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经济学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草坪上享受阳光下的野餐本来会更惬意，但时间已太晚。我们现在坐在巴黎14区一家面包房改造的、名为Les Jardins de Paul Ha的熟食店，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已经咬了一口一只煮老了的鸡蛋。

这里距皮凯蒂的办公室步行仅五分钟，媒体称他为“摇滚明星经济学家”，但在这里，或者在他如今的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多少光芒万丈的东西。皮凯蒂2013年出版的700页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意外成为畅销书，该书的成功让他卷入了长达一年的媒体旋风。而现在，这位作者渴望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坐在僻静的后屋里，吃着深蓝色托盘上盛在塑料容器中的食物，身旁的墙上贴着一幅褪色、快要脱落的海报，上面是塞舌尔的海滩。

“我参加过很多推广活动和会议，我很享受这些活动，但我需要回归正常生活，”皮凯蒂解释说，他翘着二郎腿，靠着旁边的空椅子。“正常的生活是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坐在办公桌前，没人打扰我。人们不知道研究需要时间和清净。所以，休息两小时吃顿午餐……”他不赞同地叹息道。

当我到这位44岁学者12平米的办公室接他时，我看了一眼他的“自然栖息地”。这是一间位于一座灰色战后建筑中的不通风的房间，这座建筑是他2006年帮忙建立的研究机构的所在地。

由于宣称资本主义就本质而言加剧了不平等，《21世纪资本论》（2013年首先出版法文版，八个月后英文版面世）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轰动，在国家干预的支持者与自由市场的信徒之间点燃了争论。虽然该书大量汇编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数据受到了广泛称赞，但皮凯蒂的理论和结论——收入和财富流向最富有1%人群的比例已达到历史新高；资本回报率通常超过经济增长率，导致不平等自动加剧——也受到了攻击。由于他呼吁增税以及加强监管，他成了左翼的宠儿，也成了右翼的敌人。

在等待微波炉加热的意大利肉酱面冷却之时，我问他做名人感觉如何。身穿修身浅蓝色衬衫、敞着领口两颗纽扣的皮凯蒂说，只要能转化为书的更大销量，他对此表示欢迎。他开心地说，到目前为止，他的书已经售出200万册。

“这本书的成功表明，有很多人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们厌倦了被告知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他边说，边小口吃着浸透蛋黄酱的黄瓜片。他语速很快，伴随许多手势。他很好奇我的年龄——“噢，你比我妹妹还年轻”，还询问了我的职业情况。他浑身散发着自信。

“经济学家老爱建立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以便看起来科学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一点儿也不反对数学——我最初是要被培养成为一名数学家——但这样做通常是掩盖观点的缺乏。让我开心的是，这本书可以让‘普通’人群（相当广泛的公众）读懂。我母亲就是一个例子，”他说，并补充道，她很少读大部头学术书籍，但可以明白他书中讲的一切。

当我问皮凯蒂，他左倾的家庭背景是否与他起初对不平等感兴趣有关时，他否认存在关联。我们家里不讨论政治，他说。他的父母年轻时是工人斗争党(Lutte Ouvrière)的托派武装分子，但他们在皮凯蒂出生前退出了这一极左政党。与生活在1968年5月之后法国的许多年轻激进分子一样，他们被乡村生活吸引，并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搬离了巴黎。在三年的时间里，他们饲养山羊，并在卡斯黛诺-奥德（Castelnau-d’Aude，法国南部纳博讷附近的一个村庄）的市场里卖奶酪。尽管皮凯蒂的父母都没有业士文凭（法国高中文凭），但他的母亲后来上了夜校，经培训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而他的父亲成了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的一名研究技术员。

当社会党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81年当选总统时，他的父母都为之欢呼。“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等待左翼上台执政，”皮凯蒂说。但他说，他“出身资产阶级”的爷爷，投票给了中右翼候选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像所有其他家庭一样，我们家有人投票给左翼，有人投票给右翼。我爱他们所有人！”

他的父母并不望子成龙心切，他说。他18岁时考入了法国竞争最激烈的“大学校”(grandes écoles)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年仅22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这些与他的父母都没有太大关系。但他们教会了他“独立、相信自己”。他说，他也用这种方法教育他的三个女儿——18岁的朱丽叶(Juliette)、15岁的黛博拉(Deborah)和12岁的埃莱娜(Hélène)。

我决定尝一下这份肉酱面，但这盘软塌塌、煮得过久的意大利螺旋面让我回想起学校食堂的糟糕伙食。考虑到这位法国学者与英国《金融时报》之间有过争论的历史，我怀疑今天午餐的选址可能是个报复。毕竟，我们一步入这家熟食店，皮凯蒂就提到了那篇突出其研究中矛盾之处的有争议的文章，并开玩笑说，鉴于英国《金融时报》给他做的所有“免费宣传”，他不想再让我们破费太多。

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尤其质疑了皮凯蒂的结论，即英国的财富分配不均已经扩大。他详细地回应了这些指责，并为自己的方法进行了辩护，他称，即使这些批评在理，那些矛盾之处也不会改变他的发现。

“英国《金融时报》？我从未真正读过这份报纸。对不起，我本不应该这样说！”他狡黠地说。“我觉得它的内容有点容易预测。你知道，当我读到头两句时，我觉得自己就知道剩下的故事了。好吧，其实并不总是那样。然后就是获奖。这一切看起来有点混乱，”他说——他指的是《21世纪资本论》荣获了英国《金融时报》和麦肯锡2014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2014 Financial Times and McKinsey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他继续说（明显地开始对谈论自己的领域更加起劲），英国《金融时报》拒绝承认英国不断加剧的财富分配不均“以维护你们读者的利益”是一个错误。我表示了反对，并逐渐明白皮凯蒂认为我来这里只是为了代表最富有的1%人群的利益。当我们同意见面时，他说我们可以走到“一个简单的沙拉和三明治吧”，还强调这顿饭的账单将让英国《金融时报》的读者如何“感兴趣。”

皮凯蒂说，他是在柏林墙被推倒及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才开始对不平等感兴趣。他回忆起1991年访问莫斯科，他被“商店门前排起的长龙”所震惊。回来之后，他就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免疫力——“我信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市场”——但他的著作也提出一个核心问题：“那些19、20世纪的人们为何如此惧怕不平等和资本主义，以至于他们创造出这样一个怪物？我们怎样才能在不重蹈这些灾难的情况下解决不平等？”

他认为，第一次海湾战争展现了西方的犬儒主义：“我们被不断告知国家不是万能的，无法管控开曼群岛及其他避税港，因为它们太过强大，却突然派遣大量士兵到离家万里之外的科威特，帮助该国的埃米尔保住他的石油。”

我边吃着已经变得温热的肉酱面，边问他为什么他的著作在美国影响如此之大，但最初在法国出版时却没有引发类似的轰动。皮凯蒂说，他在2003年就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当时他与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法国经济学家埃曼努埃尔•赛斯(Emmanuel Saez)一起首次汇编了关于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历史数据。2009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引用了他们的曲线图，该图展示出不平等程度已回升至1929年峰值。“我们成了共和党智库的攻击目标，”他回忆说。他认为，法文版《21世纪资本论》起到了诱导那些批评人士的作用，这帮助英文版发行时将该书推至亚马逊(Amazon)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并持续三周时间。

“最富有1%人群的崛起是美国人的事。‘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发生在华尔街，而非布鲁塞尔、巴黎或东京，这并非偶然，”他说，“欧洲的情况不同。在欧洲，不平等以失业和公共债务的形式存在。”

尽管皮凯蒂承认自己建议的全球财富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但他还说，对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课以80%以上的没收性税率将是可行的。实际上，他继续说，这样的税率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成为美国总统之前的50年间一直存在，而且会在抑制过高的高管薪酬的同时不损害生产率。“这种税率当时没有扼杀美国的资本主义——那段时期的生产率增长最快，”他说，“有种想法，认为如果一年赚不到1000万美元，没人会愿意努力工作……向某人支付10或20倍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没问题，但为了让他们好好工作，你真的需要付给他们100或200倍工资吗？”

所以，当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向超过100万欧元的收入征收75%的所得税时，他鼓掌表示欢迎。“他只是在做秀，”皮凯蒂边说，边吃了一小口面包屑。“首先，因为在法国没有多少人能挣那么多钱。而且，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因为法国比美国小。公司总部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阿姆斯特丹。你一定得谨慎。”

……

虽然知道涉及皮凯蒂自己的个人财富是个棘手的话题，我还是决定试探一下皮凯蒂新近获得的百万富翁地位。那他也一定被按75%的税率课税了？出乎我的意料，他很乐意详尽地回答：国家将征收他今年60%至70%的收入。“90%的税率也不会困扰我，”他说。“还是会剩下很多钱，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数百万的收入。我从教育体系和公共基础设施中获了益。我也很幸运……比尔•盖茨(Bill Gates)一个人发明了计算机的说法是一个笑话。没有那些未给自己的工作成果申请专利的计算机科学研究人员，谁能发明它呢？”

皮凯蒂多年前就与自己女儿的生母离婚。最近，他与在巴黎经济学院相识的31岁法国经济学家朱莉娅•卡热(Julia Cagé)结婚。皮凯蒂并未受到金钱的束缚。“我很幸运能有一份美妙的工作，生活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有三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位贤惠的妻子，”他说。

我们用塑料小叉子叉起切成小块的菠萝，它们是这顿午餐中最可口的食物，熟透了又让人清爽。奥朗德“没什么希望”，皮凯蒂说。1月，他拒绝了授予他的“荣誉军团勋章”(LLégion d’Honneur)，因为（他当时说）国家“没有权利决定谁该享有荣誉”。他继续说，奥朗德未能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改变盛行于欧洲的紧缩立场，这使他对欧元区困境应承担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同样的责任。

“我们将‘默科齐’(Merkozy)换成了‘默朗德’(Merkollande)，”他讥笑着说。“欧洲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一条永远都会后悔的道路……迫使希腊离开欧元区将是一场灾难。”

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紧缩强加于负债累累的希腊的正是德国和法国，而德法两国二战后受益于债务免除——此举带来了欧洲大陆30年的增长。“现在出现了某种集体失忆，”他说，他正渐入佳境，“正是这一债务免除让他们能够投资于教育、创新和公共基础设施。而今，这两个国家却告诉希腊，该国将不得不在未来30年每年将GDP的4%用于还债。谁能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希腊谈判中的作用是一个“灾难”，他叹息道。

皮凯蒂认为，欧元区危机反映了一种缺陷严重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只有两位领导人决定谁来倡导“欧洲机构的彻底民主改革……我们有大麻烦，纯粹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他说，“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希腊无关紧要。”

他说，欧元区正在效仿英国的先例，英国整个19世纪都在用预算盈余偿还拿破仑战争遗留下的巨额债务。英国做到了，他继续说，但用了100年时间，而且在那期间，英国忽视本国的教育体系。

他说，他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而不是选择“变成一个拥有大型金融中心的避税港”。然而，他警告称，伦敦需要意识到，欧洲“不会让你既从邻国的商品自由流通中获益，又吸走它们的财政基础”。

“我宁愿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当年带领英国加入欧元区，而不是向伊拉克派兵，但我可以理解欧元区如今为什么失去了吸引力，”皮凯蒂说，“也许是在2040年，谁知道呢?”

服务生说咖啡和法式薄饼来了，但皮凯蒂着急回办公室。由于没有叉子，我一边用手抓吃着加糖薄饼，一边又争取到了几分钟谈谈他的计划。“研究仍在继续，”他说。他正在努力将自己的财富数据库扩展到拉丁美洲和非洲。他还同意每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执教四天——他可以很容易地搭乘欧洲之星(Eurostar)，因为他住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附近，这是巴黎北部一个很有活力的多种族社区。但他首先要在8月带自己的女儿们去摩洛哥。

在我们离开前，我问皮凯蒂是否可以在账单上签个名。当然，他可是“摇滚明星”，所以他高兴地接受了。当我们步入阳光中，他说：“我还很年轻，还要写更多的书。”

安妮-西尔万•沙萨尼(Anne-Sylvaine Chassany)是英国《金融时报》巴黎分社社长；

插图：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译者/陈隆祥

尽管室外正下着雨，天气十分阴冷，但曼哈顿市中心第52大街东段(East 52nd Street)四季酒店(Four Seasons)内的Grill Room牛排馆却是理想的避雨处，它设施一应俱全，灯光打在核桃木墙板上，显得暖意融融、十分温馨，服务员悄无声息地穿行于各餐桌间，悉心为华尔街的各路精英服务。捷足先登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正与附近餐桌的熟人闲聊，黑色西服及粉绿条纹相间的领带上还可见斑斑雨点。

迪勒是这家牛排店的常客，但他说自己对菜单内容一无所知。“服务员从未告诉过我，”看到服务员来到跟前，他狡黠地把身体靠到我跟前，低声嘟囔道。“能说出迪勒先生喜欢吃啥的服务员不多。”该服务员一边小心翼翼把凉拌蔬菜放到他面前，一边插话道。我问服务员：那您知道迪勒先生想吃些啥？“噢，他啥时都一清二楚。”迪勒爽朗地笑着说。

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至臻服务：免去点菜程序的个性化美食待遇————这种定制服务一般只针对出手阔绰的常客。今年73岁的迪勒几十年来频频光顾此店（由于不知菜单内容，因此本人决定“细究”一番）；在此期间，他在飞速发展的媒体界不断突破自我。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所谓“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第二幕”的说法并不准确：迪勒的生活有第四幕，甚至还有第五幕。

在这个过程中，迪勒把握住了几大关键时期，完全改变了美国媒体的格局。上世纪60年代末，他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节目规划时，引入了电视“每周影院”的播映模式，让一批新生代导演得以脱颖而出，其中当然也包括拍摄影片《决斗》(Duel)的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上世纪70年代中叶，他临危授命，担任濒临绝境的派拉蒙影片公司(Paramount Pictures)掌门人，通过推出《出租车》(Taxi)以及《干杯酒吧》(Cheers)等热映美剧以及《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油脂》(Grease)和《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等影片，使派拉蒙重现辉煌。上世纪80年代，他转投20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发起成立了福克斯新闻网，这是美国几十年来首家新型电视台，不经意间把默多克打造成了媒体大腕。他还批准投拍卡通电视剧《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这绝对是本人最爱看的连续剧”）。他还首创了互动类电视节目，上世纪90年代，他买入（最后又把它卖掉）家庭购物网QVC，然后又杀回影视圈，担任环球影业(Universal)CEO，当时这家以电影拍摄及主题公园为主业的集团由法国媒体巨擘维旺迪(Vivendi)掌控。

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迪勒积极进军因特网，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随后逐渐发展成为IAC集团(InterActiveCorp)，它拥有各种功能不一的数字公司，其中包括交友网Match.com与Tinder，此外还有“每日野兽”(Daily Beast)新闻网、社交搜索引擎Ask.fm以及视频网Vimeo。2005年，旅行网站Expedia从IAC中独立出来后自立门户（迪勒在这两家公司继续拥有表决权）。

据《福布斯》(Forbes)杂志统计：迪勒当前个人净资产达23亿美元，此外他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私人游艇（一艘长达205英尺、取名Eos的游艇）。但商战并非一帆风顺。1994年，迪勒试图收购派拉蒙影业时，败给了雷石东(Sumner Redstone)执掌的维亚康(Viacom)；最高法院去年做出裁决：迪勒旗下数字网络视频服务公司Aereo所采用的技术非法，侵犯了各广播公司的版权。迪勒说自己听到判决结果后，感觉“心灰意冷”。就在这次重大挫败之前的2010年，还发生了迪勒大力支持蒂娜•布朗(Tina Brown)、试图让已有83年历史的《新闻周刊》(Newsweek)起死回生、但最终“功败垂成”之事。接手《新闻周刊》不到三年，迪勒又转手卖掉了它。迪勒称接手《新闻周刊》是个“错误”，并为自己未做足广告营销规划的功课而深深自责。“当初若是深思熟虑的话，自己永远不会贸然接手。”

但是，在媒体业摸爬滚打近50年当中，这些“马失前蹄”的事相对而言不足为道。迪勒说自己因接手《新闻周刊》而损失的几百万美元犹如“九牛一毛”，他对公共与私企的风险投资兴趣似乎依然很浓厚。比如说，Expedia上个月以16亿美元的价格，把同业竞争对手Orbitz购置麾下，而迪勒与妻子、时装设计师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近日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耗资1.3亿美元、在曼哈顿西测哈德逊河(Hudson)中的支柱上搭建一座全新飘浮式公园。他们还投巨资于纽约高线步行公园(High Line Walkway)项目，该项目把1.5英里长的废弃高架铁道打造成了全纽约的金牌旅游点。

在Grill牛排馆，不时有金融投资商及银行家向迪勒大声问候或是径直过来打招呼，可见他是这一大屋子权力玩家中的老大。华尔街一位声名显赫的交易商走到我们桌前，紧握迪勒的手，悄悄告诉他某八卦消息，他发现我在做笔记时，坚决要求我“不可外传”。对方离开时，转过身来，指着迪勒对我说：“今天您采访的是位大佬级人物。”

. . .

我先点了虾肉沙拉，并在迪勒的推荐下，又点了多佛鳎鱼(Dover Sole)。他是享受免点菜单服务的贵宾，所以大厨专为他准备了啥美味佳肴，他必须耐心静等。我建议他也来杯葡萄酒。“您在说胡话呢，”他回答道。“上班时喝酒，我会直接醉倒在桌底下。”我表达歉意后，还是决定喝点酒，于是要了杯长相思白葡萄酒。

迪勒1942年出生于旧金山，但之后随父母迁居南加州的贝弗利山(Beverly Hills)，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他父亲有自己的建筑公司。迪勒说：“我父亲进入这一行实属幸运，因为二战结束后，所有老兵都荣归故里。”父亲的建筑公司“实际上兴建了整个圣费尔南多峡谷(San Fernando Valley)的住房”，圣费尔南多峡谷就在贝弗利山的背面。“那些设计相同的连片漂亮住宅都是我父亲的杰作。”他略扮鬼脸后说道。

他说，洛杉矶“毫无激情可言”。年轻时，自己琢磨了一段时间才明白未来的人生志向。“事实是自己直到19岁才算开窍。我娇生惯养，只要我愿意，直至今天可能还赖在父母身边。”他考取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但“上了三个星期学”就主动退学了。“我对上学既无兴趣，也无动力……我就是个笨蛋。”

后来，他父亲的一位演员朋友帮他谋得了一份人才经纪公司威廉•莫里斯公司(William Morris)的收发室工作，迪勒的同行、大亨戴维•格芬(David Geffen)也在此迎来了人生转机。“我如梦方醒。”迪勒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对干任何事都萌生好奇心。”

他如饥似渴地了解娱乐行业。“我花了三年时间把资料室通读了一遍，把娱乐业的历史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成了一位低级别经纪人，但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他来到了东海岸，并担任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中层领导。“就在我得到这个职位那天，美国广播公司炒了节目策划主管的鱿鱼，并从底层选拔合适对象，于是他们选中了我。因此，我放弃了在洛杉矶当中层领导的助手的工作，转而移居纽约。”不到半年，迪勒就担任了节目策划部主管。

在纽约，他还邂逅了黛安•冯芙丝汀宝，两人喜结连理，夫妻俩成为社交场上的常客。在午餐前，我提及曾于网上看到一张两人在Studio 54夜总会狂欢的照片。Studio 54夜总会曾是全球最为火爆、最为销魂的场所。“Studio 54夜总会的神奇之处是它十分安全，而多数人对此并不了解，因为他们觉得这儿是肆意妄为的地方。”他解释道。“或许会让人产生一丝错觉……但在夜总会里，你不用担心安全。”他又补充道，那是个极其任性的年代，“另类出格行为频出的年代……但又是个十分安全的时代——艾滋病还未出现、做事无忧无虑的年代。顺便说一下，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感受了无穷乐趣。”

“Studio 54夜总会开张当晚，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竟然骑着一匹白马到场。”他喝了一口茶后，继续说道，然后用手势示意服务员取些方糖来。我问他：大家见到马后都泰然处之？“才不呢，那模样太飒爽了！”

服务员端来了虾肉沙拉，并给迪勒拿来一个盘子，里面放着美味可口的鳕鱼块及一小碟蘸汁。我想了解迪勒在派拉蒙的经历，于是问他：担任派拉蒙主席后，如何从电视成功向电影转型。他回答道：那是1974年。“当时的电影人根本瞧不起电视人。”迪勒实话实说。电影人自以为“在每方面都高人一等。”

迪勒是首位来自电视圈的电影公司老总。“而且，并非本人能力无法胜任，而是自己曾一度很不受人待见。”我问都有哪些人？“每个人！”他说自己因电视从业背景而被人看轻，“时常遭人奚落”。“不管怎么说，相比大家对派拉蒙所寄予的厚望，上述境况我还能接受。这种‘待遇’，直至派拉蒙从行业老七的位置跃升至老大，并且连续九年稳居此位后才彻底改观。”他很早就意识到电影业急需变革。“我觉得多数做法……愚蠢之至。”我问他指的哪一方面？他回答道：“太多了。电影界当时没有真正的营销部，影业公司靠海报（而且仅一张纸）来搞宣传。电视广告闻所未闻，电影宣布还是慷慨陈词的老套办法。

“刚接手派拉蒙时，我可谓一窍不通，但我虚心学习、努力适应；那段时间，我们拍了一些很不卖座的糟糕影片。但之后，我们开始渐入正轨。我们推出的首部卖座影片是《少棒闯天下》(Bad News Bears)，第二年又推出了《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紧随其后就是轰动一时的佳作——《周末夜狂热》与《上错天堂投错胎》(Heaven Can Wait)，再后来嘛，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他这样补充道，并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角，“没有人再敢小看、奚落我了。”

最近，他与《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及《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的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联手，重新杀回了电影界。他们合作拍摄了几部影片，其中包括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2014年执导的卖座影片《业内前五》(Top Five)以及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执导、本•斯蒂勒(Ben Stiller)主演的影片《年轻时候》(While We’re Young)。他俩希望合作推出更多影片，但与迪勒当初执掌的大型影业公司相比，如今的拍摄规模微不足道。尽管前后的规模天差地别，但他似乎乐在其中。“这就好比搞创作的票友，自己毫无压力感。”他这样说道，这时我俩点的主菜端了上来。“我们只拍自己真正喜欢的影片。”

. . .

牛排馆为迪勒精心做了一道蔬菜点缀的酱汁鳕鱼，他一点一点、津津有味地享用。我想了解他目前工作的最新状况。他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科技类公司，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对他说：多数影界大佬从好莱坞退隐后，往往纵情山水。“我的退休生活内容肯定更为丰富，”他咧嘴笑道。我问他是否真对科技界感兴趣？他说他喜欢科技界的朝气蓬勃，但抱怨“日程安排”太过紧凑。我于是请他做相应解释。

“科技界很多人安排了太多的会议日程，而我认为定得太过满当，感觉特受拘束，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大约10年（也可能是15年）前，我曾与盖茨会谈，双方对谈论的话题都很有兴趣，谈得很顺利。而后他对我说：‘咱俩还剩最后10分钟的会谈时间。’我对他说：‘您这是啥意思……难道你的时间就安排得这么死板？’他回答道，‘没错’！”

投资科技类的公司有时会与他昔日从事的媒体业相冲突。迪勒创建Aereo的设想是运用全新方法接收电视节目，以便在数字设备上观看。时至今日，虽说法院已做出败诉裁决，但迪勒对此想法仍念念不忘。“美国人民有绝对权利收看任何无线广播节目，各大广播公司不应从中作梗。”他这样坚持道。

问题只有一个：各广播公司对Aereo恨之入骨。近年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免费电台要求转播其节目的有线及卫星电视台支付几亿美元使用费。Aereo并没给哥伦比亚和福克斯在内的电视台支付相应费用，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对方胜诉。

该诉讼案让迪勒与一些媒体老熟人的关系不和，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掌门人莱斯•穆弗斯(Les Moonves)（“他是我的铁哥们”）及控股福克斯新闻网的默多克。“我与莱斯一开始就说过：‘咱俩的水火不容的商战会影响到私人友谊吗？’我俩都彼此回答道，‘不会’。我俩从未为此红过脸。”

那么他与默多克的关系又如何呢？上世纪80年代中叶，默多克最初买下福克斯新闻网后，迪勒就担任了CEO，他俩曾密切合作过一段时间，两人的工作关系非常融洽。他深情地回忆说“简直是亲密无间”。Aereo事件改变这一切了吗？“默多克对Aereo的做法既不齿，又很拙劣。”他这样说道。我于是问他：你俩还是哥们吗？“我俩绝对仍是铁哥们。”此时，牛排馆原先不引人注意的背景音乐突然变大，播放的拉丁小号音乐响得震耳欲聋。

最终“折戟沉沙”的Aereo让迪勒得以挑战现有媒体格局，这是他几十年媒体从业生涯不变的主题。比如说，他坚决反对媒体大权过多集中于时代华纳(Time Warner)、康卡斯特(Comcast)以及维亚康等一小撮巨无霸公司手中，因为它们控制了实力最强的几家影业公司、广播网以及有线电视频道。他争辩道，这样会导致节目质量下降。“如果电影公司的资产额位居集团第八位，即便CEO对拍电影感兴趣，它也不再至关重要，而是只在乎赢利多少。”

“二三十年前，市场上的独立制作公司不计其数，”他继续说道，“但如今，它们都由实力雄厚的大集团公司掌控。”这是行业内错误的“排列组合。”他说道，“默多克算是个特例，他既是开拓者又是冒险家，正是这让他始终保持敏锐性而又总能与时俱进。”他把叉子放至餐盘后说。“其他人则都是循规蹈矩者。”

我注意到迪勒今天穿了件高档西服。我一看，结束本次访谈的时间到了，在谢绝了由他买单的好意后，我与他话别。他对我说：“在四季酒店，让别人买单的事从未有过。”几周后，出席某活动时，我又撞见他，发现他竟然没穿袜子。那天下午天寒地冻，外面还正飘着鹅毛大雪。我问他：难道您没感觉冷吗？“我烦穿袜子，”他声称道。“我刚才决定不穿袜子，我不会向严冬屈服。”

看着他大踏步走到寒风瑟瑟的曼哈顿街头，我觉得这位媒体大佬说得没错：他总是那么任性。

马修•加拉汉是《金融时报》全球媒体主编

图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译者/常和

与马修•维纳(Matthew Weiner)共进午餐的地方，根本不是《广告狂人》(Mad Men)中三教九流时常光顾的曼哈顿中城(Midtown Manhattan)的任何一个酒吧。《广告狂人》这部卖座美剧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纽约广告业经理人的奋斗故事。相反，维纳选中了法式时尚餐厅Café Boulud，它位于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拐角处不远处的上东区(Upper East Side)，距离美国广告业发源地仅一英里路程，但维纳选中如此接近麦迪逊大道的餐厅，考虑颇为周全。因为正是这条长长的麦迪逊大道启发了维纳这部美剧的片名，《广告狂人》中的“Mad”一词指的就是Madison（麦迪逊），而且麦迪逊大道至今仍是众多广告公司的大本营。

这顿午餐若要忠实体现该剧立意的话，我俩就得大灌一番马丁尼酒，然后晃晃悠悠回到各自办公室小憩一番。但维纳一到餐厅，我费尽口舌才说服他喝上一杯葡萄酒。与片中的男主人、风度翩翩的广告天才公唐•德雷珀(Don Draper)不一样的是：维纳并非酒鬼，样子也不像是精神崩溃者。今天的他笑容可掬，聊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自称马特(Matt)，身穿黑外套、内穿白衬衣与深色V字领毛衣，脸上留着点点白胡茬子，显得精气神十足。

我采访他的原因是《广告狂人》已全部播完。自首季开播以来，它已连续播了八年。如今第七季、也是最后一季在美国AMC有线频道播出（最后一季也在英国Sky Atlantic频道播出），电视史上的一段传奇最终落了幕。

观众们与剧中各色人物一起感受了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对郊区生活的厌倦，一直到1968年的混乱动荡岁月，在此期间，性解放、毒品泛滥以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刺等轮番上演。该剧赤裸裸地描述了这个激情时代以及如影随形的性别歧视、吸毒以及酗酒等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当时司空见惯的针锋相对的反动政治言论。整部剧的多条叙事主线通过德雷珀（一位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谜一样人物，由乔恩•汉姆(Jon Hamm)饰演）的人生奋斗历程和对男性心理、雄心抱负以及彷徨苦闷的错综刻画而有机串联起来。这是自美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中黑老大托尼•斯普拉诺(Tony Soprano)以来，错综复杂剖析男性心理、雄心抱负以及彷徨苦闷状况最为成功的美剧角色。

作为《黑道家族》的编剧，维纳对两部剧的各种角色熟稔于心。就在我俩看菜单之际，他说正是凭借《广告狂人》的初稿（该想法他已酝酿多年），让其成功成为《黑道家族》的编剧，创作这部讲述新泽西黑手党家族故事的美剧，该剧在美国家庭电影频道(HBO)播映。这是发生在14年前的事，当时的他还是情景喜剧作家，正在创作美剧《Becker》（该剧由泰德•丹森(Ted Danson)主演），他把《广告狂人》手稿寄给《黑道家族》制片人大卫•切斯(David Chase)，对方阅后大加赞赏，直接把他招至麾下。

维纳说：“从喜剧作家一跃成为热剧《黑道家族》编剧，一般人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我无法解释这对我而言是多大的飞跃。”

四年半后，他因《黑道家族》及其带来的如潮好评而声名大噪，他接着创作《广告狂人》，并把最终版权卖给了AMC，当时的AMC还以播放老片知名。一直关注HBO成功经验的AMC也希望能进军原创美剧领域，于是正式投拍《广告狂人》。该剧2007年7月首次在美国电视台开播，此时《黑道家族》最后一季播完刚过一个月时间。

《广告狂人》并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电视题材————它并非与许多老套路美剧那样，不是警匪片、法律诉讼片就是医院题材片（好莱坞称之为“固定范式”）————于是我问维纳为何选中上世纪60年代的广告界作为该剧的时代背景。（右图为《广告狂人》剧照）

他告诉我：因为那是美国消费文化蓬勃发展的年代，推波助澜者是电视以及二战后新富阶层催生出的全新广告时代。维纳说，当时的广告业“属时髦行业，从某种程度说，它已被国人遗忘与误解；我也觉得国人并未意识到其实人类生活本质上没啥大变化，你明白吗？这就是该剧希望传递的生活信条。人与人之间交往所涉及的基本情感（在负面是妒忌心，在正面是爱心）并未改变。”

 . . . 

服务员提着一篮子法式小长面包来到我们跟前，我俩于是各拿了一块。维纳说他酷爱上世纪60年代的影片（那是他父母生活的年代），还说自己希望能挑战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传统叙事方式。很多观众并未经历过那个被后人界定为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60年代：他本人成长于里根(Reagan)总统时代，而婴儿潮一代人(baby boomer)“是缔造历史的主力军……我们正是根据父辈的童年来诠释这段历史的。”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探究过去的重大社会问题，既能借此引发观众共鸣，又迥异于自身观点。“我希望观众能顺着剧情往下看，为主人公点赞，并且最后说：‘我不会让女人用这种口吻对我说话。’或者，观众被问及是否会聘请犹太人时，就会这样回答：‘我在位期间绝对不行’（Not on my watch.这是德雷珀在《广告狂人》第一季中的一句台词）。观众可能会这样说，‘没错！大家过去常用这样的口吻交谈。’”

 . . . 

维纳出生于1965年，11岁前一直生活在巴尔的摩(Baltimore)的郊区。父母共育有四个孩子，父亲是城区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的医生，但全家最终移居西海岸的城市洛杉矶，并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创立了神经学系。

“我妻子总说：在洛杉矶，机会不会白白送上门，必须靠自己打拼；况且我父母也是一直如此。”维纳说。他的妻子琳达•布雷特勒(Linda Brettler)是建筑师，与他一起育有四子。

担任律师的母亲与父亲都属于“思想开明者”，他咬了一小口面包后补充道。他们不允许我玩战争类玩具，他回忆自己曾与一位男孩成为好朋友，原因只是能玩对方的气枪。然而父母却带他逛遍了全城的大小影院————观看了好多经典老片与国外影片。“我上中学时，《曼哈顿》(Manhattan)正热映；我看过《安妮•霍尔》(Annie Hall)与《呆头鹅》(Play It Again, Sam)，也看过《北非谍影》(Casablanca)与《马尔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每年的圣诞节，全家都会去看《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他又笑着补充道：“这是我们犹太人爱干的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最终凭借美剧扬名立万，小时候却很少观看电视。“平时父母禁止我看电视。《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首播时我没看上，我也没看过《欢乐时光》(Happy Days)，原因是我晚上还得去补课。由于我学习成绩糟糕，父母对我的惩罚就是周末不准看电视。”

他入读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后，算是好好弥补了昔日未看上电视的缺憾。“大二时，我买了台电视机，我敢说自己看电视的时间多过上课时间。”他笑着说。“《法医昆西》(Quincy)我可是一集未落，”他指的是讲述一位破案法医的美剧，该剧从1976年一直播到1983年。

正是童年时期的禁看电视，让他反而对电视痴迷不已。“很多人说看电视时容易走神，但我从未有过。看电视对我来说仍是种享受，本人看电视专心致志，不爱唠叨，总想主动一探究竟。”

服务员这时来到跟前，我俩于是开始点菜。维纳说，“您先请，咱们来点招牌菜。”我俩都点了苦菊沙拉(Treviso salad)，开胃小吃则点了山羊奶酪丸子。他问服务员洋葱汤是否为另一道“招牌”式开胃小吃，当对方肯定地答复后，他又笑了。“我喜欢多来点奶酪。”我则点了新鲜薄荷叶与酸奶搭配的羊腿肉。

他从小就梦想着当作家，所以开始写诗。“文字创作与绘画让我乐在其中……写诗的门槛很低。”他说道，“字里行间的含义我总是一看就明白。”

上中学时，他拜读了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的作品，契弗以时间顺序讲述了上世纪中叶生活在郊区的美国人的苦闷与彷徨，这引起维纳的强烈共鸣，相关心理话题也出现在《广告狂人》的诸多剧情中。“我拜读后暗下决心：我也这么写。”契弗的文笔同样“颇具诗意。”

电影公司老在维纳居住的洛杉矶富人区汉考克公园(Hancock Park)拍摄影片。“他们曾在我（小时候的）家里摄制影片，”他回忆道。该影片很可能是青少年喜剧片《The Chicken Chronicles》，但“在自己家里拍电影！儿时的我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但他受到的真正的电影教育始于大学时代，他称分水岭就是观看大卫•林奇(David Lynch)执导的反乌托邦惊悚片《蓝丝绒》(Blue Velvet, 1986)。“我观看后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拍出这样的作品……既喻意深刻，刻画个人内心世界又传神。” 他深受启迪，于是向南加州大学知名的电影学院提出入学申请，这里曾培育出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等诸多名导演。他申请论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剖析林奇执导的影片。他最终被南加州大学影视学院录取，系统学习了电影专业知识，深入研究了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冯•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以及“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执导的诸多影片”。怀尔德的《桃色公寓》(The Apartment)是维纳最喜欢的影片。“我当时就知道自己将来能拍一部反映那个时代的美剧，我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个时代。”

我俩点的沙拉端上来后，开始大吃起来。这家曼哈顿白富美最爱光顾的餐厅早已是宾客满盈————坐满了与穿着不太考究的男士共进午餐的各色靓女（把她们放在《广告狂人》任何一集中都很合适）。

由于维纳明确表示喜欢电影，我希望了解他为何却以美剧为业。他放下叉子说：“我脑海中并无孰优孰劣的等级观念，而有人对‘那段电视黄金时期’拍摄的作品说三道四，这正是我愤愤不平的原因，这是对那个时代的大不敬。刚才我谈及了《风流医生俏护士》，现代人觉得能拍出更胜一筹的作品吗？或者说能拍出水准超过《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与《希尔街的布鲁斯》(Hill Street Blues)的美剧吗？”

我说，电视业早已今非昔比，如今节目的挑战性远非过去几十年所能比拟。他同意我的看法，并说代表演员、作家以及导演的工会与投资方签订的合同为有线电视台尝试投拍不同风格的“鸿篇巨制”扫平了障碍。工会谈定合同的核心内容，规定电视剧演职人员的薪酬与奖金上限。“但合同‘偏袒’主要的有线电视台（尽可能压缩合同金额），并鼓励拍摄超过原定预算额三四倍的美剧。所以说电视台只需要很小数量的观众，就能实现赢利。”

近几年主要有线电视台播的几部最卖座美剧就清楚反映了上述变化：比如说，AMC还第一次播放了美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该剧成为另一部全球卖座的连续剧。

在全部七季的《广告狂人》中，维纳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他与自己的写作团队巧妙设计了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塑造了各色超凡脱俗的人物形象。该剧第一季这样向观众介绍贝蒂•德雷珀（Betty Draper，见右图，照片中左者为贝蒂•德雷珀，右者为唐•德雷珀）这个人物：当时她正严厉斥责女儿把干洗袋套在头上的做法，并非担心女儿窒息而死，而是担心她把袋子里的衣服撒到地上。

“我们从一开始就秉持这种风格，觉得自己若是喜欢和认可，观众可能也会同样如此。”他说，大卫•切斯向他展示了忠实于自己行事原则的重要性。“大卫不待见那些鄙视观众者，”他说。“观众经常看美剧，也许不会说出口……但他们心知肚明。”

我俩把盘中餐一扫而光后，其它的主菜随之端了上来。我点的羊腿肉（用烤胡萝卜与球芽甘蓝搭配）鲜嫩又美味，而维纳点的洋葱汤量很大，就像用大锅盛装似的。我就《广告狂人》与《黑道家族》是否存在明显关联追问维纳————每部剧的主人公都深受生存危机的煎熬。“这是唯一的问题。”他回答说，“我觉得这正是观众从美剧中孜孜以求的东西：我是谁，我为何会如此？”

他暗示自己年少时期曾患过焦虑症与忧郁症，托尼•斯普拉诺与唐•德雷珀同样深受其害。他直言不讳地说：“本人狂躁抑郁时，就会自问，‘为何仍与18岁时一样感到焦躁抑郁？’”尽管自己家庭美满、功成名就，但个人困惑总是如影随形。“我会拷问自己，‘我到底怎么啦？真成了忧郁症吗？’”

我问他：《黑道家族》与《广告狂人》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是否因为从某种程度说，他们有同样的人生困惑？“你可以这么认为，”他说。“但有时观众明白剧中人物的苦闷彷徨，他们为之揪心，因为他们感同深受。”

 . . . 

服务员来到跟前，建议我们点包着巧克力慕斯的冰淇淋泡芙。“听你的。”维纳坚决说道。我俩顺势要了一份。

我问他是否会念念不忘自己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作品，他讲了一件事，表明自己的确如此。他创作《黑道家族》时，曾独自一人远离洛杉矶的妻儿长住于纽约，他坦承自己很思念他们。他独自一个人呆在纽约创作《广告狂人》时，心情突然转好。“我看到类似唐与佩吉(Peggy)的各式人物经过酒店大堂，他们就是我已苦思冥想的角色，我顿觉心花怒放。”

家人来探望前，他坦承自己曾一时怀疑是否已阴阳两隔。“我当时想，‘也许这就是天堂的模样。我必须努力完成创作，我就在天堂等候家人，我最终会功德圆满。’每次畅游于这美好梦境时，欣喜若狂之情无以言表。”

我俩之间的访谈时间到了。他说自己想休整一阵，“以便养精蓄锐后再入江湖”。《广告狂人》占去了他太多的金色年华：他35岁创作初稿，42岁该剧正式首播，如今已近天命之年（49岁）。他又笑着说，“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可是年轻人的专利。”

注：本文采访者马修•加拉汉是《金融时报》全球媒体主编。本文被采访者马修•维纳的漫画，作者是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Café Boulud餐厅位于纽约76东街20号，邮编：10021

总计（包括税与小费）：161.01美元

译者/常和

眼下，邀中国官员饭局，是越来越难了。约部长级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习大大反腐，让中国官员对应酬退避三舍。三个多月前，我约傅莹午餐，碰碰运气，毕竟她曾经与FT吃过午餐。那次餐桌上的采访，是2009年，她行将卸任中国驻英大使、告别伦敦之际。这次约她，她的身份已变：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会议的官方发言人。三月中旬，“两会”落幕，她答应了这个饭局。

北京崇文门内大街上，立着一幢内蒙古大厦，里边是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傅莹是蒙族，推荐了那里的蒙餐厅。在首都，每个省份都设有驻京办，各立门户，像一块飞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呵护与中央的联系。每个驻京办内，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馆，打拼舌尖上的竞争力。

我提早到了内蒙古大厦。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时间还太早，两旁一溜包房，大门敞开，似无人迹。背景是旷远的蒙古音乐，我找到“胡杨秋色”。包间不大，中间一圆桌，背后有个沙发区，正中一幅吴冠中水彩画，地毯的色彩热烈，有大块橘色。两名年轻女服务员正弯腰趴在餐桌上，摆放着三头羊、一匹马、一个白色蒙古包。当然，都是玩具，只是让客人有些蒙古的联想。

中午11点整，不远处的长安街上，电报大楼上的大自鸣钟缓缓敲击出东方红的旋律。再熟悉不过的曲子，已敲了半个多世纪。听到的一刹那，仿佛毛主席走来，有时空错位的恍惚。紧跟着东方红漫溢的尾音，铛铛的撞钟声在空气中回荡。窗外，一小片红灰砖色的老民居，杂乱而破败。路旁停着不少新的私家车，恍然两个时代。

傅莹在车里发来微信说，她堵在路上，会迟到几分钟。在北京，人们已习惯一天办一件亊的节奏。迟到，是老常态。准时，才是非常态。推进门的一刻，傅莹再为迟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细格西装外套，白衬衣，一条紫色灰底的围巾，闲适而不失庄重。与她结识是她出使伦敦期间，一直称她“傅大使”，再难改口。驻京五年多，我仍不适应王总、李局、周处的官场热乎。

事先约定，既然是她的家乡菜，点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后，我问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点头说，常在这家请客，虽然有点贵。平时她与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办事处小馆子，正宗但便宜。我开玩笑说，为了这顿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过男服务员，神速地报了一长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额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馓子、巴盟酸菜。她说，她吃素，我多吃肉。

服务员轻声问她，要点酒吗？傅莹没征求我意见，摆摆手，单方面否决了。听说，当下官场纪律严明。自中纪委公布“八项规定”后，官员因公餐叙，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点酒。我喊住服务员，对傅莹说，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东 。喝点你们老家蒙古酒，总可以吧？傅莹倒也爽快，那就喝点吧。问我，低度的，还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气，我说，高度的吧！服务员拿来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产地，内蒙通辽，傅莹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访华，傅莹在这里宴请了他全家。她说，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吃蒙古菜。服务员向他敬酒，献哈达，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吃得尽兴。我说，在钓鱼台今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刚见过93岁的基辛格。他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张业遂对话后，被一批VlP粉丝围住，动弹不得，最后还是傅莹上台挽着他走下讲台，成功营救。我看到，基辛格满脸父辈的满足。

我问她，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四十多年，访华上百次。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吗？

“我认为他比较稳定。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没变，而是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当别人觉得中国不行的时候，他没有对中国失去信心。当别人觉得中国可怕的时候，他也不会跟着那股风走。每次来中国，他要跟中国领导人谈话，也要接触普通中国百姓。你看他评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讲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对中国，他从来没有迷失过。那么多研究中国的人都会有恍惚和摇摆的时候，对中国的预言错了或者没看准的时候，他很少有这种情况。” 对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她显然颇有好感。

一大锅羊排汤上桌。服务员为我们冲满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莹催我下筷。我把话题引到刚去世的新加坡开国之父、与基辛格同龄的李光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轻的女外交官傅莹曾是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中国领导人去新加坡访问。有时候李光耀会设家宴，就在他家后院里，很温馨，灯光、烛光。他挺关心人的。翻译没有那么多时间吃饭。有时甚至没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红毛丹剥了，递给我，让我赶紧吃。”

傅莹最后一次见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狮城的香格里拉对话。我很好奇，李光耀与几代中国领导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丑话在先，风格强悍。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风格？

你说，中国领导人不接受谁的风格？傅莹反问我。

“我在外交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从当翻译到直接参与。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锋的。外交这个东西，就是有来有往，是有事要谈。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同，相互间肯定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别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能帮你的，帮你。办不了的，也告诉你为什么。我想让你办事，也会有你干得了和干不了的。利益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贡献，是他从新加坡的利益考虑。有的人批评他，认为他这样或那样。你不可能指望他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我们开始吃手抓羊排。看傅莹优雅地处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来很难进入国宴的菜单。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在国宴上一起吃手抓羊排或大闸蟹，双边关系一定铁得牢不可破。

“对外交往当中，不能说什么事都自己拿着，需要在得失之间权衡。有必要的话，该放手就要放手......这里头，还是要有是非观的。”

服务员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从哪儿开始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源自战争，需要停火、谈判，包括划分殖民地。中国外交，是从改变屈辱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始的。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外交是被别人强加来的。我在英国当大使时，了解过19世纪、20世纪这段历史。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怎么去的？是被英国人逼着去那儿，租给你一幢房子，请你来看看大英帝国是什么样子，要你接受他们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国开了公使馆。多年后，1942年民国政府的外长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不只是宗主权，被拒绝。直到2008年，英国人还只是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2008年我作为中国大使与英国人就这个事谈了多少个回合。时任总理温家宝和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在钓鱼台吃晚饭，一直讲这个事，讲“西藏问题”的由来。最后，英国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1949年以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个体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难有作为。”

现年62岁的傅莹，是幸运的。文革中，她在内蒙插队三年，做过广播员，放过露天电影，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进入外交部后，再到英国留学攻读国际关系。她出使的第一个国家是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她是中国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个派驻要国大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长。文革中，毛泽东的外甥女、文静的王海容，曾昙花一现，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傅莹很想多聊聊她现在的工作：中国人大。我告诉她，我连续跑了五、六年“两会”，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图章。我说，每年“两会”，搭出租车去天安门，司机都不愿去，都怕那个地方，担心被罚，警察要赶。他们不觉得人民大会堂里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干系，带来的只是麻烦，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人大代表。

她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国，每年议会开会，第一次女王演讲，也是打不到车的吧？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会往西敏寺那儿跑，进不去出不来的，这种情况在哪儿都一样。交通不方便，司机肯定不愿意去，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们。”她就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责疑，作了一个有关交通管制的解读。

2013年傅莹转任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之前，一辈子的历练和积累，都在外交。如果让她选，她会去政协。她的先生、民族学家郝时远在那儿，很多资深的大使也在那儿。现在她倒喜欢人大这份工作了。她说，如果年轻时有选择，或许会选读法律。在她看来，法律与外交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她更心仪确定的东西：“法律很严谨，是非很清楚。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灰色地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潜意识里，她或许想在法律中寻求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动荡生活中显然不存在：“我是经过文革的，知道无法无天是什么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亲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亲不能按时回来了； 突然有一天，学校不上课了；突然有一天，别人可以当兵你就是不行，别人可以进工厂你就不行。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时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一位有书卷气的军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莹显然已感觉到了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深度疑虑。

“人大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执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觉也不可能超越现实。如果没有做得那么好、没有做到，你想让老百姓觉得做得特别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满意，我觉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国人看到中国老百姓有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好像就证明中国怎么了！其实我在英国、澳大利亚时，看到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多去了。对中国的决策层和立法机构来讲，知道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儿不满意，搞清楚为什么，怎么解决。”

一大锅羊排，停在桌上。对她的解释，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总得有点茶杯里的风暴吧。

我说，人民大会堂里，中国人大开会的方式几乎与五十年前一样，仍是苏联时代的。当然，现在配备了表决器，是个进步。不过领导人坐台上，代表坐台下。很多代表只是在举手和拍手。中国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远比现实要高，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对外国记者来讲，我也比较理解。因为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东西。对里面的东西，你们能看到的就比较少！人大有责任依法监督政府，有时我们提出的意见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希望政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告诉他们哪里有问题，希望改进。所以，人大不监督有责任，政府不改进也有责任。”傅莹回答得很坦率。

我说，外国记者确实看不到啊！

“你们可能看到，我们人大的报告很少有被否决掉的，虽然否决票在上升。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每个法律基本上都能通过。这是因为我们在审议和沟通过程中，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求共识。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经过了二审，也向社会公布过，经过专家们的千锤百炼，再拿到会上。将近三千代表讨论，一千多人发言。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七十多处修改。如果不改，硬扛着，投票的结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国，她最后出使的国家。她说，这种情形下，估计英国国会不会改，只要能通过就行。中国则是连夜开会，晚上讨论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决不了，还要到代表团一个个去解释和说明。表决时，虽然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但是大部分代表会投赞成票。

我决定与中国人大发言人抬扛：“两会”加起来，会期长达15天。坦率地说，旁听两会，相当一部分议程并非议政，不少代表更有兴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发言还要事先审查把关。审议报告时，更像是向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或表功。 如果连人大代表都信不过，他们如何议政？

“如果你们记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会小心讲话。你们记者多厉害，到时候如果报不准，说歪了，现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很厉害。”

傅莹半开着玩笑，夹起一块奶皮子，作出反击： “话说回来，英国议会里，有时议员念稿子那么长时间，下面一个人都没有，电视上谁看？！政治里肯定要有些程序性的东西。”

我夹起一条羊排，继续发问。我说，每年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多至三千人。那么多记者，总得有事情让他们报道吧。除了听李克强总理花两小时，一口气念完长达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能采访的人和事极其有限。

“西方媒体看中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层是对这个制度是否认可，再一层是这个制度运作得怎么样。比如我有时候跟一些欧洲记者辩论，准备记者会之前我要开好几次圆桌会，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根本上就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你横说竖说都认为你们不对。他们的参照系数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英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美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我只能耐心地跟他们讲，我是干这行的，已经讲了三十年。有这个耐心，继续讲！”

听得出，素来谈吐温婉的傅莹，语调里已有一丝不悦：“他们从根本上不认可你这个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绝看懂。”

每年“两会”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对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和议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壶，午餐已过半。我接连吃了几条蒙古馓子，补充能量。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解释说，批评不是坏事。中国的人大制度是有效的。听到此，我耳边响起人民大会堂内数千代表聆听报告时，文件翻页时整齐划一掠过全场的声响。

傅莹当然清楚，中国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评者。作为发言人，她当然相信这个制度：“人大制度的好处，在于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带来方方面面的信息，让这个国家没有死角......外界特别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13亿人口能够治理得这么好，总能不断往前走，总能解决问题？！”

我说，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决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一方面觉得北京的制度有问题，另一方面又很羡慕，觉得这个制度至少有效率，能办成事情。

“你说中国集权？……西方说我们集权，所以有效率。我认为这是一种偷懒的说法。他们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谁跟谁比较，不太好说。你解决不了问题，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决问题，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会儿说中国多好多好，一会儿说中国多差多差。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也没那么差。”

这段话，我曾在另一个场合听她说过，是她的直觉，也是深思熟虑的判断。即便轻声细语道出，骨子里仍有点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高收入国家元气大伤，效率滞缓，对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们开始羡慕中国的效率、增长与速度。他们不再责疑，而是寻找“中国模式”的合理性。他们高调地向中国领导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莹这番话的底气。

我换了个话题，问她，可否请张德江委员长向李克强总理建议一下，政府工作报告能否简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读？

“过去也有较短的政府工作报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说哪个领域的事儿能漏了？水利不说？农业不说？工业不说？都得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中国这么大，发生这么多事，让总理去取舍也很不容易……政府报告有动员人民的任务。你在这儿听两小时，感觉时间长。但在很偏远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决策怎么回事。听上两小时，就可以把过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国的事情，越来越多。看来政府工作报告只会越来越长。我说。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前人没有经历过，想都想不到。就像雾霾。在英国，一个时期是烟雾，一个时期是工业污染， 一个时期是汽车尾气，是递进的。而在中国，全都一起发生，结果就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新的东西。”

出任人大会议发言人两年，平时低调的傅莹已成公众明星。过去两年，媒体和民间对她记者发布会的表现称赞有加。我问她，有没有听到过激烈、刺耳的批评？

“能听到批评！家里人的批评更直截了当。我先生就关心我的语病。去年，他就批评我讲话时 ‘这个这个’太多了。今年发布会前那个晚上，他在政协开会，特地跑回家一趟。见我正焦头烂额地背词，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边打了X, ‘这个’旁边写了X，意思是不要说这几个字。发布会那天，我在台上，就把这张纸放在文件夹的左手，一低头就能看见，提醒我克服语病。他认为，这些语病让我的讲话显得松散，反正他不喜欢。”

很少有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莹是例外。她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自己新闻发布会的视频。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会后悔死了。 ”

今年“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傅莹，她的提案仍是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河流如何维护、界河泥沙如何及时处理、钱从哪儿来，边境道路维护，没有路怎么办。“我咬住一件事，能办好就不错了。”

你觉得媒体可怕吗？我问她。外界向来觉得傅莹很会与媒体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说，她对媒体的戒备， 因于她的惨痛教训。在菲律宾和英国当大使时，媒体采访时，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我把话题挪到当下热到发烫的话题－“一带一路”。我问她，对中国，是不是过早了？

“九十年代，欧亚大陆桥曾经谈得很热火，但一直是纸上谈兵。二十年后，中国条件有了，资金也有了，可以付诸实施了，怎么就成问题了呢？我们现在帮着大家实现欧亚大陆桥。欧洲以外可能没有人记得了？ 也许他们换代了！”

傅莹说话，很少提高声调。虽然她已远离外交圈子的谈判桌，她的直觉与反应仍是外交官的。该机敏时机敏。该尖锐时尖锐。该温情时温情。所有的注脚背后，都在国家利益。

午餐，快临近尾声。在领导人习惯统一染乌亮黑发的中国，有人问过我，一头银发的傅莹，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问了多年来一直想问的问题。傅大使，你的一头白发，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头顶有白头发比较早。后来白得更多，就开始染发。在英国生活期间，我看很多人头发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开，不染了。”

你平时怎么放松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说，北京好像已经不太适合散步吧。

“只要天好，还可以。我在家里，可以在跑步机上走路。 我还是喜欢看书。书是另一个天地。”

我问她，一年里，她的先生能吃上几顿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厨，厨房是他的领地，不放心太太动油盐酱醋。傅莹只有洗碗的份儿。谈起家里的事，她从刚才讨论地缘政治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她的脸上，写着小小的得意与满足。

午餐已过两个半小时。最后, 我们又满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着说，有点微醺。我说，今年“两会”，据说习大大在会见一个省市代表团时问道，代表们聚餐吃得很干净，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国这一段时间，大力度反腐败，大家都挺有感触，揭露出来的事情触目惊心。十年前，都无法想象，不能理解。有的官员，贪的钱一辈子都花不掉。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党，确实应该解决腐败问题。”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围巾，匆匆告别。

桌上好几碟菜，没怎么动。与FT午餐，吃饭好像永远是个美丽的借口。这顿午餐，按中国官方标准显然有些“超标”。看了账单，这瓶“蒙古王”要价颇高，近人民币600元。我赶紧让服务员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带回编辑部。

菜单

北京崇文门大街，内蒙古大厦

醇香奶茶 1份

消费总计：1746元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从海牙塔42层的顶楼餐厅向外看去，可以一直望到远处的北海。不过眼下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通常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译者注）正处于2月下旬。海牙塔屹立在薄雾之中，颇能象征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处境，它的韩国籍院长宋相现(Sang-Hyun Song)将要与我共进午餐。

在卢旺达大屠杀和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事件发生后，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成立。它有崇高的抱负：消除某些人有罪却逍遥法外的现象，依据国际法追究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责任。但现实却要平庸许多，在这个强权通常就是公理的霍布斯式世界(Hobbesian world)里，国际刑事法院还是个年轻、脆弱的机构。

我有很多问题想与宋相现探讨。怎样能指望那些目不识丁、身心受创的非洲娃娃兵，在离乡万里的一个外国法庭上，指证他们的前指挥官？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拒绝加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重视国际刑事法院吗？过去13年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记录如何，为什么受审判的（包括两个被判有罪的）都是黑人？

今年73岁的宋相现据说绝顶聪明，但为人平淡乏味，有时甚至有种无力感。在首尔当了多年的法学教授之后，他成为国际刑事法院首批法官之一，于2009年被任命为院长。认识宋相现的人说，他的弱点来自他的职务——国际刑事法院的预算超过1亿欧元，但没有逮捕权，没有警力，没有情报收集，而必须依赖成员国的配合；实际上——据这些人说——宋相现是个果敢、慷慨的慈善家，他曾在韩国与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中午12时30分，宋相现准时出现，他身板单薄，原本黑色的直发已花白。他穿着深色西装，里面是一件淡蓝色衬衫，系着一条钻石图案的粉红色领带。他面带微笑，但脸上仍有病容，圣诞节前他曾生过一场大病。他声音嘶哑地解释道：“讲太多话了。”

我们的桌子位于这间餐厅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餐厅装潢时尚而简约。一位高挑的服务员拿着一壶水走到我们桌边：“晚上好……抱歉，下午好。”他的开场白不太吉利：“我们有两种午餐菜单，一种是套餐，一种是单点。”

我们选择了套餐：两盘烟熏三文鱼土豆沙拉配辣根奶油酱，主菜是酥炸大虾。宋相现喜欢喝荷兰啤酒，但基于健康原因谢绝了我的邀请。我压下内心的加尔文主义，点了一份“黑色欲望”——什锦巧克力杯作为甜点。

宋相现1941年出生于首尔，是家中的独子。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都给他的童年留下了伤痕。他的祖父是一位报纸出版人，还是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宋相现说：“我们一直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无时不刻担心会受到监禁和刑讯。我父母的任务就是防止我无意说出我在家里听到的谈话。”

1945年8月美国解放了韩国，3个月后宋相现祖父遭暗杀。“这件事对我和整个家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父亲强调说，不仅是他，连我也永远不该涉足政治。”

1950年，朝鲜入侵韩国，首尔在三天内被攻陷。宋相现家人躲入闷热潮湿的掩体里。当时才9岁的宋相现被派去农村寻找食物，每天来回要走20英里，一路还要躲避美军B-29轰炸机和巡逻的朝鲜部队。

他对当时的经历记忆犹新：“我每天都能看到几百具尸体横在路上，我还记得夏天尸体腐烂的那股恶臭。这些严酷的经历让我不禁疑问，为什么人有时会如此残忍地对待同类？”

宋相现讲话节奏缓慢，字斟句酌，不带任何情绪。他吃东西也很节制。我的烟熏三文鱼加入了辣根酱调味，口感十分鲜美。

他说自己自然地对国际法产生兴趣，尽管学生革命曾经打断他在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的学业。“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但它仅维持了9个月就遭遇军事政变（1961年）。”首尔国立大学关闭了，但学习勤奋的宋相现参加了司法人员考试，并成为少数通过考试的精英之一。他说：“那个年代只有0.1%的人能考过，现在是4%到5%。”

美国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给宋相现带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他选择了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Tulane)，不是为了投入 “摇摆的60年代”的派对，而是看重那里的法国文化纽带，以及研究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的好机会。他至今认为拿破仑法典是“第一部现代民法典”。

美国及其对个人自由的注重对宋相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国当时非常贫穷。我们没有任何讨论文化可言。我那会儿是个彻头彻底的乡巴佬。曾有一度，我觉得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

. . .

回到韩国后，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宋相现成了香饽饽。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韩国发展迅速，这个不断增长的出口国家挑战了欧美的地位，贸易争端接连爆发，宋相现成了政府的首选律师。

距离退休只有三年的时候，宋相现应邀成为国际刑事法院首批法官。他一直对国际刑法兴趣浓厚，对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了若指掌，但这些都是“胜者的正义”(victors’ justice)。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更崇高的机构来主持正义：一个永久性的、独立的法院，在相关国家不愿或不能自己这么做的情况下，由其对反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进行调查和起诉。

这时我们的服务员端上了主菜，装盘华丽、分量丰盛的酥炸大虾，配以菠菜烩饭。我问宋相现，这个世界是否为国际刑事法院的问世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这么多障碍、限制和挑战，国际刑事法院还是在和平、稳定、人权和法治的方向上产生了强烈影响。”他顿了一下：“通过法律，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我反驳道，可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正义之手往往被缚在身后。案件的移交、证据展示、审判和上诉过程可能长达数年。证人希望得到保护，有时还要重新安置，后者涉及将整个大家庭从非洲迁往欧洲。尽管有口译人员，但语言仍是个巨大障碍。就连选择受害人都是件难事，尤其是涉及战争罪的案件。

宋相现承认：“是的，你的观察非常敏锐。”与受害者和证人距离遥远也是海牙法院面临的一个问题。国际刑事法院曾试图在非洲原地举行审判，但当地的设施条件（包括供电）实在不足。他总结道：“对国际刑事法院来说，一切都不容易。”

国际刑事法院第一任首席检察官、意气风发的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Luis Moreno Ocampo)就像是阿根廷版的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法国电影演员——译者注）。达沃斯就像对海牙法庭一样熟悉的他，曾展开无数次调查。2008年，他开始积极推动对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发出逮捕令，罪名是在达尔富尔冲突期间犯下战争罪。有人批评奥坎波自不量力，也有人说，他对提高国际刑事法院的份量不可或缺。

巴希尔依然逍遥法外。这位苏丹领导人已访问了一些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理应将其逮捕的非洲国家。宋相现承认这令人尴尬，但表示，因担心遭到逮捕，巴希尔近年的出行受到了制约。他认为，这种威慑效果展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在更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尽管对国家领导人提起诉讼的原则依然存有争议，比如国际刑事法院不得不因证据不足而撤销针对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的反人类罪的指控）。

宋相现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国际刑事法庭，他访问了60多个国家。现在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国增至123个，新加入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智利、危地马拉、菲律宾和突尼斯等国。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入主白宫后，起初极为排斥国际刑事法庭的美国也变得更加合作。但巴勒斯坦的加入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已表明，将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辖，以期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提起诉讼。检察官已展开初审，但宋相现指出，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我们回到非洲的话题上。宋相现访问过非洲10次，其中一次是在2009年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公务。那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的首次审判，嫌疑人是一个名叫托马斯•卢邦加(Thomas Lubanga)的刚果军阀，他被指控招募娃娃兵。宋相现决心到卢邦加所在的村子陈述国际刑事法院的主张。他的下属反对他的决定。

“我说，‘我70岁了，已经活了很久了。这是我为国际和平和正义做出小小贡献的最后机会。如果你们不想去，我就自己去’。”

宋相现的团队搭乘一架快要散架的联合国飞机，机上携带着几百瓶水和几挺机枪。他们在基桑加尼(Kisangani)机场降落时险些坠毁，之后宋相现又乘坐一架联合国直升机（“真的很危险，挺吓人的”）进入丛林地带。没有人欢迎他们；因为害怕大规模逮捕，整个村子的人都逃走了，当地的一个传教士劝说村民们回来。

当天晚些时候，宋相现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土坯礼堂里对500个心怀敌意的人发表讲话。他的助理们非常担心，因此让联合国派遣了一支孟加拉国维和部队作为支援。宋相现依然尝试解释国际刑事法院的使命，这一次有一个转折：一段10分钟的视频，显示卢邦加受审的情况，以及他位于海牙郊外斯海弗宁恩(Scheveningen)的监狱。

“气氛突然转好，因为他们原本设想卢邦加的监狱和他们老旧的监狱一样，但他们看到了配有电视机和运动器材的现代设施。在法官面前，卢邦加似乎穿着讲究，他看起来很健康，甚至还与检察官和自己的辩护律师开玩笑。”

村里的长者说，他现在相信卢邦加将被无罪开释了。宋相现之后又访问了附近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里没有男人，全都是女人，寡妇和很小很小的孩子。男人要么被杀掉，要么被强征入伍了。女人们打着手势向我展现了叛军如何在夜里入侵村子，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杀死她们所有的亲人。”

宋相现问她们，他能帮她们做些什么。这些女人们拒绝了钱财，但请求让她们的孩子接受小学教育。这些孩子既没有书本，也没有玩具，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学校”这个词。宋相现自豪地说，这个项目正在展开，这是国际刑事法庭首次给受害者带来补偿正义。

这些仿佛出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故事让我一时无言以对。烩饭里还有几只大虾没动过。宋相现的盘子里还剩下一半食物。侍者在旁边走来走去，我挥手让他走开。

. . .

最终，卢邦加被定罪，这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宋相现承认，非洲国家现在对国际刑事法院有了一些别的想法。有人提出要建立非洲自己的法院。宋相现反驳称，国际刑事法院有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员是非洲人，包括接替奥坎波出任首席检察官的冈比亚人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

“非洲人强烈指责我们有偏向性。我认为不是这样……我们绝非只把非洲人列为目标。我们瞄准的是非洲有罪不受惩罚的情况。”

他预言，检察官将对非洲以外国家的案件提起诉讼，但他拒绝在这个问题上深入解释。服务员端来了我的巧克力慕斯。我转向另一个同样敏感的话题：2012年6月，4名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在利比亚因间谍罪被拘捕。宋相现在促成他们获释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整件事的详细经过从未公诸于世。

那件事与倒台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之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Saif al-Islam Gaddafi)有关。国际刑事法院想要起诉赛义夫，但他仍被关押在叛军据点津坦(Zintan)。2012年，国际刑事法院派澳大利亚籍律师梅琳达•泰勒(Melinda Taylor)帮助赛义夫进行该案的辩护。据称泰勒给赛义夫传递密码纸，因此她和其他三名国际刑事法院员工被羁押。宋相现立刻给利比亚总统打电话，对方承诺确保72小时内释放被扣押人员。但结果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很快就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什么事情都没人负责。全是领导；没有兵。”

同前来海牙的利比亚代表团协商数小时无果之后，宋相现转换了策略。他邀请代表团全体前往斯海弗宁恩的一家米其林一星鱼餐厅，争取到了利比亚方面邀请他们前往的黎波里。他的意大利籍书记员坚持前往，但是利比亚方面不愿意接受女性。尽管宋相现的夫人泪眼婆娑地苦苦哀求，宋相现还是决定亲自到的黎波里去。

在的黎波里，宋相现的代表团受到了一整队黑色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 S600车的迎接。经过两个半小时才到达津坦。宋相现和当地的指挥官站在讲台上，荷枪实弹的民兵在一边守卫。“他和我本来要重新谈判。至少有300个人在盯着我们，”宋相现略带诙谐地说，“我的马其诺防线就是我不会向其表达任何衷心的歉意，因为我们一点儿错都没有。”

宋相现再一次采用了温和的方式：对利比亚革命的牺牲者致敬，并鞠了一躬。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谈判来回反复。下午4点左右，指挥官建议歇歇，吃个午饭。宋相现坚持要先见一见被扣押人员。“沉默许久后，他说，‘好吧，可以，跟我来。’”

宋相现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楼里穿行，直到来到了一条白线前。除了宋相现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过去。宋相现的幕僚长拉住了他的胳膊，劝他不要冒着被扣押的风险进去。宋相现挣开了他，走进了一个安着空调、装修豪华的巨大房间里。

眼前的事让他愣住了：4名被扣押人员从头到脚都穿着利比亚传统服饰。他花了好长时间才认出他们。“他们看起来像幽灵一样。我们一个个拥抱了一下，我说：‘我来这儿接你们回家，不用担心。’”

在与利比亚人进行更多协商后，宋相现履行了他的诺言。这个故事很适合作为我们三小时午餐的高潮部分，以及宋相现作为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生涯的高潮（任职六年后，他于近期卸任）。我们准备离开时，他吐露了一些他个人和任职方面的压力：“我在这儿一直都很孤独。我不和别人交谈，独自或者由我妻子陪我打高尔夫。我不想给人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

我问他，他是否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生来就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回答说，调了调他的高尔夫球帽，“国际刑事法院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困难些罢了。”

莱昂内尔•巴贝尔(Lionel Barber)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

插图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The Penthouse餐厅位于海牙Rijswijkseplein 786号，海牙塔(The Hague Tower)42楼

总计（包括小费及税）：72欧元

译者/何黎

霍尔(Tony Hall)悄无声息地坐到我的长条形软座时，我首先了解到的就是他此行并非真的是来吃午餐。“我更注重早餐，”BBC总裁快人快语道。“午餐期间需要处理的事通常太多，没完没了，所以一般吃个三明治之类的东西就OK了。”

他斜视着窗外对我说：“实际上，马路对面就有个很棒的三明治小店；里面意大利伙计做的熏肉火腿三明治超赞，不去那儿的话，另外一个小店的沙拉味道也很不错。”

我顿觉诚惶诚恐，以为霍尔会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硬拉着我直奔马路对面他喜欢的小店，于是本能地抓紧了餐巾。但谢天谢地，今天的霍尔似乎愿意屈尊，遵守《金融时报》“客随主便”的访谈规矩。

我俩最后没去马路对面的快餐小店，而是在伦敦市中心一家名为Riding House Café的时尚餐馆共进午餐，它距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大厦(BBC Broadcasting House)很近，这幢公共广播公司的总部大厦总耗资达10亿英镑，最近刚刚完工。

Riding House Café有点像BBC风格的餐厅。周围很多餐桌上都摆满了苹果产品，使用者正在浏览网页，似乎在找寻新电视连续剧、或是真人秀电视恶搞类节目(humiliation-fest)的灵感。64岁的霍尔身穿黑色西服（这是媒体人的标准行头），在此“如鱼得水”。他对菜单稔熟于心（“我有时到这里吃早餐”），瞧都没瞧一眼，就点了印度烩饭。我则选了香脆面与红咖啡酱搭配的三文鱼，我俩各自啜饮着Virgin Mary鸡尾酒时，霍尔开始向我介绍一周的忙碌行程。

第二次入主BBC两年来（他如今执掌这家庞大的媒体帝国，手下员工超过1.8万人，每年预算高达50亿英镑），霍尔很是得心应手。他每天的工作真可谓“日理万机”——从因应数字时代以实现公司转型到即将到来的电视执照费再谈判（这场政治意味十足的谈判将决定BBC能否继续以目前的运营模式经营）。

但霍尔急着向我介绍刚在利物浦举办的BBC节目展销会的情况，那一天BBC总共向全球700家广电同行销售了自己的节目。“展销会可以推销BBC颇具创意的节目，我们希望通过Worldwide这个外销平台获利。”他说。

那一周的行程还有更多既定活动，其中包括视察BBC默西塞德(Merseyside)总部。霍尔对利物浦情有独钟，他的童年就在附近的伯肯黑德市(Birkenhead)度过，尽管他如今字正腔圆的发音中，已听不出丁点利物浦的口音。他之后将前往曼彻斯特附近的索尔福德(Salford)，这座城市被誉为BBC的北方中心，但有时被视为BBC员工的域外流放地，聚集了从伦敦总部“发配”来的媒体人（尽管大家都老大不情愿）。霍尔喜欢每周来此一天，给自己的这些手下打气助威。

霍尔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除此之外，这也是某种政治宣示——不仅委婉地解释了霍尔为何没时间吃午餐，而且强烈地昭示BBC在英国国民生活中的独一无二、盘根错节以及非同寻常的地位：它既是优秀节目输出大户，又是政府下属机构及地区发展的提振者，还是社会服务机构及创意产业引领者。

. . .

2013年以来，霍尔就一直执掌这家扑朔迷离的媒体巨无霸。他本不是总裁的当然人选。1973年，他从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及经济专业一毕业后就进入BBC工作，随后一路攀升，直至担任新闻总监，但他在1999年的总裁之争中败北。作为上世纪90年代作风强悍、锐意改革的前总裁约翰•伯特(John Birt)的助手，他曾是BBC业务重组（由管理层与咨询方共同有意为之）的积极推行者。尽管公认为能力出类拔萃，但BBC内部人士说他人缘不尽如人意。“他有点像冷酷无情、专司毁灭的机器人戴立克（Birtian Dalek，BBC著名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中Doctor最大的对头机器人，译者注），”他的一位熟人当时这样评价。

他不久离开了BBC，担任了皇家歌剧院(Royal Opera House)首席执行官，并第一次获得了把一家国家级机构转危为安的宝贵经验。“国人如今已把皇家歌剧院的那段风雨飘摇岁月忘得一干二净，”他这样说道，他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位于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皇家歌剧院因翻修而关门长达两年，从而导致了痛苦的后遗症。霍尔帮助稳住了阵脚，聘请著名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Sir Antonio Pappano)担任音乐总监，并一举扭亏为盈。他对我说：自己任期结束时，感觉得心应手、春风得意。

勿庸置疑，对霍尔来说，BBC本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但2012年年底，突然爆出了已故BBC主持人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如今已是千夫所指）的性侵丑闻。霍尔被当时的BBC信托基金主席彭定康(Lord Patten)请回去，以帮助身处丑闻漩涡的老东家摆脱困境，处理因采编立场问题引发的危机，另外还得处理管理层的内斗以及员工薪酬的丑闻。

霍尔突然注意到我光听不吃，于是关切地问我是否不喜欢点的菜。“我不太喜欢吃小茴香，”我回答道，同时无精打采地用叉子摆弄着小茴香，没想到，量大根多的小茴香就是三文鱼的配料。“我妻子特爱吃这东西，”霍尔心不在焉地说道。我俩都停了下来。“我不知道刚才咋会那么说，”霍尔说道。

. . .

他把印度烩饭一扫而光后，我俩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重回BBC两年来，给我的感觉是一切尽在其掌控之中，这从一方面反映出他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据知情人说，在过失不断的前任总裁乔治•恩特威斯尔(George Entwistle)上台仅54天就挂帅而去后，彭定康实际上是恳请霍尔重回老东家。“托尼无疑是自里斯勋爵(Lord Reith)以来最有权势的BBC总裁，”一位知情人这样说道，里斯是BBC独断专行的创始人。

霍尔履新后第一把火是委任直接听命于他的核心高管小组——其中前工党政府文化大臣詹姆士•珀内尔(James Purnell)出任策略与数字部主管，前《泰晤士报》(Times)总编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出任新闻总监；此外，霍尔还聘请了皇家歌剧院前财务负责人安妮•布尔福德(Anne Bulford)出任BBC财务总监。许多熟知内情者把这视为有些隐秘恐怖的小圈子，但霍尔对此则不以为然。“我深信团队的力量，这可以追溯至我初入新闻这一行时——在BBC贝尔法斯特总部以及BBC新闻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工作的那段日子——你观看歌剧以及芭蕾舞时，能看到团队的关键作用。”

这个核心小组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竭力防止出丑。在BBC这种自以为是的主持人泛滥的媒体集团，出丑现象司空见惯；尽管霍尔不遗余力打造BBC自己的明星，但他却为此制订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明星的薪水减少了10%多。”他说。他还补充道：诸如马克•里朗斯(Mark Rylance)以及戴米恩•路易斯(Damian Lewis)这样的明星愿意降低片酬，原因是“他们对BBC节目质量和本身的口碑深信不疑”。马克•里朗斯与戴米恩•路易斯在最近开播的《狼厅》(Wolf Hall)中担任主演，该部好评如潮的古装剧改编自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两部小说。

但险情仍时有发生。我们会谈后没几天，BBC又全力应付主持人杰瑞米•克拉克森(Jeremy Clarkson)耍酒疯而引发的连锁反应。杰瑞米•克拉克森才华横溢、放浪形骸，是知名度很高的《疯狂汽车秀》(Top Gear)节目主持人，据报道他因拳揍制片人而遭停职，也许会从此卷铺盖走人。但观众的求情信源源不断，甚至卡梅伦首相(David Cameron)本人也出面施加压力，表示克拉克森若遭开拔，自己也会“心碎不已”。

这就引出了霍尔核心小组的另一项关键工作：不让常常抱有敌意的政客插手BBC事务。在霍尔的工作安排日程中，那一周他原定要参加国会下院(House of Commons)的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BBC持股权的问题。BBC的高层硬着头皮接受国会质询的次数越发频繁，竭力为从员工薪酬问题到如何处理萨维尔事件辩护。

霍尔承认国会拥有质询公款如何花掉的权利，尤其是近年BBC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在前几任总裁（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除外）的领导下，BBC声名狼藉————肆意侵犯员工权益、打造IT系统劳而无功以及拐角处那幢光鲜亮丽的新办公大楼引发的恶评。但霍尔担心严格监管造成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破坏媒体的独立性还是打击员工的士气。“BBC采编的独立性真的至关重要。”他说，“议会的监督有点像洗热水澡，水温越调越高，但必须保证水温不会一下子突窜至沸点。”

另一不太关注的则是严格监管对BBC自信心的打击，而霍尔辩称自信心在任何创意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因为出一次错就把人全盘否定。”他激动地说道，“犯错后，必须有勇气承认，而且需要打造这样的企业文化————容忍管理层从中吃一堑长一智。我记得父亲常说：要保证人100%正确是荒谬绝伦的。我的天，如果能保证所做的事三分之二正确，就很不错了。”

霍尔面临的问题是：自己必须直面那些傲慢无理的政府部长与国会议员。随着惨烈的大选拉开序幕，政治话题似乎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近几天，霍尔与其它广播公司一起，与保守党就大选前政党领袖电视辩论会的转播问题打起了口水仗。

议会掌握着BBC的未来命运。勿庸置疑，霍尔本任期内的最大挑战是：主导BBC就续签皇家特许证(Royal Charter)以及未来10年的公共拨款数额（每年37亿英镑）与政府进行谈判。

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霍尔首先得说服质疑声甚嚣尘上的政界：即获得公共拨款的BBC在这个媒体多样化的时代至关重要。霍尔因最近公布的一项特别委员会报告而倍受鼓舞，该报告透露议员们表示未来10年，电视税（目前每年向英国所有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收取145.5英镑的费用）应继续收取。

我马上对他说，打断一下，特别委员会报告还提到可以引入用户交费制的可能性。下院也呼吁不付电视税的行为不入刑————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此动议会大幅增加逃费行为，使整个运营模式难以为继。此外还有一个恼人问题：在这个节目大同小异的时代，通过电视机的天线，科技可以轻而易举 “蚕食掉”简单的收费制度。霍尔的对策简单易行：观众须支付完电视税后，方可链接BBC的数字平台iPlayer。但在当今异常活跃的时代，我很怀疑这种销售模式能轻易地成功。

当然，这些争论仅是部分论据。当务之急仍是说服国会与公众认识到：在这个受众选择多样化的时代（从青少年最喜欢的You Tube视频短片到Netflix提供的即时点流媒体服务），BBC仍然不可或缺。“我们必须应对追剧这个来势汹汹的新生事物。”

即便如此，他仍深信不疑BBC对英国社会的巨大价值。“BBC是英国创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BBC不存在了，肯定还得另外创建出一家来。”

. . .

霍尔的父亲是位经常出差的银行高管（“我老爸为Martin’s银行工作，就是连续剧《爸爸的部队》中梅因沃林上尉(Captain Mainwaring)常去的那家银行”），他经常穿梭于英格兰中部地区(Midlands)及西北部各个城镇，霍尔本人的良好修养很大程度源自电视的熏陶。

“我通过观看BBC的纪录片了解二战历史以及邱吉尔的故事，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纪录片《文明的轨迹》(Civilisation)一下子激发了我对艺术的浓厚兴趣，他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BBC拍摄的那部著名纪录片。“在我看来，BBC一直兼具教育和启迪之双重功能。因为我有这样的成长经历，所以我觉得公众应该欣赏到最好的节目。”

我俩转向BBC独特的销售模式这个棘手话题。出乎意料的是：当我要求霍尔随便说出BBC制作、而其它同行难以企及的一个节目时，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慎重回答道：“好，古装剧《狼厅》的导演彼得•考斯明斯金(Peter Kosminsky)就曾公开说，若没有BBC参与，投拍《狼厅》根本不可能。”

但霍尔真相信考斯明斯金的话吗？他真认为尽管投资巨大，天空电视台(Sky)也永远不会投拍《狼厅》吗？他稍微扭了一下身躯说：“我认为天空电视台不会，”说完后又补充道：“你瞧，如今我这么说了，天空电视台听到后肯定会说，‘当然啰，我们肯定会投拍的。’”

尽管如此，霍尔还有更充足的理由。他坚持认为：总体说来，英国广电系统如今的“生态格局”（他如此称谓）可以给全国观众提供上乘节目，理由是它能实现百花齐放。

“我们创建了行之有效的体制，重要的是不会肆意妄为。”他说。“正因为如此，我们英国有了电视税模式的BBC，有了靠广告收入支撑的英国独立电视台(ITV)与Channel 4频道，也有了靠收费制好节目不断的天空电视台。观众也因此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机会，我们也拥有了全世界最棒的广电体系。即使稍作改动，也会因小失大。”

在如今的经济紧缩时代，上述想法是否能最终实现目前不得而知。霍尔承认，未来政府的拨款可能会削减——即便这样做很不得人心。

尽管BBC已宣布以传统方式停播BBC三台节目的计划——这是BBC第一次裁掉旗下主要频道（虽说在线节目仍将保留）————但霍尔认为BBC将来不应该再作任何缩减。他指出马克•汤普森2010年曾努力裁撤Radio 6音乐电台而最后未能得逞。“这是他为Radio 6所打的最漂亮的广告。”霍尔格格笑着说，“他不能裁掉音乐电台。听众也回应说，‘你不能裁！’”

我俩喝完咖啡后，就把话题转向霍尔如何引领BBC走向未来的问题。他拥有绝对权力；目前不明朗的是：在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后，他将如何使用这巨大权力？他希望以何功勋传之后世？

霍尔希望能把BBC的节目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推出更多优秀节目以及促进全民对话。“你很难想像没了BBC的英国会是什么模样，”他如此断定道。“我希望在本人的任期内，可以打造一个信心十足与实力雄厚的BBC，制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的节目。”他说得可圈可点，但（奇怪地）感觉有些直白，与其说描绘的是雄心勃勃的远景规划，倒不如说是冠冕堂皇的目标。

说完这，我俩就决定分道扬镳。霍尔最后瞥了一眼他最喜欢的三明治小店，然后穿过大门，轻松自如地回到BBC总部大楼，一切显得那么游刃有余。

有些人建议BBC应该变成Netflix这样的视频流服务商，借助用户交费发展自己。诸位如果是BBC掌门人，会以何种模式的电视频道与广播电台服务大众？

乔纳森•福特是《金融时报》商界领袖撰稿人

图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The Riding House Café餐厅位于伦敦Great Titchfield Street街43-51号，邮政方位：W1W 7PQ

加烟熏鳕鱼的印度烩饭、半熟鸡蛋以及豌豆苗：13.50 英镑

加入红咖喱与香菜的油炸三文鱼拌香脆面：17.50英镑

两杯Virgin Mary鸡尾酒：9英镑

美式咖啡：2.75 英镑

过滤式咖啡：2.60 英镑

总计（包括小费）：51.02 英镑

译者/常和

何家弘教授(He Jiahong)向中国人民大学学生(Renmin University)及政府官员讲授刑法与反腐调查技术手段。与我共进午餐前，他邀我先参加他主持的一场研讨会。在会议室正中央桌子端坐的还有英国最高法院(UK Supreme Court)大法官图尔森(Lord Justice Toulson)以及其他三位到访的英国法律专家，他们正就司法程序与10多位中国法律专家交换意见看法。他们身后则摆放了好几排课桌，坐满了旁听的学生。

今年61岁的何家弘身穿黑色衬衣与黑色毛衣，系着红领带，尽管说话细声细语，但镇定自若的神情及适度的幽默左右着听众的注意力。

何家弘常在中国国家媒体担任评论员，也是国际法律会议的常客，作为鼓吹司法改革的律师，他的另一知名身份是五部通俗犯罪悬疑小说的创作者，它们如今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及意大利语正式出版。

这个双重身份（律师与作家合二为一）道出了何家弘最爱说的一句俏皮话的缘由，他在研讨会上与午餐期间不断说：“我不但是法律专家，而且是小说家，所以自己不时会迸出新奇的法律观点。”

. . .

研讨会直到中午才结束，我俩离开法学院，直奔隔壁大楼的校园餐厅。今天天气很冷，却是晴空万里，阵阵新鲜空气沁人心脾、让人心旷神怡。尽管两座大楼都有十字转门“把守”，但本人并无出入证——今天一大早，一位清洁工偷偷把我放进了人大——所以当这位知名法律专家暗示如果我们两人一起紧挨着同步快速移动、只刷他的员工卡就能进去时，我惊愕但又愉快地接受了。尽管出入口挤满了老师与学生，但大家对这种明知故犯的举动似乎都不以为然。

进到饭堂后，何教授把饭卡递给收银员，还没等我提出异议，两份自助餐的钱就已自动扣除。现在是中午12:15，整个饭堂里人满为患——多达2.5万多学生。人大是北京规模最大、也是最知名的高校之一。

我俩快速扫了一眼一份已吃完的自助餐，然后在人声鼎沸中走向一张餐桌。幸运的是，我与何教授点的饭菜大同小异——我俩都要了白菜与蔬菜的烩菜、馒头以及一小碗糙米粥（而不是饮料）——此外我选了牛排与面条，而何教授要了一份鱼和米饭。

何教授如今是中国两场最激烈论战的核心人物：如何打击腐败及推进法治，所以我急于想把话题转向中共当前以及未来的反腐运动上来。

“在中国某些省份及某些产业，几乎无官不贪。”聊起他2006年从人民大学借调至最高人民检察院(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渎职侵权检察厅(the Department of Dereliction of Duty and Infringement of Human Rights)担任副厅长时，他这样说道。“基于那段工作经历，我提出了对全部贪腐官员进行所谓特赦的观点。”2008年，在为《法制日报》(Legal Daily)撰写的系列文章中，何家弘教授率先提出特赦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发激烈争议。“有些政府官员对我说，‘您压根不懂政治，您可以公然谈论，但我们不能真正付诸实施，因为此决定的政治风险极大。’”

勿庸置疑，特赦腐败份子会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习近平(Xi Jinping)担任总书记（2012年）以及国家主席（2013年）后，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大得人心，但何家弘担心中共此举治标不治本。他提议：政府官员用支持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来换取既往不咎。“本人认为，真正的障碍是太多政府官员拥有太多不宜申报的财产。”

尽管如此，中共似乎仍在全力以赴打击腐败：据中纪委(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统计，去年全年遭到惩处的官员数同比增加了30%，达23.2万人；除了大量低级别“苍蝇”外，查处的官员还包括了数量空前的“大老虎”，其中就有中共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前领导人周永康(Zhou Yongkang)。“中共领导层通过查处更多高官贪腐案件，以期向人民交出满意答卷，”何家弘说。“但是，相比体制改革，打击‘苍蝇老虎’则要容易很多。”

我俩一直用英语进行交谈——初次见面时，我曾用普通话称呼何家弘，自以为对方可能更喜欢用汉语母语交谈，而非英语；但每次见面，他直接用字正腔圆的英语与我交流，真是羞煞我也！

尽管20多年前他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位于芝加哥附近）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却并未选择在国外定居，但他每年定期会花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去外国大学讲学（通常用英语）。他列举了近年来去过的好几个城市——辛辛那提、迪拜以及日本名古屋等，他曾在这些城市举办过法律与自己所写小说的相关讲座。他最初定于1990年去西北大学攻读法律，这是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一个资助项目，但受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留学差点被搅黄。两年后，他终于成行，去西北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 . .

何家弘1953年出生于北京，13年后，毛泽东(Mao Zedong)发动的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让全国陷入疯狂，此时的他正上中学。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被“下放”到农村，最终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国营农场劳动。在国营农场担任拖拉机手与教师的经历，是他《洪钧律师推理小说》(Hong Jun novels)四部曲首部小说的灵感源泉与故事发生地。他的首部汉语版小说出版于1994年；随后对整个系列作品进行修改后，于2012年出版了英文版的《洪律师推理小说》系列。（洪钧的简历与他的创作者何家弘一样，同样有在人民大学及西北大学主修法律的经历。）

“我当时自愿下到农村锻炼，因为自己觉得这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使命。”何家弘回忆道，“我当时笃信共产主义，认为它也是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且自以为通过共同努力，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

1971年，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林彪(Lin Biao)逃亡外国时坠机身亡，随后遭到全盘清算。何家弘的乌托邦理想开始破灭。“我当时无法对任何人言表，但自我感觉遭到了政客们的愚弄。”他这样解释道，“林彪曾是万众景仰的偶像，但官方控诉他背叛了国家，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我对此感觉很茫然。”

整个上世纪70年代，因为他家的阶级成分不好——他祖父曾是国民党将军，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他费尽周折获得组织批准，最终回到北京并上了大学。“我祖父是很正直的官员，”他回忆道。“但在文革期间，年纪轻轻的我无法理解这一切。祖父被逼去扫马路，因此我以他为耻，经常不愿去看望他。”他说自己后来与祖父重归于好。

1977年，他最终获批回到北京。当时已是24岁的他在北京某建筑公司当上了一名管道工，他一直对文学很感兴趣，憧憬能创作一部鸿篇巨作。他说自己因成分不佳被大学拒之门外时，曾一度把写作视为“证明自身聪明才智”的方式。

但几年后，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只不过这次是他女友（如今是他妻子）的缘故。来自医学世家的她在建筑公司的门诊室上班，对方全家认为怀揣文学梦的管道工并不适合做他们家的女婿。

女友全家说：他只有通过高考，才会接纳他。当时的高考向所有人开放，并不用考虑考生的政治背景。但这绝非易事，尤其在1979年，因为因文革而中断学业的所有学生将同堂竞技。

“参加高考前，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他这样回忆道。“但经过一整夜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愿为爱情搏一把，去参加高考。幸运的是，我通过了高考，最终得到了女友全家的首肯。”他们夫妻俩最近刚刚举办了34周年婚庆，夫妻俩育有一女（其专业是竞争法），而且有了一个孙子。

何家弘人生的第二次转运是人民大学的招生老师把他这位26岁的大一新生转到了法律系——他的数学成绩并不好，不适合自己最初选择的经济学。然而，“自己越学法律，越意识到它对中国的重要性，”他这样回忆道。“我的一位同学（对方深知我喜欢文学）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专家，而非小说家。”

在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职岗位后，何家弘才猛然觉得自己在教学（纯属歪打正着学习法学专业）之余，可以重新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他说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斯考特•杜罗(Scott Turow)的启发，杜罗既是美国检察官，又创作了《无罪证人》(Presumed Innocent, 1987)与《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 1990)等法律惊悚小说。

“初看那些书名时，以为是法律专业书籍，但实际上是小说，由此自己也萌生了写作念头，”何家弘说，此外，他还是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迷。

. . .

我俩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的餐盘已被扫光，而何家弘盘子里还留了一片没吃掉的蔫白菜叶。饭菜虽说不上丰盛，但味道很可口，再说，本人更关注何家弘的人生故事。

教职员工用完餐后陆续离开，原先熙熙攘攘的饭堂渐渐安静了下来，没想到此时饭堂员工来到大厅用餐，顿时又热闹了起来。几位男厨师坐到我们旁边，大声逗弄不远处一张餐桌的几位女服务员。随着饭堂员工陆续离开，饭堂再次沉静下来。一位员工飞快地关掉了饭堂的所有灯后，饭堂顿时“黑作一团”，我俩总算明白了对方尽在不言中的意思。

于是我与何家弘前往他那间堆满各种书籍的小办公室，为的是能再聊一会儿。这一次，我俩还是紧挨着同步通过十字转门。但他先得给女儿打个电话，因为他答应下午见她。

何家弘的办公桌很整洁，但摞着高高的书与论文；我坐定后，发现竟然瞧不见他的脸，所以只得把椅子挪至他那一边，以便就腐败与司法改革继续交谈。尽管他提出特赦与个人资产披露法相结合的想法在中共看来实属冒进，但他承认自己并非激进分子。正如他作品中志同道合的同仁洪钧经常通过争取中共党内清官的支持、抓捕那些害群之马，在中国法院系统内力所能及地为当事人伸张正义，何家弘相信循序渐进的法治建设能帮助中国成为更为公正、更为民主的社会。

“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所谓的西方民主，那样的话，对中国人民而言将是个灾难，”他这样说道。他随后提到了中共去年反复重申的庄严承诺——防止地方政府官员干涉法院判案。“中共会率先启动司法改革，我觉得这是正道。我们需要用政务更加公开透明来限制官员手中的权力。”他说。

许多人认为：中国所谓的司法改革动机存疑，实际上是中共领导层加强控制本国法院的举措。我向何家弘说出了上述观点，他本人也是全中国8700万党员的一分子，尽管算不上积极分子。

“中共是执政党，”他说，并指出中国宪法赋予了中共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地位”。“宪法与所有法律都代表了党的意志，但宪法与法律一经通过，包括领导人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应该遵守。这就是法治。”

“法治建设将是个长期过程，”他又补充道。“中国努力建立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只有30多年时间。你知道，要彻底改变公检法的思维方式，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说到法制建设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这个份上，我明白该是结束本次访谈的时间了。时间已是2点多，我俩都还得赶回去上班。我对何教授说就此别过，不必相送。

下了楼，我才意识到自己又把过十字转门以及进出校门的规定这档子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等了一会儿，才找到愿意带我出校门的人。

米强是《金融时报》驻北京站记者

插图由洛克•沃勒(Luke Waller)提供。

译者/常和

我及时赶到Brasserie Zédel酒馆，约好与斯蒂芬•沃尔爵士(Sir Stephen Wall)在下午一点共进午餐，却发现他早已坐在长条软座上等候，餐馆里的餐桌摆放得满满当当。这位退休外交官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你今天没系领带。我也解了它，系它只是应酬您的午餐会。”说完，就赶忙解下自己的鲜红色领带，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今天内穿白衬衣，外穿蓝色夹克。“系领带感觉特不爽，是吧？”他说，然后我俩就聊起尽管难受之极、但男士仍坚持系它的原因。“我上班那阵子，要求穿制服，”他对我说。“所以我只得如此。”

脱掉压抑的制服，可以说是斯蒂芬爵士一生的一个主题。纵观他的职业生涯，多数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外交官——外交生涯的顶峰是上世纪90年代担任英国驻欧盟大使、而后又担任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的欧洲事务首席顾问。2004年卸任公职后，成为时任西敏寺大主教科尔马克•墨菲-奥康纳(Cormac Murphy-O'Connor)的高级政策顾问。但是，刚过花甲之年不久，他就决心不再笃信上帝。差不多同时，他告知自己妻儿自己是同性恋者。如今的他积极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奔走疾呼。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正恢复自我的天主教徒”。退休后，他又摈弃自己了的外交中立立场，积极主张英国应继续留在欧盟内。

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他正经历严重的中年危机。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与我2000年在唐宁街首相府(Downing Street)初次结识的那位沉稳外交官并无二致。当时的他简要给我介绍了欧盟尼斯(Nice)峰会前英国秉持的谈判立场。如今的他已68岁，却一点不显老，留着平头短白发，依然戴着那副学者派头的眼镜，仍是昔日那位无可挑剔的政府官员——才思敏捷、剖析问题既迅速又全面，充满了冷幽默。然而，除了公职领域之外，斯蒂芬•沃尔爵士远比表象有内涵。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史蒂芬是优秀的职业外交官……但从深层次看，他情感丰富、观点全面以及洞察力深邃。”

. . .

英国公务员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往往非常俭朴。史蒂芬选中的这家Brasserie Zédel餐馆当然不会豪华，尽管它属于欧式风格（很合适）。它离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很近，开在地下室里，店面很大，人头攒动，采用19世纪末的装饰风格（大理石柱子、大面镜子以及大量使用镀金料），里面的餐桌摆得满满当当。所有的指示牌都用法语标示（如厕所门就标着“toilette”字样），此举稍显做作，但听到我们邻桌的一对夫妇正用法语交谈，这就增添了一丝真实感。

史蒂芬选了非常便宜的客饭（只有8.95英镑），并一再向我保证这并非客气——因为它的模样让人垂涎欲滴。我也认可，于是我俩都先点了萝卜丝，主菜则点了牛肉饼与炸薯条。如今的伦敦，平时上班在外吃午餐，往往会喝点葡萄酒，当服务员问我们是否需要时，我俩都婉拒，并表示歉意，只是决定改点纯净水。刚点完菜，萝卜丝就端上了桌（快得出乎意料），但用纯正柠檬汁调出的味道美味可口。

这次午餐会，我预料我们的谈话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事务，一是个人隐私。我俩先从国际事务聊起。史蒂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欧盟努力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英国似乎却在脱离欧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问他是否忧心忡忡，他温和地回答道的确如此。与诸多富有经验的观察人士一样，他认为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出的要求近乎无理——尤其是要求欧盟就公民自由流动修改相关法律。

此类问题早有先例。上世纪90年代，史蒂芬效力的首相是约翰•梅杰(John Major)，梅杰不断受到自己所在保守党的攻击，指责其对欧洲不够强硬——尤其指责他1992年签订了旨在实现欧盟货币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史蒂芬爵士认为卡梅伦目前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那一代年轻人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遇刺后，成为其忠实门徒，并把全力反对马约视作忠心不已的标志——对撒切尔夫人死心塌地。但我认为与历任首相一样，卡梅伦也清楚英国一旦脱离欧盟，就不再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当然，英国的欧洲怀疑情结由来已久。史蒂芬担任英国驻欧盟大使时，曾一度接到指示，要求他否决每项欧盟决议——旨在报复1996年欧盟在英国爆发疯牛病后禁止其牛肉出口的决定。史蒂芬尽管认为该命令站不住脚，但仍忠实照办。他深思后说道，这种务实做法导致“政客相当程度地蔑视公务员……因为英国本质上是唯利是图的国家。”

我问他作为铁杆挺欧派，是否对英国政府的恐欧论心灰意冷，是否曾考虑过辞职。这样的事，他只能想到曾经发生过一回：就是在英国爆发疯牛病期间，政府似乎考虑拒交应承担的欧盟预算份额——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法规。史蒂芬电告其上司，如果当局要求他公然违反欧盟法律，他只能选择辞职。几周后，英国政府告诉他已有了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一如既往谦称自己很清楚政府的最终决定与自己的抗争毫不相干。

我问他有过啥遗憾？与诸多感同身受的政客及官员一样，史蒂芬爵士的思绪也转向2003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面谏布莱尔发动伊战是个错误。我曾对别的官员说过，但我没有就此事面谏他。并非我能未卜先知……而是我总认为战争应是最后的不得已选择……退一步说，发动伊战的法律依据根本站不住脚。”

关于国际政治，我俩聊得既惬意、话题转换又快——因为我俩不时从欧盟转向以色列、南非以及俄罗斯。“普京无疑是在不断突破界限，”他认真说道。“大家都觉得他不会傻到在波罗的海国家犯浑，但他或许真可能这么做。”我俩都把牛肉饼吃到一半时，我适时问他私生活方面的巨大转变。

. . .

在最近一期的澳洲同性恋杂志《DNA》上，史蒂芬爵士谈及自己的第一次同性恋经历，当时他只有10岁，就读于Douai天主教寄宿学校。事情败露后成为千夫所指（“本人成为学校的弃儿”），自己也自觉羞愧难当，于是几十年来一直深藏自己的性取向。直至他将近四十岁时（当时他已娶妻生子），才完全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20多年后，直到妻子凯瑟琳(Catharine)发现他偷藏有同性恋杂志，他才最终向家人承认出柜。

我问他：如果妻子没有发现那些杂志，这辈子是否会一直严守这个秘密？史蒂芬爵士摇摇头，并说自己内心的煎熬与日俱增，不可能永远秘而不宣。“我越发感觉痛苦，并非由于遭受性挫折感，而是感觉这是自己人生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对此也无法再掩耳盗铃……凯瑟琳事后对我说，‘我一直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感觉你越来越闷闷不乐，但我搞不清楚你内心的纠结是什么。’”我问：难道你妻子真一点都没觉察出你是个同性恋者？他摇摇头说：“没有，我觉得她没觉察。”

他说自己与妻子“都希望继续维系这段婚姻，但难度实在太大，因为我想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很显然，这是很痛苦的抉择。”他俩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尽管如此，他仍坚称自己公开这个秘密后感觉如释重负（“平生第一次陶醉于自己的肉体，”他在《DNA》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最大的慰藉来自35岁儿子马修的反应。“他完全支持我的决定……有趣的是，尽管他一想起我和他妈妈离婚很是难受，但我出柜后，他显得很泰然。”

过去的年轻人对此往往会耿耿于怀。英国法律早在1967年就实现了同性恋关系合法化，当时史蒂芬爵士已经20岁，“但如果公开出柜，自己就不可能进外交部(Foreign Office)工作，”他这样解释道。“当初接受当面审查时，我曾被问及此问题：‘有无同性恋经历？’我回答道，‘我10岁时发生过’，我是实话实说，但考官们微微一笑，说那不算什么……最后在我临近退休之际，我又被要求坦承自己的性取向后，对方只是说，‘哦，同性恋不算啥问题。’”他皱着眉说道。“但也从没人告诉过我：这真不是个问题的原因是本人并非同性恋、还是他们压根就不在乎？”

但政府对同性恋的立场还未彻底转过来。史蒂芬爵士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自己要是公开出柜，政府就不可能提名他出任英国驻欧盟大使，因为当时政府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改变不大。我问他如今是否已今非昔比。他点头说：“我敢肯定情况已大不一样。”他愿意谈论自己的同性恋经历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助推政府态度的转变。他最后的工作（从2010年直至去年）是担任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校董会主席，让他惊诧与感动的是：他公开出柜后，很多同性恋学生对他感激涕零。

. . .

我曾以为史蒂芬爵士放弃宗教信仰与其出柜密不可分，但他一再向我强调事实并非如此。他说，自己放弃宗教信仰一事发生在前，“与出柜毫不相干，但主因是自己不再笃信上帝。若真笃信上帝，则当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不容易，因为得遵守太多清规戒律；但反之则更难。”我不知这是否属玩笑之举。

我问他为何不再笃信上帝？

“我坦承，诱因是拜读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大作《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并非他道出了我自己未曾想到的原由，而是因为他说出了我自己不愿思考的内容，千真万确。我当时就想，‘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句真心话，自己已不信上帝。’”

但随着我俩谈话不断深入，很显然他对天主教的保留看法早已有之：“我五岁时就第一次坦承自己不信上帝……天主教如果希望教化信众，就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但事实上它没做到。这套体系并非建立于理性、成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负罪感与宽恕的基础上。这就好比崇尚强硬手段与怀柔警察之间的区别。”

我俩的谈话因服务员的到来而暂时中断。我问他要咖啡还是甜点？史蒂芬爵士坚持吃套餐包含的甜点，于是我给他点了鲜果挞。我自己则决定放纵一把（愧疚之至，敬请宽恕），于是在自选菜单中点了奶油布丁。

我俩每人要了一壶咖啡后，史蒂芬爵士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他回忆说自己儿子六岁时，“每周六送他上天主教的教义问答课，有一天他回来后，看见他笔记本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很显然是老师的授意），‘亲爱的老爸，原谅我，因为我罪孽深重。’读到这，我就对凯瑟琳说（因为她是不可知论者），‘说句心里话，我宁愿儿子不信教，也不希望他再遭这份罪。’”但史蒂芬又补充道：但事后马修告诉他想去参加King’s Canterbury（一家英国圣公会寄宿学校）的弥撒后，他又转忧为喜——因为没想到马修这样对他说：“老爸，我去过教会各种活动，而弥撒耗时最短。”

我纳闷史蒂芬的天主教义是否参掺杂了他对待欧盟的态度，同时我又想验证自己的观点：即英国天主教徒通常更易于接受欧洲统一的理念，原因是他们的信仰生来更具国际视野。但史蒂芬爵士指出，英国国内包括保守党议员比尔•凯希爵士(Sir Bill Cash)与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在内的疑欧派重量级人物都是天主教徒，算是委婉地驳斥了我的上述观点。但是，他的确认为英国的疑欧论思想或许可以一直追溯至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时期。“科尔马克•墨菲-奥康纳大主教过去常调侃，‘只要不把创建欧盟的条约称为《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天主教教廷所在地梵蒂冈便位于罗马——译者注）’。我觉得疑欧论者的‘彻底否定天主教会’的说法，言下之意是反对欧洲大陆对英国国家利益的侵犯，而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政治上的反制行为……就这个意思。”

史蒂芬爵士因职业原因，对欧洲事务仍存有兴趣。他正为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撰写英国参与欧盟的官方历史，作为去各个学校做报告的常客，他仍在测验英国国民对待欧盟的态度。他的开场白通常是问济济一堂的优秀学生：“如果明天公投决定英国在欧盟的去留问题，那么诸位会如何做？“多数学生表示将投票赞成英国留在欧盟内。”他认为学生认同‘自己对所谓欧洲有帮助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道义’的说法。”而后又补充说，“我认为学生们并不忧虑所谓的英国主权削弱问题，而这正是挺欧派与疑欧派争论的内容。”

我俩聊了差不多快2个小时。我支付少得可怜的餐费时，突然觉得他与平时不时哀叹“现今年轻人”的那位退休要员大相径庭。相反，在他关注的诸多大事（欧洲问题、宗教信仰以及同性恋者权利）上，史蒂芬爵士如今觉得，对他来说，年轻人没有上述的“烦恼”，既是宽慰，也是激励。

吉迪恩•拉赫曼是《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专栏作家

译者/常和

“您要鸡肉还是牛肉？”

在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浏览菜单之余，维珍航空(Virgin Atlantic)送餐空乘人员的口头禅不禁脱出而出。这位集慈善、企业家与冒险家于一身的名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径直告诉我自己九个月前就已不吃牛肉，原因是他拜读了养牛业对热带雨林造成危害的相关文章。“我发现不吃它丝毫没影响，”他这样答复道。

Locanda Verde餐厅肉食为主的菜单倒没有这种忧虑，但我放弃了点鞑靼牛扒的想法，转而寻找既能满足本人胃口又能满足对方良心的菜。这家向阳餐厅由大厨安德鲁•卡梅里尼(Andrew Carmellini)在罗伯特•德尼罗(RobertDe Niro)名下的格林尼治酒店(Greenwich Hotel)内开设，属于纽约翠贝卡区(Tribeca)砖裸露型建筑风格，开张五年后依然很具时尚感。布兰森走向餐桌时，还与名模及电视时尚秀评委海迪•克卢姆(Heidi Klum)搭讪了几句。

布兰森此前从未在此用过餐——选在哪儿用餐他完全听之任之——对于这位以奢侈享乐型大腕来说，美食带给他的乐趣似乎微不足道。“我很幸运娶了位好老婆，她是很棒的厨师，”他平静说道，“但我对吃从不挑剔。”

服务员来到我们身边后，布兰森点了拌有菜花、葡萄干以及意大利乳清干酪的管状面条casarecce，主菜则点了蒜味鸡（还点了菠菜及烤土豆）。一想起养牛业危及热带雨林的事，本人就点了腌甜菜沙拉作为自己的头道菜，而后眼睛一下子瞄上了大比目鱼。2011年，布兰森加入Ocean Elders后，把拯救海洋加进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中。Ocean Elders这家对话组织名人荟萃，其中包括了约旦王后努尔(Noor)及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我问他大海中大比目鱼的数量如今是否属可持续循环状态。

“我觉得大比目鱼实现了良性循环，”他的话打消了我的疑虑。他没点葡萄酒，相反，只要求在纯净水中加点橘子汁。我则点了苏打水，丝毫没有通盘考虑瓶装水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我们的午餐会恰巧在布兰森一周典型行程之中——他先到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参加维珍联合基金(Virgin Unite)的会议；而后转场多伦多、参加维珍移动公司(Virgin Mobile)为加拿大无家可归者创办的培训班；如今则身处纽约，举办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的新闻发布会。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包括了九名前世界领袖，支持毒品使用非入刑化。

接下来他将赶赴华盛顿，参加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早餐会，然后直奔费城附近的“离心机吊舱”休整，为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期待已久的亚轨道太空飞行之旅养精蓄锐，他把它誉为“全球首条商业太空游线路”。在这些公开活动期间，他还将挤出时间打理自己五花八门的业务——航空公司、铁路运营公司、体育馆、移动公司业务、电台、音乐节以及银行，福布斯(Forbes)预计它们总共给他带来约5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在私底下，布兰森这个爱出风头者却显得腼腆。他满头银金色头发，访谈期间，几乎不抬头与我进行眼神交流。他身穿黑色运动夹克，并解开了两粒衬衣纽扣，手腕袖口的扣子也没系上，介绍自己的下一场冒险活动时，手中不时摆弄着钢笔。

他在热气球、高速快艇等惊险运动中算是出尽了风头。但今年64岁的他知道太空之行会让身体承受完全不同的压力。“速度从零飚升至每小时3500英里，只需8秒时间，”他说。达到4.5倍重力时，“身体就能明显感觉到。”

他亲身体验宇航员所言“从太空俯瞰地球”的梦想已推迟了近七年时间，如今他最乐观的估计是明年三月实现梦想，届时他与自己29岁的儿子山姆将从新墨西哥州的“太空船发射场”升空。

布兰森正和自己的富豪朋友、特斯拉汽车(Tesla Motors)创始人马一龙(Elon Musk)及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展开太空游竞赛。（布兰森在维尔京群岛内克岛的别墅为佩奇主持了婚礼，而马一龙如今与他比邻而居。）自从1969年观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壮举后，他一直梦想能造出火箭，但他坚持认为彼此之间的太空行竞争根本不是富豪们干的无厘头事。

“太空游公司将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公司，”他对我说。“因为我们是全球唯一开发太空游的私企，接下来的几个月，它显然会对维珍旗下每家公司产生所谓的光环效应(halo effect)。”

他公司的经营范围从热气球旅行、净水器到脐带血银行，可谓一应俱全。服务员端来一小瓶橘子汁以及两片佛卡夏面包(focaccia)时，我问布兰森（他的热情似乎源源不断）他对啥行当拒之门外。

他承认自己不擅长说“不”。“我有时把这归因于自己从未上过大学。我们正在试水铁路经营、手机业务以及太空业务，”他说，“还要大肆进军非赢利行业。”

他只否决以下想法：如果它“不能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做起来毫无乐趣、或是做起来别扭难受，”他一边轻咬佛卡夏面包，一边解释道。比方说，自己将来不会生产大麻卷烟(Virgin spliffs)，尽管他的一项任务就是敦促政府终结50年的禁毒运动（他认为该项运动完全失败）。“作为生意人，如果我的一家公司已失败经营了50年，那么我49年前就会把它关停掉，”他用夸张的手势说道。

. . .

这时候，我俩点的头道菜都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一盘意大利面端到了布兰森面前，而放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碗切成紫色及黄色条纹截面的鲜亮甜菜，但味道却实在不敢恭维。他用叉子叉了块菜花，直说好吃。

他果断放弃经营独立唱片公司，转而叫板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但维珍的最新计划还是进军自己懵懂的行业，但他自认为能更上一层楼。

他正在建造两艘巨型游船，以“验证是否能够吸引像本人一样从未坐过游船的乘客”。对于进军自己知之甚少的行业，他显得无所谓，他说：“经营公司的关键是善于倾听。”

他认为游船业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这与他上世纪80年代时进军航空业时的状况如出一辙。我说自己清晰记得首次乘坐维珍航空航班的情况，当时票价便宜、空姐逗趣以及冰淇淋免费。我就是在其中一趟维珍航班上邂逅了自己的妻子。但是，9.11恐怖事件发生后，乘客禁带塑料刀登机和运营费用高企，维珍航空是否失去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经营特色？

“我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他坚持认为：自维珍航空从一架飞机起家以来，给乘客的服务水准始终没有下降，但他也坦承“其它航空公司也在努力迎头赶上”。他说，维珍航空一直等待新机群的交付已有五年时间，而迄今只有一架波音787梦幻客机(787 Dreamliner)交付运营。“全部机组运营后，航空经营理念将为之大变。”

维珍航空从来不是布兰森集团最为赢利的下属公司（自莱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发明飞机以来，全行业的财务记录一直骄人，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去年，维珍航空的亏损额下降了一半，降至5100万英镑，而高管们说今年将成功扭亏为赢。但维珍集团旗下节税型股份公司的确切数目一直是个谜，但布兰森本人宣称集团实力属“史上最为雄厚阶段”——“现金充裕”、无任何外债。

集团还有引以为傲的商业模式——把现金更为审慎地到处投向需要的行业，而不是打造自己的品牌。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如今拥有维珍航空49%的股权，布兰森已把自己在维珍媒体(Virgin Media)的少量股权变现，他的很多公司都由其他投资者控股，维珍坐收品牌授权费用。

这种模式让布兰森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能实现异乎寻常的多样化经营。因此，尽管两艘游船的造价高达20亿美元，“但集团会引进其他投资伙伴，”他说。维珍集团预计2012年公司“全球品牌授权收入”高达150亿美元，但到底有多少份额真正回流维珍集团却不得而知。

未来几个月，维珍集团旗下将有两家分公司上市，届时集团的财务状况有望大为改善。总部位于英国的金融服务公司维珍理财(Virgin Money)计划在伦敦上市，有望筹措1.5亿英镑资金；而总部位于美国的低票价航空公司维珍美国(Virgin America)也已向纽交所递交IPO申请书。维珍美国的总估值为10亿美元，布兰森拥有其22%的股权。但布兰森这次学精了，不愿就此发表任何评论。

尽管布兰森在推销带有维珍品牌的公司时频现身影，但他花在自己生意上的时间远少于慈善事业以及个人追求。他把吃了一半的头道菜推到一边后，再次把笔握于手中，然后说自己的行事诀窍与选用餐地点一样，就是做甩手掌柜。

“我20出头时，就学会了此道，这让我能够尽情享受生活，”他说道。布兰森的生活——在加勒比海岛上建寓所、玩风筝冲浪、时不时试图打破世界纪录（他目前保有四项世界纪录，其中包括了驾冲浪风筝横越英吉利海峡的最年长者纪录）——也是他逍遥自在性格的重要内容。

今年九月，他对员工说可以休随意时间的年假，但同时又告诫他们：首先应该“100%自信自身及团队在每个项目上都已做到最好”。布兰森说自己这几年里一直延长休假时间，每天只花2、3小时于工作，但把权力下放，“以便有更多时间栽培孩子”。

他刚在内克岛上为自己儿子（山姆和霍利）建好了新别墅，而这两个儿子也都即将为人父（霍利即将出生的孩子是双胞胎），而且他们越来越成为布兰森慈善事业、冒险以及公司经营的左膀右臂。

“他们希望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对我说，并提及了霍利的学医经历以及山姆的电影出品公司，但两者都曾公开说将来要“承继父业”。

“我觉得公司会因新人而获得长远发展——尤其是家庭型企业——而且山姆和霍利都比我更年轻有为，”他说。从他17岁创业到现在，从他最初创办面向年轻人的《学生》杂志(Student)，时光迄今已流转了46年。

“这都是老黄历的事了，但显而易见，我希望20年后……”他声音渐渐变小，暗示衣钵会一代代传下去。他希望维珍能和苹果(Apple)一样，成为“受人尊重的国际知名品牌，希望能长久存在下去”。

他没有答复的问题是：儿子们是否能够成功维系维珍这种多样化经营的集团、而它的创始人已在所有业务上都已深深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且似乎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把各种不同业务成功组合？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请求离席——“本人得去趟厕所！”——他走后，其中一位助手走到我跟前，提醒我采访时间还剩10分钟，他还得赴下场访谈。

我俩已聊了有一小时，但我们点的主菜还未见踪影。我焦急地叫来服务员，催要所点主菜及买单。服务员脸色煞白，一溜烟跑向厨房。

. . .

布兰森也许是英国知名度最高的生意人，但他回席时，我就媒体头版头条痛批他搬至避税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定居一事发问。去年，他卖掉了自己在牛津郡(Oxfordshire)的寓所，转而定居维尔京群岛。他辩称这纯属私人决定。“如果诸位造访我在内克岛的别墅，就会明白那是个相当宜居之处，”他这样说道。“政府机构若觉得应该修改相关规定，应主动去做。”

采访时间已经倒计时，我俩的主菜总算来了——端到我面前的是一大盘油光澄亮的黄色大比目鱼，而他的则是一大盘脆皮鸡肉。他抱怨道：“我就是反感美国人的超大菜量。”

正当我品尝上面洒有茴香细末的奶油土豆泥，突然意识到布兰森这位完美的品牌宣传者不知何故未曾提及自己的新书，而它正是我俩这次访谈的由头。我问他为何写《维珍之路》(The Virgin Way)，这是他写的第七本书。

“如果生活得美满幸福，我就真心觉得把心得传给后人很重要，”他说。患阅读困难症的布兰森也坦承自己很少读管理类书籍。“我至今仍觉得最佳方法是甩开膀子实干、而不是博览群书，”他这样解释道，呵呵，这样的回答可不太利于他的图书销售。

维珍出版社(Virgin Books)是维珍集团网站上列出的50多家下属公司中的一家。我不知道他的书的有些章节是否像他的林林总总的下属公司一样需要清理。“把进展不顺利的业务裁减掉，我很不擅长，”他坦承道，他的回答等于否定了他先前对自己的评价——把禁毒运动消除在萌芽状态。

他列举了维珍音乐大卖场(Virgin Megastores)的例子，这是他这么多年来仍执着坚持的行当。但他又推出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维珍品牌（从维珍婚礼(Virgin Brides)到维珍可乐(Virgin Cola)），但有些出师不利后，便悄然偃旗息鼓了。上个月，他关闭了在英国境内运营的短途航空公司“小红线”(Little Red)。

布兰林把这次失败称之为“真正创业者”的奋斗内容，并说“只要舍得花钱”，就不会影响到维珍的品牌信誉。但创业近半个世纪后，他已没有重头再来的雄心。因此，甚至表面看似大手笔的投资都会引进外部资金，此举可确保他永不把公司办成豪赌类型。比方说，维珍集团在维珍银河项目上投资了约5亿美元，但30%的资金来自于阿布扎比(Abu Dhabi)。

我已把鱼一扫而光，但超大量鸡肉让布兰森“甘拜下风”。“我不想浪费它，”他问服务员是否能把剩余鸡肉打包走。

尽管采访时间超了大约半个小时，但他似乎也不急于离开，我问他要茶还是咖啡时，他选了英式早餐茶（这是服务员免费赠送，因为我已买过单）。“我不喜欢自己喝太多咖啡后的模样，”他这样解释道。

但很快，他的两位手下就不时在我们附近盘桓，他们认为因为还得赴下场访谈，所以不能再逗留了。他递给他们午饭，但对方得在布兰森离开后，才能抽时间吃饭。于是布兰森连茶都没喝就站起身，手拎剩饭，脸上堆笑和我挥手告别。

安德鲁•埃奇克利夫-约翰逊是《金融时报》美国站新闻主编

照片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Locanda Verde 餐厅位于纽约格林尼治街(Greenwich Street) 377号

橘子汁：6美元

瓶装苏打水：8美元

甜菜沙拉：16美元

管状面条：23美元

大比目鱼：32美元

蒜味鸡：28美元

菠菜：9美元

烤土豆：8美元

总计（包括小费及税）：164.54 美元

译者/常和

当一个中国富商就要进门时，我的“雷达”通常会提前发现——下属们在走廊中快步走着给老板清场的声音，正是目标暴露的原因。

不过，在郭广昌到达午餐地点前，并没有出现快步跑动和俯首恭维之声。郭广昌的集团总部位于上海外滩比较老气的一端，本次午餐就安排在总部的管理层餐厅。他突然驾到，身材瘦削，带着眼镜，形象介乎于图书管理员和农民工之间。若非建立了一个资产达80亿美元的综合企业，他可能真的会成为农民工。

郭广昌不是中国首富；也不是最高调的，用他的话说，更不是最聪明的。然而，在47年的人生中，他从一名贫穷的农民蜕变为一个拥有太多财富的人，以至于成为有钱人不再是支撑其每天起床的动力。

1992年，郭广昌和三个大学好友一起创建了复星集团(Fosun)，如今的复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综合企业。在我家孩子注射流感疫苗的上海医院，孩子们订生日蛋糕的面包房，放假时热衷的度假村，复星都持有大量股权。甚至我们脚下走过的很多土地（通过其旗下控股的庞大地产所有），都属于复星。

此外，复星最近尝试（未能成行）收购《福布斯》(Forbes)，正试图（很可能成功）收购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并已收购葡萄牙最大的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今年到目前为止，复星完成了12笔海外收购，并且很有可能马上进入欧洲，伺机收购一家你所熟知的公司。所以，现在正是弄清郭广昌之所以然的理想时刻。

据郭广昌所言，这是佛教、道家、儒家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混合作用使然。他称，自己在中国古代圣人（还有一个是“奥马哈的先知”）的智慧中找到做投资决定的灵感。此外，他还是太极拳的追随者，尽可能地经常练习这种亚洲武术。不过，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却是食物，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共进午餐。

1967年，郭广昌出生在中国东部的省份浙江，当时，吃是个大问题。在那不久前，中国刚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并遭受着席卷全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他回忆称，他家虽不至于忍饥挨饿，但吃的也不是山珍海味（基本食物按照每个家庭对生产队的贡献来配给）。“一定可以让你吃饱的，但肯定吃的很差，”郭广昌回忆起他母亲称，“我妈妈会偷偷种些红薯让我们吃饱。”

尽管如此，跟许多同龄人一样，较之苛责，郭广昌对中国近段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光更为怀念。他对那时母亲的招牌菜——梅干菜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梅干菜跟猪油搭配最香。

“那时很穷的。蒸的米饭，如果上面铺一层梅干菜，那个猪油就化开了，很香的。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他说道，“梅干菜就是我们的乡愁。”

梅干菜之于郭广昌，就像“小玛德莱娜的点心”之于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Proust)。此外，这种晒制的咸菜还是他在寄宿学校的日常口粮：在中国，包括像郭广昌家一样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在内，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想上学，就只能去离家最近的县城寄宿。他母亲总会尽可能的省下猪肉和猪油，放在一罐梅干菜里，让他带去上学，足够过一个星期。

我们的午饭安排在复星全素食管理层餐厅的一个包间内。当我问到午饭是否会吃梅干菜时，他高兴地大叫起来。不过，我们似乎吃不上，不是这道地方菜不够档次，而是因为它不是全素的。在郭广昌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面，并咬了一大口红薯时，我问他是否是素食主义者。他说自己不是，不过在他母亲去世后戒了一个月的肉食，以此悼念身为虔诚佛教徒的母亲。如果条件允许，他也会每天午餐时在食堂吃一顿素餐。

今天的午餐包括甜玉米，冬菇炒冬瓜，秋葵，菠菜和豇豆炒土豆。中国多数商务午餐都会配有白酒，但今天没有。这就是郭广昌对待生活和财富的方式，无论是食物、饮品还是市场投机，他都不喜欢极端主义。他继续说道，太极就是保持阴阳两级的平衡。

我问道，这些跟收购葡萄牙的保险集团有关系吗？

“太极不是讲究先发制人的，而是后发制人，在体会某种变化之后反应比别人快，”他说道，“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可能总是比市场快很多，因为人的智力和眼界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在看到这种变化的时候，感受比别人快一点，敢于在变化时作决定。”

尽管任何一个称职的太极大师会告诉你，想要理解太极的第一宗旨需要数年时间，但我确实能体会到一点关于“感受变化”的说法，虽然我只是理解了郭广昌所说的一小部分。最近在练习过太极后，我体会到，仅仅是把手指伸向大腿外侧，我也能改变我的平衡点，以至于太极导师用全力也无法将我击倒。

郭广昌称，以前他几乎每天都会练习太极，哪怕现在他太忙，一周只练两天，他“也会通过坐来练习太极”，似乎连吃饭时也不例外。“你看，我很少这样坐，”他特意做成懒散的样子。“现在我一般都这么坐，”他边解释边笔直地坐在椅子边缘，“这样的话，你的气是很流畅的。”他补充道，这样会让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有点不舒服时练太极也能很快恢复。”

我对中国“气”的概念或者说“精气神”的理解跟对太极的体会一样差。不过，为了帮助我理解，郭广昌甚至难得地说起了英语，“如果你每天能坚持这些动作哪怕五到十分钟，对你的身体也蛮好的。包括有时在召开电话会议时，我会边听边做些太极动作。”员工称，在进行艰难的并购交易谈判时，他也会在会议间歇不由自主地打起太极。

……

东方思想对他投资策略的影响不止如此。 郭广昌解释道，佛教最重要的是教给你“一切从心出发，去体会别人的心。其实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将心比心。我感觉做生意就是修行，不要只是想赚钱，而是从为别人去想的角度，把事情做好了，赚钱只是最后自然的一个结果。”

“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他补充道，“把一个企业做好，你提供就业，你对员工好，其实是最大的修行和慈善。”

曾有人说，郭广昌认为智商不是财富的关键。相反，关键在于心力。很多不同领域的能言巧辩之士都试图把这个词翻译出来；郭广昌如此解释称，“有些人做了错误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智力不行，而是因为他们抵挡不住心里的诱惑，心魔。”

例如，“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前，很多人买了次级债务，其实他们心里知道其中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如果不买，当年的奖金就少了。他们做这个决定是为了短期利益服务的，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这其中有危险。”这些人没有心力。郭广昌称，当做了一个错误决定，你有没有勇气去改变，哪怕你是领导，哪怕你觉得自己应该总是对的，这也是一种心力。他提到《阿甘正传》，“他不聪明，却很成功。”

郭广昌还引用了巴菲特的例子，后者正是他制定建立综合企业、利用保险基金投资多种行业的策略时的模仿对象。他说道，“我觉得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他补充称，巴菲特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投资的纪律性、对市场的敏感性和长远的眼光。看起来，那些也是心力。

除了佛教和巴菲特，郭广昌认为还有另一个贤者造就了他的成功：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通过广泛的经济改革改变中国的领袖。邓小平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致富光荣”（很可能是他人杜撰的）。郭广昌称，“如果不是邓小平分发田地给农民，我们就吃不饱。因为地很少，浙江很多地方是吃不饱的。”他表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改革，他就上不了大学，“就不可能有复星”。

郭广昌的公司名，反映的是其视为珍宝的大学教育：复星的意思是“复旦大学之星”，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是他的母校，也是上海久负盛名的学术机构。不过，郭广昌在复旦不止拿到了哲学专业的文凭：每晚11点，他卖面包给下晚自习后饥肠辘辘的同学，以此磨练了做生意的能力。那时郭广昌每天晚上赚5块钱，看起来十分微不足道，但他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30块钱。

1989年毕业后，郭广昌原本计划出国留学，但却拿着学费与三名同学创办了复星（现在三人仍在复星）。如今，复星已走过22个年头，投资范围包括从钢铁到采矿业、从旅游到制药业。

在现代中国，这种“浙江暴富”的故事并非个例：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Jack Ma)也是浙江人，同样是太极的爱好者。郭广昌常被人以马云作比，不过他自称不如马云聪明（连太极也不如他好）。“没有人像马云一样聪明，”郭广昌大笑着说，“他是，我们说，外星人。我只是个普通人。”——尽管福布斯华人富豪榜数据显示，他是个净资产达到43亿美元的普通人。

话题转向最近的动向。复星为取得法国度假连锁集团“地中海俱乐部”主要控制权已经打了一年多的攻坚战，最近还斥资7.25亿美元收购了位于纽约的Chase Manhattan Plaza。然而，复星近期最重要的一步战略性举措，是斥资10亿欧元收购了Caixa Seguros保险集团。中国财富日益增长，很多海外企业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进行发展，地中海俱乐部也是如此。在郭广昌收购这类海外企业时，Caixa Seguros可为其提供资金，无需增加负债，特别是在评级机构已认定复星举债过高的情况下。

“拥有这家保险公司，意味着我们拥有了130亿欧元的保险资产可用来做投资，”他补充道，包括对阿里巴巴最近在美国上市时投资的1亿美元。不过，我提出，你不能只把葡萄牙保险公司当作资金源，还必须向葡萄牙人卖保险（而该国的保险规则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难道不会有点困难吗？郭回答道：“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投资保险。我们是能够看得懂保险的。”这句话颇有些不祥的色彩，但他的信心不会动摇。巴菲特利用保险推动投资，郭广昌也决心如此。

采访就要结束了，但郭广昌几乎没动碗里的面条，我依然想知道：一个成长于农村家庭的男孩，究竟怎么看待这个“经济准霸主”的现状？学者们对贪婪、浮夸之风以及人心不古咬牙切齿。郭广昌是否担心中国会坍塌在自己利欲的重压下？

他稍稍面露责备之色。“一方面我说，你要理解，因为我们穷了太长时间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对好的生活、对金钱的渴望，希望你要理解。不用过于急苛或批判它。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他补充道：“我相信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道家和儒家，是很平衡的。它会引导大家回到内心，回到真实所需要的东西。当大家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希望会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想富，想显露他的富，这是正常的。但逐渐，他觉得那个很无聊，他觉得内心的平衡和幸福更重要，他会转向去选择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过程。”

秉持着这种信念，这位富有哲学思想的企业家扬帆启程，很可能把手伸向另一个你近在咫尺的知名品牌。

-------

复星商务大厦

上海复兴东路2号，200010

菠菜

秋葵

蘑菇炒冬瓜

土豆炒豇豆

蔬菜面条汤

红薯

甜玉米

总计：免费

-------------------------------------------

商业帝国的崛起

1992年，郭广昌与复旦大学的同学，出资3.8万元人民币，一起创办了一家市场调研机构——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94年，扩大投资领域至房地产和制药业。

2004年，复星国际(Fosun International)在香港创办，并于2007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2010年，出资收购了地中海俱乐部7.1%的股权，这是中国上市企业首次直接控股法国上市公司。

2012年，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合资创办复星保德信人寿。此外，对中国最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进行投资。

2014年，以10亿欧元的竞标价购得葡萄牙最大的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 80%的股权。其他的投资项目包括马来西亚连锁餐厅——食之秘(Secret Recipe)以及美国电影制作公司Studio 8。对地中海俱乐部提出新一轮收购报价。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张嫣补充报道

插图由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提供

译者/马柯斯

这绝对是我采访生涯中与被访者距离最近、几乎不用赶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学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晓玫到港大开钢琴独奏会，住51室。这几天，多在学院早餐时见到她，打招呼。她总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几口，又赶去练琴了。这位定居巴黎的华裔钢琴家，离开中国大陆35年后，第一次回祖国巡演。“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约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学院早餐，是在小说家陈冠中、于奇夫妇为晓玫的接风晚宴上敲定的。晓玫与于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后，晓玫身着几乎成为她个人标记的一袭黑衫，缓缓上台，一个90度深鞠躬，转身、弯着腰，双手调整琴凳的高度，坐定，开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课—— “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间她已在琴键上敲击过上万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点45分，朱晓玫穿过学院的月洞门回廊，准时出现在餐厅。她身着褐色的休闲衫，显得疲累、缺睡的样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问她休息得如何。她摇摇头说，没睡好。

这是间有些老派英式风格的学院餐室：赭红色木地板，长餐桌。天色还早，餐室里只有朱晓玫、我和前后落脚的她的法国助手米歇尔。窗外，林间有飞鸟唧唧鸣叫，掠过柏立基学院蓝色的琉璃瓦顶。晨晖中，孕育温润的光泽。

1949年生于上海，晓玫是红色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她65岁。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任何一个国际音乐都市，乐迷对晓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调、普通。除了琴键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乐厅练琴，进门时被保安人员挡住，告诉她，早上菲佣已经来过，不用再打扫了。她倒不以为辱。除了她的琴声，别的并不重要。她梳着这年头早受冷落的的同花头，过耳的短发，前额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印记。

我和她都点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台，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陆最通用且不会出错的称呼，叫她“朱老师”。

我说，如此漫长的等待。你对回中国演出，好像一直很犹豫。为什么？你担心大陆的听众不能欣赏你？

“是的。太担心了！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理解了外国音乐。不过，最近很多中国的乐迷让我感动。他们不是专业音乐人，根本不知道朱晓玫是谁，但就喜欢我的CD，觉得我的东西不同，在网上到处找。”

前一天，港大独奏会上，最后是对话环节。主持对话的港大音乐系主任问她，为何要等30多年，才有这次故乡演出行？她答说，她已不再年轻，也不知道还能弹多久，不想再等。她说：“文革时，我们那代人没有书读，没有音乐，几乎十年中国没有学校。我想为我们这代人出口气，争口气。”说罢的那一瞬，听得出，她哽咽了。

我问她，你很怕回国吗？

“很怕！因为我从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写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场恶梦。那时，我12岁。有一次，我被关进一间小屋子，关了三天，让我自我检查。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很残酷。”

晓玫低着头，慢慢喝粥。完全没有料及，我们的谈话会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开话题：你在巴黎演奏，也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感觉吗？

“也有。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台下的听众都是来审判我的。”

你为何只开很少的演奏会？

她转向坐在邻座的米歇尔，她的义工助手，也是她自传的捉刀者，一部有关晓玫的纪录片编导。她用法语向他核实了几个词。

“是我对自己没信心。我在中国国内受的教育，最大的残缺，是缺乏信心。我不相信自己。这很痛苦。每次演出前，我对自己就有100个疑问。演出后，还是在想，为什么我这个没弹好，那个没弹好。这种过分的缺乏自信，就变成心理上的残疾人。”

餐厅渐渐喧闹起来。柏立基学院，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专为远道而来的各国客座教授、学者和到访者而设的临时宿舍。近八点半，学者们开始露面，前来向早餐报到。餐厅的玻璃门前，有个朴素的中式回廊。回廊中间，落一个小庭院。阳伞下，三两花园椅桌，伴着四、五棵斜蛮生长的老树，向不高的天空，伸出枝丫的手指。

难道她对艺术的苛求、自责与完美主义，竟源于当年毛泽东时代那种忏悔式的自我批评？

“大家都这样。从小，我们没有自我表扬的，都是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跟国外的教育很不一样。那个年代，在中国，你总是在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我第一次听闻朱晓玫的名字，是在伦敦，那是十多年前。一位懂音乐的友人说，有位女钢琴家，上海出生，旅居巴黎多年，在塞纳河畔过着隐者的孤独生活。独身的她，躲在音乐后面，只与巴赫为伴。她的成名作，就是此次首次中国巡演的曲目——“哥德堡变奏曲”。

晓枚对自己近乎苛刻，很少答应开独奏音乐会，且不愿选规模大的音乐厅。这次在港大，她担心音乐厅太大，曾提出只卖中间的座位。在法国与欧洲，她每有演出，有的场次的票提前半年售罄。演出后，她的粉丝几乎每次都全场起立，向她和她琴键下的巴赫致敬。在巴赫墓前的那场演出，她是用琴声为一位先人扫墓祭奠。中国人习惯在墓前跟逝去的长辈说几句话，得说出声来。她用的是音符。那天，是长达5、6分钟的掌声与全场起立。她把送她的一束花，放在巴赫墓前，久久躹躬。

我对她说，港大独奏会那天，我遇见几位她的中学同学，还有他们送的硕大花篮，题签上写着“晓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同学贺”。CD签名仪式上，我看到她与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拥抱，不多言语，眼中都见泪光。我猜是她的老同学。当时，一位男子指了指花篮，对我说，他就是晓玫的老同学。

“我知道有几位同学会来，没料想来了那么多。一个坐了轮椅，残废了。他原来学声乐的。没想到他会来。他已瘫痪，手也不能鼓掌，路不能走了。文革中，他的出身很好，但是他跟我们这些狗崽子泡在一起，也不去造反。我印象很深。”

晓玫将两丸药片放在桌上，像是维他命片。她用力把片剂掰成几小块，放入水杯中，等到化匀了，才慢慢吞下。晓玫说，这些中学同学，快50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时，已过去半个世纪。

我问，当年的老同学中，还有多少人在从事音乐？她摇了摇头，有些落寞与无奈。她说，寥寥无几。

“我们这代人，受的苦难太多，又去了农村。当时，我妹妹才13岁，她去了北大荒。那里的田埂非常长。出工时，队长把午饭放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尽头。谁先到达田头终点，谁有饭吃。你要是干得不快，就没吃的了。她晚上从没脱过衣服睡觉，都是裹着大衣睡。太冷了！最惨的是，我们这代人没文化，没书念。那时候，想听到一张唱片，要跑上几十里路寻找。七十年代初，我拿到一盘录音。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转录时，我碰错了键，全都消掉了。我嚎啕大哭，好像死了人，所有人都吓坏了。抹掉的音乐，永远回不来了。”

晓玫指了指我的碗，粥要凉了。她侧身，请米歇尔帮个忙，帮她拿些水果。

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上巴赫？跟你的个人境遇有关吗？

“肯定有关系。因为东跑西颠，生活没有着落。在美国的几年，我换了35个住处。一个人，没有家，就没有安定感。这个安全感，得从音乐里头来找。”

朱晓玫经常说起这段故事：八十年代初，初到美国，她寄宿在一个美国人家庭。每天听到她死命练琴，家里人觉得心烦。他们说，你能不能少弹一点，我们都是有工作、要上班的人。“但是，我发现，只要我弹巴赫的曲子，他们就不说我。”

八十年代初，在美国的那几年，晓玫最是煎熬。她当过保姆，看孩子，做过清洁工，还帮人做过菜。只要那里有架钢琴，能让她练琴就成。后来，她搬到了一个宁静的小村落。临近1985年，美国的生活动荡无度。她想去巴黎闯一闯。村里的美国邻居听说了，都劝她别去法国。说到此，晓玫瞄了一眼她的法国助手，说：“我的美国邻居说，法国，糟糕的地方。你又不懂法文！待这儿。别走！”

竹笼屉里的点心，凉了。剩下的那只叉烧包，已无刚出炉时的光泽。晓玫说，最后，她还是只身去了巴黎。她对巴黎的最早记忆，是母亲的法国香水。文革中，香水瓶砸了。母亲是个钢琴家，是她的启蒙老师，还是个画家。在国门禁闭的年代，母亲时常提起远方的罗浮宫。晓玫说，她想闯进巴黎这个梦。

你出国很早。1980年。还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情景吗？

“记得，离开北京时，就是生离死别。走了，觉得不可能再回来了。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也没有想到世上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现在出国，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如同上公园一样。那时候，我等签证，从1978年一直等到1980年，等了两年。”

晓玫的眼神，有些迷离。1949年，共和国成立。父亲在上海开的那家诊所，维持不下去了，一家人只能北上，投奔在北平的姐姐。姐姐在那里开了一家电料行，没过几年，也公私合营了。父亲的头上，悬着“内定特务”的巨大阴影，封冻了全家人的希望。熬到1980年，虽说中国国门初开，光亮开始回到人间，晓玫还是一心要走。

“对我出国，我妈妈就是不说话。我曾被拒签多次。等我拿到签证的一刻，她一下子哭了。她说，你拿到签证了，我失去我女儿了，你一去不复返了。我坚决要走，当时，我对中国非常失望。我甚至想，即便游泳也得出去。”她当时已考进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是钢琴名家周广仁教授。她说，孩子们，去吧。你们都还年轻。

餐桌的一角，放着两张朱晓玫的CD，其中一张是刚出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今年六月，她应邀在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在巴赫的墓前演奏这首曲子。巴赫曾在那里担任乐长，长达20多年。此作品，作于巴赫的晚年，是他一生最重要、结构最恢弘的作品。全曲共30段变奏，加上前后两个主题。据说，1741年，一俄国驻德国的使节患上失眠症，要键琴演奏家哥德堡找他的老师巴赫写一些曲子，可供他失眠时演奏。这就是“哥德堡变奏曲”的来历。

为什么选了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部曲子？

“曲目长，在朋友家练琴的时间就能长一些。当时，每天我吃一个小橘子。一篮小橘子，10法郎。胡萝卜最便宜，加上米饭，好几箱方便面，就这么过日子。朋友们都担心我营养不良。好在老天爷有眼，我也没生病。每天就吃方便面，再打一个鸡蛋。”

为了不冷落她的助手，晓玫不时用英文、法文通报我们间谈话的进展。巴黎有恩于晓玫。在那里，她遇到第一个恩人，伊朗巴列维国王御医的女儿。她听了她的巴赫，她收留了晓玫，邀她住进家中。如同当年欧洲宫廷供养音乐家、艺人那样，她养了晓玫五年。

每天弹至少三、四个小时，你弹了三十多年的“哥德堡变奏曲”？每一次都有新的感验？

“弹琴，有时候感觉差一点，有时候感觉好一点。就像吃饭、喝水、睡觉一样，是生活自然的一部分。你并不觉得弹琴是件强迫的事情。”

聚光灯下的朱晓玫，比起餐桌上的她，更低调。看她出场，有些犹豫，像是被她的巴赫老师赶上了舞台。她谢幕，总是深深地鞠躬，面露歉意。你并不觉得她享受如雷的掌声与荣光。她只是老巴赫的仆人。老巴赫是晓玫的庇护所。经年累月地练琴，她的背已微微隆起。说话时，她很少用她那双弹琴的手，没有手势。

“巴赫，他非常平衡，非常深刻，非常高尚。生活中，那种高尚的东西，只有在音乐里找到。你想，以前在中国，完全不把你当作一个人，可随便把你关押起来，可随便把你杀掉。等到上大学时，就因为爸爸是内定特务，我上不了，姐姐也是。没有人信任你。巴赫的音乐里，你是一个人，平等的人。”

桌上，已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餐厅，已坐满。每张桌子，都有闲聊各自的故事。

当年的那架钢琴，还在吗？

“在。还在北京。父母去世后，就放在姐姐家里了。我母亲要我学钢琴。文革时，为了让我练琴，我母亲在严冬下披着厚厚的毛毯，在门外为我站岗。我最大的遗憾是，她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独奏音乐会。每次回国看望父母，我嫌家里那架钢琴不好，不愿弹。没有心思。没那个心情。父母当时还住在北京的一个小破屋里，生活并无改善，也没有洗澡地方，很惨。那架琴，放在一个角落里，常年没调音了。回到北京，我不太想见人，自己躲起来，只陪着父母，不出去。我的自卑感，根深蒂固。”

你不是已经很成功了？

“我好的时候，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坏的时候，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只能靠心理医生来解答了。”

这次，是香港大学CMT团队的苦心相邀，促成了她35年后首次大陆巡演。“香港，介于中国和西方之间，我有点安全感。”她说。

但此时的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还记得，她举办独奏音乐会那天，在通往百年校园李兆基会议中心的路上，不时可见支持“占中”的激情标语。观众席上，有的学生可能刚离开金钟“占中”露营地的小帐篷，赶来聆听巴赫。

答应港大之后，中国大陆的经纪人也闻风追来，搭上便车，遂有这次携巴赫返故土之行。

晓玫似乎很难摆脱那段痛苦记忆。1980年，她第一次出国。妈妈想卖掉家里这架罗宾逊钢琴，凑钱帮她买机票。“我都找好买主了。他们到家里拿琴的时候，我妈一下子哭了。她说，你要走了，钢琴也走了，我还怎么活？我说，不卖！不卖了！这是架英国钢琴。外公是跟英国做生意的，他带回这架钢琴，给我妈妈当陪嫁。”

我开玩笑说，其实，当下中国最受追捧的民族乐器，不是别的，就是钢琴。据说，大陆学钢琴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

晓玫将我的话，用法语翻译给米歇尔。他们大笑。她说：“学音乐，真得自己喜欢。要靠它去谋生，实在太难了！”

我问，你真觉得巴赫是一个佛教徒吗？那天的音乐会上，晓玫在对话时，提到了老子和佛教。

“我在跟听众开个玩笑。不过，我这么说，也有道理。巴赫有个名曲，就是《赋格的艺术》。他并没有写完。他的儿子说，是因为父亲病了才没有完成。但我有疑问。我觉得他是有意为之。”

你是说，中国古人讲的留白？

“这个留白的说法，有说服力。我一直有疑问，这个曲子，已经快到结尾。巴赫为什么不完成？他是个很严谨的作曲家，不会说停就停了？我觉得，巴赫有东方的哲学思想。”

如果巴赫老人坐在台下，听你的演奏，他会怎么说？

“我是中国人，不会说他很喜欢我。至少，我不会让他生气。”

你给了巴赫30多年的时间。见到他，想问他什么吗？

晓玫支吾了一会说：“我会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人。但我要告诉他，中国人热爱你的音乐。我一直想跟他说这句话。中国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我慌忙纠正她：“朱老师，中国人口没那么多！占四分之一！”我很怕她的中国人口数据，变成现实。即便是预言，也很可怕。

晓玫正完成小碟中余下的几片西瓜。对一个钢琴家来说，她的手显得偏小，手指也不修长或骨感。我问及她的作息，她回答说：“早上一起床，得活动手指，去试琴，然后就是午觉，睡得越多越好。睡觉，是唯一让我放松的事情。”

每天要练多少时间？

“每天不一样。若能练上5个钟头，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想起音乐会上那部以晓玫为主角的纪录片，除了阿尔卑斯山的冬雪、莽莽黑森林与林涧山泉，还有个钢琴边上来去自由的黑猫。我曾问米歇尔，这部影片，拍了多长的素材。他说，成品的12倍。他自嘲说，剩下的影像素材，绝大部分是猫的活动记录。摄影机，架在钢琴前。拍到猫很容易。要晓玫合作，很难。

“我是想，万物有灵啊。猫要拍进去，不光是人，山水啊，要万物的和谐。”晓玫笑着辩解。

——你自家的猫？

“不是。邻居家的。我的家那么小，养不了猫。我对猫有些过敏，但我喜欢猫。猫不打搅人。而狗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猫非常独立。我怕狗。”

这些年，她经常提起老子。她说，出国前，她从没听说过老子。小时候，我拼命弹琴，读西洋书。约翰克里斯多夫，我知道。中国的东西，却知道很少。到了巴黎，是法国人告诉我，你们中国有位伟大的哲学家。

“在国外生活，没有中国的东西，你会生活不下去的。”

这次回大陆巡演，要去济南、上海、北京、广州。其中，在老家上海，加演一场。她说，北京音乐厅那场，是义演。父亲生前有托付，要我支持“临终预瞩”这个倡议，是罗点点、陈小鲁几位发起的。

“最近，一直在想办义学的事情，中国孩子学钢琴，要化很多钱。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们学琴，但不用靠钱堆出来。”

上海是老家，你答应加演一场。

“去上海演奏，感觉会很特别。我很想我妈妈，想去我们家当年的老屋看看，就在法国公园的后门，一个两三层的小楼。去上海演出，是我替我的妈妈还个愿。”

我说，我问完了。她起身道别，去练琴。几分钟后，她匆匆返回餐厅，取走她忘在餐桌上的房卡。我问她，朱老师，你有几个兄弟姐妹？你排行老几？

她边撤，边回头回答：“我们家，五姐妹。我排行，老三。这个问题，请一定不要问我妈妈！”

------------------------------------------------

早餐地点：

香港大学柏立基（Robert Black College）学院餐厅

菜单：

橘汁

免费（已含在学院住宿费中）

------------------------------------------------

朱晓玫首次中国巡演：

济南

时间： 2014年11月7日 19:30

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西城新区腊山河西路大饮马村

场地： 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上海

1）时间： 2014年11月9日 19:45

地点： 复兴中路1380号

场地：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艺厅

2）时间： 2014年11月13日 19:45

地点： 复兴中路1380号

场地：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艺厅

北京

时间： 2014年11月15日 19:30

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北新华街1号

场地： 北京音乐厅

广州

时间： 2014年11月21日 20:00

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晴波路33号

场地： 星海音乐厅-交响乐演奏厅

------------------------------------------------

（改定于深圳市大鹏新区“蜻蜓客舍”）

我与约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约定的会面地点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姆利科(Pimlico)一家名叫Gustoso的普通意大利餐馆，是以我的名字预订的：确保安全，做到人不知鬼不觉。我慢慢品着Virgin Mary鸡尾酒，等待与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军情6处局长约翰•索厄斯爵士的首次公开会面。

Gustoso餐厅里的客人寥寥无几，此举着实让人生疑，餐厅播放的糟糕意大利音乐总让人分神。约翰•索厄斯爵士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坐到我右边的椅子上。59岁的英国情报首脑身材高挑，爱好运动的他满头黑发，脸上稍有些斑点，浑身上下是伊令工作室(Ealing studio)(英国老牌影视制片机构)的行头。与其说他像消极厌世的阿历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倒不如说他更像追求浮华的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 Brosnan)。与他简单交流了夏日度假情况后（他的休假因伊斯兰圣战组织斩首两名美国人质而提前结束），我明知故问：为何公然接受我的访谈？我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应该是神出鬼没。

“军情6处是保密单位，”约翰•索厄斯爵士回答道。“但公众多了解一下情报工作为何不可或缺非常重要……公众过去常常这么认为：情报部门为大众服务，但斯诺登（Edward Snowden，美国国安局承包商雇员，叛逃后的他如今藏身于俄罗斯）这类事件让某些人对此开始质疑。我仍觉得公众压倒性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批评的声音也甚嚣尘上，质疑‘情报局真的不可缺少吗？’”

我们紧接着谈论斯诺登事件，通过揭露西方社会大规模的监听范围，他把整个谍报界搅了个底朝天，但此时此刻，我俩仍未完全切入正题。我暗示索厄斯爵士是否喜欢这种游走悬崖的危险生活。（1996年，他在美国西弗吉尼亚的滑雪事故中严重受伤，伤口距颈动脉仅不到一寸。）

索厄斯咯咯地笑了：“如果本人没有做好应对危险的准备工作，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我就不会接受任务。军情6处是天天与危险打交道的单位。”

他继续说道，间谍是“凡人，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公务员。”事实上，索厄斯爵士完全一副凡人的行头。他身穿深色西服，蓝色与白色条纹衬衫，紫红色及蓝色相间的领带（后来他悄悄说这是印度情报局送给他的礼物）。他的措辞充满自信，但听不出持何种阶级立场。他的父亲在劳斯莱斯厂工作，索厄斯爵士中学就读于巴斯(Bath)的文法学校，后来进入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University)攻读物理学与哲学。2009年出任军情6处局长前，他的多数前任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 . .

索厄斯爵士说自己在诺丁汉大学时，就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获得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原因就是我刚好知道军情6处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曾当过一年的学生会秘书……”

这事正常吗？

“学生会与大学领导有交往，因此认识他们。当然，自己从来没想到对方会与军情6处有往来……当时很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首份间谍工作是1980年到也门首都萨那(Sana’a, Yemen’)赴任，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份间谍工作。呆在肮脏破旧的客房苦等接头对象，这不是一位20多岁心急火燎的小伙子喜欢做的事。“我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不是间谍行动，而是观念、政治以及政策，而且这些事同样不乏风险，我最后就职于外交部。”

他离开军情6处后，进入外交部，一路平步青云，先后到大马士革、南非、华盛顿、曼谷以及纽约等地工作，最后担任英国驻联合国大使（2007-2009年）。在伦敦担任幕僚工作时，尤其是1999年-2001年期间，他担任了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的外交政策私人顾问，这让他引起了顶头上司们的关注。2009年，他再次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这一次的伯乐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外长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米利班德推荐他出任“C”——军情6处的内部人喜欢这样称呼其局长。坊间一直流传：包括一位前任局长在内的传统派对圈外人出任这一要职颇有微词。

服务员一直在我们周围徘徊：索厄斯爵士要了一杯Virgin Mary鸡尾酒，然后挑选了干酪茄子(aubergine with Parmesan)，而后又点了菠菜海鲷；我则点了放油煎面包块的土豆汤，并点了剑鱼。我俩都没要葡萄酒，而是径直要了一杯自来水。

我问他如何看待情报界对他的攻击？“我本以为前情报官员持保留意见……有些人这样回应：‘我们不希望外交部接管军情6处。’当然，外交部门的回应是：‘见鬼，如今将是军情6处接手外交部……’我认为出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军情6处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量惊人。”

此时的索厄斯爵士说话外交味十足。他接手伊始，叛徒金•菲尔比(Kim Philby)于冷战高峰时期叛逃苏联，引发严重危机，当时军情6处还尚未恢复元气。前局长理查德•迪尔洛夫(Richard Dearlove)领导下的军情6处曾被指控：为了支持2003年美国发动的侵伊战争，提供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国际社会还批评军情6处与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审讯人员沆瀣一气：严刑逼供恐怖分子嫌疑犯，而军情6处对该指控据理力争。

“军情6处以前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外界对它知之甚少，它对圈外人有些防范，”索厄斯如今这样说。过去五年，他建立了更为开放的情报局：举措之一就是命令在军情6处总部大楼里设立开放式办公区，军情6处总部大楼位于沃克斯豪尔(Vauxhall)的泰晤士河畔，是一幢后现代主义风格、乐高乐园(Legoland)的绿色建筑。他还继续前任约翰•斯卡利特爵士(Sir John Scarlett)的政策————吸纳非执行董事进入情报局。另外，最高法院两位前任法官负责监督军情6处、军情5处（负责国内情报）以及英国绝密监听机构政府通信总局(GCHQ)。这些情报专员定期就侦听、情报以及资料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可随意浏览所有文件。

. . .

遵循全管理流程的索厄斯爵士几乎没动干酪茄子，但当服务员打算端走时，索厄斯却礼貌而坚决地回以“还没吃完”。服务员端走了我的空汤碗（奶油色的汤乏善可陈）。我俩继续问责制话题。斯诺登事件是否会在情报工作中引入逐项稽查而不是随心所欲、搞得神秘兮兮？完全不会，他坚持道。“如果不按规矩做事，事后就会惹上麻烦，这样做就会减少腾挪的空间。我认为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最基本的素质。”

他接着说，军情6处如今能够与军情5处以及通信总局实现“无缝对接”式的合作。军情6处与军情5处的特工都可在国内外执行任务，彼此间共享情报，尽管保护国家财产以及保密仍是天条。“两大情报机构高层需要改变自己的文化定式与思维模式。”

但斯诺登的大曝光让情报机构的日子雪上加霜。英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上升，而情报机构的“某些能力”却下降了，原因是如今恐怖分子也对监测自己行踪的手段更加了如指掌，他说。去年11月，索厄斯与军情5处以及通信总局的负责人同赴国会参加了首次公开听证会，他说：“很显然，我们的敌人正信心十足地摩拳擦掌，基地组织则正蠢蠢欲动。”

听证会过了10个月后，让他欣慰的是：比起美国民众，英国公众仍普遍支持情报机构的工作，美国民众似乎对隐私受到侵犯更为忧心忡忡。很显然，詹姆斯•邦德与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间谍故事让公众浮想联翩，而且英国的情报工作事实上相当出色，但为何公众仍有此担忧呢？

他说：“您已陷入文化问题难以自拔了，但是……”

我赶忙说：您是有文化底蕴的人。他与自己的发妻（结婚30多年）谢莉都是十足的戏剧迷。他们最近推崇的戏剧包括《深夜小狗神秘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狼厅》(Wolf Hall)以及《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该片亵渎神明，但从头到尾让观众捧腹大笑）。稍逊一筹的作品包括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关于电话窃听的作品《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这部作品有些草率，类似于现实生活中描写普通人的漫画。我不太喜欢那些纯宣传性质的作品。”

事实上，索厄斯爵士有点喜欢显摆。尽管他喜欢情报机构的那种神秘莫测感，但也不乏调侃。去年圣诞节，他的亲朋好友收到的卡片上有一排圣诞老人的图片，其中一位是戴着黑眼镜的“神秘圣诞老人”。卡片用绿墨水签名，这是沿袭历任局长的“C”字标志性签名，它最早可追溯至1909年创建秘密情报局的创始人乔治•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爵士(Captain Sir George Mansfield Smith-Cumming)。

服务员端来了我俩点的鱼。在汤羹与肉菜之间，吃点鱼恰到好处。索厄斯爵士的海鲷看上去很白嫩新鲜，让人垂涎欲滴。我问索厄斯爵士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情报总管约翰•瑟洛(John Thurloe)的画像是否就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有一幅他的画像，事实上，我的前任斯卡利特爵士以前很推崇这幅画。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各式老艺术品以及各种信函，我则非常推崇现代风格的东西。我办公室放的是现代家具，墙上挂的是现代艺术品，喜欢化繁为简至极致。

我趁机问他：就类似您昔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使官邸那样？我有意不提他墙上挂的那幅沃霍尔(Warhol)的女王版画，那是他从外交部的藏品中借来的珍品。

“很不错嘛！”爵士说，这是在恭维我的情报收集工作能力。

他说自己既是工党老牌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谓“腹地”理论(“hinterland”)的突出代表，也是该理论的拥趸。家庭（他有两子一女）、体育（他喜欢骑自行车，拥有两辆Cannondale高档自行车）以及看戏都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生活中必须要有其它爱好，才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工作。我每周工作65.7小时，过去20年始终如一（有时甚至工作更长时间）……你也可以每周工作90-100小时，但我觉得于公于私都不利。”

. . .

我俩转而谈论政治话题。秘密情报局的首脑有特定的人脉及自信心让自己置身于政府重量级人物之列，这与美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他依靠成立不久的国安会发声，并为自己的预警能力深感自豪。2003年，就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后，索厄斯被借调至巴格达工作，他给伦敦发了封电报（内容后来遭泄），警告伊拉克正在快速陷入混乱。2003年底，在某私宴场合，他就英国政府同意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发出警告。2010年，他公然反对阿富汗中央政府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他表示：即便美英继续军事清剿塔利班势力，最终结果依然会南辕北辙。过了四年时间，他仍持同样看法。“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也门以及索马里等国家（地区）迅速崛起，而国际社会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远不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

他说，他希望未来能在不放弃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军情6处能更灵活应对地区恐怖威胁。过去10年的教训（在阿富汗与伊拉克耗费了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费用）就是：政府只需短短几个月就能推翻掉，但重建国家需花费长年累月的时间。然后历史又一次次重演，“如果没有重建打算（部分原因就是重建伊拉克遭受的创伤，如今的利比亚就是如此），那么推翻该国政府后，到头来一切就会乱套。如果不想进行军事干预，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如今的叙利亚。真的是左右两难、进退维谷。”

餐厅播放的音乐突然之间音量变大了。索厄斯叫来服务员，礼貌地要求能否降低音乐音量。餐厅方倒腾了大半天，仍没多大改观。难道真有人暗中想要搅黄我俩的谈话？

索厄斯爵士曾在2001-2003年间担任驻埃及大使，他说阿拉伯之春表明革命性变革难以掌控，最终往往会进一步损害西方的利益与价值观。“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如此，过去几年中埃及发生的革命同样如此。”

我俩都没要甜点，最后我要了杯热牛奶咖啡，而爵士要了杯薄荷茶。我问他职业生涯的最亮点是什么。他认为“杰作”当属获得中国与俄罗斯的支持，同意伊朗核计划的联合国制裁方案。他认为制裁是伊朗改变政策的“功臣”。如今，国际社会有可能与伊朗政府达成“某种和解”，尤其因为伊朗看到了邻国伊拉克与叙利亚如今的乱局。

他指出中国人是杰出的外交官，他们清楚自己的长处与劣势以及自己国家的实际需求。“中国外交部吸纳的是才华横溢的精英，再师之以绝顶技艺，他们是谈判高手，知道何时达成协议……俄国外交官素质出众，但缺点是对莫斯科惟命是从，有时还不得不为自己形象欠佳的国家编造谎言。”

我问他是否也曾为英国撒过谎。“并非有意为之，”索厄斯爵士回答说，“本人从未撒过明目张胆的谎，但曾不得不为之掩饰。”

今年底，索厄斯将辞去秘密情报局局长一职，“眼下”是他的最后一份公职。私营机构已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最后我俩结了帐————刚过60英镑。我对他说，吃得完全物有所值。索厄斯爵士不禁笑了，并提出顺路捎我至位于泰特博物馆(Tate)的下一场采访。

我俩步出餐厅，室外阳光明媚，一位彪形大汉引我上爵士的公务用车，没想到这是一款外国车。车快速迂回穿行于伦敦的大街小巷。没过几分钟，车就抵达了博物馆大门外。我下了车，掏出手机，并回头探看，索厄斯早已不见踪影。

莱昂内尔•巴贝尔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

Gustoso餐厅位于伦敦威洛街(Willow place )35号，邮编区：SW1P 1JH

面包：2.5英镑

混合橄榄：2.7英镑

干嘛酪茄子：6.8英镑

蒜蓉菠菜与小西红柿烧海鲷：13英镑

土豆汤与烤剑鱼（套餐中选取）：16英镑

薄荷茶：3英镑

牛奶热咖啡：3英镑

2份Virgin Mary鸡尾酒：7英镑

慈善捐款：1英镑

总计（计小费）：61.75英镑。

译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