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正在离我们而去。尽管全球经济处于下行之中，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今年的报告仍显示，世界各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都出现了记录开始编制以来的首次减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进展并不一帆风顺，但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了这八大目标中的首个目标：靠每日不到1美元维生的人数减半。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这些成果就有可能会付之东流。

贫困理应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关注重点之一，但我们却忽视了它的孪生灵侣(twin soul)：不公正。全球约有40亿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穷人。我们呼吁联合国通过新的发展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版的千年发展目标。这一次，要给予贫困人口法律赋权(legal empowerment)、人权和无国籍以应有的重视。正如1.0版千年发展目标列了一系列指标（比如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普及小学教育）一样，2.0版也应将攻克全面法律赋权面临的障碍以及其他问题列为指标。

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赋权，贫困人群的生存就充满不确定性，要担心缺衣少食、居无定所、财产被强夺。青少年会无辜地遭到拘留，耽误学习；村子里的土地会遭采矿公司破坏，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不识字的寡妇会拿不到自己有权继承的遗产，被迫和孩子一起沦落街头。个人和社群又能靠什么来保护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权利呢?

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比如出生证。合法身份是公正的基石。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人们可能就没有机会走出贫困，无权享有免疫、教育、地契和福利等。因此，2.0版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减少无国籍人口、提供普遍的合法身份：通过立法和执法，确保每位公民都拥有记录在册的合法身份，而且在其出生之时就得到登记。

但仅仅立法还是不够的，因此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应该是唤醒意识和赋权。在发达国家，即使是那些被控犯有十恶不赦罪行的人，也会被告知其享有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然而，生活在贫困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种权利。政府必须落实具体的措施，或者准许公民社会去落实这些措施，以确保贫困人群充分知晓他们享有的合法权利。

指标还须包括保障措施和监管规则，以确保每个人——无论其背景和状况如何——都能够充分依靠正式的司法体系。此外，还应特别关注妇女以及无土地者、贫民窟居民、性工作者、待审囚犯和少年犯等弱势群体。在很多地方，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只停留在纸面上，真正掌控局面的是非正式准则和机构，而这些非正式准则和机构往往不利于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在那些正式法律体系腐化堕落的地方，应该建立其他机制，比如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在法律之外确保公正。

这些解决方案的成本并不高。我们已在一些地方见到它们的潜在成效，比如孟加拉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就通过在贫困社群培训数以千计的“赤脚律师”，巩固了贫困人群的合法权利。

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等地发生的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全球民主复兴的希望。但与此同时，社会不稳定和法治缺失也在困扰着人们。我们要牢记，2015年时，全球仍会有10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面前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加强法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得到法律赋权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线。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和主席，法兹勒•哈桑•阿比德(Fazle Hasan Abed)是公民社会团体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创始人和主席

译者/王慧玲

在上周四的罗马会议上，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四国政府首脑就银行业联盟的成立步骤以及与财政契约相配合的温和刺激方案达成了协议。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拒绝接受任何有关向西班牙和意大利提供救助的提议，听任这两个国家遭受市场中大行其道的过高风险溢价拖累。默克尔的强硬态度可能导致本周的欧盟峰会沦为一场彻底的失败，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如果欧盟峰会一事无成，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将缺少一道足够坚固的防火墙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希腊退出。

即使能够避免一场致命的灾难，欧元区内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分化也将加深，“外围”成员国根本没机会重振本国竞争力，因为整体竞争环境对其不利。这也许符合德国狭隘的自身利益，但欧洲却会因此变得与一个能够激发民众创造力的开放社会相去甚远；德国将成为帝国的核心，“外围”成员国将陷入永久性的从属地位。这一结果并不符合默克尔和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意愿。

默克尔认为，由欧洲央行(ECB)出面解决成员国的财政问题违反规则——她的观点是对的。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也说过同样的话。本周欧盟峰会的现行议程中缺失了一项议题：建立欧洲财政管理局（European Fiscal Authority，简称EFA），通过与欧洲央行合作，EFA能够完成后者仅靠自身难以完成的任务。EFA能够建立一支“减债基金”——相当于默克尔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欧洲偿债基金”的改良版。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了指定的结构改革，“减债基金”就将买入并持有这两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未偿国债。

“减债基金”将通过发行“欧洲债券”(European Treasury bills)为购买成员国国债融资，藉此使有关国家享受到廉价融资的好处。欧洲当局将给予“欧洲债券”零风险评级，欧洲央行在回购操作中也会将其视为最高品质的抵押品。欧洲银行体系迫切需要无风险流动资产。欧洲银行存于欧洲央行的7000多亿欧元超额准备金，仅能获得0.25%的收益率。因此，市场对利率不高于1%的“欧洲债券”肯定有着庞大而急切的需求。

如果某个成员国后来未能履行偿债承诺，EFA可对其施以与违约规模成比例的罚款或其他形式的惩罚，以使违约惩罚不会沦为不可能执行的“核选项”。这种机制可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举例来说，在该机制下，意大利下任政府几乎不可能不履行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政府作出的偿债承诺。如果意大利一半的债务是通过发行“欧洲债券”来融资——其效果近似于缩短了意大利国债的平均期限——那么意大利下任政府就更有动力避免EFA对其作出任何惩罚。

经过一段适当的时间以后，EFA成员国将参与为避免阻碍其经济增长而特别设计的减债计划。这将成为建立全面政治联盟和推出欧元区共同债券的序曲。当然，发行“欧洲债券”必须得到德国联邦议院的批准；不过，它肯定不违背德国宪法法院的有关要求，即德国联邦议院批准的任何债务承诺都应满足一定的时间与规模限制。

现在发表一篇概述欧洲政治联盟长期目标并勾勒出财政与银行业联盟建设路线图的政治宣言还为时未晚。在该宣言指引下，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可立刻接管欧洲央行持有的希腊国债，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可开始吸纳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可对本国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达到“减债基金”的要求。

上述举措将产生与2009年11月各国财长宣誓拯救金融体系等同的市场影响，同时还将改变欧洲的政治态势。

深陷“不可为”模式的德国政界是实施上述举措的主要障碍。默克尔坚称应该先建立政治联盟，再建立全面的财政与银行业联盟。该观点既不现实，也不合逻辑。三大联盟应同步逐渐建立。

只要代表德国选民的联邦议院表示赞成，就没有任何条约或宪法条款能够阻碍EFA成立——否则的话，当初欧洲稳定机制(ESM)也建立不起来。若欧盟其他国家全都支持成立EFA而德国联邦议院表示反对，那么德国就必须对由此造成的金融和政治后果负全部责任。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创始人及董事长

译者/何黎

需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时候，他上哪里去了？

许多民主党的死忠在过去12个月里，眼看着支持共和党的新政治团体收获了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竞选经费，问出了上面的问题。

支持保守派的各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因为捐款金额不受限制而得名，简称超级PAC），以及它们旗下的非营利组织，迄今为止已经为2012年的选举筹集到了超过2亿美元资金。

下面的事实可以让读者对这一数字有点概念：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由于受制于上个时代的竞选经费筹款规则的约束，整个竞选期间仅筹集了约3.68亿美元。

可能成为共和党提名候选人、向白宫发起挑战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当前的预算是以上金额的两倍，而超级PAC的资金，还能再在他官方竞选经费的基础上添上极大的一笔。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筹款方面并非等闲之辈。最近几个月，他会从白宫事务中抽身整整几天的时间，在美国各地举办筹款活动。

然而他在2008年大选中享有的压倒性资金优势，在本届大选中不复存在。对于一个面临着选情接近危险局面的竞选连任的总统来说，这样的前景不容乐观。

诚然，共和党超级PAC的部分资金已经花在了候选人提名争夺战中的互相攻击上，另一些资金则将用于国会选举。

然而很大一部分资金将会针对奥巴马，民主党超级PAC却几乎没有资金火力用于回击。支持奥巴马的最大超级PAC，上个月银行存款仅有900万美元。

这时就轮到乔治•索罗斯出场了，但也许他并不会出场。

索罗斯对自由派的事业给予过慷慨的支持。民主党各色各样的超级PAC和候选人，在过去一年里已经踏破了这位亿万富翁金融家的门槛。

索罗斯曾在2004年向自由派团体捐款2500万美元，旨在促使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大选中落败。对此共和党从来没有忘记，也从来没有宽恕。

民主党也没有忘记。既然2010年以来，美国多个法庭的裁决已经明确表明这种捐款是合法的，民主党就希望索罗斯能再次像当年一样慷慨。

但在索罗斯的公开发言中，他对奥巴马连任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有一次还暗示奥巴马与罗姆尼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上周，索罗斯再次高调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确认已经向一家支持民主党的超级PAC——21世纪美国桥梁(American Bridge 21st Century)——捐款100万美元。这个组织的使命是追踪共和党候选人的言论。

然而索罗斯的再度出手不仅没有让民主党人欣喜，反而引起了一种恼怒的情绪。

索罗斯选择了美国桥梁和另一家进步团体“美国投票”(America Votes)，原因是它们的运作方式与其他超级PAC不同，并不会用攻击广告对竞选对手进行地毯式轰炸，而是自诩为针对保守派政策“向保守派问责”的草根组织。

索罗斯做出捐款时，民主联盟(Democracy Alliance)正在进行另一轮草根筹资活动，这个团体会将成员的资金转交给其他左倾团体。

就在这个时候，立场坚定的民主党造势者表现出极大的乐观，指出奥巴马竞选团队已经做出了巨大的投资，建立起了历届总统选举中规模最大的投票动员机制。

他们对实际的选举满怀信心，然而却担忧在宣传战中受到重创，因为共和党的超级PAC有充足的资金，可以迅速地在摇摆州或针对摇摆席位展开宣传攻势。

多数传统的民主党大金主对超级PAC十分鄙视，原因要么是他们自信满满地认定奥巴马会取得胜利，要么是他们从根本上反对这些超级PAC。

竞选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针对超级PAC的这种傲慢看法一直持续到投票日，共和党就很有可能在11月的大选中翻盘。

译者/王柯伦

欧元区危机近来不但毫无缓解，反而变得更加糟糕。欧洲央行(ECB)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缓解了一场初现的信贷紧缩，由此导致的金融市场反弹掩盖了深层的恶化，但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多久了。

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实际上，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危机进入了一个可能不那么动荡、却更为致命的阶段。

在危机爆发之初，欧元区解体让人觉得是不可想象的：以共同货币计价的资产和负债如此相互交融，如果发生解体，将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崩盘。但随着危机逐步演进，欧元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国家层面。

长期再融资操作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银行能够利用本国债券开展高利润、低风险的套利交易。在希腊债券的持有人中，欧洲央行享有优先地位，这将打击其他投资者持有主权债券的意愿。如果这种情形再持续几年，欧元区在不崩盘的情况下解体将成为可能，但这将导致债权国央行持有大量难以强制债务国央行履行的债权。

德国央行(Bundesbank)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现在它正发起行动，反对无限制扩大货币供应，并开始采取措施，以求降低自身在欧元区解体的情况下将会遭受的损失。这创造了一个会自我应验的预言：一旦德国央行开始防范欧元解体，所有其他国家都将效法。市场已经开始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

德国央行还在国内收紧信贷。如果德国不是欧元区成员国，这种政策倒没错。但欧元区里那些负债累累的成员国迫切需要更强劲的德国需求来避免陷入衰退。没有这样的需求，去年12月敲定的欧元区财政协议就不可能奏效。负债累累的国家要么无法实施必要的举措，要么即便能够实施这些举措，也会因为需求大量减少而完不成目标。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些国家的负债比例都会上升，与德国的竞争力差距也将扩大。

无论欧元能否存活，欧洲都面临经济长期停滞或恶化的风险。其它国家有过类似的经历。拉丁美洲国家在1982年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25年停滞不前。这些国家都挺过来了。但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它不太可能捱过这种艰难时期。债务通缩陷阱很可能摧毁一个仍不健全的政治联盟。

要避开这种陷阱，唯有承认当前政策具有反效果，并改变方针。我不可能提出一套既定方案，只能在此提供一些原则性建议。首先，欧元区的治理规则已经失败，需要进行彻底修改。为当前无效的规则辩解只会让问题恶化。其次，当前形势极为异常，有必要采取特殊措施使之恢复正常。最后，新规则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固有的不稳定性。

在现实中，我们必须从财政协议入手，但有必要纠正一些明显的缺陷。财政协议不仅应计算金融债务，也应计算商业债务；在预算中应该将会产生回报的投资与经常支出分开。为了防止发生欺诈，应由一家欧洲机构来审核合格的投资。随后可经过扩容的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为投资共同提供融资。

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一些新的非常举措来让形势恢复正常。欧盟财政公约规定，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超过60%的成员国，每年必须将超出部分的债务减少二十分之一。我提议各成员国通过共同承担该义务来奖励良好行为。它们已经将本国的铸币权交给了欧洲央行——根据花旗集团(Citigroup)的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和高盛(Goldman Sachs)的休•皮尔(Huw Pill)各自的测算，这些铸币权价值在2万亿-3万亿欧元之间。一家拥有这些权力的特殊目的机构(SPV)，可以利用欧洲央行为购买债券提供资金，同时不会违反《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的第123条款。

如果某个国家违反财政协议，就必须为SPV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支付利息。这样，严格的财政纪律就得以推行。

通过奖励良好行为，财政协议就不会引发债务通缩陷阱。前景将大为好转。此外，为了缩小竞争力差距，所有成员国还应该能够以相同利率为现有债务再融资。但这需要更高程度的财政一体化，这必须分阶段逐步实现。

德国央行永远不会接受这些提议，但欧洲当局应该认真考虑这些提议。欧洲的未来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德国央行所能决定的。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他的新书名为《欧美金融动荡》(Coming Soon: Financial Turmoil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译者/何黎

欧洲央行(ECB)去年12月份实施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缓解了欧洲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但没有解决负债累累的欧元区成员国的融资问题。由于政府债券的高风险溢价危及到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这种只解决一半问题的举措是不够的。它让半数的欧元区国家落入有如外债高筑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现在是德国、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充当敦促各国遵守财政纪律的“工头”。这将会造成可能葬送欧盟(EU)的紧张局势。

我在意大利央行行长到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Tommaso Padoa-Schioppa)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允许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大约1%的利率发行国债为其债务再融资的计划。该计划有些复杂，但它是合法的，而且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有关当局支持LTRO，却拒绝了我的计划。两种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我的计划将会立即缓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困境，而LTRO则允许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银行从事利润丰厚、几乎毫无风险的套利活动，但让政府债券继续徘徊在悬崖边缘，尽管过去几天曾带来一些安慰。

我的提议是，使用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为欧洲央行提供保障，以防范其可能从商业银行购买的意大利或西班牙新国债的偿付风险。这将允许欧洲银行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把这些国债当做现金等价物，因为它们可以随时出售给欧洲央行。只要这些国债的收益率高于欧洲央行的存款利率，银行就会发现以国债的形式持有其过剩流动性是有利可图的。届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将能够以接近欧洲央行存款利率的利率水平为其债务再融资。欧洲央行目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0.25%。这将极大地提高两国的债务可持续性。例如，意大利将看到其目前4.3%的平均借款利率出现下降而不是上升。信心将逐渐回升，未偿债券的收益率将会下降，银行将不再因持有意大利国债而遭罪，意大利将可以重新以更合理的利率在市场融资。

一个明显的反对理由是，这将缩短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的平均到期日。我认为，在当前的特殊环境下，这反而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它将约束住各国政府；它们承担不起失去欧洲央行这项工具的代价。在意大利，它将阻止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推翻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如果贝卢斯科尼推动大选的话，他将受到选民的惩罚。

EFSF将拥有近乎无限的为各国国债保险的能力，因为只要该方案实施下去，没有哪个国家可能违约。也没有一个国家会滥用这种特权：一旦滥用就会自动退出，该国的借款成本将会立即上升。

我的提议不仅符合《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的字面规定，而且还符合其精神实质。欧洲央行的任务是为银行提供流动性，而EFSF和ESM的宗旨是吸收偿付风险。欧洲央行将不会为其成员国的额外借贷大开方便之门；它只会允许它们以较低的成本为其债务再融资。欧洲央行和EFSF合力，可能做到欧洲央行独自无法做到的事情：充当最后贷款人。这将暂时缓解欧元设计中的致命缺陷，直至欧元区成员国可以设计出长远的解决方案。

在此次危机中，欧洲当局将首次拥有绰绰有余的资源来实施一项操作。这对市场来说将是一个意外之喜，并扭转它们的情绪——市场的确有情绪；这是有关当局必须明白的。

与当前的说法正相反，长期解决方案必须提供一种刺激，以使欧洲摆脱通缩的恶性循环：单纯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到这一点。由于各个国家都将受到严格财政纪律的约束，所以刺激措施必定来自欧盟。它将必须受到连带的担保，这意味着发行某种形式的欧元区共同债券。

译者/何黎

欧元区债券市场当前的混乱局面，与2008年秋季的情形极为相似。当时，储户们对持有其资产的银行的稳定性丧失了信心，只有政府为所有银行提供全面担保，才能避免银行挤兑风险。如今，我们正面临一场债券挤兑风潮：这是一场“自我实现”的信心危机——人们对大多数欧元区主权债务国的稳定性失去了信心。这种情况正导致长期收益率上扬，于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暂时的流动性问题正变成一种永久性的偿付能力问题。由于监管者仍将政府债券当成金融体系的安全核心，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危及欧元区金融机构的稳定，也威胁着世界其它地区的金融机构。它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倾向，这反过来又导致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这是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

只有尽快停止债券挤兑，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一种方案是，为欧元区成员国债务推出一种共同债券。但从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政府对德国经济专家协会(Council of Economic Experts)最近提出的一项提议的反应来看，这一方案的前景并不乐观。

另一种是索罗斯(Soros)方案，在英国《金融时报》10月30日的文章中有所概述。欧洲当局可以利用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使欧洲央行(ECB)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不违反相关法令。欧洲央行实际上将提供无限量的流动性，EFSF则为欧洲央行可能出现的偿付风险提供担保。欧洲央行与EFSF协同行动，将能够解决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问题，并使在财政上负责任的政府能够以不到1%的利率发债。

不幸的是，政策制定者甚至还没有开始认真考虑这一方案。他们起初把EFSF当作为政府债券提供担保的工具。如果要用EFSF为银行体系提供担保，他们必须转变思路。7月，EFSF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它的规模本来足够应对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危机。从那时候起，危机已蔓延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试图将EFSF杠杆化的努力遇到了法律和技术上的困难。

由于索罗斯方案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欧洲央行只能独力应对正在迅速恶化的形势。周一，德国央行(Bundesbank)行长刚刚对欧洲央行是否有权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周二，危机就蔓延到欧元区其它地方。金融市场正在考验欧洲央行，想要弄清楚它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欧洲央行一定不能输掉这场考验，这一点至关重要。欧洲央行必须尽一切代价阻止债券挤兑，因为它正在威胁单一货币的稳定。短期内的最佳办法，是对遵循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无需执行调整计划的政府发行的主权债务，强制设定一个收益率上限。上限最初可以是固定的，比如设定在5%，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降低。通过随时准备进行无限量的购买，欧洲央行将实际上把收益率上限变成债券价格下限，债券价格将由此逐步上升，而欧洲央行实际上并不需要进行无限量的购买。瑞士政府在设定1.2瑞士法郎兑1欧元的汇率上限时，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正常情况下，央行只会固定短期利率，但现在是非常时期。金融机构购买政府债券时，曾认为它们是无风险的，监管者仍把它们按照无风险对待，但现在，它们已经变成风险最大的资产。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券的收益率即使高达7%，仍然被认为风险太高，因为它们被视为有毒资产，收益率可能轻松升至10%。但只要通过5%的收益率上限将过度风险消除，同样是这些债券，如果收益率是（比如说）4%，在当前的通缩环境下，就会变成具有吸引力的长期投资对象。

最近的债券挤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欧洲当局对欧洲央行购买债券的适当性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德国央行一直大肆反对，现在仍是如此。但通缩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德国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欧洲央行的相关法令要求维持价格稳定，这要求对通胀和通缩给予同等关注。对通胀和通缩的不对称对待，并非存在于欧洲央行的法令中，而是存在于德国人的头脑中，他们被恶性通胀吓破了胆。然而，欧洲央行理事会是一家独立机构，即便是德国央行，也必须尊重该机构的独立性。

收益率上限应被当作一项应急措施。在中期内，它可能会导致政客抛弃财政纪律。例如，在意大利，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将等着抓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的把柄。因此，应该利用实施收益率上限所争取到的喘息空间，建立适当的财政规则，并制定使欧元区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过度负债的增长战略。

彼得•博芬格(Peter Bofinger)是维尔茨堡大学(Würzburg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慈善家。

译者/方舟

上周三，大约100名欧洲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一封致欧元区17国领导人的公开信。信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欧洲领导人似乎现在已经认识到的一个事实：他们再也不能继续“拖延时间”了。这条路已被德国宪法法庭堵死了——该法庭虽然裁定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符合宪法规定，但也宣布除非得到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的批准，否则德国不得再提供援助。欧洲领导人也清楚，仅仅保障各国政府以较低的利率为债务融资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对银行系统采取行动。

今后，欧元区银行很有可能需要在市值远远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况下进一步融资。面对这样一种前景，它们有强大的动机降低贷款额度和缩减贷款业务量，从而达到为资产负债表瘦身的目的。银行业的问题和主权债务问题之间已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政府债券价格下跌暴露了银行资本的匮乏，而政府必须为资本重组提供资金的前景又推高了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

眼下，金融市场正焦急地等待欧元区领导人的下一步动作。由于无序违约可能导致市场崩盘，希腊显然需要进行有序重组。下一步动作将攸关生死：要么使市场稳定下来，要么将市场逼上新的绝境。

很遗憾，欧元区领导人正在考虑一些不妥当的举措。他们在商讨对银行系统进行资本重组，而不是向其提供担保。他们的思路是逐个国家解决问题，而不是将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这一思路有着一个充分的理由：德国不想为法国银行的重组掏腰包。虽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这种坚持合情合理，但这正把她推上歧途。

让我们更加精确地把能引导欧洲趟过雷区的狭窄小路标注出来。一开始应该为银行系统提供担保，过些时候再进行资本重组。目前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进行资本重组，勉强为之只会让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应对主权债务问题。等到危机有所缓和，同时政府债券和银行股价回到更正常的水平上，政府再实施银行资本重组，所需资金就会少得多。

不过，由于拥有征税权，各国政府有能力提供可靠的担保。欧元区要想动用这一权力，需要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而协议的谈判和批准都需要时间。在这期间，各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央行(ECB)求援——欧洲央行已经由各成员国按比例提供了全部担保。澄清一下，我说的不是修订《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而且签署一项新协议。修订条约势必会遇到太多的障碍。

作为换取担保的条件，欧元区各主要银行必须同意服从欧洲央行的指示。这一做法虽然激进，但在当前形势下却势在必行。应成员国的要求行事，欧洲央行就有了足够的说服力。对于那些拒绝合作的央行，欧洲央行可以对其关闭贴现窗口，而可以由其所在国政府接管。

然后，欧洲央行可以指示这些银行在严密监控出于自身原因所承担风险的同时，维持其贷款额度和贷款组合不变。这将能消除导致当前市场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

另一个主要因素——无力为主权债务融资——也可以通过欧洲央行解决，方法是降低贴现率，鼓励陷入困境的国家发行短期国债，然后鼓动银行认购。这些国债可以随时出售给欧洲央行，因此可以被视作现金。只要这些国债的收益率高于欧洲央行的存款利率，银行就会发现持有这些国债是有利可图的。通过这种方式，各国政府就能在当前这种非常时期以非常低的成本，在约定限度内满足自身的融资需求，同时也不会违反《里斯本条约》第123条的规定。我想到这个主意，是受到托马索•帕多阿-斯基奥帕(Tommaso Padoa-Schioppa)的启发。

这些措施将足以让市场平复下来，让这场危机度过最严重的阶段。在此之前，不应进行银行资本重组。唯独重组希腊债务留下的窟窿必须立即堵上。依照德国的要求，新增资本首先应来自市场，其次才是各国政府。EFSF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进行干预，这将保留该基金的“火力”。

欧元区在市况有所平复后达成的新协议，不但应当把危机期间形成的做法规范化，还应该为经济增长战略的出台奠定基础。在危机时期，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增长，这些债务负担将无法持续，欧盟(EU)本身也将无法维系。而这将带来一系列棘手、但并非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

译者/邢嵬

金融市场正将世界带向另一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各国当局、尤其是欧洲当局已对局势失去控制。它们必须重新掌控局势，必须马上就这样做。

为此需要采取三项大胆举措。首先，欧元区各国政府必须在原则上就一项建立欧元区共同金库的新条约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元区各大银行必须听从欧洲央行(ECB)的指示，以换取临时性的担保和永久性的资本重组。按照欧洲央行的指示，这些银行需要维持信贷额度和未偿贷款水平，同时密切关注自身账目承担的风险。第三，欧洲央行要让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能以极低的成本在限额内暂时为本国再融资。这些举措将稳定市场情绪，为欧洲赢得制定增长战略的时间。不采取这些举措，债务问题就无法解决。

下面谈谈这些举措如何发挥作用。由于建立共同金库所需的欧元区条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成，那么在未达成前，各成员国必须请求欧洲央行填补这个真空。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仍在成形之中，但以它目前的形式来看，这个新的共同金库只是一个资金来源。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仍是各成员国面临的问题。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机构，让它来促成EFSF与欧洲央行的合作。这必须得到德国联邦议院、可能还有其它立法机构的授权。

当务之急是建立保护机制，防止可能发生的希腊违约殃及他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银行和国债皆需得到保护。这两项保护任务可按照下列方式完成。

EFSF将主要用来为银行提供担保并对其进行资本重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必须向EFSF保证，只要担保有效，就一定会遵从欧洲央行的指示。拒绝遵从指示的银行将不会获得担保。接下来，欧洲央行要指示这些银行维持信贷额度和贷款组合，同时监控各自账目中的风险。这些安排会防止集中去杠杆化，而集中去杠杆化正是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完成资本重组也就消除了去杠杆化的动因。

为了缓解意大利等国国债承受的压力，欧洲央行要下调贴现率。然后，它要鼓励各国完全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并鼓励银行购买这些国债。银行可以拿这些国债与欧洲央行进行再贴现，但只要这些国债的收益比现金高，它们就不会这样做。如此一来，意大利等国便可在这段危急的日子里每年再融资1%左右。但相关国家必须严格自律，因为如果它们超越商定的限额，这项安排将被取消。欧洲央行和EFSF都不会再从市场上购买国债。

这些举措将使得希腊能够在不引发全球危机的情况下违约。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会被强迫违约。如果希腊达成相关目标，EFSF可以承保一场“自愿的”债务重组，比如将债务扣减为面值的50%。EFSF要有充足的资金为欧洲银行提供担保和进行资本重组。对希腊银行进行资本重组的任务将留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希腊的局势如何发展将取决于希腊人自己。

这些举措将阻断危机的两大主要源头，并使市场相信长期解决方案已然在望，从而结束这场危机最险恶的阶段。长期解决方案将更为复杂，因为欧洲央行确立的机制几乎不会给财政刺激留下空间，而离开了经济增长，债务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许多其它提议也在秘密讨论中。大部分提议谋求杠杆化EFSF，办法是把EFSF变成银行或保险公司，或是设立某种特殊目的载体(SPV)。实际而言，虽然任何提议都可能带来短期的缓解，但失望情绪会将市场推向悬崖边缘。市场很可能会识破不够有力的提议，尤其是当它们违反《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第123条时，而我的提议是遵从该条款的。尽管如此，在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时，某种形式的杠杆是有用的。

本文所提议的行动并不要求对EFSF进行杠杆化或者扩大它的规模，但更为激进，因为它将银行置于欧洲当局的控制之下。这很可能激起银行和各国当局的反对。只有公众的压力才能让这一提议变成现实。

本文作者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董事长

译者/何黎

欧元危机的全面解决方案必须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银行体系的改革与资本重组、欧元债券框架和退出机制。

第一步，银行体系。欧盟(EU)《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仅为应对公共部门的失衡状况而设计；但银行业的过度问题要严重得多。欧元的创立，促成了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国的住宅市场繁荣。欧元区银行的杠杆化程度已位居全球最高之列，而且它们现在仍需保护，以防范交易对手方风险。

授权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对问题银行实施救助，是第一步。现在应大规模提升各家银行的资本金水平。对银行偿付能力进行担保的机构，也必须对其实施监控。成立一家强有力的欧洲银行管理机构应当能够终结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暧昧关系，并大幅降低对各国主权的干预程度，不去对各国财政政策指手画脚。

第二步，欧洲需要欧元债券(eurobond)。欧元创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欧洲的融合；但实际上，欧元却造成了欧洲的分化——各国的负债和竞争力水平大相径庭。如果重债国被迫支付高额的风险溢价，那么其债务将无法偿还。这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幕。解决方案显而易见：必须允许赤字国家按照与盈余国家相同的条件，为自己的债务再融资。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发行欧元债券，该债券应得到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共同担保。虽原则已然明确，仍细节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由哪家机构负责欧元债券发行，它应当遵循哪些规定？欧元债券大概会由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来管理。财长们组成的委员会将成为一家与欧洲央行(ECB)地位相当的财政机构；它也将成为欧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因此，争论将围绕投票权展开。欧洲央行实行一国一票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出资份额分配投票权。哪种安排会胜出？前者等于给了债务国一张空白支票，导致其赤字增加；后者可能使“双速欧洲”的状况延续下去。因此，妥协是必要的。

由于欧洲的命运取决于德国，且欧元债券将使德国的信用状况面临风险，所以，无论做出何种妥协，都必须由德国发挥主导作用。不幸的是，德国对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不妥当的想法，并且想让欧洲以自己为榜样。但是，对德国适用的政策未必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享有长期的贸易顺差。德国必须认同其它国家也能够遵守的规则。

这些规则必须要求各国逐渐降低负债水平，也必须允许西班牙等高失业率国家存在预算赤字。包含有经周期调整的赤字目标的规则能够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规则必须随时接受评估和改进。

布鲁塞尔智库Bruegel提出，欧元债券规模应占到欧元区成员国未偿付外债余额的60%。但鉴于欧洲目前的高风险溢价水平，这一百分比不足以创造出一种公平竞争环境(level playing field)。在我看来，新发行的债券应全部为欧元债券，发行规模上限由委员会设定。一个国家希望发行的欧元债券数量越多，委员会对其施加的条件就应该越苛刻。委员会应当能够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各成员国，因为剥夺成员国发行额外欧元债券的权力将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这直接引入了第三个未解决的难题：如果一个国家不愿或无力遵守约定的条件，该怎么办？不能发行欧元债券可能继而导致该国无序违约或债券减值。如退出机制缺位，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些过于危险而无法使用的威慑手段，缺乏可信度。

希腊便是前车之鉴，而且很多事都将取决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如何演变。我们或许可以针对希腊等小国设计出有序的退出方案，但对意大利等大国则不适用。如果不能实现有序退出，欧元债券框架就必须包含一些逃脱不了的制裁措施——类似一个除金融正统性外也具有政治正统性的欧洲财政部。只有通过对欧元进行深刻的反思才能构建出这样一个框架，而眼下欧元区亟需反思——尤其是德国。

金融市场可能不会为新安排的到位提供其所需的喘息之机。在持续的市场压力下，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或许需要找到某种权宜安排，以避免灾难的发生。欧洲理事会可以授权欧洲央行向无力借款的国家发放贷款，直至欧元债券框架引入。但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若要欧元继续存在，就必须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注：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董事长。

译者/邢嵬

1973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曼哈顿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为自己成立仅4年的对冲基金租了一处新办公室。当时，索罗斯和他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可谓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孤胆枪手。这类基金几乎完全依靠直觉来进行高风险投资，它们飞快地创立，又飞快地关闭。如今，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过去的40年里，索罗斯基金的规模已从400万美元增长到250亿美元，而他本人现已成为日益成熟的对冲基金行业的元老级人物——在这个行业中，孤胆枪手已不再受欢迎。

对冲基金正在将自身重塑为冒险劲头大幅减弱的公司。乍看上去，这似乎是“镇里的新警长”——美国证交会(SEC)的功劳。上周，索罗斯量子基金(Quantum funds)的投资者们被告之，他们投在该基金里的钱将被返还，这样一来，该基金就能避开美国去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新规定。量子基金只用索罗斯家族的资金（250亿美元减去大约7.5亿美元）进行投资，就可以不必执行相关新规定。

这决不是第一次有基金业巨头貌似迫于新规定的压力退出江湖。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之后才几周，前索罗斯基金二号人物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便关闭了自己的基金。他表示，是压力让他做出了该决定；但事后想来，这一决定的时机选择显出了一种离奇的巧合——尤其是考虑到企业狙击者卡尔•伊卡恩(Carl Icahn)今年春天也采取了类似举动。

然而，监管机构不应为此自我表扬一番。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等人退出江湖，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趋势。这些人在对冲基金业所普及的、凭一时兴起部署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模式，正迅速变成明日黄花。

该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了完善。当时，量子基金狙击了英镑，另外还发动了一起同样获利颇丰（但不那么有名）的狙击泰铢的行动。1992年那个黑色星期三，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领导志同道合的投机势力成功迫使英镑贬值，为自己的基金赚入将近10亿美元。随后他们又向泰国发起了同样的攻击，引发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能够随心所欲击倒各国政府、且具有主宰宇宙之巨大能量的投机者形象由此诞生。

今天，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当然，索罗斯仍掌握着大量的资金，也有足够的潜力造成浩劫（也可以叫做“纠正市场异常”，这取决于你的个人观点）。另外，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同国际外汇市场上流动的数万亿美元资金展开对抗。即便是今年3月七国集团(G7)国家联合采取的干预日元行动，阻止日元升值的时间也不过仅仅34天。

然而，索罗斯等个人投机者的实力仍受到了很大削弱。量子基金等有能力对从外汇到银行股或黄金等各类品种押注的“宏观”对冲基金，如今在整个对冲基金界占据的份额较以往小得多。回到上世纪90年代，宏观对冲基金控制的资产将近占到全行业的半壁江山，现在的份额却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这已是从2000年的谷底大幅回升之后的水平了。

索罗斯王朝的终结就是从2000年的网络股泡沫破裂开始的。投资网络股造成的亏损促使他与德鲁肯米勒分道扬镳，他还降低了量子基金的冒险性，并退居二线。此外，他也不再狙击实力较弱的政府了。道德上的不安感促使他对受贫穷困扰的印尼和俄罗斯给予了支持，而并未乘人之危，这让他亏损了10多亿美元。他似乎更喜欢扮演年长的政治家的角色。

在全球采取大胆行动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过对冲基金仍然塑造着本世纪头十年的金融界，它们对各种项目进行投资，从莫斯科的购物中心到巴西的农场。但当金融危机来临时，被迫关闭的对冲基金远比从危机中盈利的对冲基金要多。金融危机促使索罗斯再度出山，主持量子基金。然而不像黑色星期三或泰铢贬值的战役，这一次他只是被动应战，并没有领军进攻。

金融危机之后，表现良好的对冲基金，尤其是保尔森公司(Paulson & Co)，赚到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但即便如此，对冲基金也没有恢复以往的影响力，因为全球市场的规模已变得过于庞大。事实上，欧元区目前以“慢镜头”方式上演的灾难，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清晰地体现出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巨头所扮演的实力有限的新角色。

对这些孤胆枪手们来说，这场灾难本来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似乎谁都没能及早意识到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以从中赚取可观的利润。相反，对冲基金行业的一系列大腕，都对欧元持续动荡的走势感到意外，并为潜在的政治后果感到担忧。今年到目前为止，宏观对冲基金整体上处于亏损状态。

今天，对冲基金的运作方式也有了变化，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利益发生了变化。回到1998年，对冲基金的客户几乎全都是富裕的个人。而今天，超过半数的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它们希望得到稳定的回报，而不是索罗斯在其全盛时期实现的那种“开张吃三年”似的利润。这些机构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一家位于中央公园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只有两个人的小公司。它们希望看到管理控制、汇报体系和独立监督。它们不希望遇到政治纠葛，也不希望看到索罗斯曾经专精的那种孤注一掷式的押注。对冲基金正在走向主流，也因而更难采取特立独行的做法。

最后要说的是，一些最初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孤胆枪手，可能只是因为赚到的钱太多，而不想再每天都与市场搏斗。巴顿•比格斯(Barton Biggs)第一次与索罗斯会面是在上世纪60年代。现在，比格斯经营着自己的对冲基金。他指出，“索罗斯一直都想当个哲学家，而德鲁肯米勒一直都想当个更优秀的高尔夫球手。”一项研究显示，索罗斯为客户赚的钱比其他任何对冲基金经理都多。与多数亿万富翁不同的是，索罗斯现在想要退休了，他打算在钱上少花一些时间。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投资编辑

译者/何黎

最成功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终于走到了对冲基金生命周期的终点。80岁高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不想再为美国对冲基金新法规伤脑筋。在成立38年之后，他的量子基金开始将投资者拒之门外，从今以后将只管理家族财产。

任何委托过索罗斯管理资金的人士都会为此感到悲哀。他把1973年的10万美金变成了今天的超过1亿美金，平均每年增长20%。不计通胀的总回报率约为102000%。

唯一可与他比肩的基金经理只有比他早出生18天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相同时期内，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每股账面价值增长了135000%。

投资者应该问的不是索罗斯为什么不再接收外部资金了，而是他为什么没有在多年前就这么做。多年来他一直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福布斯》(Forbes)估计他目前的身家有145亿美元。他根本不需要去赚对冲基金手续费。

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们有许多理由不退出这个圈子。在被问到想做什么别的事情时，许多人都被问倒了。他们显然更喜欢坐在六个屏幕的彭博(Bloomberg)电脑终端前，而不是置身于私人小岛的天堂。一些人会说，反正他们都得管理自己的资金，那为什么不管理别人的呢？

这是个性格问题。忠诚也是一个原因：他们只有几百名客户，所以他们通常都很了解客户。自负是一个因素。对冲基金经理之间竞争激烈，但他们只有接收外部资金才有机会进入排行榜。索罗斯似乎已经宣布，较量到此为止——而且他赢了。

保留外部客户也有商业上的理由。外部客户会带来新想法，并会缴纳佣金——这可用来购置设备和聘请人工。机构投资者的要求越来越低，以前他们的要求总是让人畏缩，现在他们只要求得到单位数的回报。

为什么一个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愿意与别人分享他的秘笈呢？投资者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忠诚和自负或许难以持久，所以答案应该是习性或者商业原因。

译者/何黎

欧盟(EU)乃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称之为“零打碎敲的社会工程”的产物。一批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心怀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憧憬，同时认识到，这一理想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为此要设定有限的目标，调动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政治意愿，并达成协议，各国只需让出在政治上承受范围之内的部分主权。二战后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正是这样一步步转变为欧盟的——政治家们明白，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需要适时采取进一步措施。

欧盟的缔造者们通过渲染二战的惨痛回忆、来自苏联的威胁、以及欧洲加深融合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创造出了必要的政治意愿。每一步所取得的成功，都进一步推动了一体化进程，当苏联解体后，德国统一的前景又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当时德国认为，其自身的统一只有在欧洲进一步统一的背景下实现，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多让出了一些利益，以帮助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签订和欧元的问世，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巅峰。

但欧元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它设有央行，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欧元设计者们十分清楚这一缺陷，但他们认为，必要时可以调动政治意愿、来推进下一步举措。然而，现实却诚非所料，因为欧元还存在其它一些不为设计者所知的缺陷。他们以为市场能够纠正自己的过度行为，因此，制定的规则只去约束公共部门的过度行为。而即便是在公共部门，他们也过于依赖主权国家的自我监管。

但由于利率趋同造成了经济上的分化，过度行为主要出在了私人部门。在经济较为疲弱的国家，较低的利率助长了房地产泡沫，而最为强大的德国则不得不勒紧腰带，来应付统一的代价。此外，有缺陷的金融工具以及糟糕的放贷行为的蔓延，也让金融部门受到了冲击。

德国统一后，欧盟一体化进程丧失了最主要的动力。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一进程走到了一个转折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当局不得不保证，不会再让任何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则坚称，不应由欧盟提供联合担保，必须由各国负责本国的机构。这正是眼下这场欧元危机的根源。

金融危机迫使主权国家用本国信贷来代替业已崩盘的信贷，而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必须凭一己之力自救，这让人对欧洲政府债券的信誉产生了怀疑。风险溢价不断扩大，欧元区分裂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两大阵营。曾经是一体化主要推动者的德国，已变成“转移联盟”的主要反对者。

这就造成了一个“双速欧洲”：债务国日渐衰落，而盈余国则稳步前行。作为最大的债权国，德国能够在援助中附加惩罚性条款，从而将债务国推向了破产境地。同时，欧元危机也让德国从中受益，因为危机压低了欧元汇率，进一步增强了德国的出口竞争力。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转向，欧洲政治当局的态度也从大力推进统一转，变成了维持现状。如今，任何觉得现状不尽人意、不可接受或不可持续的人，都必须摆出一副反欧洲的姿态。随着负债累累的国家被推向破产境地，感到不满的国家不断增多，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等反欧政党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而欧洲当局仍宣称自己别无选择。金融当局采取的措施越来越孤注一掷，以期拖延时间。但现实却背道而驰。希腊正逐步滑向无序违约和/或债务减值的深渊，这将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要想扭转这个看似无可阻挡的进程，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必须立即启动B计划。希腊违约或许不可避免，但可以让它避免无序。此外，尽管一定程度的蔓延——蔓延到葡萄牙或爱尔兰——也无法避免，但欧元区其它国家必须建立起“屏障”。这意味着要增强欧元区的实力，或许是通过扩大欧元债券的使用范围，并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欧元区的存款保险机制。

要想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欧盟自身也必须拿出一个B计划。欧洲精英必须回归那些曾引导欧盟创立的原则上来。一个开放的社会不应把现行安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一旦这些安排失效，应准许采取替代措施。

现状如今已是不堪一击，但我们应该有可能动员支持欧洲统一的“沉默的大多数”——相对于正统芬兰人党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人数，来支持一个整个欧洲层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让成员国各自为战。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

译者/云飞

人们普遍将“欧元危机”视为一场货币危机，但它还是一场主权债务危机，甚至是一场银行业危机。形势非常复杂。复杂造成了困惑，从而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欧洲不同的成员国形成了彼此迥异的观点，它们的政策反映的是各自的观点，而非真正的国家利益。观点的冲突为严重的政治冲突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即将出台的解决方案将由德国决定——没有德国的主权信贷就不会有解决方案。法国试图影响结果，但它最终必须向德国屈服，因为法国获得AAA信用评级，靠的就是与德国的紧密联盟。

德国将危机归咎于那些失去竞争力、欠下更多债务的国家，因此将调整的负担都放到了债务国身上。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忽视了以下事实：这不只是一场主权债务危机，还是一场货币和银行业危机——德国对这些危机负有主要责任。

当欧元推出时，人们曾期望它会促成趋同，结果它却造成了“趋异”。欧洲央行(ECB)将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债务都视作是没有风险的，在贴现窗口以同等条款接受这些债务，从而诱使必须持有无风险资产以满足流动性要求的银行大量买入实力较弱国家的主权债务，以获取几个基点的额外收益。这种做法拉低了葡萄牙、爱尔兰、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利率，造成了住房市场泡沫——与此同时，德国不得不勒紧腰带以应对两德统一的代价。结果造成了竞争力的差异和一场银行业危机——这场危机对德国银行的影响比其它大多数成员国更严重。老实说，德国一直在纾困负债累累的国家，以此保护自己的银行体系。

德国的安排将未偿付的主权债务视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此保护了银行业体系；它们还将调整的负担都加诸在债务国身上。这些安排令人想起了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当时，国际金融机构借了足够的资金给债务国，供它们偿付债务利息，直至银行能够建立起充足的储备，在1989年把自己的坏账转换为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这造成了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实际上，当前安排对债务国的惩罚更甚于上世纪80年代，因为到2013年以后，它们将不得不支付高额的风险溢价。

再次纾困银行体系，然后在2013年后通过引进集体行动条款，让“债权人纾困”主权债务持有人，这种做法有些前后矛盾。其结果是，欧盟(EU)将面临比“失去的十年”更糟糕的局面；它将遭遇长期“趋异”——盈余国家继续前进，赤字国家则被累积的债务负担拖垮。竞争力要求的实施环境将是不公平的，让赤字国家陷入难以维系的地步。即便是在危机之初负债率低于德国的西班牙，也有可能被拖垮。

德国政府迫于本国舆论的压力推出了这些方案，但德国公众并不知道真相，因此他们相当困惑。本周即将出台的欧元危机解决方案必然会造成一个以双重速度行驶的欧洲。这将导致不满，从而危及欧盟的政治凝聚力。

德国需要对方案进行两项根本性调整。首先，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在救助成员国的同时，也必须救助银行体系。这样就可以在不造成银行业危机的情况下重组主权债务。救助规模可以保持不变，因为将资金用于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或清算，就会减少借给主权国家的资金。将银行置于欧洲的监督之下，而非由各国政府监管，将有助于恢复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其次，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必须消除遵守规则的国家借贷成本的风险溢价。要实现这一点，可以将大多数主权债务转化为欧元债券；这样一来，各国将不得不发行自己的附带集体行动条款的债券，仅对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标准的债务支付风险溢价。各国可以而且应该在周四的峰会上立即实施第一项举措；第二项举措只能暂时搁置。德国公众暂时还不会接受；然而，重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有必要的。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给赤字国家带来希望：如果它们足够努力，就可以从赤字困境中解脱出来。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

译者/何黎

在席卷中东和北非的欢腾浪潮之中，人们遗忘了一点事实：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利比亚，石油收入支撑着腐败政权，却没有造福人民。在民主降临石油国家的时刻，假如他们的能源收入不能推动整体经济增长，那么人民的生活质量大概也将无法提高。这是经济生活中一个可悲的事实。不过，在其他地方已经有迹象显示，这种“资源诅咒”能够破解。

自然资源行业能够产生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巨额收入，用于减轻贫困和进行健全的投资。然而，几十年来，“黑箱管理”使腐败得以在安哥拉、柬埔寨和几内亚等国家大行其道。根据尼日利亚本国反腐败机构的数据，在过去50年里，多达4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遭到窃取或浪费。而在利比亚，我们如今更是看到了人民奋起反抗统治者——统治者秘密管理（或者说糟踏）的巨额石油收入为他们的掌权提供了资金来源。

结束这种局面、让新的民主政体开花结果当然并不容易。“资源诅咒”会破坏投资环境，增加企业成本，威胁能源和矿产安全，使资源丰富国家的数百万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有证据表明，在采掘行业推行透明措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2002年，我协助发起了“公布付款阵线”(Publish What You Pay)，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公民社会组织，主张改善对石油、天然气和矿业收入的管理，致力于确保捐赠资金被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以及减轻贫困。这个组织吸收石油公司加入，后者则承诺公布向业务所在国政府和领导人支付的款项，以促使他们负起责任。在利比里亚，这种做法推动了制定新透明标准的行动，包括公开付款情况和合约条款——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毕竟人们对这个国家印象更深刻的是前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暴力统治和血腥钻石。

“采掘行业透明倡议”(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也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这个联盟提倡在自愿的基础上提高透明度标准。阿塞拜疆的信用评级被上调，部分就是因为该国在这项倡议中发挥了富有建设性的作用。上周，刚刚完成历史上首次民主选举的几内亚重新加入了这项倡议，因为该国领导人知道这么做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

如今，一些国家的股市监管部门在制定强制性上市规定方面正迈出必要且备受期待的一步。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规定在美国登记的石油、矿业和天然气公司必须按国家和项目报告对外国政府的付款。中石油(PetroChina)、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和英国石油(BP)等形形色色的公司都必须遵守这条规定。同样，香港近期提高了对企业付款情况的披露要求，把这列为在港上市的条件之一。

法国和英国政府也已表态支持欧洲出台石油和矿业新规。欧盟可以在美国计划的基础上建立收入透明法规，推动全球新透明标准的形成。伦敦证券交易所(LSE)是全球最重要金融市场之一，在这里挂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业等资源股的价值超过1万亿英镑。该交易所应当紧跟先行者，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法规。

所有这些措施蕴含着巨大的希望。对于自然资源行业的投资者而言，非洲是个全新阵地，坐拥全球10%的石油储量、40%的黄金储量，以及丰富的、对现代工业经济体至关重要的其他矿产资源。与此同时，中东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一大批繁荣的民主国家。致力于提高自然资源行业透明度的措施将有助于增强这股声势浩大的历史力量，释放出数额庞大的资金，使世界一些最不稳定国家的数百万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本文作者乔治•索罗斯，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创始人

译者/杨远

欧元的设计者在设计这种货币的时候，就知道它尚不完善。欧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共同的财政部——鉴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本意是在不缔结政治联盟的条件下，创建一个货币联盟，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各国政府当时自信地认为，如果欧元陷入危机，他们将有能力克服。毕竟，欧盟(EU)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每次走一步，同时完全清楚要采取额外的步骤。

然而，事后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欧元设计者当初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其它缺陷。这种本意是促进趋同的货币，却导致了分化。这是因为，设计者并未意识到，不仅公共部门会出现失衡，私人部门也会出现。

欧元问世后，商业银行可在欧洲央行(ECB)的贴现窗口，为自己所持有的政府债券进行再融资，而监管者认为这些债券是无风险的。这使得各国间的利差缩小，进而推动了较弱经济体的房地产繁荣，削弱了它们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受到统一后副作用影响的德国，不得不勒紧裤带。工会同意在工资与工作条件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工作保障。而分化由此出现。但银行继续大量买入较弱国家的政府债券，一边从仍然存在的微小利差中牟利。

雷曼(Lehman) 2008年10月破产后，各国政府被迫承诺将不允许任何其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缺乏一个共同财政部的问题由此突显出来。当时，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坚称，欧洲各国政府应该为本国金融机构提供担保，而拒绝采取一种泛欧洲的举措。有趣的是，直到2009年，当希腊新政府公开宣布，上届政府谎报了数字、赤字远高于披露水平的时候，各国之间的利差才开始扩大。这正是欧元危机的肇端。

欧洲正在对缺乏共同财政部的问题进行补救：先是出台了希腊纾困方案，后来启动了一个临时应急安排。各国金融当局略有些含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创立一些永久性的制度。不幸的是，我们同样肯定，新的安排也会存在缺陷。因为欧元还存在其它弱点。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不仅仅是货币危机，同时还有银行业危机和宏观经济理论危机。

金融当局至少在犯两个错误。首先，由于担心引发银行业危机，他们决心避免让当前未偿付的主权债务出现违约或折价。他们正以牺牲纳税人利益为代价，保护那些资不抵债银行所发行债券的持有者。这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将于明年春季选举产生的爱尔兰新政府，必将否定目前的安排。市场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爱尔兰纾困行动未能缓解危机。第二，援助方案较高的利率水平，使得弱国不可能提高其相对于强国的竞争力。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怨怼情绪可能加剧，欧元破坏欧盟政治与社会凝聚力的风险切实存在。

这两个错误都是可以纠正的。就第一个错误而言，除了向政府提供贷款，还应该用应急资金向银行体系注资。后者将比前者更有效。这将减少相关国家的赤字，且如果银行业体系的资本结构得到恰当的调整，这些国家将可以更快地重新进入市场。注资之事宜早不宜迟，而且整个欧洲范围的协同行动要强于各自为战。这将缔造一种欧洲监管机制。较之控制各国财政政策，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对银行进行监管，对国家主权的干涉更少。

至于第二个问题，纾困方案的利率，应降至欧盟自身能够借到钱的水平。这将有利于培育一个活跃的欧元债券市场。

上述两个变化或许不足以让需要纾困的国家脱离困境。或许还需要一些其它措施，比如主权债务折价。但对银行资本结构进行恰当的调整，可以缓和危机。不管怎样，会令欧盟陷入惨淡未来的这两个明显错误都应避免。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

译者/何黎

奥巴马政府坚持实施财政紧缩并非出于金融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美国不像欧洲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它们必须支付远高于德国的借款成本。美国国债利率一直在下降，如今已接近记录低点，这意味着金融市场预期美国会发生通缩，而非通胀。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承受着政治压力。美国人民深受公共债务累积的困扰。反对党共和党极其成功地将2008年的危机及此后的衰退和高失业率归咎于政府的无能。

但是2008年的危机主要是私人部门的失败。美国（和其它国家）监管机构应受到监管不力的指责。如果不进行纾困，金融体系仍将陷入瘫痪，令随后的衰退变得更加严重和持久。同样，美国出台刺激方案是必要之举。迫于时间压力，将大多数刺激资金用于维持消费而非修正根本性失衡，是不可避免的。

奥巴马政府的失误之处在于纾困银行体系的方式：通过购买部分不良资产和提供廉价资金，帮助银行得以实现盈利，填补了窟窿。这也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向银行注入新股本本来会更加有效，但奥巴马担心会招致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的指责。

这种决定适得其反，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美国公众的信用卡费率从8%飙升至近30%，而银行获得了丰厚利润并发放着巨额奖金。茶叶党运动利用了这种不满，奥巴马目前陷入了被动。共和党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刺激方案，而政府已口头表示要紧缩财政，即便它承认削减赤字可能还不成熟。

我相信，出台更多刺激方案有充足的理由。诚然，消费不可能通过增加国家债务无止境地维持下去。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必须得到修正。但是在大规模失业之际削减支出，那就是在忽视历史的教训。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区分投资和日常消费，在削减后者的同时增加前者。但这似乎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大多数美国人确信，政府无力管理旨在提高国家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长达25年之久对政府无能的抱怨，已经造成了一个无能的政府。但认为刺激性支出必然会浪费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新政(New Deal)催生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而纽约的三区大桥(Triborough Bridge)和其它许多公共设施至今仍在使用之中。

此外，最明白不过的真相是，私人部门没有使用可获得的资源。奥巴马实际上对企业非常友好，企业在盈利。但它们不是将利润用于投资，而是在累积流动性。或许共和党取得胜利会提升它们的信心，但与此同时，投资和就业需要财政刺激政策（相比之下，货币刺激政策更有可能刺激企业彼此兼并，而不是雇佣工人）。

多少政府债务就算过多，目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对公共债务的容忍度主要取决于主流看法。与利率相关的风险溢价是一个关键变量：一旦它开始上升，当前的赤字融资利率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但这个引爆点具有自反性，因此并不确定。

想想日本，其债务与GDP比率接近200%，为全球最高比率之一，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略高于1%。原因在于，日本私人部门几乎毫无兴趣投资海外，与零收益率的现金相比，他们更喜欢收益率为1%的10年期国债。只要美国的银行能以接近于零的利率借款，不必投入股本就可以购买国债，而美元对人民币不会贬值，那么美国国债利率就可能向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保持接近于零的贴现率，并无休止地增加债务。正确的政策是尽快减少失衡，同时尽可能减少借款的上升。这可以通过数种方式实现，但奥巴马政府在经济严重开工不足之际，提出到2013年将预算赤字减半的目标不在其内。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更有意义。让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以实现温和的通胀也是如此。

挡路的不是经济学，而是被用于党派和意识形态目的的对预算赤字的误解。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主席。本文节选自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一篇作品。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