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报告--商业
2013年1月，环法自行车“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向美国知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承认服用兴奋剂在这个自然年度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无精打采的新闻：“车王”舒马赫滑雪受伤，被直升飞机送入医院。
舒马赫仍然是“车王”。但难道现在“车王”这个头衔不应该归属于维特尔？维特尔在2013年继续打破着各种纪录，继续刷新着各种曾经专属于舒马赫的存在感，可当媒体在转述这条新闻时，“车王”的头衔放在舒马赫身上，依旧是那样的顺理成章。
这条并非来自真正竞技场的新闻，何尝不是对这一年体坛的缩写和备注。
奥林匹克是以体育为载体的社会活动。2013年，这一定义可以扩展为：体育是折射一个时代的社会活动。
从各种中外媒体列举的2013“世界十大新闻”看，这一年的无精打采、乏善可陈，体现在世界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停滞上。翻看《时代周刊》的十大新闻、《光明日报》的十大新闻，中东动荡、叙利亚埃及和伊朗核试验，都是重要内容；朝鲜半岛和中日关系，地区冲突遍布亚洲。斯诺登当然是年度人物。世界经济依旧萧条。中国媒体注重“中美元首庄园会晤”，美国媒体提及“罗马天主教教皇弗朗西斯一世继位”以及“印度强奸案频发”和“超级台风‘海燕’”这样的自然灾害。翻来数去，看不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新闻，看到的只有衰退、灾害、战争和丑闻。
体育同样不能免俗。这一年的体育面孔，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环法七冠王”兰斯•阿姆斯特朗。
严格意义上，壮哥的崩溃不属于2013年的新闻，不过他自己正式承认服药，发生在2013。谁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定程度上，我甚至希望壮哥能顽抗到底，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实在无法承受“阿姆斯特朗是个骗子”，并且“他已经欺骗了这个世界20年”这样的事实。
他本是体育世界里最大的励志偶像，一个本该被供奉在圣坛上，让所有人顶膜礼拜的英雄。即便在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戴着象征他黄色领骑衫的黄色手环。印刻着“LIVESTRONG”的黄手环已经成为一种“正能量”的社会风尚，一种积极向上的慈善标识，可是这一年刚开始，壮哥亲口告诉这个世界，原来他是个骗子。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将黄色手环摘掉，扔进垃圾堆。这充满着反讽：黄色手环所代表的与命运斗争的勇敢精神，值得人类社会遵循，可一切的起源，却是他在虚荣心和利益驱动下的欺骗，这让追随者们情何以堪？壮哥还没有羽化登仙，就摔得稀里哗啦，我们如果再佩戴黄手环，岂不是继续一种自欺欺人的游戏？
壮哥音犹在耳，“刀锋战士”皮斯托留斯对他的美艳情人举起了手枪。情人节的枪声，和竞技场无关，但让另一个体育偶像破碎。这是一个个体残酷的悲剧，是人性紊乱的灾难，是体育无法拯救的灵魂。体育很伟大，但在阿姆斯特朗和皮斯托留斯这样的面孔面前，也很无助。
偶像破碎，掏空的是我们的体育情感；偶像隐退，新的英雄又无从寻觅，留下的真空更让人无所适从。
这一个夏天，弗格森和贝克汉姆先后结束了自己的足球职业生涯。贝克汉姆的退休其实五年前就开始了，而曼联传奇主教练弗格森从场边消失，改变了足球的形象。这是一个最为强悍的足球斗士，一个控制力超群的胜负师。贝克汉姆退休，只是时尚偶像转换到了另一个战场，弗格森在71岁高龄退休，结束的是一段历史。职业体育时代，最后一位君王式的霸权者激流勇退。他一点都不现代，可他的古典，何尝不是一个时代体育的浓缩。足球世界在弗格森之后，或许将更快地步向大同，只是这种改变抹去的痕迹，会多么让我们留恋。
美丽的“撑杆跳女皇”伊辛巴耶娃也在这一年离去，洗净铅华。她选择退役，是要去结婚生子，回归普通人的生活。精灵或女妖，最终还是归于平淡。
英雄无觅，无论国内国际。纳达尔回来了，费德勒却快要走了；博尔特还能飞，哪怕他的牙买加战友都步上了壮哥后尘。迈阿密热火继续称霸，拜仁慕尼黑取代了巴塞罗那的“宇宙无敌”。孙杨能在泳池里继续强势，也同样能在泳池外继续摔倒。娜姐仍然是中国体育唯一的国际代表。这都不是新鲜的故事，都没有树立起新鲜的偶像。
广州恒大掀起了中国足球的一股旋风，与其同时，是多名恒大国脚上场的中国国家队，在主场被泰国青年队羞辱。市场化的成功，并没有带来体制内的进步。
反倒是波士顿马拉松上的爆炸案，让体育在饱受恐怖主义困扰上，保持着和这个世界的同步。巴赫接过了罗格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体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依旧以欧洲为中心，一如教廷虽然迎来了一个出生于阿根廷的教宗，中心舞台依旧是欧洲的梵蒂冈。欧洲在停滞，世界也在停滞，体育同样在停滞。
古老的大陆在期盼新机时，体育开始远眺东方。东京获得2020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会很容易被加上“东方欲晓”的寓意。只是体育的运行机制没有任何改变，兴奋剂惩处力度在加大，但只是壮哥们摔碎之后的余波。象征性的事件，还有索契冬奥会的火炬在太空的漫游。坦白说，我真不知道这种装饰性新闻应该纳入到哪一类新闻——索契冬奥会最吸引眼球的消息，是比预算高出五倍的成本，以及俄罗斯政府的反同性恋态度，这不是在太空高举着火炬，就能修补的形象。
这一年临近结尾，说出“体育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位伟人——曼德拉辞世。体育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很多时候，体育也会和苍白的2013年一样平庸无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王昉 fang.wang@ftchinese.com）
当前，沃克尔规则正在把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带给华尔街的“紧箍咒”进一步落实，欧盟正在通过限制大银行自营和金融交易税来遏制系统性风险，发达经济体对于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清算开始加码。在复苏趋势和信心不断增强之后，各国监管者都希望传统金融“巨鳄”能够在外部约束和自我反省之下，进入新的“安静繁荣”阶段。
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都面临宏观监管与调控的严厉挑战。与此同时，在尚未受到全球危机严重影响的中国，却上演了一场来自投资者、类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媒体与公众所营造的互联网金融“大戏”，使得传统金融机构似乎面临一种截然不同的威胁，当然银行业对于这种威胁的迎合仍然值得质疑。
互联网金融的热浪彷佛一夜之间涌来，相关的话题无处不在，2013年也被许多人冠以“互联网金融元年”的称号。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以来，关于“网络金融”的研究就已经初具规模，但更多停留在电子银行等技术性分析，虽然在许多院校成为专门课程，但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市场影响力。2011年随着对于金融体系改革与创新加快、民间资本激活等的关注，互联网金融开始在人们眼前晃动，直到2013年终于发酵成一场“狂欢”。
人们在谈论互联网金融时在谈论什么？
虽然人们对互联网金融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和定义，每个参与者脑海中也都有一个自己认知的互联网金融，但要真正认清其背后的创新价值和风险特征，必须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着手加以分析。
与金融要素研究相关的学科体系，可以大致分为货币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前者研究的是货币的功能、形式、货币制度、货币供给与需求，后者则研究经济主体的跨期资源配置，金融资产特性、金融资产的供给与需求等。随着现代金融业的纵深发展，在组织机构、产品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突破，但背后总是依托于一种或几种金融功能或要素。只看表面，往往使人看不清观察对象的实质，无法把握其内在的金融特性。
由此，在谈到互联网金融的时候，首先应当根据金融研究的对象要素，进行适当的对号入座，才能更好地把握主线，使得大家在口若悬河地探讨互联网金融之时，能够尽量调试到同一“频段”之上。
就货币经济学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关注的其实是虚拟货币，也就是电子货币的较高发展阶段。电子货币的出现是与技术演变密切相关的，但在实质上，电子货币尚未明显改变传统的货币发行机制，央行依然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同时也基本垄断着主要电子货币的发行权。而虚拟货币的出现，则使得这一格局有所松动。例如，比特币及其各类山寨模仿者，虽然在现实中遇到多国监管者的“狙击”，并且沦为投机者猎食炒作的对象，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体现了虚拟时代的货币“去央行化”尝试。就此来看，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就是比特币造富狂热在国人中的蔓延，以及被央行突然严格叫停而“黯然离场”的戏剧性。
就金融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主要关注的是，资金与金融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和信息发掘这些金融体系基础性功能，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有何新的突破。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领域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自从上世纪末信息革命的突飞猛进式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金融运行、金融组织、金融产品更加紧密地与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无论是电子银行的发展，还是资本市场的高频交易，都是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2013年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带有“元年”特色
有鉴于此，我们对照来看2013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活动，可以分门别类地有所观察。
其一，与资金及金融资源配置相关的互联网金融，是公众最为关注的，也是最为活跃、潜在问题最多的。其中，各式各样的P2P网络借贷是聚焦的热点。当然，作为多年前源于欧美的舶来品，中国的P2P网贷企业已经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模式，大部分与互联网金融精神与实质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属于披上互联网金融“马甲”的本土模式。无论是P2P网贷还是众筹，其本质都是试图运用互联网的渠道与信息对接，实现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脱媒”，由资金供给和需求者直接进行资金转移。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债权交易，强调“点对点”，通常需要有网贷平台来梳理和甄别信息，后者则是股权交易，强调“一对多”，由创业者通过网络来发布筹资信息。从本质上看，源于欧美的这些模式，都属于充分运用市场自发动力的新型直接融资模式。
反过来看中国的情况。首先，大多数的P2P网贷平台都不是作为信息中介，而是或多或少介入到资金供求的债权债务关系之中，体现出间接融资的特点。除了早期刻意模仿欧美模式的企业，后期有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私募基金和民间融资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甚至还有许多基于非法集资、乃至诈骗的组织也来趟浑水。在“鱼龙混杂”的行业生态中，显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当P2P网贷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当各种各样的口号蛊惑人心时，如果去除了互联网金融的光鲜外衣，许多这类企业还能剩下什么呢？
其次，中国的众筹融资发展，也遇到制度方面的障碍。如按照证券法，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都属于公开发行，都需要经过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准才可。在监管把握中，很多众筹平台都刻意规避红线约束，而平台项目的回报内容不能是股权、债券、分红、利息形式等。虽然有少数众筹项目仍然试图突破股权融资的障碍，但是多数却由于政策不明朗，越来越像是推广平台。当然随着欧美的制度突破借鉴，以及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带来的证券法修改可能，这类模式的前景依然可期。
此外，除了上述两种典型基于互联网的资金配置模式，其余多数是原有的资金配置模式的进一步延伸。例如，如同阿里巴巴的余额宝，本质上是把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与互联网支付有效结合起来，并且运用了支付宝的“备付金”账户的结算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货币市场基金的销售渠道和功能内涵。实际上，多数其它各类金融产品与互联网企业的结合模式，都属于渠道的网络化，加上服务功能的整合、投资者门槛的降低，并实现了商业服务与金融服务功能的融合。然而，就提供高回报的投资收益率来说，其可持续性令人质疑。
其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支付清算体系的效率不断提高，以非金融机构支付为代表的零售支付融入人们的生活。通过研究发现，支付体系的变化与GDP和CPI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而且能够通过大额资金流动，对于区域经济与金融格局产生影响，还可以对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有所影响，成为央行追求金融稳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
当然，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还是零售支付的环节。第三方支付企业及其支付产品的发展，使得居民在支付环节能够享受更加便利的服务，甚至与更复杂的金融服务打包体验。随着技术的演进，零售支付的变化会进一步突破互联网的传统范畴，而向移动终端、移动网络支付进行靠拢，这也使得零售支付更加转向客户需求导向创新的时代。同时，在大额资金支付方面，技术发展在于推动整体支付清算体系的统一性和顺畅性，并且能够服务于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国际化的要求。
其三，互联网使得金融风险管理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对于系统性风险控制来说，互联网时代产生了更多不确定性，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高频交易融资带来风险的迅速爆发，这在包括“光大乌龙指事件”在内的各种股市乌龙背后，就可以得到印证。二是，从个别金融产品交易的视角来看，互联网虽然使得风险对冲需求下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类资金配置型金融活动的风险要素，只是重组了风险与收益的结构特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互联网金融创新反而是以承受更高的风险，来换取服务便利、资金的可得性。三是，互联网还没有改变现有保险、担保等风险分散机制的内在特质，只是增加了新的渠道、产品、信息组织或业务组织形式。
其四，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管理出现重大变革。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能够发掘和集聚全新的信息资讯，而在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的保障下，又可以低成本地建设金融交易信息基础。实际上，基于互联网数据挖掘而产生的征信手段创新，能够培育新的信贷客户。从此意义上讲，互联网有助于以信息支撑新型信用体系的建设。例如，互联网金融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好小微企业贷款，是因为对于小企业来说，由于缺乏信用评估和抵押物，往往难以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支持，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通过互联网的数据发掘，可以充分展现小企业的“虚拟”行为轨迹，从中找出评估其信用的基础数据及模式，由此为小微企业信用融资创造条件。同时也要注意的是，互联网的大数据信息，短期内无法突破社会制度“软”环境的约束，如果普遍产生的都是存在虚假质疑的数据，那么“大数据”只能带来更大的信用风险扭曲。对此，除了长期内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短期内推动信息“公开透明”，是唯一可选的办法。
互联网对传统金融的颠覆仍还是梦想
面对日益火爆、乃至出现“审美疲劳”的互联网金融，可能很多人都心存疑问，究竟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有几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不满，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热情起到支撑作用。虽然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迅速，但无论是商业银行难以放下的傲慢心态，还是股市的“赌场”效应，都使得许多实体部门主体怀有怨言。一方面，多数资金供给者，难以找到有效的投资产品、财富管理渠道、资产配置模式；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需求者，包括小微企业和居民，仍然难以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在这种金融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的前提下，互联网金融的“横空出世”与铺天盖地的宣传，激发了国人对于传统金融体系脱离实体的不满，也为满足其迫切的金融需求既提供了可行的模式，又“画了新的大饼”。
其次，民间资本的积累与投资热点缺乏，共同为互联网金融推波助澜。近年来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迅速，而各种各样的资金也流入到“民间资本”的大范畴里，共同形成拥有短期逐利性的“热钱”。同时，实体部门的生产效率下降、边际资本收益率增长乏力，以及金融投资市场的容纳力有限，都使得大量“饥渴”的资金期望寻找新的“蓝海”。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处于金融活动的“边缘地带”、拥有监管部门相对“友好”的观望态度、概念模糊到能够融合众多业态与商业模式、能够抓住具有创新和探索心态的新一代金融消费者等，这些元素都使得互联网金融成为资本追逐的“宠儿”。在日益浮现的泡沫中，正如2000年的互联网热潮一样，所有投资者都相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不会成为退潮后的“裸泳者”。
最后，实体部门的金融热情不断提升，传统金融部门的边界在变得模糊。与西方产生于“大树下”的草根金融，逐渐演变为“高富帅”有所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一开始就是在“顶层设计”下完成的，是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的，长期形成了“高高在上”的心态。然而，各国金融发展更多是根源于实体部门的内生性特征，如信用卡的发行、证券化的创新等，在许多国家最早都是实体企业自发推动的。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电子商务的飞跃、服务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提升等，由此使得各类具有产业链集中性特征的新型企业出现，并且有可能、高效率、风险可控地自发提供或发掘金融资源，不再必须完全依靠传统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这种根植于实体部门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往往是相对健康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口号之一是使得传统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走下神坛”，但要同时避免制造新的“金融神话”。一方面，金融业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涉足的领域，金融产品也不是人人都能卖的“大白菜”，它需要有特定的专业技术、行业积累与监管环境。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在全球金融发展中，我们脑海中定义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并未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替代传统金融的体系架构，只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金融功能实现形式、一些新的金融组织与产品模式。
虽然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炒得火爆，但是借鉴国外经验方面的相关素材却非常乏善可陈。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欧美P2P网络借贷企业，还是在美国日益兴盛的众筹融资，以及让人捉摸不透的比特币，还是昙花一现的直销银行、PAYPAL版“余额宝”等，都只是金融发展中的朵朵“浪花”，而未呈现出所谓的浪潮。恐怕对于多数欧美金融从业者或研究者来说，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概念还是“一头雾水”，更多是从中国的媒体才看到。可以说，在多数金融发展与竞争相对完全的经济体，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或者早就是传统金融体系的一种演变，如金融电子化，或者只是多元化金融体系中一点补充或新意，如P2P网贷等。可以预期，互联网对金融体系的颠覆性改变，还只是一个梦想。当然，我们不否认将来的可能性，但其前提是整个经济与社会组织模式的进一步虚拟化、网络化，以及政府及央行地位的普遍削弱。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在何方
上世纪末以来，曾经有诸多喧嚣一时的经济热点概念，迎来多个“元年”，但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展望2014年乃至更长远的将来，互联网金融要避免这一命运，就需要从短期的浮躁中跳出来，关注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就现有混乱的概念体系来说，无助于明确认识互联网金融的真正内涵及特征，了解其发展的潜力及存在价值。就这点，仍需从理论着手，以不同金融功能为主线，系统梳理在相应的金融功能实现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的组织、产品、规则等，然后再分析不同的金融运行机理及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最后剖析特定的监管原则及制度变化前景。应该说，现代金融的基本功能自形成以来没有太大变化，技术改变的只是组织、手段和渠道。正如1855年电报的发明大幅改变了股市交易的效率，同样也是那个时代令人震撼的“互联网金融”。如果只是基于营销层面的各种表象，炒作于各类产品、组织等，则只能使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变得“沉渣泛起”，直到销声匿迹带来“一地鸡毛”，短期内无助于金融体系的环境完善与服务创新，成为将来真正金融变革的“前车之鉴”。
互联网金融需要有效定位服务对象。对于传统金融体系来说，被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更注重资金需求者，尤其是大的资金需求者，而对中小需求者，以及资金供给者的服务严重缺失。互联网金融活动则走向不同的侧面，一方面，无论从各类模式及产品设计，还是宣传方面，各方焦点都更注重服务资金供给者，尤其是为居民提供高回报的理财和财富管理产品等，另一方面，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真实作用，以及与包括小贷在内的非互联网模式的实质性区别，实际上研究和关注还非常不足，而对于居民消费金融支持等方面更是关注的空白。由此来看，互联网金融在避免传统弊端同时，也要有效实现服务资金供给与需求者的平衡，找出真正符合商业原则、可持续且能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路径。
必须认清的是，现有的很多所谓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P2P网贷等，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发展空间，除了政策宽容之外，更是因为目前利率市场化尚未真正完成，资金价格的“多轨制”仍存在。就此意义上讲，现有许多互联网金融模式所谓的“革传统金融体系的命”，实际上也在革自己的命，一旦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金融要素流动壁垒不断消除，结构性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改变，则现有许多模式的生命力也就走到了尽头。正如在美国，P2P网贷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资金需求者多数都能从现有体系中获得满足，以至于网贷平台出现了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于资金需求者的激烈竞争。因此，无论是互联网金融的践行者、投资者、受益者还是关注者，都需要从整体上、从长远来认识其模式的可持续性所在，把握中长期发展轨迹。
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生命力源泉，在于推动实体部门的金融创新，加速传统金融“脱媒”。随着金融创新的演变和信息技术的腾飞，原有依靠银行或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方式，实际上一直在被“脱媒”，只不过，近年来伴随“虚拟一代”生活方式的演变，这种冲击更加突出。对于实体部门，尤其是服务业部门来说，可以跳出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依赖，自发地推动相应的金融服务功能实现。当然这有赖于监管部门的宽容，但是却符合了金融回归实体的主流，应该说，与电子商务相联系的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创新都是其中的代表。
那么金融业怎么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在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其面临的挑战并非仅来自于互联网金融，而是在经济产业结构变迁、市场化改革推进、国际化挑战加剧、政府父爱主义弱化、消费者主权增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所面临的二次改革压力的总体现。互联网金融借助几十年信息技术革命扑面而来的活力，只是为这些危机和压力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引领主题。
人们喜欢谈及的是，比尔•盖茨在1994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将银行比作恐龙，认为银行客户将在未来流失到其它高科技金融服务提供商。我们想强调的，一方面是传统金融机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或者非要去赶时髦搞电商平台或P2P网贷，或者夸大其词来继续寻求政府父爱，而是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和修正已经实施的互联网技术创新策略；另一方面，透过互联网金融的表象，要认清中国金融业面临的真正危机与挑战——可能与全球同步的下一个经济衰退周期；准备适应市场化和国际化带来的竞争加剧；面对金融消费者主权时代的来临，更强调客户导向，而非神坛之上的“供给创造需求”；新的产融结合时代，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的边界进一步模糊，创新型合作模式不断出现等。
清醒地认识正在发生的互联网金融大戏，积极、理性地参与其中，是监管者、业界、学界、消费者的合理选择。透过互联网金融的热流，更要看到背后的经济、社会挑战才是主线索，由此才能推动互联网金融成为历史潮流的部分，而非转眼即逝的浪花。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 tao.feng@ftchinese.com）
网吧一度是中国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社交中心。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网吧还是监控中国公民网上所作所为的方便途径。但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设备的使用不断普及，网吧正成为网民争夺战的间接牺牲品。
刘先生（他拒绝透露全名）在北京市中心的朝阳门商圈经营着一家网吧，该网吧通风良好，配置了大约30台电脑。刘先生说：“几年前我们一天的收入能有几万元（人民币），但如今每天只能赚到几千块钱。”
中国廉价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已令刘先生等网吧老板开始深感忧虑，他们担心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网吧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就像录影带出租店在欧美的遭遇一样。
根据中国社交网络及游戏企业腾讯(Tencent)的研究，中国网吧的数量在2011年到2012年间有所减少，此前自2004年以来网吧数量始终在上升。去年，中国有大约1万家网吧关门大吉，剩余的注册网吧数目为13.6万家。目前，2013年的相关数据还未公布。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伴随这一趋势而来的是，今年中国智能手机人群所占比例较2012年的20%提高一倍以上，到达到将近一半的水平。而根据经纪公司里昂证券(CLSA)的研究，去年中国家庭宽带用户也增长到了1.91亿，是此前五年的三倍。
尽管这对网吧老板是个坏消息，互联网用户却十分欢迎这一变化，因为网吧被中国官方频繁地用做监控网络活动的途径。
有社会运动团体指出，网吧需要检查和登记使用者的身份证件号码，而众所周知警方还向部分网吧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记录用户访问的站点或安装监控摄像头。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分部研究员阿莲(Maya Wang)表示：“当局在手机的互联网应用程序中植入了监控机制，但巨大的信息量以及智能手机刚出现不久的事实，使得在手机上实现同样有效的监控系统十分困难。而对于这些网吧，官方则已投资建设过此类基础设施。”
不过，比起异见人士不去网吧上网的因素，网吧的衰落与技术变革的关系更大。
仍在使用网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穷得买不起手机的人，另一类是想寻找同伴一起玩网络游戏的人，这种游戏极受欢迎——尤其是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一位长期在温州市中心附近一家网吧工作的员工表示，他们网吧和同区其他网吧的生意一年前开始走下坡路。该市生意依然不错的网吧全部位于工业区，那些网吧的常客是相对更贫穷的外来务工人员。
市场上出现价格低于100美元的智能手机之后，更多人能够买得起手机了，然而这些手机并不是全都能连上高速3G网络。里昂证券估计，尽管2011年到2012年间中国3G用户将近翻了一番，在这个13亿人的国度中，3G用户人数仍然只有2.33亿。
不过，前述温州网吧员工表示，尽管在网吧会受到非常密切的监控，但他怀疑移动互联网用户是否会有大得多的自由度。
他说：“政府对使用互联网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Kiki Zhao北京、Shan Cheng-Yu台北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在华东城市杭州的黄龙体育馆，16000人有节奏地反复喊着“阿里，阿里巴巴”。接着，《狮子王》的主题曲在音响系统中响起，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舞台中升了起来。
马云(Jack Ma)身穿皮衣，戴着一顶巨大而有尖顶的莫西干式假发，涂着黑色唇膏并穿了一个鼻环。他拉开嗓门，有点走调地向崇拜他的员工们演唱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的《今夜你能感觉到爱吗》(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是马云创立阿里巴巴10周年纪念会，这家互联网公司使他成为了亿万富翁，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刻。不久，另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又将到来：阿里巴巴这家全球最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正准备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预计其市值将远超1000亿美元。
多年来，马云在中国一直是受人崇拜的偶像人物。但在今年，随着市场对阿里巴巴即将进行的IPO越来越感兴趣，他也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上市将让投资者有机会在全球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市场持有股份。
阿里巴巴的销售额如今超过了eBay和亚马逊(Amazon)之和，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2%。中国所有的快递包裹中约有70%来自于阿里巴巴的销售。中国的电商交易中大约有80%是通过阿里巴巴的网站进行的。而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仍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不上网。鉴于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6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将在不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
身为中国斗志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教父”的马云，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13年度人物，因为他是中国互联网的化身——体现了中国互联网的全部潜力和矛盾。
在中国，创业成功大多依赖于借鉴海外发展起来的商业理念，但马云是一位真正的创新者。与他同时代的人，大多复制成熟的商业模式，创立“中国的谷歌(Google)”，“中国的亚马逊(Amazon)”以及“中国的推特(Twitter)”。但当马云1999年在自己的公寓里创立阿里巴巴时，企业对企业(B2B)电子商务网站还不存在。
马云现已将目光投向新的目标：撼动中国的金融业。这在古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金融行业激起了轩然大波，并表明马云的雄心远远超出了在线零售业。
但将马云评为今年的年度人物还有另一个原因：今年5月，他决定在年届48岁之际卸任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职务，转而投身于应对中国一些最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日益迫近的环境灾难。
马云仍是阿里巴巴的执行董事长，但他决定将更少的精力用于盲目追求财富，而将更多精力用于改善世界面貌，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变——互联网的崛起正使这种转型变得更加容易。在经历了30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后，中国不断壮大且越来越愿意表达自身诉求的中产阶层不再满足于短视地关注于GDP增长率。
马云上周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因为水源、空气质量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10至20年后我们将面临大量健康问题，例如癌症发病率上升。因此我将在这个领域投入我的资金和时间。我的第二大关注领域是民众的文化和教育——如果我们无所作为，中国的年轻人将成长为富裕但浅薄的一代。”
马云的活力和乐观精神鼓舞了很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圣人。一些前同事和密友表示，马云惊人的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度美誉，使他对自己改变世界的能力过于自信。
他会在几乎同一句话里表示，互联网将使中国变得更加开放透明，而他将继续向当局提供任何敢于批评威权的共产党的网民的信息。
马云自己的专断倾向，以及他有时令人眩晕的商业战略逆转，使阿里巴巴的少数人产生反感。但他近乎偶像人物的光环意味着，即便是心怀不满的前员工也不敢公开批评他。
一位要求匿名的前员工表示：“任何未来想在中国科技行业中做点什么的人，在谈到马云时都必须慎言，因为他的影响力太过强大。”
“但即便像我这种不吃他的个人崇拜那一套的人也承认，他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一个背景很穷的人通过坚持不懈和笼络人才成长为巨头。”
马云1964年出生于杭州，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表演的天赋。马云的父母靠表演评弹（一种传统曲艺形式）为生。
马云的早年生活肯定不容易：评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禁，这场由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灾难性政治运动持续了整整十年，其间数百万人受到迫害、被杀死或下放到中国的偏远地区。
马云小时候数学较差，但他对英语很有兴趣。随着中国渐渐抚平毛时代的创伤，开始向世界开放，他决定全身心投入英语学习。
有整整九年时间，他每天都早早起床，骑上他的自行车奔向杭州大酒店(Hangzhou Hotel)，他在那里和外国游客交上朋友，免费充当导游，以练习自己的英语。
在参加高考两次落第之后，他最终进入了杭州师范学院，并于1988年毕业。
此后他在杭州当地的一所高校担任英语老师，每月的工资相当于12美元。但1994年他成立了一家翻译公司，这使他有机会去美国出差，在那里接触到了互联网。那时中国的官方媒体甚至不能提及互联网的存在。
在创办中国黄页(China Yellow Pages)失败之后，马云进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工作。有一天，他被指派陪同一位美国游客游览长城。
这位游客就是雅虎(Yahoo)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Jerry Yang)。事实证明，这次的见面将成为两人事业生涯的转折点。
1999年初，马云联合17位朋友在他位于杭州的公寓里创建了阿里巴巴。他发表了励志演讲，展示了自己的雄心、愿景和战斗精神。
马云在这段被录制下来的演讲中向他的战友们表示：“中国人的大脑和美国人一样聪明，这正是我们敢于和他们竞争的原因。如果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团队，而且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那么我们就能以一当十。”
阿里巴巴的模式非常简单：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找到原本只能在交易会上见到的全球买家。这种模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2003年，阿里巴巴首次实现了小额盈利，同时为了与美国电子商务集团eBay竞争而创建了淘宝网，当时eBay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大约80%的市场份额。
在接受全球媒体的一系列采访时，马云宣布与eBay“开战”。当时，这种宣战显得有些可笑，因为双方实力悬殊。
到2007年，eBay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降至不足8%，实际上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淘宝的市场份额飙升至84%，这让马云成为了无可匹敌的中国电商之王。
2005年，他与自己的老朋友杨致远达成了里程碑式的协议：雅虎支付10亿美元收购阿里巴巴40%的股权，并将其中国业务交给马云运营。
阿里巴巴接管雅虎中国(Yahoo China)的同时也继承了一桩丑闻，这将为马云在西方的形象带来阴影，但巩固了其在中国政府眼里办事可靠的形象。
此前，雅虎将私人邮件信息移交给中国有关部门的决定，导致了至少两名中国记者和民主人士因颠覆罪被捕入狱。
当时有记者问马云，既然你现在负责雅虎中国业务，你将如何处理这种局面，他的回答相当干脆。
马云向记者表示：“我们为股东创造价值，股东不希望我们与政府作对，走上破产之路。无论（政府官员）说什么，我们都会配合。”
在上周采访中被问及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种种挑战时，马云指出，中国（或许全世界）从来没有阿里巴巴这么大的企业。阿里巴巴号称有6亿多注册账户，每天有大约1亿人通过其平台购物。
马云说道：“起初我以为政府会感到不安。（但）我们致力于商业和创造就业。政府现在似乎放心多了。”
在公司内部，他经常对员工表示，阿里巴巴应该“跟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们”。多年来，他一再拒绝了与政府建立合资企业的提议。
除了中国政府以外，马云似乎愿意与几乎所有人公开作对。
这包括雅虎等阿里巴巴投资者，最近还有香港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香港交易所今年拒绝为了配合阿里巴巴希望采用的股权结构而修改上市规则。
在阿里巴巴内部，这种战斗精神不断得到赞扬，而员工们（他们被称为“阿里人”）几乎都有一个来自马云年轻时非常喜欢阅读的武侠小说的化名。
对马云来说，这不只是一种噱头。马云自己的绰号是“风清扬”，它来自一个隐居山中的剑侠角色，行事不可预测而且非常好斗。
马云以前的一位密友表示：“人们没有意识到武术和武侠小说对马云及其企业战略的影响有多大。它们还帮助塑造了马云的理想主义，因为它们的要义都是弘扬正义。”
在执政的共产党以外，在当今中国很难找到另一个人像马云一样，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如此之大。
他决定应对中国一些最大的问题，这表明他的雄心远不止改变人们的购物方式。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愿景。
马云写道：“就像互联网正在改写零售业那样，在阿里巴巴，我们相信它最终也将转变那些根本上由信息驱动的行业，比如金融、教育和医疗。一旦发生这种变化，一旦我们全面实现互联互通，我相信，互联网核心的平等与透明精神，将让中国社会有可能在发展更强大的制度和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实现飞跃。”
但他也提出了警告：“现在我们的水不能喝了，食物不能吃了，牛奶有毒，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城市空气污染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经常看不到太阳。20年前，中国人只想着经济生存。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对未来有更远大的梦想。但如果我们看不到太阳，这些梦想将是空洞的。”
译者/何黎
（【编者按】：英国《金融时报》推出2013年度女性专题，介绍全球各行各业的杰出女性，本文是“2013年FT年度女性”专题的文章之一。）
尽管孙玮(Wei Christianson)是亚洲投行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她进入这一行却有一点儿偶然。
孙玮曾在香港参加过一个派对，五年后她成为了一名银行家。在那场派对上，她与旁边的人聊天时，对方突然说：“你真是上天派来帮我的。”
“帮你做什么事？”
对方回答说：“让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
此人是香港市场监管机构——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的一名高官，因为当时该机构已开始筹备第一批中国企业赴香港海外上市的工作，所以正在物色有孙玮那样技能的人加入其企业融资部。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
常驻北京、现任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孙玮说：“我认为，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女性受到的对待与美国和欧洲没有太大的不同。现在银行业务只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花很多时间专心监督我们所有业务平台，并建设我们的管理团队。”
她的职责是双重的。她要在全球为摩根士丹利赢得交易，并作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和中国区业务的代表。与此同时，孙玮必须掌管摩根士丹利全部中国业务的发展，既涉及一系列合资企业，又涵盖从资产管理到证券和信托的各个领域——外国投行在这些业务中只能持有少数股。
她说：“限制外资持股令人遗憾。所幸我们有着很好的合作伙伴。希望限制不久就能放开。对此我持谨慎乐观态度。”
孙玮在中国长大，她成年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巩固权力、带来长期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于是，她有了机会去美国读大学——就读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学习法律，然后在纽约担任一家公司的律师。
1992年，同为公司律师的美国丈夫因为工作关系要去香港，孙玮便和丈夫一起到了香港。与此同时，她也在考虑改变职业。“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出差，但在香港当公司律师就少不了出差，”她说，“我想再要几个孩子，把家庭照顾好，所以我必须换个工作，但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新的邻居。孙玮精通法律和证券业务，汉语和英语都很流利。她回忆说：“邻居说，‘你被雇用了。’我回答说，‘等一下，我想知道你们支付多少工资，我还要养活家庭呢。’第二天我来到他们的办公室，于是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然而，孙玮的丈夫认为她当“偷猎者”比当“猎场看守人”更有前途。“他说我当监管者没有前途，”她说，“他建议我当一名银行家。我很好奇，但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她加入了摩根士丹利的投行部——除了2002年到2005年期间先是负责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中国业务，然后加入花旗集团(Citigroup)——她一直是稳步上升。今年，孙玮的中国投行团队为双汇国际(Shuanghui International)以71亿美元成功收购美国最大猪肉制造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提供了咨询。这是中国集团对美国公司完成的规模最大的一宗收购案。
对于她这代人来说，中国历史的深刻印记从来都没有远去。她母亲是一名医生，1939年参加共产主义革命，后来成为一名医院管理人员。她父亲是军人。
她说：“我在文革时期长大，当时人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有时候隧道尽头还是有一线光明的，你必须非常努力、坚持不懈，才能看到那束光。那时我已记事，但还做不了什么事。我没有参加红卫兵，但我也记得其他一些事。”她谨慎地停下来，不想透露太多。但话题开始转移。她突然补充说：“回想起一切曾经是那么地可怕，让我感到吃惊。一切都那么悲剧，但人们那种绝处逢生的强烈愿望，却闪耀出乐观的火花。我不想说具体故事，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从父母那学到的就是人类精神的坚韧。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打倒你。”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
译者/王慧玲
屏幕上的梁宏满脸胡渣，穿着蓝灰条纹T恤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今年7月他所做的供述却是爆炸性的。中国电视台播出了这段内容。梁宏是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中国副总裁，他向两名警察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通过一家国内旅行社行贿的。
同一天，在一次罕见的面向外国记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的警官高峰将这家英国制药公司比作“犯罪组织”的“老大”，向官员、医生行贿高达30亿元人民币（合5亿美元）。他说，GSK通过700余家旅行社行贿，而其中一些旅行社向GSK高管提供现金和“性贿赂”以获得业务。
GSK首席执行官安伟杰爵士(Sir Andrew Witty)最近公布了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措施，旨在废除一些鼓励过度营销的销售激励措施、增加透明度，并削减为医生提供的经费。在这些举措出台之前，GSK不仅在中国丑闻曝光，去年还被美国监管机构处以30亿美元的创纪录罚款。
尽管安伟杰在美国发起改革以解决前任遗留问题，并在全球范围推行新措施，但中国曝出的丑闻让他处境尴尬，因为它们大多发生在2008年安伟杰出任GSK首席执行官之后。他之所以能够坐上这个位置，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他曾在新加坡担任高管，对亚洲市场颇为了解。
贿赂指控导致GSK在中国市场销售额下降61%，同时也引起了其他跨国药企的不安。安伟杰匆忙寻找解决办法。本月他进一步采取行动，自丑闻爆发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安伟杰跟随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自己的私人会晤。
道德层面的担忧：行业惯例引起关注
从宏观层面来说，该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在新兴市场运营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制药行业道德规范的担忧。从微观层面来说，它还导致人们不信任GSK产品以及该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责任心。
如果中国相关部门一心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而不是像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的那样，主要是迫于政治压力或医药行业成本削减压力而采取调查行动的，它们就必须裁定，该公司串通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该公司是否合规政策存在缺陷，还是该公司本身就是某种不明的复杂欺诈活动的受害者。
尽管GSK案迄今还没有做出任何指控或定罪，但这起风波发生时，世界各地都在担忧医药公司开展业务的手段。就在上月，强生(Johnson & Johnson)在美国同意支付22亿美元罚款以了结如下指控：为药店提供激励，让它们多开强生的药，付费给医生让他们说强生药品的好话，以及将棒棒糖与药品打包在一起以鼓励儿童使用。
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医药公司在过去三年里因遭到公诉而接受的罚款总额就超过130亿美元。在从西欧到中亚和拉美等其他地区，当地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大对类似行为的审查，这些审查类似于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调查。
据当地媒体报道，中国有关部门拘留了GSK的4位中国高管，并对另外40人（不仅仅是该公司内部人士）进行了讯问。该公司驻上海的英籍财务总监被禁止离境，中国总裁马克锐(Mark Reilly)在指控前曾经离境，但返回后同样被禁止离境。
安伟杰表示相关腐败指控“令人羞耻”，他在公司内部展开了调查，派遣高管去上海，并找人接替马克锐。
GSK案件在整个行业产生了广泛影响。在GSK遭到调查之后，中国媒体报道称，赛诺菲(Sanofi)、诺华(Novartis)、礼来(Eli Lilly)和拜耳(Bayer)等多家外国制药公司也被举报存在贿赂行为。业内人士称，中国本土制药公司也遭到调查，而且也有员工被拘，不过没有公开宣布指控。
土生土长的腐败：中国药企的“回扣”
近几个月来，中国媒体不再集中火力抨击制药公司，危机氛围似乎有所缓和。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医药工作组负责人布鲁诺•根斯布格尔(Bruno Gensburger)表示，情况正在“恢复正常”。
他说：“我的感觉是，这件事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在GSK案件之后，许多公司加强了合规措施，但我们已经有了严格的合规措施，因此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看来医药行业好像是处于守势，但在整个医疗界，从医生到医院管理人员，再到本土药企的销售代表，业界普遍认为，外国制药集团并非是中国医疗行业腐败的罪魁祸首。
本土药企在向医生支付所谓的“回扣”上要肆无忌惮得多，因为它们不像外国公司那样受到全球反贿赂法的规范。
上海一家大医院的一名医学生表示：“我们科室的主任医师一个上午要看80个病人，开出10万元的药。她肯定从药企拿回扣了，但这只影响她在两种类似药物中选择开哪一种。”
行业分析师表示，当两家公司都是本土普药公司的时候，通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国，外国制药公司是最乖的孩子，但父母首先打得就是他们。”这和中国医生们通常的感受一致。中国医生们说，外国医药公司为教育活动支付费用，而中国其他公司不会这么做。
医药行业独立咨询顾问乔治•巴德(George Baeder)表示：“与药品和医疗设备有关的资金流动（无论合法与否）或许为医院60%-80%的成本提供了融资。如果没有这种资金，当前的体系将会崩溃。”
许多医药分析师认为回扣是结构性现象，很难根除：中央和省级政府无法为医生支付合理工资，许多病人负担不起实际的治疗成本。迄今为止，北京方面对医药公司想方设法为医生薪资提供补贴和承担医学教育费用视而不见。
腐败是中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政府行政命令不可能根除腐败，但行业分析师们表示，对GSK罚款并将其部分员工判刑将会传递出重要信号。
在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全社会发起反腐运动之际，医药行业的一些惯例已经开始改变。一位中国顾问表示，医药公司经常邀请她去公立医院演讲。
她说：“过去我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陪同，宴请不断。自从GSK事件发生以来，外国公司取消了邀请，来自本土公司的邀请也非常少。现在我自己乘坐飞机，到机场后，也只有一个人来接我。”
价格压力：中国将继续限制成本
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大多数外国制药公司的销售情况只受到了很小的影响。中国医生们表示，他们经常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外国药品。进口药价格贵很多，尽管大多是非专利药。本土公司生产许多种普药，但医生和病人并不信任它们的质量。
北京方面决心压低此类药品的成本，整合药品分销渠道，对国内生产商出台新的质量控制措施，并改革医院融资体制。乐诚铎(Franck Le Deu)表示：“中国政府提出了为期十二年的医疗改革计划，即到2020年向全国13亿人提供民众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服务，而现在才第5个年头。目前仍然是初期阶段。”乐诚铎是麦肯锡(McKinsey)最近发表的一份关于中国医药公司的报告的作者。
麦肯锡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医药市场零售总额可能突破3100亿美元，这将让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但目前在十大外国制药公司的全球营收中，中国市场的贡献只有3.8%。销售一直在迅速增长，但现在它们正承受着日益增长的价格压力，这导致了商业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人们也对GSK案件久拖不决感到担忧。
有关GSK具体调查的结果，中国国内风声四起。人们普遍认为，该公司将不会遭到起诉，但4名中国高管很可能会被判刑，而外国高管则不会受到任何惩罚。GSK可能面临经济上的处罚。行业人士警告称，鉴于中国司法体系内在的不透明性，以及GSK在该问题上几乎完全保持缄默，要判断案件最终结果与其说是一种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
如果事情真相确实如中国当局所言，调查机构和投资者必须要问，GSK内部制度是否完善，或者说，该公司在销售增长时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无论真相如何，GSK和其他制药公司都得面对药价下降，而且有必要在新兴市场和更为工业化的市场多加谨慎行事。
张嫣补充报道
译者/邹策
过去几年来，虽然金融危机席卷美国，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欧洲经济增长，世界各大奢侈品集团却创下了至少是近十年来最好的业绩表现。原因何在？答案是中国。
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从相对小众而高端的爱马仕(Hermès)到奢华大气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诸多品牌都见证了中国人尤其是新兴富人阶层对奢侈品的热爱是如何让整个奢侈品行业大赚特赚的——而这段时期几乎是所有人记忆中最艰难的时刻。
但这台动力强劲的中国引擎正在逐渐放缓——至少按照其自身高速运转的标准来说——此外中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大力打击官员私下里的过度消费和送礼行为。
受此影响，年销售额达2170亿欧元的奢侈品行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但又无法逃避的问题：两位数增长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奢侈品集团的品牌战略有重大意义，不论是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还是在其他市场。它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对奢侈品板块的估值溢价。
法国巴黎银行证券部(Exane BNP Paribas)行业分析师卢卡•索尔卡(Luca Solca)表示：“几年前，中国消费增速放缓几乎不会在奢侈品行业激起涟漪。而现在，中国有潜力引发一股浪潮。”
由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Fondazione Altagamma)和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三年中，按欧元计算，奢侈品行业销售额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1%，主要受大中华区推动；2012年大中华区奢侈品销售额增幅高达19%。但今年大中华区的增速预计将降至4%，并将奢侈品行业的整体增速下拉至仅2%。
中国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以及中国政府打击送礼的举措。总部位于巴黎的烈酒和利口酒集团人头马君度(Rémy Cointreau)将其称为“反对铺张浪费的措施”。中国市场放缓的幅度极为显著，以至于今年美洲超越亚洲成为了奢侈品行业的主要增长引擎。
生产全球最昂贵、最引人向往的手表、珠宝、时装以及手袋的各大品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终于对奢侈品行业具有重要影响。法国巴黎银行证券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大中华区为路易威登贡献了四分之一的销售额，占到了卡地亚(Cartier)销售额的35%，在欧米茄(Omega)销售额中所占比重高达45%。
爱马仕近期估计，未来几年其全球销售额中超过二分之一的部分将来自中国消费者。爱马仕以铂金(Birkin)和凯利(Kelly)系列手袋而闻名。
在华销售增长放缓的影响开始传导到了奢侈品集团总部。人头马君度近日对投资者发出警告称，今年营业利润相比2012年将下滑至少20%，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业绩的显著下降”。人头马君度生产3000美元一瓶的路易十三干邑白兰地。
路威铭轩(LVMH)时装和皮制品部门今年第三季度的营收同比小幅下滑。低于预期的业绩结果导致路威酩轩股价下跌了6%，市值随之缩水了40亿欧元。路威酩轩是路易威登的母公司，按销售额计算是全球第一大奢侈品集团。
人头马君度新任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弗朗茨(Frédéric Pflanz)坚信，中国市场销售增长放缓只是暂时现象。他说：“市场需求将会回暖，而回暖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过。”弗朗茨的名片是双面印刷的，一面印着英文，一面印着中文。
其他奢侈品集团指出，即使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日渐放缓，中国游客仍然会在境外购物。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和贝恩公司估计，虽然大中华区在全球奢侈品销售额中仅占13%左右，但有29%购买奢侈品的顾客都是中国人。而2005年中国人所占比例还不到5%。
不过，奢侈品集团当前股价相对于2014年预期利润的市盈率大约为18.5倍，较欧洲斯托克600指数(Stoxx 600)大约高出了50%。这或许符合奢侈品行业的历史估值，但也反映出自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奢侈品行业估值的大幅上升。雷曼破产时，奢侈品行业和斯托克600指数的市盈率都在7倍左右。
巴黎奥多证券(Oddo Securities)的分析师利奥波德•奥蒂耶(Léopold Authié)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提问道：“鉴于奢侈品行业增长状况的吸引力下降，市场是否还应按照与过去一样的估值水平为奢侈品股定价？”
奢侈品公司正在采取多种办法应对在华销售放缓问题。
办法之一是通过向高端市场转移，提升产品单价。古驰(Gucci)开始更多地运用蟒蛇皮等珍奇皮料来生产手袋。古驰的母公司是总部位于巴黎的开云集团(Kering)。路威酩轩旗下的路易威登也在计划提高产品价位。
其他公司则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在中国反对奢侈品送礼的新风潮中，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品牌战略有多困难。
作为中国最高端的白酒品牌之一，水井坊目前有半数产品定价在每瓶500元人民币（合82美元）以下，此前该公司没有一款产品低于这个价位。白酒是中共官员最喜欢的酒品。
分析师指出，奢侈品集团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寻找业绩增长点。法国巴黎银行证券部的索尔卡认为，增加直营门店数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电子商务。他指出，奢侈品集团在制定有效的电子商务战略方面动作迟缓。
索尔卡表示，就目前而言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轻松摘取果实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
译者/马拉
【编者按】2013年，比特币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度走进普通人的视野，成为当下最值钱、也是涨速最快的“货币”。国内外投资者对其追逐也几近“疯狂”，各国监管部门也开始对此给予关注。那么，比特币到底是不是货币？投资“盛宴”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随着比特币的传播范围渐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比特币。世界首台比特币自动提款机在加拿大启用，更使人感到其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2009年比特币问世，用任何一台电脑“挖矿”很容易就能获得50个比特币，1美元大约可以购买1300个比特币。但是到了今年4月份，比特币价格从13美元飙升至250美元。在美国参议院11月下旬就比特币召开专门听证会并将宣布将其纳入监管后，比特币更是突破1000美元大关，在11月29日Mt.Gox平台上一个比特币甚至一度上涨至1242美元，创下历史最高价位。
今年以来，比特币在中国也呈现井喷式发展。据统计，11月份中国国内最到的比特币交易平台——比特币中国的成交量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其日最高交易量接近9万比特币，成交价格逾6000元人民币。
短短几年间比特币的身价如坐火箭般扶摇直上，这一虚拟货币到底有何魅力吸引着投资者？
比特币不是虚拟货币
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在2009年提出，可以兑换成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使用者也可以用比特币购买一些虚拟物品，比如网络游戏当中的衣服、帽子、装备等，只要有人接受，也可以使用比特币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同时比特币总数量非常有限，被永久限制在2100万个，具有极强的稀缺性。
比特币的出现，是一种草根服务创新，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货币需求。不过，如果其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并积累了系统性风险，那么自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12月5日中国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作为比特币主要交易平台的比特币互联网站应依法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
尽管比特币被定义为具有虚拟货币支付流通功能，且此前有人讨论比特币代表未来货币的可能性，但是此次“通知”明确了其性质，即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这说明，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遥远将来，比特币没有能力撼动现代货币发行体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子货币逐渐演变出虚拟货币形式，进而深刻影响货币的概念及流通。显然比特币仅是电子货币高级形态的萌芽或者尝试，远没有达到虚拟货币的阶段，更谈不上影响央行的货币发行权。
另外，货币的发行由政府权威支撑，如果缺乏发行主体、没有背后的政府权威，一种货币就会遇到问题。在现实中，欧元由于缺少了统一的财政权威支撑，往往在危机中容易受到冲击；而无论是IMF的特别提款权，还是前两年流行的“超主权储备货币”，都只能成为“镜花水月”。
比特币为什么会异军突起
为什么比特币会如此疯狂？这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入手分析。一方面，在数学理念框架下，比特币的总量不会增加，使其与现实货币经常陷入通货膨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比特币能够长期地存在，在其需求增长的情况下，那么其价格则会持续上升，这正是比特币陷入疯狂的主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来看，必须承认一部分是货币需求的作用，因为随着对比特币“去中心化”的膜拜，越来越多的社区与网友开始接受比特币，他们认为比特币是传统货币有效替代品，是挑战旧的货币体系的重大革新，因此热衷于运用比特币进行货币功能的试验。但是，更多的需求者却是基于投资或投机的需要，只是把比特币看作是某种可快速升值的资产。实际上，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比特币持有者，其心理都是为了在将来卖出比特币，获取更多的现实货币。
比特币在中国似乎更加受欢迎，原因一是，中国人的投机性要远高于西方人，这在股市、房市、大宗商品、农产品乃至艺术品的炒作案例中可见一斑。面对比特币的诱惑，自然会有更多的投机者奔赴其中，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不会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环。二是，近年来国内的民间资本与财富迅速积累，与此同时，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有限，股市和房市的现状，使得个人财富可配置资产更加可怜。比特币为民间投资提供了一个跨国界的交易对象，因此也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资本追逐。比特币泡沫风险日益明显。
比特币的风险已经显现
比特币的出现，也伴随着特定风险。例如，2013年6月，美国在线支付服务Liberty Reserve因涉嫌从事大规模在线洗钱交易而被关闭，这引发了比特币可能会被犯罪分子当作洗钱工具的担忧。当然，由于规模有限、而且币值不稳定，这种潜在的洗钱风险还是相对有限。
此外，据报道，维持比特币系统的所有联网电脑总性能，远远超过了全球500大超级电脑的处理性能之和。一方面，随着比特币的飞速发展，未来对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提出了重大挑战，除非高水平的计算机硬件设施进一步普及，否则比特币更容易被少数“超级电脑”所操纵；另一方面，犯罪团伙利用投资者求“币”心切的心理，通过截留购买者已付款的“挖矿机”自行“挖矿”，直至硬件设备遭淘汰后再发货给购买者。
对于比特币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其看似疯狂的需求背后，仍然存在巨大泡沫。不可否认的是，曾经寄托着提升互联网时代交易中介便利性的比特币，已经成为疯狂的投机炒作对象。其具有虚拟货币的特质已经成为投机者的“皇帝新衣”，在这种狂热的概念追逐之下，其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自身价值，陷入“庞氏骗局”的游戏是必然的。
比特币显现出互联网时代新货币形态的萌芽，并不意味着其一定能够成功。实际上，无论是纸币还是电子货币，都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与金属货币不同的是，其自身并没有使用价值。这些货币的背后，依托的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关系与政权组织形式支撑。只要国家的边界没有消失、还需政府的权威支撑社会交易、“最后贷款人”的央行仍然存在，则真正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就不可能占据主流地位。充其量只能成为某个互联网“飞地”或“乌托邦”式的实验品，更有可能成为投机者的最爱。
总而言之，比特币的出现是对传统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大挑战，当比特币成为互联网技术狂热者、投机分子以及无政府主义狂欢的对象时，它却距离内在的货币属性越来越远。在2140年最后一个比特币被开采出来之时，或许它早已被其他虚拟货币所替代了。在未来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变迁中，随着网络、机器及电子设备可能根本上改变人类经济社会组织形式，或许在无所不在的虚拟货币环境中，人们能够回想起比特币曾经掀起的浪花，以及对其蝴蝶效应的感慨。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任编辑邮箱： tao.feng@ftchinese.com）
中国证监会关于改进新股发行体制文件在上周六就公布了，直到现在市场仍然在热议中。毕竟，这次新股发行体制的变革力度是远远超出预期的，从优先股制度到市值配售；从存量发行到大股东所持破发新股的流动性限制；从券商的自主配售到询价中去除报价最高的10%部分；从延长核准后的发行周期到违规发行必须回购所发行的新股；从借壳上市视同IPO到规定不同类型公司的派息率指标……变革几乎涉及到了新股发行的各个方面，由此所引发的震动无疑非常巨大，有人将其称之为具有“颠覆性”的色彩，看来也不算为过。
尽管这次变革内容庞杂，但主题还是很鲜明的，就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同步出台的四个相关文件，基本上都是围绕这这个主题在做文章。联系前不久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谈到证券市场时还具体提到要推进新股发行走向注册制。正是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才会有这次大力度的变革。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新股发行制度是历来争议最多，变化也最快，修改更是最频繁的。远的不说，从2006年开始按全流通模式发行新股以后，相关制度就调整了四次，期间还导致了几次新股发行的暂停，最近的这一次居然是暂停了13个月多。应该说，每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都是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发行的原则，并且也设计了不少看似是有利于市场化的实施细则，以期达到抑制效果高价发行的目的。但此后的实践证明，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譬如实行以机构为主的询价方式确定新股发行价以后，实际执行下来却是新股发行价越来越高，以致酿成饱受市场诟病的“三高”现象。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与当时实行的核准制有关。因为在核准制下，投资者更容易想到的是新股是管理层核准发行的，盈利自然不成问题，成长性也有保证。在这样的思维下，难免认为“新股不败”，据此不稀高价申购新股。现在，尽管从法律上还没有实现注册制，但改革后的新股发行制度，已经包含了很多注册制的元素，包括明确证监会只是对公司所申报的上市申请材料做合法性和合规性审核，并不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成长性背书。这样一来，客观上就把发行的主动权交给了市场，某个股票好不好，值多少钱，这些都让投资者自己来决定。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做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让市场来约束新股的发行价。
人们注意到，在海外成熟市场，新股发行的确是这样做的，监管层对拟发行股票公司的“聆讯”，更多是着眼与其信息披露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规范性。至于股票怎么发，何时发，则都是有市场来决定。不少公司在路演时因为得不到投资者的认同，结果发行失败。有的虽然获得了申购，但上市时还是跌破了发行价。这种局面出现在证券市场上，应该说是正常的。而我们过去那种新股高价发行且无一失败，在上市后或者股价暴涨，或者大面积破发的极端局面，则是市场被扭曲的产物。
现在，管理层通过制度变革，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新股审核，并且逐步推动向注册制的过渡，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有望成根本上解决新股发行中的“三高”现象，还市场一个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次改进新股体制的文件出台后，在投资者中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也说明这个变革是符合人心的。
当然，人们也都看到，作为一项力度很大的变革，特别是对过去的很多习惯做法进行调整，肯定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在具体的规则设计方面也会存在多种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势必会引发复杂的反响，其实施效果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举例来说，为了抑制询价过程中机构盲目抬高价格，现在规定了在定价时剔除前10%的报价，也就是说如果谁报价最高，那么就一定会成为无效申报。这样安排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控制新股定价，但无形中却违反了商品交易中“价高者得”的基本原则，同样可能导致新股定价的不准确，这就很难被认为是市场化的做法。
再譬如，为了解决因为新股高价发行所带来的资金超募问题，这次引入了存量发行制度，规定凡是募集资金超过《招股说明书》中的计划，那么就要相应缩减新股发行规模，改为由大股东出让所持有的老股，即实行存量发行。这样做当然会使得资金超募现象不再出现，但是反过来老股东却意外地获得了提前套现的机会，而这又是与要求老股东对稳定股价负起责任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的。
问题还在于，从市场化的角度来说，行政部门是无权要求老股东在公司上市前出让其所持有的股票的，但是如果在实施细则中对此不加以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在实践中存量发行就难以作为一种制度被执行。还有像对分红比例的约定，要求成长型公司每年的派息率不低于20%，成熟型企业不低于80%，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督促上市公司多分红以回报投资者，但到底什么样的企业算是成长型，什么样的算是成熟型的呢？这里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像一个炼新型特殊钢的钢铁企业是什么型的企业？进一步说，上市公司每年分红多少，这是公司自己的事情，应该由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股东大会来决定，通过制度安排来明确分红比例，也不能算是充分市场化背景下应该出现的事情。
正因为一方面这次新股发行体制变革的大方向得到了普遍认同，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市场对新政策的反映相对比较复杂。大盘曾经以暴跌来表达某些不安，但很快又以稳健的上涨显示了对改革的期盼。也许，只有到制度得到实践，新股大规模发行并上市以后，人们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更好地来评判这一切。而在看到这结果之前，股市的表现应该是谨慎的，短期的大起大落之后，还是会重新回归到箱体整理的状态之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打响了新一轮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中国证监会率先冲了出去，中国央行也不甘人后，在12月2日周一市场的大幅波动中，择机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实际上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于9月28-29日分别发布了《银监会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业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会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资本市场支持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若干政策措施》三个文件以来，自贸区未来伸展的全部空间几乎都寄希望在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民银行的总纲领上，终于，市场等到了一次足够当量的金融大爆炸。
全文分为7部分共计30条，在“金十条”的基础上对自贸区金改进一步细化，自贸区披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甲，手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剑，即刻出发。我们对其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分账是前提，渗透是目的，准入有清单，监管会优化，风险可控制。
在央行没有提出自贸区账户体系设置之前，三会文件中所提出的有关贸易、投资、融资等各项政策措施是无法落地的，账户的性质界定是一切交易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设立自由贸易帐户是在自贸区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必要条件，将账户分为区内、区外；居民、非居民；境内、境外，从而使资金在自贸区内以及向境外形成自由流动，如意见中提到“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账户、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以及其他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为此服务的金融机构则相应成立分账核算单元）。”尽管相对“在岸离岸账户”的划分，这种“自由贸易账户”的创新相当的缠夹，但这对于国内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新，同时明确了在自贸区内率先发展离岸金融中心业务的战略定位。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借鉴了美国“国际银行设施”（IBF）的经验，IBF的交易严格限于会员机构与非居民之间，会员机构的资格主要包括美国银行和美国境内的外国银行的分行。存放在该设施帐户上的美元与国内美元帐户严格分开，视同境外美元。纽约“国际银行设施”属于严格的内外分离型，该设施的交易享受离岸金融的各种优待，包括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免交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和利息预扣税等。这种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中心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资金大量进出的风险，又可以利用离岸金融的优势，促进资金流动。
图1：在岸、离岸与境外账户的资金流动
资料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分离仅仅是开始，渗透才是方向
从自贸区的账户设置和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改革中的相关内容来看，自贸区同时具备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中心的某些特征。无论是严格分离型还是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中心，其与境外市场均是完全开放的，从上图资金流动中可以看出自贸区的离岸市场与境外市场是完全开放的。目前自贸区与境内区外之间的流动仍然受到较多管制，如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区外居民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仍视同跨境业务管理。但意见中充分仍预留了一些未来在岸、离岸可能渗透的管道，如在企业端“同一非金融机构主体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因经常项下业务、偿还贷款、实业投资以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办理资金划转”中“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交易”有待于细则解读，是不是就是资本项下亟待开放的那15%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出现额度管理的概念，因此给市场留下的一定的想像空间。估计后续还是会有些管控，但无论如何这就意味着，只要在自贸区拿到FTA，则非自贸区的资金可以相当灵活地调度到自贸区，并从自贸区出海，反之亦然。又如在银行端，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因向区内或境外机构提供本外币自由汇兑产生的敞口头寸，应在区内或境外市场上进行平盘对冲；又提出了经批准，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可在一定额度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开展拆借或回购交易，这也使得为自贸区服务的金融机构也获取了从离岸到在岸的一个有限额度的管道，这个管道的促销可能最终将决定自贸区资金来往的总量级和净头寸，这也将有利于离岸和在岸之间的资金价格的传导并最终形成一系列的基础价格和收益率曲线。本质上说，这就是全文含金量最高的干货，其核心可以概括为分账管理、离岸自由、双向互通、有限渗透。至此依稀可见，中国资本账户即将门户大开。
准入有清单
准入主要包括机构准入和业务准入两个方面。机构准入在前此的三会文件中都有明确表述，总体思路就是宽松和放松。银行业机构准入主要包括：支持中资银行入区发展、支持区内设立非银行金融公司、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在业务准入方面主要包括：为符合条件的区内主体开立自由贸易账户、鼓励开展跨境投融资服务、支持区内开展离岸业务、直接办理经常项下、直接投资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在区内实现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的先行先试、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支持银行开展面向境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保险业机构准入主要包括：支持在自贸区内试点设立外资专业健康保险机构、支持保险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分支机构；业务准入主要包括：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支持上海研究探索巨灾保险机制、支持自贸区保险机构开展境外投资试点、支持国际著名的专业性保险中介机构等服务机构以及从事再保险业务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自贸区开展相关业务、支持上海开展航运保险。资本市场机构准入主要包括：上海期货交易所在自贸区内筹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区内注册成立专业子公司；业务准入主要包括：支持自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规定在境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展面向境内客户的大宗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的柜台交易。
具体业务来看，分为对外对内两个类别，总体印象是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特别是用人民币走出去，例如试验区企业跨境直接投资，可与前置核准脱钩，实行备案制，涉及到的资金收付和兑换，将可到银行直接办理。也鼓励个人跨境投资，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外投资。这里说的个人，应该是中国国籍的个人，首先要在自贸区就业，还要“符合条件”，具体的条件，预计将在细则中公布。这样就实现了过去所说的类似“港股直通车”、中国老百姓参与海外证券投资等功能，进行全球配置资产。此外区内个体工商户可根据业务需要向其在境外经营主体提供跨境贷款，个人在区内获得的合法所得亦可在完税后向外支付，区内工作人士一下子就显得高端和洋气了。预计未来这也可能复制和推广到更多的居民主体上。
如果使用的是人民币那就更好了，例如第13条，仅需凭收付款指令，即可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而且不仅是经常项目，还包括直接投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以前一般都要凭交易合同、海关单据、完税凭证、资金核销单等，银行才能收付款。现在则大大简化了。同时第14条上海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与区内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且许可业务范围包括互联网支付的支付机构合作，按照支付机构有关管理政策，为跨境电子商务（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这有利于第三方支付行业、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第16条区内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开展集团内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其境内外关联企业提供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关于资金池，还有一处是第21条，即扩大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企业范围，进一步简化外币资金池管理。两者都是指企业集团可以建立内外两个资金池，分别归集境内和境外关联企业的资金，实现资金集中收付、集中运营。两条合起来看，显然资金池里既可以放人民币，也可以放外汇。内外两个资金池可以实现双向互通，当然不排除初期会有额度管理。
至于海外资金进入方面，则提供了上海各种在岸金融市场的接口。这也是上海的核心优势，即有一个足够广度和一定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首先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场所进行投资和交易。这一条想象空间也很大。关键是其FTA账户中的资金，可参与度到底有多大。因为FTA账户可以从海外或自贸区内的非居民FTA账户获得融资。但后面的第15条明确，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但不得用于投资有价证券、衍生品。言下之意，自有资金或利润所得，可以参与证券期货投资，但不能有杠杆或者说短期投资的杠杆是被限制住的，这对对冲基金类的投资机构构成了总杠杆率的约束。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很难区别借入资金还是自有资金。比如通过自贸区企业的境外关联企业借入资金，然后以资金池的形式放入自贸区FTA账户，这部分资金较难甄别，有可能也会流入在岸资本市场。
此外，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国家有关法规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注意这是“熊猫债券”而不是“点心债券”。更加给力的是这一条——根据市场需求，探索在区内开展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等。这句话表述比较含糊，因为话题比较敏感。自贸区总体方案中也曾提及，允许金融市场在试验区内建立面向国际的交易平台。比如最近宣布的主攻石油期货产品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今后是否还有类似平台或市场推出，还要看市场的接受程度、承受程度和需求程度。大方向是形成一个人民币标价的庞大离岸资产池，其中会出现债券（点心债券）、股票（国际板）或者其他类似的金融工具，这一方面可能有助于形成一个境外人民币的回流闭环、缓冲带和蓄水池，也会对其他境外离岸人民币中心制造出鲶鱼式的竞争效应。
至于个人投资者，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可按规定在区内金融机构开立非居民个人境内投资专户，按规定开展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类境内投资。这里说的境外个人，也是要在自贸区就业并“符合条件”，可以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操作。是否就是个人版QFII？即QFII2，境外合格个人投资者。他们能否将持有的外汇兑换成人民币，还是只能将其经营所得、工资所得人民币，用于A股投资。这些还有待明确。但结合对个人境外证券投资的放松，市场大致闻到DFII、QDII这些传统额度控制投资方式散发出的过气的味道。
在促进对外融资便利化方面，根据经营需要，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中外资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区内机构）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完善全口径外债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外债风险。
注意到，现行的外资企业还是按照“投注差”的模式来限制借入外债总额也就是杠杆率。结合第15条对人民币杠杆的限制来看，应当明确的是，央行鼓励的仍然是促进实体经济，这些资金完全可以对接区域内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众多需求，注意到这也是“金十条”和上海配套的金融“42条”里面的重要内容，例如可以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支持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以及绿色环保等领域；满足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以及支持居民对大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合理信贷融资需求等。
当然上述大量的基础金融交易都需要衍生品方面的多样化风险对冲手段来辅助。因此区内机构可基于真实的币种匹配及期限匹配管理需要在区内或境外开展风险对冲管理。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和境外衍生品投资业务。而对于银行的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则基于自身风险管理需要，可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衍生工具交易。可以看到他们可同时享有利用境外、境内两种市场的便利，这是管理风险的需要，当然也给银行提供了新的业务机会。
监管正在优化
例如第21条提出扩大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企业范围，进一步简化外币资金池管理，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外汇管理试点，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两项政策，在自贸区批准设立前即已推出，它对于上海打造真正的跨国公司、集团企业的资金中心，意义十分重大。现在应该是从名单制管理实现常态化运作的时机了。特别是以前对于资金池和结算中心账户可供投资的渠道十分有限，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收益和积极性，以后这些资金就可以从事跨境融资和资本市场运作，从而获得合理回报。此外还有一系列的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取消金融类租赁公司境外租赁等境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取消区内机构向境外支付担保费的核准，支持银行开展面向境内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应当看到，在自贸区逐步迈向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时，由于离岸市场和境外市场的全面互通，高度市场化和混业经营格局使目前的多头监管体制遇到极大挑战。
风险可以控制吗？
魔鬼都在细节中，央行这份文件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得琢磨好久，才能发掘其中的玄机，但担心也随之而来，风险可以控制吗？会不会犯系统性或者颠覆性错误呢？我们看到的解决之道是，数据监测、杠杆控制、紧急制动一应俱全。首先建立两个监管平台，一是垂直体系内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对区内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及相关业务信息进行监测，重点是关注跨境异常资金流动；二是属地的由试验区管理部门主导的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对区内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按年度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实施分类管理。这隐含着未来“好人举手”原则的使用。
也不用避讳，金融监管历来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精明的机构很快会找到一些规避管制的方法，其实很多重大金融创新都是从规避监管开始的，例如著名的欧洲美元。金钱不眠，广义套息来来去去都很正常，真正的危险在于晴雨表式机构引发的“羊群效应”，实际上目前IMF和各主要经济体都不反对对短期资本进出附加有某种形式的临时管制措施（包括托宾税）。因此意见中明确指出：“人民银行可根据形势判断，加强对试验区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监管，直至采取临时性管制措施”。这意味着“水龙头”的开关还是放在央行，虽然开了很多口子，允许境内外资金在一定条件下互联互通，但必要时可以彻底关死“水龙头”。显然管理层对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形成的冲击仍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仍将在“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稳步推进。当然不到万不得已也不需要动用非市场的方法，因为那会打断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节奏和信心，其中的关键仍旧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成长和增长预期。而且我们也得有一些心理准备，自贸区绝不是一个温室，而是一个货币竞争的真正的学习班和竞技场。暴风雨可能来得会比较猛烈一些，但没必要因噎废食。
至于市场觉得会略低于预期的部分，一是在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方面，仍然有所迟疑，例如第6条中，提到条件成熟时，账户内本外币资金可自由兑换。这句“条件成熟时”，也就是说自由兑换还需时间。但实际操作上，可能会被绕过，例如自贸区企业可以利用FTA账户将人民币资金调度到境外，并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兑换外汇，然后再将外汇调回自贸区。外汇兑换人民币，也可以同样操作，不过多一道手续。这就迂回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
此外是利率市场化方面，央行并没有明确放开存款利率，不过允许将区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纳入优先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机构范围，在区内实现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的先行先试。这一点其实是利率市场化的热身，央行比较谨慎的原因可能是担心，一旦全面放开会瞬间形成资金需求融资成本的洼地和资金供应存款价格的高地，从而引发资金虹吸效应，
总体而言，我们非常积极的看待央行宣誓的信心、决心和良苦用心。正如笔者在《上海自贸区的使命》一文中明确指出的：金融的国际化才是自贸区的真正内涵，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过的一关是放开资本项目管制。预期在未来三年中自贸区内，投资和贸易相关的资金可以自由兑换，利率、汇率都是市场决定的，会形成高效便捷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会得到重大进展，人民币会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投资、保险等领域。预期未来自贸区金融方面的发展空间巨大，首先是初步实现香港、新加坡、澳门、瑞士、开曼、维京群岛等具备的自由贸易和离岸金融等功能（对于主要收入来源于离岸业务的机构目前仍然不排除获得税收方面的优势待遇），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同时考虑借助类似纽约的国际银行便利设施（IBF）、东京的JOM等的设计，培育在岸离岸分离型的金融中心，例如可以设立现有各金融（要素）市场的自贸区版或者说“国际板”，建立起天文量级的人民币“资产池”以容纳海外人民币和国际货币的投资（投机）需求，再通过建立适当的通道和管道（可以是额度、地域、账户类型、交易类别或者产品等），部分打通离岸和在岸市场，实现有限的互联互通，允许资金在一定的范围或者限额内相互渗透，建立分离渗透型（先单向再双向）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和效率提升的前提下，全面放开资本账户管制，最终形成类似伦敦的，全面渗透型和内外一体化的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这也是上海的新使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作者为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近期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穿越镀金时代》。）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编者按：外资公司在华营运殊非易事，始终面临法律、制度、文化等领域诸多协调及应对。今年以来，外资乳品企业价格垄断以及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调查也令人们再度反思，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是否应该重新定位？外资的红地毯是否已经收起？中国营商环境有什么变化？FT中文网对于这一话题保持关注，相关文章可以参见此处。
战略管理咨询顾问、博斯公司大中华区前董事长谢祖墀博士认为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中国市场的成熟和竞争的加剧，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的全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会以渐进式的方法继续执行，这样的对外开放政策将从产品市场和所有权两个维度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多元化。
近来不时传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遇见前所未有的麻烦，先是外资乳品企业因价格垄断被开出天价罚单，紧接医药行业的商业贿赂调查不断发酵，一个又一个外资药厂陷入丑闻。密集曝出的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负面新闻让外界不禁质疑，这到底是中国经济发展、市场规则建设走向制度化，学习国际经济运行规则过程中克服过往积弊的正常过程，还是一次利用法律武器和监管手段，对跨国资本实施的针对性惩治。对此，我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会以渐进式的方法继续执行，这样的对外开放政策将从产品市场和所有权两个维度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和多元化。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腾飞与对外开放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这样的对外开放又分为几个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四大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一样，都走上了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由于对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和经验的渴求，使得无论从法律上、行政管理上、甚至社会舆论上，跨国公司从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起就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到2001年，加入WTO加速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伴随着行业和区域的逐步开放，几乎所有的全球500强都来到这片生机勃勃的市场。期间虽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除了一些高度控制的行业之外，跨国企业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的各行各业和各个区域。曾经被广为担忧的“与狼共舞”虽然不同行业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整体来说，并没有毁灭掉中国的民族工业，反而因为持续的开放，让众多的中国本土企业从技术、经营和市场上全面地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市场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吸引力，各个商业领域内的跨国巨头们纷至沓来，与中国众多快速成长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起，在那些开放和半开放的市场里，把中国变成了市场上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几十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市场基数的扩大、商业生态的成熟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在这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也让中国政府不再把“超国民待遇”作为招商引资的最大砝码，到2010年底，最后两项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寿终正寝标志着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税收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而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中国市场的成熟和竞争的加剧，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的全新的时代，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从沿海地区出逃，甚至进一步离开中国市场，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而与此同时，技术要求较高的生产，因中国过去20年建立的集群格局，并未有大量的削弱，只是一部分从沿海地区迁徙到内陆。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让长期以来依靠投资拉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的弊端逐步显现，在此问题上，跨国企业并不能独善其身。此前出事的奶业和药业企业，所处的都是发展快速、积弊较深的行业。
经过经年累月地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比较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尽管一些行业还是不完全开放，但从吸引外资总量上来说，中国处于世界第二位，累积吸引外资已经过万亿，年吸引外资过千亿，几乎所有的世界级公司在中国都有分支机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外资企业进出口占到了45%的比例。即使对比发达国家，如中国的近邻日韩来说，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倾向都相较为小。同时，看起来中国政府对于开放的态度还没有改变。新一届政府已经拟定了“稳中求进，调结构，促改革”的经济发展思路，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也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减少行政审批，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对于能源、电信、金融、市政等领域，向多种所有制企业开放，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环境；进行新的开放实践，包括建立与瑞士、冰岛的自贸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而其中减少行政审批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功能，以及打破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发展混合所有制这两大政策方向已经初现端倪。
当然，一如既往地开放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必然成功。“超国民待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面对着这一系列从政策到监管再到市场竞争的变化，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思维模式。必须重新理解中国市场，把它从全球战略的一个边沿性的组成部分提升到“中国战略就是全球战略最核心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进行针对性的和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企业能力建设。在中国要取得成功，关键要调整思维，不能将全球模式机械式硬放到中国来，必须要充分理解中国格局，建立适合当地环境的战略、组织和业务模式，否则这些跨国公司会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与全球性的竞争对手和迅速成长的本土企业的包围之中，失败而不知其所以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
私家调查员泰德•卡沃拉斯(Ted Kavowras)的办公室位于香港某繁华商业街的一座高层写字楼中。此刻他正坐在狭小的办公室内，讲述有关中国造假工厂的故事，身后摆放着一排化装道具。
卡沃拉斯以前是纽约市的一名警察，如今在香港专门代表外国公司调查造假问题。他领导一个由外籍人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化装成买家，走访被怀疑侵犯了客户知识产权的工厂。
卡沃拉斯用假胡子，还有幌子公司来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极不寻常的东西，包括一种专利仿生阴茎的仿制品，其内部可以盛放尿液，用以在药检中作弊。
中国作为一个主要造假中心早已名声在外。来自世界海关组织(World Customs Organisation)的数据显示，2006至2010年间，全球范围内查获的假货有75%产自中国。
2012年来自美国的海关数据显示，84%被收缴的假冒产品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卡沃拉斯和其他调查员以及律师们表示，中国的司法系统——特别是民事法庭——在强制执行商标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线上销售网络、与时俱进的造假者以及刑事诉讼机制的缺位仍然成问题。
假冒产品的生产规模仍不输以往，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造假生产与合法的地方工业联系紧密——有时甚至发生在同一工厂中，这些工厂允许造假者使用和正品一样的原材料供应链。
专长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香港律师道格•克拉克(Doug Clark)表示：“执法力度年年都在加强，但专业造假者却越来越多。”
随着执法力度的提高，造假者对外人的防备也越来越强。克拉克表示，一部分人不再把产品就地存放，并拒绝与他们不认识的人做生意。他们不会向潜在买家发放免费样品，为此调查员不得不扮成商业伙伴，花大价钱购买他们的产品以获取证据。
卡沃拉斯表示，过去五年中他通过聘请公证人陪同他探访工厂获得了成功。他把自己扮成一位外向爱交际的商人，在被偷来的铸模与假冒商品前与工厂员工摆姿势合照。如果经由至少两位公证人证明，由此拍得的照片以及转手的货物，就变成了中国法庭可以采信的证据，并可用于提起民事甚至刑事诉讼。
克拉克表示，对此一些工厂采取的对策是，拒绝在洽谈交易时会见两个以上的人，这意味着一名调查员和两位公证人不能同时与造假者处在同一房间。
销售活动向线上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加大了执法难度。造假者通过快递将少量货品送到国内或国外的单个买家手中，而无需借助中间人和可追踪的集装箱货运。
虽然目前尚无关于网络侵权问题严重程度的调查，但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表示，去年其从旗下的网络交易平台淘宝(Taobao)上撤除了8700万种“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
专攻网络侵权问题的达拉斯调查员罗布•霍尔姆斯(Rob Holmes)表示：“过去，我们会在洛杉矶、达拉斯、迈阿密或纽约突击检查一间装满假货的仓库；如今，由于中国出境物流已经如此发达，造假者每次只寄送一件假货。”
这种假货运输的分散化使得造假者更加难以追踪。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反造假的工作变得更加安全了，至少对美国的律师来说。
纽约律师布赖恩•布罗卡特(Brian Brokate)回忆道：“过去，坚尼街和唐人街简直就像是狂野西部。当你去到那里进行收缴时，黑帮会聚集起来。你总是会担心，有人会突然拔出一支枪。”
他继续说到：“我记得曾有人引爆过一枚威力不大的炸弹。有一名律师倒下了：他其实是被刀刺伤的。”
专家们指出，打击中国造假问题时遇到的最难以克服的阻碍或许是，中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依赖，以及在追究刑事责任方面高得令人却步的门槛。
国际反假联盟(IACC)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除非警方能够证明假货的销售或者库存金额超过了一定数目——对生产者是人民币5万元，对经销商是人民币15万元——对侵权人的处罚将仅限于罚款，而不适用监禁。
由于证明一个造假者达到了刑事处罚门槛将占用宝贵的调查资源，此类涉案金额要求有时会促使警方转而寻求其他惩处途径。没有了监禁的威胁，造假者即便被罚了款，也很有可能重操旧业。克拉克表示，如果不加强刑事执法力度，造假行业很可能仍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下去。
德克萨斯的调查员霍尔姆斯表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对假货的大部分需求来自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他说：“中国不会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东西。”霍尔姆斯介绍称，在达拉斯郊区的社区聚会上，“足球妈妈”们会借机销售在网上购买的冒牌手袋。“我所说的是我称为绝望主妇的那类人。他们是现代犯罪的新面孔。”
译者/马拉
从依靠赤脚医生和草药，到形成医院和现代药品体系，中国的医疗体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据估算，中国医药市场的年均增长率超过20%，这使得许多国际制药企业把中国视为一个“务必要拿下”的市场。
不过，中国医疗行业也受到种种问题的困扰，比如如何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提供覆盖全国的基本医疗服务，再比如猖獗的腐败行为。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受到的行贿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从获取药品的难易程度、药品的价格和质量来衡量，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年前，中国从零起步，如今，该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达95%。虽然这一数字令人赞叹，但医疗设备的缺乏意味着，病患的治疗得不到保障。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仿制药的价格高，而生产这类药已成为大型跨国公司轻松获取利润的途径。在中国，名牌仿制药一直维持着高价，原因在于医院和药企通过强行销售它们所谓质量更高的药品赚取超额利润。这里的质量更高是相对其他药企生产的较为便宜的同类药品而言。
专注亚洲市场的药企ASLAN Pharmaceuticals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卡尔•弗思博士(Dr Carl Firth)说：“中国老一代药品的价格比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的同类药品都要高出好多，这真是有点奇怪。
“中国政府在不断压低老一代药品的价格，但定价压力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大。”
另一个问题是在医院系统之外缺乏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质量不稳定和患者不信任困扰着诊所和社区医疗服务站，因此90%的住院和门诊服务都得由医院来提供，而在医院看病的话开销又很高。
医院和医疗机构为了盈利，必须对药品和其他未受监管的服务——例如X光片或扫描——收取更高的费用，或是给患者开多余的药、进行不必要的诊断或外科手术。
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中国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 in China)报告，中国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扫描仪数量，是该国现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下应该拥有的数量的2.5倍。
由此可得出一种结论：推动这项技术迅速普及的，可能是利润方面的刺激，而不是对患者诊断效果的追求。讽刺的是，这种刺激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些用得起核磁共振的人能得到更好的诊治。在中国医疗体系中，辅助性治疗费用可以是天价。
药价要受到《中国国家处方集》(The National Formulary)所列药品名录的限制。不过，入选处方集保证了药品的销量。而对销量较低的药品来说，避免进入处方集可使它们获得更高的定价。
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Essential Drug List)，规定了500种药品的价格上限。但据巴克莱(Barclays)的分析，由于执行的重点放在了降价、而非扩大供应上，医院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在基层医疗机构中降低基本药物获取难度的美梦到头来变成了一场噩梦。
钻中国医药体系“空子”的吸引力实在太大，就连那些在人们眼中有道德操守的西方药企也难以自持。此外，从事贿赂的不仅仅是制药企业，整个医疗市场同样值得怀疑。
达能(Danone)旗下的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Dumex Baby Food)启动了对自己婴幼儿配方奶粉营销活动的调查。此前，官方的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宣称，多美滋贿赂医院工作人员，给刚出生的婴儿喂食多美滋奶粉，以促进销售。
不过，促销活动与贿赂客户之间的界限很微妙。
身家亿万的投资者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说：“贿赂可有多种定义；我敢说，制药企业在中国做的事，它们在西方也做。它们给医生好处，给他们送礼、请他们吃饭。现阶段，你需要特别小心，因为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努力整顿国家的贿赂风气。”
在接受贿赂调查后，葛兰素史克报告称，其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61%。
花旗集团(Citigroup)表示，其他跨国企业也受到影响，部分企业的销售额自6月份以来下滑了多达30%，医生在接触医药代表的事情上也更加谨慎了。一个结果是，政府现在拥有了更多的有利条件来推动降低药价。
在这项调查中，境况最不利的是葛兰素史克的中国高管，这很可能是一种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是顾及指控外国企业或外籍人士的后果的。
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彻底改善其医疗体系的能力。根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上升到了68岁，而这是在人均医疗支出仅为5美元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上述那段时期，“铁饭碗”工作附带的公费医疗覆盖了许多中国人，但预期寿命的提高靠的是预防在前、治疗在后的方针——反观今天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病患越来越多的局面，那时能有这种方针是令人羡慕的。随着经济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站稳脚跟，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逐渐缩小，专业医务人员与其他劳动者一道迁入了城市。
译者/沈希
如果有人对中国市场到底能给外资保险公司带来多少财富心里没底，那么苏黎世保险集团(Zurich Insurance)的例子应该会给他们吃颗定心丸。
苏黎世保险是首批与中国本土保险公司展开合作的国际企业之一。本世纪初，它以略低于5亿元人民币（当时合600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新华保险(New China Life) 20%的股权，后来又向后者注资4亿多美元，来避免自己的股权被摊薄。
苏黎世保险在中国的押注不仅仅是收回了本——其投资的价值几乎增长了三倍。
然而，苏黎世保险的例子并非普遍情况。对多数外资保险公司来说，打入中国市场的难度一直大于在这个市场赚到钱的可能性。投资者遇到种种障碍，包括在申请建立分支机构不能及时得到批准，不能及时拿到经营牌照和新产品许可，另外还有持股比例上限问题。
外资保险公司只控制中国市场不到5%的份额。就连苏黎世保险也遭遇到了挑战——美国的一桩诉讼指控苏黎世保险在一笔秘密交易中，通过给予商界人士好处，确保自己获得了新华保险的股权，由此才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苏黎世保险否认了上述指控。
但有迹象表明，中国已开始加大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开放程度，这为其他外资保险公司复制苏黎世保险的成功点燃了希望。
中国有关部门出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规，或许预示着外资保险公司将迎来属于它们自己的新纪元。对于想从这个世界发展最快的保险市场分一杯羹的潜在投资者，这些法规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准入机会。
潜在的收益是巨大的。世界最大再保险企业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今年10月的一份报告称，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保费收入有望翻一番，中国保费收入的增长将位居世界首位。
此外，据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 SE)的研究估算，世界保险业务的四分之一将来自中国。
安盛亚洲(Axa Asia)地区首席财务官弗朗索瓦-瓦莱里•勒孔特(François-Valéry Lecomte)说：“过去两年，（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提速。我认为关键的变化是去年中国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了第三者责任险业务。
“在中国，车险占据（财险）市场的四分之三。在此之前，进入车险市场很困难，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2012年5月，中国向外资保险公司完全开放了其价值320亿美元的车险市场。有车一族人数的快速增长，是驱动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两大人口变化之一。不过，尽管增长潜力巨大，外资保险公司在这一市场的份额却少得可怜（典型地反映了这些公司在其他市场的份额状况）：据普华永道(PwC) 2011年12月发布的调查，外资保险公司的份额只有1.1%，是亚洲各地市场中最低的。
安盛通过与中国工商银行(ICBC)合作（后者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拥有3亿多客户和2万个网点），仅用了不到一年，就从中国排名第12位的外资寿险公司跃升为排名第1位的外资寿险公司（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排名）。
驱动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
到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面对如此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如此有限的公共养老服务，照顾老年人已成为中国政府亟待解决一个问题。
安联保险集团执行副总裁、亚洲业务部负责人乌韦•米歇尔(Uwe Michel)说：“对中国人来说，提供医疗保险、医生、医院和药品是绝对有必要的；提供医疗保险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目标。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作用将会大大增强。”
今年1月，安联与寿险提供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China Pacific Insurance Group)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
中国进一步放松管制的决定来得更加悄无声息。今年6月，中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允许外资保险公司使用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保险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勒孔特和米歇尔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中国本土大型保险公司仍占主导地位，但外国合资企业正开始缩小与它们的差距。
但部分投资者认为，竞争环境远称不上公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小本土合资保险公司的董事说：“我们在获得自己的经营牌照方面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他补充道：“你被人家揩油，被条条框框捆住手脚，被不当做法和贿赂文化压榨，被市场定价排挤，并在必要时被妖魔化。”
看来，尽管中国市场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但它同时也依然是个挑战。一些国际集团正开始找到成功之路，不过，这句话中最重要的词是“开始”。
译者/沈希
中国第一大搜索引擎公司百度(Baidu，见上图)10月底时突然出招，成为了威胁中国银行业的最新力量。
百度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发行目标收益率为8%的理财产品，计划募集资金10亿元人民币（合1.6亿美元）。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百度就吸引到了超过12万名投资者，并实现了募资10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与中国银行业高达105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规模比起来，百度的基金就像是“沧海一粟”。但这只是近期一系列变化之一——从线上基金产品到利率自由化——这些变化正在开始改变中国银行业的面貌。争夺现金储蓄的竞争日益白热化，银行业往日的经营确定性正在被颠覆。
过去十年中，中国的储户们除了银行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基金管理行业规模太小，行情如过山车一般的股票市场风险太大，而跨境资本管制则过于严格。
无处可逃的大量资金使银行的日子异常轻松。它们只需提供很低的存款利率（通常低于通货膨胀率），而以高出近一倍的利率将资金贷出。这种轻而易举得来的利差收益在银行利润总额中的占比高达90%。
但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这种局面不会长期持续。温家宝称：“坦率地说，我们的银行赚钱太容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它们的垄断。”
目前银行在多个方面均受到挑战。政府将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承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中金公司(CIC)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形成一个“由多元化金融机构组成的竞争性金融体系。”
监管机构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企业申请银行牌照，市场对银行牌照的需求非常强烈。申请企业包括电器零售商苏宁(Suning)以及空调生产企业格力(Gree)。目前政府尚未颁发新的银行牌照，但当牌照真正发放之时，这批新的非国有银行可能撼动整个银行业。
至少就目前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科技企业正在不需要银行牌照的业务领域发力，试图借此挤进金融行业。
毕马威(KPMG)金融服务亚洲地区主管李世民(Simon Gleave)表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成立新银行都很困难，市场准入门槛仍然偏高。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会仓促放开银行准入。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政府允许企业在支付等领域从事金融业务，而此前这些领域的主导力量都是国有机构。这种程度的创新应该得到鼓励。这是我认为有可能发生最大变化的领域。”
百度追随了电商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的脚步。腾讯开发了大受欢迎的聊天应用微信(WeChat)。阿里巴巴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最为成功，该公司允许用户以在线支付账户中的多余资金投资货币市场基金。
在成立以来的6个月里，阿里巴巴的基金共吸引了1600万名用户。此类线上基金与全能型银行尚有很大差距，但它们正在缓慢侵蚀银行的存款基础，而这是银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不过，当前银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非金融行业出现了新的竞争对手，而在于其他银行的竞争。
为争夺储蓄存款，银行大量发行所谓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是类似于储蓄存款的投资工具，它向储户承诺一个预期收益率，作为将储户资金锁定一段较短时间（通常是一个月）的补偿。
但和普通银行存款不同的是，理财产品所承诺的收益率没有监管上限——其运作就如同银行业中一个领域实现了利率自由化——其收益率通常较银行储蓄利率高出100至150个基点。因此，理财产品的增长如此迅猛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年前理财产品的规模几乎为零，而今日其占存款规模的比重在大银行达到了约10%，在规模较小的银行达到了15%。
中等规模银行中的领头羊——中国招商银行(CMB)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花旗(Citi)分析师指出，今年第三季度该行的存款规模仅增长了0.3%，而其理财产品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0%。但随着银行越来越依赖理财产品，它们的资金成本也在增加。
对资金的追逐还促使银行进入风险更高的领域。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银行间借贷（即银行之间互相拆借短期资金）的增速。此类资金被监管机构视作无风险资金。银行则将其重新打包变成长期贷款。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的分析师麦克•沃纳(Mike Werner)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等规模银行的同业拆借规模增长超过两倍，现已占到了其资产总额的21%。他表示，这“已导致了更高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以及监管风险”。
今年6月，当中国央行在长达两周的时间里拒绝向货币市场注入预期资金时，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央行此举导致了银行间拆借利率骤然升至两位数的水平，中等规模的银行报称资金吃紧。
当央行承诺紧急注入流动性以后，市场的恐慌情绪逐渐消减。但由此传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在稳定利率环境下养尊处优，现在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躺着就能把钱赚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译者/马拉
北京和上海就好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纽约和芝加哥：容易兴奋，喧闹，还有一点点疯狂。财富被创造出来又迅速失去。地方政府官员深入参与地产以及商业活动。获得成功的家族以及企业成为了新的贵族阶层。
欧洲人曾经在观察新兴的美国时，认为它有那么一点粗俗。他们不喜欢美国将艺术和商业混在一起的做法。我怀疑很多人对中国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中国创意这个词是一种矛盾说法。他们认为中国缺乏西方大胆尝试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他们轻蔑地把中国看作一个抄袭大国。
但在街道上走走，或者查看一下产出数据，你会发现中国的创造力正在提升。中国曾一度依赖低成本的制造业，现在则因艺术、设计、数字媒体以及时尚产业而引起世人关注。
我估计，去年在上海新开业的时尚商店数量是纽约的十倍以上。江苏省无锡市的女装品牌店BK Design可以在布鲁克林站稳脚跟。去年在伦敦开业的造价最贵的时尚商店属于中国品牌波司登(Bosideng)，波司登伦敦店的总造价高达3000万英镑。
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之一腾讯(Tencent)非常善于迎合中国6亿网民的需求——中国的网民人数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马云(Jack Ma)创立的网络零售平台阿里巴巴(Alibaba)的销售额超过了亚马逊(Amazon)和eBay的总和。马云计划让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该公司的估值很可能将超过Facebook，部分原因在于阿里巴巴提供的移动服务范围更广。
关于中国创意产业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私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如此之高。上文提到的时尚商店都属私人所有。中国绝大多数创意初创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比西方的同行们少。
有关中国是一个抄袭大国的抱怨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中国人是令人惊叹的模仿者。他们模仿的动因和技巧与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以及美国人在实现工业化时一样。模仿通常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二十世纪，欧洲和美国开始产出最伟大的艺术、文学和设计作品，而中国在本世纪内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成就。
但如果有人用过腾讯的微信(WeChat)，或者参观过由王澍设计、获得了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新校区，却仍然声称中国的一切都来自抄袭，那么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用心去看。确实，中国人的模仿倾向超过了西方人认为礼貌或合法的程度。一家重庆公司被指抄袭了出自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一整座大楼设计。这种做法应当受到谴责——但西方也不应忘记自己的历史。从伦敦到华盛顿的建筑师都兴高采烈地抄袭过帕拉弟奥(Palladio)的设计。
据我所知，虽然中国政府在某些领域施行了限制措施，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高度重视创意和创新。而西方的怀疑主义态度意味着机会被白白错失。中国政府明白，必须引入新的思路以管理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热潮。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的城市管理模式将决定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的生命力。中国需要规划大师、城市交通专家、“智能城市”设计师、景观建筑师、节能工程师以及市内装饰设计师。而西方在这些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但令人失望的是，上个月由李克强总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主持的创意城市会议上，欧洲人没能拿出有新意的构想。
在电影行业也是一样。运用动作捕捉技术拍出了影片《阿凡达》(Avatar)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正在天津市一座新建的大型摄影棚中制作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我曾问过数家西方动作捕捉技术公司，对中国有没有兴趣；但到目前为止尚无一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有所动作。
那些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有以下四项特点。他们将精力集中在自身拥有明确优势的领域。他们在中国设立办公室——规模大一点比较好，因为中国人以大为美。他们知道如何将自身技术与中国当地人才结合起来。
他们还尽可能多地造访中国，因为中国的商务往来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就像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那样。当前中国正在个人自由、政府角色、风险本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类型方面做着试验，这也和美国一样。这是一场值得进行的对话，而在创意产业展开合作是一个完美的出发点。
注：本文作者著有《创意经济》(The Creative Economy)一书。
译者/马拉
接近年底，中国发改委日前再发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60元和155元，再度引来中国公众对高能源价格的怨声。人们直言道：委内瑞拉的汽油价“比矿泉水便宜”，迪拜的汽油几乎相当于“白送”，为何中国的油价要高于实际收入水平？而作为与中国一样同属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近期日本汽油价格为每升152.60日元，约合人民币11.51元，而日本人均GDP为4.2万多美元，世界排名第14位，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
从全球来看，中国目前也已经荣升为世界油价第85高的国家。美国的国民收入比中国高，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其平均油价也只有6.40元/升，中国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已经是美国的五、六倍。这不禁要引发人们深思：已经成为能源消费大国的中国能源价格能否有合理地降低？
目前，石油定价基本由美国掌控；天然气定价权争夺已由北非与美、欧的区域性争夺，进而扩展到俄罗斯参与的全球性争夺。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升至世界第二，石油进口已增至第一，但是还未进入到与“世界大佬”们争夺能源定价的游戏之中，被动接受国际价格与在国内“叠加式”摊销成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奈的、常态性选择。
未来国际油价将长期处于上升通道
而未来的国际油价也将长期处于上升通道。长期需求旺盛是主要拉动因素。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石油需求将继续保持增长，这将使国际石油需求维持长期的供需紧张关系；通过美元贬值增加出口已经成为美国推动其经济复苏的基本国策。据欧佩克计算，美元每贬值1%，国际石油每桶价格就上涨4美元。因此，这必将“绑架”国际油价长期处于上升通道内。而欧美等经济体共同延续宽松货币政策，提高市场流动性，这将加大投机基金炒作油价的空间。加上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推动油价上行的危险因素依然不确定性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警告称,若伊朗全面停止出口石油,将导致油价飙涨多达30%。这意味着油价将飙升至每桶160美元左右。
虽然伊朗核危机暂缓，但在中东动荡局势和欧美债务危机交织之中，国际石油市场“冰火”因素长期存在，这将对国际油价形成长期而有力的上行支撑。
国际能源价格的决定因素并非仅限供需
笔者认为，国际能源价格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它一直沿着通道型曲线运行，其通道下线为国民购买力承受性上限值曲线，其通道上线为国际能源价格控制性释放值曲线，两条曲线基本处于由通道上线曲线拉动下线曲线呈倾角向上的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运行状态，我们将两条“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曲线”称之为“国际能源价格走廊”，将“国际能源价格走廊”内的“通道曲线”，定义为“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
因为国际能源定价基本采取指数式期货价格方式，这在客观上将定价机制建立在价格的“单边向上”的趋势性结构上。现实社会中能源价格已经严重偏离能源自身的价值曲线。虽然作为各国政府的战略库存、税收和政策补贴等手段都会起到阶段性影响价格回归的作用，但是地缘政治事件等偶发性因素，还会不断的“修复”这种在结构上已然建立起的趋势向上的倾角。
目前，国际社会处于“资本虚高不下”的状况，资本与实体之比9：1。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始终一味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决策层面意图明确，固执坚持压缩虚拟资本，欲将目前国内资本与实体之比由3：1强行调整为2：1，这虽然有利于国内资产处于对比相对合理区间，但是，这却无法改变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泄洪区”，更无法遏制在国际资本的狂泻之下推高国际能源价格，以致造成国内始终处于在“稀释和摊薄国际能源价格”的被动位置。中国能源消费的痛苦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能源供需只是在短期波动上起到价格的影响作用，能源价格上涨的趋势，只要是构成价格的结构不改变，其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为何国际能源价格下降，中国能源价格反升？就是这个道理。
从历史趋势上看，能源价格的运行趋势线恰好与“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一致。这就会迫使参与“能源价格博弈”的各方，都非理性的投入到定价权的争夺战中。以天然气为例，天然气定价权争夺已经造成其成本连续上升，其中中东和北非动荡所造成的能源“溢出”成本，最终都要摊销到消费者身上，而这恰好印证其符合“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的运行逻辑。
目前的能源体系实则就是依靠这一逻辑而建立的，很显然，中国是这一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方。
全球能源市场体系将提供新的机会
保持全球能源资源市场稳定，建立全球能源市场体系，无论对于出产国还是消费国，对于一国还是世界，都有积极的意义。
全球能源市场体系能全球范围内使能源的生产、输送、监管、定价等功能做到统一，促进全球“能源流”的畅通，让能源“流”尽其用，以实现全球人共同享受“同质同价”的能源文明与利益。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北美“洲际级”能源网已经建立，欧洲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已经完成初步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国家级”能源网体系，正在借助智能化技术快速实现全疆域的统一。
全球能源市场体系将具有“四位一体”的基本功能，即：能源生产、能源输送、能源监管、能源定价等基本功能。能源生产与能源输送是能源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功能，能源监管与能源定价是能源市场体系的支撑性功能。
而能源体系中的消费也将更为市场化。全球能源市场体系将建立“复式”型“二级体系”，即：国家级能源网为支撑、洲际级能源网为补充。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推动“能源流”竞价性“溢出”。具有价格优势的“能源流”，通过洲际级能源网输送到有需求的国家或地区，不仅能够满足区域能源的需求，还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能源的生产方产生鼓励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能源流”恶意性“断流”。处于弱势方的国家或区域，极易因为自身“能源流”竞争力的弱势而被动接受能源的输入。所以，建立和保持所在国的国家级能源网，不仅有利于保持其自身能源供给的独立性，还对国家经济安全起到屏障作用。
必须指出，能源定价向来都打上“金融烙印”，这是因为世界主要货币是以能源为“标的物”来体现其自身价值。所以，在建立国际能源市场体系过程中，努力争取打掉过去不合理的定价机制，建立起公平、有序、合理的新型国际定价机制，这一定要国际社会经历一场具有特殊性质的战斗才能够实现。
当今国际社会正在从战略层面加速第一、二大国际产业布局。借助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正在加速对欧美金融产业进行整合，打造新一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意图正在显现。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大对日本及其所属东亚产业整合，以借此实现新一代“国际生产体系”的构建。这两大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升级与确立，必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全球资源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以空前的速度在进行自由配置，处于弱势状态下的国家或区域，自然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体系在配置过程中的被“平衡方”。这一趋势必然使原有的“国际能源价格杠杆曲线”这一霸王制度得以继续并发扬光大。如何以新的定价原则来重朔国际能源定价体系即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这自然成为继国际货币与生产两大国际分工体系建立后所面临艰巨任务。
“以建立全球能源市场为标志”的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正在引发更高端的全球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目前，欧美国家正在加速其金融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其新型产业结构明显出现换代特征。以能源技术为特征的新一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正在从工艺到制度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快速推进。能否有能力参与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的构建，这对新型经济体是巨大的考验。
从对未来的趋势性分析可以得出预测性推论：由“预测曲线”所构成的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快构建；该体系的建立将对“国际货币与生产”这两大国际分工体系“同时”产生直接的反作用力。分析表明，这一反作用力冲击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对现存“国际货币与生产”两大体系进行洗牌，即重构“两大国际分工体系”。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5报道，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与中方达成协议：两家中国国有企业将购入规划中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电厂30%至40%股权。报道称“这巩固了英国给外界的一种印象，即它是对中国投资者最开放的西方经济体。”同时证明，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在“能源输出洲际平台”上切入的“节点”。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枢纽点”。
这只是中英因政治遇冷而产生的“交换性”机遇。但是，随着人类在开发能源的认知水平和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获得各国能源开发和能源基础性工作的推进并取得有力保障之后，全球能源市场的制度性建设必将由此获得全面推进。能否有机会实质性全面参与构建世界第三大国际分工体系中来——这也兴许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够迎头刚上发达国家的最后机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系资源战略专家。著有《资源空间学》和《国家土地银行》。本文责编 mojing.huo@ftchinese.com）
2013年电子商务行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淘宝天猫“双十一”单日350.19亿元的交易数据，令行业内外为之侧目。巨大交易额数据的背后，是互联网创新驱动下的产业革命。同时，手机端支付功能的开启，也显示了含有“社交”概念的移动互联网的高增长潜力。
相比2012年一家独大的阿里系，今年电商行业呈现“三国鼎立”局面。微信、小米的强势崛起，令阿里系地位受到严峻挑战，标志着电商行业重新洗牌的开始。传统电商行业的游戏规则已经发生改变，过往“得渠道者，得天下”的定律将被彻底颠覆。
2013年中国电商行业的两件大事
之所以将2013年定义为电商行业的洗牌之年，是因为今年该行业发生了很多非正常事件。其中有两件最具代表性：一是，淘宝面临巨大的危机感。如果问，谁可以挑战甚至颠覆淘宝，答案肯定不是另一个淘宝，而很可能是微信。
自从微信推出“微信支付”以来，淘宝和微信之间围绕网购平台的“战争”就在不断升级。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产品互相封杀日趋白热化，三大互联网巨头的竞争力强弱排序也由原来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逐渐转换为TAB。究其原因，移动互联网时代，腾讯依托“微信支付”，将电子商务业务导入，使得微信成为首个闭环交易电商平台的可能性大增，而此块业务本是属于阿里巴巴势力版图的。
二是，小米成为中国按营业收入额计算的第三大电商网站。事实上，小米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商，但它的逆袭告诉大家：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故事，而是一个新的生存法则，一个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企业的全新玩法。简单说，小米通过100%在网上销售自有品牌，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这是一场小革命，核心是用户体验、粉丝经济、扁平化管理。
笔者曾和雷军探讨过小米商业模式的本质。雷军表示，小米首先采用电子商务直销的模式，去除了传统销售模式中的渠道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通过新媒体和自媒体营销的方式去除了营销成本。小米因此开创了互联网手机的商业模式，其核心，一是硬件的微利和规模化，依靠电商直销、新媒体营销；二是“吃软饭”能力，靠周边的配件和软件来挣钱；三是粉丝大规模参与产品创新。
除了小米手机外，小米电视也是小米重点发力的一个产品线，这也揭露了小米的真正野心，即要做消费电子，因为“消费电子已经进入到了个性化的时代。”
电商核心不再是渠道，而是产品
互联网时代发展至今，传统的商业游戏规则正在被颠覆：不再相信明星尖叫，而是相信用户尖叫；不再相信渠道尖叫，而是产品尖叫；不再相信广告尖叫，而是相信社交尖叫。过去电商拼渠道，未来电商必须拼产品，更准确地说，是拼“产品经理”的思维。
企业家的领导力已经过时，“产品家”来了。企业要想生存，管理者必须变成好的产品经理。管理、品牌、渠道、营销、技术不再是企业的护城河。假如一个公司的老板不懂产品，那么这个公司的未来堪忧。
诺基亚曾是全球手机的王者，但在四年间，市值蒸发了千亿。诺基亚本身是特别重视设计、特别重视用户的公司，但为什么会被苹果、小米手机超越，甚至在短时间没落？是因为诺基亚只是做到了理解用户，而没有做到深度理解用户。什么叫深度理解用户？这需要产品鉴定。以手机为例，当下中国最活跃的手机品牌是苹果、三星以及小米，产品经理在设计手机过程中，不仅要明白“拥有女性用户等于拥有大部分用户”的道理，同时，还需要深度理解女性用户，她们为什么大都选择三星手机，原因很简单、也很“荒谬”，即三星手机能让女性用户显得脸小，这显然和手机性能无关。可见，如果产品经理对用户需求理解不够深，就无法设计出对应产品。
另外，前段时间的一个调查显示，诺基亚自从装了Windows Phone系统后，在三四线城市，好多店员不愿意推荐诺基亚，因为店员自己不会操作。而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在线下只是为了体验，如果在产品体验过程中无法让用户尖叫，又怎么能让他们在线上实现购买行为。
今年以来，生鲜电商悄然升温，正在成为电商平台间新一轮的竞争热点。不过被称为电商最后一块“蓝海”的生鲜业务，笔者对其前景抱有疑问。互联网革命不再是得渠道者得天下，无论是以淘宝为代表的平台系电商，还是以生鲜业务为代表的垂直系电商，如果仍只重点关注渠道和流量，而忽略用户体验和产品品质，它们最终都将被淘汰。生鲜电商的核心目标就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购物体验和安全优质的食品，这也决定了它们未来应该走中高端，不和遍地的菜市场、水果店抢市场才是上策，毕竟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愿意为高品质的生鲜产品埋单。因此，未来电商行业的盈利点，一定不是渠道型，而是产品型，让产品体验直击用户痛点，才是未来电商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显然，传统渠道类电商企业将遇到很大挑战，未来更看好的是品牌类、直接面对客户的电商企业。
O2O给传统企业带来自我救赎的机会
O2O即Online To Offline（线上-线下），意指通过互联网提供商家的销售信息，聚集有效的购买群体，在线上支付费用，再凭各种形式的凭据，从线下的供应商获得产品，完成消费。
随着互联网上本地化电子商务的发展，信息和实物之间、线上和线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愈加紧密。O2O给很多传统企业，比如百货商店，提供了一个自我拯救的机会。
O2O正在改变很多人的购物方式，而其盈利模式也相对清晰。O2O经营者不能仅仅锁定低价路线，而是应当借助自身优势，帮助传统企业更好地与用户进行深层次沟通，深度了解用户需求。如小米就对用户需求有着深度理解，甚至让用户和粉丝参与到产品研发中。如此一来，用户在网上消费并不仅仅是买产品，还有感情；而商家卖的也不光是产品，还有用户的参与感。以携程为代表的旅游业，以大众点评、团购网为代表的基础消费业，都是O2O模式较为成功的案例。
移动电商取代传统电商
移动互联网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身处的世界，手机已经成为手的延伸。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965亿元，同比增135%，预计到2013年这一数字有望达1300亿元。同时，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调查显示，100%的电商企业认为，在各类社交APP应用中，微信最能让顾客、卖家以及社会群体间产生互动，也是最受青睐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微博，有86.7%的企业这样认为。第三位的是各类社交导购网站。
传统电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业形态，但没有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它的渗透深度不够，无法随时随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但移动互联网却在全面深入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用手机找到任何我们所需的服务。显然，移动电商终将取代传统电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金错刀，是互联网商业评论人。微创新提出者，微创新研究中心、创新派网创始人。本文系FT中文网编辑冯涛就“回顾和总结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大事记”话题，对金错刀采访后的整理稿，并经作者审核。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金价将出现13年来的首次自然年内下跌。与此同时，由24种原材料组成的标普高盛商品现货指数(Standard & Poor's GSCI Spot Index)有可能迎来2008年来的首次下跌。
全球头号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的制造业数据转好，这或许在最近几个月帮助提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但仍不足以抵消今年上半年的下跌。
随着这个过去10年内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调整经济模式，人们疑问：大宗商品价格和依赖对华出口的国家将受到什么影响？
资深投资者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 2007年从纽约前往新加坡，以更加接近中国。他认为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不会因为中国增长放缓而终结。澳大利亚的欧文•赫加蒂(Owen Hegarty)也持有相同观点。赫加蒂1995年成立Oxiana，历时十载将这家小小的勘探公司打造为规模50亿美元的贱金属和贵金属生产商。
“1982至1999年大宗商品出现牛市，期间人们数次认为牛市即将告终，”罗杰斯表示，“我估计这只是正常的调整。即使中国增长放缓，市场上也没有足量的供应来终结牛市。”
他认为，今年的价格走弱不能只归咎于中国，因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放缓也导致消费降低。
担任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cue Metals董事的赫加蒂表示，与他有关联的几家公司都认为，世界“对大宗商品有长期、持续数十年、良性、强劲的需求。”他预计，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的所谓“新常态”，“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城镇化”将促进大宗商品需求。
“从人均冰箱数量、家庭平均空调数量等金属消费密集度指标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赫加蒂表示。赫加蒂曾在力拓(Rio Tinto)任职25年，目前还担任香港上市黄金生产商国际资源集团(G Resources)的副董事长。
新际集团(Newedge)亚洲大宗商品交易主管Richard Fu表示，中国政府将本十年的年均增长目标定在7%，低于过去十年10.5%的年均增速，因此大宗商品需求增速可能下滑，但绝对的消费数字应能继续增长。
他补充道，作为中国改革的一部分，在上海设立自贸区将加快自贸区内建立石油交易所的步伐，该交易所将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一项重要基准。
但关于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量，各人看法不同。赫加蒂表示供应在追赶市场需求，而Richard Fu等人认为过去的高价格鼓励生产商投资于资源勘探，从而导致产量增加。分析师称，大多数大宗商品明年起将出现供应过剩。
英国银行集团巴克莱(Barclays)估计，明年全球铜供应量将出现19.3万吨过剩，而2013年铜供应缺口6.3万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库存目前达到6月以来最低值，而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铜库存为9个月以来的最低。中国2012年进口了465万吨铜。高盛(Goldman Sachs)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等机构的分析师预测，铁矿石市场最早将在明年二季度出现供应过剩。铁矿石销售是力拓、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和淡水河谷(Vale)的最大收入来源。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经济学家詹姆斯•格伦(James Glenn)表示：“我们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是，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平衡可能将趋于宽松，但基本需求仍然足够旺盛，足以支撑住部分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只是不如近年来的历史纪录水平那样高而已。”
金价的前景扑朔迷离。英国Banc De Binary的交易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9月期间，黄金交易中有51%为看涨期权，49%为看跌期权。10月份，这家二元期权平台上55%的交易是看涨期权，45%是看跌期权。这表明投资者对金价的乐观情绪略有上升。
“交易者认为，在金融环境趋好的背景下，今年金价已经跌得足够低了。不过，他们仍然对大环境和持续的经济困难心存警惕，”Banc De Binary首席执行官奥伦•劳伦特(Oren Laurent)表示。
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交易量在下降，上海金价相对国际金价的溢价也在收缩。荷兰国际集团投资管理公司(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表示，印度在重大节日前的黄金购买量似乎也低于预期。
Richard Fu表示，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各公司应当提高效率，改进它们的业务流程。
罗杰斯建议投资者更关注全局：“不论中国发生了什么，世界更依赖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发生了什么……毕竟它们的经济规模加起来是中国的10倍。”
译者/刘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