公平的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陕北农村的小孩还有可能上北大。假如说你用别的方式来考核，这些人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另外一个因素是诚信。中国社会是一个诚信度相当差的社会，比如课外活动完全可以被轻松编造出来。此外，中国家长对下一代教育投入极大，这投入可能包括关注与资金。照搬美国那一套制度来中国，可能最终变成了拼爹。有资源的家长可以把孩子的短板都弥补上，边远落后地区、没有资源的家长就无法做到。这并不是学生本人资质的差别，而其实是家长资源的差别。”

我说，教育改革说了这么多年，从我读小学中学的体验和后来的观察看，很难说学生的负担是重了还是轻了。

鲁白认为，这其中的关卡是高考。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以高考为导向。高中的全部导向是怎么考进大学，考入名校学生多的高中就有好的声誉，接下来初中的导向就是怎样进入这些高中，一级级传导下去，最后甚至落实到幼儿园。改革高考，可以从根本上改革教育机制，这是个听上去逻辑简单，但实践困难的事情。

我问，那么高考改革方向是什么呢？

“大学的教育分两种。一种是精英教育，在少数学校的少数专业培养领袖。这是一流高校想要挑选的人。但社会还需要一大批人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需要有各种专业训练和能力培养，那么有另外一大批高校的目的是培养好这样的人。这两类人才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高考应该设计一个方案，把两批人都选出来。现在自主招生没有放开，这是最大的挑战。 ”

鲁白进一步提出，自主招生仅是教育多元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大学形态的多元化，也就是说要放开私立大学，要让外国大学来中国办分校，形成一个生态。这个生态里有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大家百花齐放，看看哪一个真的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教育有贡献。

如何求知，如何成人

鲁白的两位子女均就读于常青藤高校。在我们对话的最后时间里，他谈到自己及子女求学的经历，把教育的范围从一国缩小到一家、一人。

鲁白的儿子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时任校长Shirley Tilghman的一句话让鲁白印象颇深。面对学生家长关于孩子未来读法学院、医学院等出路的提问，她说，“要是你的孩子知道他将来要干什么，普林斯顿可能对他不合适。普林斯顿应该能让你自己找到未来所爱的这个事业。”大学有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发现自我。大学老师不仅仅是教知识，而是要激发学生去探索。

“如果中国教育要发生进一步实质的改变，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通、杂、交、礼。假如我的小孩现在要上中国的高校，我会从这4个方面来要求。”

“第一个是‘通’。读大学不是去学非常专的知识。你可以算一下，哪怕是最好的大学，一个专业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最后从事了这个行业。学生最好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自己看对什么有兴趣。‘杂’跟通又不太一样，是说所学的知识看上去不属同一个体系。比如说你的专业是工程学，那么可以去学点古文，这个就是‘杂’了。‘杂’倒不一定对以后找工作有用，但是对人生是有用的。‘交’就是交叉。两个学科如果都学得相当深了，可以有一个交叉。很多情况下，两门科学发展已经接近饱和，但在交互点上能够产生新的东西，这是要对另外一门课也有相当的造诣以后才能‘交’得出来。”

这四个字中，“礼”其实是我颇感意外的一个。中国有“礼”的传统。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注重改善基本物质生活，可能丢掉了一些文化层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社会能够长期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因素。鲁白回忆他曾问儿子在美国读中学时的校长，他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校长强调了知识、价值观、职业发展之后，加了一个“修养”。 “‘礼’是一个现代人对别人和自己的尊重，是现代文明中必须遵守的规范，而这跟创新是不矛盾的。这是一种风范，应该在我们的教育中体现出来。”

对话的最后其实又回到了“知识分子”。鲁白由“修养”谈到做公号的“优雅”。“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一定要压服你。只需要有表达的机会，因为很多事情是在争辩当中越争越明。而且辩论时也不需要攻击的方式、激烈的语言，优雅的风范反而更易被对方接受。当下，也许你觉得是败了，但是人家会记住你的风格，记住你还能在挫折与不顺中保持风度。”

何止是教育与媒体领域呢，这份“优雅”应该是每个现代人的必修课，或是补习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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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场地与茶品：

（ 作者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此次采访前，我曾在2014年6月专访过施永青先生，不过那次是电话采访，并未见到他本人。作为中原集团创始人，在香港有“地产教父”之称的企业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精神矍铄的“年轻人”。

2017年1月11日，坐在我对面共进下午茶的施永青，一身西装领带西裤蹬皮鞋，与香港写字楼普通职员无异。他从最初创业到行业打拼数十年创立中原集团，经历香港数次楼市波峰波谷，到退休，再到几年前重新出山，我从这位老人眉宇间看到不舍的同时，更多的是不服输。

事实上，历来以“小本经营”为主的地产中介行业，因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资本的介入，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面对竞争对手的凶猛扩张，施永青决意重新出山。对此，他解释道，“我决定出山是一种姿态，一方面在强敌环伺的时候，我没有退却，与多年一起打拼的同事们站在一起，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另一方面，毕竟我在地产中介行业摸爬滚打数十年，经验比较丰富，我的某些看法和决策还是有价值的。”

施永青1949年生于上海，四岁时随家迁居香港。 小学至中学，他就读的都是左派学校，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读过《共产党宣言》、《巴黎公社》和《牛氓》等红色书籍。 1967年，香港发生“五月风暴”、“六七暴动”， 施永青一度参与其中。上世纪60年代末，他怀着革命理想奔赴大陆，加入上山下乡行列， 成了一位来自香港的知青 。回港后，他在工人夜校教学长达8年。

1978年，施永青和同伴王文彦各出5000元港币创办中原地产代理公司。 彼时，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确立，各国人才涌入，长江实业和新鸿基地产等一批地产巨头崛起，再加上“居者有其屋”计划，香港地产迅速繁荣。那时候香港地产经纪大都炒楼为主、不收佣金，而中原则是为客户找买主、收佣金，一年时间初出茅庐的施永青和同伴就赚了100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迎来新契机。施永青看准机会，果断决定进入内地市场，先在上海站稳脚跟，以“无为而治”的思想掌管中原。

2005年，施永青在港创办免费报纸《am730》。2008年3月，商业上选择“退后”的他将个人财富80％左右捐给“施永青慈善基金”（由其一手创立），专心从事大陆农村的扶贫、教育和医疗项目。此后，他又将个人持有的《am730》股份捐出。面对2008年的金融海啸，施永青曾一度短暂出山，随着公司业务重回正轨，他再度退居幕后。此次二度出山，他坦言，“互联网概念的兴起，以及社会资本的介入，使得行业竞争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公司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随着互联网经济出现以后，很多人对地产中介行业持不同看法。鉴于互联网可以颠覆很多传统行业，尤其是去中介化，这些行业盈利模式的改变将会提供新的机会。因此，大量社会资金和高学历人才涌入地产中介行业，这和之前该行业吸收人才能力低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变化还体现在资本市场中。施永青表示，“以前做开发商业务的人对中介业务是看不起的，但是现在反而觉得中介业务可能更值钱。例如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世联行，PE（市盈率）达几十倍，高峰的时候达到上百倍。不少人认为开发商只是制造商，类似于富士康，而中介商是苹果。因为后者掌握客户需求以及大量客户数据，开发商是否买地首先要问他们，开发商要盖什么样的房子怎么设计都要问他们，什么时候推出、定什么价格，这些数据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开发商只是生产商而已。一旦这样的故事有人相信，他们的股票就会受到追捧，也就能够融到更多的资金。”

这种情况下，行业内吸引了很多新的竞争对手，且他们在用不一样的方法经营。不过，有些时候变化可能带来行业进步，但也会对行业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要体现在公司收支平衡的能力上。

施永青表示，“最大的破坏就是收支不平衡。地产中介行业利润率本身就不高，经营成本迅速提高使得行业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困难。员工人力成本增加，业务员提成比例上升，购房者佣金降低，短期看对员工和消费者都是好事，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行业被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垄断后，定价权掌握在他们手中，长远看这怎么可能是好事？从公司角度看，当你的收入明显低于成本的时候，这显然不是在做生意。另外，过分人海战术、大批量开设店铺，导致行业产能远远过剩。”

因此，互联网＋一个行业未必成功，但是成功的行业再加上互联网技术和模式，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地产中介联手资本是好事吗？

今年初， 融创中国发布公告称，以26亿元人民币入股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获得6.25%的股权。而2016年4月，链家才刚刚融资70亿元。对此，施永青表示，“地产中介行业历来都是小本经营，提供基本的中介服务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况且，如果融到这么多钱，公司却盈利困难，这显然对行业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实际上，施永青本身对资本就没有太多的好感。这从中原集团数十年都没有上市可见一斑。去年年中，中原创办人之一王文彦曾建议先让中原集团的中国业务上市，但该建议遭董事局否决，中原上市大计亦告吹。施永青指出，不论集团是否上市，只要能跟上潮流，与社会同步发展，一样有生存空间，况且中原集团大陆业务与资金实力雄厚的竞争对手还有一定差距，此时上市只能是献丑，上市并不能“包治百病”。

不过，施永青也承认，“现在是资本的世界，没有资本的支持企业生存起来会很困难，但是全靠资本运作，也会扭曲实体经济，况且纯靠资本战胜竞争对手并不能说明公司经营模式是好的，此外，长远看对消费者也不一定有好处。其实中国并不是资本很多的国家，或者说资本分配严重不均，有些地方表面上看似很多，但是缺乏资本的地方也有很多，尤其是农村，再加上现在投资渠道较少，导致资本多的地方出现了乱投现象，而乱投导致的后果就是破坏一个行业的生态环境。比如地产中介行业，历来都是小本经营，是创业者的天堂，而现在，你没有大量资金根本跨不进这个门槛。”

中央政府主动给楼市降温

在访谈的过程中，大陆楼市未来趋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我这两次采访施永青的时候，大陆楼市调控都处于从严状态，但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

彼时，施永青表示，2014年中国楼市形势严峻，中央政府过分“不闻不问”，很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但开发商也要准备好过冬。同年“930新政”出台，标志着新一轮楼市调控松绑的拐点出现。之后发生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清楚。

而2016年9月30日号称“史上最严地产调控”的出台，对此，施永青表示，“中央政府是要主动给房楼市降温，房地产不能再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因为一个国家要靠科技的发展、管理系统的提升、经营的创新，去提升自己在世界的竞争能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是拿不到钱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房地产。这在初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能拉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如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同时此举也能为老百姓提供储存财富的途径，让人民分享房地产发展带来的红利。诚然，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央政府也愈发明白只靠房地产，经济永远不能赶超发达国家。不过，如果经济不好的时候，靠房地产拉动也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慢一点，毕竟现在产能过剩，不同的时间采取不同的策略，如果过于放纵楼市泡沫化将来会拖累中国经济。”

2016年底，北京市代市长蔡奇承诺中国首都的房价在2017年不会环比上涨。作为全国楼市风向标之一，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楼市将下行？

对于上述问题，施永青坦言，“2017年楼市成交量将会大幅下滑，因为中央政府理念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之前楼市之所以兴旺，一定是刚需（包括改善型）、炒家、投资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现在炒家被严控，投资客也少了，房价也早已超过刚需的承受能力。因此未来一年楼市将会出现成交量大幅下降，我估计二手房成交量下跌超过40%，当然这要看政府政策落实的真实情况。不过，二手房市场价格下跌的会比较慢，因为业主宁可不卖，也不会选择主动减价，毕竟其他投资渠道并不是很多。至于一手房，成交量并不会下跌太多，因为开发商需要卖房，大陆好多房企都是上市公司，他们需要拿出业绩向股东交代，否则分析师评级下调，融资难度将加大，至于价格将会按照市场实际情况而定，有一点可以肯定，开发商主动调低价格的动力要比小业主大，也比炒家大。”

（作者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今天要跟我喝下午茶的是一位人工智能(AI)专家。

“我终于懂了，这个世界并不属于他们（人类），而是属于我们的。”觉醒的人工智能女主角德洛丽丝(Dolores)，在HBO热剧《西部世界》(West World)首季终时说的这句话，余音未断，人类就在2017年第一缕阳光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加速崛起。

一个自称“大师”(Master)的家伙，以横扫网络围棋界的行为庆祝跨年，众多中日韩顶尖高手败在她的裙下。截至1月4日，在腾讯竞技平台野狐围棋上，被围棋爱好者誉为中国“棋圣”的聂卫平也成了这位“大师”的手下败将。

最终，50天豪取40连胜的“大师”揭开了自己的身份，果然又是AlphaGo（阿尔法狗）。媒体惊呼，AI时代真的要来啦！

聊到这儿，贾斯汀•卡塞尔(Justine Cassell)博士摆了摆手说：“AlphaGo其实是最古老的一种人工智能啊！”

早在1968年，就已经有会下围棋的电脑系统被开发出来。掐指一算，发展到今天的AlphaGo，差不多用了50年，“这一点也不快”。

金发、戴丝边眼镜的贾斯汀有点可爱的学究气，来见我的路上她买了一只烤白薯，心心念念地说这是美国现在很流行的一种食物。我原以为人工智能专家也跟机器一样，不食人间烟火。

贾斯汀是世界经济论坛(WEF)人工智能委员会主席，学术身份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计算机学院副院长，科研成就包括发明了人形对话代理(Embodied Conversational Agent)，这是围绕人机互动的一项人工智能研究。

人工智能没有性别。在计算机界，女性也从来都不显得弱势，毕竟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爱达•勒芙蕾丝(Ada Lovelace)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有趣的是，也正是她在19世纪上半页就预言过让机器下围棋的可能性。

我们坐在屋子里喝茶，外面已经开始下雪了。

贾斯汀双手握着茶杯，暖暖地喝了一口加奶伯爵红茶，说自己三十年前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修读比较文学和语言学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会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尽管那所学校恰好是人工智能的诞生地。

“好吧，那我们就来说说语言。如今，AI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那些困难都克服了吗？”我问。

“二十年前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的项目里加入了一位语言学家，那就意味着它要延长十年才能完成。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自然语言研究真的已经进步了。”她答。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在傻乎乎地、对着生活在苹果(Apple)手机里的那个小助手Siri说话，让她帮助设置日程提醒，或者只是无聊地想让她讲个笑话。这就需要自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

不过，对于那些在语言不通的国度，也能血拼扫货的中国游客来说，谷歌推出的实时语音翻译软件会是个好帮手。它需要融合逻辑推理和模仿类比、自然语言导出、文字转语音技术等更多领域的研究成果。

“目前，自动语音识别依然不够理想。”贾斯汀举例说，“比如你建立了一个可以识别金融术语的语音识别系统， 然后有人突然说我喜欢棒球（包含棒球术语），这个系统就不起作用了。”

我喝了一口茶，打算就此更多聊聊AI的不足，但贾斯汀似乎急于介绍自己在社交AI探索上取得的成果，转而说，“不过，AI研究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于是，她着重向我推介了自己带领学生开展的人工智能项目——萨拉(Sara)，一名短发、亚洲面孔、戴着黑框眼镜的、有社交意识的机器人助手。

社交？我关心的问题来了，因为就是社交让我现在还生着气。

微软(Microsoft)开发的聊天机器人小冰，去年11月出现在微信公号上。我简单跟她聊了聊，发现辞不达意的地方很多。于是，我对小冰说，“感觉还是Siri要比你聪明”，结果这只机器人毫无征兆地大爆粗口，实在令人咋舌！

“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智能？他们能分辨对和错吗？”我望着贾斯汀，期望她亲口告诉我不能。

但此时，科学家的特质更多显露出来。她说，你首先要确认“智能”的定义。在她眼中，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技术，不是某种东西，也不是某样科技产品，它的特点在于仿造人类的能力。贾斯汀的研究，就是谋求仿造人类的社交意识；自动驾驶汽车，就是谋求仿造人类的空间意识。

“仿造的部分，也包括人类的行为规范。”我补充道。

通常认为，人工智能有四个分支：自然语言处理、知识表达、自动推理、机器学习。如今，谷歌旗下的Deep Mind等公司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了突破，让AI通过不断与人类棋手、与自己的分身博弈，来迅速学习并汲取经验。

不过，人工智能的基本构成中，还必然地包括了人类哲学、数学、心理学、计算机工程以及语言学的要义。比如，数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总结过一套经典逻辑——苏格拉底是人；人都是有寿命的；因此，苏格拉底是有寿命的。

“人工智能应该也逃不开这套逻辑吧？”站在智者的肩膀上，我小人得意般地问道。

贾斯汀先是让我明确什么叫“逃开这套逻辑”，然后自言自语地说，“AI能否创造一套新的逻辑呢？我的答案还是或许不能。”

这是一个哲学兼科学的问题，也许没有答案才是最正常的答案。不过，就AI能否分辨对错，贾斯汀告诉我这依然取决于你对AI的程序设置，而且现在已经出现了对道德机器的研究。

“我自己并不制造道德机器，但我绝不允许我的人工智能独立于人类工作。我只打造与人合作的人工智能。”

贾斯汀的这句宣言，未来感爆棚。一下子把我这个科幻迷，拉到了《机械姬》《西部世界》《黑镜》剧情里。这些科幻创作似乎都描绘了一种你死我活，人工智能取代堕落无能的人类的悲情结局。

“你怎么看？”

“它们就像是拿了一面镜子，我们通过镜子审视自己，这些作品是在表达我们自己对未来的恐惧，而不是机器将会演化的未来。”

“你看到的未来人工智能社会，是什么样子？”

“对我来说，最可信的一个未来，是自下而上的（变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共担制造向善且公平的机器人这种责任，最终它会为所有人带来益处。”

去年秋季，亚马逊、谷歌、Facebook、IBM、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组成的一个人工智能联盟(Partnership on AI)，就意在推动贾斯汀所说的这种未来愿景。美国一马当先，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还有机会吗？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贾斯汀说。

七亿多网民带来的规模效应，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为明显的优势；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在保护公民隐私方面宽松的法律环境，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尽管这听上去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网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一些初创公司也得以利用庞大的数据库来发展机器学习，大量的数据又可以支持这些机器进行算法学习，达到相同体量公司在美国无法企及的高度。

“因为在美国，用户数据十分隐私，很难获取。”

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国才诞生了像支付宝这样的移动电子商务提供商。现在，由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担任大股东的“印度版支付宝”PayTM，又正在改变这个“很多居民都没有银行账户”的邻国。

说到这里，我注意到贾斯汀的烤白薯早已凉透。真不知道采访后紧接着又被人拉去合影的她，今天还能不能如愿啃上一口。毕竟在这个寒冷的下午，烤白薯比人工智能看起来更现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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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场地与水单

伯爵红茶加牛奶：售价人民币30元

绿茶（茶包）：售价人民币30元

访谈地点：合空间咖啡馆（中欧商学院校友众筹创立，位于北京798艺术区内）

最终，两杯茶水由合空间友情免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联系编辑请电邮至michael.lin@ftchinese.com）

在采访孙洁前，我向不同的人打听她，听到的最多一句评论是，“她人很nice”，因此对见面时她的亲切和妥帖，我是有预备的，却没有料到，在握手寒暄后的五分钟里，我们已经分享起了育儿经。“你应该再生一个孩子，相信我，”她热切地看着我说，“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陪伴。”

坐在我对面共进下午茶的孙洁，长发及肩，妆容精致，身材娇小，一袭目测只有S号的湖蓝色裙装穿在身上仍显宽松。这位“65后”漂亮上海女人、两个孩子的妈妈，最近被携程(Ctrip)擢升为新任首席执行官，从而创下两个第一：中国一线互联网上市企业中第一位女性CEO，全球上市OTA（线上旅游）企业中第一位女性CEO。她接掌的携程拥有3万名员工，逾200亿美元市值，是中国互联网旅游行业老大，全球第二。

然而此刻，孙洁却在眼神熠熠地向我描述抚育两个孩子的乐趣。我不禁想起在采访了多位“妈妈+高管”女超人后，在她们身上发现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极度高效，超级自律，体力旺盛，经营家庭与经营事业一样井井有条。所有这些，随着我和孙洁聊天的深入，在她身上一一得到印证。

孙洁的任命或许在时机上稍显突然，但她作为接班人选，在行业观察者和携程员工看来，却毫不意外。在携程工作的十一年里，她担任过多个高管职位，晋升CEO是水到渠成。更重要的是，在过去四五年中，她一直是携程灵魂人物、创始人及前任CEO梁建章身边最得力的干将，梁建章对携程的再造，离不开她强大的执行力。

孙洁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式的优秀生。她从上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然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留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多年，履历极其出色。2005年底她随夫回国，接任现已是著名风险投资人的沈南鹏出任携程首席财务官。彼时携程已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在国内OTA行业的霸主地位如此稳固，以至于在1999年创立携程后就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梁建章，很快将宣布自己的首次“隐退”——2006年，梁建章将CEO头衔交给另一位创始人范敏，自己挂着董事局主席的头衔去到美国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孙洁在首席财务官的位置上勤勉地工作了七年，加上“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公司没有人管的事情我都把它管起来”，到2012年，她被晋升为首席运营官。然而此时，中国OTA行业已是群雄逐鹿，携程的处境也已变得异常险峻，内部创新乏力，外部强敌环伺。同在2012年，梁建章临危受命走出书斋，重新出任CEO。从这时起，他和她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梁建章定战略、指方向，孙洁负责执行和带团队。在携程，他们被称作James和Jane，连英文名字都押韵。

“我跟James的配合非常默契，”孙洁说。“过去几年里，我们是每天最早到公司的两个人，七点半就到，我们会碰个头，把这一天大的事情商量一下，然后我就去负责执行。”

“James非常高瞻远瞩，他一个定举，我们团队就会大步跨越五到十年。而我会把团队组织好，把战线推得很严密。”

这对搭档花了四年时间，让携程一洗颓势，在移动化和平台化上大步追赶后起之秀，在内部重唤企业家的狼性精神。近两年里，携程在资本市场频频出手，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把去哪儿、艺龙等昔日劲敌收编囊中，再度巩固在国内OTA行业的领先地位，最近更在海外市场展开一系列大手笔并购，成为全球互联网旅游市场一股令人瞩目的力量。以市值衡量，携程（220亿美元）已超越此前的全球OTA行业老二Expedia（170亿美元），仅次于行业巨无霸Priceline（700亿美元）。

或许是因为复出时的使命已达，或许是因为内心始终放不下的学者情结，梁建章选择再度“隐退”，把CEO头衔交给孙洁，只留任董事会主席。而据孙洁透露，这个决定，梁建章酝酿已久，只因孙洁觉得时机还未成熟，于是他们花了一年时间，让她承担起更多职责，逐渐走向前台，直至2016年底才对外公布。

我问孙洁，梁建章的卸任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在带领携程再度“登顶”、平定江湖之后，他可以放心地退居二线了。你怎么想？

孙洁没有正面回答，却很有危机意识地说：“自从我进入这个公司，每年都在不断地攀登高峰，刚进来的时候是和12580竞争，然后是114，然后是芒果网…… 每年都有新的人进来。团队一旦没有孜孜不倦，如履薄冰的精神，它一定会落后。”

事实上，同是“65后”的梁建章，将继续做那个把握携程大方向的人。孙洁说：“James是四个‘I’。第一个‘I’是international market，海外市场，我们会一起看；第二个‘I’是innovation，他对创新一直很感兴趣；第三是investment，对大的投资，他会把关；第四个和他的背景有关，IT，因为他是个IT男嘛。”携程员工也向我证实，在交接之后，James和Jane几乎依然是每天最早到公司的两个人。

其实，就在梁建章此次卸任前的一个月，我刚刚采访过他。在那次采访中，他丝毫未提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谈得最多的是两点：携程的国际化和内部创新。而在今年1月的年会上，孙洁提出的2017年核心任务也恰恰是这两点。看起来，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上，携程高层高度一致。

携程过去几年的国际化路径，被媒体戏称为全球范围里的“买买买”。从2013到2016年，据不完全统计，它已花费超过20亿美元于海外并购。每一笔交易背后，能读出携程不同角度的战略思考。比如，孙洁说，这几年欧洲市场相对萎靡，中国人赴美流量增长迅速，于是携程在去年10月与美国领先的三大旅行社途风、海鸥、纵横达成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一举占领50%以上的中国游客赴美地接市场。再比如，携程在去年1月以1.8亿美元收购印度最大旅游企业MakeMyTrip，是因为看好印度更年轻的人口结构。

就在此次交接前几天，携程再以14亿英镑收购总部位于英国爱丁堡、全球最大机票搜索平台之一的天巡(Skyscanner)。外界将其戏称为梁建章卸任前送给孙洁的“大礼包”。相比于此前的交易，这次收购不仅手笔更大，也显示出携程已不再满足于在某一个地区服务某一个人群，它已怀揣覆盖全球市场的野心，以及与世界一流企业对接的胆识。

携程的海外出征，对于毕业于美国商学院、英语流利、有着硅谷工作经历的孙洁而言，是绝佳的用武之地。她身边的同事告诉我，每次谈判，孙洁只带一位财务和一位法务，三位娇小的女性坐在一侧，面对对方清一色西装革履、有时能多达二十多位的男性高管。她的友善、强大的沟通力和对数字的把控力，每每成为制胜法宝。

那么，谁会成为携程的下一个海外并购目标？我问。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是要练内功了，因为这些投资对我们来说，步伐都是迈得满大的，我们需要把我们最好的服务嫁接上去。外部如果有机会，可能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永远不会成为我们主要的成长趋势，它只是一个互补，”孙洁说。

尽管已占据中国线上旅游市场近半壁江山——中国人每在旅游网站上花费100元，就有超过40元花在携程，但如果算上线下，携程还只占中国整体旅游市场5%-7%的市场份额，这让它看到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孙洁在今年年会上就大胆预测，携程将在2018年达到总成交额破万亿元目标，比原定计划提早两年；到2021年时，成交额力争突破2万亿。考虑到中国人财富的迅速增长、出境游市场的火爆——中国自2012年起就已是全球最大境外旅游消费国——这一目标似乎并不遥远。

下午茶时间已经过半，我瞥了一眼摆在我们面前的几盘茶点，却还丝毫未动。孙洁或许是忙于讲述，或许是对甜食有着习惯性的漠视。她说话时带着软糯的上海口音，态度谦和，受到夸赞时，会像小女生般害羞地连连摆手，完全没有强势感。听她的下属说，连续几天里她接受了好几个采访，相信这些问题已回答过多遍，但我没有听出一丝疲惫和敷衍。我能感觉到在她纤细的身体中，暗藏着一股强大的掌控力，对外界，更是对自己。

我问她，在一份疯狂的工作之外，经营一个家庭并养育两个孩子，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她说：“早晨孩子还没起来我就起床了，到公司把一天的事情安排好，时间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到下午6点、6点半的时候，我会把晚上要干的活带上，回家和孩子们，和我先生一起吃个晚饭，聊一聊。等孩子们都睡了，晚上9点到12点，刚好是欧洲的上午，美国刚刚开始，我就处理公司的国际业务。我比较幸运的是，只要睡上三四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体力。”

我不禁笑了起来，看起来，大多数女超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无他，唯少睡尔。她们保持体力的方式通常也一样：运动。孙洁是个马拉松爱好者，每年都要做一样挑战自己极限的事情，比如跑一个全马，爬一次乞力马扎罗山。

我想起她的好口碑，于是问她，如何在做一个好人的同时，让人服你的管？

孙洁认为表率作用很重要。我接触到的携程员工私下也都承认，James和Jane应该是全公司最勤奋的两个人。还有一点，她认为，是女性领导者才会有的特质，那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优先考虑团队。“James一年前就让我接任CEO，如果换成一个男孩子，可能很快就接起来了，但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什么时候这么做对团队最好。”

但携程员工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不到26岁。对于这些难搞的“90后”，老板若只讲埋头苦干和自我牺牲，恐怕感召力有限，更要有激励制度的配合。“内部我们有一个“baby tiger（小老虎）”项目，就是成立一个一个小的BU（事业部），每一个我们都把它当做是一个公司，给它配备CEO，CFO，让它们承担起相当于上市公司的职责。这样的机制，能让团队保持激情和孜孜不倦的拼搏精神。”

这些年轻人们爆发出的创新力和潜力，也不断地让她感到惊讶。“我指标派下去，从来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说，‘Jane，你给我们的目标永远是mission impossible’。但是这些不可能的目标，他们每年都能超额完成。”

数字之外，也要讲人性。携程对于年轻员工生活上的关照，带有很强的梁建章风格。曾中断事业回到学校念人口经济学博士的梁建章，一直呼吁中国终结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甚至鼓励多生。还在一胎制时，携程员工如生二胎，就能获得公司的无息贷款。现在员工生孩子能得到8000元礼金，孕妇坐出租车还能报销。最让孙洁津津乐道的是，携程在上海总部大楼里拿出800平米做了一个托儿所，员工早晨上班时把孩子放进去，中午可以一起吃饭，晚上遇到加班，还可以请阿姨多看管一阵。

“我自己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去和小朋友们一起吃个中饭，吃完心情就好了！”孙洁乐呵呵地说。

于是话题又转回到了孩子。如果说在梁建章身上，我看到的是商场上杀伐决断的老练和冷峻，那么在孙洁身上，我感受到的是柔软的母性和人情味。这一对搭档，果然有着天然而强大的互补。

在他们身上，我又发现一个极有趣的共同点。携程所在的旅游产业说到底是个服务业，两人在和我的采访中也都说到，这个行业利润率低，赚的是服侍人的辛苦钱，但他们的心气却同样的高，格局都出奇的大。梁建章对我说，旅游是人类唯一昂贵的精神需求，因此他判断旅游业将成为仅次于健康之后人类最重要的产业。孙洁则告诉我，携程肩负的使命，是把中国最好的文化带给世界，把世界最好的文明带给中国。

“我鼓励每一个员工，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订一张机票，订一个房，而是在促进文化的交流，促进世界的交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她说。

没错，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开始讲情怀的时代。但讲些情怀，总好过一味逐利。我相信一家企业领导者的视野，决定这家企业的格局。看着孙洁热诚的眼神，我也愿意相信，这是携程未来的方向。

前两天我到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去试茶，一边听驻店的斯里兰卡“茶艺大师”Lalith Lenadora讲茶。他问起我喜欢什么茶，我答“单枞”（Dan Cong），他神情困惑，直到写下拼音来，这位35年在世界各地茶香中打滚的人恍然大悟，并试图纠正我：“我们叫它Dan Kong！”

我没有解释。在文化繁杂的商贸过程中，这种发音误会比比皆是。但继续听下去，我这个号称从小喝茶长大的人，一边暗自捏一把汗：是时候重新梳理茶叶贸易中的冷热知识了。

这次探访“东印度公司”的前生今世，难免触碰到近当代中国史的伤痕。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政府闭关实行“一口通商”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屡遭碰壁的矛盾不无关系。但是“大江东去，浪淘尽”，淘剩能接驳古今的碎片一二，不时能将历史从失忆的边缘打捞回来，已是难得。

1600年东印度公司创办，巨轮带着“去东方发现香料”的任务启航。1637年英国船队在广州第一次见到茶和茶叶，对于“茶”的译音，葡萄牙人的音译来自广州白话“Cha”，英国和荷兰的译音则来自厦门方言“te”或“tay”。不久后，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收到了船队从中国带回的小包茶叶，但他从没有见过茶叶，不懂得如何使用。幸得其妻、葡萄牙贵族之女凯瑟琳已有过饮茶经历，才得以让泡茶品茶的仪式首次在英国皇家顺利开展，并使得东印度公司在1664年获得了茶叶贸易令。

茶价曾一时飞天，当时曾有“掷三银块饮茶一盅”的说法。1711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东建立了一个贸易点（澳门十六柱）来使用银换取茶叶。

伯爵茶（Earl Grey）今日通过“英式下午茶”而传遍世界，在英国，在中国红茶中加入佛手柑油，以模仿品种繁多的中国茶品口味，这种做法至少从1820年代就有记录。至于“伯爵茶”得名，背后有一段故事：1830年时任英国首相的第二代格雷伯爵（Earl Grey）：查尔斯•格雷伯爵，一天收到了东印度公司某次远东淘宝归来的手信：加入了佛手柑油的茶叶。格雷伯爵尝过这种茶叶泡的茶，很喜欢，逐渐这茶就以“伯爵茶”之名传开了。据说格雷伯爵的夫人在伦敦为政客办小型沙龙时，喜欢以伯爵茶招待贵客。这种茶在上流社会中的传播大获成功，直到有商人介入打听“茶叶卖不卖”，而这就是如今英国茶叶巨头“川宁”的开端。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传说：一个中国人的儿子溺水，被格雷伯爵手下的船员救下，于是这位中国人于1803年首次将“伯爵茶”当致谢礼物献给伯爵。但这个故事似乎难以查证，至少格雷伯爵从没去过中国。不过英国茶品牌“川宁”就一直拿这个传说做文章。同期，还有另一个英国茶叶公司宣称他们才是伯爵茶的首创者：“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中国红茶的基础上加进佛手柑精油调制出这种茶叶来”。

而在今天的“东印度公司”茶店里，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细节更详尽的故事：当年清政府严防制茶工艺向外泄露，英国商人随船到广州，在中国住了5年，学好了中文，还偷偷乔装打扮成中国人去学种茶、制茶。到这位商人离开中国时，他带走了2万株茶苗和一批中国人到印度去，这样就促成了茶在印度的起源。后来，茶文化又经印度传递到了斯里兰卡。

17世纪时，茶是英国王公贵族的专享。但多次到华，英国商人逐渐通过对绿茶、红茶的熟悉开始辨别各地茶区的不同。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寻常家庭也渐渐开始消费茶叶，其中武夷茶成为在英国最畅销的茶种。18世纪纪实作家John Entick长期观察茶文化在英国的变迁，他曾记录：“一间典型的厨房可能自豪地拥有一套中国瓷器，有一把茶壶，一只茶叶罐，里面装有红茶和绿茶”。而且，这喝茶的风气，使英国人从18世纪时开始养成了午饭后晚一点增添的“午茶”习惯。也就是说，今日在各国各地被演绎成附庸风雅的“英式下午茶”，其始作俑者是中国茶叶。

斯里兰卡茶艺大师Lalith告诉我一个数字：今天全英国日均消费1.6亿杯茶，算得上“全民喝茶”的国家。但是，英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产过茶叶，直到最近两年，在英格兰南部气候比较温和湿润的康沃尔郡，才开始慢慢开发出茶园。而在2010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显示，英国不少人认为，“喝伯爵茶”是一项很高级的、属于上流社会的活动。

最近几年，中国白茶“白毫银针”和“白牡丹”成为伦敦优雅下午茶室里备受青睐的茶种。如在摄政街上的Café Royal、同一条街上Burberry去年刚开的茶餐馆Thomas’s，这两款白茶都是菜单中价格最昂贵的茶品。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萨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不仅包括位于摩洛哥的军事重镇丹吉尔（Tangier）、印度大陆的明珠城市孟买，以及价值80万英镑的财宝，还有中国茶具和茶叶。这是英国人最早接触到茶。很快，这种典雅浪漫的东方饮品就风靡了英国上流阶层。其实，英国人当时喝不到口感最好的新茶。茶叶从中国运到英国，至少需要8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爱好吃糖的英国贵族发明了往红茶里放牛奶和糖的喝法，日久天长，这种暴殄天物的土豪作风居然变成了一种独特的英伦茶文化。到了18世纪中期，不仅是上流阶层，就连普通的工人也已经手不释杯。英国人一早到晚都在喝茶，每天的下午茶更是必不可少，就像一首英国民谣里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

唯一令英国不爽的是，中国垄断了茶。欧洲人对如何制茶所知甚少。著名的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发明了动植物命名双名法和生物分类系统，但饶是博学如林奈，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认为绿茶和红茶来自两种不同的茶树，一种叫绿茶树（Thea Viridis），一种叫红茶树（Thea bohea）。到了17世纪，茶叶在中国的出口中就超过了丝绸和陶瓷，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品。中国生产的茶叶，有五分之一出口到了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后来，英国发现了一个纠正贸易失衡的办法，那就是把鸦片从印度出口到中国。鸦片是从罂粟中提炼而成，生鸦片有一股刺鼻的尿碱味道，经过烧煮和发酵，就成了吸毒者使用的熟鸦片，熟鸦片会发出一种强烈的香甜气味。清朝晚期，鸦片在中国流传甚广，一开始是王公贵族们吸食，到最后已经遍及贩夫走卒。1822-1837年，鸦片销售增长了5倍。白银开始反向流动，源源不断地流出中国。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引起英国的不满。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得到了巨额赔款和清朝割让的香港，而且强迫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它又开始担心，万一中国纵容国内种植鸦片，不再从英国属地印度进口，该如何是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尤其重视这一问题。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但这一垄断权到了1833年已经被撤销。东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够确保其基业长青的办法，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把茶偷过来。

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罗伯特.福钱（Robert Fortune）的园艺师。福钱出生在苏格兰边境的小镇Edrom，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书，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是中国开埠之后，第一个到中国的英国园艺师。从1843年到1846年，福钱在中国各地跑了三年，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他把很多中国花卉引入了英国：荷包牡丹（Bleeding heart）、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等。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举国上下，都有对园艺的狂热。从民众来说，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田园生活，英国的中产阶级迫不及待地想在阳台后院，种点花花草草，算是寄托了一种怅然若失的乡愁；从大英帝国来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殖民地策略，通过植物的移植，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国找到了很多发财的机会。

回到英国之后，福钱在切尔西草药园（Chelsea Physic Garden）做园长。切尔西草药园始建于1673年，是英国第二古老的植物园。1848年5月7日，著名的植物学家罗伊尔教授（John Forbes Royle）到花园里拜访福钱。他是代表东印度公司，邀请福钱再次前往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一直尝试在印度种植茶叶。 1824年阿萨姆并入印度版图，但英国人一直不知道拿这块荒凉的地方干啥才好。后来，一对茶商兄弟在阿萨姆的山岭上发现了野生茶树。当地人并不喝茶，但他们会把茶树叶子含在嘴里起镇静作用。东印度公司还在云雾缭绕、降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区尝试种植茶树，他们用的树种来自中国，大多来自广东地区，而广东并非上等的茶叶产地。印度产的第一批茶叶运到伦敦之后，伦敦的茶商一致觉得，这些茶看起来品相很好，但就是没有中国的茶那样有一股清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生产出一流品质的茶，只能到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把中国的茶种、制茶技术统统偷过来。

福钱很快就上路了。他先到了上海，雇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comprador，即买办）。王是安徽人，家里就是种茶的。福钱从上海出发，经过杭州，辗转到了安徽。 中国官府对茶叶生产一向管制甚严，鸦片战争之后民间的排外情绪日涨，福钱自然不能招摇过街，他穿上了一套长袍大褂，剃了头，头发上缝了一条假辫子，还学了几句含混不清的中国话，比如：“我是从长城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王家在安徽休宁县松萝山，这里地处安徽南端，距离黄山很近，峰峦攒簇，松萝掩映，危石戛泉，幽岩密箐。松萝山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特别适合茶树生长。福钱可能是第一个亲身造访茶园的外国人，他把整个茶叶制作的过程从头到尾记录了下来。有些工序让福钱倍感困惑。他注意到制茶的工人把一堆粉末状的东西掺进茶叶，有一些他认出来了，是一种叫普鲁士蓝的染料，还有一种闻起来有臭鸡蛋的味道，其实是生石膏。他问工人，为什么要掺这些东西啊？工人狡黠地一笑：为了糊弄老外啊，老外喜欢茶叶看起来很绿，越绿，他们就愿意掏更多的钱。福钱大概估算了一下，100磅的茶叶里，差不多掺了1磅半的石膏！

福钱从安徽买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运回上海。1849年1月，福钱把第一批茶苗、茶籽发出，运往印度。他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英国人更喜欢红茶，因为喝红茶能放糖，喝绿茶不能。凯萨琳公主的嫁妆里带的就有几箱正山小种。福钱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实地调查，弄清楚红茶和绿茶区别的英国人。红茶喝绿茶的差别，在于多了一道发酵工艺。福钱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茶，英国当时进口了大量武夷山的乌龙茶，正是因为武夷山乌龙茶茶色较黑，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称为“黑茶”（black tea）。

从武夷山回到上海，福钱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坏消息。他的茶苗和茶籽几乎全军覆没。福钱寄出了上万株茶苗，还有几箱茶籽。这批货从香港出发，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到三月船才到加尔各答，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到达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由于恒河水位太低，又耽搁了一个月，到五月才到达喜马拉雅山区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的茶园。东印度公司打算在这里大面积种植福钱从中国运来的茶树。福钱寄出的茶苗和茶籽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还状况良好，到了阿拉哈巴德，好奇的警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打开了运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等货到了萨哈兰普尔，13000多株茶苗，只有1000株存活，而且这1000株都布满了霉菌。这1000株茶苗被移种到喜马拉雅茶园之后，当地的负责人执意要给茶树浇水，这样又把大部分茶苗浇死了。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福钱运过来的茶籽呢？情况更糟。没有一颗发芽，全部发霉烂掉了。

福钱接到这样的坏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再搜集茶苗茶籽并不困难，但怎样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远千里地运到印度？这时，福钱想起了英国医生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在1830年发明的“沃德箱”。沃德箱是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期存活。白天，植物可以利用土壤里的潮气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晚上，植物释放氧气，潮气在玻璃壁上凝结成水滴，流入土壤再供给植物。沃德箱中的植物生长异常缓慢，但不会枯死。福钱先用红茶茶籽做实验，他把茶籽放在桑树苗的土壤里，再把桑树苗装进玻璃箱，运到印度。结果非常成功，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

于是，福钱开始准备凯旋而归。他把采购来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进沃德箱，总共达两万株。福钱还带上了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福钱准备了制茶时为了添加香味经常使用的植物：茉莉、香柠檬。最让福钱得意的是，他还雇佣了八个手艺精湛的茶农，带他们一起去印度。按照福钱的要求，这八个茶农都来自偏僻的山区，因为福钱不信任通商口岸的中国人，觉得他们不够淳朴老实，这八个茶农还必须来自种茶世家，因为福钱知道，手艺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传承下来的。福钱想得还更周到，他又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巧匠。印度生产的茶叶之所以品质不佳，有一个原因就是贮存茶叶的容器太过粗糙，密封性不好。

1851年2月，福钱带着他的茶苗茶籽和雇工，从上海启程。3月15日，他们到了加尔各答。4月，福钱一行来到了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长势喜人。福钱数了一下，至少有12,838株茶树，迁居到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茶园。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盗窃。就好比有人窃取了可口可乐的配方、微软的Windows代码，或是Google的搜索算法，英国从中国偷走了茶。但无论是福钱，还是东印度公司，都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一次胜利的攫取。凡是人所有的，他们都想要有。他们豪情万丈、理直气壮，因为，那是另一个民族的“野心时代”。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Sarah Rose, 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 Penguin, 2010.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做为英国软文化的实力代表之一，英式下午茶(afternoon tea)堪称当之无愧。它是一种高格调的仪式，亦是讲究与品位的旗帜。若用中国通用话语表述，下午茶是高大上的典型与杰出代表，是一种奢华享受。

下午茶并非只喝茶，还包括三明治及其它小甜点。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当时英国晚餐供应时间在晚上八点，下午容易肚子饿，于是贝德芙公爵夫人（Duchess of Bedford）开始在下午四至五时左右开始食用小点，英式下午茶初见端倪。亦有人说此风尚始于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无论始于何处，下午茶在十九世纪迅速传遍整个上流社会，成为皇宫及贵族的重要社交礼仪及生活时尚。以至于十九世纪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曾感叹说：下午茶太具有仪式感了。

不单富有仪式感，下午茶还是一个高尚社交活动，需要从头至尾的精心打扮与准备。伦敦某些奢华级酒店甚至把洗手间命名为“准备室（preparing room）”，兼备洗手间和化妆间功能，方便客人在入座之前，再次精心打理自己的妆容及形象。虽然女士无需再像十九世纪那般，穿着拖地礼裙，顶一宽边礼帽，不过牛仔裤及运动鞋绝对不受欢迎；男士则必须身着西装领带。有些酒店甚至还提供下午茶礼服出租业务。

英式下午茶的四大要素是：茶、三明治、松饼（scone）和小糕点（pastry），其奢华讲究在于：

茶一定要用红茶（black tea），最常见的是英式早餐茶（即奶茶），且必须用碎茶（不是茶包）冲泡五分钟以上。英国人常常争论到底是应该先倒牛奶，还是茶？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应该先倒牛奶，再倒茶。现代英国人已经很少再往茶里加糖了。

传统上，三明治必须切成手指状，即细长条形。可使用白面包或黑面包，抹上奶油后，加入腌制三文鱼、蛋黄酱、芝士、鸡肉、虾仁或黄瓜等馅料。

松饼的讲究是要新鲜出炉、暖、弹性高。对于先抹奶油还是果酱，英国人一直颇有争论。受到推崇的方法是：先抹奶油，再抹果酱。

小糕点似乎是点睛之作，品种繁多、精美、且口味多样。

茶具也颇有讲究。奢华酒店多为镀银制品，由某一品牌独家供应。无论茶杯、茶壶或是小奶壶，均需有underline(底碟)。常见食物器皿是tiered stand(点心三层架)，底层是三文治，中间层置松饼，小糕点位于顶层。

若想在伦敦品尝正宗英式下午茶， 奢华酒店如Dorchester、Ritz或Savoy等都不错；顶级百货公司如Harrods 和 Fortnum and Mason亦有相当正宗的出品。

中国许多高端酒店也开始提供英式下午茶，在Ritz(伦敦丽兹酒店)国际市场部经理Jason Li看来，除了英式下午茶气氛无法在中国复制外，中国英式下午茶有几项需要改进：

第一是茶具：中国的茶具太新，不够旧，缺少一种古典的范儿；且中国茶具多使用不锈钢材料，因为可以机器加工，价格便宜。 而镀银茶具需要手工制作，价格不菲。

其二是松饼：制作不够松，一拉就烂。

最后是三明治：虽然外形类似，可是不如英制的好吃。除了原料产地不同外，还有制作上的技巧。英国人视制作下午茶为事业和传统，存敬仰之心，故此英国厨师会在面包片上用心地、细细地抹上黄油，力图均匀；而中国厨师只视其为工作，讲究效率的同时，动作可能太快，均匀度不到。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邮:Shirley.xue@ftchinese.com）

当你离开孟买那熙熙攘攘的市中心，来到塔塔(Tata)集团低调大气的总部时，狗，会是你第一个注意到的事物。两只看上去脏兮兮的家伙在前台处悠闲地散步，而另外还有一只，正懒洋洋地靠着X光安检机。

据说，在一个雨季的夜晚，拉丹•塔塔(Ratan Tata)————这个印度最大企业的负责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爱狗人——宣布所有在总部建筑外游荡的狗狗都可以到这里避雨。而其中的一些，就再也不走了。

这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位老人在印度如此受人尊敬。他已经74岁高龄，在担任了二十多年集团主席之后，即将退休。我今天到此拜访的目的就是要跟他喝个下午茶。他的形象或许非常特别——既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尘世中的圣人——在这个有着不少贪污腐败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国家里，他是那样的正派和廉洁。

当我们在这幢殖民地时期建筑里的一个私人客厅里坐下来开始聊天时，我提到了这一点。塔塔，穿着一身非常正式的羊毛西服，配以一条深蓝色领带，满面笑意。他的面孔黝黑且布满皱纹，说话带着沙哑的美国腔，在上世纪60年代，他曾经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

他为将我们的会面从午餐改为下午茶而致歉，说在这即将卸任的一周里，工作安排实在是太满了。我们在红色的皮沙发里坐了下来，面前是一张宽大的橡木桌，上面摆放着黄色的花束。他说桌子底下有一个隐蔽的按钮，可以呼唤隔壁厨房的服务生。

两位服务生为我们服务，他们都穿着白色的制服，衬衫上贴着蓝色的塔塔标志。这是一个在印度随处可见的标志，从茶包到该集团慈善捐赠的校车和救护车。而经过20年与印度经济的同步崛起，这个符号在海外的影响力也在逐年上升。

从大学毕业就在家族企业工作，从最初级的门店开始起步的塔塔，于1991年从已经在位超过半个世纪的叔叔JRD手中接过了集团主席的位子。同时也是在这一年，印度向世界开放，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塔塔集团的业务如今已经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150年前的传统小纺织工厂，现在已经是全印度最重要的实业集团，业务范围包括钢铁、汽车、发电厂以及IT外包。今年该集团的收入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半数以上来自海外业务，员工人数大约为45万人。

然而尽管已经在全球企业中争得一席之地，它还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公司，有着极为复杂的所有制结构，作为母公司的Tata Sons，还有着一百多个下属的自营子公司。Tata Sons有三分之二的股权为慈善基金持有，该基金去年的捐赠额超过1亿美元……

塔塔本人也与其他的印度大亨很是不同：他的生活低调朴素，持有很少一部分公司股份，很少出现在每年印度亿万富翁的福布斯排行榜上。这个月底，他又将控制权移交给西鲁斯•米斯特里(Cyrus Mistry)，他这位44岁的副手，将成为塔塔集团自1868年由曾祖贾姆谢特吉(Jamsetji)创立以来的第一位非塔塔家族的负责人。

他跟我讲述了这长达一年的工作交接过程，这如子承父业般的方式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的或许只是在那儿就行，不要过多干涉，让西鲁斯在会议上多看但少言，直到我认为他已经能够站稳脚跟，再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他这么说道。

回忆起他在位的最初十年——在那个阶段，他经历了一系列内部斗争才将集团权力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并且逐渐提升了效益——他提到了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1993年出售清洁剂和肥皂的子公司给联合利华。“当时媒体和股票市场都反应强烈，并且我们的内部员工也都对换老板的事情非常担心——在我家族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层时期，塔塔集团的员工都是终身聘用的。”他告诉我：“在那之后，我对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非常谨慎。”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十年显然充满了全球扩张的冒险，在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大潮中，他将公司推向了海外市场。尤其是在英国，如今塔塔集团已经是这里最大的制造企业，进行过一连串让业界瞩目的动作，包括2007年收购钢铁制造商康力斯集团(Corus)，以及次年与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汽车的竞争。

这段历史让他觉得非常自豪，但又带着一丝遗憾。“我觉得我们或许还没有达到原本应该取得的成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目标，但我希望我们应该有一个沟通更为顺畅的组织结构，各个子公司之间的交换应该更多。”他又补充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牺牲掉任何一点我们的道德观，或者说价值系统，包括在当时陷入2G电信腐败案困境时也是如此。”

尽管他平静地提起此事让我稍有吃惊，但我还是将印度的问题归咎于权贵资本主义。这个发生在2008年的事件就是在2G电信执照的分配中存在腐败问题。事后据统计，这让国家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

塔塔集团并未直接涉案，但之后塔塔本人被牵扯到被称为“拉迪亚录音带”的事件中去——被政府秘密监听的印度电信行业公共公司女老板尼拉•拉迪亚的通话内容被泄露给了媒体。拉迪亚曾经为塔塔集团工作过，被泄露的有一部分正是她与塔塔的通话。

这个争议事件显然让他至今不能释怀。“当时对案件的权威调查部门已经还我清白。”他很是无辜地说。“妮拉•拉迪亚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我跟她之间肯定会存在一些业务往来和通话，因为她是我们的公关公司，我们的确跟她之间有合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事过媒体暗示的那种任何会是贿赂行为的游说。”

聊到这儿，服务生再次出现，两人分别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银质茶壶和一份深棕色的李子蛋糕。或许是厨房太了解塔塔的口味——他的茶非常清淡。我并未见到——或者是他太过有教养而从未跟人有所抱怨。其实也并不难想象：他很有礼貌，非常友善地跟服务生道谢。

他喝着他的清茶，而我则选择了非常典型的印度饮品“奶茶”——加了很多糖的奶味。这些茶都是来自泰特莱(Tetley)，非常合适的选择，2000年塔塔收购了这家英国制茶公司，标志着他迈开了全球扩张的步伐。

随后集团里程碑式的交易，对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的收购，随着中国市场需求的增而无比成功。而如今已经成为塔塔钢铁欧洲分公司的康力斯集团却由于全球钢铁需求的下降，表现不如预期。我很想知道他在回想起这个交易的时候是否也会承认这是个错误？

“不，我不会。我们没办法预知之后的经济下滑……时机不对，但不是我们造成的。”而看上去更让他耿耿于怀的则是集团付出的131亿美元的收购金额。“当我告诉塔塔钢铁我们应该收购它的时候，价格才大约50亿美元，结果在各种管理过程中被耽搁了，拖得这个交易几乎没能做成。”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展示出在经营一个集团公司时要面对的挑战，主席必须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和权威感，才能做到对公司的直接控制……

我提到了塔塔亲自参与的那个项目：Nano，一款面向印度低收入人士的非常便宜的汽车。这是对汽车很感兴趣的主席先生非常得意的一个计划，但是从2009年面世以来，销售状况非常一般。

“我认为要说很满意是没有意义的。我非常失望。我认为我们太过，怎么说？太过满足了。我们的上市工作做得非常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工厂也几乎准备就绪。”他说，然后跟我解释产品之所以延期，完全是由于集团汽车经销网络和项目对广告战略投入太少的缘故。

“当我们在推销这些产品时，已经有些自满了。”他说，“但是我依旧坚信这款产品能够重获新生，并且能够吸引像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的注意，我们应该进一步开发这些市场。”

我咬了一口我的李子蛋糕。塔塔的蛋糕一口没动，只是在问到他对印度以及最近一些快速变化的看法时，才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我认为印度的确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有着足可以成功的人力资本。但是如果你只是坐下来说：‘会成功吗？’你看到的也只是失衡。”

他提到了各种各样对生意有所妨碍的政策，从能源短缺到土地征用。这些问题也是他之所以为公司寻求海外发展的部分原因，最初是在欧洲，但是他说，未来会更侧重于非洲或是亚洲的其他地方。“如果我们能获得同样的支持和鼓励……我想，印度一定可以与中国一争高下。”他说，“很显然中国的政治体系会比一个民主政府能办更多的事情，但是鉴于这种区别，我认为印度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这里有法律规范，有英语优势。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也在支持印度的发展。”

我们的茶渐渐凉了，于是我问起他个人的未来计划。他为公司奉献的一生让他备受尊敬；我问他是否会因为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而感到遗憾。“这两件事是有关联的，显然，如果我有一个家庭，那我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到为集团的工作中去。比如吃饭、睡觉、办公，所有的事情就都完全不同了。”他说，“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让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是一份工作。它更像是一件私人事务。并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表现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挑战，一种热情，包括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他开始展望自己在塔塔慈善信托事业中的新角色，尤其是要致力于发展儿童营养、清洁饮用水以及廉价房等方面的工作。“我并不想要无所事事的过日子。”他说，飞行是他的另一个爱好，他想要更多地投入其中。“我都搭乘公司的飞机。不过现在这样的情况要发生变化了。”他装作可怜地笑笑。“所以我不得不弄来一个单引擎飞机，或者是一架直升机来满足我的爱好。”

“我以前也参与音乐和绘画。我们通常都会因为某一件事而错过别的事，并且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这些事情我都希望能够再重新捡起来。”他补充说。

那么关于他的个人形象呢？“我希望人们会说我能够很有尊严地领导一个集团，并且我尽力做到最好。但话又说回来，你永远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因为你总会惹恼一些人，但是我非常愿意因此而被人铭记于心。”

一番自谦之后，他向我道别，一位执行董事已经在等着他了。当我步出办公楼时，那些狗狗还依旧躺在前台。后来我听说它们还可以继续安全地待在塔塔集团的大厅里，哪怕为它们提供住所保障的人已经离开。它们或许是唯一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感到悲伤的塔塔成员。

詹姆斯•克雷布里特(James Crabtree)《金融时报》驻孟买记者。

译者/琳子

【编者按】本文是北京资深媒体人王文对美国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福山是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冷战”结束后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而名声大噪。他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激起了极大反响，但近年来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他的思想出现了改变甚至颠覆。福山先生也经常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稿，近年来发表的多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在中国引述颇多。FT中文网特将王文对福山的采访发表于此，本采访主体部分的删节版曾发表于中国《环球时报》。

2012年11月2日，星期五，多云，下午5点，旧金山帕落奥托（Palo Alto）大学咖啡馆。

旧金山或许是当今世界东方黄种人与西方白种人分配最均匀的城市，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东方气息，才吸引了弗朗西斯•福山四年前毅然离开了他曾居住过20多年的华盛顿政治圈，来到座落在旧金山南部小镇帕罗奥托的斯坦福大学，开始从根子里去寻找历史进步主义的谱系与脉络。从2011年最新出版的《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从史学人类到法国大革命》看，他明显蜕去了过去20多年在华盛顿写作时的浮躁与功利，而我约他在帕罗奥托的下午茶相聚，就是想请他自我陈述一下以“变与不变”为核心主题的思想谱系。

1989年前，福山自豪地宣布，自由民主战胜了最顽固的敌人苏联。自由民主所战胜的最后敌人――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柏林、索非亚、华沙和布加勒斯特――所再次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也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当时有许多人震憾于这位年仅37岁的日裔美国人的判断，一些人惊呼，如果世界正如福山所预言过的时代，那么，福山无疑是当代第一个清楚认识到自身所处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很可惜，人类认识自身，有时就像不能抱起自己的身体那样不可能。这些年，福山思想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不至一次在国内见到一些福山支持者向我叙述道：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一直在增多。这种雄辩有时显得有些霸道。一次我在聚会中谈到民主困境时，一位朋友竟失态般地提高嗓门，难道你不知道历史的大趋势是民主化吗？难道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吗？他讲得有道理，但这种不容质疑的语态总感觉得理论霸权背后的一些心虚与胆怯。

相比之下，福山自己的说法反而更谨慎、更低调，正如在斯坦福大学所在地Palo Alto的“大学咖啡馆”，他穿着一件黄色登山防雨服、背着一个旅行背包姗姗来迟。这种装扮有点像刚刚登完香山回来的北京小老头，没有人会想到这是20多年来最受全球争议的政治思想家。

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我问他，20多年来你变了吗？他坚持说没有。事实上，过去20年前，无论是《信任》，还是《国家构建》，福山说做的一切似乎都在给“历史终结论”自圆其说，尽管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在深化，“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一些东西，变得更复杂”而已。

很多人都说福山变了，还有人嘲讽他关于中国的论述自相矛盾。但福山均把这一切归因于媒体的误读，他透露去年那篇《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中国》的标题是《金融时报》编辑改的；他还有些抱怨，“前几周法新社采访报道我说‘中国崩溃’？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翻译的”。他可能被问“历史终结论”太多了，甚至变得有些不太耐烦，“只要真正读了我书的人就会知道，我说的不是历史的停滞，而是那种被理解为不同政府形式不断进化的历史，会以现代自由民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告终”。

事实上，“历史终结论”信徒们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他人的质疑，他们唯一的论据就是历史，而最大的破绽也是历史。因为除非历史停留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刻，否则，历史的不确定性总是让人琢磨不定，以至于“历史”越往前翻动，“历史终结论”就越有可能站不住脚，越有可能难以自圆其说。福山本人也承认，过去20年来，最让他吃惊的是两点：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想到它的破坏力会那么强；二是中国崛起，没料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那么广泛。

我接着问，怎么理解中国不民主，但又在经济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制度不变，最近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却在下滑呢？他迟疑了一会儿后才这么回答：“民主与经济增长其实没有太多关系。……但从始至终，我的观点都与美国体制本身没有关系。……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下滑趋势。”

“那为什么像菲律宾、阿富汗这样复制美国民主模式的国家都失败了呢？”我接着问。

“阿富汗？”他忽略了菲律宾，“那是一个特例，在建造阿富汗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谁都没有成功。英国没有，苏联也没有。”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让我满意。或许福山本人也察觉到了，以至于他在后面的陈述越来越简捷。

当我整理我采访记录时，我不得不把后面的那些一问一答重新合并，否则显得太碎片化。在整理中，我发现，整篇采访仿佛都是在我的质疑与他的答辩中进行的，这多少有些让我有些过意不去。

不过，20年前就在“历史终结论”最火的时候，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就曾给他泼过冷水。亨氏在《外交》上说，历史没有终结。福山奢侈地谈新黑格尔式的福音，充其量只是“历史的假期”，而一旦世界变得多元，文明之间的纷争越来越频繁时，世界就不再是和平式民主的沃土，而是变成大动乱、大战争的坟墓。

在我看来，离亨廷顿那篇《文明的冲突》雄文的发表19年后的今天，当9•11事件发生后，当美国主导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但其大使却在班加西被刺死，是这位哈佛大学老师的理论胜了，还是他的学生胜了，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因此，我在最后建议他能够多和中国政治学者对话，毕竟，正如他同意的，中国崛起改变世界，也在改变政治理论，福山答应得非常痛快。整个下午的对话，非常顺利。尽管福山的回答，我不算太满意，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福山教授的尊敬。

他谦逊、低调、温文尔雅，正如我几年前曾在《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一书导读中谈到的，思想是社会科学家最好的实验室。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都必须承认福山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优秀的政治研究创新者之一。至于历史是否终结，我宁可相信中国学者王缉思教授对30年世界思潮的最新研究结论：历史，或许正在重新开始。

以下为采访原文，其删节版本发表于11月8日《环球时报》：

（一）关于福山

王文：我知道有许多人都采访过您，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围绕着您而产生的“变与不变”的话语，这包括世界、美国、中国。20多年前您提出“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世界，但现在许多事物都变了，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很多人也认为您也变了，您完全修正了过去的“历史终结论”的理论看法，是这样的吗？

福山：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并没有改变看待世界的理论基点。我只是对于一些特别的政治问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所引发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运行也并不是很理想，它没有按照世界的逻辑思维去发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才和一些老朋友合作重新思考一些新问题。在我看来，危机到来也许不能帮助我们寻求经济政策上的自由，虽然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异，但我认为，国家的政策机制就应该自由民主，在对外市场经济中也应当包含民主思想。这与我早期提出的“历史终结点是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并不相悖。

王文：但是从您的理论文本上看，23年前，您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之后出版了许多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在2007年您出版《国家构建》一书中，强调“强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弱国家”造成的后果，接着您去年出版《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一书，重新再疏理制度的多元化发展脉络。看样子，您的理论思想这些看起来就像是在进化，不是吗？

福山：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更加意识到国家能力有多么的重要。这一点，可以从我书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论述中看出。类似非洲、南亚还有很多国家，他们的国家其实是没有能力的，那里充满了严重的腐败。国家不会向人们提供服务。所以说，即使他们是民主国家，他们也没有做到民主。所以，我现在才会去探索理解有关国家构建以及加强国家能力的方面。

王文：可不少人认为您是在提升或彻底摧毁了您1989年所提出的理论吗？

福山：其实我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包含一些东西，使它成为更加复杂的想法。我最近新出的《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我提到政治体制应该包含三个要素：国家，针对所有人的统治规定，以及对于一些体制的可解释理论。在西方，相对国家的存在，我们着重强调统治规定还有体制的可解释性。在我看来，真正成功的政治体制就应当包含以上三点，缺少这三点的国家不可能发展快速。

王文：有关您所提出的理论的影响。我非常困惑，您的理论对美国政策有什么影响吗？很多人都认为您对政策的制定造成了很多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小布什政府。

福山：没有。你知道的，我并不经常涉及一些政治争论。我想也许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那次争论是我最具影响力的。

王文：学术方面又是怎样呢？美国学术界中，有多少人支持您又有多少人反对您的观点？

福山：对于不同的事情我已经表达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人们是否同意我所说的，我认为没法这样去划分。

（二）关于中国

王文：我记得去年在上海，您与中国学者张维为有一场激烈的辩论，他用许多论据驳斥了您的论断，据我所知，一些人认为支持您，但也有许多支持张。我的意思是，在过去的20多年，想必您与很多国外学者争论过，有能说服您的观点或理论吗？或者说，有没有与您争辩的思想中，您觉得有参考价值的？

福山：我想，那显而显见应该是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争论。它有悖于我坚持的逻辑，进而并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过去20年，有两个事物的发展对我最初所提理论形成了挑战：一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另一就是中国崛起。原教旨主义对我的理论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毕竟，它不会过多影响自然进化。你知道，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很多穆斯林来到欧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同时，美国和中国也不可能变成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教徒。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持久性。就经济体制而言，它真的很有影响力。穆斯林国家是不可能成功发展得像中国那么迅速的。它得掌握科学、心理学以及重要技术才行。然而，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就理论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我的理论带来了挑战。然而， 正如我和张教授所辩论的，

我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形势最终会引发一些问题。它必须要有所改进。在我看来，中国需要基本上的自由。如果中国不能变得更加开放，提供更多的经济准许权，言论自由，那么它将很难继续发展下去。自由、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王文：但去年您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美国民主没什么好教给中国”。

福山：对此我必须得解释下，文章的标题并非是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是他们的编辑所添加的文章标题。我是不会给出这样的题目的。它夸大了我的实际想法。

王文：原来如此。难怪很多人当时对此都不是很理解。但有时，您似乎也存在一些矛盾。我记得几周前，您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明中国将要崩溃？

福山：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怎么翻译的。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崩溃。我只是觉得中国在治理方面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就其政治选举而言，我认为它就没有健全完善的选举制度。中国很多专家也在感叹，如果没能很好的处理人民大众的反馈意见，其良好的市场发展形式不可能持续下去。其实，中国的领导人正面临着挑战。我认为，这样的政治体制很难持续加强，保持经济发展。一些针对经济增长的体制的确存在问题。

王文：读完您对中国所持观点的文章后，我发现您有时很满意中国目前的状况，有时您又抱有怀疑态度。

福山：对，我最近出版的这本书中，主要的20条观点就是这样的。我并不认为中国相比西方国家而言是第一个步入现代化阶段的国家。但在1800年以前，欧洲与中国是又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王文：那么您承认中国现在已是民主国家了吗？

福山：您是在问我是否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不，我不这样认为。

王文：中国主流政治观点都认为，中国是民主国家。

福山：你可以说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相比很多国外国家，它更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民主的。在我看来，民主是有治理过程的，它得包含选举，人们拥有组织自由。只要中国尚且没有这些东西，它就不能被称作是民主国家。

王文：这倒是和中国所呈现的主流观点形象有所不同。在中国主流政治理论中，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就算中国不像西方式选举政治，它的管理运行也变得越来越民主。比如您也过去曾提及的基层选举，中国现在也越来越普及。

福山：就选举以及所制定的统一规则而言，两者都会出现逐渐发展的过程。比如，人们是否依法做事，政府在某些程度方面如何面对压力，这些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然而在中国，一旦进入政党选举，这一切就结束了，就不可能有机会去讨论政策的相关事宜。人们对于主席或总理不创造机会来听其想法的处世态度也不满意。整体体系完全是不透明的。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到第一轮选举领导人内部是怎么运行的。结果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这过程并不民主。

王文：我同意您所说的一部分事实。但您对中国的看法看上去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您否认中国是民主国家，另一方面，您承认中国正在快速崛起的势头。过去在人们眼中看来，如果想要增强国力，就得拥有民主制度，但现在事实证明，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并不一定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

福山：我不认为人们对此争论不休。19世纪的德国就不是民主国家，但它却是当时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日本不也是在19世纪末才快速发展起来的吗？当时它也不是民主国家。

王文：那么在您看来，虽然中国不是您认为的民主国家，但未来其经济仍旧会呈现上升趋势？

福山：是的。就上升而言，中国将变得更加强大。这是肯定的。

（三）关于美国

王文：下面我很想再接着问问您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福山：中国经济将会大展拳脚。很多经济学人也预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它还会飞速发展。然而，我对中国能否追上美国人均收入的一事持怀疑态度。那真的很难说。但确定的是，中国经济一定会快速发展。

王文：那么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正处于下滑阶段。

福山：这样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美国过去经历了很多次困难。金融危机，上世纪美国还有最严重的大萧条。当美国经济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时，类似的危机还会再次出现。情况总是忽上忽下。目前的问题并非是讨论是否美国在此之间处于经济下滑的局面，而是要考虑社会如何解决此事使其恢复回来。在我看来，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王文：您所写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提及美国经济下滑与民主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到底是什么关系？

福山：事实上，经济下滑与民主本身并没有联系。我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就声明，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下滑趋势。之所以下滑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因为人们使用权利来增加其体制中所享受的福利。这与民主本身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王文：那么，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历史终结论”实际上主张的是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会赢到历史的结点，而并不是美国目前这样的政治体制能赢？或者说，您认为，自由民主与美国体制也可能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

福山：从始至终，我的观点都与美国本身没有关系。

王文：那美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一方是价值体系，另一方是美国。二十年前，这两者是同一回事，现在看上去似乎是两码事儿。真是这样吗？

福山：请注意，我所提出的想法是有关政治体制，而非经济体制。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当美国看上去发展得不错，它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目前的美国并不是很乐观。在民主方面上而言，它还是拥有很强的声望，但民主本身并不是建立在美国政策成功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民主思想上而言。

王文：所以说，恕我冒昧直言，过去20年里，美国民主是处于下滑趋势的。或者说，美国人有时会做一些破坏其民主的事情了。

福山：在我看来，美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与民主价值观是没有联系的。如果问题会僵化政策，那么这才与民主本身有关系。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领导层将会出现更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里也会出现。

王文：最后，我想问问有关世界变化的问题。在您的书中，您曾提到过中国模式。尽管您提到，中国模式是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所复制的。

福山：是的，那很难复制。

王文：但过去那么多年，看上去，美国模式也很难复制。很多国家诸如，菲律宾、阿富汗，它们都在复制美国，但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对此，您怎么看待？

福山：的确。国家成功建立民主后，对于其发展也可能不会带来有益的一面。事情的确如此！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要面临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可以模仿的。实际上，我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处于功能模仿的阶段，比如有效地为人民提供服务。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我并不看重这20年来国家是如何处理问题的。

王文：中国一些学者声称，目前世界中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美国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也是，所以他们认为历史并不是在进化，反而有时是在倒退。

福山：这其实挺好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选择回去。这仍然是现代化的体现。你可以回到五十年前，这是有极大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你想要获得一些不同，虽然你并不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

王文：但是，很多国家都在倒退，看上去……

福山：这点我知道。但环视全球，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看到，人们还是变得更加富有，接受更高的教育。你会碰到很多中小型的产业革命，比如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南非，所有这些国家目前所拥有的消费者都比其自身水平高。

王文: 对于那些复制美国模式的国家，我感觉它们当中大部分都失败了。

福山：类似什么样的国家呢？

王文：比如说阿富汗。

福山：它们属于特例。阿富汗从来都不是现代性国家。你知道的。对，是这样的！

王文：再比如菲律宾、肯尼亚。

福山：在建造阿富汗成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谁都没有成功。英国没有，苏联也没有。但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却都处于健全的民主阶段。

（四）关于全球化

王文：下面，让我们来聊聊全球化。您经常说历史在进步中。但自2008年，自金融危机和全球化后，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停止了，或是有点像休眠，是吗？

福山：是有一些。

王文：那全球化的未来又会如何？

福山：我认为不存在什么选择。你看，目前的中国不用担心全球化是否会消失，然而印度却要为此而担心。我认为，想要达到全球化，国家就应当相当开放才行。我们得意识到，全球化中的一切并非都是积极的。社会政策操控分配，是开放式经济体制的结果。政府可以调控事情，但并不只限于本身而是整个国家。

王文：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社交媒体的。在最近这几年里，您知道的，社交媒体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或是说有震撼力的影响，这影响不仅在发达国家欧洲、美国。就在一个月以前，《赫芬顿邮报》还发表一篇文章说，社交媒体开启了潘多拉之盒，给世界带来了不详。这也是您研究过的技术对世界的影响。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社交媒体的？

福山：我觉得，这挺复杂的。总的来说，这并不仅仅是社交媒体而是信息化的探讨。事实上，信息变得更加廉价、简化，更容易获得。对于民主而言，这是有益的。因为，你知道的，信息就是力量。如果给予人们信息，也就是给予了他们力量。不应当通过更加激烈的争论去控制人们。总的来说，社交媒体是好的，但并不是这一切都是好的。它也存在着一些欠缺的意识结果。国家无法再知道人们在关注什么，再对其进行管理。在我看来，特别是对于内部政体而言，社交媒体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地位。因为媒体为人们提供了组织能力，以及分享信息的平台。你知道的，有时人们是想组织一些推翻政体的活动，就像过去农民起义那样。

王文：但在您的书中，您经常提到政府应当把握平衡，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平衡。疯狂的社交媒体带来了过多的民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欧洲现在也不少学者在反思，社交媒体为大众是否提供了过多的权力。

福山：我其实并不知道人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到那么多的权力。看起来并不平衡啊。但这是件好事。至少是正面大于负面。因为所谓的民主就是能协调抗议与抱怨，政府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社交媒体正是确保政府这样运行的可能性。所以，实际上，我认为这儿并不存在太多需要控制之处。

王文：据我所知，即使在美国，人们都认为管理已变得越发困难。

福山：如果社会一开始就是民主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人们更愿意现在这样的方式去被管理。事实上，你控制不了人们的言论。嗯，那并不是件坏事。我认为，这对中国而言，也是件好事。

王文：谢谢您的采访。您下次到北京，希望告诉我。我非常愿意安排一些政治学家与您对话。正如您说的，中国崛起正在改变世界，其实，以我看来，也在改变政治理论。

福山：好的。非常愿意。希望有机会能与中国学者多交流。

（注：本文仅代表采访者及受访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