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弄•悬案》（下简称《酱园弄》）的缺点是难以辩护的。即便它制作堪称精良，在摄影、置景、服化道上不乏闪光之处，但这些优点都不足以消解其致命的缺陷——叙事失控、主题空泛。很遗憾，一个大导演本不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酱园弄》之所以没能立得起来，归根结底可能在于：导演陈可辛自己也没有梳理清楚，为什么要在今天去重拍詹周氏杀夫案。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重温该案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它要靠什么“点”来吸引今日之观众，并引发普遍共鸣？从影片英文片名She's Got No Name来看，女性议题被选择为影片的一个主要支点。这也的确是个明智且顺应潮流的选择。那么，导演就需要思考清楚：这桩旧案所承载的女性议题，其当代性到底要落在哪儿？它要如何撬动今日观众（尤其是女观众）的心? 影片又能给今日观众、今日社会以怎样的启示？只有想清楚这个根本问题，影片的叙事视点、剧情编织才不容易失焦，或被其它因素（比如明星阵容）过分干扰。但很遗憾，从目前成片效果看，陈可辛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口”或者说“历史与当代的接口”。
比如影片中着力呈现的——面对家庭暴力、性别压迫，女性的觉醒和反抗。不是不可以拍，去年以此为主题的《出走的决心》就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但80年前的女性和今天的女性，无论是所处的历史环境，还是要反抗的内容，都还是有所差异。当时的詹周氏作为女子无权主动提出离婚，面对家暴只有一个无解的“死局”。相比之下，当年的詹周氏和“今天我们身边的苏敏阿姨”之间，当然是苏敏的出走/反抗，更容易打动当下的女观众。毕竟，面对家庭暴力和性别压迫，詹周氏的“杀夫”方案，显然不是个可参考的解决路径。我们今天讨论家暴、家庭内部的性别压迫，当然是要针对当下语境去探讨才会更有现实意义——比如为什么家暴在今时今日依然屡禁不止？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原因分别有哪些？像许鞍华导演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就取材于当时的家暴血案，拍的非常有社会学视野，也很具有当下性。居于香港社会底层的男主人公为何一步步走上家暴、甚至杀人之路？电影不止拍出了个体原因，也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与更复杂的因果链条。它指向当下的现实，有现实批判性，也有警示性。
而1945年的詹周氏，她所处的历史环境到底是和今时今日大不相同了。今天的女观众看她的故事，会“同情”，但未必能深切地“共情”。更何况，影片在处理詹周氏的觉醒与反抗时，也极为敷衍潦草。女作家西林的一篇文章就让詹周氏完成了“女性主义启蒙”——为了求生而翻供是合理的，但跟着开始念大段大段的口号式女性主义台词，未免“超现实”了点——坦率讲，这种戏份除了适合做成小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之外，于电影毫无益处。你能想象李安的电影里，会出现这种被网友称为“诗朗诵”的大段台词吗？
不止未能在口号式女性主义台词上免俗，影片在展现女性互助上同样落入了窠臼。本来，过于刻意的“女性互助”情节就正在沦为一种新的stereotype（套路），如今几乎每一部女性题材影视剧，都在大篇幅地展现这种sisterhood，girls help girls。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拍出新意，拍得自然，可真不那么容易。为什么“狱霸”王许梅就那么观照詹周氏，还为她读报纸？为什么女作家西林会那么坚定地要为詹周氏辩护？影片连动机都不做交代，仿佛“女性互助”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可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女性未必是女性的天然盟友，男性也不必然视女性为敌人。
影片上半集看下来，在女性议题的表达上——恕我直言，毫无新意。而更糟糕的一点则是，影片请来了章子怡扮演詹周氏，在前期的各种宣传上也都让观众以为这是一个以章子怡詹周氏为主角的“大女主戏”，可直到走进电影院，我们作为观众才发现“上当了”——雷佳音扮演的薛至武，戏份要远多过章子怡扮演的詹周氏，别说“大女主戏”了，这连“女主戏”都谈不上。从实际成片效果看，雷佳音才是影片真正的主角。戏剧主体失焦，这实在是个太低级的错误。而这样半集男主戏，又如何去很好地承载它所宣称的“女性议题”？
到我阅读了原著小说《翻案》，才发现《酱园弄》上集由薛至武视角展开的“破案-应对舆情”叙事线，倒也并非陈可辛“原创”，而是脱胎于原著。但陈可辛作为编剧之一以及影片的导演，没有发现这里面的“陷阱”，而是直接照搬到电影中，算一个重大失误。因为，这样的处理，除了导致戏剧主体和叙事视点的双重失焦，同时也让影片在主题表达和叙事策略上双双失控。
一部电影用什么戏剧冲突来构建故事，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被引导到它所搭建的戏剧冲突上。剧情推进的方式，会直接影响观众的注意力将集中在哪些矛盾点上。比如现在的《酱园弄•悬案》是从薛至武的视点出发，从“破案—被迫应对舆情”来推进故事，那么，观众的注意力和关注点，自然就会跟着“薛至武”的破案视角来：翻供的詹周氏，到底有没有杀人？她有帮凶吗？甚至，她有奸夫吗？奸夫和帮凶是谁？当观众顺着薛至武的逻辑去破案求解，“注意力”已经偏离影片宣称想要表达的女性议题。不论导演的主观意愿是什么，他都客观上在使用悬疑叠加血腥与暴力来“刺激”观众，而不是引导观众去“思考”。
然而，今日重拍詹周氏旧案，所谓“悬案”本身真的还重要么？一来，作为一桩真实历史案件，它的谜底和谜面其实是一并向观众提前曝光了，已不再构成“悬念”。二来，即便回到旧案本身，詹周氏翻供否，是否有帮凶，都不是这个案件最关键、最影响深远的部分。真正值得聚焦的点是：一个长期遭遇残酷家暴的女人，因为当时《婚姻法》的落后，无法自主离婚、逃脱苦海，当这样一个女人手起刀落杀了丈夫，司法和舆论该如何裁判？这个宣判，将直接影响到《婚姻法》的改革，事关全国女性的未来命运。很可惜，这一部分都被导演压到了下集中——不得不说，影片分成上下集上映的决策也十分不明智。如今，影片上集舍本逐末，拍成了看似抓人眼球、实则毫无必要的“酱园弄悬案”。
陈可辛在法律知识上还是欠缺了些。他基于詹周氏的翻供，便将之定性为一桩“悬案”。但是，在司法体系里，法官基于证据而裁定的“法律事实”从来不直接等同于“绝对事实”，从詹周氏被判死刑到改判无期，都只说明了一件事，无论是哪一任法官，在当时的证据面前都裁定了詹周氏杀夫的“法律事实”成立。所以，悬案并不“悬”，“悬”字也没那么重要。
当然，陈可辛自己也说了，“我不甘心拍一个单纯的奇案。”如今看来，“奇案”这个词也更像是影片招徕观众的噱头，其功能与电影里的“女性议题”大概差不多。导演真正有野心要拍的，应该是大时代，以及大时代里翻滚的小人物——他们的人性、欲望，还有那个叫作“命运”的东西。但是，所谓拍出“大时代”和“命运感”，题眼越是大，就越需要很实的“抓手”。它需要一个好故事来承载。故事是一切的根基，也容纳一切。陈可辛的《甜蜜蜜》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老老实实铺陈了故事，很细腻。人物的个性、命运，影片承载的主题，都在“故事”里自然流淌。事实上，越是有商业野心，也越应该重视“讲好故事”。观众要带入对人物、对事件的充分理解、共情，需要一个逐层递进的过程，它需要足够的情节铺排。这是认知规律决定的。可惜，《酱园弄》的故事却是片段式的，是情节碎片的缝合。同样的年代戏，如果陈可辛可以像李安拍《色戒》一样老老实实讲故事，成片效果或许会好很多，章子怡的詹周氏也或许会是个更出彩的角色。但陈可辛选择了王家卫式的叙事与剪辑风格，结果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风格化的摄影，加上一众明星的表演片段集锦，堆叠出了影像上的氛围感，却未能拼凑出一个起承转合非常完整的故事，主要角色的心理动机与行为逻辑，几乎全以碎片的形式存在，从一个片段跳接到另一个片段，东一块西一块。最吃亏的角色，就属女主角章子怡扮演的詹周氏。因为，她就没有完整、连贯地出现在银幕上。
以上弊病之外，《酱园弄》还欠了一点社会学常识。当时，詹周氏的案子引发巨大社会争议，一派观点认为她罪大恶极，而另一派对其不幸经历抱有诸多同情，典型代表就是女作家苏青。可到了电影中，导演却让薛至武一个人全然代表了一派人的观点。有社会学常识，就不会用雷佳音这个单一个体去代表一整派人，甚至来代表一种“生态”。生态，必须由N个个体来构建和表达。让雷佳音又是代表男权，又是象征公权暴力，戏份压得如此吃重，最后不止角色超载，连人物动机都已不符合社会常识和时代逻辑。一个汪伪政权下的警察局长，为什么要对詹周氏怀有如此强大的恨意和执念？甚至连身家性命前途都可以不要，非得留下来置詹周氏于死地？我作为观众，只能认为这个警察局长薛至武很反常、很没理性、也不符合他汪伪政权下警察局长的人物身份特点。当他不具有典型性，也就不具有代表性。陈可辛想拍时代，可拍出来的结果却是反时代，至少是脱离时代的。其实，薛至武为何揪着詹周氏不放，原著里的处理都还更合理，因为个人面子，更因为受到他的上司周佛海的施压——时局动荡，哪有警力给你调查詹周氏杀夫案，限5日内结案，让舆论尽快消停。可惜，这些合理的情节铺陈在电影里被抽空了。薛至武对詹周氏这“没有来由的恨”成为影片最受诟病的缺点之一。
也许，《酱园弄》的下集会比上集更精彩、更点题吧，但如今的上集透支了大家的“高期待”，届时还有多少人愿意为下集买单呢？也许，一个补救的办法是，将下集按照一部独立电影来重新剪辑——好好讲故事，让詹周氏真正成为女主角和叙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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