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国对20家日本军工跨国公司实施制裁，标志着中日关系迎来历史性分水岭。此举绝非普通贸易或投资摩擦，而是中国政府对日本高层涉台言论以及追随美国的强硬反制，暴露了两国政府深层次的不信任，有可能推动经贸关联从合作互补加速走向分离，经济脱钩概率上升。
中日关系陷入“螺旋式”冲突
2026年以来，中国的反制措施步步升级。1月6日，商务部发布全面禁令，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及军事用途出口。2月24日中国政府再将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海洋联合等20家军工支柱企业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存在军事转用风险的实体纳入关注名单，形成体系性制裁。
按照官方说法，这次制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核心是切断日本军工产业链的“养料”。被制裁企业都是日本“再军事化”的关键力量：三菱重工资主导研发射程超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川崎重工负责潜艇与直升机制造，还向菲律宾出口防空导弹；日本海洋联合是日本唯一的潜艇设计商。这些企业常用“以民掩军”的模式，把民用技术转化为军事能力，而中国掌握的稀土、镓锗等战略材料，正是它们的“命门”——日本稀土进口高度依赖中国，半导体材料与精密元件也和中国供应链深度绑定。
制裁的直接导火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她明确将“台海有事”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挂钩，称台海局势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战后80年来，日首相首次在正式场合发出此类言论，直接挑战中国“红线”。中国的反制逻辑很清晰：当日本试图挑战中国“红线”，那经济合作的前提就不复存在，或者说重要性会迅速逆转。这种转变，意味着中日关系告别长期“政冷经热”的失衡状态，进入“政经双冷”、“一报还一报”的关系恶化，螺旋冲突的新阶段。
制裁日跨国公司是中日关系实质性恶化的标志
对跨国公司的制裁是国家关系实质性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对日本军工跨国公司的制裁，正在引发中日经济合作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跨国公司成了首批承压实体。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业在华业务涵盖航空、船舶、半导体等多个民用领域，制裁落地后，它们或不得不重新调整全球供应链，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的疏离倾向已明显。虽然中国日本商会2025年的调查显示，超六成制造业会员企业计划扩大或维持对华投资，但这背后是“安全优先”或“N+1”原则下的策略性收缩。高市内阁正力图仿效美国建立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倒逼日本企业把核心技术与产能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而且可能加大安全审查在日中资企业。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三大经济团体在2025年底联合推迟了原定的访华计划，这是自1975年以来，除疫情期间外的首次中断，标志着中日经济交流的机制化平台遭遇战后最严重考验。
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也进入“冰冻期”。随着日本强化投资安全审查，中企对日技术并购将面临重重阻碍，新能源、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纷纷搁浅。2026年以来，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超30%。双向撤资的背后，是中日互信的崩塌：日本把中国视为“技术安全威胁”“不可靠实体”，中国则把日本视为“地缘政治风险源”，这种认知错位，让跨国公司的合作基础越来越薄弱。
此外，旅游、服务业等领域的衰退，更凸显了两国关系的分离。2026年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发布通告警示赴日旅游风险，中国游客赴日数量锐减六成，日本旅游业预计损失2.2万亿日元，东京不少免税店被迫关门，还好越南的游客做了及时的补充。此外，中日文化交流项目纷纷暂停，这种民间层面的断联，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冷漠。
“脱钩风险”出现从“去风险”到“硬脱钩”的演化
当前，中日经济脱钩已从学界讨论的理论假设变成现实的大概率事件，演化路径十分清晰。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3221.8亿美元，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超1300亿美元，但这些存量融合难以掩盖“增量疏离”的现实。
产业链的结构性剥离是核心环节。中国制裁直击日本军工产业链的上游材料环节，日本则聚焦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等下游技术领域进行反制。这种“上下游互卡”，正在推动中日产业链从“垂直整合”走向“平行分割”。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本政府已然不顾成本，为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加大力气开采深海稀土泥。在半导体领域，日本加强了23种核心设备的出口限制，中国则加速国产替代。在新能源领域，日本车企减少对华电池采购，中国电池企业则把重心转向东南亚。
“经济安保”政策的对立，正把“去风险”推向“硬脱钩”。高市早苗内阁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粮食、能源等领域纳入“危机管理型投资”范畴，以“战略自主性”为借口重塑供应链。中国政府则在诸多重要会议中要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两国产业政策的“安全化”转向，让技术合作的空间大幅压缩，原本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逐渐被地缘政治主导的“阵营化”分工取代。
此外，区域合作格局的重构，也进一步加速了脱钩。在多边框架下，日本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经济合作，试图构建排斥中国的“供应链联盟”。中国则通过RCEP、“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东盟、中亚等地区的融合。尤其在关键矿产领域，日本紧密追随美国。这种“阵营化”格局，让中日经济脱钩大环境愈发成熟。
当然，中日经济脱钩是一个渐进过程。日本对中国的1400多种产品存在高度依赖，包括稀土、医药原料等不可替代的战略物资。中国也需要日本的半导体设备、精密零部件支撑高端制造业，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是最早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之一，其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相当深刻。政治与地缘因素推动的分离注定是一场“痛苦的博弈”，但这并不改变整体趋势——当互信荡然无存，经济合作的“压舱石”作用就会松动或受到侵蚀。
分水岭背后是中日互疑带来国家间疏离
中国对日军工企业的制裁，本质上是中日深度互疑的集中爆发，这也是此次事件成为中日关系分水岭的核心原因。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始终在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的博弈中前行，经济合作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互信的基础一直薄弱，而高市早苗内阁的政策已动摇中日信任。
日本对华的不信任，源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日本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试图通过“再军事化”和强化美日同盟来制衡中国。中国对日的不信任，源于日本“军事崛起”的风险与历史议题。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对历史的错误认知，让中国对其和平承诺充满质疑。中国的制裁是对日本近期一系列动向的回应，实际上是对日本的一种预防性削弱手段。
作为中日关系的分水岭，此次制裁将彻底改变两国关系轨迹。未来，中日关系将进入“长期博弈、有限合作”的新阶段。在军事安全领域，对抗态势将进一步加剧。而在经济领域，“脱钩”进程将持续推进，仅在少数非敏感和民生领域保留有限合作。外交领域，两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激烈博弈，分歧难以调和，危机事态或频发。
事实上，日本的制造业已实现了高度军民融合，而中国对日本涉军工类跨国公司的制裁，也必然会牵涉到这些企业总部对华投资的风险评估。在此情况下，假如日本开启新一轮的自中国的撤资，将带来中国国内相应的失业和税收损失。
日本是G7国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中国制裁日本跨国公司表明对日本的深度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风险上升。日本可能也将加速融入美国领导的阵营。中日两国都在不自觉地重构经济要素网络，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以经济互利为核心的关系有可能发生改变，安全、信任等因素陡然占据上风。而这种冲突显然短期内不会停止。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国家产业竞等。学术交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