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杉矶市中心的县高等法院，十二名陪审员在法院里被关了九天。他们翻阅了数千页证据，争论了超过四十个小时，中途一度陷入僵局，法官不得不宣读“僵局警告”催促继续讨论。3月27日中午，他们终于走了出来。
其中一位陪审员宣读了裁决表上有七个问题。
Meta有没有在Instagram的设计上存在过失？有。
这种过失是不是导致原告伤害的实质性因素？是。
Meta是否明知平台对未成年人有危险？是。
是否知道用户不会意识到这种危险？是。
是否未能发出充分警示？是。
一个合理的运营者在同样情况下会不会发出警示？会。
未警示是否是造成伤害的实质性因素？是。
七个问题，七个“Yes”。在YouTube的裁决表上，同样是七个“Yes”。Instagram和YouTube，两款社交媒体产品，同时被认定对一名未成年用户的成瘾性身体损害负有责任。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还判决了赔偿金额：600万美元，Meta承担七成，YouTube承担三成。
对于年利润以千亿美元计的科技帝国来说，600万美元不过是财报上的一粒尘埃。但坐在旁听席上的数百名家长泣不成声。他们中的许多人手里攥着因社交媒体而失去的孩子的照片，从美国各地甚至英国远道而来。
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全球社交媒体的“大烟草时刻”正在到来。
Kaley一天在Instagram上刷了超过16个小时
在七周庭审中，原告始终以化名出现。法庭文件称她“K.G.M.”，律师和证人叫她Kaley。开庭时，她已经二十岁。
但故事要从十四年前说起。
Kaley三岁时父母离异。父亲长期缺席，母亲独自带三个孩子。六岁那年，小Kaley开始坐在屏幕前看YouTube。一个接一个的推荐视频自动播放，小女孩被牢牢黏住。小学毕业前，她已经在YouTube上传了284条视频。
九岁那年，她遇到了Instagram。一个连法定注册年龄（13岁）都不到的孩子，轻而易举地绕过了平台的年龄验证，走进了一个为成年人设计的社交媒体世界。
从那以后，事情开始失控。
Instagram上的“美颜滤镜”让她陷入了对自身外貌的严重焦虑。她觉得自己胖、不好看。她在上面遭遇了网络霸凌，甚至经历了“性勒索”，有人威胁要公开她的私密照片来索取钱财。
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放不下手机。
2022年3月的某一天，那时她16岁，手机记录显示：Kaley在Instagram上刷了超过16个小时。
她的母亲试过用第三方软件管控，没有用。原告首席律师Mark Lanier后来在法庭上援引了Meta的一项内部研究（代号“Project Myst”），研究发现，经历过不利影响的儿童最容易对Instagram成瘾，而且家长根本拦不住。
Mark Lanier说了一句后来被媒体反复引用的话：“一旦Kaley被锁进了这台机器，她的妈妈就被锁在了外面。”
Kaley最终被诊断出焦虑症、抑郁症、躯体变形障碍，并产生了自杀念头。
Kaley与母亲把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YouTube、TikTok和Snapchat一起告上了法庭。TikTok在开庭前最后一刻选择和解，Snapchat此前也已和解退出。留在被告席上的，只剩Meta和YouTube。
Instagram被指在青少年大脑中蓄意制造成瘾
2026年2月9日，洛杉矶县高等法院，主审法官Carolyn B. Kuhl宣布开庭。
原告首席律师Mark Lanier站到陪审团面前，开门见山：“这个案子，是关于两家全球最富有的公司，如何在儿童的大脑中蓄意制造成瘾。”
他亮出了Instagram母公司Meta的内部文件。一份2018年的备忘录写着：“如果我们想在青少年那里取得巨大胜利，我们必须在他们还是tweens（10到12岁的孩子）时就把他们带进来。”
一份2015年的内部文件估计，美国当时约30%的10到12岁儿童在使用Instagram。2020年的另一份文件则发现，11岁用户比年长用户回流使用的可能性高出四倍。
但真正让法庭安静下来的，是一段Instagram员工的内部证词。
Mark Lanier把它念了出来，大意是：“我们简直就像毒贩……人们在Instagram上刷得太凶，刷到后来连正常的快乐都感受不到。我们正在把他们的奖赏系统一点点刷坏。”
念完之后，Mark Lanier走到陪审团面前，模拟了一个用拇指向下滑动屏幕的手势。他把Instagram比作一座“数字赌场”：“这个滑动的动作，对于像Kaley这样的孩子来说，就是老虎机的拉杆。但她每次滑动，滑出来的不是钱，而是精神刺激。”
Meta称社交媒体顶多是一个“加重因素”
Meta的辩护律师Paul Schmidt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他拿出了Kaley的医疗记录，向陪审团展示她充满波折的童年：父母离异、父亲缺席、母亲曾对她情感虐待、姐姐自杀未遂。这条辩护线直指案件的核心争议——因果关系。
Schmidt要让陪审团相信，Kaley的心理问题根源在家庭创伤，而不是一个应用程序。治疗师Dr. Thomas Suberman作证说，社交媒体“不是她主要问题的主线”。另一位治疗师Allison Pratt说，Kaley从未在治疗中报告自己对Instagram上瘾，还说Kaley曾告诉她，参与这场诉讼是“因为妈妈想让她这么做”，而且“可能会有赔偿金”。
Schmidt甚至引用了Kaley本人去年的宣誓证词，她在其中承认Instagram曾是她的“创意出口”和“表达感受的方式”，并表示希望有一天能从事社交媒体相关的工作。
这不是一条容易驳斥的辩护线。成瘾与家庭创伤之间的因果链，在医学上至今没有被完全厘清。一个在破碎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如果同时沉迷于社交媒体，究竟是社交媒体导致了她的心理问题，还是她的心理脆弱使她更容易沉迷？
Meta的专家证人、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Dr. Manpreet Singh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证称Kaley的症状与其童年创伤更一致，社交媒体顶多是一个“加重因素”。
一个女孩，两个完全对立的叙事。陪审团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扎克伯格承认许多青少年绕过了13岁注册门槛
2026年2月18日，审判迎来了最具戏剧性的一天。Meta的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走进洛杉矶的法庭，坐上了证人席。
原告首席律师Lanier问他：你有没有看过Kaley在Instagram上发布的帖子？
没等扎克伯格回答，Lanier就上演了一出精心编排的大戏。他指挥六名律师，在法庭上缓缓展开一幅宽达35英尺（约10.7米）的巨型拼贴画。上面是数百张Kaley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发布在Instagram上的自拍照。十几年的数字足迹，铺满了整个法庭。
Lanier敦促扎克伯格仔细注视这些照片。Kaley本人就坐在旁听席上。扎克伯格没有正面回答。
接下来的交叉质询中，他多次打断律师：“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你在歪曲我说的话”。当被问及那份“从tweens入手”的内部邮件时，他说：“我不记得这封十多年前的邮件的上下文了。”
扎克伯格承认许多青少年用户谎报年龄绕过了13岁的注册门槛，执行年龄限制“非常困难”。但他拒绝承认Instagram对青少年有害，坚称它“是对人们生活有价值的好事”。
当被问到为什么在专家已确认“美颜滤镜”会导致女孩身体形象问题之后，Instagram仍然不移除这一功能时。他的回答是：那样做是“家长式作风”。
扎克伯格试图用一个商业逻辑为自己辩护：“如果人们觉得体验不好，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我们的产品？”
这句话后来被原告律师反复引用，因为它恰恰是“成瘾”的定义：明知有害，却无法停止。
Instagram等的法律“免死金牌”出现了裂缝
七周庭审结束后，陪审团开始闭门审议。这将成为原告首席律师Lanier四十二年执业生涯中审议时间最长的案件。
超过40个小时的讨论。第八天，培训团向法官报告：无法达成一致。法官Kuhl宣读了标准的“僵局警告”，敦促继续努力。
第九天，3月25日中午，陪审团走出审议室。
如前所述，七个问题，七个“Yes”。12名陪审员中有2人始终反对，但加州法律只要求9票即可通过对两家被告公司的有罪裁定。
陪审团还进一步认定，两家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压迫或欺诈”，最终需要向原告Kaley支付600完美元的赔偿金，Meta承担70%即420万，YouTube承担30%即180万。
陪审员Victoria后来解释了金额的考量，他们参考了一个人余生能赚的平均收入，考虑了Kaley的遭遇和她未来能胜任的工作，“尽管有人主张更高数字，但最终觉得一次性给年轻人巨额款项可能不明智。”
原告首席律师Lanier在裁决后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怎么看600万这个数字远低于他建议的“数十亿”？他的回答带着老练的算计：“一个温和的数字在上诉中更站得住脚。”Meta和YouTube均已表示会提起上诉。
法官Carolyn B. Kuhl在审前做出的一个裁定，才是让整件事得以发生的真正基石。
二十多年来，硅谷社交平台每一次坐上被告席，几乎都能全身而退，靠的是美国法律里一条叫“Section 230”的规定。简单来说，你在Instagram上发了一条伤害别人的帖子，责任在你，不在Instagram。平台只是个管道，不为管道里流过的东西负责。
法官Kuhl在2025年11月驳回了Meta和YouTube的简易判决动议。她的逻辑是，Kaley起诉的不是平台上的某条帖子或某段视频，而是平台自身的设计，无限滚动、自动播放、通知推送、美颜滤镜、“点赞”系统，这些是公司自己的产品决策，而非用户发表的内容。Section 230保护管道里流过的东西，但不保护管道本身的形状。
这意味着，Instagram等硅谷社交媒体赖以自保的“免死金牌”上出现了一条裂缝。
这是全球社交媒体的“大烟草时刻”吗？
Kaley的案子属于加州一个巨型协调诉讼（JCCP 5255），汇集了来自全美各地约2500名原告针对美国社交媒体的类似案件。
在美国联邦层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平行战场：MDL 3047，由加州北区联邦法院主持，截至2026年3月已汇集超过10000起个人伤害案件和约800起学区诉讼。
Kaley的案子被选为所有这些案件中的第一个标杆审判，她的判决结果将为后面数千起诉讼定下风向标。爱尔兰时报在裁决次日的头版发问：“这是社交媒体的大烟草时刻吗？”上世纪九十年代，烟草公司在陪审团面前承认蓄意制造尼古丁成瘾，随后引发了数千亿美元的和解浪潮。
这场裁决导致本已因油价上涨与伊朗战争不确定性而承压的美股雪上加霜，推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约2%，创下数月来单日最大跌幅。有美国律师对福布斯新闻表示，“我们谈论的不是数百万美元的赔偿，可能是总计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责任”。
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已经是个全球性难题。2025年12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修正案》率先实施16岁以下的社交媒体禁令；法国、印尼等全球十多个国家都在跟进。欧盟正在酝酿《数字公平法案》，重点管制成瘾设计、算法操控，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Kaley案也提出了一个中国尚未正面回答的问题：如果“青少年模式”被轻易绕过，正如Kaley在9岁时绕过了Instagram的13岁门槛，平台是否应当为防护机制的失效承担责任？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中国6至19岁网民规模约为2.03亿人。
第一财经日报在社论中写道，国家层面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青少年网瘾带来的危害，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防治。但总体看来，其成效还有很大的提升必要。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杠杠不硬，手段不强。
2026年2月5日，开审前四天，一群家长聚集在洛杉矶高等法院门前守夜。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母亲Joann Bogard，举着15岁儿子Mason的照片。从那天到裁决日，她等了七周。当陪审团念出“Yes”，一个、两个、七个，旁听席上传来了哭声。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CNN、NPR、TechCrunch、爱尔兰时代等对该案的追踪报道，以及法律学者Rob Nicholls对Section 230裁定的解读、Spencer Law Firm对MDL 3047联邦集体诉讼的梳理，责任编辑：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