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胡润百富榜2025年版出炉，71岁的钟睒睒以5300亿元第四次登顶，刷新中国首富财富纪录。昔日的首富马云跌出前十，位列11。
钟睒睒已经是胡润榜26年来的第18位中国首富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是：26年来，中国诞生过18位首富，而美国只有4位——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杰夫•贝佐斯和伊隆•马斯克。中国首富你来我往，而美国首富相对稳定。这种对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密码？
中国速度
过去26年，甚至也可以说过去半个世纪，中美有何不同？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中国更快。
中国的社会分层尚在过程中，这也意味着存在更多机会。在商业领域，中国的业态变化比美国更多。
所谓中国奇迹，本质上就是中国经历了从前现代经济到现代经济再到后现代经济的不断深化，可以说以半个世纪走完西方数百年的道路。这个过程，翻云覆雨与宏观之手下，始终伴随着看不见的财富洗牌。
之前的首富多是房地产商，后来变成电商巨头，现在情况也有了分化。新能源汽车行业普遍下跌，光伏产业也严重缩水，但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却在快速发展。陈天石的寒武纪股价多次超越茅台，而张一鸣的字节估值持续走高。
可以说，中国的业态波动高，在经济波幅中会出现很多梦幻般的情况。比如说，一个不到30岁的基金经理可以管理百亿千亿资产，这在海外是难以想象的。业界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一年的变化相当于国外七年，发展速度非常快，你必须不断接受新事物、不断进步，在中国工作一年类似国外七年。
这种“快”，既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创造性体现，也是社会不断变迁的动力。当然，现在中国其实也没那么快了，这企业家和经济意味着什么？或许是四个字：不进则退。
历史中的企业家
经济是靠什么推动？短期是政策，长期还是人，尤其企业家。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等人，他们贡献在于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某种程度上，这个奖项来得正是时候，为我们理解转型中国的财富密码提供了理论支撑。他们发挥了奥地利学派大师熊彼特的深刻洞见：创新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资本家、科学家，而是企业家。莫基尔有句名言：“创新不是魔法，而是制度、文化和知识积累的结果。”
浙江是很多首富的出生之处。如果去西湖边西湖国宾馆，这家曾经吸引很多国内外政要下榻的酒店，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刘庄”——它原本属于一位商人：刘学询。
刘既是清朝进士，又做过商人，在张之洞时代就已经富甲一方，在政治也很有远见，甚至赞助过孙中山。1898年，他耗费巨资建造占地36顷的刘庄，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这一产业自然是想着传之后代，但在刘学询生前，庄园就曾经被国民政府没收，虽然经孙中山过问得以归还，但等他去世后，家属还是被迫将刘庄无偿献给国家。
再富有的家族，再美丽的庄园，也走不出传统中国”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除了刘庄之外，西湖旁边的园子与庭院，比如汪庄等，不少华美庭院都是在一代人时间内由商人建起来的，但也在一代人时间内就易手。对比之下，刘庄还算幸运，能够在刘学询在世时还留在他手里，一方面因为他毕竟不是纯粹商人，到底是进士出身，而且也有孙中山干预的原因。
想想《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这位清河县首富从破落户奋斗到权倾一方，从生药铺起家到家产万贯，如果不考虑其行事人品，他算得上具备企业家精神。《金瓶梅》成书期间，正好对应晚明经济白银化的历程。
可是西门庆的社会地位如何？出了清河，也是卑微。他费尽周折进了东京太师府，可以说热脸贴冷屁股，低三下四拜了几拜，才获得赐座。对比同时代的欧洲，美第奇家族统治了佛罗伦萨三个世纪，家族显赫，君主、教皇对他们不过是主顾而已。其家族产生了三位教皇、两位法国王后，更是赞助了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留下不朽的传奇。
反过来看中国，春秋时代尚且有立主定国的吕不韦，而明清只有满门抄斩的沈万三。当产权保护与人身安全都无从谈起时，权力对财富直接掠夺是最便利也最直接的方式。如此，何必考虑更曲折的市场模式呢？
未来如何变
中国变化之快，一方面源自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也有财富不断推倒洗牌的症结。
社会的搅拌与业态的高波动，导致中国的财富迭代速度非常快，风华转瞬即逝。很多人在一炮走红后，很快就被新的浪潮取代，哪怕昔日山上的商业巨子，也不得不放低身段寻找下山的路。
中国崛起中，诞生了一批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豪。经济学家鲁奇尔•夏尔马很早就注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市场的富豪差异。早在2010年，他就发现一个显著差异：印度十大亿万富翁的财富在GDP中的占比为12%，而中国对应数据占比为1%。十多年过去，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和比例大幅上升，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崛起带来了很多新富豪。但总体来看，印度亿万富豪占有GDP比例比例持续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的亿万富翁在GDP中的占比仍然低于印度。对比之下，中国经济似乎比印度更平等。在中国，似乎亿万富豪会有看不见的瓶颈和天护板，犹如笼子中长不大的猛虎。印度有很多长期传承的家族企业，比如塔塔集团、信实工业、阿达尼集团，这些企业如今横跨能源、基建、通信等多个领域。也有人认为印度有更多寻租型富豪，但也可以说印度家族企业更容易获得长期经营机会。
夏尔马将富豪分为两类，即好富翁与坏富翁，前者来自科技、制造、零售等生产性行业，坏富翁出自房地产、采矿、资源等行业。大概可以认为，前者在完全竞争中依靠创新致富，而后者则往往依靠权力寻租，没有创造真正价值。他认为，一个国家好富翁多，经济更有活力，反之则否。
按照这个定义，加密货币行业可能是有争议的行业。有意思的是，在2025年胡润胡润百富榜，加密货币创始人赵长鹏1900亿身家排第13。赵对金额有所否认。他本人是加拿大华裔，赵长鹏在美国遭遇了一系列法律纠纷，经历了起诉、认罪与罚款、监禁与获释与特赦波折，但他最终能够安然脱身。这种情况很多国家是不太可能想象，但他在海外却能做到平安落地。赵长鹏曾说过：“我们不是一家中国公司，也不是一家美国公司，而是一家全球公司。”这说明制度环境的变化，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家可以突破地理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出海，对于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来说，不仅是非常大的机会，也是绕不开的话题。
结合中国历史，中国企业家其实在夹缝之中不断求存变化。对比杭州园林不少出自商人，苏州的园林不少倒是来自官员，背后也有不少成功的家族经验，有的甚至超过朝代更迭。
比如著名的贝氏家族，从元代到今天，传承了17代，历经600年。一方面，他们做到产业多元发展，从药材扩展到金融、房地产、建筑等领域，不断根据时代调整。贝家可以说是吴越知识分子适应秩序的体现，时代需要什么就创造什么，主动适应制度并创新。他们是适应制度的典范，虽然不能说是创造制度的典范，但他们在不同制度下展现出很强的柔性。与此同时，他们也看重家族文化传承。贝氏家族有三十字家训里：“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
时代变化，制度也在变化，时间、地理、产业和技术都在不断变化，不变的也许是求存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相比明清时代的商人，拥有更好的制度环境，但如何像贝氏家族那样实现长期传承，如何在信息时代保证企业家精神，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企业家本身，是一个“天问”。毕竟，财富是秩序的泡沫，而自由才是市场的核心。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