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再次引发关注。
2026年1月，他表示“不用为10年或20年后的退休存钱，这没什么意义。”他给出的核心依据是：AI、机器人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彻底重构全球生产力结构，未来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会大幅降低，甚至实现免费供给。总之，人工智能、能源与机器人飞速发展，将在10年到20 年内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使每个人都能获得 “普遍高收入”。
这番言论随即引发轩然大波，多数人对此认为应持谨慎态度。技术进步不等于财富自动落到每个人头上，人性和制度的惯性非常大。在AI时代，贫富不均可能会继续加大，养老金依旧有必要。
工作会消失吗？
马斯克的言论其实可以对照2025年马斯克和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的辩论，议题正是工作和AI的关系。
当时马斯克认为“未来10到20年，工作会像现在的运动或电子游戏一样 —— 人们只是因为喜欢才去做。” 他还提到了自己最爱的《文明》系列科幻小说：“班克斯笔下的文明里，货币已经消失，人们追求的是艺术和冒险。AI和人形机器人会让这一切成为现实，这是消除贫困的唯一途径。”
对此，黄仁勋立刻摇头：“埃隆，你把小说当现实了！” 他认为工作不会消失，但内容会变：比如放射科医生，五年前所有人都说 AI 会取代他们，但现在招聘量反而增加了35%。因为 AI 让他们效率提升，能看更多片子、陪更多病人。
马斯克反驳，电力和资源仍是限制，但AI生产力爆发会让物质极大丰富。这场辩论，以谁也没能说服谁结束。
从事后反响看，大家更倾向于认同黄仁勋。不过，公号徐瑾经济人一位读者的留言更有深意，两人的观点看似截然不同——马斯克的预判直接激进，黄仁勋的看法则更偏向循序渐进，实则内核一致。“这就像医生对患者病情的不同表述策略，看似路径相异，实则殊途同归：未来的发展必然离不开AI技术的深度渗透。AI是个物种，单纯用经济方式衡量，怎么看好像都不对。”
确实，仅仅用经济甚至技术视角看待AI是不够的。马斯克在技术上甚至商业上都极具天赋，但是在政治上却显得有些幼稚。当然，我甚至对此有些许尊敬——其中不失一种理想主义的清澈。
他似乎认为，人类在技术进步之后，就可以摆脱很多经济的局限。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多少复杂的文明曾一次次兴衰崩溃。技术是发展的阈值，却不能保证人们不做蠢事，尤其是在政治层面。
不同时代的分配规律
谈AI时代的贫富不均之前，不妨回顾下人类历史的分配规则。
经济学家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是贫富差距的元凶。他将经济投入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这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可以出售，也可以无限累积；劳动力可获得报酬，却不能被他人拥有。通过对 18 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 300 年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皮凯蒂发现，资本回报率一般而言高于经济增长率——平均来说，投资回报率维持在每年4%到5%，而GDP每年增长1%到2%。
这意味着，靠劳动的人和靠资本的人，面临的财富升值空间完全不同。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经济规模翻番要35年。一百年内，拥有资本的人，财富会翻至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仅增长8倍。如此，贫富不均便随之产生。
这个理论听起来无懈可击，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皮凯蒂也因此成为超级学术明星。不过这一理论，实际上无法解释1980年之前美国贫富差距的改善，也与利润占GDP比例持续走低这一现象相悖。
事实真相是，收入分配的规律随历史阶段不同而变化。我在《软阶层》中，将其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工业革命阶段、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最近40年来欧美不平等状况的恶化，主要是经济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社会不均等的资本分配，决定了不均等的收入分布。
在工业革命阶段，资本稀缺，资本回报率很高。这个阶段大致从工业革命爆发开始，直到大萧条。这一阶段，很多国家往往也对应着刘易斯拐点之前的高速城市化阶段。所谓刘易斯拐点，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概念，他指出，在工业化、城市化初期，农村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由于农村土地有限，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只能容纳一定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当农业中投入的劳动力饱和后，再增加投入，产出很难提升。这种情况下，那些闲置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约等于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这些农村闲置劳动力迁往城市，由于他们在农村的边际产出很低，在城市却能挣到更高的收入，城市对他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下，城市各行各业需要增加雇佣人手时，往往不需要太高的工资，就能招到足够的劳动者。于是，在资本相对稀缺的背景下，扩大生产、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资本占据了新增价值的大头。这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大体可称为资本分配占优原则：谁有资本，谁占优。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描述的，实际上都是这个阶段的状况；对美国而言，从内战结束到1929年大萧条，大体也处于这一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劳动阶级的悲惨处境、资本家的骄横暴富，引发了无数社会义愤，也正是这种不公正感，成为贯穿19世纪、20世纪社会阶层分裂与剧烈斗争的主导力量。
这个阶段之后是工业时代，大致对应大萧条之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的漫长时期。在这个阶段，城市化大体完成，劳动力结构度过刘易斯拐点，农村闲置劳动力转移殆尽；拜上一阶段资本暴利所赐，资本已极大丰富，每单位劳动配备的资本数量大幅提升。资本四处寻找利润机会，而它们发现的每一个机会，都必须以更高的工资率雇佣人力才能实现。人工与资本的实力对比，开始向人工倾斜。虽然资本数量（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越来越多，但其回报率却越来越低，以至于资本获得的回报——也就是利润——占比并非一路走高，反而持续走低。工会势力开始崛起，社会平权运动声势浩大。这个阶段的收入分配，与上一阶段截然不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空前提升，可称为人力资本占优原则：谁的人力资本高，谁占优。
在美国，这对应着上世纪大萧条及二战之后，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成长直至1980年婴儿潮退潮的时期。这一阶段，大体完成了高等教育、城市化与知识传播的普及。这一历史进程，缩小了穷人与富人在人力资本上的巨大差距，也使得这一阶段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
第三个阶段则是后工业时代，对应20世纪80年代之后直到现在。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后不久，美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知识经济开始崛起。
后工业时代的第一个影响是，人力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放缓甚至停滞，富人与穷人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大致维持在原有水平，并未像上一阶段那样持续缩小。
AI 时代的分配规律
那么进入AI时代，一切会有什么不同？
AI 时代的分配规则，看似新鲜，实则依旧遵循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原则，但规律有所不同。知识经济崛起后，人力资本的网络效应开始大幅提升。知识社会来临后，一个人拥有怎样的社交网络，对其收入的影响，远大于工业经济时代。 在工业经济时代，一技之长，而非社会关系，对大部分人来说更为重要。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拥有同等人力资本的人，可能会因为人际网络的差异，在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上出现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群网络的幂律特征更加突出，导致拥有更多网络联系的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高收入。
所谓幂律，是指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交联系数量各不相同，拥有大量联系的人数量极少，而绝大多数人都只有较少的联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百度这样的大型网站，点击率可能是一些小网站的上亿倍；一位企业家的社交圈人数，可能是一位IT工程师的100倍。
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收入分配的原则再次被改写，网络效应的重要性空前凸显，可称为网络效应占优原则：谁拥有优质网络，谁占优。
在网络效应占优原则之下，一家企业的商业成功，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量级转化为财富。工业经济时代，1867年成立的卡内基钢铁公司，经过50年的发展、无数次的合并与收购，才于1917年成为美国最大企业；1908年成立的通用汽车公司，经过42年的发展，于1950年成为美国最大企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节奏骤然加快：1975年成立的微软，仅用24年就成为美国最大企业；1998年成立的谷歌，只用了14年，就成为全球市值第二的公司。
个人财富的积累速度也同步升级。2004年，年仅20岁的哈佛大学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创立 Facebook（脸书），14年之后，他的身价高达81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
对于发达国家的穷人来说，网络效应对其十分不利；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冷战结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令全球化骤然加速，中国等人口大国加入全球产业链网络，以极低的成本，对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形成了挤压与替代。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出口联盟，以前所未有的优势与规模，抢占了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的市场，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等可替代性强的群体，承受了最大的相对损失。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在本世纪以来减少了29%，民间的不满情绪可想而知，特朗普的崛起显然与此相关。欧洲也不例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2004年到2011年之间，欧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了2.3%——欧洲对核心中产阶级的定义与美国稍有不同，指收入介于人口平均收入中位数80%到120%之间的群体，这一群体代表了欧洲23%至40%的家庭。
后工业时代与全球化两大力量交织之下，发达国家的贫富鸿沟迅速拉大。即便是在推崇追求梦想的美国，财富重新分配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整个20世纪来看，大部分情况下，财富是从富人流向穷人；但从1980年开始，财富开始从穷人流向富人。更甚者，除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中下层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大量 “负财富” 人群，这意味着在美国，约有一半人口的累积财富为零。
未来会如何？
值得深思的是马斯克这段讨论的前提和上下文。当时，马斯克在与奇点大学校长彼得・迪亚曼迪斯的访谈中，探讨 AGI（通用人工智能）、能源、Optimus 机器人和未来丰裕社会等话题时，谈及了退休金问题。
他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将达到极高水平，物质将极度充裕，未来人们将能拥有想要的一切，因此为退休储蓄将变得不再必要。这份访谈值得一读原文。
如果他所说的一切真的实现，人类需要思考的，确实不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连自身存在的意义都将岌岌可危。但即便如此，钱难道不是变得更重要了吗？无论何时，人的底层需求其实从未改变。最近国内 “死了吗” APP的爆火，也印证了这一点：生老病死与财务自由，是多数人最现实的追求。问题在于，技术在进步，人们对生活的底线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货币只是一个符号，无论是美元、人民币，还是算力、比特币，本质上并无不同。货币背后的核心，是信任，是安全感，是他人对我们的价值负债凭证。从这个意义而言，货币即权力。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多存钱、多赚钱，总归没有坏处。
更何况，马斯克本人坐拥数千亿美元身家，作为全球首富，他提出 “不用存养老金” 的建议时，若能拿出部分财富投入公益，或许会更具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人生中，任何人为你提供的建议，若其并非身处同一处境，那么这份建议便没什么实际意义 —— 毕竟，他不会为你的生活负责，你赚到的钱，也不会分给他。就像马斯克这个例子，十年二十年之后，他或许只会轻描淡写地回应一句：“哦，我当时过于乐观了……”
也正因此，分析经济问题，除了依托数据、逻辑，还需要建立历史框架。历史为何重要？据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说过：“你向后看得越久，就能向前看得越远。” 不知他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但俄国的思想家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这向我们说明，东西方的智者，不约而同地相信历史的先见之明，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终极真理：太阳底下无新事。
读历史会发现，经济的逻辑是简单的，而政治的博弈是复杂的。当然，有人读历史，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有人读历史，却是为了寻找重蹈覆辙的借口，更有极端者，是为了把坏事再做一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