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层面上的AI大格局，乃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大国博弈所定夺。两国之间，谁能胜出AI竞赛，便能获得主宰世界秩序的权力。”此乃现今全球科技论述中存有一大迷思，虽有一定根据，却未能充分地反映事实。
此论述当中最根本的问题，乃其对所谓AI竞赛的假设。任何一个典型竞赛，皆具备清晰可见的目标。然而AI本质上并没有单一目标、更没有明确的“终点线”——所谓的“胜利”，指的是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新科技崛起所带来的经济蓬勃，还是治理水平改进？即使其中一国企业能赶在另外一方企业之前，开发出功能最强的前沿性模型，若模型的产出对社会弊大于利，那又如何？
更可况，此二元分化的世界观也忽略了大国相争的表面下，正在默默起革命的诸多中小型力量，也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于今年达沃斯论坛上所提及的“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在这个数据、技术、人才、软硬件素质为王的新兴科技空间里，即便是缺乏独立军事实力、又或是经济规模未必足以称霸一方的，凭着自身资源、生产力、经济成熟度，也能有一战之力。
举例说，以高端制造业为自身骨干产业的马来西亚及越南，在半导体生产及数据库部署方面力争上游，象征着东盟中最为“识时务者”的新智能时代代表。姑勿论韩国还是日本，皆为美国所谓的“硅和平”（Pax Silica）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前者在白宫如今阴晴不定的外交政策下，大有可能与中方寻求更紧密合作。至于经常被批判为墨守成规的欧盟及英国，则在AI监管与安全价值观设置上拥有相当影响及渗透力，侧面影响中美两地企业面向顾客的行为与规范。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传统能源大国，即使面临战火燎原的阴霾，也依然积极地把自身定性为“运算枢纽”，把新一轮经济转型押注在新兴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战略方针。前者在“2030愿景”计划中把400亿美元拨给前沿性AI研究，成立了AI国企Humain，与AMD及思科连手成立数据中心合资企业。后者则为世上设立首位AI部长的国家，其国内AI龙头企业G42也在近年取得相当大的商业突破。
至于包括拉丁美洲、非洲、中亚等发展中地区，也出现如雨后春笋般的“应用”初创者，尝试把AI有效应用落地。固然有不少开发商依赖中美两地技术栈（tech stack），但在开源AI流行之际，昔日曾存在的门坎已大规模降低，也让AI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多极化、更开放。
香港在全球的AI革命中何去何从？
面对当前急速变化的国际格局，作为中国两大特别行政区之一的香港，应当如何把握机遇？我们两位当中，一位曾出任香港及沙特阿拉伯两所大学的校长，另一位则是研究AI与地缘政治的学者。我们皆对香港在这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未来定位与发展相当乐观，然而个中前提有二：
一、香港应认清楚自身现存优势，顺应其比较与绝对优势，毋需也不应跟中国内地的深圳、杭州、北京及上海等尖端AI科研转化与商业化枢纽作竞争，而应集中精力在这些科技中心的相对弱项、短板：上游的基础科研及下游的法律监管、应用伦理、以及面向国际的论述构建与信息传递。
二、香港应查找中国、以至于亚洲诸国当今在AI方面的调研、监管、应用、论述与知识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取长补短，方能立足中国之地，同时放眼全球，坚持对外开放及高度国际化的角色。面对AI所带来的庞大社经变化，这片弹丸之地，唯有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精神、坚拒“拍脑袋式”的一窝蜂政策制定，方能屹立不倒，与时并进。
当然，要实现这两点理想，还需具体政策。对此，我们谨提出三大提议。一、香港应当成为世界开源人工智能的治理基地与调研核心。二、香港应善用并充实其高等学府、商界投资界、专业服务界等，推动AI伦理的研究及倡议。三、香港须把自身定性为“治理 x AI”交叉点的跨学科平台，吸纳并汇聚来自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对AI对社会所带来的机遇或挑战抱有兴趣的公共行政人才，从而成为AI时代中的全球管治摇篮。
面向未来的三大提议
一、香港可成为全球开源AI创新的前沿研究、框架设置、跨国度讨论的基地。去年1月DeepSeek的惊人突破，让“开源AI”一词进入不少本身对科技政策不太熟悉的人士视线范围内。理论上，开源AI的模型权重、代码、训练数据等皆能由大众自由使用、研究、修改、分享（也即是“四大自由”），并拥有高度透明度。相对于不少硅谷不少科技巨头所采纳的非透明、决策权集中、所耗用资金如天文数字的“闭源AI”模式，以中国部份初创为首的“开源AI”模式被部份评论者视为一个能让“AI秩序”更去中心化、更开放而公平，甚至更能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之道路。
然而水能覆舟，亦能载舟。歹徒大可擅用模型，以制造假新闻、落实电诈、煽动仇恨、挑起民族或甚至极端主义，从而严重干扰国际与国内秩序。他们也可在公开链接库中输入具破坏力的代码，从而导致模型出现系统性偏差，甚至威胁个中的信息安全。在科技使用者往往缺乏基本安全意识（可参见“养龙虾”热潮中，饱受“龙虾”失控所害的用户）的背景下，开源AI大有可能对普罗大众构成严重风险。有不少推崇理性开源AI发展的专家，便曾跟笔者提出，有必要把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开源”者汇聚在一起，商量并探讨如何管控风险。
这里，作为对世界各国高度开放、人才流通自如的香港，自然可担当关键角色——比方说，把中国开源年会（COSCon'25）或北京智源大会（BAAI Conference）的国际分会带来香港，甚至成为将来亚洲或世界、“一带一路”或金砖国家“开源”AI治理机构的落户之地，吸引既想接触内地，却不想踏足内地的开源AI科研人才。确实，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于2023年12月在香港举办了首届“PRIORITY”亚洲峰会，正反映了我们对中东政商界菁英及资本的吸引力。
二、AI崛起的时代中，社会更需要人文关怀及道德规范。若我们连最基本的概念定义和价值观也未能确立，又谈何程序或法律框架？近日Google DeepMind特聘了一名“哲学家”，乃剑桥大学的亨利•史佛林（Henry Shevlin），正反映了走在科技最前沿的企业，也在积极思考“何谓智能？”、“如何论证AI责任？”、“AI能有真正的自主性吗？”等基础问题。刚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峰会上，来自于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INSEAD等知名国际院校的与会者皆不约而同地探讨以上问题，讨论热烈与精彩也间接影射了香港在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
香港文化土壤充沛，既承载着传统儒释道的东方智慧，也拥有源自西方对财产权、知识产权、隐私权等个人权利的重视，既有大量来自于南亚及东南亚，也有不少来自日本与南韩高度发达的东亚经济体的外来人才。在AI领域里面，更有相当可观从海外“回流”人才，选择在港开启研究生涯的新篇章。所谓的“东西合璧”，无时无刻都通过这座城市多元的人民交流与协作中上演。当然，若要进一步巩固这方面的结构性优势，大学及科研机构则应重点性地吸引包括近年从美来港工作的顶流华裔及越南裔科学家在内的国际人才、同时也要向身处欧美英等地的当地AI伦理、政策及治理专家招手，让他们来港交换思考。
三、香港应当成为国际社会上研究AI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大领域所构成影响的主要基地。“AI对就业劳工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应当如何处理？”“中小学应当如何把AI融入教学课程当中，并确保毕业生具备AI应对能力？”“AI对产业转型或升级有何效果？”这些应用成分课题往往都不被纳入“科技开发”的直接研究范围内，却是能定夺我们从AI崛起获益深浅的重要问题。
现时特区政府正就着北部都会区密锣紧鼓地策划各种各样的科技建设。然而软硬件须双管齐下。若此都会区能成立一所统筹并汇聚香港各大专院校师资力量的“AI+研究院”，与横跨亚洲（包括内地）的科技企业群策群力，针对不同AI的社会应用作针对性调研，这无疑对香港在国际AI发展的定位有莫大裨益。
事实上，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当中占2026QS全球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排名中一百强中的五席。研究资助局也应当更精准地鼓励及支持横跨AI及人文学科的伦理规范研究，从而提振在地的AI安全调研机构及咨询机构的士气。民间当中有意支持大学发展的企业及高净值个人也应投放更多资源，支持跨越AI及人文、社会科学、公共治理的“科技治理”研究，从而创造出一个行稳致远的生态圈，吸纳来自内地、亚洲，甚至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深人才到港落地生根，最终创造出自成一家学贯中西的学派。调研过程中所产出的真知灼见，则能通过一个所有第一年学生的“AI综合常识”必修课，供年轻一代吸收。
当然，前路并不完全平坦。有部分美国AI企业把香港视为与内地无异，并尝试将其排除在其服务范围以外。也有质疑声音认为，作为中国一部分的香港缺乏新加坡所具备的“中立性”，难以成为中美之间的AI缓冲区。
清者自清。我们深信有不少美国学术界翘楚仍能分辨清楚香港内地之间的金融、司法、教育、文化、信息流通等有机区隔，从而也观察到一国两制的独特价值。然而面对这些质疑，香港有心有力者也应迎难而上、在港举行开放而透明的AI治理对话讨论、鼓励并吸纳更多AI创新者及治理推动者来港，以实质行动证明香港对外开放的坚持，方能为香港国际定位带来新气象。
（注：陈繁昌，前香港科技大学及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黄裕舜，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兼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