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不幸离世后，引发了大众对跑步风险的关注。有人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都是爱好跑步不幸离世的人。马拉松存在一些风险，关节磨损、肌肉拉伤、足底筋膜炎等肌肉骨骼方面的风险；剧烈运动后，还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还会加重心脏负荷、导致心律失常、心梗等风险。城市举办马拉松时，都会配上医生、救护车，可见马拉松的危险是显著的。那么要不要干脆禁止马拉松？
我们暂时先不回答这个问题，看看他山之石。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数据和各州法律汇总，截至2025年，全美50个州里，有19个州外加华盛顿特区，实行的是“全员强制佩戴头盔”。只要骑摩托上路，头盔必须戴，违者罚款50到500美元不等。
还有28个州，是“部分强制”。最常见的是对21岁以下的年轻人强制要求戴头盔，成年人如果满足了特定条件（比如购买了足额的医疗保险），就可以选择不戴。但几乎在所有州都强制要求，必须戴护目镜。
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对护目镜或面罩的要求更强硬呢？这背后的逻辑很有意思。
这背后的逻辑，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骑摩托时，一只虫子，一颗前车卷起的小石子，强风带来的沙尘，都可能飞到眼睛里，高速移动摩托就会失控，撞向人或其他车辆。
它头盔主要是在事故发生后，保护骑手自己的头部，降低伤亡的严重程度，它保护的是骑手。而护目镜，在保障骑手外，还能保护行人和其他车辆。个人可以自愿承担自身的死亡风险，但无权制造不可控的公共危险。法律强制要求护目镜，根本目的不再仅仅是“骑手本人可能会摔伤自己”，而是“失控摩托会伤到其他人”。
同样的，很多州法律并不强制汽车司机系安全带，但对汽车的车灯、刹车、转向灯却有严格的定期检验标准。因为这关系到，他人能否看到车。
这里面的原理，就是外部性，所谓负外部性，又称外部不经济，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一个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行为，对无关第三方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或损害。简而言之，对他人的影响，会不会危害到其他人。长跑不会危害到其他人，所以，不应该管，自负其责。
顺着这个思路，去看电瓶车该怎么管理呢？现在的电瓶车新规，几乎都规定必须佩戴头盔，违者警告或罚款10–50元。一些地方只允许搭载1名16岁以下未成年人。
电瓶车速度快，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管制速度，是合理的。但电瓶车带两个小孩，不会危害到其他人，出了事也是他们自己负责。两个孩子就算重了100斤，和一个两百斤的人骑电瓶车，也是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规则是针对摩托车的，摩托车的速度和重量都要比电瓶车大很多，对他人的风险也大很多，那么，相应地，对电瓶车的管理，尺度上也应该宽松很多。
还有一个角度是，危险行为是不是可替代的。换句话说，禁止了之后会不会有损失。长跑的确可以锻炼身体，但长跑替代的方法很多，不是不可替代的。禁止长跑还有其他方式，不会产生“不能锻炼身体”这个损失。
再来看电瓶车，一个妈妈，放学要接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初中，甚至就在一个学校。骑电瓶车只能带一个。回家15分钟，一来一去，就一个孩子就要等半小时。一年260天，整整九年，都是如此。有可以替代的办法吗？还真没有。别说开车，这就是何不食肉糜？更何况，开车有金钱之外的限制，比如放学时间停车难。
那么，既然马拉松都不管，为什么要管骑电瓶车接送两个小孩？当然，马拉松能为地方带来很多好处，比如，举办赛事。但电瓶车带两个娃，让妈妈们方便一点，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好处吗？
野外徒步是一个比长跑更典型的例子，这几乎是完全的风险自担，不会危及他人。事后救援也可以做出经济补偿。但各地都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态度。
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构成了严厉管制的土壤。
大多数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实是没有多少理论化的社会常识的，因为学校没有教过。在通识教育中，社会知识的内容是辩证法。且不说辩证法是否正确，爱因斯坦就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内容完全就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爱因斯坦当然可能犯错，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这本身也是辩证法的内容。
更关键的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比如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等，太过于抽象，它可以涵盖一切，但难以提供一个具象化的思维范式，因此又是模糊的。比如，是否严管电瓶车，当然可以用辩证法来论证，但过于空泛。
相比之下，外部性概念，从个体权益方面，揭示各方利益的冲突；自由和安全的两难，则从人类政治演化、个人权利角度，提供了更具象化的讨论范式。这都更容易提供正确的思路，以及正确的、适度的管制。
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中国的文科，重在教技能，而非背后的思想。另一个来源就是阅读，显然基于高考的压力，中国学生的阅读范围很小。待到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后，对人文社科的轻视、短视频游戏等快餐娱乐的挤压，学生也很少会自己去了解人文社科知识。
坐飞机，会直线掉下来；喝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哪怕就是去拿个快递，也有花盆掉下来的风险。自由和安全永远都是矛盾的。但是，当社会大多数人没有关于真实社会的通识知识，就不能正确认识风险和自由之间的关系，那么管制面对的反对声音就更小。任何时候，一说风险，就会立刻得到民众呼吁管制的声音。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让民众精通各行业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知识之上，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信念。
美国曾经有过一个联邦政策，促使47个州制定了综合性头盔法。但该政策取消后，许多州废除或放宽了头盔法。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州头盔佩戴率暴跌，但摩托车手死亡率也随之飙升，上升了三到五成。这就是自由和方便的代价。看起来放宽政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它的价值是更加广泛的。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人举着标语抗议拜登的疫情政策，标语上写着要自由。某种程度上来说，把一个科学问题信念化是愚昧的。但也正因为存在这种信念，才能潜移默化地在各个领域抵抗管制，为异端和创新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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