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通常被视为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尽管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尚存争议，但至少具有广泛影响力，本文在此前提下展开分析。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是国家回应和塑造外部世界的重要方式，体现了国家作为地缘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一个有效的大战略通常应当具有较高程度的连贯一致性（Coherence）；反之，如果一个大战略左右互搏、前后矛盾，那就不仅难以体现国家的主观能动性，还会削弱其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正如基辛格所言，大战略不仅关乎手段与目标的匹配，也不仅在于战胜某个敌人；更重要的是，在面对一个动荡的世界时确立某种程度的掌控力与一致性。
那么，作为中国的重大对外战略，“一带一路”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种掌控力和一致性？学术界对此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有些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自上而下设计、高度协调且连贯一致的大战略；但也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虽然是北京的大战略，但其实相当松散，其设计和实施都不够连贯一致。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为了准确评估“一带一路”的战略一致程度，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用于分析战略一致性的理论框架，然后运用此框架对“一带一路”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作出尽可能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二、理论框架
战略的定义林林总总，本文采用美国军方的定义：
“战略本质上关乎目标（ends）、方式（ways）和手段（means），即决策者在某种最佳理论或原则（方式）指导下，运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和工具（手段）来实现某些根本利益（目标）。”
由以上定义可知，战略的三要素是目标、方式和手段，下图是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可视化表达：
图片为作者自制
根据战略的定义及其三要素之间的关系，评估一个战略连贯一致的程度，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各个目标之间是否有合理的优先级？
战略往往有多重目标，但国家所拥有的手段永远是有限的。因此不能对各个战略目标平均用力，而是应设定优先级，否则会造成次要目标冲击主要目标，从而招致战略失败。
美国战略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指出，“国家——尤其是大国——存在于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其能力永远不足以把握所有机遇、应对所有威胁。在此情境下，大战略需要毫不留情地进行优先排序。领导人必须辨明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威胁与机遇最为紧迫，并据此部署资源。因此，大战略本质上是权衡取舍的艺术。”
2025年12月初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战略理论进行了清晰直白的描述，几乎是一份战略科普读物。该文件特别重视美国国安战略的优先级设定，强调“战略必须进行评估、筛选和优先排序。并非每个国家、地区、议题或事业——无论其价值如何——都能成为美国战略的焦点。外交政策的宗旨在于保护核心国家利益。”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是一个大战略家。他在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著名文章中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他在此文中强调集中使用兵力，反对“军事平均主义”。的确，贪多求全，最后必然是什么事都做不好。但有时放弃比坚持更难，因此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时，必须无情地（ruthlessly）设定优先级。
当然，战略目标本身必须现实可行，否则即便有优先级也难以保证战略成功。作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战略文件，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它国事务唯有在直接威胁美国利益时才值得美国关注；这份战略因此强烈批评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将它们的战略目标称为“愿望清单或理想终态的罗列”。
（2）目标与手段是否互相匹配？
除了重视战略优先级，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强调了战略目标与手段必须互相匹配。这份文件指出，“所谓‘战略’，就是一项具体而现实的计划，阐明目标与手段之间的本质联系：它始于对期望成果的精准评估，以及对实现预期目标所能运用或切实可创建的工具的评估。”
目标超过手段会导致战略透支，目标小于手段则属于战略保守。对于大国而言，战略透支比战略保守更危险；历史上因为过度扩张而衰落的帝国强权，要远多于谨慎行事的国家。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若一国在战略上过度扩张——比如征服广袤领土或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便可能面临潜在收益被巨大开支所抵消的风险。当该国正经历相对经济衰退时期时，这种困境将尤为尖锐。”此书出版于1989年，那时肯尼迪就认为美国面临“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他指出，“华盛顿决策者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棘手且持久的事实——当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与义务总和极为庞大，但美国同时捍卫它们的能力却远远不够。”
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此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精英，认为他们追求那些超过美国国力的目标，不但严重误判了美国人民的意愿，即不愿长期承担那些与国家利益毫无关联的全球责任；而且高估了美国的财政能力，即同时维持庞大的福利、监管、行政体系和巨大的军事、外交、情报及对外援助体系。
战略目标和手段不但需要在战略制定之初互相匹配，而且还应在整个战略实施过程中保持动态平衡。美国战略学者布兰兹对此论述说，大战略“既要整合手段以达成目标，也要调整目标以避免过度消耗手段。”英国著名军史学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非常重视为达成战略目标所付出的代价，他认为惨胜根本算不上胜利。
（3）战略所采用的方式（ways）是否恰当？
目标过高，手段不足，战略几乎必然失败；但目标合理，手段充足，战略也未必就能成功。国家必须在正确的理论或原则指导下，即采用合适而明智的方式（ways），才能将其所掌握的手段转换为目标。换言之，一个战略是否连贯一致，方式具有极大重要性，甚至能决定该战略的成败优劣。
国家如果采用了不合适的战略实施方式，不但难以实现目标，还可能损害手段本身。正如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后冷战美国决策精英的尖锐批评：“我们的精英阶层不仅追求了一个本质上不可取且无法实现的目标，更在追求过程中破坏了实现该目标所必需的根本手段——即我们的国民品格，它是美国赖以建立其力量、财富与体面之基石。”
综上所述，战略一致性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目标之间是否设置了合理的优先级？目标本身是否现实可行？
（2）手段与目标是否匹配？当国家所掌握的手段发生变化时，目标能否相应调整？反之亦然。
（3）是否采用了合适的方式，从而将国家所掌握手段有效（effectively）和高效（efficiently）地转化为目标？
大战略也属于战略。因此，以上关于战略一致性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大战略。接下来本文将运用此框架对“一带一路”进行实证分析。
三、“一带一路”不同目标的优先级
作为一个宏伟的战略，“一带一路”有着多重目标，本文按照如下维度对它们进行区分并考察其优先级。
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的问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需要，因而有着清晰的经济目标：
•输出过剩产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约合当时的5800亿美元），使得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相关行业产能迅速扩大。在“一带一路”问世的2013年，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但中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于是“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实现国内平衡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经济发展迅猛，但中西部地区却相对贫穷落后。“一带一路”向西联通欧亚大陆，这给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内各地区平衡发展。
•投资和贸易多元化。在2013年前，中国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市场依赖程度很高。但随着中美关系乃至与整个西方关系的复杂化，中国需要降低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一带一路”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因而有利于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多元化。
•出口中国标准。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基建，有利于出口中国标准，从而奠定长期稳定市场的基础。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大量项目采用人民币结算，这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对美元依赖，从而间接削弱美元霸权。
在中国，政治具有统领地位。作为大战略，“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并非纯粹的经济项目，也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目标：
•积极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全球公民和全球化倡导者的形象。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经验来提升软实力。北京认为，自己为那些希望加速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替代选择，同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全球（反霸）统一阵线，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秩序。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全球影响力。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战略思维的国家，“一带一路”不可避免也有着安全和战略目标：
•海上航线安全。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高度依赖海外能源、原材料和市场。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可以增强其保障海上航线安全的能力。
•能源供应多元化。中国从中东、非洲和拉美进口能源和原材料，需要经过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战时容易被美军封锁，因此需要开拓俄罗斯和中亚作为陆上来源。此外，通过巴基斯坦和缅甸可以打通印度洋入海口，有助于规避所谓的“马六甲海峡困局”。
•西进欧亚大陆，对冲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在BRI 1.0阶段（2013-2023），政治和战略目标总体上压倒了经济目标，导致“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率并不高。但从长远来看，牺牲经济理性终将难以为继。加之中国能够用于“一带一路”的财力减少，因此，在BRI 2.0阶段（2023-），中国调整了“一带一路”的实施方式，更加重视经济理性。这意味着经济目标权重提高，甚至可能超过政治和战略目标。
陆路vs.海路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大国，“一带一路”也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者主要覆盖欧亚大陆，后者主要穿过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那么，对于“一带一路”而言，到底是陆上重要，还是海上重要？对此中国官方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具体的描述，因此我们很难统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有多少投资、占多大比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间接信息进行推测。2019年官方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中列举的大部分项目，属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项目包括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阿联酋哈利法港，以及与47个沿线国家签署的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与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陆上项目相比，海上项目并不突出。
在2023年10月发布的“一带一路”白皮书中，海上部分项目有所增多。根据德国智库MERICS在202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在全球67个国家共参与110个港口项目，其中78个港口的拥有者或运营者是中国公司；中国公司作为项目开发者完成了72个港口项目（总额为330亿美元）；中国国有银行对至少45个港口直接融资。但与“一带一路”总计上万亿美元投资和成千上万项目相比，这些港口项目所占比例并不高。
虽然北京在2020年5月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主张，但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依存度仍然很高。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本土能源和原材料自给率不高，需要从国外购买；而且近年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减反增，海外市场愈发重要。但不管是能源、原材料进口还是制成品出口，目前主要还是通过海运进行。“一带一路”陆上部分所经国家众多，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而脆弱，比如俄乌战争就曾导致中欧班列中断。有鉴于此，“一带一路”整个战略似不宜以陆上部分为重点，而应更重视海路。
但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一个陆地文明，重视陆地甚于海洋。晚清时期，中国政府内部曾就“塞防”（西北防务）与“海防”（东南防务）的优先级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大辩论。最终，左宗棠代表的“塞防”派战胜了李鸿章代表的“海防”派，也可以说是陆权派战胜了海权派。
这个战略传统也在“一带一路”中也得以体现。虽然该战略有海上部分，但其规模和重要性逊于陆上部分。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传统陆权大国，虽然已经开始重视海洋，但离真正的海洋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理区域
就地理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在启动之初重点较为明确：“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面向中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面向东南亚。中亚和东南亚对中国确实极为重要。从经济角度看，中亚拥有丰富的能源和资源，而东南亚则是潜力巨大的市场；从战略角度看，中亚关乎陆权，东南亚关乎海权。
“一带一路”初期聚焦中亚和东南亚，但很快就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及其周边海域。以下是2015年官方文件中的相关规划：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目标在于联通中国和欧洲。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在此阶段，亚欧大陆及其毗邻海域是“一带一路”覆盖的主要地理区域。尽管已经超越中亚和东南亚，这一阶段的规划仍然相对集中，并没有全面铺开。
然而，在2017年的官方文件中，“一带一路”的覆盖地域出现了明显扩展。根据这份文件，亚欧大陆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地区；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伙伴；欢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洋洲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向延伸地区；中国愿意与有关发达国家一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合作。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的地理覆盖范围在2013年提出之初主要是中亚和东南亚；到2015年已扩展至整个亚欧大陆及其周边海域；而到了2017年，则进一步扩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大洋洲，几乎涵盖全球所有区域。因此，“一带一路”的地理覆盖优先级，在实施过程中变得逐渐模糊。
合作领域
在2015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中，“一带一路”规划的合作领域主要就是所谓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2017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合作领域出现明显扩展，从主要集中于经济合作，逐步延伸到人文领域，在原有“五通”的基础上形成了七大领域：（1）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提升经贸合作水平；（3）扩大产能与投资合作；（4）拓展金融合作空间；（5）加强生态环保合作；（6）有序推进海上合作；（7）深化人文社会及其他领域交流合作。由此可见，“一带一路”的合作领域不但数量增加，内容也更加具体。
在2019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对合作重点有如下表述：“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把互联互通作为重点，聚焦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项目，着力推进公路、铁路、港口、航空、航天、油气管道、电力、网络通信等领域合作，与各国共同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这表明中国此时已形成优先级意识，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项目范围仍然不断扩大。最初“一带一路”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后来逐渐扩展到数字基础设施、文化交流以及卫生健康等领域。
在2023年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中，北京提出要稳步推进新领域合作，主要包括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2023年10月18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1）在基础设施方面聚焦重点项目和标志性工程；（2）发展电子商务；（3）推进“小而美”的民生项目；（4）促进绿色发展；（5）推动科技创新；（6）支持民间交往；（7）建设廉洁之路；（8）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包括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2023年11月发布的《“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进一步强调：聚焦重点项目、推动“小而美”项目、更加重视安全与风险管理以及从单纯的项目驱动逐步过渡到机制化建设。
因此，从2023年开始，“一带一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称为BRI 2.0。与BRI 1.0相比，BRI 2.0呈现出三个明显变化：（1）从“硬”向“软”扩展，更加重视民生、科技与社会交流；（2）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强调聚焦重点项目和标志性工程，而不是全面铺开；（3）加强机制建设与风险管理。
换言之，在BRI 1.0阶段，该战略全面展开，规模（Scale）和范围（Scope）都不断扩张；但BRI 2.0阶段则有所侧重，开始聚焦重点项目，强调“小而美”。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话来说，BRI 1.0是“大写意”，更重视规模；BRI 2.0是“工笔画”，更重视质量。这表明“一带一路”在持续发展，但也可能意味着“一带一路”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优先级在降低。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所言，鉴于中美贸易和科技战的严峻局面，经济和金融维稳最为重要，其他事务包括“一带一路”，或应退居次要地位。
下表是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在各个维度优先级的小结：
图片为作者自制
四、“一带一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一带一路”于2013年推出，当时西方各国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形势艰难。但同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非凡的经济增长和政府职能扩张，全国上下普遍乐观。换言之，当时的中国可谓处于高光时刻，拥有充足的手段（means）来实施“一带一路”，包括财力、人力、物力和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力。
财力
2000至2012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年增长率为13.9%，政府收入的名义年增长率为21.8%（按不变价格计算为18.6%）；中央政府因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而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支盈余——即中央政府可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2015年，这一数额达到4.39万亿元人民币（7044亿美元）。毋庸置疑，如此庞大的预算盈余势必会让人更大胆、更自信。
下图是中国从2013到2024年的历年中央财政收支，一直保持4到6万亿人民币的盈余：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片为作者自制
中国也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自“一带一路”推出以来略有减少，但一直稳定保持在3万亿美元之上。下图是从2014年到2024年的历年外汇储备总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图片为作者自制
正是基于如此雄厚的财力，中国在2014至2015年间承诺投入2400亿美元，用于设立专门服务于“一带一路”的金融机构：其中10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1000亿美元用于新开发银行（NDB，前身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400亿美元用于丝路基金。在2017年5月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最高领导人承诺向丝路基金追加1000亿元人民币（145亿美元），并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设立2500亿元人民币（362亿美元）和1300亿元人民币（188亿美元）的专项贷款计划，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至于北京对“一带一路”的投资总额，知名媒体如英国《经济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和中国《财新》，认为将达到“1万亿美元”。
在2019年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承诺具体金额。但在2023年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他承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根据AidData的数据，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基建项目贷款承诺总额达2490亿美元。新冠疫情期间，“一带一路”活动有所减弱，但疫情结束后恢复增长。2025年是“一带一路”在各国参与度最高的一年，建筑合同总额达1284亿美元，投资额约为852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拥有足够的财力来实施“一带一路”，目前为止的总体投入仍然在其能力之内。相对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花费的6万亿美元，“一带一路”花钱并不多，但战略效果却相对更明显。
人力、物力和技术能力
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工程建设专业人才队伍，高等院校与职业院校每年培养大量工程类毕业生，为基建行业提供持续人才供给。在所谓的STEM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超过500万，高居全球之首。而美国每年的STEM毕业生只有大约80万名，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也拥有巨大规模的产能，“一带一路”因而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目前的产出规模大幅领先美国：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汽车产量是美国的3倍，钢铁产量是美国的13倍，水泥产量是美国的20倍，整体造船能力约为美国的200倍。在多种重要产品的全球份额中，中国生产的化学品和船舶约占一半，电动汽车占近70%，电池占四分之三以上，消费型无人机占80%，而太阳能电池板和精炼稀土则是90%的绝对支配地位。在21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在全世界中的份额约为30%，而中国仅为6%。但如今中国的份额增长了五倍，达到近32%，而美国的份额则减半至15%。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份额将是美国的四倍——约45%，而美国仅为11%。这标志着，短短30年间中美制造能力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大的驱动力，因此积累了大量相关知识。在高铁、隧道和桥梁建设等传统基建领域，中国拥有雄厚的技术能力，形成了一整套标准与施工管理体系。随着“新基建”战略推进，中国大力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5G通信、数据中心、算力网络、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因此在虚拟数字空间，中国也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对于部分核心技术如芯片和高端制造设备，中国仍与世界顶尖水平存在差距，但在很多应用技术、工程管理与施工技术上已具备全球领先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能够为“一带一路”提供充足的财力、人力、物力、技术和经验知识（know-how）。就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平衡而言，“一带一路”其实具备很高的战略一致性。。
五、“一带一路”的实施方式（ways）是否合理？
一般而言，国家大战略需要综合使用多种手段才能达成目标。美国战略学者布兰兹指出，战略的最高境界在于其协同效应：整合多种工具——无论是武力、金钱、外交，甚至思想——以实现最高目标。也可以说，大战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以理解和解释国家如何以高度协调的方式综合运用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作为中国的大战略，“一带一路”主要运用经济、外交和文化等非对抗性手段，而非军事、安全和情报等经典地缘政治手段。而且“一带一路”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互利共赢，反对零和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更符合地缘经济战略的特征，而非传统地缘政治战略。那么，“一带一路”采用地缘经济的实施方式是否合理？为回答此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何为地缘经济，然后才能评估“一带一路”采用此种实现方式的合理性。
地缘经济
冷战结束后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正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结，世界有重回强权政治的可能。但鉴于军事手段的危险性和高代价，当今各大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经济这个非军事手段来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这被称为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或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美国学者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将地缘经济定义为“使用经济工具来保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并促成有利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果和效应。”换言之，地缘经济使用经济工具来推行政治逻辑，为国家的地缘政治目标服务，即争夺和扩大国家的权力及影响力。由此可见，地缘经济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策和行为不同，后者目标局限于追求经济利益，以实现对市场、资源和国际经济规则的控制。
作为一个竞争性概念，地缘经济可以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大类；也可以分为伤害性和利益性两大类，通俗地说，就是大棒和胡萝卜。德国著名智库“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的一篇报告，将伤害性地缘经济政策称为现实主义类型，使用强制、压力和威慑；将利益性地缘经济政策称为自由主义类型，基于自愿、互利和正向激励。综合上述各种分类方法，地缘经济政策基本上可细分为如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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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对外大战略，是以一种主动积极的方式帮助众多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具有进攻性和利益性，因此属于第II类地缘经济战略。
“一带一路”采用地缘经济实施方式符合中国国情
那么，北京为何决定采用地缘经济的方式来实施“一带一路”？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军事强制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仍然不足；其次是带有列宁主义色彩的全能体制，使得北京有能力调动其经济和金融资源服务其政治和战略目标。
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如今更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还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极高的居民储蓄率，为其对外输出巨额资本提供了动机和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本就拥有充沛资源和丰富经验；自2008年开始的新一轮大规模基建使得中国产能大增，以至于国内市场无法全部消化，因而迫切需要寻找国外市场。
然而，中国的军事强制力、政治领导力和文化影响力并没有与其经济实力同步增长。澳大利亚学者詹姆斯•莱利（James Reilly）就此认为，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无论是通过军事胁迫还是理念吸引，在海外施加影响都面临巨大困难。下图是来自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展示了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的权力对比（2023年）。虽然中国的经济能力和外交影响力与美国相当，经济关系还超过美国不少，但中国在军事能力、防务网络和文化影响力方面仍然显著落后于美国。由此可见，中国在与美国竞争时，需要采取扬长避短的非对称（asymmetric）战略，即以经济为主、军事为辅，而“一带一路”正是如此。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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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体制具有列宁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深入到国家各个层面，能够控制、调动和协调所有地区、所有部门、所有人员和所有资源。这种特征使得党成为协调大战略的强大主体，让决策者能够摆脱部门和地方狭隘利益的束缚，从而在外交事务中追求大战略目标。这就是中国引以为豪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美国对外投资以私人企业主导的市场化模式不同，中国政府有能力调动强大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来服务其战略目标。事实上，中国银行业未实现私有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国家需要将资本引导至符合战略需要的项目，分配给政治上可靠的企业。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是主导中国经济外交的两家政策性银行。开发银行为国内外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提供融资，并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而进出口银行则为中国企业提供多种贸易补贴，并为中国援助计划提供资金。作为政策性银行，它们从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部获得预算拨款，为那些推进中国国家政策目标的企业和项目提供金融支持 。此外，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即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C）和中国工商银行（ICBC），也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不过它们有更强的盈利预期。
中国的决策者和专家普遍抱有如下信条：（1）经济资源可用于战略博弈和扩大影响；（2）经济外交能使中国与受援国双赢；（3）中国拥有体制优势，应当而且能够动员经济主体推进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一带一路”就是这些认知的产物，通过政府的资金支持，中国可以用其巨大的产能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以经济手段为主，其他手段为辅，多种手段互相配合，属于第II类地缘经济战略。这种实施方式符合中国国情，能够扬长避短，因而在战略上是明智的。
六、结语
“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大战略，总体上体现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性。首先，在目标设置方面，“一带一路”并非全面出击，而是在各个维度都维持了一定的优先级；其次，“一带一路”的目标与中国所拥有的手段也基本匹配；最后，“一带一路”主要以地缘经济的方式进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
但“一带一路”并非没有瑕疵。实际上，BRI 1.0阶段（2013-2023）摊子铺得过大，有战略透支之嫌。但中国在BRI 2.0阶段（2023-今）进行了及时调整，从规模转向质量，在聚焦重大项目的同时发展所谓“小而美”项目。这表明中国在实施重大战略时，有能力根据形势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这种适应能力，也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是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者，微信ChaoticGenghis。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