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努力似乎正在奏效，许多分析师预计住房市场将在2017年放缓，但价格停滞可能给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带来问题。

上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涨速显著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涨速低于整个城市市场，这是两年来的首次。

该数据似乎证明官方上月宣布的限制个人购房以及开发商借贷的措施是正确的。

然而，中国住房市场是经济产出的重要推动因素：中金公司(CICC)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五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建筑原材料、机械和大宗商品的需求。

结果是，中国政府不得不在经济高速增长与房价上涨之间权衡。上周，投行瑞银(UBS)预计，今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从6.7%降至6.0%，主要归因于房地产业放缓。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高级经济学家罗念慈(Chi Lo)表示：“除了重大财政刺激以外，中国经济今年企稳的主要原因是前三个季度房地产市场复苏。”

承永信息技术公司(CY Infotech)的Terry Li表示：“今年整个中国的建筑合同减少，门窗所用的水泥和铝等原材料需求也出现了下降。我们预计随着控制开发商融资的措施产生影响，明年建筑合同将会继续减少。”承永信息是北京的一家建筑科技公司。

上月，中国政府开始限制房地产开发商在内地和香港离岸市场发行债券。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编制的数据显示，本月迄今为止，开发商没有发行过任何新的债券。

汇丰(HSBC)的中国经济学家王然(Julia Wang)表示：“中国政府可能会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弥补房地产相关投资下降带来的缺口。”

王然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往往被用来在其他行业低迷的时候稳定经济增长。她估计，房地产投资每下降1%，政府就不得不增加基础设施投资0.7%来保持增长稳定。

金融数据公司万得资讯(Wind)的数据显示，未偿抵押贷款总额今年飙升至GDP总额的逾五分之一。但罗念慈表示，发生美国那种住房市场崩溃的几率很小。

他指出，中国的抵押贷款很少会重新打包出售给其他投资者。因此，中国国内市场不存在西方常见的住房市场、放贷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

罗念慈表示：“本次（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关键问题将与开发商而非购房者相关。正如我们早先看到的那样，交易下降影响了较小开发商的现金流和还贷能力。在上一个房地产周期中，我们看到开发商破产，这次我们可能再次看到开发商进一步的整合。”

迄今为止，由于今年销售旺盛，一线城市的开发商仍然现金充沛。对中国较为年轻一代的人（尤其是那些来自工业衰落地区的年轻人）来说，上海等城市提供的就业机遇将会确保对住房的高需求。再加上金融投资机会有限，一线城市被压抑的住房需求仍然非常高。

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驻上海研究主管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表示：“（房地产市场）放缓本质上是政策驱动的。如果中国政府发现他们导致房地产放缓幅度过大，他们有能力让市场再次升温。”

译者/邹策

这周末，当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秘鲁与习近平及其他环太平洋国家领导人坐到一起时，他也许会感觉自己正在把全球经济的的钥匙交给这位中国领导人。

多年来，在类似本周末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这样的场合，奥巴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努力始终主导着议程。TPP是美国与日本及另外10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的40%。TPP加上仍在谈判的美国与欧盟(EU)贸易协定，以及美国与排除中国的其它国家正在酝酿的协议，代表着奥巴马政府不留情面的公开努力，目的是建立一个贸易同盟战略环，以遏制北京方面的崛起。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以及竞选过程中反自由贸易的言论（这些言论旨在迎合铁锈工业带各州心怀不满的蓝领选民），令这一切努力不光彩地走向终结。中国正不失时机地坐上经济驾驶座，把美国挤出亚太经济一体化头号倡导者的角色。

利马峰会的焦点将不会是奥巴马的TPP，而是习近平对于另外两个协议的雄心：一是覆盖面更广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二是中国支持的一个与TPP竞争的协议。

对于寻求在全球增长最快地区加强经济联系的国家，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推销讲稿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新现实。“你不能两手空空地打败对方，而中国人在拿出一点东西，”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表示。

中国提出的亚太自贸区覆盖从拉美到印度支那，把美国也包括在内的广大地区。不过，这个愿景要成为现实将是多年以后的事情。本周汇聚利马的21个APEC成员国的领导人及部长只会看到一份中国发起的有关如何实现自贸区的研究报告，并考虑如何推进。

多年来，美国的希望在于，它可能赶在中国前面，令TPP成为亚太自贸区的主要构件。TPP的12个成员国都是APEC成员国。

不过，中国正在推动另一个更接近达成的TPP对手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该协议于2013年由东盟(ASEAN) 10国启动，试图将东盟与中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合为一体。如今，该协议已成为由北京牵头的项目。重要的是，该协议还把美国排除在外。

长期以来，华盛顿及其他方面一直将RCEP视为TPP的一个来路不正的表兄弟。尽管RCEP包括了12个TPP成员国中的7个，但多数专家认为它是个老式的贸易协议，只会适度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它不像TPP那样，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规则，涵盖国企行为或跨境数据流等领域。

但随着特朗普当选，“很多国家已经很快意识到，RCEP是桌面上唯一重大的亚洲贸易协议，”澳大利亚前外交官、目前供职于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约​​书亚•梅尔策(Joshua Meltzer)表示。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放弃TPP。有些政府正考虑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缔结TPP，相关领导人将在APEC峰会间隙就此进行讨论。

日本、新西兰等国家已采取行动批准TPP，根据TPP现行规则，该协议需要经过美国批准才能生效。

在本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会晤后，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向记者表示，他希望“即将上任的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能认识到TPP的战略重要性”，并希望特朗普最终接受该协议。

但几乎没人相信特朗普会变卦，同时对美国的不信任也渐渐显露。某个TPP国家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未能通过该协议，给未来与华盛顿的一切谈判带来疑问。“很难说此后美国还能得到同等程度的信任。”

即将大转弯的美国贸易政策还将造成更广泛的后果。

除了TPP以外，特朗普当选对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不祥的预兆；该协议在欧洲已面临严重的政治阻力。特朗普当选还可能意味着服务和环境产品领域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终结。

自由意志主义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研究主任丹•伊肯森(Dan Ikenson)表示：“世界确实需要美国的领导。没有TPP或TTIP……西方民主国家貌似不太可能达成贸易协定。”

哪怕这会留下一个真空任由中国去填补，特朗普支持者也不为所动。

他们认为，太久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焦点是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他们辩称，结果就是铁锈带工业腹地出现去工业化，为特朗普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而比起筹划新协定，更重要的是执行现有协议的规则，或重新谈判某些协定，使美国受益。

宾夕法尼亚州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7月共和党大会上曾是特朗普代表的菲尔•英格利希(Phil English)表示：“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好人。我认为现在美国需要讨论自己怎么会招致一些严重的不利因素。我认为这将是个解脱。”

译者/何黎

在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将于2017年启动的中国全国碳交易市场格外令人瞩目。中国的这一举措这不仅是中美双边气候谈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或许也是巴黎协定生效后最受关注的国家气候行动之一。

多位专家告诉中外对话，中国碳市场不会一开始就达到完美，还需要几年的成长时间来逐渐展现其减排效果，而当下最重要的是迅速建立市场机制，然后在运行中学习、完善。

规模空前

毋庸置疑，中国全国碳市场最引人关注的是其史无前例的交易规模。简而言之，2017年中国碳市场启动初期的年度分配碳配额总量规模大约在30-50亿吨，比当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交易市场（EU-ETS）的20亿吨左右要大很多。2015年全球80%的碳交易都发生在欧盟碳市场，中国碳市场的加入将极大改变这一局面。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1月下发的通知，首批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企业限定在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只要年耗能达到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就必须参加碳交易。经过核算，有七千多家企业符合要求，碳排放总量大约占到全国一半。

发改委已经在今年10月启动了碳配额的分配工作。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透露，2017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将完成配额分配，然后碳市场就将全面启动。

蒋兆理还表示，碳市场启动初期价格可能为现在七个试点市场的平均水平（约30元/吨），现货交易量大约为12到80亿元/年。但2020年之后，碳期货等多元产品会逐渐纳入，预计交易额规模可能增加到600亿到4000亿元。并且，交易也将扩展到八大行业之外，并纳入年能源消耗在5000吨标煤以上的企业。

边做边学

目前中国有7个区域性碳市场试点，布局在地理位置和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内地和沿海区域，到2015年底涵盖了超过2000家企业，年发放配额总量达到12亿吨。

与欧盟碳市场近6年的前期准备不同，中国的碳交易区域试点在接到发改委通知两年之后即启动。2013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试点市场开始操作，武汉和重庆也在几个月内启动试点。也就是说，时间最长的试点市场也只有3年运营经验。

试点项目显示不同地区的试点运作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不同地区碳市场的成交价格差异较大。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介绍，只有北京的碳价格是稳定在50元/吨左右，广州和武汉的碳价格则只有10-20元。

另一方面，不同市场的规范化水平差异也不小，体现出不同区域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林佳乔认为，重庆和湖北碳市场就明显体现出培训的不足，企业既没有真正理解碳市场，对待排放数据也不够认真。相比较而言，上海市场的机制设计和企业培训方面就做得很不错，值得其他市场借鉴。

对于交易量规模翻了几十倍的全国碳市场，蒋兆理提出，试点工作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法制越完善，碳市场秩序越好。

目前规范碳市场的是2014年颁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管理暂行办法》，只是发改委的部门规章，约束力较低。正在拟定中的《全国碳排放交易管理条例》为国务院条例，具有更高的约束力。

但也有专家认为可以边做边学，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碳市场规则。碳交易咨询公司中创碳投战略总监钱国强表示，全国碳市场的前3年可以算是试运行，不必对初期碳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过于担忧。

“你不让一个孩子下水而天天对他讲怎么游泳，他是学不会的。市场一旦起来了，它会发现问题，自己去纠正完善。如果不启动很多问题你不知道，永远讨论不完，对现实没有帮助。” 钱国强告诉中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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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分配的学问

排放配额的计算和分配是维持合理碳价的关键因素，也许也是一个碳市场最重要的规则——欧盟碳市场出现的配额过剩而碳价格大幅下跌的状况证明了这一点。钱国强认为，欧盟碳市场是通过立法制定今后多年的碳配额分配方式，制定以后修改很难；中国采用的则是每年根据产量调整一次配额的方法，留有调整改善的余地。

中国碳市场的配额分配法，具体来说，是一种动态的基于行业基准线的配额分配方式。行业基准线是该行业要达到减排目标需要实现的排放强度，在实践中，这一系数将参照行业减排表现领先企业的抽样数据计算获得。企业将自身产量乘以碳市场管理者公布的当年基准排放强度，就可以大致预估当年将获得的配额。

钱国强告诉中外对话，中国全国碳市场也借鉴欧盟经验，有市场稳定储备（MSR，Market Stability Reserve）的机制设计，用以调节碳市场的流动性，即在市场配额过剩时收回，而在市场配额紧缺时放出。不过具体的操作办法还要等完整的细则出台才知道。

相比配额的分配，钱国强更关心全国排放数据的积累，因为行业基准线的配额分配办法的优劣，取决于所获取的数据的质量和完整性。由于数据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全国范围内采用基准线法进行配额分配，大约要等到2020年才能完善。

减排效果将逐渐体现

目前中国碳市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初期交易碳价可能过低，以及由此导致的减排效果不明显。蒋兆理提到，为了给企业一些适应的时间，预期碳市场启动初期的配额分配会相对宽松，相应的，碳定价在市场启动初期预计在30元每吨左右。这一预测低于目前北京和深圳试点碳市场40-50元的平均成交价。

北京碳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认为，如果碳配额分配过于宽松，企业就没有动力进行交易，碳价格上不去，这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碳市场的作用就是通过价格机制引导碳排量这个稀缺产品的交易，如果价格过低，就无法形成交易，”梅德文表示。

蒋兆理告诉中外对话，只有碳价达到200-300元每吨，企业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减排的压力，而他预计中国碳市场的成交价2020年后才能达到这一水平。那也就意味着，要到2020年之后，碳市场的减排作用才会显现。

全国碳市场将实行的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制度也令人对可能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有所担心：中央政府负责制定企业碳排放的核算标准，配额分配的基本原则，监督管理相关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和交易平台，但中央政府不会直接向任何一家企业分配配额，而是由地方政府执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碳市场的碳减排目标是碳强度的下降而非绝对减排量，这一方面保护了中国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令人对碳市场的实际减排效果有所顾虑。

蒋兆理认为，碳市场是推动减排的诸多手段之一，在理想状况下，碳市场可以和能源政策、经济政策、环境气候政策相互配合，一同发挥作用。

他认为，目前中国碳市场对于能源结构转型的作用还相对有限，在它至少会推动企业向同一行业内的减排优等生看齐；而由于中国大部分的碳排放量都将被全国碳市场覆盖，“碳市场对于中国承诺的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峰，碳强度到2030年下降60%-65%还是会有重要的贡献。”

中外对话(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个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中英双语网站，总部位于伦敦，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前面我连续发表了两篇“中国经济不能以周期为托辞”，发表之后,很多朋友很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在此，我再以一篇文章的形式来给予解答和回应。这也是这一组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的最后一篇,是否真知灼见交给公众去检验。

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本身就由改革决定

在中国，潜在增长和经济周期这样的概念，都不能简单套用。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经济学），很多的概念都是来自于“传统理论”，而那些理论往往针对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里，结构转换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由供给方来决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大因素：第一，技术进步，包括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劳动力数量；第三；储蓄率，它决定了投资。在这些变量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给定了，其他因素造成经济的波动，围绕着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上有下，形成周期。

中国经济却与此不同，在中国，改革和结构调整本身就决定着这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人口。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可能出现萎缩，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由此可以认为，劳动供给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因素，也会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是如此，而且宏观经济数据的确显示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有萎缩迹象，和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下滑是吻合的。但是，这种表面成立的观点其实是需要仔细推敲的。

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服务业）没有出现劳动力增速下滑，即使出现，也是现有制度的结果。中国的经济结构当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占到整个经济的90%，中国经济增长的上升和下降也主要由这90%的经济来推动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在不断提高，没有出现过城市化速度的明显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基本上就是由城市劳动力来决定，在城市化率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正增长的。换句话来说，在城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化的进程带来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而二三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却在下滑，因此，不能认为，在中国经济占到90%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劳动供给的不足而导致了长期经济增长下滑。

在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同时包含了几层含义。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当中，分析问题仅看总量是远远不够的，要看结构。第二，一旦把结构引入进来，一些似乎显而易见的结论，就可能要修正了。第三，潜在增长率这样的概念，本身就应该包含结构的因素。在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如果通过改革可以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增加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就可以增长，经济增长下滑就可能得到遏制，但这种增长率回升和周期没关系。

再从劳动力角度看看经济下滑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说过，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看经济周期的形成的。中国不存在供给方冲击所导致的生产率衰退和经济增长率下滑，对此，大家应该有共识。因此，主要的争议点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不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出现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周期所导致的衰退的话，那么这种类型的衰退一定会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那么，中国真的出现了失业率的明显上升吗？各种统计都显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总体上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个别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地区除外）。以今年4月为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11个省的监测数据显示，多数监测省份企业用工人数有所增加。如果说真的有失业问题，那不是进入官方统计的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而是没有进入官方统计的农民工的失业。

吊诡的是，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往往表现在农民工返乡，但是在城市这一边，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却仍然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至于劳动力短缺到什么程度，在缺乏准确统计的情况下，大家看看满大街的招聘广告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在少数一线城市，还在出现驱赶外来劳动力的政策。如果我们再回到经济理论的话，请读者们和我一起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出现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还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如果真的经济增长下滑是因为需求不足，那么就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在逻辑上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政策性的因素导致了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在经济增长活力比较强的城市部门，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了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此同时，在其他城市和部门，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有可能是在增加的，但是由于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对于总量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比较小。这样，在加总的层面才会出现城市化率虽然在提高，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有所下滑，同时，在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却可能同时存在劳动力的短缺。这是典型的资源误配问题。

我们能不断看到一些有关农民工返乡是“逆城市化”和“劳动力枯竭”的论点。对此，我认为有必要给个特别的提醒，请睁开眼好好看看周围的农民工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政策待遇，不要误以为自己生活在后现代的发达国家。

中国需要反思当前市场经济是否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我的有关中国经济下滑是不是经济周期的文章，写到了第三篇，基本上把涉及到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作为收官之笔，我想提醒我的读者，这一些讨论所揭示出的问题，本质上在于我们思考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忽略了用结构性的观点。教科书上的标准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基本上不谈结构问题，那是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完成，经济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也没有制度性的障碍，因此结构性的问题不那么重要，总量的分析才是关键。而中国的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远远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请允许我再就什么是市场经济较一回真。

中国从上世纪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相信在社会各界应该已经有一个共识，当我们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都是定语，本质上，中国还是要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呢？我们可能经常忘记了要去问一问这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全人类的市场经济有三个共同的特征，不承认是不行的。第一，价格基本上由供求决定。由政府直接管制价格，在市场经济下是极少出现的，并且，必须要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第二，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这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了供给一定是会去适应需求，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一定会将生产要素配置到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一切阻碍供给适应需求（只要合法）的制度障碍（包括垄断）应该消除。第三，私有产权是得到保护的，这解决了经济发展当中的激励问题，让经济收益与微观主体的努力和投入相匹配。

上面三大原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妨把这三条来作为检验当前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标准。我想，明眼人一看，就应该可以看出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价格出现了很多扭曲的政府干预。即使在价格不直接被干预的情况下，也常常存在供给方的管制，间接地使得价格出现了扭曲。第二，中国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是一个大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而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的空间配置都远远不够，不符合资源配置追求回报率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第三，中国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但是在资源配置上，私有企业却未能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应该不只是让私有产生不被侵害，还应该保护其应有的市场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其实是不彻底的。

总之，围绕着中国经济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我的一系列文章是想提醒读者，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看加总的数据，要多想一想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特别要避免的问题是，在总量上看中国经济，不谈与制度相关的结构问题，恰恰给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最后我想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它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的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说政府可以将自己的作用来抵消市场力量。我所理解的习总书记说要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政府要把该管的管起来，该放的放下去，应该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至今没有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价格扭曲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希望政府能够驾驭市场和引领市场，且不说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它的目标未见得就是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大化。即使政府的确以最大化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在缺乏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他也很难有正确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信号。离开有效的价格信号却能够最优化资源配置，这样的政府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它不应该叫政府，而应该叫佛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

11月15日深夜微信公众号“市值风云”在“重磅突发”栏目下，以“南玻A高管集体辞职，姚振华‘血洗’董事会”为题，报道了南玻A高管集体辞职事件。包括创始人曾南在内的8名高管相继辞职，两名提出辞职的独董由于导致独董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低于法定要求，被迫继续履职。（请见英国《金融时报》对此事的报道）如果说万科股权之争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进入股权分散时代，那么，这次南玻A高管的集体辞职事件则是股权分散时代公司治理事件的新高潮。南玻A高管集体辞职事件将像万科股权之争一样注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公司治理事件。

在持续观察南玻A高管集体辞职事件未来走向的同时，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引发了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如何应对股权分散时代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变革的几个思考。

首先，并购能够必然像传统公司治理理论预期的那样，可以实现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吗？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把接管威胁视作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如果股价低估是由于管理团队高的代理成本导致较差的绩效表现，在控制权转让完成后，通过对管理团队的更迭将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在南玻A的高管集体辞职事件中，我们能够观察到由于缺乏实际控制人，从2015年开始，宝能系旗下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南玻A第一大股东。目前共持有南玻A股份的25.77%。但我们并没有同时观察到接管威胁（控制权转让）实现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目的的前提条件——代理问题导致的股价被低估。

从披露信息来看，南玻A近年来虽然业绩出现波动，但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为：营业收入为22.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8亿元，同比增长31.71%。这在经济呈现L型下行的今天实属不易。因而，业绩表现差强人意，代理问题严重似乎并不能构成宝能系突然撤销董事会议案，血洗南玻A董事会的理由。我们看到，由于股权分散（缺乏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转让并没有像传统公司治理理论预期的那样为中国上市公司带来公司治理改善和业绩提升，反而却出现了新第一大股东“血洗董事会”这样一个无论普通投资者还是管理团队都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上述方式的公司控制权转让，成为习惯于“一股独大”公司治理模式的中国上市公司“仓促”进入分散股权时代被迫承担的制度成本。因此，公司治理理论和实务界未来有必要积极探讨进入股权分散时代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选择。

其次，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一定需要重新改组董事会吗？

前面的分析表明，宝能系成为南玻A的第一大股东可能并非由于原管理团队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而仅仅是由于缺乏实际控制人。抛开围绕股权激励计划的分歧，虽然宝能系指责南玻A前高管集体离职“蓄谋已久”，但后者看上去似乎更加“蓄谋已久”。否则，我们不会观察到正常的董事会原有议案被第一大股东宝能系代表“粗暴”撤销，同时提出临时提案，更换董事长。那么，在成为第一大股东后一定需要重新改组董事会吗？

我们知道，现代股份公司由于借助资本社会化和经理人职业化实现的专业化分工，提升了企业效率，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巴特勒语）。一定意义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股份公司的灵魂。当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会衍生出代理问题，因而需要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去克服，但这毕竟属于衍生出来的第二层次的问题，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的效率改善才是第一层次和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猜测，宝能系也许是资本运作高手，但并非是经营管理，特别是南玻A所在的建材行业的经营管理高手。而一个企业管理团队的成长往往依赖于独特企业文化、有效激励计划推出的长期培育。例如，阿里的高管几乎全部来自于持有相同价值观同时受到股权激励计划激励的阿里合伙人。在这一意义上，给定确保股东按时获得投资回报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公司所需投资从哪个股东来其实并不重要。

在我们看来，由于缺乏实际控制人而成为新的第一大股东可能的正确做法是：主动提出针对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的股权激励计划，给予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充分的激励。而不是像目前一样被动地等待由管理团队自己提出。不要忘记，有时看起来向管理团队支付高的薪酬，但受到激励的高管团队创造更大的价值反而是值得的。资本方应该始终保持对职业经理人的敬畏，否则，会成为另一种“致命的自负”。和管理团队一起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才是新的第一大股东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们看到的一个与宝能系血洗南玻A董事会完全相反的例子是：持股高达34%的软银甚至放弃阿里巴巴集团主要董事的提名权，交给持股合计约13%的马云合伙人（马云本人持股仅7%），但却从中赚得钵满盆满。因此，抛弃传统股权至上，“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界限分明的思维，在昔日的老板和打工仔之间建立长期合伙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应该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未来应对分散股权时代公司治理挑战过程中思维模式转变的关键。

再次，在股权分散时代，应该如何为新的第一大股东设定提名董事的比例？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通过金字塔结构最终所有者可以实现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例如，在一个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对子公司持股50%，子公司对孙公司持股50%。虽然母公司对孙公司的现金流权只有25%，但其对孙公司的控制权却是50%。母公司由此可以利用上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力的分离通过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对孙公司的资源进行隧道挖掘。这是在公司治理实践中需要独董对资金占用、资金担保、关联交易等事项出具独立意见背后的原因。事实上，除了金字塔结构，实现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还存在其他途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董事会中提名董事比例和持股比例的差额。

从南玻A董事会的构成来看，9名董事中除了3名独董，宝能系提名的董事多达3名，占到全部非独立董事的50%，即使从全部董事来看，也已占到33%，超过宝能系实际的现金流权25.77%。这意味着，通过体现董事会决议实际影响力的提名董事比例与体现责任承担能力的现金流权的分离，宝能系在南玻A董事会相关决议中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称和匹配。为了避免今后并非由于严重的代理问题而血洗董事会的惨剧再次发生，也许上市公司的一个可能政策应对是，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规定，在通过在二级市场增持实现成为第一大股东，该大股东提名董事的比例应以其持股比例为上限。在一些股权分散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一个被认为是理想的董事会构成模式是除CEO外其他全部为外部董事。其背后所包含的合理性是恰恰在于，这样可以确保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避免控制权转让带来企业经营大的波动。毕竟，上市公司的灵魂是控制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众公司的股票每天都处于流动之中，只不过这次股票的流动相对集中一些。

此外，股权激励计划存在争议应该如何裁决？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宝能系与前南玻A管理团队的分歧在于，管理团队酝酿提出的针对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骨干的股权激励计划。逻辑上和程序上，虽然需要与主要股东，特别是第一大股东进行协商，但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才是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的关键。按照今年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这是股东享有剩余控制权的体现。在目前的一股一票表决机制下，持股仅25.77%宝能系是否必然能够否决相关议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当前南玻A管理团队与第一大股东围绕股权激励计划产生意见分歧时，管理团队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可能扮演居中调节角色的股东大会。前南玻A高管团队应该提请并说服股东大会来批准股权激励计划（当然是否能说服其他董事同意提交股东大会讨论同样存在不确定性）。但遗憾的是，习惯于一股独大治理模式，由大股东大包大揽惯了的其他散户股东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手中的股票除了变现外，还可以通过表决的方式来挽留一个看起来能够带来不错业绩表现的管理团队。我们理解，基于同样的想法和认识，南玻A管理团队在事件开始之初很轻易地放弃了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努力。

最后，国有股东在这次南玻A高管集体辞职事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国企的原第一大股东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在成为第二大股东后，按照相关报道，在事件发生前的11月8日，还在减持股份，目前仅持有南玻A股份的2.31%。按照“市值风云”形象的说法，“实业系股东忙于套现，资本系股东忙于举牌”，“已成为当前A股市场的一道风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做法让我们联想到万科股权之争中的华润。我们看到，持股仅仅为25.77%的宝能系之所以不仅可以轻易否决管理团队（董事长提议的）股权激励方案，而且“血洗”董事会与第二大股东的“不作为”有关。被逼无奈的可怜散户只有通过“以脚投票”来保护自己。

从目前的市场反映来看，11月17日(周四)南玻A股价早盘跳水5%，但午后，配合着已被辟谣的《告中国南玻集团全体员工书》和大手笔买单护盘，出现了一个涨停；在11月18日(周五)则再次观察到资金加速出逃的迹象。我们看到，当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匆忙进入股权分散时代，并没有完成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相应调整，无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都没有建立避免类似血洗董事会事件发生，确保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防火墙，小股东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依然是待宰的羔羊。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跨国公司已经习惯于在美国或欧盟法院打漫长而艰难的法律战，而且这些官司通常会带来全球后果。如今，它们应该为新出现的第三个战场做好准备——中国。两周前，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公司Wilan Inc在中国东部南京市对索尼(Sony)提起诉讼，指控这家日本集团的LTE标准智能手机使用的技术涉嫌专利侵权。

Wilan正是批评者口中的“专利流氓”——利用知识产权向其他公司收取费用而自己不从事生产的公司。如果Wilan获胜，索尼可能最早在明年夏天被禁止销售和出口其LTE手机。考虑到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几乎所有链条中的关键作用，潜在的出口禁令将是索尼面临的真正威胁。

设想一起可能带来相同后果的类似诉讼，只是将被告换成苹果(Apple)或三星(Samsung)。这将对消费者造成巨大冲击。企业将面临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名中国法官就能够切断一些全球最具价值公司的命脉。

就在不久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未进入多数跨国公司的风险计算。在与中方伙伴签订合同时，外国公司倾向于坚持在海外（包括香港）对争端进行仲裁。鉴于中国内地执行判决的难度，它们希望永远不要有争端诉诸仲裁。

可以说，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始于2013年8月。那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6家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其中5家为外国公司）开出了逾1亿美元的罚单，对于中国出台时间不长的《反垄断法》，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执法。

发改委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了该决定，声明对支撑其调查结果的理由语焉不详。声明笼统地表示，这6家公司犯有多种违法行为，已经承认违法，不会对罚款提出异议。这份声明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在作为司法管辖区的中国，这样的决定随心所欲，且无法进行可靠的法律上诉。然而，就在同一个月，上海一起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案件凸显了中国法律体系的飞快发展，意味着中国成为处理企业纠纷的一个严肃得多的司法管辖区。

在这起案件中，外国被告方再次输掉了诉讼。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强生(Johnson & Johnson)的医疗设备公司对当地经销商“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此举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但是，该法院也公布了篇幅较长的判决书，详细解释了作出该判决的原因。如此一来，它推翻了下级法院作出的同样详细、但有利于强生的判决。

这场法律拉锯战，与美国或欧盟案件的判决结果一样意义重大。它很快受到该领域法律专家同样密集的分析。它也不是外国原告在中国的法院判决中结果变成被告这样简单的事情。尽管强生输掉了官司，但它只被判决向原告支付53万元人民币（合7.73万美元）的赔偿，与原告索赔的1440万元人民币相比只是很小的金额。

强生案审判的方式也暗示了Wilan可能的误算，后者针对索尼提起诉讼的城市正是二战时日本在华犯下最严重的战争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地方。“有人会说此举很聪明，但如果拥有良好声誉的南京法院努力公正对待索尼，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常驻香港的知识产权专家乔•西莫内(Joe Simone)表示，“他们不想被视为人们可以去攻击日本企业的地方。”

发改委对婴儿配方奶粉案的裁决仍然具有启发性。只有愚蠢的跨国企业，才敢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法院系统中挑战政府监管部门、并且期望赢得诉讼。但是，当涉及公司诉讼时，Wilan和强生案表明，中国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司法管辖区，而跨国企业危险地忽视了这点。

译者/何黎

11月3日中国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要是在平时，我根本不会关注这样的新闻。不过，这一次，却着实好好关注了一回，因为它与我关注了12年的服装品牌——卡宾发生了联系，卡宾为这次长征五号首飞试验队设计了服装。

是不是有点魔幻现实？

卡宾创始人、艺术总监杨紫明还用日下最热门的方式——直播，向他和他创立的品牌直播了整个发射过程。

之所以长期对卡宾进行关注，正是源于这种“魔幻”。无论是卡宾，还是它的创始人杨紫明都可以算是中国过去20年服装史的另类标本。

12年前，当我第一次进入中国服装行业，开始观察的时候，卡宾就是令我侧目的两个品牌之一，另一个是例外。这两个品牌都诞生于广州，是中国标榜设计师品牌最早、最具代表、最成功的男装和女装品牌。2013年，例外因彭丽媛的外访饱受关注，我见证了作为第一个报道此事的媒体“无时尚中文网”因访问量过大而宕机；同年底，卡宾品牌实际运营实体卡宾服饰有限公司登陆香港联交所，股票代码2030，象征着品牌核心客户的年龄。

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时装周，据我当时的媒体前辈说，领个女生进去看秀，就能得到肉体的“报答”，我没有考证过事件的真伪，但足以见到当时的一票难求。除了这些未经证实的隐秘桃色小道消息，一些省市的设计师通过交钱给当地的协会，再由当地协会领着去时装周上做一场表演的事情则是我清楚知道的。这些设计师，通常并没有自己的品牌，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店铺，隔几年“攒点钱”上京“赶一场考”。

11月的北京非常冷，今天我基本已经拒绝在这个时间去那里出差，但12年前却非常兴奋。卡宾的时装秀让我第一次觉得，哇哦，Fashion TV的东西啊！Fashion TV是我当时负责的电视栏目最重要的素材，而这一素材还是从同行那里倒买而来，10年前的中国设计师和时尚摄影师，只要有工作室，每个工作室的门口都是一堵墙，墙上挂着一个正在播Fashion TV 的大电视。例外品牌给我的深刻印象则是另一种。当时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主要发布场地还没有搬到如今的798 D•Park这样的专业场所，而是在北京饭店和中国大饭店两间五星级酒店，例外可能是当年唯一“自作主张”并没有在上述两间酒店中进行时装发布的品牌。这种不寻常，以及行业中经常听到的一些对中国官办活动的传闻，让我觉得例外是一个“带种”、“个性”的品牌。当然，今天的例外已经失去了它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可，马可的“無用”已经走向一个极端，这也不是我今天要聊的。

对卡宾的持续，还源于我们同样身处广州，天然的近距离成为我更深刻关注、了解卡宾的桥梁。

“东方米兰”，这个词会让我联想起什么？繁华的东京？璀璨的香港？都不是，是福建石狮，这里每年都要举行海西国际时装周。

如果你不是福建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海西”是什么。海西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简称，福建省政府在2004年提出的一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安踏、匹克、九牧王、劲霸、七匹狼、贵人鸟、利郎这些中国最知名的服饰零售公司都出于海西，或者说海西经济区内的泉州，范围甚至可以再往下拉到晋江，而卡宾的创始人杨紫明则出生于石狮。曾经的石狮是晋江的一个镇，如今和晋江并列成为泉州辖下的县级市。

与上面列举的那些品牌不同，卡宾并没有像他的福建同行一样将总部放在泉州，而是放到了广州；杨紫明亦没有像他的福建亿万富豪“兄弟”们一样，选择集群性的鞋类和商务、正装创业，却选了一个在当年稍显陌生的“设计师品牌”，而且还是定位休闲。

今年我采访杨紫明时，他表示这是源于他早年的运动员和在外闯荡的生涯，让他为卡宾设立了与众不同的定位。在90年初，他和他身边的朋友们，并不真正喜欢当年代表身份、财富的西装，这一点在广州以及香港特别明显。优衣库的柳井正在他的《一胜九败》中同样表示，在80年代中的日本，穿休闲装比穿裙子更能引人注意。

除了创业的定位与众不同，他还决定了另一个方向——设计师品牌，这个一天设计可能都没学过的前拳击运动员还要自己做设计师。“因为几乎所有国际大牌的创始人都是设计师。”这是我今年和他聊时他对为什么自己要做设计师的的回答。卡宾今年迎来了创立19周年纪念，在新拓展的女装系列中，杨紫明再一次成为艺术总监。

身兼创始人、主席、艺术总监，放样今天A股、H股的中国上市服装公司中，杨紫明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上月底刚刚在香港上市的江南布衣这样的夫妻档才是主流：江南布衣的李琳担任首席创意官，而她的丈夫吴健担任CEO。广州的例外创立同样是夫妻档，马可掌管设计，而毛继鸿负责业务，不过二人目前已经离婚并分别再婚。

卡宾今天成为中国本土营业额最大的男装设计师品牌显然与杨紫明是分不开的，你可以说他当年创立品牌时就具有前瞻性，但我更觉得这与他和时代的无缝衔接才是更为重要的。世纪初的时候，卡宾位于广州北京路最早的门店卖的服装风格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洗剪吹”，但是当年的那个风格恰恰是最时尚的，紧身、图案；今天卡宾位于正佳的门店，毗邻GAP和H&M，拥有最好的位置，一块播放时装秀的大屏幕正对着无时无刻不在堵车的天河路，设计风格亦更加简洁。在上月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卡宾又玩了一次时尚零售业过去一年最火的“即秀即买”概念。

从不与时代脱节是我见到的很多服装企业老板成功的共同特征。比如刚刚在双11取得惊人成绩的太平鸟，过去一年两次品牌重大活动中，创始人张江平都是穿着运动鞋参加、演讲，其中一次还是20周年纪念。

杨紫明现在比较“醉心”的活动是直播，与此同时，他还全世界到处跑马拉松，顺便让摄影师拍些照片，因为卡宾也有自己的运动系列，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免费的品牌宣传。有时候，他也会带一些同事，在位于广州瘦狗岭总部大厦后的学校操场去跑上几圈。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杨紫明身在美国，他的设计可能远不如Tom Ford、王大仁这些科班出身的人强，但是他一定能和他们一样，成为市场行业的璀璨明星之一，而不是像那些更热衷于“闷声发大财”的千万福建富豪们。

实际上杨紫明和卡宾也一直在将自己的艺术总监身份塑造成明星形象，比如他和品牌都更希望自己被称为“卡宾先生”，他和品牌向媒体的供图都是标准的时装大片模式，以至于有时候我希望品牌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商业化”的图片都非常难找。这些细节都是和杨紫明当年的设计师品牌定位一脉相承，而这种坚持，同样映射在品牌每年的时装秀上。

第一次看卡宾的时装秀有Fashion TV的感觉之后，一年两次卡宾在北京的时装秀都有惊喜，卡宾的时装秀总是类似活动中舞台最豪华但又最得体的那一个，他不会搞老绣娘上台这种煽情片段，也不会在舞台上搞跳水缸这种噱头，实打实地就是国际化标准：豪华预算、豪华舞台、豪华阵容。当然，观众也不傻，即使卡宾秀不是每年最有话题的，但是一定是观众最多的一个。回顾中国国际时装周举办这些年，卡宾应该也是其中持续至今时间最长、发布次数最多的一个品牌。

作为一个年销售近人民币14亿元（2015年13.565亿）的品牌，卡宾显然无法与百丽集团这样300亿的巨无霸相比，甚至比不上几乎同时创立的太平鸟服饰近90亿的销售规模，但是，正是卡宾和杨紫明这样的品牌和创始人，让我们在今后如果书写中国服装史或者中国零售史时多了一个标本。实际上，在新一代设计师留洋归来后，设计师品牌已经成为中国服装行业的新常态词汇，它见于同样新生的SHOWROOM、买手店，甚至淘宝上。

我很少这样“鼓吹”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创始人，但是，在中国真的很难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品牌和创始人。

在今天，你还能看到几个服装起家的品牌企业不搞房地产这些副业，甚至将副业搞成主业；你还能看到几家服装起家的品牌企业不谈什么所谓“互联网概念”，不搞什么资本市场？卡宾同样是少有的一个持续专注服装的。

当然，作为投资者、股东，你可以认为卡宾未能把握热门的行业经济趋势，甚至是失败。但是，作为一个关注中国服装行业十几年，看着中国品牌崛起到衰退，看着国际品牌进来到厮杀的观察者和分析师，我最多只能遗憾，在品牌的发展过程中，卡宾也许在女装、童装的发展上显得保守了，其他，我不能批评更多。因为卡宾和他的创始人至今都是我研究样本中最喜欢的其中之一，它原本其实有更多致富路径可以选择……

（唐小唐，时尚零售产业专业网站无时尚中文网联合创始人。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 Shirley.xue@ftchinese.com）

受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出现波动，而这种影响似乎也在波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在中国嘉德2016年秋拍中，不仅近现代书画拍卖出现了久违的亿元天价，而且市场人气之火爆，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甚至有业内人士称“特朗普‘拯救’中国艺术品市场。”

作为嘉德秋拍最为重要的一个专场，“大观”夜场的104件拍品，总成交6.227亿元，成交率72%。其中，12平尺的张大千《巨然晴峰图》过亿元成交，5.9平尺傅抱石《风光好》6612.5万元成交，2.8平尺齐白石《莲池书院》5290万成交，4.4平尺吴湖帆《锦绣奇峰》4082.5万成交。对此，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在微信中戏称，每逢世界“末日”快来的时候，中国艺术品市场就会上涨，上一次是“非典”，这一次是特朗普。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仅仅5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受到了明显冲击，这场低迷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的非典。高度恐慌之中，春拍推迟到了夏天才开始举办，但进入秋季之后，中国艺术品市场迎来了一个全面的“井喷”。2003年7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宣布，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购得了嘉德春拍上拍的隋代书法《出师颂》，成交价格为2200万元人民币。嘉德春季拍卖的一件唐“九霄环佩琴”为稀世古琴，木质松黄，白玉琴轸，紫檀焦尾。琴身多处刻印中，一款为“东坡苏轼珍赏”。该琴终以346.5万元创下中国古琴拍卖最高记录。

现在回顾2003年拍卖“火爆”起来的原因，与拍卖场上出现众多新面孔是分不开的。据粗略统计，平均每场拍卖会都有一半以上的买家是新人，而且这些新人的购买力不容低估。一些有财力、有魄力的新买家不断充实进来，尤其是异军突起的江浙、山西、山东的民营企业家，成为拍场中的生力军。来自海外的买家虽然不少，但举牌竞买者却不多，最终的得主往往是近期的国内新买家。

从今年的秋拍情况来看，高价竞得拍品的买家中，不少也是来自机构收藏。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介绍，此次竞拍得到张大千《巨然晴峰图》的是宝龙集团。在2013年秋拍中，由知名闽商许健康掌舵的厦门宝龙集团，砸1.288亿拍下书画大家黄胄的作品《欢腾的草原》，就引起了业界的轰动，近日其又在上海开办了宝龙美术馆，此次出手无疑是其在书画市场上布局的又一步棋子。而买下傅抱石《风光好》的则是来自南京的苏宁集团。

应该说，正是由于这些实力雄厚的机构介入，才使得今年中国艺术品的秋拍更加有看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天价成交的拍品，以往不仅曾经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有些当时甚至还无人问津，像2.8平尺齐白石《莲池书院》，最早是出现在1995年的嘉德秋拍中，当时起拍价为180万元，最终流拍，此次的天价成交，无疑让不少市场人士开始重新权衡艺术品的投资价值。

事实上，特朗普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特朗普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引发一轮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是大概率事件，这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同样巨大。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之后，市场流动性会去哪里，也成为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对于此次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回暖”，更多地还是资金寻找“避风港”的行为。

11月以来的中国各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已经基本确立，其中PPI因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大幅反弹而超预期上涨，叠加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美联储加息步伐或将提速，中国流动性面临变数，在此情况下，艺术品市场的资金除了逐利的特点之外，它的避险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对于许多中国人，美国大选被描绘成一场对美式民主优越性的考验。美国的选举过程成了中国宣传者的一个轻而易举的靶子，可以暴露他们所称的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不但内部分裂，还搞出昂贵耗时的选举程序，结果却产生被大多数美国选民评判为都不可信任的两名候选人。

但是，无论选举结果多么出乎中国人意料，正如老话说，小心你想要什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胜利可能取悦那些被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竞选期间遗憾地称为“一群可怜虫”的人，但北京方面真正想要的是更为微妙的东西。

在选前调查中，中国公众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态度是对半分的，而他们的东亚邻居们大多支持希拉里。对中国而言，希拉里是个已知产物，但认为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特朗普是个未知产物，但作为一个商人，他被评判为（无论对错）不太可能插手中国的内部或外部事务。

对于要与美国打交道的官员，选择取决于此人是通过经济视角，还是地缘政治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30年来，中国政府的首要关切是保持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避免外部冲突。为此创造条件的是美国的开放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美国军事存在所提供的安全感——美国的军事存在缓和了紧张局势，阻止了地区冲突。中国显然受益匪浅。

然而塑造这一环境的因素在过去10年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为经济强国，随之带来更为强硬的政策，希望建立北京方面所称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意味着中国改变了其地缘战略目标。对于中国领导人，现在的选择更为复杂。

尽管其官方声明一如既往地模棱两可，但这个党国的掌权者对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有强烈观点。在中方眼里，看待希拉里的可预见性和务实，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即她对民主和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抱有貌似咄咄逼人的观点，以及她支持美国在提供支撑重返亚洲战略的安全架构方面扮演强大角色。希拉里的这种强硬态度，加上她作为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时批评中国的记录，让北京方面认为希拉里若当选，将对中国的利益构成可信威胁。

特朗普这个候选人则更加复杂。他对于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公开言论比希拉里更加刺耳，而且这些问题在他的竞选平台上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他一再将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大半归咎于中国。他威胁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令中国财政部长公开称特朗普属于“不理性的那类人”。

因此，中国政府经济部门的许多人支持希拉里而不是特朗普，以继续中国与奥巴马政府关于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对话。不过，北京已习惯了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套路：在竞选期间争着表现谁能对中国更“强硬”，但在当选后会采取比较和缓的姿态，因此谁赢了很可能并不重要。

美中关于贸易和外国投资问题的对话将如何发展是个未知数。奥巴马政府曾战术性地兜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作为阻止中国制定贸易议程的一种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特朗普对贸易的观点，TPP似乎不太可能获得批准。考虑到他声称中国的投资制度对美国企业不公平，他可能会觉得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是接触北京的更有吸引力的工具。现实是自由化将符合双方利益。

然而，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更重要的是地缘战略影响。有些人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区域力量均衡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调整。后者在世人眼中在东亚的挑衅行为，已经提高了因岛屿争端引发海上冲突的可能性；而据报道认为绝大多数盟国都在“搭便车”、对美国国家安全毫无贡献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可能意味着美国不那么倾向于干预地区事务。如果是这样，日本和韩国等关键大国可能会决定自行发展核武能力。东盟国家可能寻求迁就中国的地区利益，其身段之柔软，甚至会超过近期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国家元首访问北京所传递的信号。

虽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中国获得一个地缘政治突破口，能够加大自己在地区的存在，但这也可能带来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螺旋式下降，以及一场没有赢家的区域军备竞赛。只有历史才能展示北京方面是否如愿以偿。

黃育川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中国业务局局长

译者/何黎

半年前，BBC播出了英国历史学家萨姆•威利斯（Sam Willis）重走古代丝绸之路的纪录片《丝绸之路》，片中展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丝路古迹，我完全被那些镶嵌着蓝色马赛克的清真寺、宏伟独特的城墙和童话般的中亚古城所吸引，遂定机票、申请签证，决定到这个国家看看。出行前，被好几个朋友叮嘱告知，这个国家和阿富汗接壤，要小心；这个国家的“独裁”总统刚去世不久，各处风声鹤唳；这个国家很保守，千万不要乱拍照。

强硬派总统毁誉参半

长得像黄轩的希瓦古城迈瑞斯家庭旅馆老板贾拉鲁丁（Jalaluddin） 开车送我到乌尔根奇（Urgench）火车站，我问他在12月4号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大选中会投谁的票，他告诉我他和家人早已商量好了：投票给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59岁的米尔济约耶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自由民主党，他从2003年起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理，两个月前，在乌兹别克斯坦执政27年的总统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病逝，米尔济约耶夫被任命为该国临时总统，他目前也是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

26年前，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南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处的希瓦古城（见上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麦瑞斯家庭旅馆也是在这个时期开业的。贾拉鲁丁表示，最近几年，生意越做越好，他开上了好车，并开始对家庭旅馆进行扩建。他还感到，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并且，政府还在乡下投建了上万套保障房，人们只需支付25%的首付就可以入住，其余房款可以申请低利率的贷款，在15年内偿还。当车路过这些保障房时，贾拉鲁丁指给我看：只见一排排颜色、风格一致的平房矗立在路边，蔚为壮观。乌兹别克斯坦的农村居住着该国70%的人口，也就是说约2000万人口在乡下生活，新的家庭不断诞生，这就需要大量住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为统一规划，改善农村的居住条件，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决定在农村统一建房。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中亚的地理中心，它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5个内陆国家接壤。自1991年独立以来，在卡里莫夫的执政下，该国并未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而选择了“乌兹别克斯坦模式”的发展策略，即经济优先、改革由国家主导、法律至上、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渐进式改革。在反恐问题上，卡里莫夫更是立场鲜明，措施强硬，支持他的人赞誉他是“铁腕总统”，但他强硬的执政风格、坚持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以及27年不“下岗”的事实，也令他被列入“世界十大独裁者”的行列。但贾拉鲁丁却用“非常好”这句话评价卡里莫夫，解释说，也正是因为他的强硬，才有效控制了该国的极端事件。

在乌兹别克斯坦，九成人口是穆斯林。我在这里旅行10多天来，除了在景区所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并未感受到多少穆斯林的习俗和文化。在街头，基本上看不到戴头巾、蒙面纱的女孩，相反她们大都打扮时髦、化着美丽的妆容，即使已经是微凉的秋天，她们照旧穿着短裙、高筒的丝袜。清真寺不会传出呼唤人们去祈祷的喊声，也很少见在清真寺做礼拜的人。我向贾拉鲁丁表达了我的这些疑问，他回答：信仰在心里就好了，没必要太注重形式。原来，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自从2005年安集延事件以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下令禁止清真寺每日5次的叫拜广播，也严禁当街礼拜、极端服饰等。

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艺术青年旅馆，我认识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女孩拉赫（Rahat），她说她入住旅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旅馆是否有礼拜室，在哪里做礼拜？结果被告知旅馆里没有特设的礼拜场地。每天5个时段，她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礼拜，好在她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可以告诉她麦加的方向。她开玩笑说，乌兹别克斯坦的穆斯林是“共产主义穆斯林”（编者注：乌兹别克斯坦曾经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严格却无序是社会常态

在塔什干乘坐出租车，司机师傅看我是外国人，遂索要三倍的车费。这仿佛也可以理解：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就给予外国人不同的对待。比如参观撒马尔罕市中心的雷吉斯坦广场的三座神学院，外国人的门票费是2万苏姆，本国人的门票费只有2千苏姆。2万索姆在黑市上可以兑换3美元，想想只需花费20元人民币就可以参观三座富丽堂皇的神学院，也就不再计较。总体而言，乌兹别克斯坦的物价较低——在塔什干乘坐地铁，无论去哪儿，单程费用是1200苏姆，相当于1.2元人民币，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地铁票了，而在其境内乘坐16小时卧铺火车二等舱的费用只需20美元。

出发前一天，我曾收到所预定的旅馆的老板发来的邮件，他提醒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不要在机场、银行等正规兑换点换钱，否则会吃一半的亏。官方报价1美元可以兑换3000左右苏姆，而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兑换到6500-6900苏姆。并且，因为该国外汇管制严格，通过正规渠道在当地银行兑换美元也非常困难。位于塔什干火车站附近的中国饭店的老板表示，他们做生意赚的钱都很难在当地银行兑换成美元，汇款给家人也成问题。我注意到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出入乌兹别克斯坦边境时，所有人必须填写海关申报表，官方要求带出境的外汇现金一定不能高于带入境的外汇现金，否则多余部分将被没收。

除了严密控制外汇交易，这个国家也时刻掌握着境内各类人口的流动信息。游客入住酒店后，必须获得酒店的印章登记表，并将这些小表格妥善积攒、随身携带，因为很有可能会被突击检查。比如，每次乘坐地铁，我一定是主动打开包请警察检查，并出示护照和登记表。我遇到的大多数警察都很友好、热情，他们大都不会讲英语，有几位警察饶有兴趣的翻看我的护照，并试着念我的名字。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些警察的月收入在200、300美元左右，虽然工资并不高，但在当地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职业。乌兹别克斯坦的警察大都很规范，不会乱罚款、收费，但我遇到的售票员、博物馆工作人员却不同程度地玩起了猫腻。

去布哈拉的一个陵墓景点参观，当时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她是售票员、也是检票员，她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可以给我优惠，但是不能给票。在塔什干的帖木儿博物馆，入口的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催促我把票钱给他，指引我上楼参观，却不给我任何票据——参观完走出博物馆时，我发现入口右侧小房间内有一售票窗口。显然这些腐败都和没有监管、或者监管无力有关。

据“商务反腐败门户”网（Business Anti-Corruption Portal）的调查报告显示，腐败现象存在于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的各个层面，该报告指出该国公职人员腐败的原因之一是工资太低。在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15年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行榜中，乌兹别克斯坦在168个国家或地区中的排名是第153位（中国在该表中的排名是第83位)。

2016年5月，在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亚项目总监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撰写的调查报告《应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腐败问题》中，他指出：“在专制总统的主持下，各种权力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谁能够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及谁能最终行使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腐败行为的产生并非是因为法律规范的偏差，而成为规范本身，尽管这些规范在合法的掩护之下。”

我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场合也感受到类似的无序和混乱。在塔什干火车站售票大厅买票，人们围簇在售票窗口前，很少有人排队。在塔什干机场入口处，分不清乘客还是送行人员将正常通道堵得水泄不通。购票后进入布哈拉的亚克城堡参观，有人站在城堡内的厕所外收费。

中国企业处处有商机

从布哈拉打出租车前往希瓦古城，路程接近500公里，要穿越克孜勒库姆沙漠。车走到一多半时，司机告诉我前方右侧是一家中国企业的天然气开采区。几秒钟后，一个用中文写着“欢迎您”的路牌矗立在路边，在光秃秃的沙漠腹地看到熟悉的文字，备感亲切。原来，早在10年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CNPC丝绸之路”，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进行地质勘察工作。

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我遇到的第二个中国企业是华为。从塔什干飞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你一定不会错过高大显眼的华为公司办公楼。华为1999年在乌注册代表处，并于2006年成立子公司。华为目前已成为该国第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

在所住的旅馆，我认识了两位来乌兹别克斯坦参展、考察建材市场的中国企业家。其中一位张先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10多年前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过。他表示，现在中国国内的生意不太好做，伴随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政策，中亚会有更多的商机，所以他想到来这里联络下老朋友，寻找合作机会。除了将中国制造的建材设备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也希望能够引进乌兹别克斯坦的棉籽壳到中国，用于种植蘑菇。张先生介绍，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其籽棉年产量都在200、300万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严格控制棉花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种植面积、产量、价格、出口、销售和采购。棉花生意不好做，那棉籽壳呢？所以，他们来实地考察。张先生表示，之前他所了解的乌兹别克斯坦一直都比较保守，至于未来怎样，目前也不太明朗，要等新总统上任后才能知道。

在离开乌兹别克斯坦的前一天，张先生邀请我去吃晚餐，并为他的同事庆祝生日。我们站在路口打车去餐馆。在塔什干打车的规矩是：很多私家车都有可能是出租车，会停下来接活儿，上车前双方先要谈妥价格。因为天很黑，直到坐进车里，我才发现我们打到的是一辆高档车。我坐在副驾位置，并用英语和司机师傅聊天，结果得知司机师傅的本职是塔什干某金属回收加工企业的董事长。他告诉我，他只在下班途中才客串车夫，和乘客聊天放松一下，也赚些外快。他对两位中国企业家的考察非常感兴趣，并主动和对方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能够进一步接触洽谈，看看能否合作。谈话中，这位董事长强调，虽然他的企业属于国家，但是他说了算。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向西延伸的必经之路。半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在今年一年内三次到访乌兹别克斯坦，这都显示了乌兹别克斯坦对“一带一路”发展策略的重要性。目前中乌合作在建的大型基建项目包括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项目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等，在乌经营的中国企业已超过600家。

11月13日凌晨3点，我以洪荒之力挤进机场通道，并历经机场的三次安检，终于坐在了候机室，等待返程的飞机。我想象贾拉鲁丁会将迈瑞斯家庭旅馆扩建成什么样子，想象将门票钱纳入私囊的售票员如何判断她的下一位给予打折的目标，想象在沙漠腹地工作的中国职员能否发现新的天然气田，想象中国企业家和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家的谈判将如何进展……很多未知，但是也有很多机会。

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呼声很高的米尔济约耶夫都被认为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希望。也许，他能给乌兹别克斯坦带来更多的改变，将乌兹别克斯坦变得更好。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美国第58届总统选举结果于11月9日揭晓，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幸福”来得太突然，全球股市、债市、汇市都为之剧烈震荡，拉丁美洲的天空也飘来一片阴云。

一、拉美经济感受第一波“特朗普冲击”

特朗普胜选消息传来，拉美经济旋即迎来了第一波特朗普冲击。在选后三个交易日里，墨西哥比索和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分别累计贬值13.7%和7%，即使国际铜价上涨也没能阻止智利比索大幅度贬值。哥伦比亚桑托斯总统及时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但该国民众仍在忧心该国可能失去每年数亿美元的美援。在与特朗普会谈之后，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交国会审议，召开在即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突生变数，令东道国秘鲁措手不及。

无论如何，拉丁美各国将不得不接受特朗普“登基”，并必须面对他给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全方位冲击。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甚至委内瑞拉等多国领导人都公开表态，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以消弭令人忧虑的“特朗普冲击”。考虑到特朗普缺乏执政经验，未来不可预测性颇多，随着相关具体政策逐步推出，拉美经济可能遭遇波浪式的短期冲击，相应的长期冲击也将由此累积而来。

也许，特朗普对拉美经济的短期冲击很快会自动恢复平静，但长期冲击效应将难以忽视，这需要拉美各国政府积极应对，中拉经济合作也需因应调整。

二、拉美经济即将面临特朗普新政冲击

根据特朗普选前发布的百日新政计划和选后公布的新政府初步政策框架，其移民政策、贸易改革、经济计划、能源独立和对外政策等都可能给拉美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主要指向拉美裔移民和穆斯林移民。严格遣返非法移民、零容忍移民犯罪、拒绝为非法移民提供工作和美墨边境墙计划，都已被列入美国新政府的初步政策框架。如果特朗普政府全面实施其移民政策，那么拉美各国就业形势及其侨汇收入都将深受影响。近年来，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国年均侨汇总收入约30亿美元，多个中美洲及加勒比国家侨汇收入占GDP比重超过16%。如果数百万拉美裔非法移民被遣返，那么拉美各国不仅就业形势趋紧，而且侨汇收入会急剧减少。受此影响，拉美经济增长态势恐将难免恶化。

特朗普政府将“扭转几十年来那些将工作岗位送到国外的贸易政策”，强调“贸易协议要把美国人民放在第一位。”特朗普坚决反对TPP，并已掌控TPP的未来命运，美国退出TPP似乎难以避免。特朗普宣布要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NAFTA），或者退出该协议，经济态势良好的墨西哥很可能因此而受伤。巴西和阿根廷同美国存在农产品贸易竞争，民众已在忧虑可能遭遇的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尚在拟议中的美国-巴西自贸协议也恐将落空。

能源独立政策不仅会使美国减少从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进口，还可能抑制国际石油价格复苏，进而影响拉美石油出口国的能源投资及其经济增长。特朗普计划实施停止离岸法案，以关税抑制美国企业的全球化行为，避免过多海外投资减少美国本土就业机会。特朗普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来营造一个“更可靠更高效”并让“全世界嫉妒”的交通网络。特朗普还将推进教育改革，为大约7000万学龄学生、2000万高等教育学生及1.5亿在职人员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以保障美国民众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表明，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重心存在从货币扩张转向财政扩张的趋势，其对外投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显然，受特朗普的“美国就业机会回归”计划影响，阿根廷的马克里政府希望能吸引更多美欧资本来平衡中国资本的想法，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在金融服务改革方面，特朗普政府将会放松银行监管，恢复银行自营交易。受此影响，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的投机性交易都将趋于活跃。因为特朗普意外胜选，拉美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刚刚经历了一轮大幅度贬值，而且这种贬值趋势短期内尚难以企稳。在出口不振、就业趋紧、侨汇减少、币值不稳等诸多因素影响下，金融机构的投机交易增加可能影响拉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特朗普新政冲击将造成拉美国家侨汇收入减少、失业人口增加、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市场紧缩以及美国对拉美投资下降等问题，拉美各国潜在的金融与货币风险也在上升。长期以来，美国对拉美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及拉美经济对美国的高度依赖，都可能因此而严重弱化。

三、中拉经济合作平衡特朗普冲击

面对特朗普的“不确定未来”和“美国优先”政策双重冲击，拉美各国在现阶段自我平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成为稳定拉美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市场容量及其增长空间巨大，国民对粮食与能源的进口需求都在持续增长。近些年以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对华农产品出口稳步增长，未来中国市场仍有空间吸纳更多拉美农产品。委内瑞拉的石油产能及其对华出口目前都有所下降，中国需要在拉美地区寻求新的石油进口来源，墨西哥、巴西等国石油公司应该关注中国能源市场。

在特朗普即将实施“停止离岸法案”和“美国就业机会回归”计划之际，中国正在积极投资拉美。中拉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以及中巴双边产能合作共同基金都已投入运营，这为拉美地区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资本来源。中拉产能合作计划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多个重大基础设施合作项目都已正式启动。中国对拉投资增长将为拉美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在很大程度上平衡美国资本回迁可能对拉美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中资银行在拉美布局步伐明显加快。中国与阿根廷、巴西分别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付诸实施，并与多个拉美国家达成人民币贸易结算协议。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而且为拉美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流动性支持。在当前潜在金融风险增大的态势下，中拉金融合作将成为拉美国家平滑汇率波动、稳定金融市场和控制货币风险的重要基础。

四、美国退出TPP与中拉经济合作新前景

美国白宫高级官员11月10日表示，奥巴马政府决定将TPP命运交给下届美国总统和国会决定。以特朗普及多数共和党议员的态度来看，美国退出TPP几成定局。NAFTA让墨西哥在这些年里收获满满，墨西哥、秘鲁和智利都想搭乘TPP便车来分享更多美国的市场与投资，但特朗普很可能会让这些拉美国家的经济期望落空。

事实上，TPP是奥巴马政府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结果。美国欲以TPP遏制中国发展，但达成TPP协议需要美国为伙伴国牺牲自身利益，而八年经济危机削弱了美国为伙伴利益做牺牲的承受能力，众多美国企业并不乐见其成。犹如苏联全力应对美国虚张声势的军备竞赛，TPP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为政治目的而自我消耗国力，结果将损耗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其实从国家竞争角度讲，中国更希望美国通过TPP协议。

拉美太平洋国家极可能失去以TPP搭乘美国经济便车的机会，但中国又在为更多拉美国家构建新的经济便车——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面临特朗普可能退出TPP的形势，秘鲁总统库钦斯基称，环太平洋国家可以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来取代TPP。中国没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战略，会继续坚持经济优先的全球发展思路，因此中国将努力推进以亚太合作为基础、具有更强包容性和适用性的FTAAP建设。在合作共赢的FTAAP框架内，中国将在承受能力下向拉美国家及所有伙伴国开放更多市场，并与伙伴国分享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红利。

如果特朗普退出TPP，那么短期内美国对拉美投资竞争力可能下降，拉美地区可能将迎来一波中国投资热潮。过去在美国强大竞争下，中国企业对拉美投资较为谨慎，并向美国企业学习了很多拉美投资经验。如果未来美国对拉美投资竞争力下降，那么中国应该更多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拉美，并加强对国有企业在拉美投资的审慎性监管力度，尽可能避免发生低效率、高风险的投资状况。中国企业要学习美国经验，紧紧围绕中拉跨国产业链合作来拓展投资，大力推进中拉产业融合，积极扩大产业内贸易，努力实现中拉经济关系紧密化。

此外，对于超级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巴西-秘鲁两洋铁路，中国在无损自身利益前提下可考虑与美国合作，毕竟改善基础设施对中美双方开拓拉美市场都有利。近期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称，他希望特朗普更加热情地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如果伍尔西的言论将真实地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态度，那么中美未来在促进拉美发展和共同开拓拉美市场方面，完全可以进行合作。

（注：作者是中国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