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年度好文推荐：生活话题
推荐人：FT中文网生活时尚频道主编 薛莉
推荐语：房价、子女教育是中国中产2016年最关注的生活类话题。奢侈品消费持续低迷，出国游的温度却依然不减；艺术展览行业增长神速，电影市场的泡沫却正在被戳破；微信朋友圈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网络信息泄露的危机却日益严重……
英国《金融时报》和FT中文网对中国中产的生活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和评点。我们精选了以下10篇文章，与读者一起重读好文。
1.国际学校，中国中产的新奢侈品
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隔壁房子的剧变。我们知道它是套空置房，长满苔藓的花园里野草不断疯涨，楼上的窗帘也从未开过。但一天，一纸公告后，液压式挖掘机就把房子一拆而光，明年底，此处将拔地而起一幢由16套公寓房组成的住宅楼。
一夜之间，我们就与东京的一处建筑工地毗邻而居。这可一点都不有趣。工地每周工作6天。要是在伦敦、巴黎或是旧金山，肯定会引发居民愤怒的抗议潮——请愿书、警告小区从此特色不再、甚至可能会闹出一、二桩官司。地方选举因选民减少支持而败北，等等不胜枚举。
然而在我们小区，当地居民却集体缄默，与东京港区(Minato ward)规划局局长野口隆彦(Takahiko Noguchi)的一番谈话道出了其中原由：“日本法律对拆除住房并无任何限制。”他说，“居民有权自由处置自己名下的地产，因此，小区居民无权阻止其开发利用。”
以下是不可思议的事实：2014年，总人口1330万、几无空余建筑用地的东京都新开工住房数为142417户，超过了整个加州的许可建房数（83657户），也超过了英国全国（总人口5430万）的新开工数（137010户）。
东京新开工住房数稳步上升，这与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实紧密关联。与西方大城市房价暴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东京的房价基本原地踏步走。离谱房价造成西方城市畸形式发展：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立、富者更富以及剥夺人才涌向好工作云集地段的机会。
这并非人口不断减少造成的结果。日本与其它国家一样，也经历了“回归城市”潮。位于东京中心地段、面积20平方公里、寸土寸金的弹丸之地港区，过去20年总人口从14.5万增至24.1万，大约增加了10万人，大幅增长66%。
在总面积121平方公里的旧金山，过去20年，也增加了约10万人（总人口从74.6万增至86.5万），增长了12%。然而，旧金山与伦敦的房价过去20年分别飚升了231%与441%，东京港区在人口增加的同时，20年间房价仅仅增长45%，而多数涨幅还是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2013年推出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所致。
东京的街头巷尾并无烦人的房价热议，因为房价多年来增长不多。买房还是租房并不是了不得的人生大事。相反，日本政府不断向国民交付质量稳步提高、地处不同地段的更多房源。
而在很多国家，城市住房已演变成现今最重大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如果更多英国人移居到首都伦敦，他们还会公投支持脱欧(Brexit)吗？）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东京为何有此了不起的成就、房源持续供应情况下的房价为何能保持基本不变以及从中可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与日本多数机构一样，日本城市规划最初完全借鉴西方模式。“我们的规划与美国大同小异。”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城市工程学教授小泉冈田(Junichiro Okata)说。
城市按不同功能划分为商业区、工业区以及住宅区。商业区可按业主自己意愿建房：东京的高招之一就是在原先绕东京湾的工业区不断兴建高层公寓楼。但在低层住宅区，建房则有着严格限制，很难获得重新规划的权限。
在分区规划下，土地所有者拥有很多权力。事实上，日本宪法规定“拥有或持有的物权神圣不可侵犯”。私人开发商不能强迫业主出售土地；地方政府也不能阻止个人开发土地。诸位若想建一幢正面装饰粉色贝壳的仿哥特式城堡，完全是自己说了算。
在加州沿海城市，分区规划已导致城市建设处于瘫痪状态，新房供应难以为继，原因是现有业主阻止进一步开发。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东京如出一辙。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价因大肆投机而形成巨大泡沫，境况比同时期的伦敦与纽约更甚，日本许多经济学家都齐声谴责规划与分区政策，指其是减少房屋供应的罪魁祸首。”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地理学教授索伦森(André Sorensen)说，他就日本的规划政策写了大量文章。
但是，正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奠定了东京中心城区未来建房的基础，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Mori Building)房产公司顾问Hiro Ichikawa说。楼市崩盘后，开发商手中只剩高价屯积的写字楼地块，而这些地块当时已无人问津。
上世纪90年代，地产商的不良贷款使日本金融机构濒临崩溃，于是政府放松了楼市开发政策，最终以2002年出台《城市复兴法》(Urban Renaissance Law)而告终。该法给重新分区规划大开绿灯。写字楼地块重新规划为住宅区。“为了帮助经济从泡沫中恢复元气，日本政府放松了城市开发的监管。”Ichikawa说，“多亏了当初的楼市泡沫，否则东京就会与现在的伦敦和旧金山一样束手无策。”
过道与公共用地不计入公寓房建筑面积，导致公寓楼在现有区划内越建越高，而如今正在讨论中的议案则允许业主重建更大面积的住房，前提是他们必须拆掉按昔日地震标准建造的房屋。
这条法律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贯彻落实，允许业主拆旧建新意味着他们能很快从中获利。“城市规划法以及建筑法都由中央政府制定——甚至微小细节都写入了全国性法律。”冈田说，“地方政府在房屋开发方面，基本没啥发言权。”
“不重建这些房屋，我们就无法在地震中保护国民生命。”野口隆彦说，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主流观点：所有建筑都是满足一时之需，而且可随意拆除，这是东京与西方大城市另一本质差别。“东京目前还有很多旧建筑云集的地段，可以增加住房容积率。”
持续不断的重建很好解释为何东京住房新开工率如此之高：住房的净增加数量低于以往。但与我的隔壁邻居一样，重建通常可以增加住宅密度。
但所有这一切都得付出代价，并非财政支出，而以其它形式“兑付”。一言以蔽之，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现代城市面貌往往奇丑无比，它们在视觉效果上对建筑并无统一协调，基本未留出空地，‘高质量建筑’通常意味着‘抗震效果好’。
东京有些年代更为久远的反乌托邦式公寓楼与工业为主的西伯利亚可以说不相上下。仿哥特式城堡并非异想天开之作：诸位不妨可以造访正对目黑区(Meguro)运河的Emperor情人旅馆。最让人扫兴的莫过于东京郊区，一排排紧挨着的廉价木质活动房。
“日本的规划制度完全放任自流，它真的是崇尚无为而治；而且日本规划制度是集权化与标准化至上。这意味着它可灵活应对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冈田说。
“另一方面，日本不太擅长原样复制某国某个特定城镇。它无法建造出像英国或欧洲等国的迷人城市。”冈田希望中央政府能大幅放权于地方政府。
然而也不尽然。在私家住宅这一层面，如果诸位“视而不见”自己邻家房子的话，那么东京充斥着创新与美景。由于日本建筑师可以自由地建造房屋，因此该国不断涌现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得主并非偶然。
日本的城市化——全向十字路口(“scramble” pedestrian crossings)、狭窄的街道、人口稠密以及异常发达的公共交通——毫无疑问会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样板。
最重要的是：东京又是公平的。丑陋的建筑里既住着穷人，也住着富人，廉租房同样如此。而在伦敦及旧金山，美景人人都有份，只是有些人身处贫民窟欣赏它，而有些人则坐在九霄云天的豪华飞机中纵情俯瞰它。
罗宾•哈丁是《金融时报》东京分社社长
译者/常和
我爱你中国 心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2008年五月下旬，我在北京的一个演出场所参加“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摇滚义演。
在这场演出中，汪峰双脚跪在地上，激情地唱着《我爱你中国》，一场巨大的人道悲剧、同胞的伤痛被转化成对祖国的爱，果然是一首彻彻底底的主旋律摇滚。当然，更早之前，汪峰的《飞得更高》就是神州上天的主题曲，在08年北京奥运也被不断播放。
当晚压轴演出的是崔健。少年的我在八十年代末的台湾听他唱着《一无所有》，认识那个陌生的当代中国。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现场演出，非常兴奋又非常紧张，紧张的是他也会在这个场合同样滥情与媚俗。
崔健说，他写了一首歌特别适合送给汶川灾民，这首歌叫做《光的背面》，然后说了几句我们跟汶川人站在一起之类的话。
我很雀跃，老崔没让人失望。《光的背面》是多么贴切而诗意的比喻，毕竟还有许多人被压在瓦砾之中等待救援，在光的背面艰辛地生存着。
八年之后，崔健出版了十年来的新专辑《光冻》──专辑的同名歌曲正是从《光的背面》那个歌演变而来的。但在这里，人们不是在光的背面，而是在光的里面；而受困的不只是汶川地震户，而是当下的中国人。
打从崔健登台开始，他就在歌唱他所处的时代，用各种譬喻，尤其是爱情的譬喻，来表达一代人在变动时代中的挣扎、困惑，以及对出路的奋力寻找。
在八十年代末，他关切的是个人如何从旧的宏大叙事和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要拿下绑了三十年的《一块红布》，从《一无所有》中建立起新的主体性；在这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期，他的关键词是“出走”与“自由”──“埋着头，向前走”。
在九十年代，他批评“金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红旗下的蛋》）、“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刷掉”（《混子》）；于是，当所有人放下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与未来的思索，只有他是孤单地、不合时宜地对抗时代：“我孤独地飞了”（《飞了》）、“我只能迎着风向前”（《最后的抱怨》）、“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道/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到了新世纪的《给你一点颜色》，他不再直接用歌词唱出自己的困惑，而是化身成不同身份的中国人民去述说他们的故事，但对时代的观察依然准确，包括农民工问题。
又过了十年，当下中国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历史时刻。
《光冻》这张专辑引起了两极的讨论，有人认为专辑更晦涩难解，音乐上没有进步；有人则认为音乐上堪称又一张经典，并再次显示老崔对时代的敏锐观察。
我听到的是，老崔依然是令人佩服的老崔。在这样一个喧嚣光鲜但空洞贫乏的时代，他依然高举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一如他在那些选秀电视节目的评审，依然谈论着似乎已经老掉牙的摇滚精神。
继续孤单地挺立着对抗这个新的时代。
这张专辑几度用梦来譬喻现实，而“中国梦”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梦吗？而他的姿态是一如他在九十年代，众人皆醉我独醒。
“闭上双眼，闭上了双眼/融化我在这冰的里面/今天夜里，你会带我走出/冰冻多年的梦里”（《光冻》）。
《阳光下的梦》同样是有光有梦，但是更为直接：
阳光下的梦/是个温暖的坑/我的汗水在流/可我的心寒冷
这是一个有着阳光，但让人心寒的巨大的梦。
这或许是因为“现实像条狗/就在你面前颤抖”──之前歌词一度是“就在你身上颤抖”。
于是，“让我向更远的地方走/在黑夜中流浪自由”。
这是崔健从八十年代以来的母题，也是西方摇滚乐中的重要主题：出走去寻找自由，即使遇到现实的重重桎梏，仍是不断向前冲撞：“突然他们倒下挡住了我的路/嘿 我不能够停止/因为我是个滚动的蛋”（《滚动的蛋》）。
在《死不回头》中，他更清楚地唱出他的悲壮：
我站在浪尖风口/南墙碰了我的头/我挺着身体背着手/风你可以斩我的首/废话穿透了耳朵/恐惧压歌喉/土地松软沉默/骨头变成了肉…
你是否还要跟我走/如果我死不回头/南墙突然张开个口/要吃掉我的头/它是否已经害怕我/知道我死不回头
这颗红旗下的蛋，三十年来不断地向前滚动，奋力地滚出那层层包裹着他的红旗与“盒子”，滚在九十年代用金钱铺成的精神废墟上，而现在，他要继续在阳光下冰冷的梦中滚动。即使，他已经是那么不合时宜的杂音。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2016年11月接近尾声时，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传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到11月13日，年度总票房突破400亿大关，到年底很可能超越去年的440亿；坏消息是，这个数字离年初展望的600亿票房遥不可及。
如果说2015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是个美妙的童话，那么11个月以前，几乎所有业内人都相信2016年会是篇波澜壮阔的神话，两个月后，狂卷30亿的周星驰贺岁喜剧《美人鱼》更验证了这番愿景。然而，《美人鱼》是神话的开始，也是神话的结束。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中国电影的诸多“神话”被逐一打破。
保底神话光辉褪尽
由于资本的迅速涌入，自2013年起，中国内地电影市场形成“无保底不发行”的怪异局面。所谓保底发行，就是发行公司向制片方承诺一个票房目标，没有达到也按这个目标支付制片方分账票房，超出了分账比例则对自己更有利。新老公司争相以这种承诺抢夺卖相上佳的影片：2013年华谊3亿保底《西游降魔篇》，博纳4.5亿保底《后会无期》，2014年中影等5亿保底《心花路放》，这些影片无不大卖（排第三的《后会无期》也拿下近7亿），使得今年的保底潮比往年来得更加猛烈，仅暑期档就有5部国产片享受这份待遇。
但在不断变冷的市场面前，往日大超保底额的盛景不再重现，暑期票房冠军《盗墓笔记》拼尽全力才突破10亿，但保底也有10亿！小鲜肉代表吴亦凡的两出青春片《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和《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都保底4亿，但超人气并没转化成相应的反馈，前者3.37亿，后者仅1.52亿。但这不算最惨的，昔日港片大亨向华强重出江湖，号令众星力捧的《封神传奇》被博纳保底10亿，最终只换来2.84亿，还被冠以烂片之王，令王者脸面无存，博纳经此一败，火速把原定暑期上档的尔冬升新作《三少爷的剑》延后到12月。
可以说，2016年彻底毁掉“保底发行”的光辉形象，露出难堪面目。
IP神话原形毕露
“保底”的惨败，也让被反复炒作的“IP”原形毕露：上面提及的《盗墓笔记》，《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和《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都有同名小说打底，《封神传奇》更是建立在老少皆知的《封神榜》基础上，它们都想蹭原作的强大热度，把粉丝效应利用到最大化。
《盗》企图复制题材相近的《寻龙诀》，后者以16亿完胜，《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希望和赵薇的《致青春》平起平坐，也能到手7个多亿，《封神传奇》的如意算盘是：既然打着《西游记》名号的《西游降魔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都能横扫票房，那我拿另一古典名著戏说神侃，应该也能讨观众欢心。结果除了《盗墓笔记》勉强达标，其余都没赢得市场青睐。
暑期档另一部和期待值相差甚远的IP电影是动画片《大鱼海棠》，这是一个足足酝酿了12年的IP，从2005年的7分钟同名短片起就吊足大家胃口，千呼万唤始出来，被认为是可以媲美去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重磅炸弹。可惜上映后并没出现“自来水”推动口碑引爆票房的愿景，反应呈两极化，有说唯美之极催人泪下，有说空洞幼稚故事不通，虽然凭借话题效应拿下5.6亿，但远远比不过《大圣归来》的轰动和激起的情怀。
在编导演和制作水准普遍低劣的前提下，一味寄希望于用广为人知的IP吸引观众，就算收一时之效，必然经不起考验。在这点上，有另两部作品虽然票房并不出挑，却是成熟IP成功转换为电影的典型：一部是根据安妮宝贝小说改编的《七月与安生》，细腻感人，凭上佳口碑赢下近1.7亿票房，在文艺片中已算翘楚，马思纯和周冬雨以丝丝入扣的合作拿下金马奖史无前例的双影后，成为年度影坛佳话；另一部《驴得水》是“开心麻花”继《夏洛特烦恼》后的又一次舞台剧IP电影化尝试，和纯粹搞笑的《夏》不同，《驴得水》的寓意深刻，充满黑色幽默，虽然极其舞台剧的风格引发争议，但逾1.7亿成绩证明，良心之作依然能获得相当共鸣。
名导神话戛然而止
延续了3年的“郭敬明神话”，在2016年戛然而止。从2013年到2015年，这个跨界导演新秀以《小时代》系列拿下17.9亿票房。尽管其作品的价值观，表现手法引起强烈争议，但资本市场和影业大佬都视其为点石成金的营销神人，对其粉丝效应引发的巨大赢利空间深信不疑，国庆档推出的《爵迹》被认定又将开启一个不亚于《小时代》的系列IP。该片集合范冰冰，杨幂，吴亦凡等众多当红偶像，打出内地影史首部真人CG电影的噱头，据说砸下2亿重金，是郭敬明急欲摆脱肤浅标签，打造漫威式电影宇宙的野心之作。但膨胀的心态，导致作品的世界观过于庞大，角色关系复杂，难以消化，大力鼓吹的CG效果也令人失望，人物面目失真，表情呆滞，浪费了大好偶像资源。对《小时代》狂热捧场的粉丝并没有把相同的关注倾泻在《爵迹》上，该片最终以3.8亿草草收场，让一贯傲娇的郭敬明甚至说出“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其承受的压力和沮丧可见一斑。
另一个被冷嘲热讽的昔日神话是冯小刚。3年前的《私人订制》虽然再次证明他的贺岁喜剧号召力，却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他有史以来的最差作品，这次他卷土重来，想在自我突破和市场认可间取得最大平衡。玩圆形画幅是自己高兴，但用范冰冰是很明显的商业考量，《我不是潘金莲》最初定档国庆，挟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影后威名和影评人一片叫好声，本来前景大好，可惜档期延迟后就像中了邪：定档的11月18日被好莱坞猛片前后夹击；遭遇范冰冰大学被赶风波；临到上映前冯小刚头脑发昏，以潘金莲口吻“阴阳怪气”地写信炮轰王健林，指责万达为报私仇压低排片，居高临下搅局的后果是导致网友强烈反感。《我》的最终票房估计4亿左右，看起来不算丢人，但离保底的5亿相差甚远，和冯导期待中的“把11月烧烫了”更不符合。3年前，网民劣评尚不足以影响票房大局，3年后自媒体当道的今天，口碑和网络情绪会迅速聚集成强大力量，左右电影的后劲。冯小刚使出数十年如一日的“老炮儿”狠劲，这次被还以眼色，时代变了，他还没有。
巨头携手神话变成对斗
年初《寻龙诀》大发神威，狂卷16亿时，媒体还在为幕后三大推手万达，华谊和光线的破天荒合作惊叹，展望影业巨头携手共创影市繁华的前景，谁知仅仅半年后就“神话”破灭，上演其中两大巨头万达和华谊势不两立的“悲剧”。这出大戏从暑期演到年尾，从《摇滚藏獒》演到《我是潘金莲》，让圈内外都知道了个中争斗。
“悲剧”的中心人物是原万达文化产业集团的副总裁叶宁，他正是促成《寻龙诀》三方联手的推手之一。今年春节未过，他就宣布辞职，1个月后成了华谊的CEO，此举令万达阵脚大乱，据说王健林得知后在办公室捶胸顿足，此后就传出万达院线对华谊电影一律“特殊对待”。摇滚老将郑钧找来好莱坞团队制作的动画片《摇滚藏獒》通过华谊发行时，黄金时段排片之少令他错愕，公开称自己是游戏规则的受害者，该片的惨败直接导致华谊发行高管被裁。到了《我不是潘金莲》上映，冯小刚的信更将巨头相争的圈内事捅成了网络热门话题。
相当多的网友认为排片多少纯属公司商业决定，他人无权干涉，但也有专业人士对万达同时拥有制片和放映大权深表担忧，指出其可以利用院线打压对手，形成不公平竞争。当年好莱坞几大巨头也是如此垄断市场，后来被法院裁定放弃放映业务，如今内地市场也到了正视这个现象的时候。
“神话”逐一破灭，爆款寥寥无几（大破12亿的《湄公河行动》堪称样板），去年盛行的票补热潮（如去年几乎每天都有的9.9元看大片）退去后，市场对影片的真正接受度暴露无遗，不但国产片屡走麦城，引进大片的魔力也不再神奇，就连史上进口片最拥挤的11月（足足11部），也没有爆发出强大能量。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号称“最惨烈”的贺岁档：张艺谋的好莱坞巨制《长城》，金城武，梁朝伟等众星云集的《摆渡人》，章子怡和葛优联手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成龙新片《铁道飞虎》……。在起了个惊艳的开头后，2016年的内地电影市场，能否以一个爆发式的收尾，来挽救中间漫长的平庸和失败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北京连卡佛专柜里，一件价值不菲的杜嘉班纳（Dolce&Gabbana）男士西服，因为赵赵的缘故，意外成为北京798艺术区的年度话题性装置作品。
赵赵，1982年生于新疆，是一位凭借多元性艺术表达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先锋艺术家。2015年初，他想在全家赴美前添置几件衣服，于是，带着刚到北京不久的父母一同逛商场购物。
在连卡佛百货，赵赵相中一件领口和袖口缀满金色亮片的杜嘉班纳黑色西服。他自己试穿了一下，照照镜子，觉得挺合身，转身问询父母的意见。母亲夸衣服漂亮，父亲则评价拘谨。赵赵接着让父母猜价格，父亲犹豫片刻，猜三四千。赵赵给二老亮出价签，上面赫然印着“99,999元”。
刚从新疆一所高校退休不久的父亲，见到如此高昂的价格，起先面露窘态，进而变得愤怒，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改造，一辈子勤俭持家、教书育人的他，如今退休工资也不过5000元左右，买这样一件衣服，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吃不喝两年”才能凑够！
天生逆骨的赵赵，看到父亲强硬反对的态度，心里觉得有些可笑，坚持刷卡买单，过程毫不犹豫。
此举自然让父亲拂袖而去，一旁的母亲苦口婆心，劝赵赵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去激怒父亲，曾在商场工作的她说，同样材质的衣服，花3000元钱也能做出来。
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则很富戏剧性，也很当代，很“赵赵”。
赵赵的母亲，揣着儿子给的3000元钱，每天跑到北京南四环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小心翼翼地捧着天价杜嘉班纳西服，从选料、打版到缝制，每个环节悉心比照、亲自督工，一年后，仿造任务大功告成；赵赵的父亲，在儿子建议下，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情绪，注入一篇长达万字的“檄文”里，在文末，他道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困惑：“是否很可悲？不是因为我买不起而感到可悲；问题在于我们付出的劳动价值在哪里？怎样衡量？何以体现？”言之凿凿，字字铿锵；至于赵赵，则将母亲监制的“山寨西服”、父亲手书的信笺，连同那件引发家庭冲突的杜嘉班纳，合并为一件题为《西装》的艺术装置，作为其2016年个展的三件作品之一。
10月下旬，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唐人艺术中心里，看到了这件由赵赵一家三口“合力”完成的作品——两件西服，正品与仿品，并列悬挂在一面刷得雪白的墙上，对面是玻璃柜里一排展开的信纸。
相比同期展出的另外两件赵赵新作，不论是被整齐切割的100公里电缆和曾在沙漠里通电的冰箱——作品《塔克拉玛干》，或是艺术家7年时间从不同家庭里收集到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作品《刀》，《西服》显然不具备宏壮的场面和震撼的数字，安静得出奇，却也格外引人注目。
我给两件西服分别拍了照片，隐去正品领口的标签，发到微信朋友圈内，让大家猜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短短半小时，收到几十条答复，大部分朋友都能准确命中。不难看出，如果仅从“像与不像”的角度来看，仿品似乎不太成功——当然，这也不是赵赵的创作初衷。美国艺术评论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对此点评道 ：“在赵赵眼中，这恰好例证了中国式思维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过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由此而来的这件装置直接将观众带入这场家庭冲突，正品和仿冒品之间的对比一目了然。”
在我发的那条关于两件西服的朋友圈，第一位正确回复的是主持人曹涤非，几乎是秒回的速度。事后他问我：“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剪裁？”“不对。”“面料？”“不对。”“那是什么？”“扣眼”。
从工艺层面，曹涤非判断一件西服是否高级，一般根据两点：扣子和扣眼。定制类西服的扣子往往都是天然牛角扣，且一般都不会事先预留扣眼，西服做完后，还要根据客户需求做调整，袖口的扣眼是最后才打的。像汤姆•福特（Tom Ford）这样的高端西装品牌，即使成衣也是如此，让客人有享受定制服务的感觉。此外，从奢侈品所具备的“功能”、“审美”、“价值”和“故事”这四个层级的含义来判断，“一件山寨产品，即便是找齐所有原材料，请来原厂师傅，按原工序制作，即便外观百分之百像，如果缺少了LOGO所赋予的历史价值和品牌故事，二者仍是天差地别。”
曹涤非与时尚圈渊源颇深，担任清华大学时尚教育顾问近十年，与许多品牌和时尚媒体都打过交道。他认为，赵赵这件以杜嘉班纳为创作灵感的艺术作品，与以往奢侈品牌主动选择艺术家合作的案例有着本质的区别。
比如迪奥手袋（Lady Dior），曾用两年时间，邀请全球60位知名艺术家、摄影师、电影制作人，以“Lady Dior我之所见”为主题进行自由创作，中国艺术家刘建华就将这款经典手袋塑造成一件金黄色的小型雕塑，呈现与皮革质地完全不同的质感。再比如爱马仕（Hermes）与中国艺术家丁乙合作，推出过的一款名为“中国韵律”（rhythm of China）的丝巾，印满了该艺术家一贯的“米”字图案，在丝巾两个对角处，丁乙将“米”字改为了“H”。
曹涤非表示，上述两个案例均是由奢侈品牌出资，给艺术家的“命题作文”，对应的，品牌也借助艺术家的独创思维，提升社会影响力与艺术价值，属于双赢举措。而赵赵的这件作品，并非杜嘉班纳主动邀请，作品主要聚焦于他与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此时品牌的象征意义已经被弱化。“对艺术家赵赵来说，是不是杜嘉班纳不重要，只不过是他拎出来作为奢侈品的代表。”——也正因为属于“被动选择”，杜嘉班纳品牌公关方至今也谢绝对《西装》做出回应。
围绕这件作品，我问询另一位时尚人士、“艺术北京”执行总监李孟夏的看法。他认为，赵赵之前的创作通常都是具有野心的宏大命题，消费以及消费符号的出现比较少见，“拆去的教堂以及佛像曾经以形态统一的小立方体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当下的中国，消费才是人们的新宗教，很多人信佛，‘连卡佛的佛’。”李孟夏调侃道。在全球消费化的时代，时尚工业欣欣向荣，消费符号化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识别语言，“今天的中国，在审美、文化、消费面前产生的巨大割裂，就已经可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了，正如赵赵以作品《西装》来呈现出杜嘉班纳这个符号的多重割裂的解读一样。”
针对《西装》所隐含的两代冲突，曹涤非阐述，老一辈人看到奢侈品，首先会想到物料和功能性，随之产生的疑问就是：凭什么化纤的会比纯羊毛贵？正装西服有一两套就够了，为何还要再买？等等。而新一代的年轻人消费观念早已升级，有了更高阶的着装搭配要求，他们选择不同款式、不同品牌，以满足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的审美。
在曹涤非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乡的转型升级，两代人之间围绕物质层面的观念冲突只会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想要买爱马仕包，我不会反对，只要她能够负担。”他更关注的是未来两代人的冲突，可能集中在精神层级的观念冲突上，比如单身主义，比如丁克主义，比如性取向。
“有时，这种新的两代冲突将会来得更加猛烈。” 曹涤非感言。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家长群”这种神物，是这两年随着微信在中国的大范围普及而迅猛发展起来的。
至少在上海，如果孩子开始上学了，无论是参加早教、课外班、幼儿园、还是小学、中学，家长便一定会参加一个、甚至是不止一个专门属于这个班的家长群。
作为一名大龄00后，微信、QQ、WiFi开始火爆之时亦是我小升初之际，老妈便先后加入了初中的四个家长群：一个是拥有全校家长的学校群，一个年级群，还有一个有班主任的班级群，以及一个没有班主任的班级小群……
而我，作为在各种“群”里潜伏了多年的老司机，总结出家长群中以下几种奇葩家长。
一星级奇葩家长：心灵鸡汤型
“人这一辈子，最难跨越的山，并非是外面的哪座山峰，而是内心随时打翻的五味瓶；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这些金句，是这类家长基本上每日必发的心灵鸡汤。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鼓励苦读的孩子们，激励陪读的家长们。虽然毅力可嘉，每天一碗的鸡汤还是让人很败胃。
二星级奇葩家长：神通广大型
一些家长永远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道消息，例如“今年上海中考要改革了！”、“某某区的学区房准备涨价！”、“我知道最新的出国留学政策哦！”、“今年我校中考推优名额有多少”等等。此类家长喜爱在群里发布各类时准时不准的预言、谣言以及真言，而且经常以权威者自居，感觉甚好。他们提供或者转发的各类教育政策及各种渠道的资讯，无论是出于显摆还是想真心分享的心态，固然不忍谴责，可是隔三岔五来投几个难辨真假的“新闻炸弹”的做法却免不了让大家人心惶惶，心惊肉跳。
三星级奇葩家长：点赞拉票型
“请帮忙给我女儿投一票吧，胜败在此一举……”、“今天是最后一天啦，谢谢各位家长给我家宝贝投的票……”
虽然初中、高中遇上此类家长的几率不大，可是我身边一些正在上幼儿园、小学的亲友的家长群里时常出现这样投票点赞的链接，让他们苦不堪言。从一开始简单要求在家长分享的内容下面“点个赞”，到后来不仅要关注评选机构或者主办方的公众号才能投票，有的甚至还要截屏、分享在朋友圈。原本只是为了让孩子多参与、长见识的比赛初衷，也逐渐变成了“比拼人脉”的较量，有点招人烦。
四星级奇葩家长：“绝不补课”型
作为一名常年辗转沪上教育机构的“补课生”，我固然对那些不需要参加任何补课、光凭自己实力就能碾压众人智商的学霸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但也非常认可那些通过补课以及自身努力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毕竟这世上天才是少数的。
但是恰恰在家长群这个小江湖中，有那么一些家长总是一边用不屑的口吻抨击各类补课机构讹诈家长的辛苦钱，一边标榜自家孩子是不会去外面补课的，还经常在群里暗示自家的娃每天9点准时熄灯睡觉。可各类考分出来，恰恰是这些娃的名字挂在班级前几名岿然不动，真是让我们这些学得吭哧吭哧的孩子感到汗颜。
然而世界真的很小，当我和周围其他补课族们陆续在各类补课场所不经意转身撞上那些之前宣称从不补课的大神们时，刹那间一个大写的“囧”字飘过。而那些父母曾在家长群里发出的“我们才不会让宝宝去补课咧”之类的话语犹如背景音乐般在我们周围响起。
家长中的奇葩之王：卧底特工型
如今的家长群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有班主任的班群，另一种是没有班主任的小群。相对于更多程度上以布置作业、发通知、了解学校班级近况为主的班群，家长们更热衷于在小群里面发言。想想也是哦，那个班群的确恐怖。老师短短一句话，后面立时便乌泱泱跟上来一大片点赞的、OK的、“跪拜”、“鲜花”、还有萌娃点头状……晚进来的家长往往需要爬N多的“楼梯”、穿越大片“鲜花”、动画小人方能膜拜到老师那一句金言。当然更主要的是有老师在这群里，发言需谨慎。但是小群就安全了吗？
老妈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如今的家长们都能化身“007”特工，表面个个热情似火，背后却总有那么一些高深莫测，两面三刀的。记得有那么一段时期语文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暴增，多为一些抄写类，害的很多学生晚上熬夜至十一二点钟。一些家长认为老师授课水平有问题，孩子被无聊又无效的抄写耽误了时间且功效还不大，于是在小群里发了一些牢骚。殊不知次日，语文老师便在班级里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大体意思是不喜欢老师布置的作业大可不做，觉得作业死板、对老师有意见也可以当面直说，无需在背后指指点点……
我听了深感莫名，于是回家便把这件事复述给老妈，她听后大骇。立马翻开前一日家长小群的聊天记录，老师发表的那番话里居然有不少是那些家长的原话，敢情是聊天记录都被某个潜水的家长给截屏了暗地里发给了老师？老妈觉得后背脊梁骨凉飕飕的，暗自庆幸当日做壁上观未发言。于是那次细思恐极的事件，让老妈更加坚定了在群里做好“小透明”的决心，绝不多话。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与老师私下交流，多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情况，希望老师多照顾自己孩子的家长，与老师开小窗沟通本无可厚非。但卧底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寒毛直竖。
铁打的老师流水的学生。新学年又将有新的家长群了。我看着妈妈手机里不到一会儿就已经显示为消息99+的高一新生家长群，叹了口气：“哎，大人的世界太复杂，宝宝看不懂，还是乖乖的去背《兰亭集序》吧。”
（本文作者为上海一位高一学生。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居住在北京的刘女士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该上小学的儿子送入了位于东三环边上的一所国际学校，虽然每年近25万的学费占到了家庭收入的二分之一，刘女士却觉得十分值得。“国际学校的价格虽然远超普通小学的价格，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十分有好处的；身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中国，没有学区房或者是户口的孩子面临更加贫乏的公立教育资源。我们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出去看看，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让孩子快乐成长。”
仅仅在十年前，国际学校在中国还是“贵族学校”的代名词，随着中高产阶级收入的增加和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国际学校也逐渐投入中产阶级的怀抱。瑞士投行瑞信在《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名，位居全球之首。而中国传统尊师重教的理念又让很多家长心甘情愿勒紧腰带去让孩子接受国际教育。智研数据中心预计，目前中国国际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36,400名，而中国国际学校的市场规模也从2010年的10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4年的213亿人民币。
此外，中国留学生年轻化趋势也客观上促进了“从摇篮到高中”的民办国际学校的发展。日前，中国教育在线组织的《低龄留学调查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在高中及高中以下阶段就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意向。在拥有出国留学意向的学生中，初中以下阶段学生占比22.58%，初中阶段学生占比32.26%，高中阶段学生占比22.58%。从娃娃抓起的国际教育虽然花费不菲，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可以让孩子更快适应海外学习生活，并且免受国内公立教育的辛苦。对此，惠灵顿中国的教学总监何迈德博士表示赞同。“在国外当教授期间，我发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虽然英语十分流利，但是却并没有西方人的思维，我想这和他们的基础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类似惠灵顿这样的高端国际学校，将会在未来几年里快速发展。”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笔者，“除了双语学校，很多国际学校也是有漏洞可钻，一些中国籍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花钱让孩子取得小国的国籍，然后把他们送到国际学校。近年来赴港生子和赴美生子的热潮也会给国际学校带来大量的生源。”
在国际学校市场迅速发展的背后，也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本的巨大作用。据报道，中泰桥梁拟在北京朝阳和海淀两区建设两家国际学校，其预计两校区将在2016年和2017年开学，招生规模在5000人。银润投资拟投资17.6 亿元也将在北京打造2所国际学校。中泰桥梁两所国际学校将贡献约10亿元的收入和4亿元的净利润。房地产商在地产不景气的今天也开始打国际学校牌，惠灵顿学校的中国合作方是陆家嘴集团，后者正致力于将惠灵顿学校所在的前滩地区打造成为上海的新地标。2015年，万科联手深圳中学共建万科梅沙书院，上海万科也在2015年宣布成立一所9年一贯制私立学校——上海万科双语学校。碧桂园在1994年就创办了一所IB国际学校，并且尝到了教育房产的好处。去年，碧桂园于2014年成立碧桂园教育集团，将旗下所有学校归到教育集团管理，为教育集团分拆上市做好了铺垫，并且准备在未来几年建立30所纯IB学校。
而国际学校真的能够给家长和孩子提供他们所期望的高质量且轻松的教育吗？这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某位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亚洲区面试官在定居上海期间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入了上海市的一家公立小学，“其实西方私立高中也是很苦的，想上好的大学，只有快乐教育是不够的。我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会让孩子得到更加扎实的训练。”这位女士如此评价。
而面临数目众多的国际学校，如何选择也成为了令家长头疼的问题。“目前似乎除了考入西方名牌大学的升学率，也没有标准化的选择。”一位家长无奈地表示，“这和国内的重点中学有什么区别呢？”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随着中国近几年出境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公共场合行为规范上的问题也愈发引起国际关注。最近触发中国人神经的是瑞士《观察报》报道，火车公司将每周提供约20列“特殊列车”专门接待中国游客，但不会禁止中国游客乘坐普通列车。《观察报》甚至还画了漫画，教中国人如何使用座式马桶：是坐在上面，而不是蹲在上面。这并不仅仅是个案。7月初我在德国慕尼黑时，古城商业街路中间的车厘子水果摊上，也清晰地竖着一个中文提醒牌：“请不要自己挑选水果，不是自助的！”；日本的一些博物馆和景点在展品旁也添加了中文提示牌：“请不要触摸”。值得一提的是，这类警告牌只有中文的，没有并列写着其它语种，可以说是带着很强的指向性。
在众多的旅游项目中，邮轮游，更能集中体现游客的公众礼仪和素质。几天几夜的时间里，除了在房间里睡觉的时间，几千个人几乎时时刻刻在公共空间里共处：餐厅、泳池、商场、酒吧、赌场、剧场、游乐园等等，人与人之间的举止规范无时无刻不在被考验。
不久前，我登上中国天海邮轮公司旗下的“新世纪号”，亲自体验了一把中国本土豪华邮轮。天海邮轮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由携程旅行网联合磐石资本等机构共同组建，该邮轮购自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旗下的“精致世纪号”，并由美国皇家加勒比游轮有限公司入股，推进船务管理水准。
虽然是中国本土邮轮，但船员来自四十多个国家，船员的官方语言是英文，但乘客则基本都是中国人，这种略为奇怪的配置，据说是因为外籍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更强。
对这种更强的“服务意识”，我有位就职于时尚杂志的女朋友有过毒舌评价，在比较泰国与三亚的海滩度假时，她说：在泰国普吉岛，当旁边有人给你端来饮料时，你觉得他们真心希望你能享受蓝天大海；而在三亚，你会觉得旁边的服务员虽然脸上在笑，心里却在嫉恨你。当然，这完全是主观感受，全无任何客观依据。
天海邮轮的甲板游池天海邮轮的众多外籍员工的确带来了让人愉悦的服务，并且已经十分“本地化”。面对自助餐厅里剩余过多的食物时，这些外籍员工会飞快地，甚至是过于快地把那些狼藉的餐盘端走，快到甚至当你在进食过程中偶尔神游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问你：还要吗？如果你没有及时回答“Yes！”他们就会当作剩饭剩菜全部端走。这充分说明，他们已经看惯了中国游客在自助餐厅的浪费，并采取了最有效的措施：加快清理速度！因此自助餐厅的桌面上始终保持着整洁干净。
这让我想起近十年前，某外资邮轮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有位在邮轮工作的营销人员对我透露的事：当时中国市场上的客人让船长有些始料不及——说话声音太响，吃自助餐时盘子里的东西总是堆得太高，又剩得太多，有人居然穿着房间里的一次性拖鞋来餐厅吃饭……外籍船长一直向她抱怨，希望她能带来一些“真正的客人”。
与之相比，天海邮轮显然更为实际：这些客人，就是真正的客人!因此他们加快收拾餐桌的频率，微笑着阻止穿着泳衣想从餐厅抄近路到电梯的游客，然后将“不能穿一次性拖鞋进正规餐厅”等规定贴在餐厅外面。因此一天里大多数时间，自助餐厅都保持着相当井然的秩序，并且人流并不拥挤。
如果比较自助餐厅的餐桌礼仪，奥地利、日本、德国西部城市，是我见过的最一丝不苛的。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食，吃完后，餐盘像用抹布抹过一样，台布也基本不用收拾，餐布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右手边。整个进食过程像是一个宗教仪式，从开吃到吃完都按部就班。拿这个标准跟中国人的自助餐桌比，就像拿英超跟中国的甲A比一样，没有可比性。但是拿中国人现在的自助餐桌和十年前中国人的自助餐桌比，餐盘上剩余食品的数量和叠放的餐盘的数量，其实已经有了不少改观。虽然中国人在自助餐厅依然很浪费，但浪费的程度已收敛了不少。
如果行为习惯需要时间才能养成，那么养成这个习惯的体系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到大学，没有一个环节有公共场合行为举止这一课。而美国的朋友告诉我，在美国的幼儿园里，老师反反复复告诉孩子，公共场合有哪些，在公共场合不能大场喧哗，随意跑动，什么样的音量叫大声，怎样的行为叫随意跑动，公共交通工具中能否进食……等等，等等。而反观中国的孩子，除了个别家长能够告诉孩子这些以外，孩子们就再也得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指示和教育。与此相反：幼儿园期间学拼音、学逻辑思维、学英语、用蒙式教育开启智力，才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也是幼教机构的竞争力所在。
对于中国出境游客在别国引发的反应，一向重视外界舆论的中国政府又怎会坐视不理？早在2006年中国出境游蓬勃兴起时，中央文明办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就于2006年就公布过《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但估计这份指南在中国人中的关注度，还不及“不能吃带黄花的嫩黄瓜，有激素！”之类的生活指南帖子。
中国的事，规不规定是一回事，执不执行是另一回事。政府真正重视的事，执行力度一定不会差。你可以问一下中国每一所小学的小学生，哪怕是刚入学的7岁孩子，也可以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的滚瓜烂熟，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背的是什么。
尽管邮轮上中国游客的人文环境仍有待提高，邮轮游在中国的井喷式发展趋势却是难以阻挡的。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在内的七大国际邮轮港接待国际邮轮出入境游客人次，从2011年的68.59万猛增到2014年的195.27万，4年内总增幅达到285%。此外，邮轮游与文化娱乐项目的结合也愈加深入，让这种度假方式显得更有魅力。比如我乘坐的这艘天海邮轮上，竟然有许巍的音乐会，让人喜出望外。
天海邮轮全景 只是，下了邮轮，进入码头时，有种从泰坦尼克号直坠80年代初中国火车站的错觉，拥堵的人流，懒散的保安，荒唐的规定：你需要从保安处领一个密码纸，将这个密码告知接你的人，私家车才被允许开进停车场；还有歪七斜八的停的车……邮轮业发展太快，码头没跟上啊。
（本文作者是天海邮轮公司的客人。作者邮箱：shirleyft@163.com。 作者新著 《不会穿衣的教授——名利场生存指南》 当当网 京东 亚马逊 有售）
英国知名食评家杰•瑞纳（Jay Rayner）是出名的刀子嘴。最近，他写的一篇关于伦敦新开的“XX回转自助火锅餐厅”的食评像一枚炸弹，在中外食客间激起了一片涟漪。“一个传送带，一人份的涮锅，一份使用厨具清单……，在XX吃饭就像是厨艺考核”，这么说完还嫌不解气，他在火锅店图片下又另加了一个副标题－“一顿侮辱饭”。
他自己去了后悔不算，还在文章中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打消了想去尝鲜人们的念头：“如果你觉得看宜家安装指南让人抓狂，如果你预算有限而且数学不灵光，或者你没法吃过咸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外食’就是因为有人可以做饭给你吃，如果你发现让一切复杂化的都是毫无必要的并让人心烦，那就别去！”
这篇文章后附带的127条评论，毫无意外一边倒地支持瑞纳的结论。评论中有些过激的言论，已经从“吃”上升到文化攻击，而不得不被删除了。
自助火锅是怎么惹到这位食评家的呢？
“传送带上，涮料盛在颜色不同的盘子里，你面前放着一口涮锅，里面有两种口味的底料——你挑想吃的涮料，在锅里涮熟了吃，然后按盘子算钱”。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可实际操作起来“就像是场考试”。不但涮火锅需要了解“如何使用桌上的厨具，这里面包括7样东西：温控器，夹放生菜的夹子，小笊篱……”，而且蘸料“麻酱，酱豆腐，和辣椒底料尝起来都是一个味儿”。食评家对锅底也提出了发自经济学角度的质疑：“（为什么）锅底还要另外收钱——吃火锅肯定需要锅底，所以应该把这个钱摊到其它费用上！”
还没吃上几口，瑞纳先生已经被这些“火锅序曲”弄得心神不安。好不容易要吃了，他又发现“很快，清汤锅底和麻辣锅底里涮出的食物都一个味儿了：牛肉片，鱼丸，香菇，方便面（！），－满嘴都是‘不怎么优雅的咸辣’，而且‘牛肉丸和鱼丸’吃起来一个味！”“餐厅给每个食客都准备了计时器，我可不用，因为这样一来，我的就餐体验就真的完全变成考试了！”可想而知，对吃火锅没什么经验的瑞纳先生也因此吃的全是“碎豆腐，余下的吃食尝起来全像鞋皮。”
结果当然是没吃饱。食评家到马路对面吃了一整张“放满萨拉米腊肉的比萨饼和凯撒沙拉”，一边吃，一边解气地说“这就是XX餐厅的问题所在，在伦敦这个美味遍地的角落，有那么多厨师可以做给你吃，（偏偏）自己做吃的简直就是耻辱！”
看过这个食评和文章后，那些对火锅文化全无了解却随声附和的评论，真是让人哑然失笑。殊不知，让这位食评家沮丧不解的看似繁琐的火锅食用方法，却正是我们喜欢吃火锅的原因所在呢！
这种对异域食物及食用方法抱怀疑和拒绝态度古已有之。法国人老尼克在《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提到国人食用燕窝时写道：“罐头里这些明胶状的东西其实就是一只大燕子－金丝燕－消化后吐出来的某些海草的渣滓！”18世纪时在广州传教的嘉类思神父，因为使用刀叉吃饭，被当地一位异教派别领袖认作是“犯人”。 民国时的西餐厅都供应煎牛排这道菜，可国人吃不惯三四成熟的牛排，所以“多数人只将外面一层熟的吃掉”。如此看来，每天准备和享用一日三餐的过程，也是下意识重申民族身份的过程。在很多人看来，饮食习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抵制文化适应。因此，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火锅，看来是触动了食评家敏感的“饮食习惯”。
然而，时下巴黎，有“天下最挑剔味蕾”的巴黎人却正排着队去一家中式回转自助火锅店尝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决定去看个究竟。
餐厅开在很潮的巴黎北玛黑区。推门进去仿佛到了老上海：蓝色的瓷砖墙面上贴满了老上海风格的招贴画。不大的餐厅正中，有一个体量超大的回转台，一份份涮料乘在各色小盘子上，上面统一盖着透明的塑料罩，列队无声地一圈圈旋转着。瓷砖墙面反射着冷光，再加上擦得锃亮的回转台，这个餐厅不大像是火锅店，倒更像是卖外太空高精尖产品的自助商店。
我坐下点菜才知道，这里是火锅自助：18欧元一位，锅底小料全包括不算，涮料也是敞开吃－莫非是因为“价廉”，才吸引到很多食客？我这么想着，开始从回转带上一盘盘拿涮料——盘子很小，所以一个盘子上只能放3，4片肉，或是一小撮金针菇、几片黑木耳、两个鱼丸。餐厅里没有令食评家光火的“涮火锅指南”，也没有计时器，菜单上一个个一分钱硬币大小的涮料图连我都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吃起来我发现麻辣锅底实在不辣，不得不一次次让师傅加麻加辣（结果仍旧是不辣），又换了两三种蘸料，但吃起来也都是一个味道。
越吃越灰心的时候，法国食客们开始鱼贯而入了。我开始观察他们是怎样吃火锅的。对面桌三个年轻女孩坐定后，开始一盘盘从传送带上取吃的——做好的寿司、凉拌海白菜和煮熟的毛豆——这些都与火锅不沾边啊。吃了几个回合寿司后，女孩们终于换口味了，这次，她们开始一盘盘取用包好的馄饨和泡发的越南米粉。馄饨饺子和米粉是巴黎亚洲系餐厅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食品，因此，涮火锅变成了“馄饨面”也算情有可原了。其实我特想告诉她们，放些金针菇，再来盘羊肉片，火锅会更好吃。可还没张口，姑娘们已经又开始吃下一轮寿司和毛豆了。我旁边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投放涮料和使用笊篱都挺自如，不过，他也是偏好涮馄饨和越南米粉，偶尔来一盘豆腐或是鸡肉，投到锅里后，过一会儿就捞上来看看，看来没有把握什么时候算是煮熟了。
我粗略算了一下，进餐的一小时里，我是餐厅14位食客中唯一的中国人，我一共吃掉了22盘涮料，换了3种小料，让师傅给锅底“加麻加辣”3次。可是吃完后，我和瑞纳先生的感觉有几分相似——我没吃尽兴。看着餐厅里热汽缭绕，巴黎人埋头享受“火锅馄饨面”的场景，我喜忧掺半。喜的是，巴黎人对异域食文化抱有的开放态度，忧的是，他们喜食的完全不是正宗的火锅。
谁来给火锅正名呢？
《北京风俗类徵》一书中，对食用火锅的描绘生动真切。“都中朔风虽严，而风窗之制极妙，交冬后，无室不至，室中围炉聚饮，依然暖若阳春。每至酒家沽饮，辄置一小釜于案，而生切鸡、鱼、羊、豚之肉，俾客自投沸汤中，熟而食之，视进自厨下者，味更鲜美，南中无此风味也。”
“锅子之类甚多，有菊花锅子，为肉类与菜蔬及花瓣之大杂烩。整桌酒席，在秋冬间视为要素，及羊肉锅子，为岁寒时最普通之美味，须于羊肉馆食之。此等吃法，乃被当游牧遗风，加以研究进化，而成为特别风味也。”（旧都百话）
火锅也曾是宫廷筵席上不可少的一道菜。年逾八旬的乾隆皇帝，在宁寿宫和皇极殿举行“千叟宴”时，火锅就是招待5000余宾客的一道大菜。“王公和一二品大臣，以及外国使臣在一等桌张入宴，摆设膳品如下‘火锅两个（银质，锡制各一个），煮肉片一个，褪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褪羊肉乌叉一盘，’三品至九品官员，在次等桌张，每张摆席有火锅2个（铜制），猪肉片一个，褪羊肉片一个，褪羊肉一盘”——这样看来，外国使臣中应该会有食评家瑞纳先生的同胞前辈。如果他们把当时和群臣一起涮火锅的场景记录下来，应该是留给瑞纳先生们的最好的《火锅食用指南》了。
《食在宫廷》一书中，作者爱新觉罗•浩也专门开辟出一个章节写宫廷里的各色火锅。其中的在涮肉时最后放入菊花花瓣的“菊花锅子”；与干贝、海米、河蟹、蛤蜊同煮的“酸菜锅子”；涮海参、鱼翅、鸽子蛋和火腿这样珍贵食材的“八仙火锅”算是火锅里的精品了。在宫廷里，每年立冬那天必吃羊肉涮锅已成风习。因此，历史上北京的各家餐馆也是从立冬后开始供应羊肉涮锅的。虽然现在川味麻辣火锅流行，但我最想念的还是从小到大和爸妈一起用老式铜锅吃的“京味火锅”：老式铜锅，中间是高耸的放木炭用的空筒，筒下半是一个放汤的圆槽。用雪里蕻和高汤熬锅底，也可以只放清水加大葱姜片和海米煮开。涮料也简单，薄切羊后腿肉，冻豆腐，大白菜，收尾时吃的粉丝和细面。吃涮羊肉时一定还要佐以糖蒜。
火锅吃的就是热闹，讲的是气氛和随意劲儿。寒冷时节，家人朋友围炉吃火锅，丰俭由人，边吃边聊，真是写意又熨贴。
其实，西餐中也有自己投料入锅的“奶酪火锅”(cheese fondue)。用干白葡萄酒融化奶酪作为锅底，把切好的小块面包、煮熟的土豆或是香肠放在融化的奶酪里蘸食。奶酪火锅是上世纪70年代盛行开来的聚会菜。那时，晚餐派对（dinner party）开始变得更随意，用餐地点也从家里郑重其事的大餐桌挪到了客厅的矮桌上。与此同时，底部带有蜡烛加热的带翻盖暖锅（chafing table）也被广泛应用起来——家庭主妇不用再守在厨房等主菜烤菜一一上桌，有了这种暖锅，宾主可以一起上手在客厅的矮桌上一起准备晚餐。有谁会想到这个诞生在古希腊的厨具，会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盛行起来呢。和暖锅一起流行起来的就是“异域的、精妙的和亲密的”奶酪火锅。聚会开始，宾客全都围在同一口奶酪火锅周围进餐。这与西方人几世纪以来习惯的分餐制相比，更让人觉得亲近有趣。
中外火锅的食用方法看来殊途同归：把好吃的涮料放进宽汤里煮熟就好。也许吃中式火锅更需要些know-how,但只要有开放的态度和喜欢尝鲜的味蕾，涮毛肚需要“七上八下”、肉变色就可以吃和先涮荤菜再吃素菜，这些心得很快就会掌握。与“火锅食用指南”和计时器相比，亲身体验、多吃勤问才是最好的指南。
古往今来，正是不同类型的食材，人群，食品类型以及人们的用餐态度汇集在一起，结合成了不同的美食结构和用餐图景。在当下，汲取各方饮食传统，在其中灌入新的风味和想法，然后拭目以待会出现何种结果，这才是对融合与多元该持有的开明态度吧。无辜被食评家贬损的伦敦回转火锅店和巴黎的自助“馄饨面”火锅店里，一口口小火锅正是中外食文化的熔炉（melting pot）。这些小火锅的口味并非是我们熟悉的正宗“老北京铜火锅”或是“麻辣火锅”的翻版，但前来尝鲜的每个食客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这就是火锅文化的延伸。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女孩徐玉玉因接到诈骗电话被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伤心欲绝，最终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留下的疑问是：诈骗犯是从何处得知徐玉玉的电话和助学金情况的？
其实，从这一事情开始发酵，就知道，这案子一定破得了。
毕竟，已经到了局领导脑袋上挂菜刀的地步。但是，如果不是大学生被骗死亡，这又是一起群众报警后杳无音信的案例。就像你说“哎呦刚接了个骗子电话”，即使你妈也会头都不抬的劝你，没骗成就得了。
毕竟，这样的事一抓一大把，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吃瓜群众。
最近我的电话，以每天至少接两个的频率接固定电话，态度好的上来还喊你个姐，不好的就和事先录好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两元店广告一样，开场就是我们这里出售哪哪哪的房源，一般情况下，我会直接挂断电话。
有一天很闲，问对方哪来的我的电话，小伙子说领导给的。我说让你领导接个电话，我问问他哪来的我电话，小伙子挂了。
最近一个阶段来电的，都是装修公司和建材品牌，相对去年刚交房的那一个月，现在的频率简直是太低了。
那一个月内，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差不多市里的几十家装修公司每家给我打了不下十遍，无一例外的问你哪哪的房子装修了吗？业主群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也都推断是开发商那出去的，因为只有在那，业主的电话才会保存的如此集中。
然而，那又怎么样？
给售楼部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姑娘推得特别的干净，不可能是我们这，我们都有规定……什么样的规定我不清楚，我只清楚反正卖这些信息肯定是挣钱的。而且不止一轮的钱，从装修公司开始，下一个月是建材和家电软装，后期还有测甲醛和保洁的，总之服务很有秩序感。
再往前推，我还卖了一套房，卖房子只有中介那最直接，他能帮你在连锁的门店推广，能最直接的找到购房对象。
在中介登记的时候，特别跟店长交代，只在这家店能查到我电话，我也不去其他中介挂，店长握着我的手说，您放心，这事没问题。
然后一周内，市里的几家中介都打过一轮电话，个别的只知道房子的小区，不知道单元和门牌，只能说他转手买到的信息不够全面。
对于卖房子这种情形，有这么多人找上门来，应该高兴。他们都免费的帮你推广，来达成卖掉的目的，但是电话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们来电都是忽悠你去他们店签订独家协议或者代售垄断协议，并不是为了你。
好在我有先见之明，开通了一个新号码，来保证工作和生活不被打扰，即使如此，在卖掉房子的一年内，还有中介来打听房子卖掉了吗。
中介门店之间相互倒卖各自客户的信息，一方面能扩大客户源，另一方面难道不是个别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再再往前推，新车上牌后的第一个礼拜，就接到了手机号码打来的“胡建”口音的退税电话，我的车号、名字、电话，对方一清二楚。
我假装很开心地讯问如何办理，对方也很认真地讲解过程，作为一名国家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如此亲力亲为，确实让人感动，说到让我先交2000块的保证金时，我终于没忍住笑场。
我告诉他，下次别用手机号打电话，这样不严谨，见过哪个单位的人办公事用私人号码？另外，把普通话练好一点，最后，他买的信息不够全，1.8排量的车，退什么小排量购置税。
对方沉默了会，挂了。这次的追查比较麻烦，没有单一的目标源头，4S店是一方面，车管系统和税务系统都有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反正有个地方把我的信息打包卖了。
每天都能看到各种被骗的报道，官方也时时发布各类防骗秘籍，但是人家骗子也讲究武功段位的提升，骗人的招数更是与时俱进到防不胜防。
这事儿挺奇怪的在于，我们又不是做坏事的一方，却要一直躲在明处防。从来没有任何泄露个人信息的公司和个人出来道个歉，也很少看到出售信息的上线受到惩罚。
即使公安机关一次性从国外抓回了几百个电信诈骗的实施者，但是从源头上讲，谁把我们的信息卖掉的呢？案情到了这，往往就断了。
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银行卡、房产信息、车辆信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官方或者正规机构掌握的，怎么会随随便便到了骗子手上？
毕竟，没有出卖就没有伤害。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中国富裕的消费者不再通过买衣服鞋子来显示自己有钱，转而购买高端而低调的小众品牌，以满足他们对生活方式的追求。香奈儿、葆蝶家和爱马仕的包袋很流行，大多数消费者基于标签上的高价和更加精细巧妙的设计特征感知到这些品牌的独特性。比如葆蝶家的皮革编织设计和香奈儿的极简设计，与那些堂而皇之闪闪发光带着大标识的设计有所不同。
今后的趋势会朝着价格更高、有强烈传统精神内涵的小众品牌这个方向发展。这些小众品牌让消费者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例如男士鞋履公司Harrys of London，大多数鞋履的价格在每双300到500英镑之间。这家公司对中国男性客户的销量剧增，这些男士到伦敦寻找一些与众不同但工艺精良的产品。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滩（Shanghai Tang），这个品牌在中国客人中声名鹊起，因为它理解中国人对本土奢侈品牌与日俱增的自豪感。上海滩的网络业务发展与消费者关系管理部门总监席尔瓦•罗谢告诉我：“中国人想要一些他们在日常繁忙生活中能享用的东西，但要带一些巧妙而优雅的中国概念。”因此，这个品牌改进了产品线，使其“提供能融合时尚现代及个人私密的中国元素的产品”。
关键行动项目：限制产品供应和销售点的数量，专注于消费者的特定需求，使用仿冒者不易复制的工艺，比如Harrys of London和上海滩已经做的那样。
比如阿玛尼在中国曾经面临山寨的问题——乔治•阿玛尼本人说他看不出山寨货和正品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之类似的情况是蔻驰的帆布手袋也很容易被仿冒，卖盗版的市场把假货分成三个档次：便宜的国产山寨货，质量好一点的国内精仿，以及来自韩国的高端仿品。很难看出来正品与韩国高端仿制的帆布手袋或聚氯乙烯材质的手袋有什么区别。
高端真皮手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爱马仕的铂金包，或葆蝶家的交叉编织缝纫皮包，这些产品保持高端独特的风格，销售点的数量更少。与众不同且精湛的工艺也不太可能被仿冒。
移民与资本外流
许多中国最富裕人群的生活越来越不好过。2012年习近平开启的反腐行动动了真格，有许多富豪与他们的政治靠山落入法网。
很多人因为担心被捕而移民国外，把资金也带到了境外。许多情况下，富豪只身一人留在国内做生意，而家人移居海外。没有环境污染且户外活动丰富的地区受到移民的欢迎，例如悉尼、温哥华、西雅图和加利福尼亚。移居地点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并且有返回中国的交通便利。对地产律师和移民律师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遇。路透社发现，截至2014年，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了曼哈顿房产最大的买家群体。
关键行动项目：卖给中国消费者不再意味着仅仅卖给中国市场。小众品牌需要创建全球中国消费者战略，并且为中国消费者出国购物做好准备。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酒店连锁公司之一委托我的公司规划中国消费者战略，因为他们发现远在欧洲和亚洲的酒店里有许多客人是中国人。
培优与教育
中国精英人士中象征身份地位的新标识，是把孩子送到美国顶尖的寄宿学校读书，比如圣保罗的艾克赛特。英国的寄宿学校比如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也很受欢迎，但是没有美国学校那么热门，因为中国家长认为美国和中国是新的世界经济超级大国，想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交际圈创造机会。
就连中产阶级的中国消费者也花费不菲购买帮助提高孩子素质的品牌，以培养孩子进入声名鹊起的学校。例如对美术和音乐的课外活动和暑期活动的需求也很高。放假期间，小学生们被送到美国、澳大利亚甚至巴厘岛去学习英语。
关键行动项目：定位于提高孩子竞争力的品牌将会有很大进展。在中国进入顶尖学校的竞争非常激烈，就算最富有的家庭也担心孩子的未来。家长们购买一切能帮助孩子学得更好的东西，从人体工学的座椅和学习灯到自动铅笔，并花钱让孩子上美术和音乐班，以帮助孩子发展心智。
（吴怡瑶 译）
（本文节选自 雷小山新著《山寨中国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