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韩国电影导演朴赞郁近作《无可奈何》（英译“No Other Choice”）在伦敦BFI IMAX影院预映。影片一开场，画面就圆满无比：漂亮大屋的庭院里，一家四口悠然享受着午餐，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在空气中流淌；男主角、李炳宪饰演的柳万秀搂紧妻儿感叹：“我已经拥有了一切。”此时秋风卷起了落叶，旁观的我们也基本能预料到，这样看似尽在掌握的人生，在故事中注定只有下坡的路可走。
《无可奈何》在2025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世界首映，并于韩国秋季上映。影片也被韩国官方提交角逐2026年第98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电影的灵感来源是美国作家唐纳德•E•韦斯特雷克（Donald E.Westlake）近30年前出版的惊悚小说《斧头》（The Ax），书中围绕一名中年失业男子的极端行动展开。主人公是一名制纸厂的中层管理人员，但在大规模裁员中被解雇。在连续的求职失败和经济压力下，他的愤怒和绝望层叠积累，终于演变成为暴力生存策略。主人公决定追踪并清除一切竞争对手，从而“重新获得”自己的生活和尊严。
无论是在原著还是电影中，对资本主义的讽刺都直白而犀利。这种对体制和竞争压力的揭示，在当下全球环境下依然触目惊心：失业、焦虑、身份危机随时可能降临每个人身上；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许多传统岗位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人心惶惶，其引发的共鸣不言而喻。看片后的第二天，我走路经过伦敦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望见一家装订书籍的老店，不由得想到影片中从事制纸工作的各位角色。“纸张”这种在今天看来已与未来无关的物件，在传统打字机、胶片摄影等承载着劳动痕迹，也都在数字化浪潮下被逐渐淘汰，时代更迭带来的无力感是真实的。
影片中译名《无可奈何》在这一层面上令人感同身受；但看片时愈发觉得“别无选择”或许更贴切，尤其是影片后半段，柳万秀等角色深陷道德泥潭，他们并非完全无奈，而是在每一次选择中承担代价。这一反讽意味，也恰是影片的深层张力所在。
导演朴赞郁在映后出场，提到自己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构思这部电影。“老实说，一开始我并不觉得‘造纸’这件事有什么吸引力。我之所以读这本书，只是因为听说它的作者也写了由约翰•保曼执导的《步步惊魂》（Point Blank）的原著。”但在阅读过程中，他逐渐被故事本身打动：“在小说里，纸张只对造纸的人重要，他们为此奉献一生；对普通人来说，纸并没有那么重要。电影也是一样。对大多数观众而言，它只是两个小时的娱乐；但对我这样的电影人来说，却是投入了一整个人生。”
也正因为如此，当柳万秀与妻子美莉相拥，美莉说出那句“你不该那么拼命工作”时，朴赞郁在写作过程中清楚地看见了自己。他形容那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经验：“我是带着对自己人生的深深遗憾写下这句台词的。我长期以来把‘导演’这个职业，和‘我是谁’完全等同在一起。如果没有电影，我还剩下什么？可能只剩下一具空壳。我意识到，我不该再继续以那种方式活下去了。”
20多年前，朴赞郁就开始构思这部影片，但直到多年后才得以拍摄。他表示，主要阻碍就在于“缺钱”二字：“我曾经接触过很多法国和美国的制片公司，但他们提出的预算，与我心目中这部电影应有的规模差距太大。我反复思考：是向预算妥协，还是继续等待？我选择了等待，一直等，但始终没有合适的结果。”直到最近，他决定将这个故事改成韩国电影，一切才突然推进得非常快。最终影片只保留了小说的大致结构：一个失业的男人，为了修复自己的人生而开始杀人，其余细节几乎全部重写。导演坦言，他最终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
在这一过程中，中年男性身份危机成为影片的一个明显着笔之处。相比小说，电影更突出这一主题。朴赞郁表示，男主人公并非基于某个具体的形象，但他确实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角色里，比如曾被“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应尽的责任”这些观念所困。影片中还有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重要的不是你失业了，而是你如何去面对。”这是“雅拉”对被解雇的丈夫、李星民饰演的“具范模”说的。朴赞郁解释，那正是他妻子在《复仇三部曲》第一部《我要复仇》上映票房不佳时对自己说的话：“失败本身不重要，你如何面对才重要。”
在朴赞郁过去的代表作《老男孩》中，拔牙曾以近乎梦魇的方式出现，成为身体层面的极端意象。《无可奈何》中，牙痛与拔牙再次出现，但被放置在更漫长、更日常的时间结构里。朴赞郁在访谈中提到，最初设置“牙痛”，是为了更准确地刻画“柳万秀”这个人物：一个自负、固执，同时又令人感到挫败的中年男性。在失业状态下，他觉得自己“不配”去看牙医，于是索性将一切搁置，等待重新获得工作的那一天，才能堂堂正正走进诊所。在导演的逻辑中，牙痛不仅是身体不适，更是一种自我施加：疼痛应当被忍耐，并驱使他继续前行。
影片进入高潮时，这颗牙终于被柳万秀自己拔除。这一拔牙场面同时呼应一条更早的电影史脉络。朴赞郁明确自己在这里是向俞贤穆1961年的《无目的的子弹（Aimless Bullet）》致敬。“无目的的子弹”并不指向某个具体的暴力瞬间，而是一种被历史抛射出去却失去方向的人生状态：战后的韩国生活在继续，行动在发生，却始终缺乏通向未来的路径。在这种语境中，“牙痛”与尊严、责任和自我约束纠缠在了一起。
《无可奈何》里的“牙痛”和“拔牙”必须与“多年戒酒后再次饮酒”同时发生，才能成立。当牙齿被拔出、长期疼痛骤然解除，酒精带来的兴奋与松动同时涌现，这是一种危险的解放：支撑日常生活的自律结构被连根拔除，拔牙成为一次近乎快感的断裂，标志着男主角道德秩序的崩塌。
除了柳万秀的极端行为，影片也刻画了两个家庭中困境下的妻子：孙艺珍饰演的美莉和廉惠兰饰演的雅拉在道德边界上的退让、隐忍与自我保护。每个人都在生存与道德之间寻找平衡，但没有人能保持原状。这是影片中微妙而残酷的伦理张力。
片中主人公柳万秀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儿利媛，以及她手不离弓的大提琴，是整部电影的灵魂所在。朴赞郁解释说，利媛在片中说的很多话，实际上是重复他人对她说过的话，但在不同情境下，听起来仿佛预言，像是知晓父亲的秘密。他希望把小女孩塑造成一位年轻的“女先知”：电影开场是莫扎特的协奏曲，完美而和谐，但很快被刺耳的“刮擦声”破坏，那是利媛在练琴，但只发出短促、不太悦耳的音符。观众会因此低估她的天赋，直到结尾才发现，她确实是天赋惊人的大提琴手，导演说“希望那时观众会为她感到抱歉。”影片收尾，利媛完整演奏了一次，这是她第一次向观众展示天赋，但父母没有被邀请，只有两头重新回到家的大狗与她同在一个房间，仿佛那是她的安全空间。
一切都如此精密、相互呼应，但朴赞郁表示，拍摄现场依然留有即兴和偶然的空间。正因为分镜做得非常详细，摄影指导一到现场就知道该做什么，他才能全身心投入与演员的交流。在这种互动中，他始终保持对演员新想法的开放态度，影片中确实有不少改变来源于他们的建议。
朴赞郁与演员李炳宪早在25年前合作过《共同警备区》（JSA），此后两人一直私交深厚，因此片场几乎不会出现激烈争论。朴赞郁解释：“我的工作方式是在前期制作阶段，多次与演员单独或双人读本排练，说明我为什么这样写剧本、台词的重音在哪里。如果有分歧，我们就讨论，直到达成共识。”
他还透露一些拍摄细节：自己会制作极其详细的分镜头脚本，并印成小册子发给整个剧组，“但李炳宪是唯一一个直到开拍才看分镜的人，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想象被限制”。于是有时本应拍特写的台词，却被改成背影或远景，他就会问：“这样可以吗？”这时朴赞郁就会冲他喊：“所以说要让你早点看分镜！”
将一个美国故事改写为发生在韩国的故事，朴赞郁最大的收获是“盆景可以用上了”：“把盆景当作爱好放在一个美国男性角色身上会显得奇怪，但对韩国男性来说就自然得多。”影片中，盆景不仅成为主人公性格和情感的重要组成，也带来许多新的叙事可能：“最明显的一场戏，是柳万秀用盆景的铁丝处理尸体，把尸体压缩、固定、再埋进房子里。”导演说自己“非常喜欢那个画面：被铁丝捆绑的尸体，有一种诡异的美感。” 他还带着黑色幽默补充：“我很庆幸可以避免用电锯肢解的血腥处理。”
相比小说，朴赞郁在电影中花了更多篇幅描写家庭成员，以及“房子”本身作为角色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尸体最终被埋在家里。”这样一部惊悚片，荒诞中仍透着导演本色的幽默。他的镜头语言很明显：在悲伤的时刻和可怕的场景里，当观众不由自主笑出来时，反而感到难受。影片是一面镜子，不仅映照出导演本人的投射，也折射出现代人在责任与压力之间的挣扎。在极端压迫下，人性不再理想化，而会无尺度下沉。生活中的真正“无可奈何”，往往并非别无选择，而是每一次选择所承载的代价。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图片：影片《无可奈何》剧照，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