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影评人Anthony Kaufman盛赞美联社资深记者、纪录片导演姆斯蒂斯拉夫•切尔诺夫的新片《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是“迄今最好的战争电影之一”。这是切尔诺夫继《马里乌波尔的20天》之后第二部长篇纪录片，后者在2023年斩获了当年度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基本由切尔诺夫与几名记者在围城初期拍下的素材构成，影像粗粝、晃动，常常带着明显的新闻现场感，镜头几乎是直接把观众拖入城市正在崩塌的时刻：被炮火击中的居民楼、拥挤的地下室、医院里不断送来的伤员与尸体。
然而对于战地记者来说，反复拍摄苦难的镜头，也像一种“刻奇”，它会变成一种职业疲劳，不光消耗观众的同情心，也消耗自己的表达欲。所以，尽管《马里乌波尔的20天》那样充满了控诉与战争初期奇观的纪实影像固然重要，但它切忌变成一种创作的惯习。切尔诺夫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叙述一旦重复，就变得不痛不痒了。这要求他继续往战争的内部钻探，然而这显然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同时，切尔诺夫显然试图为新作注入一些智性的思考与精神的维度。
2022年，只身前往围城状态下的马里乌波尔就已然足够勇敢，但切尔诺夫这一次将要去向前线的战壕。头戴式的ProGo让影像变成了几乎是第一视角的体验，然而，除了在射击游戏中，你往往很难看到一部真正的第一视角的战斗影像。
那些从高空瞰视、寻获目标然后向下俯冲的无人机影像已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如今了解的俄乌战场，都是由大量类似的无人机视角构成的，但这种视角显然遗失了一些东西，一些“人”的要素，在那种鸟瞰式的视角中，人只是像蚂蚁一样的目标，或者热成像图上的一个小点，人的呼吸、交谈、濒死的恐惧和负弹后倒地的痉挛统统不见了。
安德烈夫卡这座小小的村庄位于巴赫穆特南部，它是乌克兰2023年那场失败的夏季反攻的争夺的地点之一。根据最新披露的内情，泽连斯基总统与扎卢日内总司令在2023年万众瞩目的“乌克兰大反攻”中出现了显然的分歧，根据北约盟友为乌军制订的初始计划，乌克兰军队本应集中一拳插入俄罗斯链接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陆桥，也就是扎波罗热平原与亚速海的方向，突破由多重雷区与战壕构成的、被人们称为“苏洛维金防线”的地带，从而切断这条狭长的走廊。
根据北约的沙盘推演，这一战略将有望取得成功。这也正是由扎卢日内所拍板的计划。然而泽连斯基却希望兵分三路，把力量同时分散在东线的巴赫穆特与克雷明纳，或许他本意是希望分散兵力的同时也能分散风险，但这直接导致了南部主轴进攻势能的减弱。失败的种子在这时已经种下。这一分歧以及接踵而至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后来扎卢日内被泽连斯基解职，并且“发配”伦敦，作为乌克兰驻英大使，远离军政的中心。
这是《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诞生的背景，它最让人屏息的正是弥漫着的这样一种失败氛围。在扎波罗热的第一波攻势颗粒无收，在北约受训的精锐47旅的“豹2”坦克被俄罗斯的无人机与航空炸弹所瘫痪在扎波罗热泥泞的荒野，当这些镜头陆续传来时，几乎每个关心战事的人都意识到了——尽管人们口头上还不愿承认——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失败变成了房间里的大象。人们不承认也不想谈论，不但是因为害怕这影响到前线的士气，也担忧这会不会影响到西方民众的信心，而后者直接决定了乌军未来能够获得的援助。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口头上仍然谈论着胜利的愿景，但是彼此都默会这只是一种打气。2022年乌军凯歌高唱的氛围，让整个世界有一种乌克兰胜利在望的幻觉，这样的心理落差令人难以承受。
这正是观众将在这部纪录片中感受到的、那种最显著最迷人的情绪张力的来源，战壕里的将士们有一种强行的、硬拗的乐观，这种乐观在更大的形势上已经不合时宜，他们谈论着胜利的语言，表面上仍然抱持着一年前的心态，而形势已经逆转，而他们自己显然也已经暗暗地意识到僵局的不可避免。支撑他们冲锋的是胜利的预期信念，它变成了一种情绪上的惯性，但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面对失败。士兵们语气里开始有一种难以察觉的迟疑，像是一种逐渐浮现的意识：战争可能不会按照任何人期待的方式结束。它也许既不会迅速胜利，也不会彻底失败，而是停留在一种漫长的、难以命名的状态里。并且随着战事的拖延，国际关注度也在下降，像加沙战争与美伊战争这样新的国际热点事件，时不时会将人们贪婪的目光从俄乌身上移开。
你可以看到在这种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状态中，人的心灵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艰难地求存。然而它也经常闪烁着一种奇异的美学，一个名叫Sheva的士兵喜欢抽烟，他在战壕里点燃一根烟说，抽烟其实是一种审美活动。你只有见到了那个画面，才会真正领会其深意：那个幽暗的、泥泞的战壕，充斥着朽烂的树枝以及生活废料，或许还有我们隔着屏幕无法闻到的排泄物与死尸的臭味，但是有一束光斜斜地照射进战壕，香烟的烟雾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柔软的曲线，尼古丁在鼻腔里扩散，战壕外则是炮声隆隆。这个画面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偶然落下来的，它让整个画面短暂地获得了一种仙境般的秩序，人的心灵也在其中抽离出来，这是一种即时的解脱，让一个困在泥泞中活物得以片刻地享受生活。就像审美的意义在于把一个尘世的人擢升到另一个精神维度。
它当然不像是许多正面报导乌克兰的抵抗与光荣的宣传影像，也不同于《西线无战事》那种将关于正义性的讨论完全抛之脑后的、鞭挞解构战争意义的文学作品，《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处在这之间，所以它反倒令人更加绝望。它仍然关心正义，但也在谈论这种“正义”落在微观的处境下的残酷与不可能，因此它在反复质问那个宏大叙事，切尔诺夫的画外音说：“他们在解放，但解放的只是废墟和墓地，而不是家；这一切只是为了让全国人知道，这个地名已经被解放了。”
切尔诺夫在战壕里于第三突击旅的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生共死，当士兵们准备开拔向前冲锋，他与他的镜头也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他经常需要匍匐、卧倒，敌人的子弹时不时击中他面前的草丛，不知道或许哪一枚流弹就会命中他的要害，不远处一个名叫加加林的士兵应声倒下，战友们一时半会儿腾不出手去理会他，因为他们都要忙着应付战斗。
于是，安德烈夫卡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它实际上只由主干道旁的两排建筑组成，成为了一种执念一样的存在，从大的战略上它已然无关紧要，这座小小定居点的得失，已经完全不足以改变乌军大反攻失败的现实。但是这个排的士兵们还是决定向它进发，无论如何，他们要把乌克兰蓝黄旗插上这座村庄的屋顶，只是他们真正抵达那里才意识到，这座村庄根本无法找到一间完整的房屋，他们甚至很难找到一个插旗的地方。
战士们实际上被抛入了一个他们无法完全理解、也无法轻易改变的处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安德烈夫卡”这个名字在战斗的这几天时间里，变成了这些士兵们某种很短暂的精神彼岸，人们计算着他们距离安德烈夫卡的距离，从两千米逐渐缩短到1000米、500米，他们渺茫地向目的挪移，那里就像咫尺之遥的天堂一样，这是一种徒劳的朝圣，一种无望的希望，在这两千米的“朝圣”中，许多年轻的战友为之牺牲。而当他们终于抵达那个地方时，又发现那个地方事实上其实已经夷平，换言之，他们的一切努力，最终夺取了一个“空”的地名，这其中暗含了一些哲学层面的东西。为了让这些努力不至于是一个纯然的幻想，士兵们需要一些理由勉励说服自己，就像切尔诺夫在战壕里曾经和一位士兵的对话：
“那里什么都没了？那我们为何而战？”
--“为了重建我们的土地，即便是这样的田地和森林，有一天也会恢复繁茂，这些城市也一样，被重新建设，甚至比以前更好。因为苏联的影响都没有了，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这场战争是最好的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
但切尔诺夫在结尾的旁白中质疑这种乐观主义。因为即使是停战后，这里也注定在长时间内沦为冲突的无人缓冲区，没有投资，也显然不会有人口的回流。更加残酷的事实是，一年之后，俄罗斯重新夺取了这座村庄，并且向西推进，攻克了巴赫穆特西侧的恰索夫亚尔。
这部影片诞生的时点决定了它的调性，如果它再早一些拍摄，它就会变得更加正向而上扬，如果它再晚一些拍摄，它可能会变得非常琐碎和暗沉。但是这个时间点卡得刚刚好，他们正在经历反攻，也正在试着接受失败，在这个时点，他们还暂时无法理解：怎么从心理上和精神上去重新解释，为了一场可能无法打赢的战争，他们仍然需要长久地待在战壕里，付出生命、付出一切。
他们需要为自己身处的境遇找一个理由，因为人类总是需要一个理由去捱过苦难。其中的一种解释是“命运”——是生或死，由天定夺，人只是需要完成分内的职责。一位士兵这样解释道：“有时候，为了一小片森林而战，失去点什么（生命）会让人很难接受，毕竟那只是林带而已。也许当你认为这是你的命运时，向前推进会容易一些。”林带是进攻方的步兵在地面推进时良好的掩护，因为树木的枝干会遮挡侦查无人机和观瞄系统的视线，然而通往安德烈夫卡的那片林带，事实上也已经没有存活的植被，剩下的都是直直的树干和一些杂乱的枯枝败叶，就像《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那幅绝美的海报呈现的那样，一切生命的痕迹都被摧毁了，在遍布地雷、弹片与化学物质的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不知道还能不能重新生长出树木。
另一位年轻的士兵也说：“有些人说，命运已经写好，属于你的那颗子弹终究会打中你。”这位名叫Freak的、拥有一张娃娃脸的士兵，出生在米尔诺格勒，这是一座乌东城市，紧挨着如今因为战争鼎鼎大名的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他在哈尔科夫理工大学念书，战前他的母语是俄语，但为了国家认同的缘故改说乌克兰语。他将在五个月后阵亡，而尸骨无存。
在2023年夏天拍摄素材，到2024年剪辑等后期完成、再到2025年的最终上映，这部纪录片的某种滞后性变成了一种生命档案一样的存在。一些在拍摄时还鲜活的生命已经撒手人寰，而他们说过的话语都被这些影像保存了下来，有一些如今听来，简直如同预言和谶语。
这场战争处在一个技术性迭代的边缘，它几乎以每个季度都不同的方式在更新演进着，在俄乌前线，机器人等无人设备逐渐开始承担起运输的功能，人似乎处在一个与机械共生的环境之中。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待机器取代人，扮演冲锋和夺取阵地的角色，就像现在我们早已对无人机的猎杀习以为常。然而矛盾的是，前线的士兵明明知道自己的职责或许在不久之后能够被轻易地替代，而此时此刻，他却无法退下火线，这将意味着阵地的丧失和防线的溃败，他必须执行上头派下来的那些——在未来可被自动化替代的、成本低廉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代价将是丢掉自己的性命。这一切都深刻地令人惋惜，但它也的确是一种使命、一种属于公民的抵抗的义务。
这一切都不是民族主义的热血口号所能轻易涵盖的。我曾亲临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的军人公墓，那里飘扬的无数蓝黄旗帜构成了一个令人震撼而又痛心的画面，一位母亲在自己爱子的坟墓前泣不成声，我走上前去拥抱她，对她说，“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荣耀归于乌克兰“），然而她并没有回应我，只是默默地拥抱我。也许她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也或许，她心中觉得，这样一句口号已经太苍白了。
《距安德烈夫卡2000米》中同样记载了一场追悼会，其中的一位失去亲人的妇女声泪俱下，她问，“都说‘英雄不死’，但他们其实会死，但那些不参战的却活了下来，真正的勇敢的英雄都被带走了。他们要把我们的男孩都杀死了——那到时候还剩谁呢？”
一位军官向她下跪，并献上乌克兰的蓝黄旗，那位妇女只是默默垂泪。她们又能说什么呢？许多人的遗体荣归故里，也有许多人，被永远地留在了遍布铁钉、光纤与地雷的黑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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