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杰荣、沃泰姆：中国启动了一个庭审公开网，越来越多的庭审可以高清在线观看，这对不透明的司法意味着什么？

毛寿龙：我更相信雷洋是路过，而不是去嫖娼了，但他的出事，的确是依靠原始道德秩序提供正当性的国家秩序逻辑的结果。

张千帆：洪振快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故事，但一审判决选择扼杀他的言论。封杀历史研究自由空间，恰好为虚无主义提供避难所。

笑蜀：在正常国家，一旦爆发社会和政治冲突，程序化的第三方权威机制会自动启动，保证公平公正地处理。雷洋案也有第三方权威机制来应对，保证不枉不纵。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雷洋事件的重点不是是否嫖娼。从尊重死者、体恤生者、保护众者出发，我们应该探究如何从制度上减少雷洋式的不明死亡事件。

许多律师对于一款应用可能抢走他们饭碗的想法嗤之以鼻。但另一群专业人士却在着手开发一系列工具，他们认为这些工具将彻底颠覆传统的法律服务。

该法授权公安部门建立禁止在中国运营的“不受欢迎的”组织名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刃韧：《纽约时报》经历的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说明，在遏制总统及政府滥用权力上，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公益人才让多吉：《慈善法》草案中“管理费”和“合作公开募捐”的规定，可能为政府和官办慈善公益组织留下腐败空间。慈善组织行业约束和信息公开才是重点。

迈耶霍弗曾在律所工作，后来转行开了一家专为律师服务的心理治疗所。迈耶霍弗认为，自己的律师经历让他更能理解律师光鲜表象下的辛酸。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为何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在出台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宽马路、大小区、大院子正是产权保护和公民权利低下的产物。用导致错误的方法去纠正这个方法犯下的错误，结果很可能不是改正了这个错误，而是加重这个错误。小区到底打不打开，政策最终应由城市居民自己来选择。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

龚克：面对恐袭风险，法国社会党政府提出修宪动议，考虑对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双重国籍公民褫夺国籍，引发各派激辩。此事对中国有何启发？

FT中文网撰稿人刘波：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说明，专家与大众并非对立，而是法治改革的盟友关系。在死刑适用范围缩小后，死刑执行中暴露出的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而这些难题的缓解需要依赖社会的合力。

作家谢宏：在新西兰，交通伤害赔偿都由政府机构ACC支付，纳税人每年需交纳这项税费。法律条款的目的应是引导民众向善，否则就应该修缮。

Trusted Sources中国总监芬比：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强调“法治”建设，但其实中国盛行的是“法制”，中国领导人仍在坚持以法律约束民众的法家传统。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让亲人互相检举揭发，无疑会摧毁正常的伦理亲情，不但给个人家庭，也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文革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天则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赵旭：五年前仓促的食品安全立法目前面临大修，但政府角色仍未重新界定。应在信息充分披露基础上让市场自行选择，政府充当裁判者。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是，先有底层实践，对不合理的政策与法律进行突破；再有决策层的认可与改革；最后是法律修改与法制化实施。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个一视同仁的恶法更恶，希望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来消解恶法，是缘木求鱼。

FT专栏作家库柏：同性婚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法律认可，为左翼人士指点迷津：他们需要学会使用右翼的措辞。比如保守主义者爱谈“家庭价值”，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打家庭价值这张牌。