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专栏作家约翰•凯：在这场信贷危机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人犯下了错误。但有些人勇于承认，有些人却避而不谈。那些不愿面对过去、不能铭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观念是，企业要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但从安然到雷曼兄弟，实践证明一味关注盈利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媒体大亨的生活方式非常诱人。他们嚼着雪茄，嘟囔着高深莫测的警世箴言，总有明星相伴。但是对媒体行业的投资者来说，这种诱惑却可能是致命的。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把“大到不能倒”的概念制度化，将加重道德风险问题，而且还会使银行对政府纾困产生期望，认为这是它们应得的权利。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未来是数字媒体的天下，20年过后，图书业务看上去将会与今天截然不同。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我不知道下一次危机的“震中”在何处，但我明白，除非人性发生变化，或金融服务业的结构出现根本性变化——否则，仍会出现另一种基于天真推断和不可思议的集体思维的危机。

FT专栏作家约翰•凯：创新就是找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办法，包括消费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需求。创新有时候来自实验室科学家，但更多时候，改变商业环境的创新来自某些人的想象力。

FT专栏作家约翰•凯：首先，政府担保要花钱，而且要花很多钱；第二，它会扭曲竞争；第三，它会带来道德风险；第四，它会损害企业管理风险的主动性。

约翰•凯：美国已出现新一代的寻租者：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抑制寻租行为，要求分散经济权力。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政府不控制经济，而是没有人控制经济。

FT专栏作家约翰•凯：让银行业脱离赌博角色的想法，就是要让赌徒觉得银行业无聊，但敬业的零售银行家不必感到无聊。

FT专栏作家约翰•凯：“彼得原理”认为，每个人都会升迁至自己不能胜任的级别。用这个原理来解释金融机构的接连倒闭，也是相当的贴切。

FT专栏作家约翰•凯：经济类书籍曾经是枯燥乏味的代名词，如今，如果你把经济学浓缩为一个流行词，或改头换面为日常话题，便可走俏市场。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我们应该向阿波罗项目和设计电视机的人学习，在金融体系中运用模块设计理论。在商业领域，模块化意味着，不同的活动要通过不同的企业工具完成。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我们的银行可不是由笨蛋管的，而是由能人经营的。可是，如果这些能人的抱负超出其能力，那是因为其抱负也许超出了所有人的能力。

FT专栏作家约翰•凯：凯恩斯把股市选股比作选美。然而，市场更多受到的是时尚多变的影响。到底什么有价值，也只能听由他人的意志了。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无论请求方是一家银行，还是一家汽车公司，企业“太大以至于不能倒闭”的概念都不应该被认可。否则，便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FT专栏作家约翰•凯：围绕英国议员报销门事件产生的喧嚣与美国国会游说丑闻，都有其自身特定的根源。不过，两者存在着间接的联系。

FT专栏作家约翰•凯：经济学家没能指出金融市场的根本弱点，没有预见到危机的来临。现，在他们又对适宜的政策以及未来事态的发展意见不一。

FT专栏约翰•凯：最近，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甘斯谈到了当前金融危机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如何才能说服自己年幼的儿子不尿裤子？这与英国报销门又有什么关系？

FT专栏作家约翰•凯：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卢姆在1959年发表的《渐进决策科学》中指出，正确决策过程必须是在当前基础上逐步、小幅度增加和补充。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FT专栏作家约翰•凯：当今世界，国家大小与其生活水准之间并不存在明显联系。有资格参加上周G20峰会的国家固然可被视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但没资格参会的国家或许目前的经济状况更好。

通用电气自1938年以来首次削减了股息。今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自193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股息削减举措。1938年一般并不被视为经济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份。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呢？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格林斯潘在自传中分析，制药业说明了信任和名誉在现代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我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寄予信任，是因为我们依赖交易对手的自我利益。但这几乎完全没抓住要点，原因在于我们确信，这种利益会牢牢受到限制。

FT专栏作家约翰•凯：奥巴马政府计划把受政府资助的金融机构员工年薪限制在50万美元以内，这可使贪婪的投行业务高管与交易员远离储户资金，避免他们搞跨整个银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