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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台湾和香港分别在年头和年尾各举行了一次选举，民意变化速度之快，影响了两岸三地的对话。

先看香港，从农历新年的旺角事件、到下半年的立法委员的宣示风波，再再凸显出香港内部的骚动和不安，也势必影响2017年的特首选举。而台湾，年初举行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大败、蔡英文当选，两岸官方在选后迅速进入冷和阶段，但台面下，不论是帝吧出征或戴立忍事件，两岸民间在网络上就政治认同倾向掀起一波波的无声烟硝。更出人意外的是，仍未正式就任的特朗普，在12月初与蔡英文通电话，让美中台过去近40年的关系产生大幅度的震荡，余波也预计会延续到来年。

挑选以下10篇FT中文网的热门文章，各自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两岸三地的年度大事。尽管面对躁动和未知，我们仍期待彼此倾听，找出未来可能的对话空间。

香港本土主义与台独：北京的两个担心（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

香港年轻人为何不会沉默？（作者为香港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 ）

香港失去“中国门户”地位？（英国《金融时报》马克•维姆布里奇报道）

台北没有景山—马英九为何失败?（作者台湾海西咨询负责人林正修）

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人（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

蔡英文的暗语（作者为台湾作家廖忠信）

台海两岸沟通停摆后的下一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史书华报道）

特朗普电话的现实主义（作者为台湾《新新闻》周刊总主笔顾尔德）

特朗普台湾观的根源（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张锋）

帝吧远征军：越过墙未必架起桥（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董晨宇）

大河就是大河（作者为台湾作家龙应台）

（作者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目前北京正进行着的“两会”上，中国最高层一方面告诫，香港人不应该“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对香港“分离主义”的崛起非常担心（路透社2016年3月4-6日综合报道）。

确实，自从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频繁和火爆以来，国际上越来越把香港的对抗局势同其它地方的对抗运动作比较。尤其是今年春节香港商业区旺角的对抗行为发生显著升级（即“鱼蛋骚乱”），时间恰与台湾民进党选战大胜相衔接，令观察家们更是把“台独”和“港独”聚焦在一个镜头里考察。这种视角在中国内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来的言论空间紧缩，这“两独”一定是眼下“两会”上的热议话题。

两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专家眼里，“台独”和“港独”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将提及。可是，既然目前这种比较已经被公众广泛高度的关注，就有必要对此作尽可能客观持平的解析：它不仅仅是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问题，潜在地影响到千百万人的安全、生活和未来的走向。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和香港大不一样，有关台湾独立运动的内涵和形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可供我们细细剖析，而所谓的“港独”就不是这么回事。因此，本文先在“台独”问题上理出几个相关的参照点，以其为背景，来反观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所谓的“分离主义/港独”乃是其中极少数最激进者的一种政治诉求。

按照台独运动核心团体的追溯，“台独”作为一个诉求早在1928年就出现了，“有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故事》，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甚至有人把这种诉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该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湾自治协会”，利用许多场合鼓吹台湾脱离日本殖民主义帝国，由台湾人自己治理台湾岛（参阅相关史料《崛起：台湾左翼运动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与再造》杂志，2007年12月号第37-50页）。

从那时至今的漫长岁月里，广义上的台独运动经历了五个阶段，这些阶段当然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个是鼓吹理念阶段，第二个是有组织活动阶段，第三个是上台执政阶段，第四个是下台反省阶段，第五个是重新执政阶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将正式开始的民进党政府时期。

五个阶段呈现的四大参照点

时起时伏不断变形的广义台独运动包含了太多的差别层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仅就它与香港“本土主义”运动最具有对比意义的那些成分，依笔者的观察，可以归结为四个参照要点。

其一是，全部台湾居民里面，拒绝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两岸统一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目前绝对超过了一半；超过了多少难说清，因为台湾的民意调查在这个问题上的数据差别显著。如此这般“拒统”的台湾居民，最大公约数不再是基于血缘、省籍、方言，而是基于政治社会制度的认同。他们成为大多数，既源于人口要素，即台湾出生长大者越来越多，也源于海峡对岸的政治状态，使岛内各界越来越失去“和平民主统一”的指望。目前的台湾居民里面主张“按差条件统一也胜过按好条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国统一当作最高价值认同的，已经成了政治上的濒临灭绝物种，有如华南虎或白鳍豚，你怎么喜欢它，也没办法让它昌盛。

其二，所有拒绝按北京方案统一的台湾居民，他们竭力保卫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会制度的另一种说法）不被损毁的愿望，依托的底线之一是他们有“国军”的保护。一部分人更指望他们的努力，到了严重危机时刻定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实质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有效武卫。

其三，台独运动中的激进分子，曾经过度利用了台湾民众对以上所说的国际支持的指望，几次试图把“台湾独立”的目标猛推到位，也即“台湾独立建国”，不仅是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刀两断，也要抛弃台湾跟历史的中国之政治连带标志——中华民国的国号。这种愿望在“台独”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阶段，还只是以社会行动为主，到了第三阶段，就成了政府行动。于是立刻招致北京和华盛顿的双重大力反击，不得不黯然退缩。中共官媒在警告刚胜选的蔡英文团队的时候，用“不当家不知道油盐柴米贵”为题，提醒得颇为生动——你们的前辈从说到做没有做成的事，你们今年5月20日后就不要再试做了。

其四，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种现实：蔡英文团队不断声明执政后不会危及两岸的基本关系格局，不会做让美国和国际社会担忧的冲击周边安全的险事。曾在台独运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发挥过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辉，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书中文版自序里明言：只要保全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地位，修改宪法内容，让中华民国成为新共和国，就没有宣告台湾独立的必要，没有必要在国际社会做出引起争执的发言。他认为，重点在于（中华民国）“以台湾之名”存在也即“台湾化”（台北《风传媒》：“风评：李登辉，又来了！”2016年2月17日）。这个宣示被解读为是给蔡英文执政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声张护航。这些以前把中华民国国号当作老外套必弃之的政客，经过“台独”的第三和第四阶段的尝试，终于体会到，在可望的长时段里，这件老外套仍是保护他们最不愿丧失的权益——自主治理台湾的金光罩。

香港本土主义运动的阶段

笔者还没有读到研究文献，细细考证香港“本土主义”的起点和早期形态。仅依本人的观察，在1993-1995年就听过有些香港的社会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权转换称为“新殖民主义主子替换老殖民主义主子”。估计这种激进本土主义观点在1980年代初，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时就萌发了。

时至今日，本土主义蔓延到香港社会更广阶层，其第一个堪与台独运动作对比的，是“民主回归派”失去影响。近几年来，香港年轻激进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责本港老一代民主爱国者，说他们以政治空幻蓝图误导港人太深（参阅“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们当年大力鼓吹只有让香港先回归中国，才能借此过程实现香港的民主化，理由是殖民主义天然是外来少数人统治，绝不可能与本土全民政治参与权相容。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开启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须赶走英国殖民政权，回归中国，实现港人民主治港。“你们几十年前鼓吹的这个民主回归前景，不是空中楼阁又是什么？”香港民主回归派的被边缘化，颇相似于台湾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统一中国”人的失势。这两者的失势，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权益至上”派的阵营。

第二个堪作对比的，是香港本土主义内涵的界定。原来“本土主义”被有些人译成Nativism，其含义易被解读成极端排外：香港只属于世世代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放在香港显得很怪异，因为它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谁都难以声称自己是“土著/原住民”。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权益，不应该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剥夺压迫。现在“本土主义”多译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权益置于首要地位，这样就不等同于在香港社会里鼓吹老新移民之间水火不容，连特区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体接受它。“台独”理论家里曾经有人大力鼓吹，“台湾民族”在血缘上就有别于中国人，以此论证“台湾独立的人种根基”。国际学术界一读到这种观念，马上就联想到种族主义，因为纳粹运动就是以血缘论为出发点的。近年来，少有“台独”理论家再发表这种政治生物学说辞了。

不可比的部分更多

迄今为止，香港本土主义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组织活动”两个阶段。在可预见的时段里，它和“台独”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两者最要害的区别是明摆着的：香港本土主义团体作为政党不可能上台执政，至多只有少数成员当选成议员。上述“台独”四大参照点的第二和第三条，不会出现在香港政坛上，不会有严肃的本土主义者真以为香港能够组成“自卫军”，能够指望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香港独立运动”以实质支持和武力保护。

正是由于以上的要害区别，香港本土主义群体大多数所索取的，基本上不会超越“治权”的冷静范畴。这不是说该群体中没有少数激进成员不想争夺“有限主权”，而是由于周边硬性的限制条件，令任何这类想法变成有规模的行动时，都会被立刻制止。香港社会主流不会追随“港独”的号召形成分离主义的民运，尽管最近英文中文媒体广泛报道香港本土派激进成员声明“要对港独去污名化”、“要在十年间推动公投”、“2047年由港人决定香港是否脱离中国”（详阅《明报》2016年2月20日、《纽约时报》2016年2月16日长文）。

笔者反倒相信，经过几番尝试肩负挫折及代价之后，这些激进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本港及国际政治的深切体会，极有可能变得更审慎，把政治诉求退缩到靠近现实的尺度，有如上述四大参照点的第四条。运作空间大得多、资源富得多的台独运动经过几番尝试，都能变得如目前阶段这般审慎，相似过程也会出现在不太遥远的香港。笔者1994年回顾亲历过的几波大动荡时，曾反省道：“妥协是成年的智慧，激进则是青年的专利。虽然激进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一个已经多次犯过的错，对于每一具体的青少年个人，它却是新鲜的”（丁学良：《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页）。

所以，要合理处置香港近期的多种麻烦冲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会和经济议题都政治化；同时，中国大陆也无需对目前香港少数年轻人的过激言论太惊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近年，香港年轻人对社会现况很不满，越来越多年轻人以不同方式参与政治，包括公共讨论、社会运动、参选议会等。这股动力，从2009年高铁拨款、菜园村出现抗争起，便如雪球般累积，推动越来越多年轻人出一份力。学生组织如学民思潮推动反国教、雨伞运动；年轻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心理学家、社工、财经界等纷纷组成论政团体；更有不少年轻人不介意低薪，投身成为全职议员助理，又或加入政党，花上数以年计的光阴和精神，参与政治工作，甚至出选。在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便有不少年轻人胜出的例子。

三项年轻人的特质，加上三项社会环境，让年轻人留意社会时事及参与政治的动力不断累积。

年轻人特质：

第一，年轻人更多追求物质以外价值

香港楼价高企，很多年轻人买不到房子，但也会追求物质以外的价值。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雨伞运动后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便指出：“香港人，特别是新的一代，在物质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这是社会成熟的表现。”

上世纪80-90年代，人们以李嘉诚为偶像，祟拜其创业成功成为大亨，老一辈希望子女们安稳打工买楼结婚，而这一辈的年轻人，更多追求金钱以外的理想。有很多媒体报道不同年轻人追梦的故事，目标都不是要赚多少钱，而是其他经历如环游世界、到沙漠及极地完成马拉松、9优状元弃厚职追梦开巴士等，与笔者同是区议员的党友邝俊宇更坚持追梦，成为网络当红作家。

第二，整体教育水平提高，设立通识科文凭考试，新一代更具分析力及批判力

在1981至2011年这30年间，具专上学历（非学位）的市民比率，由2.6% 增至8.5%，具大学学位的比率，则由2.5% 跃升至16%。回归前，殖民地政府采取“行政吸纳政治”，主动吸纳香港本土的华人精英进入行政决策结构中，所以大多市民对政府所说的所做的都是顺从和信任。但近年，随着整体知识水平提高，政府所说的不再是权威。就如去年暑假发生的公屋铅水丑闻，无论是政府公布验水方式或补救方法，都备受民间专业人士和学者质疑；又如《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网民担心言论自由被剥夺，引起广泛关注，民间团体逐点指出政府草案的问题，并建议其他解决方案。虽然政府仍然坚持原有方案，但官员也承认网民功课做足，熟读相关条例。

而数年前香港教育制度改革，高中文凭试增加了通识教育科为必修科目，几乎每年考试题目都涉及政治，例如有关政党政治、立法会“拉布”、反特首梁振英游行和新闻自由等。老师和学生为通识考试作准备时，更需要了解社会时事，以取得好成绩，这也培养了新一代的分析和批判能力。

第三，创意及善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让年轻人容易接收信息

年轻人善用网络，能够以快速及有趣的方式响应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在网络上更有不少二次创作，以改图、拍片、改歌词等形式，嬉笑怒骂讽刺社会各种情况，让一些时事和艰深的议题变得更贴身。

如“厚多士事件”，操乡音的香港妇人因为被指在港铁车厢霸占座位及于车厢进食，被一名女乘客出言阻止，引起骂战，不断重复骂女乘客“你好多事”，因其口音带乡音，遭恶搞成“你厚多士”，创作不同有趣的影片及图片发放，让更多年轻人关注。

又如当有建制派议员指香港人要感恩大陆对香港供水，网民很快找到资料，指出马来西亚向新加坡的供水比大陆向香港的价钱便宜100倍，认为这是真金白银购买，何来感恩，更将有关数据以图片广泛在社交媒体流传。

社会环境：

第一，社会出现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让人担心失去核心价值

年轻人重视公平和公义，而法治是香港人重视的核心价值。近年，社会出现很多让年轻人认为很不公义的事件。当年轻人发现了不公平、不公义，便不能再沉默，让越来越多人走出来。

就如出版中国政治敏感书籍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及另外数名股东和职员接连神秘失踪，李波没有出境记录，却声称“用了自己的方式”回内地，他接连写信“报平安”，却一直没法现身，怀疑是遭内地执法人员强行从香港带走和扣留。事件让香港人震惊，年轻人都很担忧“一国两制”能否维持，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法治等香港价值会否失去。

又如免费电视台发牌事件，当其他申请都获接纳，就只有王维基的港视落空。当通讯事务管理局和政府委托顾问报告也推荐港视时，特首主导的行政会导却以“一篮子”因素否决港视申请，做法非常不透明及没道理，香港人戏称这是“一男子”因素。社交媒体当晚疯传力撑王维基的专页，一夜间数以十万人赞好，其后更组织游行集会反对政府决定。

第二，没有足够社会保障，政府没有真切响应社会要求

当大陆也有社保基金时，香港政府却没有为市民提供足够的退休保障，强积金重大改革如取消对冲机制至今仍落实无期。

香港社福界争取全民退休保障多年，政府近年却预设立场，进行“假咨询”，目的是制造财政恐惧，诱导市民反对全民退保，连受政府委托做研究的周永新教授也忍不住公开批评政府。

住屋是基本居住权，但香港公屋轮候时间过长，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民间不少团体和学者曾建议以占地124公顷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部分作建屋，提供8万人居住的单位，但政府漠视意见，继续低价租地给只有2500名会员的球会。政府所提出的建屋方案引起大量争议。

第三，香港高官没有以身作则，令没有民意授权的政府更不获信任

政府一直想推动国民教育，不少人担心是“洗脑教育”，纷纷站出来反对。试想想，不少高官都安排子女到外国读书，仿佛已是以脚投票，连他们都对香港教育制度没有信心？

前特首曾荫权被揭以低价乘坐豪华游艇、私人飞机丑闻后，政府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建议扩大《防止贿赂条例》至可规管特首，政府虽知悉建议，但到现时仍未确切落实修例，而特首梁振英亦被揭发收取澳洲公司UGL 400万英镑却不作申报。

结语：

10年前，总理温家宝已指出香港有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10年后的今天，香港社会矛盾和对立却一直加剧。若中央政府不尊重香港人的价值，若香港政府继续不真切地响应社会要求，不捍卫香港人的价值，将失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支持。因为，香港的年轻人都有着理想，不会沉默，更不会轻言妥协。

（本文作者于香港2015年区议会选举[深水埗荔枝角中选区]胜出，为香港民主党历年最年轻司库，特许财经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 haolin.liu@ftchinese.com）

作为地处大国边缘的弹丸之地，香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与其规模并不相称的极大作用。150多年来——其中多数时间里香港是隶属大英帝国的一个转口港——这座商港充当着西方进入中国的通道，同时也是一座商品与服务交换、思想交流的港口。

然而，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威胁。如今中国内地企业可以在境内融资，而外国投资者要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也比以前容易多了，尽管与投资西方大部分地区相比，在中国投资进度更慢、风险更大，限制也更多。中国在上海和深圳设立的自贸区为外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人民币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贸易结算货币；再加上近年来启动的“沪港通”(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包括直接联系以及通过香港的间接联系。

看到这些变化，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未来香港还能继续扮演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中介角色吗？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新加坡等其他城市也对香港构成了挑战。

但香港投资人、企业治理维权人士戴维•韦布(David Webb)坚称，香港仍拥有极大优势。“香港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地方是，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香港有大批律师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他们熟知中国内地的商业惯例。”

专家们表示，除非中国内地改善法律披露规则和会计实务，并大力发展专业法律服务行业，香港的主导地位才可能被削弱。“香港是一个经验的中心，拥有与交易和产品相关的丰富专业知识，人们观念多元，具备真知灼见。你在许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独特的组合，”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驻香港的资本市场合伙人Hwang Hwa Sim说，“人们几乎拥有所有知识，他们知道什么事是有可能做到的。法律专业人士要明白是什么使得香港独一无二。”

然而有一件事却表明，中国正开始减少依赖香港作为中间媒介，那就是韩国政府于去年12月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合4.6亿美元）的“熊猫债券”，熊猫债券是一种由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这是首只在中国在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非中国主权债券——悄悄抢在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前面，后者也紧跟着发行了规模相近的熊猫债券。

多家律所参与了发行事务。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Bae, Kim & Lee)为韩国政府提供了建议，还有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也是。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为发行方汇丰(HSBC)和中银香港提供了服务。安理委婉地指出，“国际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债券发行的实践和程序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以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先例。这是一项非常冒险的任务，”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负责这项交易的首席合伙人Eui Jong Chung说。“此外还存在时间问题。交易涉及到三种语言——中文、韩语以及沟通中使用的英语——所以，及时使翻译文本获批是有挑战的。”Eui Jong Chung认为，这次发行给韩国银行业树立了一个先例。

中欧国际交易所(Ceinex)的设立是中国减少依赖香港的另一个迹象。该所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交易多种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该所由多家交易所共同出资设立，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金杜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建议；德意志交易所集团(Deutsche Börse)；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成律师事务所(Dacheng Law Offices)为其提供建议。

去年10月举行的中欧国际交易所签约仪式——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代表着欧洲为了中国的巨大商机而讨好北京的最新举动。大成律师事务所表示中欧国际交易所是“中国资本市场在海外重要的延伸和补充”，将对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和货币产生“重要影响”。

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克里斯蒂安•科尼特(Christian Cornett)说，中欧国际交易所背后的雄心是，应该让一系列与中国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可以在西方进行交易。“主要挑战是以前没这样做过，（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共同要素，让双方相近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都同样大为获益，”他说。

2014年11月，诺顿罗氏富布莱特律师事务所(Norton Rose Fulbright)为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Renhe Commercial Holdings)4.36亿美元配股事宜提供建议。人和商业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开发商，以把废弃地下防空洞改造为购物中心而闻名。这笔交易是“沪港通”启动以来，第一笔由港交所合格发行企业完成的交易。沪港通是一个跨境交易项目，第一次允许海外资金直接买入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股票。

此前，国际投资者如果想持有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股票，需要首先获得审批。沪港通也让许多中国投资者第一次能够直接买入港交所上市股票。深圳交易所原本计划在去年开通“深港通”，只是推迟了。

诺顿罗氏律师事务所的资深顾问Rachel Chan表示，除这次配股之外，诺顿罗氏也为人和商业的银行融资和要约收购提供建议，这些被整合成一项前所未有的三层融资安排。“通常情况下，这种安排的各个部分都是独立的，但由于采取了创新性的结构，我们得以把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她说。

尽管国际投资者获得了直接投资中国内地上市股票的机会，但香港资本市场仍将是一条重要的金融管道。去年12月，宝钢集团(Baosteel Group)发行5亿美元可交换债券，标的股票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的H股股票，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为各承销商提供了服务。200多家中国内地公司发行了H股，该协议为未来挂钩股票的交易铺平了道路。

这项交易开创了多个第一，包括创建了第一种可交换为H股的国际债券，以及第一宗标的股票是中资银行股票的挂钩股票交易。“正因为综合运用了多种技术，该交易才有可能完成。这基本上是针对一个全新类别的投资者推出了一种全新的产品。这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市场，”Hwang Hwa Sim说。

在中国再保险(China Re)的IPO中，司利达(Slaughter and May)所提供的服务也因其创造性而引人注意。“这对我们而言是开创性的交易。这也是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再保险集团，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司利达的合伙人约翰•摩尔(John Moore)说。

尽管面对来自中国内地、新加坡和其他新兴城市的竞争威胁，香港相对这些对手仍拥有很大的法律优势。“香港似乎在众多领域形成了一种自己特有的活力，”摩尔说。

“香港拥有多得不可思议的双语人才，他们是在这个体系内成长的。我毫不怀疑，香港在未来将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企业治理维权人士韦布说：“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司法管辖区，香港确实具有吸引力，但要记住《基本法》的承诺还有31年就要到期。到2047年，香港可能会有一家新的最高法院，可能就在内地。这一点可能会削弱长期投资者的信心。”

年利达的Hwang Hwa Sim说：“一个团队若不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可能就完不成（宝钢交易）。我们知道我们的投资者愿意接受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办到的。除非香港失去催生思想创意火花的能力，否则香港仍将保持交易中心的地位。”

译者/何黎

2016年台湾大选当天，旅韩艺人周子瑜被迫道歉的视频，让已经选情落后的国民党持续崩盘。但依照规定，投票当天禁止任何竞选活动，所以三组候选人发言多有顾忌，只有现任总统马英九有充分的正当性来回应此事。

他大可就事论事痛批对岸粗暴地封杀台湾艺人；甚至也可以要求有关部会未得到北京方面合理解释前，暂缓两岸文化交流；最不济也该切割黄安的不入流的举报动作。此时马若能有效回击，多少都可以为蓝营的选情止血，但马英九却选择最无关痛痒的修辞，他说：“拿国旗没有错，我们支持她（周子瑜）。”

就是同一个马英九，在自己第一次选总统时，因西藏发生抗议风潮而不惜抵制北京奥运。也是同一个马英九，曾经认为六四不平反，两岸绝无统合的条件，但却在卸任前，满心雀跃地去参加马习会。八年前后判若两人，马英九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一个可能是他认为输赢已定，朱立伦和国民党的选情并非他首要的考虑。另一个可能是此时即将卸任的马英九十分在意对岸上下的感受，以至于连一个广电总局都不敢开罪。

等到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一败涂地，马只说了会共同承担责任的场面话。选后第三天，马英九想要慰留请辞的行政院长毛治国，却被自己任命的阁揆拒于门外，在寒风中枯等五分钟。

如今四顾茫然的马英九，让我想起抗战末期的汪精卫。

当时南京的汪政权无论如何与东京唱和东亚共荣，只要日本占领军其中少数军官粗横的举动，就可以点燃中国民众反日的烈焰。就如同一年来北京破格加持马英九的声望，却因为对岸配合跳樑小丑，就让国民党的选情一夕崩盘。

汪和马心中都有一个高远的理想（汪是日中提携，马是复兴中华），但现实中的命运却完全不能操之在己。七十多年前的日本与当今的中南海也都有绥靖局势的意图，但暴冲的体制却时常提油救火。

但马英九远不如汪精卫浪漫而大胆。汪精卫终究是革命时代的党人，对日本的泛亚主义者长期投资孙文的历史知之甚详。而马英九则是循吏出身的民选人物，常常在友中的现实需要与反共的家族记忆间自我矛盾。更多的时候，马觉得自己是蒋经国的传人。但从知识与政治的系谱来看，这种链接错得离谱。

蒋经国身上隐而不显的左翼气质，让他有別于传统国民党的文化基因。但在台湾历经冷战对抗与风土化之后，与草根打成一片的进步性已经所剩无几，只留下一些零星的配件（如白夹克）与话术。即便如此，台湾政坛其中是最得蒋经国真传应该是省长宋楚瑜，也非师弟马英九。

分析国民党此次的大败，论者多以台湾民意长期趋独或周子瑜突发事件来解释。然而若从日月潭所在的南投县一地来看，蓝绿胜败却有更单纯的原因。

从日月潭看蓝绿胜败

蔡英文在这个农业县席卷52%的选票，超过国民党朱立伦两成有余。但国民党提名的两位年轻女性立法委员候选人，却双双以大差距击败绿营的男性资深立委。即使知道总统即将换党，南投的选民还是十分理智，希望蓝营立委能够当选，以制衡民进党政府。台湾偏蓝营的选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国民党能提一些年轻有想法的新面孔，对垒绿营的选战就有背水一搏的空间。

从全台的选票来看，蔡英文貌似狂胜，但绿营在地方执政后后，蔡总票数还比一年多前县市长（含柯文哲）的得票数还要略少十万。蓝营立委的席次虽然全线溃败，但投给蓝营立委的票却比朱王多91万。单就总统的票数来看，2008年投给马英九766万人，到了2016年，只有381万人投给朱立伦。扣除基本倾绿的首投族，曾投给马英九的选民，至少有一半在今年不投或转投对手。简单说，绿营基盘并未有戏剧性成长，但蓝营却流失了一半的支持者。

一个百年政党何以至此？这一连串的败绩谁该负责?

答案当然不是朱立伦。在台湾市井小民都知道，朱该负的责任有限，从党务到选务，他是事主兼苦主。马英九2014年败选后辞去党主席，却仍然以总统权力干预国民党内的大事，从总统候选人选到辅选政策资源。没有人会否认，马英九八年执政的效能低下是国民党此次的大溃败的主因。

而马之过何在？这些过错“孰令致之”？

全球景气低迷与网络造成的世代落差都是可见的外因。对手指责他过于亲中卖台，执政无力；而党内同志批评他决策封闭，引发“马王政争”。但如果以经贸推动两岸和解的路线是错误的，如何解释国际岛内皆对马习会高度评价？如果个性单纯决定命运，又如何解释马一生五次选举连战皆捷？

败选是蓝营自我拷问的珍贵时刻，在前所未有的溃败前，马英九的支持者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释。不只指向马个人的特质，也指向支持者的集体特质。正是这些特质的组合，纵容马英九与友人金溥聪的专擅独断，甚至于贻误了败选后的改革。

我们且把马的失败放在东亚近现代的历史中，分析领导人不轻示人的幽微心境，究竟受到哪些长期的结构约制。当事人的言词是重要的线索，但绝非根本的真相。只有穿越了表面的言行进入深层的解读，才可以让支持者在更大的脉络中看到自己。

尔爱其羊，吾爱其礼

说马卖台是无稽。

亲美反共是马价值观的底色，从未改变。何况台湾有无料不爆的媒体生态与美国绵密的监管，任何激烈改变现状的作为都会被制止。但马从未成功地链接本土却是事实。

历经半世纪的本土化与五届的总统民选，台湾不存在外来政权的问题。但马心中最在意的仍然是省籍，所以他勤练闽南语及客家话，省籍平衡往往成为选任官员的关键。每年228，马英九都亲自致意，对冷战时期的白色恐怖也多次公开道歉，但本土的选民还是未必领情，问题不在马的礼数不够或动机不足，而在更深的文化心理结构。

《论语》中孔子批评子贡:“尔爱其羊，吾爱其礼。”其实无羊不成礼，羊礼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在政治的转喻中，羊是事实与内容，礼则是实践与沟通行动。马的语言障碍不是在于发音，而是他从未在学习语言中享受过俗民生活的乐趣。连港督彭定康都会用粤语上街谈论美食，马英九的闽南语却像小学生引用词典一样生硬。把活生生的语言当成作业，让东亚的学生学不好英文口语，而马英九也不可能讲好台语、客语。

又如马英九每每以蒋渭水作为台湾链接对岸的进步意象，但蒋渭水扶助工农，反殖斗争的精神从来不在马的灵魂中，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国民党主流政策。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惶惶不安的礼生，见到牌位就磕头，却不敢面对神明的训示。

即使随着世代逐渐消解，但省籍在政治上仍具有一定的能量。身为外省子弟，马英九一定遭遇过本省族群的怨恨言行，但成熟的政治人物不会忽视族群记忆也不会过分放大。面对曾被国家伤害的族群，政治家会用倾听代替演出。马之过在于把本土化当成人事安排与口语表达层次的技术问题，避开了价值与感情的交流。明眼人都看出马总是让平庸的省籍人士出任高位，但其核心的密友无一例外都是外省子弟。

太阳花运动是马式链接本土的最大反讽。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以国语（普通话）而非台语作为日常语言，甚至国民党长期的反共教育也帮忙铺垫了反中的心理要素。台湾该不该与对岸签订服贸货贸，蔡英文上台后自有公评。马最让年轻人反感的是他的保守与无感，但他却错认自己有理难言是因为口音与省籍。

省籍造成的不安全感，支配了马英九和他的密友们全部的政治潜意识。台湾的族群分化，仍在政治专业技巧可以处理的范围内。但马英九却放任自己心中恐惧，让省籍遮蔽了阶级与地域特性，断绝自己接上地气的可能性。马之失，固因个性使然，但身边铁粉成山却无诤友，爱之却害之。

勤于业，荒于嬉?

马的律己与苦行，让他隔绝了纷争与丑闻，但其代价被严重低估。

“勤于业，荒于嬉”是儒学千年的教条，但在政治的自由搏击中，却是自我提升的障碍。如果一个经营者把自己的工种定位在低阶的血汗工厂，就几乎不可能生产出原创的精品。若一个本应致力战略运筹的政治工作者，让自己的时间精力全数被例行公事所充塞，就很难期待他对大事深谋远虑。马英九超荷的行程不是效率的表现，而是透支匮乏的病征。

马比起民进党的同代人，对网络与新知还算是比较了解，但他治下的府院党却惨败于网络世代。原因不只在个人，而在组织内部的知识氛围。马英九和他的博士密友们严重缺乏对知识的饥渴。好奇心让政治领袖描摹社会的可能性，而好奇心则从来都不是东亚式学习鼓励的心智状态。在长期耗损的政治生活中，要维持宽松的知识氛围并不容易，关键在于打从心里欣赏年轻世代。马金之过，在于找了一些像自己的年轻人妆点门面，却从未尊重独立异议的年轻人。

马自称是儒家的信徒，此言绝不可尽信。认真一点的大学生，只要通读一下《大学》、《中庸》，都能有些印证当前政治的体会。台湾的民主是儒君思想与普世价值的交锋点，马本有绝佳的发言位置，但他对中国知识传统的理解是片面的，只能泛泛谈谈修身齐家等同心圆式的德目。诸子百家之浩翰与中国历史的复杂，马之力只能取一瓢。而且在网络出现之后，知识不再只是存量的概念，运算的路径会决定不同领域交错发生的综效，但马及他的密友对此扑面而来的钜变充耳不闻。

所以马的数字癖也是一个误解。马对资料的引用，大多只是文字的佐证，极少用数字来进行推理。数字不是言词的饰品，数字感是治理者鸟瞰全局的一种技艺。但马治下团队内部，最缺的就是引证事实的辩论习惯。他任市长时看不出预算赤字与资产严重闲置并存的结构；当总统时，也无能挑战调整中央银行僵硬的双率政策。马身边不乏真正懂经济的专家，却仍然定出了降低遗产稅，造成地产飙升，贫富差距拉大的错误决策。

马不出恶言，但长期情绪压抑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马并不具备宗教的超脱顿悟，这些情绪的后座力都让他枯竭，却无补充宣泄的出口。压抑与创造力不可兼得，事实上，压力之下的马英九也会不经意说出自己后悔的言语。他要是偶而能像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一样信口开河，或许内外都会通畅些。正如优秀的运动员都必须懂得放松肌肉，合格的领导者也必须在压抑与放纵之间找到平衡。

马个人过度压抑，团队自满且缺乏好奇心，其结果就是琐碎与缺乏说服力。没有说服力的政客就像念经不精的和尚一样令人生厌。马对自己平淡的言语千遍不厌，对自己的琐碎无所察觉。马之过，在于貌似勤奋耐烦其实疏懒于思考。

羽毛可取终非祥

昔有叶公好龙，但真龙降临却惶惶不知所措。政治是必须兼具天赋与品格的行当，如果真要与民主这条真龙共舞，政治人物不但要苦乐在其中，还要从草根的智慧中取益进步。东亚科举有个严重的缺陷，就是考出一群聪明人，却无法让聪明人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如果不从政，“中人之资”（其父马鹤凌语）的马英九其实可能是个很好的外交官或语言学者，但造化弄人，也让台湾人的判断力结实地上了一课。

科举的另一个弊害，就是科场得意之人，极难欣赏別人优点，并以团队之力解决问题。举子出身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文凭作为互相认证的密码，他们看似博学，其实害怕让自己难堪的新事物。科举是找人做官的捷径，却是创新选才的大敌。马和他博士密友们的困境，正是东亚举子在知识经济的年代卡住的写照。传统国民党是军警特务、技术官僚与地方派系三方联盟。马英九主政的时代，台湾社会已经发展了高度的多样性，各领域好手辈出，但马还是从国民党的老路数中征拔人才，其败自然不怪。

马绝非独裁者，却常让不同的意见止步。

与外界的认知相反，他并非自视过高造成决策用人的同质化。一个可能是他并没有自信驾驭各路的好手，也有可能是他不习惯于价值的对诘。马之过，在于对自己的举子性格不察，又无法广纳兼听，让他个人有限的才智成为治国的天花板。

扮相是教养、个性与天份的结合，马英九及其近臣时常自满于自己比对手优雅。然而当这项优势过分被强调时，反而掩盖了关键的缺陷。齐白石曾在画籤题跋“羽毛可取终非祥”，言辞与仪表都是政治人物的“羽毛”，但胸怀大志的鸿鹄不会甘于只有羽毛可取。

艺人们在创作力的顶峰时享受粉丝的疯狂拥戴，他们往往就此停格，如水仙一般迷恋青春的自己，特別难以面对年岁的衰老。但政治终究不是演艺事业，巨星不必对粉丝的人生负责，领导者的决策却会影响一两代人的福祉。马和金两人，都孤芳自赏也互相欣赏，马的对手们懂得欣赏年轻人，他们俩人却最欣赏自己。国事如麻，核心却由两个六十开外的水仙花少年来运转，听来不免让人有些毛骨悚然。马之过，在于过于贪恋外在的浮名而回避了真实的考验。

马金提供往后的研究者一组值得探究的心理样本，成为往后政治人物的殷鉴。在东亚的的政治舞台上，只要科举的幽灵不退，马英九型的领导人一定还会出现，而乡愿的徒众也不会少。东亚的民主，只有历经一次又一次的除魅，才会走出圣君贤相的窠臼。

“勇气是首要美德”

2013年，马英九透过监听，得知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为反对党立委柯建铭向法院关说。马趁王不在台湾时，要求国民党党部撤除王不分区立委资格，马王政争揭开序幕。此过程中，马的总统与主席的身分冲突不是根本问题。如果马英九能够在开放媒体与党员的场合与王公开对质，以王的底气之虚，极可能未战即溃。一个从政多年的老手，要在政治上致对手于死地，却没有直视对方的勇气与必要的手段，只会让对手全力反扑。马最后选择了用监听与党纪的手段对付王，于是一场糜烂三年的政争，拖垮了国民党最后的元气。

邱吉尔是英伦典型的贵族子弟，他傲慢自大却能择善固执。他说“勇气是德性之首，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将脆弱不堪。”马英九也觉得自己择善固执，但他是邱吉尔的反例。邱吉尔不但敢于正视对手，而且还能以诚挚的言语凝聚人心。从与连宋相埒到马王政争，马英九都缺乏大开大阖的对决意志。

“自由的秘密在勇气”，马英九鲜有体会自由的滋味，也不了解真正的勇气在于面对自己的恐惧。

勇气必须在逆境中才能被验证，而卸任后的马英九，还要再次的面对勇气的试炼。

北京一定会利用他来牵制蔡英文，也许说招降太沉重，但马若访中时一如连战，总是在外人前面咒怨台湾民主，则其人的格调就会比连战还不如。连的抱怨有其个人的情绪，但马不但在选举中得利，而且还做满八年总统，他若能在对岸公开为台湾民主与在位的蔡英文辩护，才真做到自己所言的始终如一。

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就在马下一步的一念之间。

究责须及时

要选民及支持者批判自己曾经追随仰慕的领袖，需要一个心理的解放过程。

扁是台湾政党轮替的第一人，我曾亲见绿营的基层支持者在私下的聚会中讲到扁的堕落，个个搥胸顿足，流泪泣血。但面对蓝营的指控时，他们则是毫无原则地捍卫陈水扁。他们担心一旦承认扁的贪腐，本土力量将永难翻身。

幸好台湾已经历经了三次轮替，双方阵营都曾落泪与欢呼。越能直面己方问题的阵营，就能越快恢复元气。

中国报复政敌的传统是鞭尸，但这种负面情绪的发洩并不能提升共同体的素质。民主社会及政党的究责必须及时，而且从拒绝诿过开始。即使是号称欧洲史上最平顺的英国转型，也还必须让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才能确保议会主导的宪政秩序。只有处决了失德的君王与干政的潜主，城邦才能高举共和的精神。

近二十年来，韩国与台湾都以公正的审判惩处了卸任的总统，让所有在位者心生警惕，这是东亚走出皇权幽灵的重要分水岭。不论马英九卸任后是否将面对司法追诉，马金若还想保留仅存的尊严，都应该立即面对支持者，严肃地自我检讨。

台湾蓝军最宽松的定义，就是愿意用开放性的态度来看待两岸的发展，而不以台湾民族建国作为首要的目标。蓝绿的深层结构不在岛内而在太平洋的两岸。然而国民党并不是蓝军存在的必要条件，在网络时代的动员与集结，不用担心群龙无首的局面。只有清算了貌似清秀的老旧躯壳，期望台海良性互动的力量定能找到新的政治载体。

马的失败，与儒家及科举有关，但很难说是东亚文化的命定，更不是民主的失败。

马与国民党的败选不是因为他的中国特质，根本原因在于马英九无能向台湾社会说明中国崛起所代表的机遇，并做好风险管控。马英九的失败，只因为凡事浅嚐辄止，不究根本。

马英九也许是最后一位因外省家庭出身的民选总统，但如果两岸和解的力量还得依靠六、七十年前历史的偶然性，绝不可能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

马英九之败，未必是两岸关系的倒退，却是断绝北京以省籍因素牵制台湾的可能。

台北不需要景山

台北没有景山，真正的景山在北京故宫后方。

马英九他日若登景山，他会看到1644年闯王即将入京之际，崇祯写下的遗书。崇祯并非如后世所传地把责任全部推给诸臣，他在遗诏中写道：“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三百多年后，马英九也让国民党也走到了尽头，选民们有幸不必再听到“皆诸臣误朕”的推诿独白，回眸细看走下顶峰的马英九，无须感伤也不必悲观。但求反求诸己，攀过这座既不够洋也不够土的假山。

台北不需要景山，民选的社会不须吊死君王。景山是明朝的终点，台湾的马英九与国民党的失败，并不会是蓝军的终结。选举是一个烈火爆炒的浅锅，十年不到，就让一个云端浪尖的人物现出透支干枯的原形。在国民党的墓碑之前，必须有个自惭常跪的马英九。“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只要翻过马金的这一页，就是台湾的蓝军的新章。

（林正修，台湾海西咨询负责人，曾担任台北市民政局局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本次台湾大选虽然技术上还没有结果出示，其最深刻的告示早已经广布天下。自从笔者于1989年圣诞节前夕首次赴台湾观察选举战——当时还只是中级和基层公职人员的激烈竞选——以来，就数眼前的这次选举最没有看头。除了结局几乎没有悬念，还因为出马竞选者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面孔，都提不出什么真具新意或创意的执政纲领。

尽管从选情角度来说本次台湾大选看起来最没劲，但从政治、历史、价值观的高度和跨度来说，它却是涵义深远且又浓厚的。因为本次台湾大选，不论哪个政党得票比例相差几个百分点，乃是现代中国的标本——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意义上的“辞世之作”。

四个时代性质大转折点的前两个：“一家两图”

自从1949年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上基本结束以来，中国国民党——本文必须老是使用这个名称，理由在下面的讨论中愈益凸显和明朗——最高决策者在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上做过无数的事情。在笔者的研习和观察视野里，其中有四大转折点，它们皆具有时代性质的涵义，标示着身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挣扎和梦想。

第一个大转折点是1960年代的初期。促成这个大转折点的是1961-1964年期间几个事件的连锁效应——在中国大陆深陷于大饥荒的危机时刻，蒋介石不断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支持他进行反攻大陆的“终极”武装斗争；美国政府越来越不认同这一军事目标，只愿意援助中国国民党把台湾岛内治理得稳定繁荣，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应该以政治而非军事为主；中国大陆成功试爆了核武器装置（随后台湾的核武器研发项目却被美国政府强行制止）。于是，中国国民党决策层不得不痛苦地下结论：他们的反攻大陆“统一中国梦”只能停留在宣传上，他们一辈子都得留驻台湾了（参阅Jay

Taylor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第11-12章所依据的多方解密档案，台北：时报文化公司2010年版全译本）。

第二个大转折点是1980年代的中后期。继承父亲担任了先是事实上随后也是名义上的台湾最高决策者之后，蒋经国缓慢但坚定地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的法统（legitimacy,也译为“合法性”或“认受性”）基础，从“建设台湾、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转移到“扎根台湾、优先惠及本土”为主，虽然口头上还不能够这么公然的宣称。

除了人所共知的那些惠及台湾民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项目外，蒋经国在党政人事安排这个关键领域里，越来越把挑选年轻一代的目光投放到台湾本省家庭背景的人身上。这么做也是出于客观形势所逼迫：既然武装反攻大陆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中国国民党就必须把输血管道接到本省人才的新鲜血液库里。否则，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些政界人员的衰老去世，执政党就无人顶替来干实事挑担子了。

这么做合理合情。可是到了疾病缠身的晚年，蒋经国痛苦地发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长期隔绝，已经从台湾民众的感情认同根部，抽空了两岸间一脉相承的生命之水。他虽然不再做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梦”，但还是不情愿让两岸越走越远，他内心里至少还保持着“一国两府”或“一国两治”的长期政治图景——两岸绝对不能变成两国，而只是一个国家之下的两个政府在实施治理（参阅沈君山：《浮生后记，一而不统》，其中收录了沈与当时中国大陆最高决策层的私下会面交谈史料；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1980年代末辞世之前的双手太极式的政策：一方面是挑选台湾本省人担任党政要职和准备接班，一方面开启台湾和大陆的民间往来以加强感情连带，首先是从外省籍老兵回大陆原籍探亲起头。这个双手政策，把理性和感性揉合一起，是蒋经国最后的遗产。可以这么说，两蒋作为父子相继的中国国民党最高决策者，达成的是“一家两图”的政治变通延续：父亲持有的是大中国政治版图，儿子持有的是台湾为本但中国不可分成两国的政治版图。

四大转折点的后两个：一反一正

第三个大转折点是1990年代的中期。继任蒋经国成为中国国民党党政一把手的台湾籍人士李登辉，他一方面积累了多年的怨恨，老是觉得被中国国民党的上层（多为外省籍）监控和制约，终于熬到翻身解放、大展手脚的时刻了。另一方面，李登辉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光复后唯一的执政党，是他在政坛左右大局的强势坐骑；即便他在感情上讨厌它，也决不可以轻易丢弃它。

于是，李登辉采取了一个换酒也换瓶的策略，尽速把中国国民党完全改换成“台湾国民党”。他这么做也非理由不充足，对党内干部们他可以如此解释：任何政党在台湾谋生存发展，依靠的对象必须是台湾的本土势力，那才是以后政治竞争的基础源泉，因此国民党不能老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立足于全中国”的政党，而要尽快把自己从里到外变成“只管台湾、不涉对岸”的政党。他推出的“台海两边两国论”方程式，就是为了此一大目标。

可是李登辉这么既换酒也换瓶，得罪了中国国民党里的老派势力，更激怒了台湾海峡对面的执政党。眼看着自己的方程式难以纳入宪法推展下去，李登辉干脆就“锅里撒泡尿，大家吃不成——散伙”。凭着他作为党主席的位置，不遗余力地把中国国民党从内里搅得支离破碎，然后甩手走人（参阅《爱憎李登辉——戴国煇与王作荣对话录》，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1年版；戴曾是李登辉的顾问兼老友）。

这接下去就有了第四个转折点，是2008年至今、马上闭幕的“一马当先”时代。假如说李登辉执政期间，是要“一反到底”，力争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连根反转过去，彻底去中国化，马英九执政期间，则是要“一正到位”，力争把中国国民党在李登辉当政期间的去中国化潮流，扭转势头，归于“中华民国正统”。加之在2008年前的陈水扁乱政闹得两岸之间冲撞不休，马英九要让台独趋势悬崖勒马。过去八年里我们看到的诸多政策，从两岸直航、敞开大陆游客来台大门、降低大陆留学生来台的障碍、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直至“习马会”和两岸交流专职机构电话热线开通等，都是这个大棋盘上的落脚棋子。

对于马英九力推的第四大转折点，台湾一些团体指责他“卖台”，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栽赃。仅仅计算一下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军备的采购和自制清单，也得不出他出卖台湾的结论。马所做的，是台湾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大中华范围的良性互动互惠。

两边不讨好的一个政治理想

以上四大转折点的主政者，并不一样。两蒋作为决策者在台湾党政军警体系里是“乾纲独断”的独裁领袖，敢于公然抗衡他们的微乎其微。李登辉虽然在党内尚不足够一人决断，但他作为第一个本省籍的元首，在全台湾社会里拥有极广泛的民意基础。马英九相对来说，执政基础在党内或民间都比不上前三者。可是，马在推动那些事关两岸关系的政策时，每每极具争议，却异常自信和执着。

也许性格是一个因素，但据笔者长期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自年少时接受的价值观。马几次笑谈，他如今“作为马总统，做了马同学时就想做的事”。当然，马不再像蒋介石那一代的中国国民党人，做着“打回大陆、重建民国”的梦，但马多次私下里和公开表达过“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梦。而这个梦尽然使得马在两边都不受认同：大陆官方虽要“统一”，却拒斥“民主”；台湾主流社会虽要“和平”，却拒斥“统一”。夹在对岸的强权和本土的强烈民意之间，坚持执政基本路线的马英九，越到后来越是显得孤独和无奈。

结语：中国国民党1949年撤退到台湾后的四代领导人（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依年龄区分），开幕的第一代以蒋介石为首，做过“反攻大陆、武装统一中国梦”；闭幕的第四代以马英九为代表，做过“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梦”。这两场梦都未做成，皆化为白雾青云，忽浓忽淡地溶进历史厚重的积尘里。眼下，我们这些观察者目击着最后的中国国民党人作为一个整体，正辞别“政治人间”。一百多岁的中国国民党在宝岛上逝去了，它之后，延留下一个地道的台湾国民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5月20日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四平八稳，符合蔡英文的政治信仰，所有能说的，其实就跟她过去四个月所说的都一样，没有预期外的料想。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以“两岸”为角度分析这篇演说，认为未来四年两岸关系不会有实质进展，但若以台湾目前面对的问题来看，“两岸关系”恐怕不是考虑重点，台湾民众最在意的也不是“两岸关系”。这篇演说共分成五大段，而两岸关系仅仅是 “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及两岸关系”中的一部分。当然，这并不代表两岸关系不重要

蔡英文将“年轻人”放在这篇演说的第一段，直面了今日台湾社会所面对的各种民生问题，逐一详细列出，这些都是面临世代交替的台湾，新一代年轻人将要面对的问题，或着说是必须承担的后果。而这些问题，却是过去八年国民党执政时视而不见，津津乐道“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所掩盖的问题。

蔡英文在演说中提到，台湾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务实可靠的工程师文化、完整的产业链、敏捷灵活的中小企业……”。这一方面是称赞，另一方面却是台湾的危机。蔡英文政府所接手的台湾，正是一个高素质务实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纷纷出走的台湾。早在2012年4月，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在一场演讲中提到，台湾人才流失严重，要新加坡引以为戒。这简直是戳中台湾痛处，那阵子在台湾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几天，政府各部门都在“积极检讨”。结果四年过去了，这情况越来越严重。

台湾从上1960年代开始，依靠廉价代工赚取大量外汇，并在1980年代末达到巅峰。进入1990年代后，人民生活普遍富裕，薪资大幅提升，于是依靠廉价劳力的代工制造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纷纷将工厂迁移至人力更低廉的大陆，甚至整条产业链全部搬到大陆，

台湾这几年经济发展停滞，并不代表台湾没钱，而仅仅代表台湾的财富流动停滞，没有移转到年轻一代的手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的资方，也就是那些在经济起飞期赚到了财富、掌握着政经资源、未来几年即将退休的“婴儿潮世代”，思维仍停留在过去搞代工、劳力密集型的时代，靠着廉价劳力逐水草而居，哪里有便宜劳动力就到哪里搞代工厂。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企业家当年创业时都非常艰辛，“努力就会成功”是他们信奉的真理，他们也像传教士一样不断地劝员工与他们一样努力。台湾的年轻人在成长过成中也不断得被长辈提醒“工作先求有再求好”、“要听老板的话”、“要守职场伦理”这些明显偏袒资方的言论，但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如竞争、创新与变革，却很少在台湾资方的思维当中。

台湾政府部门自劳动密集型时代起，为了赚取外汇，普遍被认为站在资方立场，劳工从来不是个被重视的行为主体。传统台商对人力资源的看法是齐头式的平等，因为劳动密集型思维，员工经常是“人力”，而非“资源”，想请的是“奴工”，而非“人才”。台湾老板很少通过转型增加竞争力，就算赚了钱，也很少搞研发、买新设备，只要继续代工有钱赚就好，利润少了，就缩减人事成本。毕竟台湾就是一个小岛，产业没有转型，如果要赚更多的钱只能走出去，而产业没有升级、内需市场不可能再扩大的情况，意味着年轻人的工资不可能再增加。如果你自认是人才，值得更高的薪水，想赚更多的钱，只能离开台湾，往大陆或其他海外地区工作。现在的台湾没有给年轻人足够的希望，所以流不住人才，人力外流严重。台湾的不幸就在于，大部分资本家没有在1990年代最有钱时选择产业转型升级，却继续沉溺在保守、落后，却能赚大钱的代工道路上

如果一个年轻人留在台湾，薪水不能大幅增加，父母的财产还没转移给他，还要背负日渐增加的债务，以台湾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确无法让年轻人看到未来方向。无法稳定预期增加财富收入，就代表不敢成家生养子女，也就出现了“少子化”危机。再过几年，现在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婴儿潮世代”就要退休了，将形成较少劳动族群负担较多退休族群生活成本、人口模型呈倒金字塔的状态。但即使同样都是发达经济体，台湾受的冲击会更大，年轻人未来的负担也比将其他发达地区更重，因为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敢生”，而不像欧美年轻人很有个性地“不想生”。

“少子化”这议题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热门，因为它的影响层面会越来越大，从幼儿医疗、教育、内需消费、制造业劳动力，到房地产、社会福利、赡养看护等各方面。

所以蔡英文认为，产业不积极转型是问题的根源，不仅造成台湾今日年轻人薪水无法提升，“少子化”危机，透支使用环境资源，而且更深一层的影响是，这种模式造成今日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所谓“改变依靠单一市场”，“勇敢地走出另外一条路”，打造台湾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就是要避免过度依赖大陆市场，用现在台湾流行的说法就是“突破红色供应链”。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陌生，也不是蔡英文独创。李登辉时期就已经预见根深柢固的代工思维，未来会造成经济过度依赖大陆，因此有了“戒急用忍”的政策，并第一次提出“南进政策”。到了陈水扁时期，眼见这股潮流已经挡不住，则改变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不管是那一种说法，无非都是为了避免大陆介入台湾经济过深，以经逼政。蔡英文宣示要“强化经济活力与自主性，加强和全球及区域的连结”，唯独未提两岸服贸货贸，以及两岸未来的经济合作，足见大陆在未来蔡英文的经贸政策中只是多元格局中的“正常选项”，回归正常贸易，而非过去马政府当作拯救经济的万灵丹。即使是大陆，现在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未来两岸必需要找到新的合作方式，良性互补，而非台湾单方面依靠大陆的让利。

举个简单的例子，也许有人说，大陆释放那么多“善意”，让那么多观光客到台湾旅游，促进台湾的经济，这样的“红利”在未来可能受到影响，不利于台湾经济发展。但以蔡英文政府的思考方式来看，过去八年间，资本从各行各业流向观光业零售业，的确有人受益，但资本在观光业高度集中，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就会受削弱，若不同时期资本流向不同产业，那过去八年观光业已经赚足，再者，观光业及所有产业都不可能只依赖大陆的“善意”而生存，无非是政治变量太高。

蔡英文肯定也预料到未来两岸将是“冷淡而稳定”，但即使冷淡，仍然是一种稳定。比起两岸议题，在蔡英文面前更迫切的是，台湾正处于掌握着财富资源的上一辈与蠢蠢欲动年轻一代的世代交替关键点，她要做的不仅是给年轻人愿景，换句实际一点的话说，即使你不用出走台湾，也能领到买得起房养得起家的薪水。更进一步说，在这关键节点上，处理好这些问题，即是民进党未来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基础。只要两岸间不发生迅速而明显的大变量，就足够给蔡英文时间空间处理这些棘手的内政问题。因此，就蔡英文自身而言，也不至于在两岸论述上躁进，给自己增加麻烦。

蔡英文将两岸关系放进区域关系的框架，只比放入“国际关系”强一点点，显示出一种将两岸关系多边化、国际化的意图。过去台湾政府及人民，思考台湾定位及未来，不管“统”或“独”无非都是以大陆为坐标在思考，只要思考不跳脱大陆这个“坐标”，基本上“统”或“独”都是伪命题。

陈水扁多年以前曾说“台湾没有左右派问题，只有统或独的问题”，意即，台湾产生的一切政治问题根源都在于国家定位不清。而蔡英文想要开创的新时代，即是将台海关系放大到区域关系的脉络之下，在这一前提下，未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沟通对话，都必须“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也就是必须经过民意和法律的监督，不可能再出现过去国共两党“党对党”对话，导置党政权责不分。

在就职演讲中，蔡英文处处传递出一个讯息“台湾将想办法走出自己的路”。当然面对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快速的发展，不管是经济或军事方面，台湾人都感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台湾下一代年轻人更希望两岸关系的发展能促使社会问题改善，而不是激化更多社会问题。

比起两岸关系的部分，这篇演讲的其他论述更应该注意。蔡英文无疑也是藉着一条条详细列出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年金、教育、环保、贫富、正义、财政、司法、食安、治安、阶级僵化等，来预告一种全新的两岸对话：台湾在过去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这些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大陆社会中也已经是蠢蠢欲动，慢慢在爆发；撇开虚幻的民族大义，台湾现在开始要直面解决这些最实际、与老百姓最切身相关的问题了，若这些问题解决得好，也将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个指标，占领两岸对话的一个全新道德制高点。在硬实力远远不及大陆的情况下，这也许也是蔡英文的一个战略性赌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很少有人像马绍章，有机会通过文字在两岸关系留下一笔。

2009年，马英九在总统任期第一年内改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马绍章因此从国民党智库转任海基会，2011年起担任海基会副董事长直到2015年。他曾站在两岸交流的第一线，走过互动密切的那些年，两岸重要文书往来，也多半有他的墨迹。

“过去20年台湾政坛一再被人引用的重要文件，都是他深夜搅尽脑汁的成果。”前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曾这样形容。例如连战当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就由他执笔初稿。

离开了海基会后，他从副董事长身分恢复为“马博士”，日前在台湾出版新书，从学术眼光看两岸关系，坦言台湾正走在钢索上，两岸关系需要新的框架和思维。

的确，当下的两岸关系又面对一个新的转折点。蔡英文上台后，“九二共识”成了勒紧两岸关系的紧箍咒，台湾新政府尊重九二会谈事实，碰上中国大陆死守一个中国原则，让两岸关系进入了新冷和阶段。FT中文网在台北采访了马绍章，请他聊聊两岸新关系。以下为专访内容：

问：台湾近日有立法委员呼吁废除海基会，把组织功能归到台湾外交部。您怎么看海基会目前在两岸关系上的位置？

答：海基会是台湾民间组织，但在两岸协商过程中是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两岸目前没办法通过政府对政府的方式完成协议，海基会扮演了一个平台。两岸协商能由官员参与主导，但协商完成后还是得靠海基会完成协议。

上周五（8月6日），传出苏起要提前卸下海基会董事一职引起不少讨论，也有人看海基会董事长的人事任命还没下来，认为蔡英文在推动两岸事务上是不是没有急迫性？光人事布局就能引起那么多讨论，透露出海基会在两岸关系上仍扮演重要角色。

问：从蔡英文上任至今，您看到两岸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答：蔡英文就职之前，我猜想她已预判中国大陆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但同时也想维护维持现状的选前承诺。

在各方的不同期待之下，她强调“沟通、不挑衅、不会有意外”这三个原则，在就职演说中，蔡英文也用相当的篇幅解释她对两岸的看法，还特別提到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和两岸关系条例为基础，绕开对“九二共识”的表态。

在就职当天早上，原本一些大陆学者对蔡英文演说还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但到了下午，国台办却表示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其实国台办的立场早在台湾的预料之中，因为大陆对“九二共识”已投入太多政治资源，已把“九二共识”视作两岸关系的滩头堡，一旦在“九二共识”上让步，特別是考量到大陆在南海议题上的现状，会引发内部还有国际问题，很难看出有让步的可能性。

至于从台湾看两岸，蔡英文也有她的难处。在选举之前，年轻一代、台湾部分媒体、还有蔡英文的支持者，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如果蔡英文贸然接受“九二共识”，在台湾内部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弹，而且这样的反弹，会让蔡英文难以集中力量推动内政改革，这也进一步造成两岸发展的困境。

现在两岸关系暂时进入停滞状态，但最怕陷入向下螺旋。虽然蔡英文说“不会有意外”，但意外是不可预料的，例如前阵子的雄三飞弹误射事件、陆客团火烧车事件，在两岸僵滞的状况下，点一根火，就有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所以维系两岸沟通变得非常重要，蔡英文也多次提到两岸要沟通。但很显然，现在制度化的沟通已停摆，从大陆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到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全部都停摆。虽然海协会曾在陆客团火烧车事件后派专人到台湾处理，但这只是基于人道原则必须要做的沟通。

问: 面对两岸正式对话管道已停摆，两岸沟通还有哪些可能性？有可能像2000年一样形成“澳门模式”，先绕开海基会与海协会，由双方产业或团体代表进行商谈？

答：澳门模式其实是民间对民间，等于是官方沟通管道向后退。现在还是要看两边官方怎么建立互信。

信任有程度高低，应该可以随着信任程度的高低来安排不同层次的沟通。譬如现在国台办和陆委会之间的沟通，大陆设了很高的互信门槛－－承认“九二共识”，但两岸还是能够从较低阶的互信方式进行沟通。

再详细的说，我认为两岸要建立能代表双方领导人想法的沟通机制。这样的机制具有权威性、有代表性，而且不拿高互信机制作为门槛。这当中最重要的互信基础，是双方不会利用这样的沟通机制，做出对方不喜欢的事。

问：这样的沟通机制是在台面下？

答：现在两岸需要借用台面下、非制度化，但通过仍在体制内的人来进行不对外的沟通。

问：在经历太阳花运动后，台湾民众对两岸进行不透明的协商和谈判抱持著疑虑，两岸如果进行台面下的沟通不会产生反效果？

答：很多事情不能直接说是黑箱操作，而是一个过程。国际之间的谈判很多都没有公开，不公开是为了恢复制度化的沟通。

这样的沟通不是为了特定议题，而是要让两岸“搭桥”。如果民进党没办法接受“九二共识”，大陆没办法在“九二共识”上让步，那只能从沟通中找到双方能够同时接受的基础。

问： 您最近在台湾出了本新书谈两岸关系，坦言动笔的起心动念是受到太阳花运动的影响。您怎么看太阳花运动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共产党跟国民党思路一致，认为两岸交流会带给台湾利益，有利益就会获得台湾民众的支持。在太阳花运动之前，你看大陆研究台湾的学者所写的文章，都认为两岸关系在势头之上，好的不得了。

但出乎各方意料之外，太阳花运动发生了。

太阳花运动发生和台湾整体经济情势相关。台湾年轻一代对大陆陌生，当看到台湾愈来愈依赖大陆，心理会有恐慌。虽然两岸都说中文，但两岸的体制、社会和价值存有很大的差异。

大陆现在对台政策也还在摸索当中，也会随着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实力改变对台策略。我认为两岸应该通过不断变化中的互动，趋向同理同心。

大陆也应该体谅，那么小的台湾遇到中国大陆这样庞大的经济体，难免担心和警惕。台湾人支持现在的民主体制和民主价值，大陆社会也在变化中，两岸都不应该急于谈统独，不把统或独当成最高目的，两岸关系就有最大的空间。

问：您对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的路线和判断有什么看法？

答：台湾是个民主社会，总统得面对不同利益的关系者，包括美国、中国大陆、民进党、国民党等等。前总统马英九曾宣示“不统、不独、不武”，“不统”是讲给台湾独派听的，“不独”是讲给大陆听的，但大陆听到“不统”，台湾独派听到“不独”。

蔡英文过去担任陆委会主委时，承认九二会谈的事实，而不是承认“九二共识”。但她目前也像马英九，必须面对复杂的利害关系，很难维持清晰的一致性论述，得模糊表态。你看她在就职演说中文字，很明显的希望各方能接收到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问：谈到“模糊性”，大陆对台立场相对清晰，台湾内部在两岸关键事件上却有争议。拿“九二共识”来说，到底是“共识”、还是“会谈”，台湾内部有不同看法。如您前面所提，在年初大选之前，台湾出现讨论认为“九二共识”并不存在，到今年三月台湾海基会举办25周年纪念论坛上，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提出“九二共识”实为“九二谅解”。您怎么看“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语境和讨论？

答：1992年海基会和海协会在香港进行商谈，时任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会谈中使用“谅解”两字，因而有“九二谅解”的说法。但我方当时提出的方案，都是基于一个中国的框架下，我们说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大陆的底线也是保持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则说“九二共识”四个字，一中不表。但就算马英九说了“一中各表”，也没有因此断了两岸交流，这是因为国共两党之间还有基本的互信。

不管是“九二共识”、“九二谅解”，这些用语都是名称，实质内涵只要“双方合意”就存在。重点还是在彼此有没有互信，双方从过去到现在、还有言行之间是否一致。

至于大陆为什么现在要把“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一个中国”讲白了？就是对两岸关系不放心。

前几周，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南海仲裁案之际，国台办却突然在网站上发表专文详述“九二共识”的由来，用资料佐证为什么“九二共识”存在。对台湾来说，继续争论有或没有“九二共识”已不是核心问题，因为大陆正在把政治论述清晰化。

问：您曾说“九二共识”是台湾目前处理两岸关系的最佳战略，但按照刚才的说法，大陆正朝向论述清晰化，台湾还有空间通过“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上打模糊仗吗？

答：对当前的大陆而言，认为“台湾需要大陆”胜于“大陆需要台湾”。台湾因为国际政经结构被限制在一个框框内，这让大陆可以采取一项策略，宁可坚持“九二共识”这项原则，让时间创造、还有累积对民进党的压力。

对蔡英文而言，如果现在让步、立刻接受“九二共识”，如前面所谈，她会立即引发台湾内部的治理危机。

两岸关系目前停滞发展，还有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冲击，蔡英文该怎么运用这段时间来化解大陆丟来的压力、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还有尝试找出两岸共同接受的基础，蔡英文还有一段时间，但这样的时间会有多长，不知道。

问：您提过一个观点，认为台湾对大陆缺乏逻辑性的理论和论述，特別是国民党。这背后是由什么样的文化或结构所造成？

民进党在党外时期就靠论述起家，当台湾经历民主化、本土化到建立台湾意识之后，朝向台独发展是顺水推舟，其实没有必要建立对大陆的论述。至于国民党，在被认为是台湾外来政权之后，统治正当性面临很大的挑战，但国民党擅长打组织战，与地方的联结在于利益，而不是理念与论述，再加上内部资源多，党的文化反而限制了它去建构两岸政策的论述。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台湾看两岸关系需要新的论述和架构思维，不应该陷入统独问题。在谈统独之前，应该要先谈convergence。什么是convergence，双方有类似的价值，双方能相互理解尊重，趋向同理同心。

问：那对北京来说，能用什么样的新思维看两岸关系？

答：北京过去谈两岸关系都习惯看领导阶层的互动，但更重要是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互动要变成良性互动，需要时间。就像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要有交流、才有认识；有认识、才能了解；有了解、才能谅解，进而相互尊重。”

（作者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一通十分钟的电话，让在国际政治场域中边缘化很久的台湾，成为全球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的通话触动了中美关系敏感神经，台湾是不是会再度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杠杆？

台湾总统府在十二月三日、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隔天，刊出蔡英文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李大维、总统府代理秘书长刘建忻及发言人黄重谚陪同下与特朗普通话的照片（见文章封面图）。台湾国安外交人士则说，这个通话是整个外交团队努力的结果。

虽然全球对这通电话关切的重点在中美关系，但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外交部发言人对这通电话的第一反应都是低调的，而王毅与国台办都在责怪台湾“搞小动作”。中国虽已就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solemn representations）”，但特朗普当选后，在外交上的动作根本不理国务院或白宫，包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也没透过国务院安排。

对于这通电话，中国绝对不可能只是责怪台湾、向美国现任政府抗议而已。显然中国还没有想好全盘计划来因应特朗普这位候任总统。

美共和党党纲今年纳入对台六项保证

特朗普在推特上特別用英文大写称电话是蔡英文主动打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在台美关系中，台湾虽非完全被动，但主动权还是掌握在美方。更何况特朗普自己发推文宣传和蔡英文通电，这绝对不只是台湾单方面的“搞小动作”。

到底特朗普阵营中谁促成这通电话？这则新闻最早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府特派员在通话前一天就发了，之后才由英国《金融时报》通话之后查证确认。一开始传闻，特朗普的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在双方通话时正在台湾安排通话事宜，但遭叶望辉否认。叶望辉在十二月四日接受“美国之音”（VOA）访问时说：“这次和台湾的总统通电话的项目，他们（特朗普阵营）内部其实已经考虑很久了，直到通电话的前一天我才知道这会发生。”

叶望辉是今年共和党党纲（Republican Platform 2016）起草国家安全部分的共同主席，他把里根时期对台湾的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纳入党纲，包括：对台军售不设定限期；不为台海两岸做调人；不施加压力要求两岸谈判；未改变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不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售武之前不会征询北京。

党纲中强调任何关于台湾未来的议题，都要以和平、对话且获台湾民众同意的方式解决；如果中国方面违反此原则，美国将依《台湾关系法》协防台湾。同时也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与其他国际多边组织。

特朗普阵营与台湾关系友好

传统上，台湾与美国共和党的关系比与民主党密切，特朗普阵营与台湾的关系也不浅。包括去年十月和叶望辉一起访台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特朗普任命的白宫幕僚长蒲博思（Reince Priebus），和台湾长期关系友善，当时他们就拜会了蔡英文。

叶望辉任职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一向是共和党的重要智库。基金会创办人佛讷（Ed Feulner）也是特朗普政权交接团队的一员，他在去年十月访台拜会蔡英文。从台湾国安外交方面传出的消息是，他是安排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的关键人物，但这项传闻未获佛讷本人证实。佛讷过去常来台湾帮传统基金会募款，2011年访台之后，他投书《华盛顿时报》 （Washington Times），批评美国不出售F-16 C/D型战机给台湾的决定。他当时说，此事不仅关系台湾防卫能力，也攸关美国信誉与亚太安全。

此外，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的重要幕僚纳瓦罗（Peter Navarro）也曾访台，回美之后还在保守派刊物《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美国不可放弃台湾”（ America Can't Dump Taiwan）一文。文章中他一方面强调，美国没有必要称台湾是个国家而“激怒熊猫”（poke the panda），但必须承认台湾是民主的“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此外，美国不应该承认“一国两制”，也不要再提“一个中国”政策。同时，美国要提供台湾更好的防卫武器。他也批评过去的美国总统只把台湾当做与中国交涉的筹码。

特朗普另一个中国政策重要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也是对中国采鹰派立场的资深中国通。他在尼克松主政时就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去年，他为著作《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中文版在台湾出版而来台。本书的基调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老是在骗美国，他要美国不要再被中国“不称霸”的说辞所惑。

白邦瑞访台时还建议台湾：“最好想办法很具体的提出建议：台湾愿意参加美国的再平衡政策，……最好仔细说出台湾能够提供的东西。”这句话其实很像特朗普对盟国的要求──多“贡献”一些保护费，台湾也得准备更多银两向美国购买军备。

很多国际媒体在报导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时都提到，特朗普集团有意在台湾桃园投资盖豪华旅馆，其实这个消息并不很确定。这只是一位穿梭台美政商界的台籍女商人陈思庭，自称特朗普集团的“销售大使”，向桃园市长郑文灿表达特朗普集团有此投资意愿，她也帮特朗普在台募款。而这位长期扮演掮客的女士过去信誉并不佳，特朗普投资案能否成真还充满变量。

即使投资案成真，即使特朗普具有商人本色，但这位常把“大买卖”（big deal）、“好买卖”（good deal）掛在嘴边的商人，一个小小的地产投资不可能是他在思考台湾问题时的重要参数。

从特朗普的发言、上述几位重要策士对台湾的言论、态度，加上他选择两个鹰派，佛林（Michael Flynn）和马蒂斯（James Mattis），分別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防部部长，似乎可以发现特朗普阵营的外交战略似乎朝向“攻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方向前进。

特朗普的攻击性现实主义

“攻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特朗普当选后曾于《国家利益》发表文章，鼓吹特朗普要放弃美国长期采行的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 hegemony）想法，而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在过去自由主义霸权思想下，美国到处去推翻集权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结果多失败；如今美国要尊重各主权国家，不要试图去推动各国内部的社会改造。

这种想法看似符合中国的利益，其实不然。两年前，米尔斯海默在日本一场由 “东京财团”（东京基金会）主办的演讲中，巧妙地把中国崛起和乌克兰危机链接在一起。他认为与美国利害关系最重大的三个区域是欧洲、波斯湾与东亚。而在欧洲与波斯湾，美国都没有面临足够强大的对手，只有崛起中的中国才会挑战到美国霸权。

虽然俄罗斯不足以与美国抗衡，但是当北约（NATO）想把势力伸入格鲁吉亚与乌克兰，俄罗斯当然无法容忍而反击。同时，北约的动作反而加强了俄罗斯与中国的结盟，这也帮助了中国的崛起。此外，美国也需要俄国在叙利亚与阿富汗等地区的合作。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应该和俄罗斯建立较和缓的关系，而重点放在东亚防堵中国崛起。

如果从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来解读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以及同一天与一向对美国出言不逊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通话（杜特尔特称特朗普支持他的扫毒行动，这项行动被欧盟与奥巴马批评为违反人权），并同时与阿富汗、新加坡这两个与美国有战略利害关系的领导人通话，可以比较合理解释特朗普的意图。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不是要走向孤立主义，而是会继续捍卫美国霸权。不过，他面临的现实是，全球化让资本外逃、美国财政愈困难，要负担全球庞大军费渐感吃力。而美国国内“白种工人阶级”（white working class）经济地位下滑，民众整体消费力下降，无法再以巨额大众消费维系美国做为全球市场中心。所以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指导方针是要让美国恢复经济实力，同时要盟国分摊军费，以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如果未来四年美国朝这个方向走，对中国而言不是个好消息。中国也肯定会从整国际战略格局来思考特朗普与蔡英文的通话，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仓促回应。而对台湾而言，或许在国际上多了一些操作空间，但主动权并不大，而且美国在经济议题与军费上对台湾的压力也会加大。因此，蔡英文政权对双方通话虽然高兴却也未高调宣扬。正如叶望辉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非常爱美国，将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也许他的对台政策会变成对于台湾政府的一个挑战，但是他一定对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来说代表一个更大的政治挑战。”

（顾尔德，台湾《新新闻》周刊总主笔，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硕士。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12月2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通话，是1995年5月22日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入美签证以来，台海局势的最大震动，也是中美于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操作手段的最大变动。

这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通话，是1979年以来美国候任总统或总统破天荒地第一次，打破了美国两岸政策的操作传统，也破坏了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达成的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

但是，虽然特朗普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长期坚守的领导人不直接交流的重要原则，这是否意味着他将改变美国对台政策本身，放弃“一个中国”立场，从而导致台海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其实，与其说特朗普在改变美国对台政策，还不如说他正在向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根源回归，特别是从实质上回归到里根时期的对台政策。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理解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本质。

在1972年2月签署的中美《上海公报》和1978年12月发布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方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关键在于，美方只是“承认”（acknowledge）中方的这一立场，但却从来没有“同意”（agree to）或“接受”（accept）这一立场。

这就是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认识到大陆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无意接受，更不愿去促成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事实。

这一实质在里根总统的台湾观里表现得至为明显。里根对台政策的核心并不是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表面上限制对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而是在“八一七公报”快要签署前的一个月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做出的所谓“六项保证”，即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谈判，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这最后一项保证——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正是美方“承认”但不“接受”大陆“一个中国”立场的体现。

美方在“八一七公报”里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中方抨击美国源源不断的对台军售，总是以这段话批评美方的背信弃义。美方却强调，这段话需通过“语境”去解读，因为它暗含了大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同一天，里根授意发布了一个保密总统令，强调美国减少对台军售需绝对建立在大陆和台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主权之争”的条件之上，同时指示，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

可以说，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至今，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一直都是承认但不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共和党政府尤其如此。1998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时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新“三不”主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对台立场的最大松动，但克林顿表示了美国反对什么，却没有说美国支持什么，尤其是没有作出支持中方“一个中国”立场的承诺。即便如此，克林顿的“三不”表态还是受到美国国内亲台派的抨击。

总之，美国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并不能等同于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关键的分歧在于，美国并不认同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虽然美国没有正式承认过台湾的“主权”，但它也没有正式否定过台湾的“主权”。准确地说，美国的立场是台湾主权未定论。

特朗普对台湾的真实看法以及其后续的对台政策实质如何，目前只能猜测。但认清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本质，就可知道，特朗普虽然在操作程序上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传统，但并未推翻这一政策的实质。

实际上，可以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右翼智囊是在延续里根对台政策的精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时，特朗普的智囊就把里根的“六项保证”加入到共和党选战纲领里了。可见，特朗普团队酝酿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为时已久。

而里根“六项保证”的核心也是台湾主权未定论。既然台湾的主权未定，美国官方又从未接受过大陆“一个中国”原则，那么未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有着巨大的演变空间。从延续克林顿的“三不”到美台建交、支持“台独”，都是可能的。美台建交当然是对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藐视，但却并不一定违反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政府一直自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共和党右翼的观点，在美国主流政策界也不乏支持者。

约翰•博尔顿——著名的共和党“鹰派”人物、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特朗普的外交顾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可以逐步升级美台官方关系，直至重建外交关系。其他共和党右翼和亲台派也大受特朗普-蔡英文“电话事件”的鼓舞，纷纷表示美国新政府应对华强硬，以美台建交来恢复台湾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盟友的地位。

特朗普上台后，台海冲突是否将迫在眉睫？乐观者可以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为例，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中美关系将恢复阶段性平稳。毕竟，里根时期的中美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好的一段关系。里根在1984年成功访华后，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中美关系因此得以稳健发展。

也许，中国邀请特朗普进行一次成功的访华，也能改变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引导中美关系出现第二个“里根时期”。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中美关系的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里根时期，中美有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现在不仅没有这种战略合作基础，反而战略竞争和冲突的潜在因素越来越多。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弱国，根本无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现在的中国则是实力愈发接近美国的崛起大国，美方日益感到中国对其亚太领导地位的挑战。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中美在对台问题上对峙的一个关键过渡性事件。那次危机也是由于美方越过对台政策的“红线”（同意李登辉入美）而发生的。美国派遣两个航母舰队驶近台海，当时解放军并无太多军事应对的选项。20年后，中美两国在台海的军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军介入不仅没有胜算，还将冒着霸权终结的风险。

当然，特朗普也许只想以台湾问题试探一下中国，或者以此对中国在其他问题上（如贸易、朝核等）进行施压，以便掌握美中关系的主动。但是，特朗普身边确实有不少信奉“美国至上主义”并亲台的右翼人士。他们似乎极想在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检验一下“美国至上”的教条是否还名下无虚。关心台海和平的人只能希望，共和党内部还有头脑清醒的战略家，向特朗普指出在台海“玩火”、挑战无可置疑的中国核心利益的巨大风险。

（注：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1月20日晚7点，百度帝吧网友相约翻墙“茬架”。一时间，几家台湾媒体和蔡英文的FB主页写满了大陆网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过江。

在大陆的互联网世界中，这当然并非第一场网民“茬架”，只要稍做搜索便不难发现，诸多明星和游戏贴吧都曾经因此淹没。如果套用勒庞的解读，这种网络运动更像是一种集体狂欢，它通过情绪的暗示和传染，使参与者沉浸于一种信仰胜利的喜悦氛围中。无需多余的对话，狂欢作为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欢中，网络青年的集体行动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装之中，它没有刺刀见红、没有流血牺牲，但却被想象为一场不见硝烟的精神“革命”。烟消云散之后，“革命”的传奇叙事毫无意外地在互联网中流传开来。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一觉醒来，两岸网民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却千差万别。双方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奇妙地维系着彼此稳定的政治想象。

在大陆一端，“茬架”被描述为一边倒的胜利。令大陆网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网络“军队”分工明确：不论后勤保障、人员召集、图片制作、台独言论整理、网贴翻译还是对外协调，其组织之严密、言辞之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着咒骂和混乱的网络抗议。大陆网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歌唱祖国、朗诵诗歌，一时间阳光普照，大陆城市建设、风土人情、科技发展、美食文化的图片纷纷洒向对岸。蔡英文的脸书主页被贴满了八荣八耻的政治口号和余光中的乡愁诗句，三立新闻甚至要依靠编造“挪威支持台独”的假新闻来苦苦支撑，在酸菜鱼和辣子鸡的光芒下，两岸网民实现了“大和解”。

不过，在PTT、卡提诺论坛等台湾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所建构的故事则完全是另一个形态。如果说周子瑜事件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那么在FB事件上，台湾网民的反应实在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冷嘲热讽。此间台湾网民最为津津乐道的桥段，莫过心怀“恶趣味”的带路党们。他们将欠缺“翻墙”经验的大陆网民指向国民党统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恶搞为“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陆网友“攻陷”。在PTT、卡提诺论坛等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更多在谈论那些“笑到肚子痛的乌龙”，嘲笑大陆网民想要攻陷PTT论坛，却“气得频跳脚”（因为这个论坛在注册后要登录500次才可以发言），“让台湾网友度过今年最欢乐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单就两种故事版本而言，也许一个人很难判断这场罗生门的胜利者是谁（如果存在胜利者的话）。或许，它就像两位同唱一首歌的业余选手，因为怀着彼此的乡音，一个人唱成狼牙山，一个人唱成澎湖湾。

进一步讲，这场政治戏谑以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呈现在了海峡两岸，与其说是一场网络“茬架”，不如说更像是单方面的“盘道”，双方自说自话，鲜有正面交锋，更不用讲奋起反击，于是最终却相安无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欢着各自的狂欢。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两岸之间，以至于没人愿意掀起一个缝隙，允许一束对面的光打进来。

为何同一事件，会在两岸网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体验与社会记忆呢？心理学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过这样一项有趣的调查。他们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一同回忆一场双方几周前进行的橄榄球比赛（因为暴力冲突，这场比赛在两校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惊奇地发现，两所大学的学生对同一场比赛的回忆和评判相隔千里。据此，两位学者总结道，社会事件从来不会自动呈现出客观真实的面向，个人的记忆与其说取决于事实本身，不如说取决于长期社会化所获得的情感认同。

这有些像E. Bernays所谓的“防逻辑隔离层”（logic-proof compartment），双方都会将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欢所需的补给。台湾网民会自动消解大陆网民这种戏谑仪式的初心，大陆网友也会将台湾网民想象为不堪一击的顽固分子。不幸的是，双方的想象相互抵消，民间对话的中间地带仍然单薄。

互联网中已经有太多对于此次事件的评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讽，也有爱国者的捍卫，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一点是，我们的评价究竟应该遵循何种准则？或者换言之，这场所谓的网络“茬架”，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是单纯的宣泄爱国情绪，那么，大陆网民无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国族想象。如果是“教训”台独分子，那么，这是一场从开始便注定失败的说服（当然，大陆网民至少获得了精神胜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么，台湾网民虽然做出反应，但这种反应无疑在大陆的网络叙事中被夸大了。如果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对话和理解呢？

台湾学者陈陆辉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指向。换言之，即“基于族群文化感情联系的巩固力量，似乎大于经济引诱所产生的转变力量”。

民间交流无疑是族群文化联系的重要途径，不过，在周子瑜事件尘埃未落的关头，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联接了两岸的民间声音呢？当然，有人会坚持认为，它本身仅仅是大陆网民爱国情绪的宣泄而已，但这种宣泄的结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动因为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我并不怀疑此次FB事件会被写进两岸民间交流的历史中，但它的意义也许更多在于跨过一面墙，而不是架起一座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