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特朗普时代美国在拉美、西半球乃至全球的行为逻辑，绕不开“门罗主义”这个老概念。但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门罗主义是否回归，而是它正在被一种更激进、更赤裸、也更去规范化的版本所取代。特朗普本人将这一版本称为“唐罗主义”。军事突袭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志在必得格陵兰岛，以及对加拿大主权边界的觊觎，都可以视为这种“唐罗主义”地缘政治观的现实投射。
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门罗主义”的原则，其历史背景十分清楚：拉美各殖民地正纷纷脱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美国担心欧洲列强借“复辟秩序”之名重新介入西半球。门罗主义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欧洲不再殖民美洲；欧洲不再干预美洲事务；作为交换，美国也不介入欧洲事务。
今天回看，“门罗主义”确实显露出美国的帝国倾向，但在当时，它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地缘政治宣示。美国尚未具备全球霸权的实力，门罗主义所依赖的，更多是地理条件——大西洋本身就是限制欧洲军事投射的天然屏障。它并不要求拉美国家在经济上排他性依附美国，更谈不上系统性重塑其内部政治秩序。
然而，两个世纪之后，门罗主义的语义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美国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西半球被重新界定为“必须优先确保的战略空间”。文件没有直言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是使用更技术化、官僚化的语言——如“防止战略竞争对手在关键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中嵌入”“确保后方安全”“维护西半球稳定”。但其推论并不复杂：在与中国展开全球性竞争之前，美国必须确保拉美不成为中国可以深度运作的区域。
这正是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它并非对19世纪门罗主义的简单复刻，而是一次制度化的转向：从排除欧洲军事力量，转向限制乃至排除战略对手——主要是中国——在经济、能源、金融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结构性存在。
特朗普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表述，则将这一逻辑进一步个人化、去包装化，并直接冠名为“唐罗主义”。他或许并非有意创造一个新概念，而是以更直接、甚至粗粝的语言，对同一战略意图进行了特朗普式的宣示。相较政策文件的可辩护版本，这种表达几乎不掩饰其势力范围逻辑。
两者的关系，并非目标不同，而是表达侧重点不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负责“把事说得能执行、能对盟友交代”；特朗普的个人表述则负责“把话说狠、把红线划清”。抓捕马杜罗这样的行动，正是两者交汇的产物——行动方式高度“唐罗主义化”，战略目标却完全嵌入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度框架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唐罗主义”并不只是针对中国。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控制逻辑，即美国不允许任何外部力量在其认定的关键空间形成自主影响力。之所以当下矛头集中指向中国，是因为只有中国既有意图，也有能力挑战美国，并且其经济力量已经真实进入拉美，在能源、基础设施和贸易层面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存在。
但这一逻辑并不限于拉美。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公然索要，以及对加拿大主权边界的暧昧表态，清楚表明，“唐罗主义”并非区域性政策，而是一种广义的势力范围观。凡是美国认为与自身安全、资源、航道或竞争格局高度相关的地区和领域，都可能被纳入这一控制视野。拉美只是最早、也最显性的试验场。
然而，美国若试图像200年前那样排除战略对手进入西半球，在今天将面临更大的现实阻力。军事力量可以通过地理屏障加以限制，经济力量却并不受制于同样的约束。资本、贸易、供应链和市场需求，不会因距离而自动失效。中国进入拉美，靠的不是军舰，而是市场规模、制造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长期的经贸嵌入。正因如此，试图用门罗主义的地缘逻辑去阻断中国的经济影响，本身就是“张冠李戴”。这也构成了“唐罗主义”的内在困境：它试图用势力范围的方式，解决一个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问题。
这决定了在实践路径上，特朗普既不打算、也不可能通过冷战式全面封锁将中国赶出拉美。更现实的做法，是在美国主导的规则和监管框架下，允许中国继续买资源、做生意，但逐步剥离其在关键国家和关键行业中的制度性存在，使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参与越来越昂贵、越来越受限、也越来越缺乏战略含义。
问题在于，这种策略能否奏效，取决于一个极不确定的前提：拉美国家是否愿意为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长期牺牲自身的发展利益。
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府，拉美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发展，而非选边。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拉美形成深度嵌入，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新能源以及市场吸纳能力上，提供了美国长期不愿或无法提供的现实选项。这种结构性需求，并不会因美国的战略排除而自动消失。
因此，可以合理推测，除非美国对拉美主要国家施加直接的军事威胁，否则在“唐罗主义”的强制逻辑下，拉美国家虽然不会公开对抗美国，却也难以彻底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完全牺牲自身发展利益去配合美国的排他性战略。更可能的选择，是在政治与安全议题上对美国保持谨慎配合，同时在经济层面尽量维持与中国的合作。这种“有限顺从、有限对冲”的策略，很可能成为许多中等国家的常态反应。
同样位于西半球的加拿大，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加拿大长期被视为美国最稳固的盟友之一，但特朗普对领土和主权的强硬姿态，反而在客观上削弱了这种确定性。加拿大新任总理卡尼（Mark Carney）近日对中国的访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这未必意味着加拿大在地缘政治上“倒向”中国，却清楚反映出一个趋势：当美国的控制欲上升，盟友反而会本能地分散风险，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如果格陵兰岛最终被美国夺取，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事实上，美国的这一战略转向，已经开始影响其大西洋盟友的战略选择。
从宏观层面看，“唐罗主义”暴露的，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更是美国对自身主导地位的不安。当美国开始试图用势力范围逻辑来管理经济竞争时，恰恰说明它已意识到，单靠规则、制度和市场优势，已不足以维持既有秩序。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势力范围可以制造服从，却难以制造可持续的稳定。在一个经济高度相互嵌入的世界，强行“清场”，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更强的反弹，以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对抗。
“门罗主义”曾依托地理优势，帮助美国塑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后院；“唐罗主义”则试图在全球化尚未完全退潮的时代，重新确立排他性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像是一个相对优势开始收缩的霸权，对控制权作出的焦虑式回应。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定会进行战略收缩。用一句话概括“唐罗主义”的要义：只属于我的，仍然是我的；属于你的，也是我的，只要我想要、也有能力要，就可以取来。
“唐罗主义”未必能真正取代门罗主义，但它已经在实践中，深刻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