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专栏作家布里坦：英国财相的削减支出报告问题重重。赤字固然重要，但它应该是一个政策变量，而不应用于设定目标。

FT专栏作家布里坦：我认为，现代重商主义最恰当的名称是“以邻为壑”经济学，指的是某国政府不愿（或无法）通过国内手段提高产出和就业，转而损害他国利益。

FT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银行业并非我的专长。所以当银行业发生危机时，于我而言，最好的做法是，利用危机思考一些根本的东西。

FT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西方国家的央行刚成立时，并不掌管宏观政策，而获得这些权力后又履行得不怎么样。我支持央行独立性，但我们不应对其过分尊崇。

FT专栏作家布里坦：只关注通胀而忽视增长的货币政策体制已经失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瞄准经济中的支出流（即名义GDP）的方法，取代目前货币政策只瞄准通胀的体制。

FT专栏作家布里坦：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去年建议采用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就是这种货币的雏形。我们应当逐步赋予SDR更多真实货币的特征。

FT专栏作家布里坦：市场原教旨主义有句名言：政府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外，一般人不可能认同这句话，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

FT专栏作家布里坦：英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一些干预措施，显示出全能政府回归的迹象，并导致了政府对公民自由日益增强的蔑视。

FT专栏作家布里坦：在英国大选中，任何根据官方国民收入数据投票的英国公民都应当被剥夺选举权，因为英国经济停止收缩是个假象。

FT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如果西方国家开始削减财政赤字，谁来抵消中国的巨额储蓄？大多数答案都不切实际。恰当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缓慢提高利率，但允许预算赤字延续下去。

FT专栏作家布里坦：为了与认为政府多余的自由主义者划清界限，凯恩斯提出区分政府议程与非政府议程。反过来，我们亦可用这一概念圈定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领域。

FT专栏作家布里坦：短期内，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储蓄盈余，只能由较强大西方国家的财政赤字吸收，这就是当前经济形势的真相。

FT专栏作家布里坦：透明国际发布“全球腐败报告”，对各国廉政和企业行贿排名。我认为，过分强调腐败，可能分散人们对军售的注意。

FT专栏作家布里坦：金融危机表明，经济学家并不具备及时识别转折点和系统性失灵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本身是毫无价值的。

FT专栏作家布里坦：我们不应太起劲地谈论复苏萌芽，这有两大原因：一是涉及潜在产出活动的库存周期，二是涉及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

FT专栏作家布里坦：有些专家为了解除物价不确定对经济稳定的威胁，提议引入一种不受物价变动影响的新记账单位。我觉得，这种做法还不如容许适度通胀来得实在。

FT专栏作家布里坦：索罗斯说，经济不再自由下滑；特里谢暗示，经济衰退可能见底；金融评论员则在谈论“复苏的萌芽”。似乎，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FT专栏作家布里坦：公民A减少了对小商品的购买。生产小商品的公司B进行裁员，而被裁掉的员工转而又削减了支出。我们就这样将自己推入了一场衰退。

本应关注经济衰退现实的这一时刻，却有太多的此类伪财经评论紧盯着通货紧缩这个幽灵不放。我这里说的通货紧缩，指的只是物价持续下跌的一段时期。

FT专栏作家布里坦：凡事皆有定期，万物皆有定时。面对严重经济衰退，若鼓励民众节俭，只会使形势更加糟糕，加剧恶性的下行螺旋。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近来的讲话，让人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综观美国新政时期，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在应对经济下滑时，要把精力集中于需求和产出。不要干预物价和薪资；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有意或无意地增强企业、劳动者或农业游说组织的权力。

FT专栏作家布里坦：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机构的倒闭却比其它大型企业的倒闭威胁要大得多。眼下，政府重拾凯恩斯主义，进行大规模干预，将银行国有化，还随时可能宣布进一步财政刺激政策。

FT专栏作家布里坦：为了证明市场的力量，许多左翼政客不得不抛弃毕生最深的信念。他们现在要掉过头来说自己一直以来都错了吗？

FT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伦敦财政研究所发现，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而最富有的0.1%家庭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其中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