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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经济

万喆:下一个中国,是中国的再造

“十五五”的意义,是中国在主动寻求“再造”。在平衡效率与公平上,通过GNI增长扩大国民财富蛋糕,为解决贫富差距提供物质基础。

不寻常,共识来之不易亦不可大意

不寻常的一周,对于中国,对于世界看中国来说,都是如此。

2025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此前的10月25日至26日,中美经贸团队在吉隆坡举行第五轮面对面磋商,围绕对等关税暂停延长、关税回撤路径与条件挂钩、出口管制与技术有限松绑与风险管控、海事与产业调查暂停对抗与规则重构等核心议题达成重要共识。此次磋商阶段性缓和与结构性调整并行,其成果不仅为双边经贸关系注入稳定性,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关键支撑。

而就在这之前,双方似乎一度陷入了即将爆发危机的僵局中。9月中美马德里经贸会谈以后,美方持续新增出台一系列对华限制措施,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和“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穿透性规则任意扩大受管制企业范围,影响中方数千家企业等。10月9日,中方发布关于稀土等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10月10日,美方威胁将自11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看上去,中美在APEC会议前达成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动力,多边合作窗口开启。然而,全球产业链的刚性约束或才是根本原因,技术依赖的不对称性带来妥协,中国在稀土加工、光伏组件等领域占据全球70%以上产能,美国F-35战机、导弹制导系统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超80%。同时,美国在高端半导体设备、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相互脆弱性”成为谈判的核心筹码。

从长期看,中美将处于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常态。中美之间存在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未来双方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竞争将长期存在。无论是现在全球四处出击寻找“稀土”新资源,还是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寻找新制高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目标,仍然是在寻找“下一个中国”。这将重构全球价值链,却可能是在进一步加强“小院高墙”式的阵营化趋势。

中国也在寻找“下一个中国”

同一周,10月28日,“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正式发布。

此前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做出重要判断,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但同时强调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随后的解读四中精神新闻发布会提出“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一表述深刻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战略升级,标志着从传统生产导向更全面的视角转变。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是国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侧重地理范围内的经济产出;而GNI是国民总收入,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净收入。可以说,GNI相比于GDP,更加侧重于两个新层面,一是相对于GDP更注重于“生产”,GNI更注重“人”;二是相对于GDP更侧重于国内,GNI包含范围更广,例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的利润不计入GDP,但会纳入GNI核算。

“中国经济”以本土生产为核心,是稳就业、保民生的基础;“中国人经济”则强调国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包括海外资产收益、跨国企业布局等。两者共同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体两面”。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8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对外投资比重增至7.2%。在对外投资发展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海外资产的收益将直接贡献于GNI增长。这既符合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目标,也符合重视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要与改革做更紧密的衔接的大势。

因此,这不只是观念的转变带来经济发展重点改变,也是对于中国经济概念和格局的重塑。这也是在回答,下一个中国在哪里。

是的,有趣的是,中国也在寻找“下一个中国”。

下一个中国,在全球。

从政策逻辑看,“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是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这是应对全球化格局的主动调整。在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下,单纯依赖GDP易受国际供应链波动冲击。通过提升GNI,中国可增强对全球要素的掌控力。“十五五”规划提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既吸引外资提升本土产业链竞争力(GDP),又鼓励企业“出海”获取海外资源收益(GNI)。

另一方面,这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需要。GNI增长依赖技术、品牌等高端要素输出。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5年全球第一,但海外高端制造投资占比仍需提高。发展“中国人经济”,可倒逼国内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跨越。

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路径。GNI增长将通过税收、就业等渠道反哺国内。海外中资企业的利润回流可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和民生改善,而跨国经营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形成“走出去—强起来—带回来”的良性循环。

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双向投资与制度创新将协同发力,拓展双向投资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通过缩减负面清单、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2025年中国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并试点开放医疗、电信等服务业。另一方面,积极对外投资,健全海外服务体系,支持企业以并购、绿地投资等形式布局全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带动高铁、新能源等技术输出。

下一个中国,在未来

“十五五”规划中明确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列为未来产业,这是中国应对全球科技竞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塑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这一决策既基于技术演进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国家对产业变革趋势的前瞻性判断。

这些领域的技术颠覆性正在重构生产力的底层逻辑。可以说,六大领域的技术突破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量子科技或开启第二次量子革命。量子计算、通信和精密测量技术将彻底颠覆现有算力、信息安全和感知体系。氢能与核聚变能可能是能源革命的终极解决方案。脑机接口与具身智能的结合,将开启人机融合的新纪元。6G会定义未来智能社会的基础设施,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

从社会影响看,这些产业也在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维度演进。未来产业的发展将深刻改变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脑机接口成为解锁人类认知边界的钥匙。该技术可治疗瘫痪、渐冻症等重大疾病。具身智能是AI从虚拟走向物理世界的桥梁。融合机器人技术与大模型的具身智能,可重塑工业、服务、医疗等领域。6G支持的全息通信将打破空间限制,重构教育、医疗资源分配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这种“技术向善”的导向,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加公平、高效、绿色的方向发展。

发展未来产业也有助于经济转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未来产业将重塑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这些产业还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量子科技可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发展;生物制造能推动农业、化工绿色转型;6G将催生全息通信、工业元宇宙等新业态。未来产业的发展还将催生大量新职业,为就业市场注入新活力。

从战略价值看,这些领域保持领先也是国家安全与产业自主的双重保障。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这些领域是科技竞争的“必争之地”。中国将这些产业纳入规划,既是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需要,是构建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关键,也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战略布局。

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新格局的再造中

当前,全球正经历“范式转移”,未来产业的竞争将决定各国在21世纪的经济地位。竞争异常激烈,大家都在抢占产业变革的战略先机。从国际看,技术封锁与生态构建并行。美国在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领域仍保持领先,其量子纠错技术已进入实用化阶段。氢能与核聚变能中,日本在氢能产业链(如燃料电池)占据优势;欧盟“氢能银行”机制促进跨境贸易,美国Helion、CFS等企业获微软、谷歌投资,目标2028年供电。脑机接口领域,美国Neuralink启动人体试验,Synchron设备获批商用。6G建设中,欧盟通过“数字十年计划”强化6G研发,美国联合盟友制定“共同原则”试图遏制中国标准主导权,日本、韩国在亚太赫兹器件领域占据优势。

中国通过“十五五规划”提前布局,旨在抓住技术迭代窗口实现“换道超车”。从国内看,“顶层设计+区域协同”正在双轮驱动。未来产业布局与强化区域协同、优化要素配置、创新治理模式相辅相成,将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带来核心城市引领、新兴节点崛起的发展机遇。区域协同发展加速,将从“虹吸竞争”到“共生共荣”。核心城市的吸引力进一步强化,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凭借研发资源、人才储备和资本市场优势,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等领域形成“技术高地”。这些城市通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场景验证”闭环,形成技术领先优势。新兴节点城市则差异化崛起,合肥、成都、武汉等城市通过聚焦特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通过“未来产业+传统制造”融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转型。区域经济梯度格局也将深化,东部沿海地区在未来产业核心技术研发、高端制造环节占据主导地位,中西部地区则承担材料生产、设备组装等配套功能。跨区域产业链协作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核心城市研发+周边城市产业化”模式,构建未来产业链条。这种协同使区域整体创新效率提升,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国际合作与区域开放联动,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纳入合作框架,推动量子通信、氢能等技术输出。上海、深圳等城市通过举办国际未来产业峰会,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资本,形成“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创新生态。使中国有望形成“核心辐射、多极支撑、全域协同”的未来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球区域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与其被寻找,不如主动寻找

当今世界,风雨飘摇。如果说美国在寻找下一个中国,世界何尝又不是在寻找下一个美国?

吉隆坡磋商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从“全面对抗”转向“有限合作”,但竞争底色未改。关税暂停、技术松绑等举措为企业争取到宝贵的调整期,但“自动恢复机制”“二级制裁选项”等条款仍暗藏风险。未来,双方需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气候合作等领域建立更具约束力的规则框架,以应对全球治理赤字。

而中国最应该做的,不是反击别人的意欲寻找,而是掌握寻找自我的先机。寻找下一个自己,再造更好的自己。

“十五五”的意义,是中国在主动寻求“再造”。在平衡效率与公平上,通过GNI增长扩大国民财富蛋糕,为解决贫富差距提供物质基础。在“共赢式开放”的价值导向上,通过多元化的全球资产配置降低单一市场波动的影响,增强抗风险能力。在未来发展战略前瞻上,通过技术集聚、产业链重构和政策引导,形成“核心引领、多极联动、协同共进”的新发展态势。

抓住窗口期优化布局,同时加强自主创新,以应对“常态化博弈”下的不确定性。这是发展理念的深刻革命。它标志着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从“世界工厂”向“全球价值创造者”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共享发展成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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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喆思

《一点喆思》关注全球宏观趋势与中国经济转型,探讨结构性改革、产业升级与国际博弈,也直面社会现象与公共议题,为读者提供对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深度解读与前瞻思考。

万喆,经济学博士,知名经济学者。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国际经贸、资本市场、企业战略等领域的研究,著有金融、一带一路等领域重要著作。为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金融论坛》编委会委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未来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金融组副主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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