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39岁的德国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祖赫特里格尔（Gabriel Zuchtriegel）被任命为庞贝考古公园园长——这座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掩埋、沉睡近两千年的古城，自此交到他的手中。年轻、外籍，这位“不合常规”的候选人一经提名，立即在意大利学术界引发争议。庞贝科学委员会两名成员愤而辞职以示抗议，140位学者和策展人签署请愿书，质疑他是否具备统领庞贝这一世界级遗址的经验与能力。但事实很快表明，这位“非典型园长”恰恰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视野与活力。在他的新书“The Buried City：Unearthing the Real Pompeii”（《被掩埋的城市：发掘真实的庞贝古城》）中，庞贝不再只是尘封的古迹或考古的舞台，而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有凌乱没来得及整理的床铺、残留在墙角的器物碎片，还有挣扎求生的普通人。这本书也成为他对最初质疑的有力回应。
不久前，加布里埃尔来到爱丁堡，以“发掘真实的庞贝古城”为题进行讲座，分享他眼中那个既是一场悲剧、又令人着迷的古罗马小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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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GettyImages庞贝古城的发掘工作始于1748年，当时主导这一工作的，是统治那不勒斯王国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然而，最初的挖掘并非出于学术研究或文物保护目的，而是为了寻找艺术品和贵重物品，以充实王室的收藏。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中，庞贝的大部分区域逐渐被揭露出来。如今，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已重见天日，包括约三万个房间，其中不少仍保留着灰泥和壁画。
加布里埃尔指出，庞贝最令人震撼的遗迹之一，是那些在火山喷发中遇难的人的遗体遗痕。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庞贝顷刻陷入灾难。当时的居民并不知道这座山是一座火山，因为它已经沉寂了太久。因此，人们完全措手不及。许多人留在家中，或试图躲入门廊、神庙和公共建筑中避难。他们首先目睹的是一团庞大的灰云从维苏威火山上空升起。这团巨大的灰云直冲天空，最终攀升至三十多公里高空。庞贝距火山约七公里，整座城市迅速被火山灰掩埋。
现代人之所以能较为清晰地了解当时的情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目击者的记述。他就是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他的舅舅兼养父是古罗马博学多识的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老普林尼生前热衷自然研究，对火山活动特别感兴趣。灾难发生后，他从米塞努姆出发，乘船前往火山附近，希望近距离观察这一自然现象。但当他意识到灾情十分严重时，便参与救援。遗憾的是，最终他自己也遇难身亡。小普林尼将整个事件记录下来，这成为后人了解那场灾难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小普林尼记述，那团升腾的火山云呈松树状，而紧随其后的，是从空中纷纷坠落的“火山渣”（lapilli），其实就是细小而灼热的浮石。这些浮石不至于立刻致人于死地，却非常烫。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躲起来，希望这场灾难很快就会过去。喷发从中午开始，傍晚时分依然没有停止。夜幕降临，灰渣越积越厚，整整一夜都在继续。到次日清晨，火山渣已厚达三米。典型的罗马住宅中间有天井，火山渣就从那里落入屋内。人们开始真正陷入恐慌。与此同时，大地也在不停震动——整个喷发过程中，维苏威火山向外“吐”出超过两立方公里的物质。地震和火山渣的双重压力使得许多建筑物倒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丧生。直到今天，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团队仍在继续发掘出新的遗骸。不久前，他们发现了两名女性和一名儿童的遗骸，他们正是死于房屋上层的坍塌。遗骸上满是骨折，从头骨到腿骨，令人触目惊心。
喷发终于在8月25日的清晨停止。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火山学或地质学的知识，人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随着喷发停止，幸存者开始燃起希望。他们透过窗子望出去，几乎认不出这座城市。街道已经被厚厚的火山渣掩埋。一些人想着要赶紧离开这里。他们尝试穿过城市的大门，朝海边奔去。但城门已经“消失”，因为三米厚的火山渣堵住了出口。于是，他们试图翻越城墙。然而，就在此时，火山又开始喷发。 此时，火山灰柱在剧烈活动中突然坍塌，像雪崩一样从维苏威山坡猛烈倾泻而下。这股炽热的火山热流高达400摄氏度，即便到达庞贝时温度已降至约200度，也足以瞬间致命。正在逃跑的人被卷入热流之中，瞬间死亡。他们的姿态被“定格”在那一刻：有人双手捂脸，有人屏住呼吸。他们的身体被灰烬紧紧包裹，而灰烬迅速硬化成坚实的土壤，肉体随时间腐烂，只留下一个个“空洞”。
加布里埃尔解释，今日人们所见的“遗体”，多为现代考古学家以石膏灌模技术还原的结果。那些灰烬形成的空腔正是当年遗体的位置。考古学家将石膏注入，待其凝固，再小心挖掘，由此重现了古人临终前的身体形态。如今，这样的石膏模遗体已有约一百具，它们是庞贝最独特、最触动人心的遗产之一。
这些遗骸呈现，有的人手中攥着钱币，有的人紧握家门钥匙，也许他们以为还会回来，也许他们只是担心有人会趁乱偷走自己的财物。考古学家通过DNA和同位素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死者的身份、年龄、饮食、疾病与迁徙路径。加布里埃尔提到，最近发现的一具女性遗骸，可能是一名奴隶，通过分析发现她来自意大利中南部的某个地区。而这种和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也为考古团队带来了不小的情感冲击。加布里埃尔讲述，当他们发掘出那两名女性与孩子的遗骸时，一位同事突然低声说：“这就是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 加布里埃尔不由感慨：“那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我们与他们并无本质区别——我们同样脆弱，同样对未来充满不确定，同样在最后一刻抓住希望。”
对加布里埃尔来说，这一切都让他想起德国作家歌德的文字。歌德曾亲临庞贝，在《意大利之旅》中写道：“星期天，我们在庞贝……世间灾难无数，但极少有哪一件能为后人带来如此的欣悦。”加布里埃尔发问：“我们真的能从一场灾难中感受到欣悦吗？”他并未给出答案，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现场在座的听众。“你必须同时看见悲剧与遗产，”他说，“正是因为这场灾难，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这些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在此，他引用意大利文化部长亚历山德罗•朱利（Alessandro Giuli）的话：“考古学确实关乎神庙、风格与年代，但归根结底，它讲述的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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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GettyImages庞贝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不仅因为它的遗迹保存完好，更因为其中所呈现出的艺术与色彩的丰富程度。加布里埃尔指出，如果没有庞贝，现代人对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乃至日常感受的理解，将会截然不同。在这里，艺术并不是像现代人走进博物馆那样，是某种特定时刻的凝视对象，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庞贝，绘画、图像、色彩、装饰，遍布于居所之中。
然而，庞贝不仅仅是一座关于美的城市，它同样承载着关于宗教与仪式的记忆。加布里埃尔提到考古学家们在庞贝著名的“神秘别墅”中发现的那组关于“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宗教”的大型壁画。他表示，这幅壁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所传达的信息揭示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再完全依赖传统信仰的时代，各种新兴宗教运动正在涌现，其中之一便是基督教。也就是说，庞贝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基督教会在这样一个时代扎根。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传统宗教产生怀疑，不再相信它们真的能带来心灵的满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秘宗教”应运而生。所谓“神秘”，在此并非指某种神秘主义的神迹，而是“秘密”：只有被正式引导入教的成员，才能了解其教义与仪式。
那这些“秘密”究竟意味是什么呢？加布里埃尔解释，以天主教为例，在圣餐仪式中有一句“信仰的奥秘”，指的是死亡与救赎、牺牲与重生的神圣转化。古典时代的主流宗教并不包含这样的承诺。
在荷马与早期希腊诗人笔下，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死者只能前往阴间——一个灰暗、无望的世界。当奥德修斯下入冥界，幽魂们争相索要他的鲜血，以便“复苏”片刻，那场景令人恐惧。这种来世观令人绝望。而诸如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宗教、埃及女神伊西斯的信仰（庞贝也有一座伊西斯神庙），乃至后来的基督教，则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死亡并非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它们给予信徒“得救”的希望，承诺另外一种命运。其中，狄奥尼索斯的信仰尤为引人注目。他不仅是酒神，更是一位“死而复生”的神明。在某些版本的传说中，年幼的狄奥尼索斯被泰坦撕裂并吞噬，但宙斯保存了他的心脏，令他得以重生。于是，这一“撕裂与重生”的神成为当时不少罗马人的崇拜对象。
希腊与罗马的神祇并非世界的创造者，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且，神明之间存在斗争与更替：宙斯推翻克洛诺斯，自己又被巨人挑战。在这套循环中，狄奥尼索斯的被害与复生象征着一种突破性的转化。而根据神秘宗教的教义，人类由泰坦残骸所造，因而生而不净，带有“原罪”的痕迹。但通过入教仪式、饮酒与共祭，人类可以获得洁净与解脱。死亡不再是终结，而是一座通往一个崭新生命的桥梁。因此，加布里埃尔这样解读“神秘别墅”的壁画：“神话生物簇拥在狄奥尼索斯周围，象征着狂喜、解脱与重生的仪式正悄然进行。这不仅是一场宗教体验，也是一种对生命终点的反抗。”此外，饮酒在这一体系中并非单纯的享乐，而是神性参与的渠道。狄奥尼索斯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神”，正因他让凡人哪怕只在片刻之间，也能忘却凡俗与死亡。在古代社会，能片刻忘却自身注定的终局是莫大的恩赐。
在加布里埃尔看来，更多时候，庞贝壁画只是富丽堂皇的日常装饰。人们坐在庭院中饮酒谈天，四周环绕着神话与象征。但这些看似“装饰性”的壁画本身，也别有意味。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始终抱持矛盾心态：他们一方面征服了希腊，另一方面却被其复杂哲学与艺术吸引，甚至感到不安。罗马理想中的公民应阳刚简朴——征战归来、耕作田地、与奴仆共享朴素晚餐。而希腊人带来了海鲜、美酒、音乐、辩论和哲学——这些在罗马人的价值观中既令人着迷，也被视作对传统的威胁。
因此，在私人住宅中大量采用绘画装饰，始终令一些保守的罗马人感到不安。他们接受为神服务的艺术——如庙宇壁画、祭器雕刻，但当艺术走入家庭空间，变成日常背景时，就激起了他们关于奢靡与堕落的道德争议。而正是在这些“装饰”与“信仰”交织的地带，庞贝的宗教经验、审美情趣与社会变迁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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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GettyImages加布里埃尔表示，对他而言，庞贝古城最震撼、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2021到2022年间发掘出的一间位于庞贝城附近的一座罗马别墅内的“奴隶房”。这是一间16平方米的小房间，极为简陋。考古学家们甚至在里面发现了三只老鼠，可见卫生条件之恶劣。房间里的墙上没有装饰画，只有一处白色斑块，中间开了个洞，推测是用于放置油灯。考古学家们借助传统石膏翻模技术，复原了三张床。这些床像是军用帐篷。它们可以随意拆装，长度可调。床上没有床垫，只有一些绳索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铺一条毯子。住在这间房子里的，很可能就是奴隶。而在当时，奴隶非常普遍。
“我们估计，当时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火山喷发时，庞贝大约有两万人，也就是说，可能有七千名奴隶。”加布里埃尔进一步解释，罗马人将奴隶称为instrumentum vocale，即“会说话的工具”；动物则被称为semi-vocale，“半会说话的工具”；而器具如锄头、车轮等，则是instrumentum mutum，“无声的工具”。这些词汇体现出一种将人彻底物化的非人逻辑——奴隶被视为“社会上已经死亡的人”：生物学上是活的，但在社会上是不存在的。虽然现代人对古罗马时期奴隶的处境已经有不少了解，但令人痛惜的是，如今几乎找不到哪怕有一段由奴隶亲自留下的记述。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时间，更没有权力去留下自己的记忆。
“我们常常喜欢谈古典时代，把它视为民主、哲学和艺术的源头。”加布里埃尔指出，“但事实上，没有哪位古代大哲学家真正质疑过奴隶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奠定了政治与公民理念基础的人——都默认奴隶制的存在。他们甚至从未提出奴隶制是否合理的问题。最宽厚的声音，大概来自塞内卡——他生活的时代也正是庞贝毁灭前后。他不过说，应善待奴隶，但并未主张释放他们。”
奴隶房以另一种视角诉说了奴隶的故事。三张床中，两张长1.7米，一张只有1.4米，很可能是给孩子用的，或由多个孩子共用。这说明奴隶也可以有家庭。而奴隶女性所生的孩子，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奴隶身份。罗马帝国通过战争和扩张获取奴隶——譬如这位奴隶女性，很可能来自当时正被罗马征服的不列颠。
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古代文献记载有十万人因此被奴役。而庞贝的考古发现中，确实出现了带有希伯来语名字的奴隶，可能就与这场战争有关。庞贝毁灭的时间只比这件事晚九年。但显然，帝国的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奴隶制要维持下去，就必须允许他们自然繁衍。另一方面，奴隶家庭本身也是防止奴隶逃跑的一种机制。在庄园和别墅中，奴隶需要劳作，不可能长期被关押，而一旦他们有了家庭，比如配偶或孩子，就有了“牵绊”。如果试图逃跑，留在身后的妻子或孩子就可能受害。因此，大多数奴隶会选择留下，希望有朝一日攒足够的钱赎回自由。但即便如此，赎身之后，还得再设法赎回孩子的自由——因为他们依然是奴隶。
加布里埃尔认为，从某种层面上说，这间奴隶房带来的情感震撼，与歌德谈及火山喷发时的感受是相通的：它揭示的不仅是自然的毁灭力量，更是人性中某种深埋的冷酷。这种冷酷并未随着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而终结，而是以不同的面貌延续至今。正因如此，它迫使我们反思：在当下的世界，是否仍潜藏着某种形式的“奴役”？
这样的反思恰好呼应了《被掩埋的城市：发掘真实的庞贝古城》的写作目的。加布里埃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为何对‘古代’感兴趣？而‘古代’又在何种意义上关乎我们自身……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愿意触及自己的个人经历与情感动因。若没有这些，就不会有考古学，不会有艺术史，甚至不会有历史本身；它们将失去意义……过去与我们今日面临的挑战与影响密不可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过去的产物，是许多早已作出的决定——有时是几百年前的——所塑造的；但同时，我们在‘如何讲述历史’这一选择上的决定，又在构建着当下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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